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刘少奇是唯一代理过中共中央主席的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毛泽东外出期间，他曾三次代理中央主席，显示出卓越的领导才能，深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赞许。
重庆谈判期间，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在进驻东北问题上立下大功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8月2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电报，正式向党内宣布:“中央决定毛、周赴渝谈判。在毛离延期间，刘少奇同志代理主席职务。”此后直到1946年春，刘少奇一直在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
毛泽东离开延安后，中共中央领导工作的重任落到刘少奇肩上。他既要宏观指导全国各地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各项工作，又要配合好毛泽东在重庆的谈判斗争，还要指挥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军队协调行动，争取有利的战略态势，可谓日理万机。这是刘少奇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之一，他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谨慎细心地处理着诸方面的事务。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初步决定中共在广东、河南、江南、江北分批实行让步，在陇海路以北则采取争取优势的方针。而对在东北如何工作，还没有来得及形成适合当时情况的战略发展方针。从8月28日上午送别毛泽东后，刘少奇就密切关注着东北的形势，要求晋察冀和山东分局准备派往东北的干部和部队立即出发，尽快控制东北的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之后，他不断督促山东和晋察冀、华中等方面迅速派部队向东北进军。
在重庆谈判的同时，蒋介石秘密发布抗战前编印的《剿匪手册》，调运37个军共73个师将我解放区分割包围，企图夺取华北，打开通往东北的道路。美国的军舰、飞机也向天津、青岛、北平、秦皇岛等地加紧运送国民党军队。为了与在东北的苏联红军搞好关系，蒋介石还派蒋经国担任与苏联谈判的特派员，试图在苏军撤出后迅速占领东北。
这时东北的局势发展也让蒋介石直冒冷汗，中共冀热辽军分区曾克林的部队以“东北人民自治军”的名义开展工作。9月16日，沈阳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曾克林担任卫戍区司令。按照8月14日签署的中苏条约，“在（苏联）红军退出满洲之前，蒋军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满洲”，苏军表面上要求八路军已经到达沈阳、承德、长春、大连的部队退出这些地区，等苏军撤退后，由中国自行解决国共两党的军队如何占领东北的问题，私下里斯大林则派特使米高扬专程到沈阳，告诉曾克林，“苏军愿意在桌子底下给予中共帮助”。斯大林不希望让美英支持的蒋介石独占东北而对苏联构成威胁，希望中共能在东北与蒋介石分庭抗礼。
9月14日，曾克林乘坐苏联飞机赶赴延安，直接向党中央汇报进驻东北的详细情况。刘少奇敏锐地感觉到，目前我党的任务就是要迅速地、坚决地争取东北，认为调整中共战略发展方针成为必要。他立即于当天下午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迅速地、坚决地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力量”。刘少奇指出:“东北是战略要地，东北北靠苏联，东接朝鲜，西面是我们自己的抗日根据地冀热辽地区。这里有山区，有平原，进便于攻，退便于守，可以作为我国革命的重要战略基地。”刘少奇打着有力的手势对曾克林说:“这是千载一时之机。我们的部队先进去了，就站住了脚，就可以控制东北，我们掌握了东北，就可以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
应该说，刘少奇对东北重要地位的论断是非常正确的。从政治上看，东北为我党所控制，就可以在那里放手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使它与冀热辽和整个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使我有一个巩固的战略后方，粉碎敌人对我南北夹击的阴谋，摆脱长期被四面包围的局面。从经济上看，东北地区工业发达，是我国重工业基地，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是当时全国余粮最多的地区，它有雄厚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能给解放战争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从军事上看，东北是蒋介石统治最薄弱的环节，日本投降时，国民党在东北没有什么基础，无一兵一卒，其党和特务组织也很薄弱。此时，国民党的主力部队远在西南、西北，而且中间又隔着我解放区。而我党则和东北人民有着密切联系，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在东北人民群众中有着良好的基础，冀热辽解放区与东北相连，胶东解放区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可以从海上运兵。正是因为这样，刘少奇又指出:“中央根据当前局势和东北的情况，确定我党我军要力争控制东北，以便依靠它支持和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统治地区的人民斗争，以争取国内和平、民主以及同国民党谈判的有利地位。”
刘少奇当机立断，成立以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等为成员的东北局，要求华北、华中立即抽调100名团级军事干部赶赴东北，并命令原准备南下支援王震南下支队的部队立即掉头北上东北。9月17日，刘少奇同朱德等联名发电报，向在重庆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式提出:“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毛泽东马上复电表示同意，并在9月17日回电，建议“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
根据毛泽东的建议，9月1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会议决定，刘少奇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部署的指示》的党内指示，提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所谓“向北发展”，是指“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建立发展东北根据地；所谓“向南防御”是指收缩战线，撤出南方八个解放区。向南防御，是为了向北发展。正如刘少奇指出的:“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
为了实施这一战略决策，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提出:晋察冀（除冀东外）和绥远两区以现有力量对付傅作义、马占山、胡宗南向我之进攻，对进攻之敌给予坚决打击，完全保障察哈尔全省、绥远大部、山西北部，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之一；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调山东3万兵力到冀东，调山东3万兵力进入东北；调华东8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浙东我军即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即撤返江北；成立冀热辽军区，以李富春为书记，林彪为司令员，山东分局改为华东局，华中局改为分局，受华东局指挥。
10月11日，毛泽东自重庆回到延安。由于过度劳累，他的健康状况不佳，于11月中旬休养治疗，刘少奇于是继续主持中央工作。
我军抢先进入东北，使蒋介石更加惊慌不安，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他运送了8万余兵力到东北。11月16日，国民党军队攻占山海关，25日占领锦州，随后展开对东北我军的大举进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在这关键时刻，党的工作重心是放在大城市还是放在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是以主力同国民党决战还是分兵发动群众、建立和发展根据地，这是关系东北全局的大问题。刘少奇接连给东北局负责人发了三份电报，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强调放弃大城市，以主要力量建立农村根据地。他在11月20日的电报中指出:“退出大城市后”，“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业已建立秩序的地方，要发动群众控诉汉奸及开展减租运动”。“只要我能争取到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取得胜利。”刘少奇在11月22日给重庆周恩来的电报中，将11月20日电报的内容概括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八个字。
12月24日，刘少奇再次致电东北局，指出:“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把屁股坐在东满、北满、西满等可靠地区，去建立根据地。”刘少奇还针对林彪在我军撤出大城市后眼睛还死盯着大城市的错误，指出:“我对你们的部署总有些不放心，觉得是有危险性的。你们主力部署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周围及南满，似乎仍有夺取三大城市的态势，而在东满、北满、西满的许多战略要地（如通化、延吉、密山、佳木斯、嫩江、洮南等），并无坚强部队和有工作能力的党的领导机关去建立可靠的根据地。你们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有很多土匪的乡村，如果顽军一旦控制大城市，你们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时，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于被动。”
要改变东北敌强我弱的形势，需要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所以，刘少奇早在1945年9月28日中央军委《关于夺取东北方针部署的指示》中就指出:我发展东北绝不是长期顺利的，而是长期与国民党争夺。之后，在由他代党中央起草的12月24日的电报中，又强调要树立长期斗争的思想，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经过长期艰苦斗争，去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他指出:“你们不要在自己立足未稳之前，去企图建立在东北的优势。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刘少奇关于东北形势的科学分析和只要经过长期艰苦努力，就有胜利前途的科学预见，极大地鼓舞了东北军民坚持斗争的决心和胜利的信心。
历史证明，刘少奇不愧为一代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善于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透析万物的本质，把握局势的发展方向。他在代理中共中央主席期间，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不失时机地指挥了全党的军事斗争，为加快全中国的解放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赴苏访问期间，刘少奇第二次代理中共中央主席
1949年11月25日，中央决定派毛泽东于12月初访问苏联。在毛泽东访苏期间，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职务由刘少奇代理。12月6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苏联访问。至1950年3月4日，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刘少奇才结束了第二次代理主席职务的经历。
毛泽东访苏期间，刘少奇一方面同毛泽东保持密切联系，重大问题及时向毛泽东请示；另一方面，他紧紧依靠中央领导集体，密切协调中央及各中央局、各省市之间的联系。他夙兴夜寐，忘我工作，发现问题，及时沟通，对各方面的工作给予及时指导。在全党的一致努力下，保证了新生政权的稳定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有序进行。
刘少奇首先关注的是四野和二野在广西和四川方面的作战，关注西南、中南战事的进展。在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华南、西南胜利进军。12月8日，刘少奇致电林彪，指示陈赓所部在两广战役结束，休息10天至半个月后，即进军云南。第二天，原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在云南宣布起义。12月15日，刘少奇批准成立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并强调:解决一切问题均应和卢汉商量办理，凡是卢汉不愿意办的事，均不要急于办，以免引起混乱。
四川解放后，刘少奇即考虑进军西藏的问题。他针对当时拉萨上层正在进行的“西藏独立”活动，于1950年1月中旬指示外交部准备关于西藏问题的谈话。经请示毛泽东同意后，该谈话于1月2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在毛泽东的指导和刘少奇的具体指挥下，全国解放战争顺利进行。到1950年上半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基本结束。
按照中央领导的分工，刘少奇负责主持土改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财政经济各方面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得到根本的好转。而一切都离不开土改成功这个必备条件。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充分认识到继续进行土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为了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并为此充分交换意见。刘少奇吸取苏联方面的土改经验，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拟定了建国后土地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刘少奇就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同他进行电报往来，交换意见。并且，刘少奇对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督促工作得到了毛泽东的有力支持。
1950年1月4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和征收公粮的长电指示，提出了对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部署:“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陕西、甘肃十一省应该准备在1950年秋后分配土地。在宁夏、青海两省完全汉人居住的地区亦须准备秋收后进行土地改革，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及汉人与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则不进行。在贵州、云南、四川、西康则在1950年还不能进行土地改革，1951年秋后来进行。”另外，刘少奇还明确指出:“必须规定并宣布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以前的土地关系。即是说:在土地改革以前地主及旧式富农的土地，仍归地主及旧式富农所有，农民租种他们的土地在二五减租后仍应交租给他们，他们在依法实行二五减租后向农民收租仍是合法的。这种关系，在土地改革以前，即在上述十三省在今年冬季以前、在西南各省在1951年冬季以前确定地不变更，对生产是有好处的。”1月29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征收公粮问题的指示，批评了某些地区对地主征粮过重的缺点，指出:“对地主征粮应比农民重一些，但不能将地主之租谷全部征完。必须留一部分给地主，如此，推迟土改时间，才有理由，才可能推迟下去，否则，地主暂时保留土地，我们推迟土改时间，毫无实际意义。”
2月12日，刘少奇又起草了《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征收公粮的指示》，提出了在新解放区分阶段、分地区实行土地改革的步骤和政策。17日，毛泽东、周恩来对刘少奇关于新解放区土改工作的部署和一系列指示发回电报，肯定了他的工作。在刘少奇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土改工作有序展开，各地纷纷掀起减租减息、肃清土匪、打击恶霸地主、建立农会、改造基层政权的运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也同时进行，对农村中的反革命势力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有力地保障了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
1953年12月下旬，毛泽东因病到杭州休养，并主持起草宪法。行前，他在12月2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议:在他休养期间，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这也是党中央自“七大”以来形成的惯例，每逢毛泽东因事不在中央时，中央的工作都由刘少奇主持。
在会上，刘少奇提出，这一次不要代理了，还是由书记处的同志轮流负责好了。中央书记处的其他成员则都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决定:“主席请假休息一个时期，在休息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理。”从1953年12月24日到1954年3月17日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前，刘少奇一直主持中央工作。在此期间，刘少奇最主要的工作是主持召开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以及纠正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中的一些“左”倾偏向。
此前，高岗曾借毛泽东休假的机会，暗中活动，希望主持中央工作。为找到“同盟者”，高岗还在高级领导干部中四处活动，搞串联，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拉拢陶铸未成，又试图拉拢陈云、邓小平、林彪等人。陈云、邓小平感到事情的严重性，就立刻向毛泽东做了汇报。尽管毛泽东在某些问题上批评过刘少奇，但他对刘少奇的信任却没有动摇过。他听到高岗所说的刘少奇搞宗派、划“圈圈”后，曾经对人说:少奇同志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他绝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在1953年12月2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揭了高饶的盖子，称之为“一股地下水”。毛泽东提议:由中央作一个关于增强团结的决定。
12月29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刚刚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当天，刘少奇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汇报了中央工作情况，并派人将决议草案送到杭州，请毛泽东审阅修改。
1954年1月7日，毛泽东接连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刘少奇及书记处全体成员的。信中提议决议草案“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工作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并对会议的议程安排做了具体的部署，其中，第三个议程是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毛泽东在信中提议:“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报告请刘少奇同志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报告分三段，其中第三段是“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但是，“关于第三个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做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毛泽东还要求在报告写好后“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
毛泽东的另一封信是写给刘少奇个人的。他在信中说:“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2月6日，七届四中全会开幕，刘少奇主持了这次会议，并受毛泽东的委托，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大会做工作报告。
2月10日，刘少奇又带头向全会做了自我批评:“多年来，我在中央工作，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之下，我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和尽力去完成中央托付给我的工作的。但是，我在过去一个时期的工作中表现了一些缺点并犯了一些错误，我想利用中央全会这个机会，来加以检讨，并对某些问题略加说明。”
在自我批评中，刘少奇除对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已经谈过的关于生产合作互助组、“半工人阶级”的提法、如何对待富农党员等问题又做了一次检讨和情况说明外，还对建国初期负责全国总工会的工作、解放战争后期土地改革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1943年延安审干期间发生的一些问题、1946年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法以及1949年天津视察时的一些讲话也做了检讨和说明。在自我批评的最后，刘少奇深刻剖析了自己缺点和所犯错误的教训，总结出至今仍颇有教益的一段话。他说:“从我发生的缺点和错误来看，最基本的教训，就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随时注意集思广益，认真考虑别人的意见，认真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而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就更应该是这样。我们党的一切领导机关，从中央到支部，都必须认真依靠和健全集体领导的制度，使我们的领导工作真正成为集体智慧的领导，从而争取领导的经常正确性，并从而加强我们全党的团结。”他真诚地表示:“我愿意更多地和更好地学习，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学习，向毛泽东同志学习，向同志们学习，以求不断地改善党所付托给我的工作。”
在刘少奇的带头自我批评后，接着发言的40余人都作了不同程度的自我批评。
经过这次会议，党的高级干部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对维护党的团结的重要性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经毛泽东认真修改过的《决议》中有这样一段话:“党的团结的利益高于一切，因此应当把维护和巩固党的团结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标准，即有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事就不做”，这也成为全党一致的思想准则。
1954年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将他们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从此，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并在1954年9月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担任了第一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在三次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之后，刘少奇开始参与主持中央一线工作
1953年下半年，毛泽东提出中央领导层分一线二线的设想。1954年4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上，毛泽东当选为国家主席。此后不久，毛泽东就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职务。作为国家元首，不可避免地要经常参加国事活动，出席各种外交礼仪。这一切，使毛泽东深感苦恼。他希望摆脱这些杂事的干扰，多读一些书，多思考一些国内国际上的重大问题。
在1956年的“八大”召开之前，毛泽东曾向中共中央提出过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家主席的问题。1956年在北戴河召开的一次有几十人参加的中央高层会议上，大家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对毛泽东提出辞去国家主席的要求，“大家认为可行”。对毛泽东辞去党中央主席的要求，“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八大”之后，刘少奇、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当时中央的基本领导格局是:政治局会议主要由刘少奇主持，书记处会议主要由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则由周恩来主持。
1957年4月30日，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又说他不准备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的问题，并委托与会人员在各自的范围内透露这个消息，吹点“小风”。参加会议的陈叔通和黄炎培连夜给刘少奇和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在信中，陈叔通和黄炎培真挚而恳切地提出:从我们国家的现实着想，最高领导人还是不动为好。
5月5日，毛泽东仔细阅读了陈、黄的来信，并提笔在信中作了多处批注。此外，毛泽东在信的末尾又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除赞同信中修改宪法的建议外，又再次申明了他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的理由。当天，毛泽东将写了批语的陈、黄来信转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等人阅看，并在写给他们的指示中提出:“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100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1957年5月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在京政治局委员会议，专门讨论了陈、黄来信和毛泽东的批语，会议在毛泽东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1958年12月10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了《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毛泽东不干国家主席，谁来接替合适呢？经过初步酝酿，国家主席人选集中到朱德和刘少奇两个人的身上。按照惯例，毛泽东不连任，由上届国家副主席朱德继任是顺理成章的事。1958年12月29日，朱德给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提议由少奇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候选人。4月5日，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代表政治局做了关于国家机构人事配备方案的报告。报告指出:以刘少奇同志担任这个职务，比较更为适当些。因为国家主席不单是一个很高的荣誉职务，而且有一些相当具体麻烦的事要做。例如出国、会谈、接待等等。所以，以刘少奇同志的能力和资望，以他现在在党内所负的责任，出而兼任国家主席职务，是比较好的。
在紧接着召开的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又亲自向参加会议的党外民主人士解释了国家主席人选方案。他说:“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而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内主持工作的，我算一个，但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从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又已经l0年了。以他担任国家主席比较适合。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
对刘少奇三次代理自己主持中央工作的表现，毛泽东非常满意，特别是对他出色的全面驾驭和独当一面的工作能力更是赞赏有加。所以，毛泽东这次在向党外人士解释国家主席候选人人选的谈话中，专门提到在中共党内“代理主持工作”一事，并把这件事作为刘少奇“比较适合”担任国家主席的主要理由，要大家对刘少奇放心。
1959年4月27日，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同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主席，成为继毛泽东之后的中国第二任国家元首。
在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之后，国家事务方面第一线的领导工作，主要由刘少奇主持和负责，中央最高领导层一线二线的分工又朝前迈进了一步。但是，毛泽东仍然没有完全退出中共中央第一线的领导工作。在此之后至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前，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国内的许多重要事务的决策，仍然是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做出的。
在1962年1月至2月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实际上开始全面主持中央的党政领导工作。自此以后直至“文化大革命”发生，毛泽东基本上退出了中共中央第一线的领导工作。在会议闭幕的第二天，1962年2月8日晚，毛泽东即坐专列离开北京到外地去了。此后，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主要在刘少奇的主持下进行，他曾戏称自己是“非常时期大总统”。（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