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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先生:被资本击沉的大明王朝

2017-12-08 15:16 战略·谋略 ⁄ 共 10179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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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明改制,伟大的总设计师明太祖朱元璋

在称帝之前,明太祖已经十分深刻的认识到,蒙元之所以这么快亡国,是因为它的无政府统治,对资本的无约束状态。太祖感慨的说,蒙元亡于宽,等我坐天下,必以严治国。

历朝历代的改制,都是如此,救前朝之弊,有所损益,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王朝的一套制度。汉亡于豪强和士族门阀,于是隋唐以武抑文,以佛攻儒。隋唐亡于武装割据和文化混乱。于是,宋朝在隋唐的基础上,抑制武官,并且又重新复兴儒家道统。

宋朝以文抑武,因为国弱,亡于兵祸。接下来的蒙元,矫枉过正,以军事同盟利益共同体立国,并一度废除科举,解除了整个文官系统,汉人士大夫纷纷下岗失业,只好写戏曲解闷。解除了整个文官系统,就意味着放弃农业税。税收乃立国之本,放弃了农业税的话,蒙元靠什么养活国家机器呢?蒙古人脑洞清奇,居然想到任用色目人为官,控制交通要道,设卡征税,完全以商业税来支撑整个国家。

蒙元的改制,让整个国家,处于彻底的无政府状态。因为免收农业税,地主财阀等资本家依靠税收优势,迅速地兼并了大量的土地,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是元明时期,金融资本家和农业资本家们最美好的一段日子。但是,对普通的老百姓来说,这却是一场漫长的恶梦。明太祖一家人,一个接一个的饿死,这就是当时社会,普通家庭命运的缩影。

白云先生:被资本击沉的大明王朝 求索阁

积累了大量财富的资本家们,在皇权缺失的无政府状态,他们想的不是去救济那些饥饿的百姓,而是和域外的蛮夷们开展贸易,去追逐更多的财富。

显然,在明太祖看来,蒙元的统治,太可怕了。他必须得把这一套都扳过来才行。首先,结束军事利益集团治国的制度,重新恢复文官体系,从而结束了蒙元时期的无政府状态。其次,抑制和打击跨境贸易和走私贸易,并把帝国的税收,重新以农业税为本。第三,之前蒙元时期的老百姓太苦了,所以明太祖爱民心切,虽然征收农业税,但是税率很低,和宋朝相比,低的很多。因为蒙元不征收农业税,所以和蒙元无法比较农业税的税率。第四,给官僚体系降薪。在明太祖看来,农民种地那么辛苦,而当官的又不用干辛苦的体力活,生活得还比农民优越那么多,所以给的工资已经不低了。但是在官员们看来,明朝的公务员工资,和宋朝比是比较低的。为此,明朝的公务员们,一直有怨言。

既不想苦农,实行低税率。又给公务员发低薪,还想让公务员们尽忠职守。为了激励下士大夫阶层,朝廷便规定,官绅不纳粮。这为后来明朝严重的土地兼并,埋下了伏笔。

因为实行低税率,导致国家财政困难,整个国家机器统治阶层的内部,现金流一直处于紧缺状态。这导致了两个问题。第一,因为国家的开销一直很大,而财政不足,怎么办呢?政府便印钱买东西,很快就造成了明朝法定货币大明宝钞的信用崩溃。第二,因为财政一直紧巴巴的,让明朝的公务员们一直嗜钱如命。哪怕被剥了皮,哪怕一次杀几万人,也有源源不断的贪官前赴后继的冒死贪腐。

明朝的公务员,视财如命的程度,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越稀缺的东西,越被人追逐。国家财政越没钱,官员就越不择手段的去捞钱。明太祖应该是历史上最疼爱老百姓的皇帝,他太爱老百姓了,所以不忍心加税。为了让老百姓少交税,明太祖还制定军户制度,让军人不打仗的时候自己种地,打仗的时候吃自己种的粮食。可见,明太祖为了爱惜老百姓,为了给老百姓减负,把一切都做到了极致。

因为对老百姓爱的太深,官僚集团觉得,打江山之后,没有能享福,反而过着清苦的日子。他们渐渐的走到了皇帝和老百姓的对立面,甚至视为仇寇,不共戴天。公务员们,受够了在他们看来官不聊生的日子,在官僚集团总头目胡惟庸的带领下,他们密谋造反,企图打倒阻碍他们过上荣华富贵日子的明太祖。

在胡惟庸案中,明太祖始终不肯相信,李善长会反他,会跟着胡惟庸那种人一起走。结果事实表明,李善长不仅知道胡惟庸造反的事,而且还一直隐瞒着明太祖。手握帝国重兵的李善长,他默许了胡惟庸及其同党们的倒行逆施,也接受了胡惟庸许给他的事成之后的荣华富贵。杀胡惟庸,太祖比较解恨。但是杀李善长,让他十分揪心和痛苦。为什么从前一起打天下的人,为天下苍生谋幸福而并肩作战的人,会突然变得那么陌生呢?一切都是因为钱。

官僚集团,之所以能在总头目胡惟庸的带领下,集结几万人,明太祖认为,根源在于宰相制度,在于宰相专权。于是,太祖废除了相权。令官僚系统,直接向自己汇报,而不再是向宰相汇报。去掉官僚系统的中枢,自己既做皇帝又做宰相,这样的改革,对于太祖这样极其勤政,精力极其旺盛的人来说,是可以撑下来的。换了其他人,就会比较难以胜任。

后来,朱棣进一步改革,改成了内阁制。内阁制的本质,是对相权的弱化,但是又以内阁首辅的形式,恢复了一部分的宰相职能。让宰相轮流做,皇帝在看上面看着下面的官僚集团党争内斗,像耍猴一样分化官僚集团。内阁制,为后来凶猛的党争,埋下了伏笔。

在最开始,太祖只是让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互相制衡。后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战胜了刘伯温为首的浙东集团。在刘伯温、李善长以及胡惟庸死后,两大集团都遭到了削弱。官僚集团的内部制衡格局,也由两派相争,逐渐演化成了多派混战。

胡惟庸之事,对明太祖的震动非常巨大。一是参与人员之广,几乎遍及整个官僚系统。二是胡惟庸利用庞大的组织网络,把皇帝变成了聋子和瞎子。为了改变皇帝和官僚集团斗争中的不利局面,在杀掉胡惟庸逆贼集团之后,明太祖建立了锦衣卫,用来监察整个官僚系统。

锦衣卫并不是太监,而是由皇帝的禁卫军所改组成的军事组织。锦衣卫的卫字卫的是谁呢?卫的是皇帝,只有皇帝不被官僚集团打倒,他才能保护老百姓不受压迫。锦衣卫的敌人是谁呢?是整个官僚集团。

明太祖针对官僚集团,一次都能杀掉上万人,这是什么性质?这并不仅仅是反腐斗争,实际上是战争行为。不过和改朝换代的战争不同,它是一个朝代框架下的,连绵不绝几百年的内部战争,皇权和资本的战争。官僚集团里面,虽然也有皇帝嫡系的忠烈之臣,但是整个官僚集团,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是站在皇帝的对立面的。为什么会这样?根本原因,是皇帝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在皇帝看来,和劳苦大众相比,明朝的官吏,你们已经生活得很好了,为什么还不满足?如果你们的生活过得太过于荣华富贵了,老百姓就会受苦。所以我一方面提倡你们和我一样艰苦朴素。另一方面,我得阻止你们,鱼肉百姓。

在官僚集团看来,如果老百姓的生活过的太好了,我们就会受苦。我们之所以跟着你打天下,就是为了荣华富贵。现在天下已经平定,我们不想跟着你艰苦朴素,继续为了让老百姓过上美好生活而奋斗。我们想过养尊处优的日子,想过荣华富贵高高在上的日子。皇帝你一个人艰苦朴素与民同乐去吧,不要挡着我们飞黄腾达的道路。

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不可调和,所以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明太祖诛杀胡惟庸及其同党,是这场战争的第一次重大战役。这场战役,以皇帝的胜利而告终。

朝廷与官僚集团,在朝堂上进行流血的战争,在经济领域不流血的战争,也在进行着。因为明朝税率比较低,国家财政一直吃紧。光艰苦朴素是不行的,必须得开源,得能在低税率的前提下,赚钱补贴国家财政。皇帝想赚钱,官僚集团们也想赚钱。过日子,一切都是钱的问题,解决问题,也必须得回到怎么赚钱上面来。怎么才能赚大钱呢?朝廷和官僚集团,不约而同,他们同时把目光投向了大洋:控制全球贸易。


二、郑和下西洋,明朝巨型国企主导下的全球化贸易之路

朝廷控制全球贸易的战略思路是,设立海禁,严打走私。建设强大的海军,成立巨型国际贸易企业,以海洋霸权为基础,垄断海上贸易。通过大型国企从海上贸易中赚钱,来补贴国家财政。

官僚集团的思路是,勾结夷狄,勾结国内资本家,三者形成利益共同体。以走私为贸易形式,共同反对国企垄断和对抗朝廷对走私的打击,对民营商业活动的抑制。

后世关于郑和下西洋,众说纷纭。有人说只是纯粹的为了炫耀武力,有人说只是纯粹的为了维系朝贡体系。甚至还有人说,是朱棣心里有鬼,为了寻找朱允炆的下落。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真正的原因,就是为了建立海洋霸权,控制全球贸易,最终实现赚大钱的目的。

然而,郑和所主导的巨型国企,对全球贸易的垄断,这严重的破坏了夷狄、国内资本家、和官僚集团的共同利益。他们不甘心,他们要反抗。于是在这三股势力的合流之下,策动了一系列对华战争。北边有鞑靼,南边有安南缅甸,东边有倭寇。

这一系列战争,背后真正的主导者,做局者,是国内的官僚集团。而国内的资本家和国外犯边的夷狄,实际上都只是官僚集团的白手套。尤其是倭寇,更是官僚集团的白手套。

挡人财路,杀人父母。当年太祖挡了胡惟庸们的财路,所以他们联合起来,密谋造反推翻太祖。现在,朱棣所建立的海上霸权,垄断了全球贸易,这更是严重的阻挡了他们的财路。他们要不顾一切,不择手段的,肢解这个巨无霸一样的超级国企。

机会终于到了,宣德帝驾崩,年幼的明英宗继位。官僚集团欺负明英宗年幼不能理政,便勾结辅政太监,废止了大明帝国的船队,肢解了当时海洋上最大的海军舰队,肢解了帝国海上霸权,终结了大明帝国所控制的全球海上贸易,终结了帝国所主导的海上丝绸之路。

至此之后,中央帝国的海权开始旁落于夷狄之手。国内的官僚集团,负责提供政治庇护,国内的资本家,负责进行出口,国外的夷狄,负责进行把中国的商品销售到世界各地。这个以资本为纽带,缔结起来的复合利益集团,联手控制了当时的海上贸易。

在明宪宗时期,有人建议重新下西洋控制贸易赚钱,重新振兴三宝船队这个巨型国企。官僚集团为了防止国有企业抢他们的走私生意,刘大夏还藏匿了宝船设计建造的图纸,航海地图,航海技术,以及一系列相关档案。

这些被匿藏的造船、军事、航海技术档案,都去了哪里呢?答案是,被官僚集团输出给了洋人。因为洋人是他们的运输队,他们为了赚更多的钱,先是毁掉了帝国的海洋霸权,接着再把核心技术,打着民间学术交流的名义,都输出给了夷狄。这便是西方大航海时代,迷一般的突然崛起,造船、航海、军事技术出现跨越式革命的根源。

肢解宝船船队,是明太祖诛杀胡惟庸以来,官僚集团与皇帝的战争,最大的一次胜利。只是消灭帝国的海洋霸权,官僚集团依然觉得不踏实,他们要谋划下一场更大的胜利:消灭帝国的陆上霸权。

三、官僚集团,土木堡之变的策划者和最大赢家

为什么在控制海上贸易之后,一定要接着摧毁帝国的陆上霸权呢?因为皇帝可以利用军队,打击走私活动。这会严重损害官僚集团所主导的那个利益复合体的利益。怎样才能摧毁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帝国的陆上霸权呢?

我们先来分析下战争双方的实力与力量组成结构。在皇帝阵营这边,也就是我方,由皇帝、锦衣卫、太监、皇帝嫡系军队、老百姓所组成。我方的战略诉求是,天下太平,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关于明朝的阉党,也就是太监,这里要讲讲。前面说了,锦衣卫并非太监,而是皇帝的禁卫军所组成的监察机构。到了明成祖时期,成祖靠谋逆上位,所以他的不安全感非常强烈。一方面他并不是完全信任锦衣卫。另一方面,他要做到绝对的控制。而锦衣卫因为不是太监,不能入内宫,不能随喊随到,这让他感到不安全。所以才设立了东厂这个太监机构。太监和锦衣卫一样,都是皇帝用来控制官僚集团的监察机构和组织,也是对皇帝最忠心的人。

所谓太监,太,极致的意思,直接受命于皇帝,体现着最高的权威。监,监察的意思。监谁呢?当然是监察官僚集团。后世太监被丑化,是因为太监是官僚集团最痛恨的一个组织。官僚集团掌握了舆论和媒体,自然要极力丑化他们最憎恶的敌人。他们不仅丑化太监,还丑化明朝所有的皇帝。实际上,明朝的皇帝和明朝的太监,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样的卑鄙无耻。真正卑鄙无耻的,是官僚集团的那些人。

敌方,由文官集团、非皇帝嫡系武官集团、夷狄、资本家们所组成。敌方的战略诉求是:资本。通俗的说,也就是赚钱,赚钱,赚更多的钱。谁阻挡他们赚钱发财,谁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谁就是他们不共戴天的仇人。这是什么精神呢?对了,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

设计这个局,关键在哪里呢?在于歼灭皇帝所直接控制的嫡系部队,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路上武装力量。因为这支武装力量的存在,一方面,他控制了陆上丝绸之路,让资本家们无法和北方的夷狄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官僚集团总是担心,这支武装力量,早晚会南下,打击他们的海上走私贸易。

长城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为了军事防御。主要是为了控制贸易,有了长城,就可以永远占据和夷狄贸易的主导权和主动权,具有绝对的商品定价权。从这点看,修建长城并不是赔本的买卖。或者说,长期看,长城的修建成本,都摊销成了对夷狄所间接征收的商税。

北方夷狄,为什么总是要不顾一切的入关,为什么如此痛恨长城的存在?因为只要越过了长城,他们就可以不再被征收高昂的商税。表面上看,中国的朝贡体系,是厚往薄来,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一直厚往薄来下去,金银都必将有耗尽的一天。为什么中国反而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金银了呢?秘密就在于对贸易的绝对控制权:给商品定价,压低夷狄的商品价格,抬高中国的商品价格。如果夷狄不接受这个议价,否则就不开关互市。不开关互市,夷狄的牛马羊就会被大雪冻死,他们不买我们的粮食过冬,人也会饿死。所以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不仅夷狄们痛恨长城,而且国内的资本家们,更痛恨长城。开关互市,最大的获利者是朝廷。不仅夷狄那边需要交税,国内做进出口贸易的资本家,也要交税。资本家痛恨长城,怎么办呢?他们就会用资本的力量,买通边军,买通地方政府官员,给他们提供走私通道。

北方的陆上走私贸易,越来越猖獗。为了打击这种走私贸易,明英宗便决定北伐。史书上说,明英宗是受了太监王振的蛊惑,实际上,这并不是哪个人随便讲几句话,皇帝一时兴起就决心北伐,而是大背景使然。如果再不打击这些严重的走私活动,那么长城就会形同虚设,朝廷的税收也会受到损失。

但是明英宗决定北伐这件事,他对自己的敌人,认识得不够充分,准备的也更加的不够充分。打击走私,并不仅仅损害蒙古人的利益,还会损害国内资本家的利益,损害官僚集团的利益,损害边军所代表的武将集团的利益。

而天真的明英宗认为,他的敌人只是蒙古人,以强大的明军,消灭那点蒙古人不过就是吃盘点心。于是,在战争的刚开始,他就一步步钻进了那个复合利益集团所设下的陷阱,成为一场惊天大阴谋的受害者,更是让帝国的嫡系精锐毁于一旦。

官僚集团,先以错误的军事情报,把明英宗的嫡系军队,送到错误的战场,根本没有遇到也先的主力。接着,官僚集团在后勤上,切断明军后勤补给。饿的饥肠辘辘的明军,实在没有力气行军,不得不撤军。在撤军的路上,官僚集团再次给出错误的军事情报,让明英宗在土木堡这个绝地安营整顿。对整个计划一清二楚的蒙古人,则事先切断了水源。又饿又渴又冷的明军,不要说能打仗了,能维持正常的生命体征就已经不错了。

见明军彻底失去士气,也先带领蒙古人,向明军发动了总攻,皇帝的嫡系精锐部队,丧失殆尽。是明军打不过蒙古人吗?根本不是。以当时双方的战斗力而言,在正常情况下,也先的那两万蒙古士兵,只不过是明军的点心。而在土木堡之变,明军在交战之前,已经丧失了战斗能力,他们太饿了,太渴了,太冷了,太绝望了。

在土木堡之变的整个过程中,边军将士,对王师被困被歼,全程无动于衷。他们有能力救援,也有能力从也先的后方发动攻击。但是他们什么也没做。为什么呢?因为边军也是这场惊天大阴谋的参与者,蒙古人是他们的盟友。

土木堡之变之后,皇帝的嫡系部队被全歼,三大营全军覆没。官僚集团,随即控制了军队。很多人觉得困惑,为什么在土木堡之变之后,明朝后来一直再也没有能够全胜北方的蛮夷。

真正的答案,并不是军备不如蛮夷,而是官僚集团所掌控的军队,和北方的蛮夷是盟友关系,并非敌我关系。同为走私的参与者和获益者,官僚集团所控制的军队,和蛮夷军队打仗,只是表面上演双簧给皇帝看,顺便再养寇自重多骗点皇帝的钱。自己人打自己人,怎么可能会真打呢。前后土木堡之变,后有萨尔浒之战,都是同样的套路。官僚集团借蛮夷的军事白手套,来消灭帝国的军事力量。蛮夷和他们是友军,皇帝才是他们的敌人。

巨型国企宝船船队被肢解,皇帝的嫡系精锐,在土木堡一役,被全歼。明成祖的超级大手笔,几代人经营了上百年的海权陆权双霸权,一朝沦丧。真的是敌人太强大吗?根本不是。不论是也先,还是努尔哈赤,还是倭寇,还是葡萄牙人,实际上都不堪一击。是很多人根本没有认识到,敌人不在境外,敌人在我们的心脏里:官僚集团。

在敌我都不分的情况下,并且敌人的首脑还处在自己的心脏。我们的一切,敌人都知道。敌人的一切,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能沿着官僚集团设计好的陷阱一步步跳下去,去指定好的猎场成为蛮夷的猎物。这样去打仗,跟送死又有什么区别呢?有这样一个可怕的官僚集团,在明朝当兵太惨了。

明英宗,是大明帝国由盛转弱的转折点。他对官僚集团,一连输了两场。先是输掉了海上霸权,接着又输掉了陆上霸权。在土木堡之后,明英宗好像明白了一些什么。他不甘心,他复辟了,他杀了一些人。可是,为时已晚。官僚集团通过周密设计的阴谋,以很小的代价,接管了一切。

主席评价《明史》说,看《明史》令人生气。明朝的皇帝,除了太祖和成祖好些,明英宗和明武宗稍微也还好些,其他的皇帝都没干什么好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明英宗之后,明朝的皇帝都被官僚集团架空了,沦为了受他们控制的傀儡。嘉靖不上朝,万历不上朝,是他们不想上朝吗?并不是。是掌控一切的官僚集团嫌皇帝碍事,干脆直接不带皇帝一起玩了。官员开会,不准皇帝参加会议这种事,不仅明朝有,其他朝代也有。


四、皇权衰落,疯狂的抗税,海盗,走私,官倒与军倒,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的萌芽

土木堡之后,皇权幕落。官僚集团,几乎接管了一切。他们不再忍气吞声。他们开始公开地表达对皇权的敌意:凡是朝廷支持的,我们都反对。凡是朝廷反对的,我们都支持。

在控制了军队之后,他们又控制了媒体和舆论。他们以同乡会等形式,培植党羽。他们设计各种套路,挟大义迫君子,挟百姓迫皇帝。他们不停的要挟皇帝诛杀太监,而皇帝却不得不听。他们不停的策动边患战争,养寇自重,来跟皇帝骗钱,而皇帝也只能焦头烂额的疲于应付。

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控制人们的思想。有了钱,就自然会有文人们给他们摇旗呐喊。王阳明,李贽们,为文官集团,扳倒了孔孟,瓦解了支撑皇帝威权的道统基础。这是一个资本主义思想狂飙的年代。

等这一切都做完了。接下来自然而然的,就是捞钱。怎么捞钱呢?这同样需要经过周密的设计。关键词,则是减税。

官僚集团宣扬说,征税本身就是苛政,只有不征税才是仁政。要藏富于民,不能与民争利。老百姓一听,是啊,减税真好,大家都可以少交钱了。然后跟着一起吆喝,减税,减税,减税。

老百姓虽然在利益上,是站在皇帝阵营那边的。但是,在心智上,他们太容易被蛊惑。他们缺乏辨别阴谋的智慧,也缺乏辨别敌我的能力。真正对他们好的人,他们会跟着敌人一起骂。真正害他们的人,他们却认为是在救他们。老百姓在缺乏战争教育的情况下,总会做出来一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总是在关键时刻掉链子。所以,要动员老百姓的力量,让他们可以参与战斗,必须得先能控制媒体和舆论才行。必须得先进行战争教育才行。不然,老百姓完全就是敌我不分的盲从者。

官僚集团成功煽动了百姓,皇帝迫于道德绑架,只好妥协退让。官僚集团,直接禁止了江南地区的商税,关税,茶税,等等税收。更禁止在交通要道设卡征税。整个富得流油的苏杭地区,商税,每年只能收上来几十万两白银。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国税崩溃。税收都去了哪里?去了官僚集团所控制的隐蔽的地税那里。不仅商税,关税都收不到,农业税也崩溃了。为什么农业税也会崩溃呢?前面我们说了,太祖改制,为了表达对官僚集团的爱和体恤,规定官绅不纳粮。于是,很多地主,就把土地投献到官员的名下合法避税。有了政治庇护的地主,通过税收优势,就可以获得经营优势。通过经营优势,就可以兼并更多的土地。如此一来,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

税收的崩溃,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国家越来越穷,二是官僚集团和他们的白手套们越来越富裕。

越来越富的官僚集团,他们越来越无法无天。不仅大肆侵吞国家税收,大肆腐败。而且还以海盗作为白手套,进行越来越失控的走私贸易。在北方,建奴则类似于倭寇一样,充当了他们在陆上进行走私贸易的白手套。

控制了钱袋子,枪杆子,笔杆子的官僚集团,白手套也都是现成的。那么接下来就是兑现政治红利的时刻。一时间,官倒和军倒,如洪水之决堤,掀起惊天的资本狂潮。这股狂潮,正在把帝国的命运带向可怕的深渊之中。

官僚集团,除了自己赚够了钱,还向全世界输出了中国资本主义精神。在土木堡之变的三十四年后,在中国资本主义光芒的照耀下,马丁路德推动了西方猔教改革。新教的诞生,预示西方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所谓西方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中国明代的官僚集团所控制的全球贸易向全球辐射,所孵化出来的一个怪胎。

没有中国的官僚集团摧毁皇权,就没有全球自由贸易。没有自由贸易,就没有跨国资本,没有跨国资本和跨国资本利益集团,就没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伦理便是这样,以钱为天,而不以天为天,不以皇帝为天,更不会以老百姓为天。这种违背道德的伦理,自古就有。只不过在明代,资本彻底突破了皇权的约束,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五、万历皇帝的最后反击,最终被资本击沉的帝国

大明王朝到了这个地步,朝廷方面,国家财政崩溃。社会上,老百姓受官僚集团和资本家的压迫,民不聊生。怎么办呢?万历皇帝发起了对官僚集团最后的反击,一方面,全方位打击走私,另一方面,启用张居正进行税制改革。试图重新掌控帝国财权。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是针对官僚集团的一次税改战争,打击白手套,打击隐蔽地税和政商挂靠。这场战争,严重损害了官僚集团的利益。更损害了整个跨国资本复合利益共同体的利益:官僚集团,夷狄,资本家,搞军倒的边军武将集团。

他们决定接受万历的宣战,选择迎战。一时间,帝国的边境,到处告急。万历皇帝,只得四处出征。那些战争,实际上,都是官僚集团策划出来的,都是他们一手所导演的。要知道,他们共同的敌人,是皇帝。万历的反击,随着万历帝的去世,宣告不了了之,官僚集团卷土重来,再次掌握了全局。万历并没有像他的祖先明太祖那样,面对官僚集团打出来一个全面的胜利。在这场皇权对资本复合利益集团的反击过后,迎接帝国命运的,便是触礁之日的到来。

船沉的那一天,崇祯皇帝说,文臣各个都该杀。可见,他比明英宗,更加的天真一些。崇祯皇帝根本没有意识到,真正的敌人,在我们的心脏里。明英宗起码能够认识到,他的敌人是谁,虽然他因为轻率,而败于敌人的阴谋诡计,但他起码一直很清醒,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敌人。而崇祯帝则不然,到船沉之日才醒悟过来,原来他一直在做的,都是在把自己人当敌人,把敌人当自己人。如此敌我不分,想不亡国也难。

这场资本与皇权的战争,绵延几百年。不仅作为局内人的崇祯帝感到困惑,为什么敌人一直藏在他的心脏中,他居然到死才明白。一些看热闹的局外人,也更加的困惑。这个困惑是,为什么明朝的官僚集团毫无气节可言?为什么官僚集团,没有人殉国,为什么没有人死节?为什么明朝的武将,会如此轻易的投降建奴,投降闯贼?他们怎么一点廉耻心都没有呢?

答案是,皇帝不仅不是资本复合集团的天,还是他们的敌人。敌人死了,为什么要给敌人殉节呢,难道不应该高兴吗?他们的确很高兴,尤其是他们看着崇祯皇帝赴死的时候,内心里面是那么的幸灾乐祸,是那么的感到莫名的痛快和窃喜。

明朝的武将,也是如此,他们投降建奴,投降闯贼,就跟吃饭睡觉一样,毫无道德压力。做汉奸做的心安理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自始至终,都是一伙的。给皇帝卖命,那只是演戏。勾结建奴,养寇自重,搞官倒赚钱,才是硬道理。

表面上看,建奴入关,打了下江山。再往下揭开一层会发现,实际上是投降的明军汉奸打下的江山。为什么汉奸会甘心情愿的去给建奴卖命呢?继续往下揭开本质,则是资本使然。是资本的力量,击沉了大明帝国,把帝国的命运带入黑暗世纪。所以大明王朝最深刻的教训是,皇权必须要控制资本。

最好的秩序,是皇权对资本的绝对控制。如此一来,天下只有一个天,君明臣贤,上下同欲,天下太平,百姓安康。

其次,皇权无法控制资本,资本做大,天下出现一国二君二王的局面。官僚集团必然会选择为资本卖命。一国二主,资本僭越皇权,这才是大明王朝的腐败如此深重的根本原因。

再次,第三糟糕的秩序,是资本摧毁了皇权。皇权不复,老百姓彻底失去了他们的保护人,沦为任资本宰割的羔羊。试想一下,如果胡惟庸当年成功的推翻了明太祖。他的儿子不会因为杀死一个马车夫,跟太祖求情免罪失败,最后还是抵命。显然,如果他造反成功,他的儿子想杀谁就杀谁。所有的老百姓都会处于无保护状态。

第四,最糟糕的秩序。官僚集团以资本之力,摧毁了皇权之后,又不能建立有效的秩序。这样的社会会彻底失去秩序。天下大乱,最后必然是靠军事暴力来建立秩序,所有的人都过着朝不保夕命悬一线的日子。石勒们的胡人政权,蒙元,满清,都是这样的社会形态。

这场皇权对资本的战争,历经两百多年。虽然开局失手,胡惟庸集团被明太祖诛杀殆尽。但是官僚集团,最后还是终于扳倒了皇帝。然而,迎接他们的并不是胜利和荣华富贵,等着他们的,却是天下大乱和冰冷的屠刀。

土木堡之变后的整整五百年后,一个湖南人,另一位太祖缔造了新的帝国。不多不少,正好五百年。古人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出,可见并非虚言。

来源:微信公众号至道学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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