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习仲勋参加完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举行的扩大会议后，即根据党中央决定，离开前线回西北局后方主持工作。此后，习仲勋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的工作中，他坚持从实际出发，将中央的精神与边区实情结合起来，制定了适合边区特殊情况的正确的土改方针政策，及时纠正了个别地区存在的极“左”偏差，使这场关乎民生的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得以健康地开展进行。在对待和处理陕甘宁边区土改运动中出现的错误倾向时，习仲勋所表现出来的实事求是的领导作风，以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政治品质，很值得今天党内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学习！
习仲勋回到西北局主持后方工作之时，首先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贯彻落实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和《中国土地法大纲》，并组织领导好陕甘宁边区的土地改革。
为了传达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部署边区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西北局决定召开一次边区干部会议。11月 1日，会议在绥德县义合镇薛家渠对面的阳湾空地正式召开，史称义合会议。义合会议虽然也要求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只留他一个肉体，并留一份生活，但还是强调“削削削，削尽土豪劣绅；杀杀杀，杀尽贪官污吏。”面对会议上的一些“左”的倾向，习仲勋更多的是沉默，对一些“左”的政策持保留态度。
由于对“左”倾可能造成的恶果的深深担忧，习仲勋在会议结束后不久，就下到各地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的情况果然令他十分震惊。通过深入调查，习仲勋发现了以下情况：一些农村不加区别地平分一切土地，把财产较多、生活较好的农民当土改对象；把已转化为农民的旧地主富农又拉出来斗争，甚至把在我方任职之公教人员，其家中缺乏劳力者，也定成地主、富农。在辛店贺家石工作团所领导的农会上，规定民兵吊地主、打干部。为此习仲勋忧心忡忡，当一些地方的同志来向他汇报工作时，习仲勋总是耐心地向来人讲要注意土改运动的纠偏，防止“左”的做法，并在自己的力所能及的权限内做些纠偏工作。
当时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开明士绅安文钦也受到了冲击。被称为“陕西四老”之一的安文钦是晚清秀才，是边区一个很有威望的开明士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朋友，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策十分拥护。1941年10月 8日，绥德县第一届参议会召开，安文钦被选为议长。11月6日，他赴延安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当选为常驻议员、副议长。从北洋军阀时期就下决心不入仕途的安文钦，深深被中共的政策和民众的信赖感动，愿在晚年为“人心所向，天命所归”的民主政权效力。他工作十分认真负责，经常了解民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及时向各级政府反映。在参议会工作中，他结交了许多肝胆相照的共产党员，将他们视为知己朋友和学习楷模。1947年国民党军队侵占绥德县城，安文钦随边区政府东渡黄河。敌人败退后，安文钦回到家里，许多同志对他的书籍、文稿遭到国民党军队的洗劫感到十分痛惜，他却坦然说：“我之走虽失掉了多年的文墨心血，但保持了我的清白气节。”由此可见安文钦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之深！
安文钦真诚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也赞同土地改革，在土改中还主动向政府献出300垧（注:西北地区一垧合三亩或五亩）的土地。但是土地改革运动一来，他的土地房产被没收分配，一家老小被“扫地出门”。这无疑严重地违反了边区的土改政策，也与党的统战政策背道而驰。习仲勋在了解情况后，严肃批评了这种错误做法，批示要按党的政策予以纠正。
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期间，开明绅士、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在义合病逝。习仲勋由此想到了土改中有些地方违犯政策冲击爱国民主人士的问题，即与林伯渠向毛泽东建议，在为李鼎铭开追悼会时要请党外人士参加，并特别提到要请当时受到批斗的安文钦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身份致悼词，以安抚爱国民主人士的情绪，缓和、改善共产党与他们的紧张关系。对于习仲勋、林伯渠的建议，毛泽东当场表示赞成，并说，三三制还是成功的，三三制政策还要坚持。要做好安文钦、霍子乐他们的工作，要他们参加追悼会，报纸上还要发消息。后来在西北局、边区政府和习仲勋的过问下，绥德县归还了安文钦被没收的部分财物和房产。毛泽东也电示要保护安文钦等爱国民主人士，并通过林伯渠和习仲勋代他向安老先生赔礼道歉。安文钦非常高兴，对党和毛泽东的关怀表示感谢，又愉快地回到自己的住宅。第三天，在边区政府为李鼎铭举行的有七百多人参加的追悼会上，根据事先安排，安文钦致了悼词，他在致词中说：“我们今天追悼李副主席，是因为他人格高尚，思想进步，拥护共产党的主张，赞同土地改革。”边区政府对李鼎铭先生葬礼的高度重视，以及安排安文钦先生出席追悼会并致词等开明之举，不仅使安文钦深受感动，也使各阶层人士深感满意，认为共产党讲信义，重交情。习仲勋的建议和努力体现了党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一贯性和严肃性。保证了党在各阶层人士中的威望和信誉没有受到影响。
尽管习仲勋在工作中力避“左”的错误，但“左”的影响还是在全党弥漫开来。正在苦闷的时候，习仲勋接到了要他出席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的通知，更令他兴奋的是，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制定有关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在米脂县杨家沟举行，史称杨家沟会议。
习仲勋骑马日夜兼程从西北局所在地赶往杨家沟。根据会议安排，习仲勋参加了由任弼时主持的土改小组的讨论。会议期间，习仲勋实事求是地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对边区土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和形势发展的看法。毛泽东非常专注地听取了习仲勋的汇报，这使习仲勋感受到党中央对实际工作存在的问题同样十分担忧，并希望得到实际情况后，予以纠正的决心。这种感觉使之前一直忧心忡忡的习仲勋心里轻松了许多。
果然，在28日进行的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左”倾成为一种潮流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反对这种潮流。地主阶级作为整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作为个人就要分别情况对待。随后会议作出的一系列指示和决定，更充分吸收了习仲勋等人的意见建议。党中央的及时制止，使土地改革运动“左”的偏向得到纠正。到 1948年春夏，土改中“左”倾错误基本得到纠正。
在参加完中央扩大会议返回绥德义合西北局驻地后，习仲勋已经有了信心，因为心中有了党中央给予解决问题的“尚方宝剑”。因此习仲勋一回到西北局，虽然当时正逢元旦佳节，但他已无心和家人去享受节日的欢乐，立即带着工作来到绥德、米脂传达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精神，检查和指导边区的土改工作的开展。
1948年1月19日，为了慎重对待党外人士，习仲勋与马明方联名向各分区发出通知，指出：在土改过程中，对参加三三制的党外人士，应慎重处理，县以上非党人士的处理，务必由地委提出意见，经西北局批准。县以下小学教师中的非党人士，须经地委批准后，才能处理。在习仲勋的努力下，此后再没发生严重的伤害非党人士的事情。在习仲勋的正确领导下，陕甘宁边区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扩大会议精神，积极纠正会议召开之前在各地蔓延的“左”倾偏向，使边区土地改革运动沿着正确轨道开展起来。
1948年1月4日，即杨家沟会议结束后的第七天，习仲勋即以《关于陕甘宁边区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为题致信西北局并转中共中央，就调查研究中发现绥属各县土地改革工作出现的问题，向中央作出汇报。全信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毛泽东主席报告发表后，获得党内热烈拥护。（二）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有许多问题与抗战时期的新区，情况有基本上的不同。（三）绥属领导上虽有明确决定，但在各县，凡是开始发动群众的地方，一般的都是过左。（四）在选贫农团、农会领导土改的成员中，要由能代表多数群众利益，并为全村、全乡群众生活所拥护的人来担任，工作团不能包办代替和搞其他形式主义。（五）许多地方，发动群众自发运动。其中关于如何区别老区和新区的情况，习仲勋在信中作了详细说明：“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有许多问题与抗战时期的新区，情况有基本上的不同。如以一般概念进行老区土改，必犯原则错误。”第一，老区的阶级成份，原来一般订得高，群众不满意，应重新评议，按新规矩办事。第二，中农多，贫雇农少。有些乡村（清涧地区）无一地主和旧富农存在。即真正少地或无地的贫雇农，最多尚不足总户数的 20%。如再平分，即有80%的农民不同意。硬分下去，对我不利。像这样的老区可不平分。最好以抽补办法，解决少数无地或少地农民问题为利。第三，地主、旧富农，也比新区少得多。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 80%左右的观念，在老区必须改变。第四，对老区地主，应查其剥削关系及是否参加劳动与时间来决定。第五，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形式主义。“因此，老区的群众运动，绝不能在形式上与新区一样要求，否则，就是制造斗争，脱离群众。”毛泽东看了习仲勋的信后，非常高兴。立即向习仲勋发来电报，电文说：“我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1948年1月19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近期的工作特别是防止和克服土改中“左”的偏向问题，再次致电毛泽东。在这份题为“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的报告中，习仲勋列举了九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土地革命地区的农民，由于“左”的影响，都不愿意当中农；（二）在土地革命地区，的确中农占优势；（三）在老区，有些乡村贫雇农很少；（四）不应再算老账（特别是政治上的）；（五）只有死心塌地跟敌人走，做敌人忠实走狗的，才叫做投机分子，否则均采用感化争取政策；（六）对恶霸，应有明确的定义；（七）老区因土地早经平分（有些地区甚至分过三四次），今天多数还是再加调剂问题；（八）边区土改任务必须与生产救灾结合起来；（九）救灾，各地已真正重视，且均采取细密组织与切实负责，由一人一户，一村一乡去具体解决问题的方针。由于在子洲县、子长县调研时，习仲勋发现“左”倾偏向的种种表现：一些人浑水摸鱼大抓一把而鼓动起来的自发斗争，如子长县栾家坪那里的斗争简直是干部党员的斗争；交口五六十名群众住在地主家里，杀羊宰鸡，每日三餐，早上米饭，中晚馍馍面条，吃喝了八九天，临走时又乱拿一顿。对以上“左”的做法及原因、造成的严重后果，习仲勋在致毛泽东的电报中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对于以上“左”的做法造成的危害，习仲勋在致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电报中十分痛心地指出：“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到半月，就可把一切破坏得精光。”毛泽东在接到报告后的次日，即复电习仲勋：（一）十九日来信完全同意。（二）望坚决纠正“左”的偏向。（三）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认为不要动。不久，毛泽东又将习仲勋的电报内容转发全国各解放区，并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
1948年2月8日，习仲勋又就“分三类地区进行土地改革问题”，致电毛泽东。他首先对三类不同地区的概念作了区别解释：日本投降以前解放的地方为老解放区。日本投降以后至全国大反攻时两年内所占地方为半老解放区，大反攻以后所占地方为新解放区。此种分法，非常切合实际。因而在实行土改的内容与步骤上，应有所不同。即在贫农团与农会的组织形式上，亦应有所不同。否则，费力不讨好。根据这三类地区的不同情况，就应该实行不同的政策。据此，习仲勋向党中央和西北局提出四条建议：（一）陕甘宁边区约有 130万人口的老区，土地都大体上平分了。现在这些地区，不是地主、富农占有土地多，而是中农占有土地多。故要平分，一般都是要动用大部或全部中农的土地，甚至还要动 10%贫农村（户数）的土地。这对农民土地所有权的信心发生动摇，普遍现象是农民都不愿积极生产，认为这次平分了，又不知几年之后，再来平分。故不宜搞平分。（二）在老区不能坚持贫农团领导一切的方针，因为老区的贫农团很复杂，有的是由于地坏、地远，或人口增加，经济困难；有的是遭到灾祸，生活下降；有的是因为吃、喝、嫖、赌，不务正业而致贫。这种贫农团在老区一组织起来，就必然向中农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也就由此而来。（三）老区的地富一般可不扫地出门，在过去分配土地搞得彻底的地方，他们要真正参加劳动、成为中农或新富农者，就不要再动他们的财产。（四）要把发扬民主与土改生产相结合，反对干部强迫命令作风；解决中农负担过重的问题。尤其是关于“负担不公平”问题，习仲勋特别做了说明：“土改以来，各地强调满足贫雇农要求，负担又大，都完全落在中农身上。”并指出这种现象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一倾向，十分危险，有压倒中农、破坏农村经济繁荣之势”。习仲勋的意见和建议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亲笔修改校订了习仲勋发来的电报稿，并批示：转发晋绥、中工委、邯郸局、华东局、华东工委、东北局。
值得一提的是，习仲勋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三次致电，有这样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文风朴实无华，没有套话，有的放矢，开门见山说问题，体现了党在延安时期优良的文风；二是观点鲜明，对“左”祸之害，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习仲勋一而再、再而三地就我党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直陈己见，一方面可见他的政治勇气，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毛泽东给他题词所表扬的“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
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