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从1661年延续至1795年，长达134年，几乎占去清代历史的半数时间，被后世誉为“康乾盛世”。然而就是在此期间，欧洲出现了近代科学技术、工业资本萌芽。那些被清廷视为外番小国的欧美舰船，在全世界攻城掠地，抢夺资源，甚至蹲到了中国的家门口虎视眈眈。而在中国国内，清廷出于统治需要，长期实施“重农抑商”政策，禁锢社会发展，压制社会革新，使得中国近代文明日趋保守停滞。康雍乾时期对社会的禁锢措施种类繁多，具体可总结为十大禁：即“禁边、禁矿、禁教、禁武、禁海、禁酒、禁烟、禁戏、禁书、禁谱”。总体政策以禁为主，禁中有弛，其中除禁烟禁教可算良政外，其他均严重束缚民众身心。
康乾盛世——中国近代衰亡之始
（一）禁边起自清军入关初期，东北被认为是满清的龙兴之地，严禁汉人越界涉足。为此自1638年（皇太极崇德三年）起，至1681年（康熙20年）。满清历皇太极、顺治、康熙三朝，用时43年，在东北边界修筑起1300余公里长的壕沟土堤，并派有八旗兵巡查驻守，史称“柳条边”。这条禁令导致中国东北边境空虚，引发边疆危机。
（二）禁矿，1704年（康熙43年），社会矛盾激化，为防矿工聚众闹事，康熙发布上谕实施禁矿政策，除官商矿厂外，各地民间铅铜银铁矿都遭禁止。此后延续百年，直至道光后期才陆续开放民间自由采矿。禁矿令对于遏制中国近代工业化影响极大，需知英国工业萌芽即因采矿而起。
（三）禁教，1721年（康熙60年），罗马教廷因礼仪之争与清廷发生冲突，康熙决定禁止天主教传播，遣返传教士。雍正元年（1723年）正式实施禁教令，这项国策一直延续到道光时期至1844年开禁。禁教对于遏制外国势力入侵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同时也阻碍了中西方科学交流，可谓利弊各半。
（四）禁武，1726年（雍正四年），清廷发布禁武令，禁止民众佩刀剑行走，禁止百姓拳斗，禁止民间擂台较技，违者依律重处，擂台死伤按杀人论罪。此令意在防范汉人习武，遏制民间尚武之风。
（五）禁酒，1737年（乾隆二年），因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方苞奏称，西北五省（即直隶、河南、陕西、山西、甘肃）每年因造酒而耗费大量粮食，乾隆遂下达禁酒令。违禁者杖责监禁，失察者降级。
（六）禁戏，清代的戏曲业非常发达，乾隆也喜好戏剧，但从乾隆四十年（1775年）起，因戏文中有“不法字句”，乾隆谕令地方官严查剧本。乾隆四十五年，乾隆正式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清理不良剧本活动。要求各省把禁书工作的阶段性重点转移到剧本上来。乾隆一朝禁了大约三百出戏，多以“淫词唱本”为罪名。所禁戏中，最著名者有王世贞的《鸣凤记》、李渔的《笠翁传奇》十种，有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王实甫的《西厢记》，还有汤显祖的《牡丹亭》。到道光年间，如《水浒传》、《说唐》、《反唐》诸演义，一并禁绝。除此之外，乾隆为控制戏曲，还加强对剧本的修改，要“以忠孝节义为主”，均为增强道德教化，利于统治民心。
（七）禁书，与禁戏相比，更严厉的当数禁书。仅乾隆三十九至四十年间（1774-1775），就烧书24次，共13800余部。在纂修《四库全书》期间，乾隆一手推动销毁对满清不利的书籍约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达15万册，销毁版片总数170余种、8万余块。此外还对明代档案进行了大规模的销毁和纂改。乾隆禁毁图书，致使清之后宋刻本成为极为稀有之物。与之相伴的是数量众多的文字狱。乾隆时期的文字狱达130多起，其捕风捉影之荒唐，株连之广泛，处理之严酷，均超过前朝。在这种高压的文化政策下，文人多用曲笔，不敢谈国事，以免遭杀身之祸。如此禁锢思想，严重摧毁了中国文化活力。
（八）禁谱，乾隆大兴文字狱，甚至连民间修订家谱都要干涉，严查祖先名讳，不准妄攀祖宗，禁用“开基、中兴”等帝王专用词汇，甚至不准刊载祖宗画像。修完家谱需交官府审查，连山东孔府都停止了修谱工作。直至1930年孔府才重开谱局修订族谱。康雍乾三朝如此严厉的禁锢政策，堪称世所罕见。明代中国社会的思想活力，到清代已死气沉沉。
闭关自守——英国人如何影响中国国策
从1684年康熙解除海禁，设立闽、粤、江、浙四海关起，中国自清初海禁而中断的海外贸易得到恢复，史称“四口通商”。然而到1757年（乾隆22年），一个偶然的事件，使得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出现重大变化，导致清廷闭关锁国长达90年之久。事情源于一个普通的英国人詹姆斯·福林特（James Flint，中文名洪任辉）。1736年（乾隆元年），16岁的福林特搭乘英国商船抵达广州，留在当地学习汉语。五年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约克号”前往广州，董事会要求船长对福林特给予帮助。福林特希望能得到资金支持，以继续学习汉语，并表示愿意成为其雇员。英国东印度公司随后向其提供了150两白银。1742年（乾隆七年），英国舰队环球航行时访问广州，舰队指挥官拜访两广总督，福林特成为会谈翻译。1746年福林特正式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通事（译员）。他也是唯一一位通晓汉语的雇员，这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史上具有极大意义的一件事。在此之前，英国商人在华贸易中只能依赖中国翻译或者法国、葡萄牙的传教士。
福林特因此飞黄腾达，年收入超过900两白银，并取了个中文名字“洪任辉”，成了英国商人与广州官府交涉的核心人物。在充当翻译之余，洪任辉还直接跟中国人做起了贩茶生意。1755年5月，在东印度公司的指示下，洪任辉带领两艘英国商船前往宁波采购丝茶，希望开辟新的贸易港。他们受到当地官员的欢迎，更令英国人惊喜的是，浙海关关税比粤海关低，各种杂费也比广州方面少很多。于是，在此后两年中，英国东印度公司屡屡违规，绕开广州口岸，派船去宁波贸易，致使粤海关关税收入锐减。因此，乾隆皇帝首先下令浙海关把关税税率提高一倍，以抵制外船北上，使其无利可图而返回广东。不料英国东印度公司仍不断派商船前往宁波贸易。颇感无奈的乾隆，于1757年宣布对欧洲商人封闭闽、浙、江三海关，仅保留粤海关，通过广州一处口岸进行对外贸易来往，史称“一口通商”。（日本、朝鲜等国仍可在闽浙江粤四海关贸易）
英国东印度公司当然不愿就此罢休，指示洪任辉再往宁波试航，如达不到目的，就直接航行至天津，设法到乾隆的面前去告御状。接到指示后，洪任辉于1759年由广州出航，并向当地官员假称回国，实际却偷偷地直航宁波。不过，他们的行踪很快就被发现，在定海海域被清朝水师拦住，无法驶入宁波。无奈之下，洪任辉便按公司的指示，驾船来到天津。通过行贿手段将一纸诉状送到直隶总督的手中，并由后者转呈乾隆皇帝御览。洪任辉在诉状中控告粤海关官员贪污及刁难洋商，并代表东印度公司希望清政府改变外贸制度。抱有侥幸心理的洪任辉还幻想这一招会收到奇效，但他大错特错了。乾隆看了他的诉状后，勃然大怒。他认为洪任辉不听浙江地方官的劝告，擅自赴天津告状，目的不良。结果洪任辉被抓捕后圈禁于澳门前山寨，后驱逐出境。
洪任辉事件发生后不久，乾隆感到要防止外商侵扰，除了将对外贸易限制于广州一地外，还必须加强对他们的管理与防范。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颁布了《防夷五事》，规定外商在广州必须住在指定的会馆中，并且不许在广州过冬，不得外出游玩，甚至还特别规定“番妇”不能随同前往；而中国商人不得向外商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除此外，清政府对输出货物的品种数量也加以限制。粮食（米、谷、麦、豆、杂粮）五金（金、银、铜、铁、铅），军火（硝磺）以及书籍（史书、一统志，地理图等）均严禁出口。丝、茶、大黄的出口数量也有一定的限制。此后近百年间，为了打破封闭的中国市场，欧洲诸国如沙俄、英国曾多次向中国派出使团，试图说服清朝皇帝改变闭关锁国的国策，但都无功而返。1792年英国向中国派出的马戛尔尼使团，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尝试。
广州十三行——天子南库富可敌国
自乾隆采取一口通商后，中欧贸易全部集中到广州，形成了畸形的经济布局。富裕繁荣的广东省，受外国势力长期渗透，后来屡次成为中国分裂动荡的根源（近代祸乱中国的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汪精卫，均为广东人，直至现在的南方系）。一口通商后，中国海外贸易非但没有衰弱，反而成倍增长。康熙四口通商期间（1685-1757），72年间来华欧美商船共312艘。乾隆一口通商后至鸦片战争前夕（1758-1838），80年间来华商船共5107艘，其中绝大多数是英国商船。英国取代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成为中欧贸易的主角。清廷海关关税也从1686年的122万两，增至1845年的551万两。外贸兴盛让广州十三行大获其利。在1684年康熙开关初期，并没有成型的外贸体制，大量西洋船只到来被堵在港外，经常让官员无法招架。于是广州珠江沿岸，出现了大量商户牙行做中介贸易，深受外商欢迎。1686年春，广东官府招募了十三家较有实力的牙行经纪人，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这便是后来的广州十三行。此后洋行数量多有变动，最多时有26家，最少只有4家，但十三行的称号一直传了下来。
垄断贸易特权使得十三行鼎盛时期形成了潘振承（同文行）、卢观恒（广利行）、伍秉鉴（怡和行）、叶上林（义成行）等四大巨富家族。其中又以潘氏家族和伍氏家族最为显赫。潘氏家族创始人潘振承，连续三代以经营丝、茶为主，一直被选任为十三行首领。潘振承的孙子潘正炜，能诗能文能画，号称三绝清才。1842 年，法国巴黎一家杂志社报道，潘正炜的财产总额超过1亿法郎，可见潘家财势。伍氏家族发迹稍迟于潘家，创始人伍秉鉴经营怡和行，成为巨富。1834年（道光14年），伍秉鉴拥有资产高达2600万银元（约合1820万两白银），而当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过2671万两白银。以致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评选世界历史上最富有的50人，伍秉鉴名列榜中。
伍秉鉴在西方商界也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凡盖有伍家戳记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就能卖出高价。在产业经营方面，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茶园、店铺等，而且大胆地在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1824年美国人罗素在广州成立的旗昌洋行，是伍秉鉴的生意伙伴，通过经营丝绸、茶叶和鸦片，迅速成为美国在华最大贸易商。罗素的堂弟是美国耶鲁大学“骷髅会”的创始人之一。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外祖父迪兰诺，也是广州旗昌洋行的高级合伙人。1837年，16岁的美国人约翰·默里·福布斯（John Murray Forbes）来到广州闯世界，他贩过茶叶、鸦片，但最大的收获是认了个干爹，这个干爹就是伍秉鉴。1843年鸦片战争结束后，广州十三行遭到沉重打击，损失高达数百万银元。当年9月伍秉鉴急病而死，终年74岁。在死前，他将大量资产向美国转移。伍秉鉴与旗昌洋行签订合同，将大笔资金投资美国实业，条件是每年利息要支付给他的后裔。约翰·福布斯由此成为旗昌洋行的股东，代表伍氏家族投资美国密歇根中央铁路、柏林敦和密苏里河铁路，并成立了美国股票投资公司，投资阿尔巴尼和波士顿矿业公司。福布斯因此成为美国“铁路大王”，晋身波士顿名门望族之列。他也是2004年美国总统候选人约翰·福布斯·克里的曾外叔祖（母亲一系）。
十三行行商无疑是当时中国最富有的一群人，不过并非每个行商都能身家巨富。1795年，十三行商人石中和拖欠外商巨额贷款，被迫变卖家产偿还，但家资不抵外债，依然欠银近60万两。此案报到北京后，石中和被发配伊犁。1796年，十三行总商蔡世文因欠50万两债银而自杀。1810年，会隆行郑崇谦、达成行倪秉发欠饷银，拖欠东印度公司及散商巨额债务而被官府撤办，并发配充军。除此之外，行商还必须以捐输、报效、贿赂等方式，向朝廷孝敬大笔银子。广州十三行曾经因为皇帝的勒索，成立了一个公所基金，每名行商都要把利润的10%放到基金里，以供孝敬皇室。其账目显示1807年基金向嘉庆帝上贡5.5万两，为军费捐了6万多两，为治理黄河捐了将近13万两，向户部上交5千多两，为京城的官员们行贿用了20万两。从1807年到1813年这短短的六年时间里，公所基金总共支出了将近500万两银子，这当中，还不包括直接向商人们勒索的银子。比如行商潘喜官，一次就捐了10万两，其他人自然也少不了。十三行年上缴税银超过百万两，其中有一部分作为皇室的经费，通过粤海关输送宫中，而皇室每年开销白银约在60万两左右。据皇家档案记载，皇帝把十三行作为财源滚滚的银库，常亲自审查经费的解交情况，如有出入就拿粤海关问责。有多位粤海关监督因亏空钱粮，被皇帝革除问罪。十三行和粤海关也就有了个别称“天子南库”。
除了民间贸易，广州十三行还是皇宫采办的重要来源，提供了大量的珍奇洋货，时称“采办官物”。其中多为紫檀、象牙、珐琅、鼻烟、钟表、仪器、玻璃器、金银器、八音盒、毛织品及宠物等。洋行商人根据帝后的具体要求，按照内廷出具的式样逐件采买，分别由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每年进献四次。除承担固定的采办义务外，洋行还随时置办皇室所需的日用洋货。1729年，洋行奉命觅购内廷配药所需，在当时属稀有洋货的伽楠香40斤。承办者无不战战兢兢，一个月后终于买足凑齐。1765年，军机大臣传来的一道谕旨，广州洋行便要为宫廷内务府采办进口紫檀木7万斤。乾隆时期对西洋钟表的痴迷达到巅峰，仅1784年便由粤海关进贡了130件。乾隆对西洋器物的痴迷，也是其在全国实施闭关自守政策，而惟留广州一口通商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