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后，毛泽东的任务暂时是明确的，某些边境地区的肃清战斗还在进行。台湾、海南岛和西藏仍未解放。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与六七个邻国的边境线仍处于混乱状态。
毛泽东强调：我们当前的总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共中央就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把解放西藏列为1950年的一项光荣战斗任务。
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就致电彭德怀，提出以西北为主进军和经营西藏，并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之后，又致电刘邓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他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放中国大陆最后一块土地，当然必须是以战促和、逼和。在各路赴藏劝和团达不到预期目的时，他考虑必须打一仗。
昌都，位于澜沧江上游，是扼进藏南、北、中之三路之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噶厦在此建立了总管府，指挥着占藏军总兵力三分之二的九个代本（团）的民兵8000余人。藏军准备在此决一死战。
关于昌都战役，毛泽东胸有成竹，指示：“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他要在藏军心理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毁灭其全部有生力量，避免以后再与藏军漫山遍野的消耗战，他要使噶厦全面丧失抵抗能力。
1950年8月31日，共和国刚刚诞生10个月。此时的彭德怀在朝鲜战场正打得炮火连天，志愿军十分需要飞机，但毛泽东还是咬咬牙，将30架飞机批给进军西藏的部队。
10月上旬，昌都战役打响，整个战役，解放军只在小乌拉岗托等三处遇到了较强的抵抗。昌都战役于24日结束，历时18天，经过大小战斗20余次，共歼敌5700人，占当时藏军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样整个西藏被解除了心理和实力上的抵抗，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和平谈判。
1950年藏历10月8日，17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举行亲政典礼，接管了西藏军政大权，达扎结束了执掌近十年的摄政王位。不久，达赖出走印度避难。之后，通过中国驻印度大使递交了毛泽东给十四世达赖的一封信，信中祝贺达赖亲政，并希望和平解放西藏。在毫无退路的情况下，1951年1月18日，达赖喇嘛批准噶厦任命阿沛.阿旺普美为首席谈判代表。
1951年5月23日，经过协商谈判，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获得了和平解放。
协议签订后，毛泽东很高兴地接见西藏代表团成员，毛泽东说：“你们不要怕，革命是解放人民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解放军进军西藏是解放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又说：“藏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是我们祖国大家族的重要成员。在历史上，西藏地区的人口曾达到1000万人，现在藏族人口减少到100万了，这样继续几百年，藏族就会灭绝的，你们希望不希望发展呀？我们共产党要帮助所有少数民族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还帮助发展人口。”然后，毛泽东端起酒杯说：“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干杯！”
席间，毛泽东神采奕奕，谈笑风生，显得特别高兴。他讲到历史上有个常胜将军薛仁贵，却被吐鲁番王国的军队打败，吐鲁番的军队还曾两次攻入长安，这说明西藏是一个伟大而强悍的民族。
如今，这个伟大而强悍的民族却被毛泽东软硬兼施，不费吹灰之力地解放了。
1951年8月，达赖喇嘛返回拉萨，西藏大局暂趋稳定。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主力和平进入了世界屋脊名城拉萨。
毛泽东没有触动香港的打算，香港是一个能为祖国孵出许多蛋的金鸡，可让它处于伸手可及的地方。
中国已打了几十年的仗，国土兵连祸结，经年不休，40年代末期，全国实际上未生产过任何钢铁。
毛泽东的新政府决心改变社会制度和官僚制度，他打算把中国的每一个机构都熔化甚至包括那些迄今被认为并非政治性的机构，将它们在社会主义的模子中重新铸造。
毛泽东需要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在他的第一届新政府中，24位部长中就有11位是非共产党人士，同时接纳了24个政党。在1949年到1950年期间，毛泽东几乎没有让任何人感到害怕。
针对有些人对共产党的治国能力表示怀疑，毛泽东却乐观地回答：“打天下并不容易，治天下也并不是难得没办法。”
在途经哈尔滨，毛泽东问当地负责人，“你们住的是楼房还是平房？”有人答：“住楼房。”毛泽东说：“住楼房很容易出官僚主义啊！”同时提出了“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学习、奋斗。”的要求。
到1950年4月，新中国的财政状况开始有所好转，这是建国初期实行平抑物价，统一财经的斗争初战告捷的结果。毛泽东告诫说：“目前财政经济的好转还只是财政的好转，并不是经济的好转；财政的好转也只能是开始好转，根本好转需要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目前财政上已经打了一个胜仗，现在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业。”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领导人当然不可能欢迎一场发生在边界并有可能导致重大国际后果的战争，当时，他们正致力于新国家的内部巩固，开始使大批军人复员，而且就在当时，中国的精锐部队正布置在南部沿海一带以准备进军台湾。并且刚刚宣布开始进行土改运动。
朝战给刚刚开始从内战的废墟中恢复过来的脆弱的中国经济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战争给中国在物质上和人员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在政治上却给中国带来了意外的收益。毛泽东提出“边打、边稳、边建”。“抗美援朝”运动成功地唤起了人们的爱国主义感情。
这种对革命生存的致命的外部威胁使新国家最初采取的温和政策与实践转变为不断加强的镇压政策，并最终在1951年导致了几乎遍及全国的恐怖统治。2月21日，毛泽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这场运动的目的是制造一种公开的恐惧和恐怖的气氛并由此清除国家的潜在反对者。毛泽东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看作是实现三年经济恢复任务的重要保证。
毛泽东现在住在城市里，城市中的变化不那么激烈，而且一步步地进行着。中共使城市驯服的办法不如对付农村的办法那样灵。它的干部不是城市型，必须继续雇用300万国民党的政府雇员为新的事业服务。
在北京、上海，毛泽东不必粉碎一个阶级，温度一上升，许多资本家就悄悄地变红了，就象把龙虾放进了热水里。
由于朝鲜战争造成的紧张气氛，城市的巩固工作变得更严厉了。在毛泽东看来，反革命分子似乎越来越多。成千上万的人不是被处决，就是被送进了劳改营。
为肃清残余的国民党匪特和反革命分子，从1950年10月开始在全国各地开展了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到1951年10月基本结束，但中央仍不甚满意，指示要继续加大镇反。在镇反斗争中所发生的“宽大无边”的右倾偏向问题，中央认为这样不仅损害了人民政府的威信，也严重窒息了群众参加镇反斗争和经济建设的积极性。为尽快扭转这一被动局面，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措施，简化诉讼手续，提高工作效率，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右倾偏向被扭转。一场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蓬勃兴起。这一时期毛泽东多次亲自电示、电告各地。可谓亲自指挥，不亦乐乎。他指出：目前在全国进行的镇反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和复杂的斗争，各地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广泛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放手发动社会各界人士，统一计划，统一行动，唯此才能保持镇反运动的完满胜利。
同时，为防止发生“左”的偏向，在中央又明确提出要求各地定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之内。在农村一般应不超过人口的千分之一，城市中以千分之零点五为宜。
到1952年2月，全国有80％左右的“反革命分子”已受到杀、关、管各种惩处，到年底，全国镇反运动胜利结束，在镇反运动中，全国共歼灭土匪240余万，关押各种反革命分子127万，管制23万，杀掉71万。
当然，人民共和国从来没有宣布过这场恐怖的死亡者的全部数字。据广东省当地官方报道说：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8月，这10个月期间就有2.8万人被判处死刑。在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３年间约有200万人被处死。
共产党统治的最初３年取得的成果之一，是最终消灭奴隶、抽鸦片、赌博。
1951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开会词中初步总结了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取得的伟大胜利，宣布中国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即将基本肃清；土地改革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以外，即将于1952年全部完成；抗美援朝已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企图侵占朝鲜并进而侵入中国大陆的狂妄计划。毛泽东总结说：“由于上述三大运动已经取得的胜利，由于各级人民政府和各界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国家已经实现了空前未有的统一。西藏问题业已用和平的方法予以解决。国防力量业已增强。人民民主专政业已巩固。而我们的金融和物价则继续保持着稳定，我们的经济建设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也已前进了一大步”。毛泽东得出一个勿庸置疑的结论：“一切事实都证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上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其无穷无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任何敌人所不能战胜的”。
“三反”运动于1951年开始，三反运动直接发端于当时在全国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1951年下半年后，抗美援朝战争仍处于边谈边打的局面，经济财政状况仍未实现根本好转，而战争耗资巨大（约占年度财政支出的50％），国民经济建设又刻不容缓，这就给国家的财力物力造成极为沉重的负担。为此，中共中央决定争取精简财政，压缩开支，厉行节约，禁止浪费，增加生产等开源节流的措施。毛泽东提出：“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需发展”的战略决策。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正式拉开了“三反”运动的序幕。
毛泽东对“三反”运动极为重视，他经常参加会议，听取汇报，掌握全国动态。他经常代中央起草决议、指示、批语、电报、信件。整个运动期间，这样的文件就达233件之多。毛泽东指出：要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并且务必于1952年1月上半月取得显著成绩，下半月取得更大成绩。同时，他要求下属要严加督促，勤加指导，务使每天都有收获；三天一会，五天一报，做出成绩，取得经验，通报各处。只有抓得很紧，才能产生实效。在毛泽东的督促下，各级干部都动员起来。
1952年1月，毛泽东起草了《关于三反斗争展开后要将注意力引到搜寻大老虎的电报》，指出：党政军民各系统都必定有大贪污犯，要将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不要满足已得成绩。在这方面，要根据情况，定出估计数字，交给部门为完成任务而奋斗。在斗争中还要根据情况的发展，追加新任务。第二天，又指示各地：每个省、每个大城市及各大军区单位都有100只至几百只大老虎，如捉不到，就是打败仗。在毛泽东的严词督责和反复指示下，全国党政军部门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打“大老虎”斗争。毛泽东还指示各单位领导必须扫清运动的绊脚石，要把群众是否发动起来当作衡量运动好坏的一个标准。
这场运动的特点是由群众大会来批判贪污腐化或暴虐的官员，这是毛泽东主义独特的政治手段，并最终成为所有运动的方法。运动最终并没有形成群众对官僚机构的进攻。不到5％的政府官员受到了正式的惩罚，一些人被送进监狱，大多数人只是简单地被撤职或降级。
随着“三反”运动的发展，进一步发现党、政、军、民内部的贪污行为，大多数都与社会上的资产阶级的“五毒”进攻有关。为此，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全国大中城市迅速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展开一场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机关内部的“三反”斗争。“五反”运动是一场范围更广、意义更重大的运动。总的来说，运动是直接反对城市经济中的贪污行为。它的重点是指向资产阶级。通过收缴拖欠的税款，课以重金和其他经济上的强制手段，进一步剥夺了资产阶级所剩的财产，大多数企业和工厂不得不成为公私合营企业。实际上，这是实行国有化的一条捷径。“五反”与“三反”，紧密结合、相互促进，既有力地打击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也十分有利于揭露党政军民机关内部的贪污腐化分子。
195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关于结束三反运动的报告》，宣告“三反”运动胜利结束。据统计，全国政府系统参加“三反”运动的达850万至900万人，受到处分的占4.5％左右。
1952年8月，毛泽东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第38次常委会议上，概要地总结了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以来相继进行“三反”、“五反”氛那榭觯⑿迹骸跋衷谌础⑽宸丛硕だ崾侍馔耆宄了，天下大定。?
毛泽东是集权术之大成的头号智者，最高明的统治术并不表现在直接的管理、指导，或制定方针，而是在于驭人，人是最坚定的力量，也是最不易掌握的力量，如果能够牢固地驭人，那么领导者也能立于不败之地。蒋介石并不乏智谋，但他却不熟悉中国人的心理，没有得到最广泛的来自底层的支持，这注定了他的失败。而毛泽东远比蒋介石远见卓识地认识到一个千年农业大国中农民的力量。他引导这股力量压在他的秤盘上。
现代经营管理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强调对人的管理。毛泽东很清楚这一点。他十分强调人的主观意志的能动性。但是一旦他不是作为一个造反者而是经营者来面对一个新的秩序时，他的传统的驭人却丧失了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