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下半年，毛泽东说：“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另一个就是恢复联大席位。
毛泽东并不是那种疑病怕病的人，一次毛泽东牙床发炎，肿得厉害，医生劝他服些消炎药，毛泽东经常凭直觉办事，他相信躯体内部的抵抗力量，他说：“我不用药，靠吃药，自身的抵抗力就没有发挥作用，就得不到锻炼。应该调动自身抵抗力对付外来侵略，总用药抵抗力就衰退，再有细菌侵入就要出大乱子。只有经过斗争抵抗力才能变强大。只有抵抗力不行时，才用药助他一臂之力，反败为胜。”
几天后，毛泽东没用药便好了，他得意笑道：怎么样？我的抵抗力战胜了。自力更生么，不能光靠外援，天下万物万事，都脱不出这个道理。毛泽东说：“我现在病魔缠身，我跟上帝有约会”。
另外，毛泽东对中医不感兴趣，他说：“中国庞大的人口该归归于中美的发达，我提倡中医，可是我自己不信中医，不吃中药，你看怪不怪。”
毛泽东已不再有发动一场持久的政治运动的精力了，但他还能够发布最高指示，他还有人事决定权，他还能否决别人的意见。
1973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十大。可大会只开了五天，而1969年的九大则开24天，可能是毛泽东已经不起更多的劳累。
1973年11月寒冷的一天，澳大利亚总高夫·威特兰访问中国。毛泽东问威特兰：他的澳大利亚工党的哲学与共产党的哲学有什么不同。威特兰回答说：“他笃信由改良产生的社会主义，而共产党认为只有革命才能带来社会主义”。
“噢，你的世界观是达尔文主义喽”毛泽东继续问道。
毛泽东很爱评论，不肯接受很多给他提的意见，当威特兰说到毛泽东对现代中国所做的巨大贡献时，毛泽东回答说：他的作用并没有那么大。
威特兰认真地反对中国进行核试验，而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很轻松：“你谈到这个问题我们毫不介意。那是必要的例行公事“。他甚至不屑于为中国的核试验政策进行辩护。
毛泽东又补充一句，“说到底，核武器没有多大用处，人还是比武器更重要”。
当威特兰称赞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得的成就时，毛泽东表示了异议，毛泽东说：目前所取得的成就不过是沧海一粟，但是中国的贫穷是一件好事，贫穷使得人民想干革命。
毛泽东亲自发动了一场反孔运动，却成为左翼狂热分子的庇护所。周恩来认为整个这场运动是荒谬可笑的，它给一个伟大的文明蒙上了令人痛苦的耻辱。为此，周恩来把“批孔”改成了“批林批孔”。
1974年，毛泽东接待外国要人达20余位，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多。
1974年中期，毛泽东动身南下，在夏季的三个月时间里，他离开北京，这一行动是非同寻常的，更为异常的是，这次他离开北京达八个月之久，这不由使人想1965年的那次出行。致使1974年的建军节、国庆节以及1975年1月的中共会议和人大会议——这些重大节日和会议上，没有一次见到毛泽东出席。
回到北京,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这一回跑了10个月，没有讲过什么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因为中央没有委托我。我在外面养病，我一面养病，一面听文件，每天都有飞机送。现在上帝还没要我去，我还能想，还能听，还能讲，讲不行还能写。我能吃饭，能睡觉”。
毛泽东对感情上疏远的妻子江青在1974年期间的政治活动，已感到厌烦，她什么事都要插手。毛泽东说：她到处做到报告，她有没有野心？我相信她有。
在1975年初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终于发怒了，否定江青对他任何观点有解说权：江青讲话，只代表她自己，不能代表我。
由江青口述，美国人威托克写的一本《红都女皇》，当这本书给毛泽东看后，毛泽东十分气愤，写了几个字“江青有武则天之想，没有武则天之才；有吕后之心，没有吕后之德。”多年的条约她不遵守，并在此书上写了三句话：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赶出政治局，分道扬镳。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江青说：“你回你的山东，我回我的湖南。”
1975年12月31日，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交谈中，毛泽东说：党内会有斗争，阶级之间会有斗争，除了斗争是肯定的之外，其他都是不肯定的。很可能要斗二、三百年。
毛泽东解释他外出不参加党务活动的原因和不参加即将召开的国务会议的理由。他在等待时机；有稳操胜券的信心；尽量不露声色，暂不干预，任其演变。
毛泽东过了一段隐居生活后，在五月他主持召集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他批评极左派在搞宗派活动，为此，张春桥、姚文元、江青三人都写了自我批评材料。
当泰国总理克立拜访毛泽东时，他步履蹒跚，双脚痛苦地挪动，垂直的双肩微微摆动着。不过，他还没有失去使外宾听从他的能力。
毛泽东提出问题同菲律宾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讨论。他认为任何身居高位的人几乎都潜藏着个人的悲剧。他说：“你地位越高，就越会有人向你扔石头。”
他病态似的对泰国总理克立说：几乎每一位来见我并招我喜欢的人回国后就遇到灾难，他的意思是指象尼克松、田中、恩克鲁玛、希思、苏加诺、威特兰、西哈努克等人——他一口气提出七位对中国友好的领导人——在国内都碰上了厄运。
毛泽东越上年纪，越是相信人的意志力，尽管他对旨在培养意志力的学校有看法，他不禁说道：“书读得越多，人变得越呆。”
文化革命只是一次大检阅，它并没有产生新的组织结构。毛泽东本想使“为人民服务”，这种利他主义在群众中生根发芽，他把文化革命称之为一场能触及人们灵魂的伟大革命，革命的目的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的问题。
他过去一直在探索新的政治手段，“在过去，我们在农村、在工厂、在文化界开展过多次斗争……但所有这一切，都没解决问题，因为他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法，能把广大人民群众发动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在去世前又宣布一条格言：没有斗争，就没有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安定团结并不是说不要阶级斗争。”他的又一条新年指示传出来，举国上下为之震动。“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九·一三”事件之后的毛泽东白发骤增，香烟一根接着一根，变得沉默寡言。
他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接班人。毛泽东第一次选刘少奇为接班人，第二次选林彪，第三次，毛泽东作出大胆的选择，选了年仅38岁的王洪文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1973年8月，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台上，毛泽东的一侧是周恩来，另一侧便是王洪文，在主席台的名单中，王洪文成为中共第三号人物，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然而，毛泽东对王洪文的表现是不尽满意的，针对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活动频繁。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当着众多政治局委员的面，指着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道：“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1975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四人邦”提出了比一年前更严厉的批评，他说：“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毛泽东自1972年对周恩来有所警觉，怕他是修正主义右派，毛泽东批评外交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变，势必变修正。”同年12月，毛泽东又再度批评周恩来，从此江青等人不断整周恩来，借批林彪之机，发动了批林批孔，又进而“批林、批孔、批周”（周明指周公，实指周恩来），江青说周恩来是“现代大儒”。
1973年3月10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政治局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邓小平逐渐回到权力核心。毛泽东更进一步让许多在文革中被打成右派的老干部复职。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党不要杀人，包括反革命，保存活证据，不要杀，犯点错误，改了就好，对内团结大多数，不要搞阴谋诡计，要守纪律，要少数服从多数；对外是要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要坚持原则，但又要有灵活性。
1973年8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会上，邓小平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邓小平开始协助周恩来整顿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
1973年12月，毛泽东在一夜之间对大军区司令员进行互相对调，并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
1974年4月，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是年，周恩来病情恶化住进医院，邓小平对各行各业实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旨在整顿已经积重难返的国民经济。
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实质上不可避免的就是要整顿被文化大革命搞乱了的各条战线。而当这种整顿全面铺开，深入发展时，必然又会遇到同周恩来1972年批判极左思潮、整顿各项工作时同样的问题，即对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本身的否定。
毛泽东支持过邓小平的全面整顿，但这种支持是有限度的，他反对极左思潮，希望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极端行为，以保证社会安定，人民团结和生产顺利进行。但是，他不能容忍对文化大革命本身的怀疑和否定。毛泽东的这种局限性决定了全面整顿的限度。
毛泽东对邓小平大刀阔斧的改革是颇为不满的。在听了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的汇报后，毛泽东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按照毛泽东的本意，仍然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能够统一认识，他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认为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错误是两个，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决议，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是不肯让步的。他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表示由他来写这个决议是不适宜的，婉言拒绝了。
1975年，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召开有130多名党政军机关负责的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议。会上宣读了毛泽东标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之后，“打招呼”成了“批邓”的代名词。
毛泽东觉得有必要清算这种思潮，于是，一场以“教育革命大辩论”为起点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此开始。
在毛泽东的促动下，1975年4月，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的作法，他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统治了四年之外，打着共产国际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月亮也是外国的好“。
1976年，是中国农历的丙辰年。按照十二属相，辰属龙，故曰：龙年。这一年对中国大陆来说，是一个多事之年。
1976年元旦，中央广播电台播放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词二首。两报一刊发表以毛泽东词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为命题的社论。
1月8日，周恩来身心疲惫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78岁。
周恩来死前曾对人说：“死，我并不怕。古话说，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是76岁多的人了，也算得上高寿了。可是这二十几年的时间，总应该把国家建设得好点，人民的生活多改善一些，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才感到安心。现在这种状况去报到，总感到内疚、羞愧”。周恩来这种内疚、自责，使他获得民众极大的爱戴。
1月21日，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3月8日，吉林省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这次陨石雨散落的范围达480平方公里，但没有造成任何伤亡和损失。在收集到100多块陨石中，最小的重量在0.5公斤，最大的一块重量为1770公斤，比美国诺顿陨石重691公斤，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块陨石。这次陨石雨无论在数量、重量和散落的范围方面，都是世界罕见的。
4月5日，几十万学生群众自发在天安门广场上悼念周恩来，与军警发生冲突，到晚上9：30，当局出动了一万多名民兵，三千多名警察和五个营的部队，封锁了天安门广场，欧打和逮捕集会的群众，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四五事件”。毛泽东认为这次事件是反革命爆乱，是邓小平一手策划的，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经毛泽东的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并且提出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早在1971年，年届78岁高龄的毛泽东已是头发花白。他明显地衰老了。自然规律——生物自然而然地沿着生、长、老演进是无法抗拒的，它象其他自然规律一样无情。不管人们如何真诚地祝福他老人家“万寿无疆”，他跟所有的普通老年人一样，仍然逃不脱老年疾病的折磨。
从1971年春天起，毛泽东的身体健康状况就明显不行了。以后每到开春和入冬，他总要生病，而且都是些比较严重的老年性疾病。
毛泽东的身体健康状况对外是严格保密的。他生病了，通常具有极小范围的几个人知道，至于病到什么程度，知道真情的就更少了。当时的社会心态承受不了这些压力，党、国家、人民的安危都维系于他一身呀！就在全国上下一片“万寿无疆”的呼声中，1972年1月，毛泽东突然休克。经过紧急抢救，才转危为安。
作为毛泽东，他本人不愿意让人们看到他晚年那病态和痛苦这状。1973年，党的十大闭幕时，他是等会场的代表的退完之后才让工作人员扶他离开座位的。此时，毛泽东的腿脚已不灵活了，他坐到主席台的位子上，也是在帷幕拉开之前由工作人员搀扶着坐下的。
1974年，毛泽东患了“老年性白内瘴，他不希望别人知道他看不见了。因此，毛泽东患眼病的事，别说中央委员，就是政治局委员中，也只有周恩来和汪东兴等极少几个人知道。
当然，毛泽东衰老的迹象并没躲过外国人的眼睛。医学专家皮埃尔·朗契尼克博士和皮埃尔·阿考斯，则从记者安德烈·马尔罗的描述中发现了疾病的信息。他们推断：毛泽东晚年患有一种特殊形式的衰老病——一种比脑膜炎更难以治愈的脑衰老病“脑瘫“。首先是动脉硬化，接着出现脑血管栓塞。和邱吉尔一样，毛泽东的“脑瘫”，首先表现在行动上的僵硬。安德烈·马尔罗看到的景象，就是症状。邱吉尔去巴黎接受解放勋章时，走起路来的样子，便和安德烈看到的毛泽东一样。
“但不久之后，毛泽东又表现了其他症状，大脑的软化，这是由于大脑供血不足所引起的混乱所致。断断续续的发作而没有形成明确的系统。当血栓堵住一根小动脉的时候，这微小梗塞的周围脑组织便发生坏疽。……自然要对功能和行为形成干扰：面部僵硬而没有表情，下巴上的肌肉松驰，说话和吞咽感到困难，脾气变坏。……大脑衰退的结果使思想瘫痪，使人丧失时间和空间的观念。毛泽东的天地因此变小。他的精神活动不断地缩减。他判断力和注意力松驰。一种渐次而根本性的演变，由于神经细胞及其树突的蜕化和萎缩所致，它是语言混乱的前奏，结果只会运用几个现成的表达方法而不能表达感情了。接着是由于括约肌松驰引起的大小便失禁和退化的最后阶段：老年性痴呆。”
皮埃尔这番从病理学角度的分析，也许并不完全都是臆测。
当时已年近80岁的毛泽东，精神上需要温和些的人。毛泽东是精神世界极其丰富又特别注重精神的人。他不贪恋任何物质享受，却对精神境界看得极重。尽管他有些事做得很伤别人的感情，他却极讨厌那些随便伤害他感情的人。尽管他笃信“斗争哲学”，在生活中，在身边，他喜欢人们之间和睦相处，希望身边的人际关系轻松点。
从60年代初，毛泽东看中了列车服务员张玉凤，张是位年青、漂亮又性情温和的女人，这些很中毛泽东的意。毛泽东是一位典型的东方男子汉。自己的性格很刚，但特别喜欢和性格柔些的人共事相处。贺子珍较有个性，任性的结果是天各一方。江青很机巧的，最初对毛泽东百依百顺，他也离不开她。在延安时，没有江青在一旁照料，他生病了连药都不吃。晚年，两人关系逐渐紧张起来，吃不到一起，睡不到一起，见面就斗嘴。
毛泽东在病情加重的时候，召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等人，他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争的那几十年，把他赶到那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打回了老家，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看来只有在腥风血雨中交班了，我死了以后你们会怎么样，只有上帝才能知道。”
1976年7月6日，与毛泽东共事达五十年之久的朱德去世。
毛泽东依然关注着世界大事，对尼克松下台，毛泽东认为“水门事件”过分夸大其词，他对法国总统蓬皮杜说：“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搞得满城风雨”。他不懂，为什么这么一点小小的差错（在他看来）竟会将尼克松拉下马来。他分析水门事件惨败的原因是“言谈自由太多了。”
出于一种什么原因，一直为毛泽东喜欢的著作《水浒传》，突然被谴责为毒草，毛泽东认为这个农民造反的故事在精神实质上是“投降主义”。毛泽东断言：“水泊梁山的农民英雄宋江，根本就不是什么英雄”，这将他以往的观点又颠倒了过来。
这一年，死神似乎对中国毫不留情，就在朱德刚刚去世的仲夏时节，一场骇人听闻的真正的大地震在中国爆发了。
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突然发生7.8级强地震。唐山整座城市被夷为一片废墟，极震区以唐山为中心向四面延伸约47平方公里，地震的影响区域很大，强震波及我国东部的广大地区，北起黑龙江的满州里，南至河南的漂河，东临渤海湾，西抵宁夏的名咀山，14个省、市、自治区，2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上居住的几亿人受到扰动。遭受地震破坏的区域约21万多平方公里，其中严重破坏区2万多平方公里。区内民房大量倒塌，公路、铁路、桥梁损毁。据京、津、唐地区累计，地震中死亡24万余人，重伤16万余人，轻伤不计其数，成为有史以来地震给人类造成的最大灾害。
毛泽东定要人把唐山地震灾情详细地报告给他。在中国农村地区，人们长久以来，一直相信天象对事件的预兆。中共中央、国务院派出的以华国锋总理为团长的中央慰问团到达灾区。这期间，中国政府对外宣布：中国人民决心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克服困难，谢绝外部提供的一切援助。十几万解放军、2万多医务人员和数万名支援人员奔赴灾区。
毛泽东在9月9日的那天凌晨彻底解脱了。123个外国政府发来唁电。在纽约、联合国降了半旗，在莫斯科，《消息报》在倒数第二版的底部以两行文字报道了这件事。在香港，股票市场跌落。在台湾，多处举行了欢庆会。
在举国齐哀一周的最后的一天，百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会，下午3点整，全国工作停止三分钟。全国9亿人肃立默哀。全中国的汽笛——工厂的火车、轮船——齐鸣三分钟，形成葬礼的最高潮。
全国人民沉浸在一片悲哀中，一位远在浙江省德清县秋山公社虎山大队的男知青，当他在田头劳作时，听到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后，惊愕万分，以为天要塌下来，这是人们发自内心的哀悼。对于许多在“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中走入神话的人，这是不可相信的。但毛泽东确实去了，丝毫不以人民的意志为转移。孰不知，天崩地裂之后，是云开雾散，一个新的生命即将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