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网友：我是一个虽处境不佳，却又忧国忧民；虽想出书，却又没有出版社垂青，只能寄望网络传递忧思的小知识分子。我的文才不高，但自信观点精深独到，穷极天下，不会有二家，但愿网友们耐着性子一读，或许你的心灵会受到巨大震撼。
前言
本文是一篇长篇政论。
当今中国，或许人们（尤其广大网友）政治热情不高。写长篇政论，或许费力不讨好，人人懒得看。
但是，我们不想关心政治，政治却时刻地、深深地“关心”着我们。
中国历史上为何治乱无常，改朝换代频繁？先民为何会发出“宁做太平犬，莫做离乱人”的悲叹？为何迭遭外侮，被西方骂为“东亚病夫”？改革开放，为何国运初兴，西方又频传“中国威胁论”？这是政治。
台独一波未平，仅稍微安心，为何藏独一波又起？分明是暴徒打砸抢烧，残害无辜，为何却成了中国政府镇压“和平示威”？分明是西方媒体编造假新闻激怒了海内外炎黄儿女，为何却成了中国政府煸动民族主义？这是政治。
在与各类凶禽猛兽的搏斗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人类，为何会因宗教、人种、社会制度等原因深刻分裂？人类为什么把庞大的人力、物力用于武器和军队，并不断研发系列尖端杀人武器？人类是将迅速盛极而衰，自毁前程，还是捐弃前嫌，和睦相处，手牵手，心连心，共同走向美好未来？这是政治。
于是，有了这篇长篇政论文章。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先贤的训导，也是本文的追求。
即使本人、本文太过卑微浅薄，离此崇高目标太过遥远，但若能唤醒大家的政治热情，众志成城，何愁目标不达呢？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茫茫人海，知音可众？
一、历史上频繁改朝换代之经验教训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国演义》开篇之语，是作者对中国历史的准确总结，是中华先辈无法摆脱的历史魔咒。
“必合”，是因为只有团结、统一才有和平，才有繁荣，历史上诸如文景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无不是在“合”的时期，分裂与战乱的时期，不会有盛世。因此，人民对国家统一的追求异常强烈。
“必分”，是因为民众对君主、对各级官吏缺乏制约的权力，只有服从的义务社会矛盾没有正常、合理的疏通和解决之道。
当遭遇天灾人祸，人民生活、生存极端困难之时，往往容易揭竿造反，走极端之路。因此，分，也就无法避免。
中国历史上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曾长期领先世界。但这样的繁荣没有制度上的保障，往往因君主一人贤而举国治，一人愚而天下乱。
封建社会两千余年，中国经历了十来次朝代更替。每次更替，少则战乱数年、数十年，多则战乱数百年。一部中国历史，也就是一部治乱交替史，一部中华文明破坏一重建，再破坏一再重建的循环史。
在这治乱无常之中，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一轮轮浩劫，以致先民发出了“宁做太平太，莫做离乱人”的悲号。
远者如汉朝，鼎盛时期全国五千多万人，至三国初年仅剩一千多万。
近者如清末，自一八四O年，鸦片战争开始，历经太平天国起义、甲午海战、义和团、八国联军入侵、辛亥革命、军调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百余年内忧外患不断，军民、伤亡过亿，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家局势才基本稳定下来。而即便如此，国家仍未统一，台湾至今孤悬海外。
近代中国遭受的一系列失败中，我认为最为惨痛的，应该是戊戌变法的失败。这次变法，本是清王朝自我革新、救亡图存的一次大好机会，也是中华民族扭转颓势，迅速复兴的一次大好机会。然而，以慈祥为首的守旧派，囚禁了光绪皇帝，扼杀了变法，续演了其后五十年的战乱。
以上对中国历史并未作全面的分析，但从这管窥之见中，已大致可以总结如下一些经验教训：
1、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有着无限的创造潜力，只要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这种潜力就能够充分爆发出来。
因此，改革开放才三十年，中国的发展步伐已让世界惊叹。如果安定的社会局面能一直保持下去，让整个民族的创造潜力不断释放，令世人更为惊叹的奇迹将不断出现。
2、历史上分合交替、治乱无常的局势已无法继续演绎。
限于以前的交通和通讯，人们被分散孤立于各自居住地，互不知道彼此之事。
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分”与“合”大事，外洲人不知道，更无从干预。如果没有外力的干预，清朝也是一个处于历史循环中的朝代。取代它的将是一个新的朝代，而新朝代也只会如前朝一样演绎兴亡交替的故事。
然而，列强出现了，要“分”易，要“合”难。没有外力的干预，外蒙难独立，甚至“独立”了也得回来，没有外力的干预，台湾早已重归一统。
因此，整个中华民族，必须上下一心，探索出一条长治久安、永无内乱的路来。若再乱，台独、藏独、疆独与国际反华势力勾结，中华民族恐将万劫不复。
3、由戊戌变法之失败，及其后的五十年战乱，有两点教训值得我们深刻记取。
从政权角度来说，变法是顺应形势以求生存的唯一办法，整个政权中的各个阶层必须深刻理解和自觉参与其中。尤其是既得利益派为首的守旧势力必须深刻理解并参与，若因破坏变法而导致政权瓦解，则玉石俱焚，所有既得利益将不复存在。戊戌变法的反对者们仅仅若撑了十三年，清朝就灭亡了，历史可曾记下他们的悔恨和悲鸣？
由此，我们真庆幸以华国锋为首的“凡是”派未成气候，庆幸小平同志的变法之成功，也望将来变法的阻挠者深以为戒。
从人民的角度来说，千万千万不要逞一时之愤，去推翻既有之国家政权。
满清的确失政失德，不断割地赔款，但推翻了它，新政权的建立和稳定却异常艰难。国家和人民为建立新政权所付出的成本，远较维护一个旧政权，或帮一个旧政权彻底变法更新付出的成本大得多。
仅仅从这一角度出发，就不能赞同一九八九年学生占据天安门广场，市民阻断天安门周围交通，向中央政权公然叫板的行为。
我们不敢设想，假如当时中央政府不采取断然措施，今天的中国会是怎样一幅惨景。
4、治国如治水，宜疏不宜堵，但治国者们老是爱“堵”。
中国古代有鲧和禹治水的故事。鲧治水用“堵”的办法，到处筑堤，把水蓄起来，结果因狂风暴雨洪水泛滥，死人无数，鲧因而被斩。鲧的儿子禹接过治水任务后，用“疏”的办法，到处开河渠，让水东流入海，结果大获成功，顺利因“禅让”而接任帝王。
同理，《邹忌讽齐王的谏》中的齐王，因开放言路而让齐国成为诸侯强国；唐太宗李世民因开放言路而成为盛世明君。而防民之口的周厉王，失掉了王位；因怨恨儒生讽议朝政而焚书坑儒的秦始皇，使秦朝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朝代。
封建朝代一概不许人民“妄议”朝政，尤其不许谈论君主过失，一直用“堵”的办法，一直防民之口，这是各朝相继灭亡的重大原因。
今天的中国，人民已有广泛的言论自由。但是还远远不够，新闻、出版方面还管得很死。希望中央政府不要顾虑，勇于革新，勇于疏导。“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堵着的是死水，看似风平浪静，实则藏污纳垢，蓄势待发，危机四伏；疏着的是活水，看似浩浩荡荡，实则洗尽污秽，消减势能，安全放心。
5、“专制”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需要客观认识。
从原始社会的君位“禅让”制，到奴隶社会的诸侯分封制，再到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制，中国历史上的专制程度在一步步加深。古人几千年一贯地坚持和加强专制，一定有某种充分的、我们至今还未深刻认识的理由。中华民族能够如此强大，生气蓬勃；中华文明能够历久弥新，从未灭绝，专制，其实是功不可没的。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民主化。但由于中国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历史传统（古希腊城邦时期就有平民代表参政议政），所以中国绝对不能实行西方式民主，否则中国仍将在痛苦与黑暗中摸索很长时期。
最理想的中国式的民主体制，应该是民主与专制的完美结合，是民主基础上的专制，又是专制引导下的民主，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二、西方文明的崛起与衰落
随着十六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资本主义在西方启蒙，成长、壮大，生产力迅速提高，市场日益繁荣，西方文明迅速成为世界主宰，至今已历五百年左右。但西方文明具有四大先天不足，导致其衰落迹象日益明显。
第一大不足，是其先天的暴力色彩。西方基督教的上帝耶酥，被自己的徒弟——叛徒犹大出卖，而被敌人——异教徒钉死在十字架上。于是，为上帝复仇，杀死叛徒和敌人，便成为后世教众永恒的信念。
西方强大以前，不断有宗教法庭——异端裁判所处决持异议者，曾活活烧死科学家布鲁诺；不断有十字军东征，为中东人民带来无尽的若难。我甚至怀疑，伊斯兰教的兴起是否与此有关？
西方强大以后，征服的铁蹄踏遍全世界，非洲人被作为黑奴贩卖，美洲即地安人几乎被斩尽杀绝，甚至发展到不分大人小孩，见人就杀，按割回的头皮或耳朵数目领赏。
近代，西方国家相互之间因争夺殖民地发生过一系列火并性战争，甚至两次世界大战。其中，空前惨烈的第二次大战，曾让世界过半的人口与土地卷入战争，死伤数以亿计，造成了世界范围的人道灾难。
二战过后的数十年，西方似乎并未彻底反省，他们直接、间接发动和参与了数十场局部战争。距今最近的，是伊拉克战争，他们以谎言为借口发动的这场战争，让伊拉克人民伤亡惨重，终日、终年面对死亡威胁，别说其他人权，生存权都无法保障。
虽然二战中德国与英、美是敌人，但他们却同属西方阵营。德国纳粹残酷杀害六百万犹太人，帐是要记在西方头上的。
或许为此补过，英国同意犹太人复国，在犹太人之故土建立以色列国。但犹太人毕竟已离开那块土地一千多年，那里早已住着伊斯兰民族。
没有经过广泛协商和取得意见一致，英国匆忙地、武断地建立以色列。而以色列也深受西方暴力文化影响，对邻国侵略欺凌，滥用武力。
美、英无原则地支持、纵容以色列，致使已勒斯坦人、埃及人、约旦人、黎巴嫩人、叙利亚人乃至整个阿拉伯人痛苦无助，于是中东的仇恨、战争、杀戮延绵不绝，进而产生了伊斯兰激端势力，以自杀式爆炸袭击为特点的恐怖主义幽灵搅得多国不宁。
中东，成了人类躯体上一个血流不止的伤口，而这道伤口的制造者是西方（当然，西方自己也是人类躯体的一部分，但他们是最不安分，最具破坏性的一部分）。
人类躯体上的一道道伤口，就是这样被他们变着手法制造出来的。刚刚搞定了科索沃，他们又选择了西藏。
但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有一定承受能力，不会任他们尽情摆布。海内外中国人已经团结起来，同仇敌忾。我们完全有信心战胜这一劫难，就像我们曾经战胜非典型肺炎、战胜长江洪水一样！可是，若干中小国家呢？我只能祝愿你们不会被选中，如果不幸入选，但愿你们面对灾难有一个好的心态，坚强些，不要过于痛苦。
这里需要特别谈一下作为西方世界领袖的美国。武器工业是美国国家支柱产业，这个工业集团可以操纵媒体，操纵舆论，影响甚至决定美国对外政策。但是，研究与生产上述尖端武器，是无法大规模出口并赚钱的。因此，他们必须靠常规武器赚钱，因此，美国需要国际局势动荡。
于是，美国以各种借口发动对外战争，把他国当作新武器试验场，以便检验和改进武器性能。比如，从海湾战争到轰炸南联盟，再到伊拉克战争，美国的阿帕奇直升机起死回生，导弹制导技术、飞机隐形技术得以提升甚至换代。
美国利用情报机构、新闻媒体、国外代理人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将一些地区冲突搅热，然后大规模出口武器，大发武器财、战争财。美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武器制造与出口国。甚为可恶的是，这几年，美国政要多次放狠话，逼迫我国台湾地区大宗购买美国武器。
美国军费占全世界一半，每年五千多亿元，还不包括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所需费用，美国领导下的当今世界最大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不断向东扩展，并念念不忘扩至亚洲，乃至全球。
美国不断臆造敌人，好像没有敌人自己就活不下去。连中国这样一个数千年来只求自卫，从不恃武凌人的文明古国，也被美国臆想为“敌国”，并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试想，当历史上中国强盛，周边并无足以制止称霸的敌手之时（如郑和下西洋时），中国不去称霸；如今不但有了足以制止称霸的敌手，而且有了足以毁灭整个中国、整个人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怎么中国反而要去称霸了呢？
如果说西方上述行为只是增添了人类痛苦，那么他们的下述行为则将使人类遭受灭顶之灾。西方早已制造出了足以毁灭人类，甚至毁灭地球的核武器。而西方的无事生非与恃强凌弱，尤其是核讹诈，又让许多国家觉得唯有制造核武器才能保护自己。中国造出核武器之前就曾遭受多次核讹诈。
美国是最爱向他国发出核威胁的国家，而且自己不签置核不扩散条约，还与同样不签该条约的国家（如印度）签订核交易，但美国却又并不脸红地充当国际反核扩散的头号领导者，不知道这是不是对国际核不扩散运动的讽剌。
而且，美国早已不满足于已经有核武器，他们在集中全力研究穷极人类想象力的一切尖端杀人武器。比如：气象武器，人为制造气象灾难；比如基因武器中的人种炸弹，专门消灭具有某一类特殊基因的人种。等等。
人类，正在做飞天梦。地球，被认为是人类的摇篮，人类总想跨出这一摇篮。但西方若以如此心态跨出“摇篮”，岂不把征服、掠夺、杀戮带给外星及其生灵（如果有生灵的话）？
人类历史孕育出充满暴力色彩的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又孕育出极端暴力的美国，让人不能不为人类的未来担忧：人类，会不会尚未跨出“摇篮”，就已经自杀在“摇篮”里呢？人类历史还能永远延续下去吗？
西方文明第二大先天不足，是资本逐利的本性。对这一点认识最清楚，并最早予以揭露的是马克思。一百多年前，正因他看到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与血腥，深受震撼，苦读苦思四十年，终于写出《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一百多年过去了，马克思的许多主张已被西方资本主义政府吸收过去。西方国家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各阶层人民，已享有若干福利和权利，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但是，资本逐利的本性并未改变，甚至愈演愈烈，罪孽更加深重。
——资本炒股，不断制造股市泡沫，但肥皂泡毕竟越吹越易破裂，使许多人在虚拟的财富中陶醉，在股市惨跌后破产，甚至因不堪痛苦而自尽。
——资本炒作楼房，使许多人穷毕生之力才买得起一套住房，甚至许多人根本买不起房。
——资本炒作石油，使各种基本生活用品价格不断上涨。
——更可恶的是，资本又大规模地炒作大豆、玉米、小麦等粮食和饲料，使粮、油、肉等基本食品价格不断上涨，使数以亿计的穷人吃饭问题更难解决，一些贫穷国家因此而陷入动乱。虽然炒作不是问题的全部，但扭曲了价格，加重了危机，实在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继续发展下去，饮用的水、呼吸的空气，都可能成为炒作的对象。
而且，资本主义变换一切手法把普通人手里的钱吸引过去，由别人代你理财，代你炒作。但普通人想过没有，当你看到小赚一点（操作者大赚），自己的帐面财富有所增长之时，你衣、食、住、行各方面所需要支付的钱也正节节攀升，你已经成为别人掠夺自己、掠夺更多人的帮凶。
资本主义也提倡慈善和施舍，但这可以减轻资本逐利的罪恶感，却丝毫改变不了逐利的本性。
资本逐利上升到国家层次，便有了“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大英帝国永恒的利益”之类的世界级无赖之语。于是有了对殖民地的残酷争夺和剥削，于是有一战、二战，于是有了争夺石油的伊拉克战争。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第三大先天不足，是它只强调人的物质欲望。
国家和政府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创造财富，家庭和个人的中心任务是挣钱和花钱。尽管西方也重视文化和体育，但那一切都是经济行为，是以赢利为目的的。
过分强调物欲，便有了物欲的极度膨胀，于是衣——有了数千、数万美元（下同）一套的名牌；食——有了数千元一瓶的酒，数万元一桌的席；住——有了数万元一宿的五星、七星级总统套房，有了数千万、上亿元一套的住房；行——有了数百万、上千万元一辆的私人轿车，数千万、数亿元一架的私人飞机，等等。
少数人穷奢极欲的同时，世界每天却有数以亿计的人挨饿，数以万计的人饿死。
其实，人的需求，是有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的，只有精神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真正的快乐，真正的有意义。至于物质，满足温饱是基本要求，不可过分奢侈。只强调物欲，而忽视精神需求，是容易造成精神空虚的，而精神空虚的人是比较痛苦甚至危险的。
当今美国，有失眠、抑郁等精神障碍的人不计其数，邪教组织达两万个，自杀（包括先枪杀他人后再自杀）的人不少，这些人并非因为缺衣少食，而是精神已经饥饿到极点。
也许更该强调的一点是，即便是西方固执已见，坚持重物质轻精神，但物质的繁荣也已经难以维持了——矿物的日益枯竭，环境的日益恶化，已经为西方的物欲陶醉敲响了警钟。
西方文明的第四大先天不足，是其民主制度。与专制相比，民主的确更理性，更人性，更让人向往。西方素有民主传统，也一直以民主自豪，甚至在全世界强行推销民主。
但是，深入研究一下西方民主，就会发现它的许多不足。
古希腊各城邦实行着原始民主，但面对强大的罗马帝国，强调民主的各城邦却无力统一起来，直至灭亡。
拜占庭王朝也实行民主，但面对敌军的步步进逼，他们议而不决。首都已被包围，他们还对抵抗方案争论不休。直至城破，作鸟兽散，争论也才停止。
近代，西方民主产生过希特勒、东条英机、墨索里尼等战争狂人，媒体被压制，舆论被封锁，反对派被拘捕甚至秘密杀害，整个国家被迫卷入疯狂的对外侵略战争之中。
今天，西方民主下的布什、布莱尔仍能以编造的谎言发动伊拉克战争，被欺骗的民众仍曾狂热地支持战争。
西方民主下的比利时，半年多组成不了政府；意大利，政府常常无法任满期限，选举经常搞，一届政府之发展策略要延续下去，比登天还难；加拿大，整个国家成为各国大贪巨腐之天然庇护所；英国，一些人终身不工作，完全靠政府救济度日；美国，总统选举犹如烧钱游戏，而钱靠大家捐。选后的胜利者自然得拿各种国家资源千方百计酬谢捐助者。议员为特定区域、集团或捐款人利益，常常固执已见，置国家整体利益于不顾。比如：枪支泛滥，让多少人成为冤魂，但要颁布一道禁枪令，却难上加难，因为有作为捐助者的“全国步枪协会”及相应的游说集团操纵着相当数量的议员。而美国的专业游说集团数不胜数，甚至专业吃黑钱。
此外，西方的大罢工、大游行几乎可令国家瘫痪。
可以说，如果要在西方国家推行某项脱胎换骨式的改革，特别是如果这项改革会损害某些群体既得利益，那将难上加难，甚至根本无法进行。
西方不会在古希腊、拜占庭式的民主中灭亡，因为没有强敌想要消灭他们，但完全可能在他们沾沾自喜的现代民主中沉沦、衰落。
还要说明的点是，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理论属于西方文明范畴，它是西方人用西方思维观察西方社会，所得出的西方式结论。不管他对资本主义的弊端作出了多么深刻的研究和剖析，他都无论避免西方文明的若干先天局限性。
马克思理论的局限一是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失去活力；二是受西方先天暴力特征影响，鼓动暴力革命，致使许多国家内战不断，美苏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甚至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对自己党内同志不断“清洗”，冤案不断；三是停留在物欲层面，以为物质财富无止境，提出共产主义“按需分配”论等。
总之，不管从道义和物质的角度来说。西方文明的辉煌都正在成为过去，西方文明的衰落已不可逆转，人类将不得不探寻全新的文明方向。
三、迎接中华文明伟大创新
中华民族是个热爱学习的民族，中华文明之发展史，就是作为主体的汉族和周边各兄弟民族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历史。
但是，明、清两朝的锁国政策，使中华民族失去了与西方交流和学习的机会，从而导致了近代的彻底沉沦。当一八四O年、一八五六年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相继失败，中国国门被英、法帝国主义坚船利炮轰开的时候，中国掀起了学习西方的第一次运动——洋务运动。
当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海战宣告洋务运动彻底失败的时候，中国掀起了学习西方的第二次运动——戊戌变法。当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发动政变，囚禁光绪，杀害变法六君子，宣告持续仅百日的变法失败的时候，中国掀起了学习西方的第三次运动——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一次资本主义革命，幻想全面引入西方共和制，以民主、民权、民生即“三民主义”挽救中国，然而又遭遇袁世凯窃国，北洋军阀割据，中国仍陷于战乱。
于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知识分子又掀起了学习西方的第四次运动——共产主义革命。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历经二十八年殊死搏斗，至一九四九年十月，共产党取得内战胜利，新中国成立，共产主义革命成功。
至此，百余年内战外患基本结束了，中国（除台、港、澳以外的大陆地区）人民爆发出巨大的建设热情，经济进步，社会安定。可惜好景不长，毛泽东主席打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号，大搞变相的封建君主专制，大搞领导职务终身制。一九五七年，通过反右扩大化，将党内外五十万知识精英打成右派。五八年搞大跃进，形成全国性大饥荒，几年间，全国约四千万人活活饿死。六二年，毛泽东向中央请假，自动交出权力，让其他人收拾烂摊子。六六年，为重新夺回权力，毛主席一面培养林彪、江青这两个来俊臣（唐武则天手下刽子手）式打手，一面鼓动全国青年学生造反，冲垮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机关。同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绝对化，彻底否定中华传统文化，大“革”文化命，大“革”先贤命，烧古书，毁古迹，批古人。至七六年毛主席去世时，国家仍然积贫积弱，人民仍是缺衣少食。毛泽东主席坚持的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宣告失败。
一九七八年，几起几落，最后一次复出的邓小平先生掀起学习西方的第五次运动——改革开放：言论开禁，干部任期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同时，允许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
三十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成就有目共睹，综合国力迅速提高，国际威望今非昔比。我们学西方，学了一百多年，直到最近三十年，才终于交出了一份令人骄傲的成绩单。
然而，西方在惊叹之余，意见也多了：
中国的环境污染，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对各种矿产资源的收购，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国的对外援助，中国的币值，中国军事威胁论，中国经济威胁论等等，炒作的话题一个接一个。
我们自己也并不满意。西方的不满，有些是实际的问题，如环境污染，但大多是偏见。问题是，用我们眼光来看，中国经济的确发展了，繁荣了，但精神却空虚了，道德却堕落了。
这是一个从各地方政府到个人的，全民为金钱疯狂的时代。地方政府巧取豪夺，千方百计推高房价；路、桥狂收费；攀附古人、古迹谋利；连完全由政府控制的火葬场也成为暴利行业。
个人方面，官员贪污腐败之风甚行，民间则骗、偷、抢不时发生。历史上认为男盗女娼就是极为可耻的状况，如今不仅有了不小规模的男盗女娼，甚至还有了女盗男娼。
道义的力量，尤其是见义勇为的力量，却日见缩小，摸包、抢包往往在人丛中发生，但旁人往往视而不见，反抗者、个别见义勇为者也难指望路人会及时帮助。普遍的状况是：路见不平不敢吼，该出手时偏缩手。
贪污腐败者如老鼠，人人看得清楚，犹其是大贪巨腐。但举报者寥寥无几，少数敢于举报者曾遭遇的无情打击和报复也实在令人寒心。人们面对贪腐，与面对偷抢，可谓一样地怯懦，一样地麻木。
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不少盛世，这些盛世，无一例外都必须有物质上的繁荣作保证。但同时，它还强调人们精神上的富足，强调“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道德风尚与社会和谐局面。
如此一比，我们会发现祖国正处于物质上的盛世，却几乎处于精神上的“乱世”。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我们所虔诚学习的西方文明本身。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在哪里呢？
我以为，最基本的保障，最根本的大事，是中国必须跳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怪圈，达到长治久安，永不内乱的目标。
中国会乱吗？眼前是不会，但国家的历史是长久的，假若长江黄河溃绝式的，或一九九八年亚洲金融风暴式的自然或人为灾祸发生，国际反华势力再落井下石、推波助澜，则可能出现内乱。
因此，我们必须居安思危，从根本上消除内乱的潜在因素。
为达此目标，中国共产党应学习汉高祖“约法三章”的精神，以某种仪式真诚与民相约：
人民应该承诺：把国家治理权永久委托给中国共产党，不搞多党制，不挑战党中央权威，不对抗、不推翻中央政府。即使当时的政府或主要领导人出现严重的错误，全民都必须看到置国家政权于危险景地的后果，为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着想，忍下一时之气，放弃眼前的是非和愤急，主动退让一步。毕竟话冷了还可说，理“冷”了还可评。
共产党则应向人民作出两项承诺：
一项是治好党：学习世界先进治党经验，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根除党内腐败；促进党内团结，从机制上彻底避免党的分裂；从党员个人到整体，全面重视和改善精神面貌，让党员真正成为人民的楷模，建立健全红、黄牌制度，警告和辞退不合格的党员，让党真正成为全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并永远把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宗旨。
另一项是治好国：全面复兴、创新中华文明，不但让人民生活小康，还要让人民精神充实；切实推进中国式民主制度发展，真正做到政通人和；争取把我国建成人与自然高度和谐，人人安分守纪，道德高尚、通晓哲理、相互友爱、安居乐业，国家几乎没有犯罪和囚徒的世外桃源式的、人间仙景式的国家。这也许过于理想化，但目标为何不能如此高？既要长期治理国家，为何不能实现此目标？
具体说来，我想就当前国家治理工作提出如下一些建议。
1、全面、深入研究宗教事务，彻底解决中国人民精神信仰问题。
我的青少年时期，受了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教育，是不信有神的。而且，经过进一步思考，我很奇怪，为什么恐龙时代没有神？为什么人类早期没有神？为什么世界主要宗教产生的时间不过一千多或两千多年？为什么各种宗教的神和关于他们的故事各不相同？而且，世上又有谁能真正请神显灵？或请神帮助解决世间纠纷？等等。
这更使我笃信，世上的确没有神，那些神都是人们自己臆选的。
可是，当思考再深入一步，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整个人类会不约而同地、千年如一日地、诚惶诚恐地、虔诚无比地造神，然后敬神、求神呢？
苦思了多少年，我终于感悟到人们造神的原因了。原来，当人类脱离动物界别而独立之后，就不仅仅是如动物般满足身体的基本欲望就行了。思维可以使人类作无限的思考，穿透时间和空间，穿透一切有形、无形的障碍。但是，思维也会造成人类许多的痛苦，会有许多想不通的问题。人们创造了一套人间制度来控制自己的血肉之躯，但这套制度却控制不了人的思想意识。于是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造神了，把自己的精神世界交给神去统治。
人类学会造神，就如同学会直立行走一样漫长而艰难，两者同属伟大的进步，应该受到同样的尊重。
再翻看各宗教的经书，里面有无数教人立身处事，引人向善的箴言和故事，宗教在规范思想、确立人格、解除人们精神痛苦方面，的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共虽提倡宗教自由，但囿于马克思无神论，对宗教态度消极，并要求党员不信教。
新中国建立前后的数十年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发挥了宗教的作用。那些面对敌人的酷刑贤贞不屈，那些牺牲在敌人刑场上或战场上的烈士们，之所以慷慨激昂，视死如归，那是因为有宗教般的信仰在支撑。夏明翰同志的就义诗就能说明问题：“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但如今，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发挥了不宗教作用，传统的儒、佛、道等宗教信仰又仅仅处于自发状态，软弱无力，中国人民的精神信仰塌陷，精神世界空虚茫然。
因此，当今第一要务，是党要在宗教问题上改弦更张，奉行积极的、强势的宗教政策。所谓积极、强势的宗教政策，并不是要改变无神论，也不是要人人都去信教，而是要把宗教中经历两千年积淀下来的立身处事之智慧与技巧发掘出来，适度改进，服务于社会，减少痛苦与纷争，增强幸福与和谐。
因此，应该成立各种级别、各种规模的宗教研究所，对儒、佛、道三教精华予以分析、归类、整合、革新，并推介给人民。并开设专门的宗教频道，让相关宗教人士布道讲经。
应该慎重研究宗教改革。伊斯兰教、基督教似乎不禁止神职人员结婚，中国可否开禁，以吸引更多优秀青年人才？如果此议让宗教界无法接受，可否建立准宗教人士队伍，准宗教人士可以开禁？
宗教应该成为一种职业，由国家发放生活费。应该按一定区域、一定人口设立一处宗教场所，各场所宗教人士应负责片区内常住或流动人员的宗教活动，心理咨询，并尽可能帮助排解家庭、邻里及其它各种矛盾纠纷。让每个人在遇到个人烦恼，想寻求宗教方面的帮助时，能够很方便、及时地得到帮助。
应该开设更多的宗教职业院校，源源不断为社会输送合格的宗教人才。
2、加强国家发展理论研究，确立一千年皆有效的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理论。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理论界也的确提出了许多发展理论，但似乎眼界还不够高远。有的太笼统，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让人弄不清楚社会主义市场该是什么样子，与资本主义市场有什么不同；有的落后于现实，是在对现实作出某种追认，比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已在中国发展十多年后才提出来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并没错，但应该有前提，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缺乏远见的、目标不明的、瞎摸乱撞式的实践，这样的实践是容易走弯路的，被其检验出的真理也可能产生局限性，可能被以后的实践所否定。
我国理论界也像社会实践一样，在“摸着石头过河”。可是，我们要穿越的，是一条历史长河，前方可能有淤泥，有深不见底，有急流恶浪，却恰恰没有我们很想摸到的“石头”。这样“过河”本已凶险无比，如果我们还不明白前进的目标，不明白要到达的理想彼岸该是什么样子，或者说不知道该在哪里“上岸”，那就很可能在随波逐流中彻底迷失自己。
具备长远指导意义的发展理论，应该兼顾人们精神与物质两个层面的需求。而且，由于以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物质层面，所以精神层面的研究需要补课。研究重点应暂时先放在精神层面，制订一套精神领域的发展标准，像量化GDP（国民生产总值）一样量化精神层面的发展目标与进度。
中华民族的复兴的确需要强大的物质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世界是不看重我们的，民族和文明是难以真正复兴的。资本主义让经济充满活力，社会主义强调集体利益，强调周密的计划。要奠定物质基础，还得结合两者优势。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强调道义、强调节俭，强调精神的幸福，等等。不丹就提出国民幸福指数的概念，很值得我们研究与学习。
总之，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中华古文明三者之精华结合起来，将物质与精神有机结合起来，我们一定能完成理论研究质的飞跃，创造全新的文明模式。
其实，我们中华民族学西方，从一开始就不是机械地学，而是试图能动地学。洋务运动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中共在井冈山革命时期提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把首先夺取大城市改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从而取得了最后胜利。
如今，中共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很有前瞻性和概括性，这面旗帜无疑应该继续打下去，但一定要从理论和战略高度实实在在填充内容。
3、反腐，只见“亡羊”，不见“补牢”。
年年两会，高检、高院报告照例会讲抓了多少贪官，判了多少贪案，各级别各多少人，但人民并不满意。为什么？
因为两院并未估算一下，被抓的贪官占贪官总数的比例是多少。人民普遍认为，比例很低很低，贪官的基数（也就是分母）太大。
贪官们在国内享用不尽，甚至买贵了国外一些城市的房产。
分析已破的案例，不难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权力过大，缺乏监督制约。可是问题出现已经多少年，却依旧不见改观。甚至在一些单位出现前任因贪腐丢了官，继任者却变本加厉地贪，下属看傻了眼，也更加噤若寒蝉。
对于贪官们来说，现在已不是“该出手时就出手”了，而是“想出手时就出手”，甚至是“不想出手也出手”了。因为权力在手里，即使你并不伸手，别人也会变着法子送上来。
有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官场“逆淘汰”——谁如果不跟着染“黑”，谁就得出局；也出现了腐败窝案，扯出萝卜带出泥，一个单位例一片。
古人说“亡羊补牢”，可我们是“羊”一只一只、一批一批地丢了，甚至补充进去的“羊”也同样地丢了，那“牢”（羊圈）却一样残破不堪，未见任何实质性修补。
反腐真的束手无策了吗？非也。
对外来说，香港、新加坡可谓反腐典范，贪官少，被抓者少，政府廉洁程度高，在国际享有崇高声望。我们怎么不认真向他们学一学？派人去学，请人来教，请他们的检警来大陆任职，请他们的学者帮助立法等等。
对内来说，完善制度，坚决执行，培养公众的热情、勇气，争取他们广泛参与。腐败者逃不出公众的视线，但公众不一定掌握贪腐的细节。按新加坡的举报制度，若有人发现官员的消费超出其合法收入，则可举报，然后进入立案侦察程序，我国也应引入。
同时，恐怕还需要一些综合措施。比如：社会应该更透明。县、乡人大代表应该与选民贴得更近，应该有竞选，有承诺，有述职，有平时的各种交流。人大代表名额可以更少，但宜专职或半专职，会期宜增加，建立听政制度，等等。一个地方的人大、政协真正“活”起来，这个地方也就容易更透明、更公正，更生机勃勃，腐败滋生的机会就可能更少。
又比如：觉应该以更加严厉的眼光盯紧自己的成员。战争年代，入党意味着牺牲和奉献，在战场上则冲锋在前，在敌统区则朝不保夕，而没有任何特殊的利益。
如今，共产党是执政党，入党没有任何风险，却有升官发财之无限机会，一些人容易带着不纯的动机挤进党的队伍中来。算一算已抓捕官员中的党员比例，问一问他们的入党动机，或许能让我们更加警醒。
投机者永远只见利益，不见道义，党平时宠着、护着这些人，别指望关键时候他们会与党同在。果真天下有变，这些人会溜得比兔子还快，甚至落井下石，反戈相向。苏联共产党曾经也是一个庞大的党，但给予她致命打击的，是她曾经亲手培养的成员。如今在前苏联地区，共产党一蹶不振，这对我们党应该有所启示。
任人唯贤不唯党，吸收更多的社会贤达之士加入干部队伍，降低党员干部比例，抑制投机现象，对反腐、对社会、对党本身，可能都有很大好处。
4、赋于信访部门更大权力，开设各级电台“信访在线”节目，解决难题，解除民怨。建议撤信访部（局），改设社会和谐部（局）。
信访，可能是中国社会一大独特景观，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缺乏公正、合理解决社会纠纷的机制，公民维权艰难，让一些人不得不走上漫漫信访路。
一九九二年，我的家庭曾遭遇飞来横祸——家庭利益受到地方政府非法侵害。我出生在农村，后因升入中等专业学校而具备了城镇户口，并在单位结了婚。但八十年代工资水平低，住房紧，无法接父母进城养老，我别无弟兄，便留一个妹妹在家，招婿上门，为父母养老。
按规定，我若在农村结婚，妻子儿女可分土地，但我没在农村结婚，我妹妹理应享有我妻子的那份土地权利。但是，九二年农村土地小调整时，乡村政府要强行收回我妹妹土地，赶她及丈夫、子女离家。
我家远离县城，土地并不很紧张。社员秘密投票，同意分地者超半数，但乡村政府要求超过80%才有效。上访到区、县，各级单位都对我表示支持，但表示无法代替地方政府行事。
当地乡党委书记公然声称，××人只是个干××工作的，干不出什么名堂，不怕他，要告状任他去，告到北京去也不怕。结果，乡政府带上从其他村找来的打手强行收回土地。我六十多岁的老父亲出面阻止，但很快被打倒在地，并继续被人用脚很踢。打手们并跃武扬威，要想狠狠地收拾我。我自知不是对手，没有出面阻止，才得以幸免。
后来我去找过法院，但当时还没有《行政诉讼法》，与政府有关的诉讼，法院并不受理。
极度的震惊和愤怒让我精神几乎崩溃。年迈的母亲既怕我憋出病来，又怕我干出糊涂之事，她常常泪流不止，苦苦哀求我想开些，说如果我出了事，叫他们还怎么活下去。
我也的确认真想过各种应对之道，乃至蛮干，但想到我已经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家人，已经罪孽深重，如果蛮干下去，会让他们受到更大伤害。而且，我是有知识、有理想的人，不值得为这件事，为那帮人浪废青春乃至生命。于是我彻底认输了，退缩了，既没有报复，也没有上访，把苦果强咽下。但我毕竟想不通，从此放弃了工作，离开了单位，浪迹天涯。我想到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去，独自抚平心灵的创伤。
像我家遇到的这种事，到今天来看，也是挺冤的，但又哪有说理的地方呢，虽然我们没上访，但若要维权，除了上访，我们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其实，从那时至今，农村那份土地都不会带来多少收益，但又凭什么剥夺我妹妹分配土地的权力？需要补充的一点是，一九九八年，我妹妹写信向省妇联求助，由于当时乡的编制已撤，乡政府人员已散，村、社干部皆已换，所以在省妇联的关心下，妹妹的土地问题得到解决。但我心灵受到的伤害，却无法忘记；因父亲被毒打和羞辱而引发的悲愤，却至今深藏于心。
离开单位后，盲目的投资，使我再次吃尽苦头。人生境遇不顺，让我想了很多。由自身经历的艰难屈折，我想到了祖国数千年来的坎坎坷坷；由我所遇到的蛮横地方政府，我想到了历史深处那些更加蛮横的州县或朝廷，以及因此而揭竿造反的民众，乃至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我想，应该拷问的，大概不是那些蛮横甚至凶恶的官员本身，而是这个几千年沿袭下来的不断产生这种官员的制度。是制度让他们自以为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随意侵害民众权益。至于他们本人，或许也是无辜者，他们只知权力好使，犹如小孩手里的玩具，怎么玩都行，浑然不觉自己有什么错误。
我因此也原谅了那些人的胡为，并庆幸自己没有以暴易暴式地反击。
今天，胡主席发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号召，我真的希望，能从制度层面着手，限制官员或政府欺民，不允许他们制造类似悲剧，以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
同时希望加强信访部门权力，或信访部门与同级人大联手督促，限期解决问题。并可考虑开设《信访在线》栏目，让当地民众即时了解一些老大难问题的解决过程。
并且，我建议将信访部（局）改为社会和谐部（局）变被动受理为主动登门，随时深入民众，了解民众需求，排除纠纷，维护基本权益，创造更加和谐的社会局面。
5.关于台湾回归。
研究中国历史，我有两个问题最想弄明白，却又实在解答不了：一个问题前面已提到，就是几千年历史专制制度为何步步加深，这里不再赘述；第二个问题就是这里要谈的，几千年来的大一统迷思。
我是四川人，知道四川历史上的一些名人。但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当数蜀汉丞相诸葛亮。他所治理的四川，面积仅占全国十分之一，远在西南，与中原山川阻隔，蜀道艰难。但他当丞相十二年，六次率军北伐，平均两年一次，次次无功而返，直至死在军中（并在死前部署，一手促成了后来姜维的九次北伐，至蜀汉灭亡为止）。
这样连续不断地屡次主动挑起战争，四川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巨大，照说人民应该怨恨他。
然而，川人从未责备过他穷兵黩武。他身死之时，全川军民痛哭，竟有哭死者；专祭他的成都武侯祠，一千七百多年香火不绝，至今被称为成都城市名片；我年少之时，农村人常以青布、白布裹在头上，长辈说那是为诸葛亮包孝。
为什么？因为他的北伐，是要恢复汉朝的统治。虽然汉末政治腐败，军阀混战，前文说过，全国人口从五千多万锐减至一千多万，人民之苦难可想而知，但恢复汉室仍如此深得川人之心。
更想不到的是，他的北伐及其失败，也受到当时（曹）魏和（孙）吴统治区后人们的理解、尊重和惋惜。如唐诗佳句可为证：“前后出师遗表在，令人一览泪沾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另一则关于统一的感人故事是南宋陆游的《示儿》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当时金兵南侵，夺去了长江以北大片国土。陆老先生等到八十五岁，仍未等到国家统一，本知人死后万事皆空，仍想在黄泉下听到国家统一的消息。
弄不清我们中华民族为什么如此迷恋于统一，追求统一甚于爱自己的生命，为之牺牲倍觉光荣，无怨无悔。但我却知道这种大一统意识已经深入每个中华儿女的生命，深入骨髓，先天带来，无可改变。因此，台湾未能回归，祖国未能统一，令如我一样的十三亿中国人痛心不已，台独势力的蠢蠢欲动，令我们备受煎熬。
好在台湾人民跟我们同种同源，生命中带着跟我们一样的、追求统一的基因。因此，不管台独叫嚣多么厉害，岛上的主流民意并不认同台独，令我们稍感欣慰。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台独呢？台湾经历了怎样的近代历史？
明末，台湾被荷兰强占38年；清末，台湾被清廷割让给日本。直到日本投降，分离五十年的台湾才重回祖国怀抱。但蒋先生在台湾仍执行一党独裁，终身“总统”，仍像在大陆一样搞白色恐怖。同时，由于国共内战并不彻底，台湾与大陆分离又近60年了。
由于台湾的经历如此特殊、复杂，台湾人民对西方的接触和了解比我们大陆人多，对西方民主、人权、科学、富裕、强大等积极面的关注更多；而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认识和反思的角度比我们大陆人独特，对大陆专制、愚昧、贫穷、懦弱的消极面的关注更多。
由于认识上有很大落差，所以两岸人民心态大不相同，大陆人民盼统一如同久旱盼甘霖，但台湾人民少部分主张脱离中国而独立，大部分更愿意维持不统不独的分离现状，赞成立即统一者很少。
因此，要完成两岸统一大业，首先要缩小两岸认识上的差距。
作为大陆政府和人民，应该就历史上台湾被割让、被外国殖民统治感到愧疚，应该就蒋氏在台的独裁和白色恐怖感到愧疚，尽管我们也曾是受害者，但我们毕竟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没治好应由我们负责。应该就台湾人民在独特历史经历中形成的认识表示理解和尊重，虽然那并非全部正确。
今天，台湾人民正在实践西方式民主，这应该被作为中华民族对民主的伟大探索之一部分，之一种选择，而认真地、虔诚地观摩和学习。
尽管“立法院”的辱骂与打斗有失身份，尽管民进党割裂社会，撕裂族群的选举方式令人心痛，尽管给人以贪腐、虚伪、只会弄权不会理政印象的陈水扁不但被推上台还被深绿死死保护让人费解，但是，台湾民主中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还记得民主在大陆的实践吗？还记得宋教仁之被刺吗？还记得真诚地在大陆推行民主的中山先生之艰难屈折的遭遇吗？专门爆料的邱毅虽然坐了牢，但能产生邱毅，就是台湾民主之一大成就，大陆可能产生邱毅式人大代表吗？尽管陈水扁贪腐，但有特别检察官陈瑞仁敢于办他，大陆行吗？尽管百万红衫军扳不倒陈水扁，但不冲击和强占“总统府”，是人民的智慧和克制，毕竟“总统府”是圣地，陈水扁只是过客，为一过客而亵渎圣地，只怕得不偿失，后患无穷。
尽管“不沾锅”的马英九会被诬陷，但法院敢于还他清白，大陆法院有胆吗？尽管贪腐的陈水扁有民进党、有深绿的民众力保而赖在台上不下来，但07-08岁末年初的“立院”、“总统”两场选举，民众给予的惩罚可谓空前绝后，执迷不悟的政党和“总统”碰得头破血流，几乎“猝死”，必令将来想学样者不寒而栗。
台湾民主展示了强大的纠错能力。壮哉，伟大的民主实践；雄哉，伟大的台湾人民！
因前面所述原因，大陆不能实行台湾式民主方式，但一定要学习、要体现台湾式民主精神，要让大陆人民得到民主之实惠，要让台湾人民理解和支持大陆独特的民主模式，并帮助乃至参与大陆的民主发展。
大陆针对台湾的兵力部署，虽是针对台独势力，但也的确威胁到台湾人民，人民有与“石”俱焚之险。台湾不是进行过几次公投吗？应考虑再让台湾人民进行一次公投——台湾人民能承诺不支持一切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不把主张台独的个人或政党扶上执政地位，不搞独立公投，大陆就撤除一切针对台独的兵力部署，并承诺永不对台动武，仅在台海维持最低限度武备，两岸正式签置和平协议。
只要大陆真正办好自己的事，随时拿台湾做镜子照照自己，台湾对大陆的隔膜与敌意将逐渐冰消雪融，理解和友爱将与日俱增，必能为和平统一积聚足够的能量。
当然，我也希望台湾人民能以更大的包容心思考问题，特别是能从大陆人民的角度思考问题。希望台湾的知识阶层和领袖人物能真正担起责任，引领台湾走出历史的阴影，完成认识的飞跃，走向更健康、更光明的未来。
举目天下，谁肯与台湾肝胆相照，风雨同舟？唯有大陆！唯有十三亿大陆人民！台湾是祖国人民的心肝宝贝，却又是外人对付中国、对付中华民族的一颗有用棋子。是心肝自会千股呵护，万般疼爱；是棋子只会根据棋局的形势需要而取舍。
弟兄不和结外人，可外人毕竟是外人，毕竟怀外心。我们是血浓于水的骨肉同胞，我们应该有智慧、有能力化解纷争，重归和谐。台湾若总想挟洋自重，借用外国力量与大陆抗衡，那么只能永远仰人鼻息。正如陈水扁说，台湾不抱美国大腿，抱谁的大腿？活人本该堂堂正正地活，抱着人家大腿活，这是什么活法？难道2300万台湾人民都甘愿活得这么窝囊？这究意是挟洋自重，还是挟洋自贱？
而且，被人抱着大腿，主子的行动也并不方便，甚至嫌你麻烦。所以你即便甘愿犯贱，可主子不一定满意你。
再说，即便抱着别人大腿与大陆抗衡，也不一定抗衡得了，因为大陆在迅速发展，更因道义的力量在大陆。
台湾若能与大陆和解，兄弟一心，共同发展，对外交往才更有底气，别人也才不敢轻视与欺侮，台湾的尊严与利益也才更有保障。
请走出反共的迷思，今天的中共已不是当初那个专制独裁的中共，已作了深刻的改变，发展了大陆经济，推进了大陆民主自由，大陆人民真心拥护。台湾若肯全面交往，自会发现当今中共有很强的包容心，很容易相处。因为中共自己都在走向民主，当然有诚心也有能力保障台湾的民主，港澳状况应能说明问题。
台独人士以为独立是台湾的最好选择，但即使站在台湾的角度，也看不出独立有什么好。大陆的地域、人口庞大，且同文同种，台湾要发展，必然与大陆深深交往。但国际反华势力力量不小，必然千方百计在台湾培植代理人，以对抗大陆。在内部党派纷争与外部大国较量中，台湾将何去何从，何以自处？因此，最受伤的，是台湾和大陆双方，是包括两岸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而得利的，只有那些外国反华势力。
国民党宜走出“中华民国”困境，一个在内战中丧失超过99%以上土地和98%以上人口，偏安一隅的前政权，应该有勇气承认失败，为国家的和平统一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今天的国民党，在被李登辉叛卖，被民进党欺压之后，好不容易拿回政权，已远不如两蒋时代强势。但仍可站在历史高点，道义高点，提出新的最有利台湾人民利益的论述，推进两岸统一大业。
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且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两岸统一后新国号可另行商定，这已经是非常优厚的条件了。但因地域和人口的关系，台湾应该接受自己是地方政府的事实。
西藏早已和平统一，欧美尚且不断制造事端。台湾若要和平统一，他们当然千般不愿，万般阻拦。
在险恶的外部环境下，两岸统一之路会异常艰难与凶险，但我相信两岸人民一定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走好自己的路，实现国家的统一，骨肉的团聚。
为了让这次的统一不仅有利于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还有利于全人类，包括西方反华势力，我想应该赋于这次统一一个特殊而重大的使命，请容我在下一节里专论。
7、再次“百家争鸣”，奉献世界人民。
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民族经历了一次智慧大爆发——孔子、老子、墨子、韩非子等英才辈出，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百家争鸣，留下了丰富的典籍，智慧的光芒照亮了其后的两千多年历史。
那次争鸣，为什么能形成呢？我猜想，一是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长期实践，为学者们观察、思考、总结积累了大量素材。二是当时上有周天子号令天下，下有诸侯国各自为政，国家处于既统一又分裂的局面。假若完全统一将无法实现争鸣，因为思想极易禁铟，假若完全分裂也无法实现争鸣，因为分裂阻断人才与学术的正常交流，战争破坏安定的生活与研究环境。而当时诸侯间虽有战争，但各自疆域相对稳定，持续时间数百年，足够各流派争鸣、发展、形成。
今天，我们难以全面研究那段历史，不知道争鸣的起点在哪个时期，早期争鸣状况怎样？很可能今天所知的诸子百家，已经处于争鸣的后期，已经是长期争鸣后的集大成者。
从那时至今，已经两千多年了。两千多年久远吗？相对于人类的百万年进化史来说，相对于恐龙对地球两亿年的统治史来说，相对于地球生命的五亿年历史来说，相对于地球形成的四十多亿年历史来说，那就实在太短暂了。
然而，就在这两千多年里，尤其是资本主义诞生的短短五百年里，又特别是在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更短的百多年里，人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归纳起来，大致如下：
（1）人口爆炸。人口已达六十多亿，且还在迅速增长。我们的地球，何曾养过如此众多的人口？何况，一个今人，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公民一生的物质消耗，可说是千倍、万倍于一个古人一生的物质消耗。
地球用数十亿年时间积累起来的矿物资源，人类只用数百年就挥霍殆尽。
可是，西方却深陷“人道主义”泥潭，欧洲废除了死刑，要用本已稀少而珍贵的人类资源去养活那些罪大恶极的囚徒；美国许多州不许堕胎，认为一个受精卵就应享有基本人权，并以此责备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可以说，西方的短视文化是只见个体，不见整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这种短视文化的操弄之下，人口的悲剧，人类基本生活保障的悲剧，必将更频繁、更猛烈地爆发，直至总爆发！
由人口激增和现代人的超级享受而带来的环境污染——从空中到地表再到地下（因地下水渗透而形成）的全面污染，正日益加剧。虽在想法治理，但因人口与享受这一源头上的原因，必然是局部的治理与整体的恶化相伴而行。
（2）战争阴影。前文已经提到，由于西方文明的先天暴力色彩，由于西方正主导世界，整个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建设军队，一把越来越锋利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正高悬在人类头上，不知哪天会掉下来。
按说，人类历史上经历了那么多的战争，人们早该见怪不怪，不怕战争。可是，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惧怕战争，尤其怕大战，更怕世界大战。当今人口特别多，因为城市化水平高，水、电、气（天然气）自动化程度高。所以，战争造成的伤亡，战争所影响的区域与人口，将特别巨大。
今天的战争，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令人惧怕。因为武器的现代化，使后方一样挨打；更因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出现，毁灭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已经不在话下。
中国古代有“杞人忧天”的故事，但那是个笑话。而到了今天，这“天”是真的堪忧了，因为人类自己已具备了翻天覆地的能力。
到了这个份上，中国该怎样建构自己的国防？作为大国，我们对内需维持稳定，对外需防备侵略，我们的确需要军队现代化。
但为了整个人类的利益，我们需要克制，而且最大限度的克制，需要把我们对战争的忧虑，对和平的热爱传遍世界，需要将人类从战争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共同建设一个军队少、武器少，没有战争的和平世界。
在这篇文章中，我对西方的批判特别尖锐，因为我眼中的西方就是如此丑陋，我说的是真心话。若有不当之处，我表示道歉。但我批评西方的目的，并不是想煸动对西方的仇恨，而是希望西方学会反省，学会自我批判，明白自己的过错，并知过能改。人类社会要和平、和谐，不能没有西方的理智和参与。
如果我的文章会遭到西方一些人指责和漫骂，那就随缘吧，我不想参与论战。我相信，彷徨的西方社会，终将理智，迷途知返。
（3）宗教争端。两千多年前，人类尚没有宗教方面的实践，那次争鸣也不涉及宗教方面的内容。但是，两千年来，宗教产生了，甚至当时的一些学派，如儒家、道家自身就成了宗教教派。而且，宗教深深影响了人们的意识和行动，造成了世界的分裂与战争。而今，在世界的一些区域，人们还正在因为宗教原因而自杀式地攻击他人。因此，人类急需从两千多年历史的源头上去认识宗教，发展宗教，走向宗教间的理解、共生、融合，让宗教真正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成为引导人们向善的导师；而不要成为人们的精神枷锁，不要成为人们作恶行凶的借口。
（4）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两千多年来，人类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几种社会制度形式，各种制度之优劣该如何评价？同时，作为国家治理的手段，专制方式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还在若干国家发挥主导作用，民主方式虽是众望所归，并逐渐扩展，但根基并不稳，在若干国家的表现并不佳。而且，并不能如西方所愿把西方作为民主的标准模式。那么，什么形式的民主较好？各国该怎样依据自己的国情寻找适合自己的民主方式？
这一切，都该到了大盘点、大批判、大清醒的时候了。高度社会化的人类，应该有能力找到最科学、最合理、最适合自己的社会组织和运作方式。
（5）教育危机。两千多年前，教育远未普及，绝大多数人得不到受教育的权利。而今，教育虽然普及了，但教育的功利色彩重于一切：胎教，使孩子在胎儿时期就被灌输明确的目的与相应的压力；幼教，使孩子失去了天真烂漫的童年，接下来的小学、中学、大学（乃至整个人生），竞争残酷而激烈，一批批被陶汰者被挡在更高级学校门外。为了免遭陶汰，孩子们只得承受更大压力。于是，精神抑郁的儿童和青少年比例居高不下。学极为社会输送了不少优秀人才，可也输送了不少低德低能者，甚至违法犯罪者。因此，对功利目的太重的教育（乃至对人的理想生存状态）应作深刻的反思与探索。记得孔乙己吗？封建教育曾经教废了许多人，可现代教育也教废了许多人，但有人关注过吗？
（6）世界视野。两千多年前，中国尚不知外面的世界，因此，那次争鸣主要关注国内问题。如今，世界不但完全全展现在我们眼前，而且与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并深深影响着我们的一切。
总之，在这两千多年里，人类经历的变化实在巨大。如果把整个类比作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因发育迟缓，因而童年期显得特别漫长，至少数十万年乃至百万年，却在两千多年里突然发育，迅速跨过青春期，迅速进入壮年期，而且竟然已现暮年之态。
若想让人类的壮年期尽量延长，就需要对人类的历史与现实作出准确而周密的检讨，对未来作出长远的规划，并以此为基础，深刻改变人类的思维与行为方式。
因此，处在前进的十字路口上的人类，急需再一次的百家争鸣。
而要完成这一壮举，沉醉物欲、好斗猜疑、傲慢骄横的西方文明根本做不到，只能寄望于饱经风霜、博大精深、兼客并蓄的中华文明！
而一国两制下的大陆与港澳台，正好符合既统一又分裂的、上次百家争鸣得以实现的另一个条件。
即便台海两岸暂未统一在一国两制之下，只要台湾不把心思用在独立上，只要两岸真正和平相处，不积极备战，不发生实际战争，思想与学术交流能畅通无阻，争鸣也可不必等待统一之后，而在统一之前先进行。
这次争鸣若能实现，可能要经历三个阶段：认识、模仿、创新。
认识阶段：把古代争鸣发生、发展的过程全部发掘出来，充分认识和学习其中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模仿阶段：试着用古人的研究方法研究纷繁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得出尽可能正确而深刻的见解。
创新阶段：形成新的学派，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提炼、升华，争取创作出孔子《论语》式的、老子《道德经》式的足以成为万世行动指南的光辉典籍，让这次争鸣的价值得以完美展现。
这次争鸣若要成功，应该持续数百年。相应地，大陆政权，一国两制在港、澳、台的实施，也应该持续数百年不变。
我完全相信今人及后人的智慧，若能去浮华、去功利、去躁进，潜心学术，不愁不出现传世之“家”，传世之作。
在这个世界，人类灭亡论不断出现，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大主要宗教经典，几乎都预言了最后的大灾难，甚至预言了地球人类的灭绝，只有极少数信徒将因得到佛主、上帝、真主的救助而离开地球，从而幸免于难。
我不知道那是基于宗教有生必有灭的基本观点，还是人类必然的劫数。但通过我的研究，人类的灭顶之灾应该来自于自身，如果人类能够集体自省、自制，这场灾难应该能够幸免。即便避免不了，也应该能推迟其到来。而且，不管未来会怎样，我们同为人类，一定要有同类之念，不要仇视、敌对。而要互爱、互助，共同分享上苍赐于我们的那一段宝贵时间。再次的百家争鸣，一定能完美地解决上述一切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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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古今中外，我批评多，赞美少，主要因为我接受了一个所谓的“水桶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决定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的，是最低的那块桶板，而不是最高的那块桶板。因此，我的文章，也一直在寻“最低的桶板”，而对离者视而不见。可能各方不讨好，但为天下着想，也用心良苦，敬请各方海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