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如果说在“九大”以前是大破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和上层建筑的话，那么，“九大”以后的任务，就是在“大破的基础上，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领域里，系统地、全面地”大立“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一切。具体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和方针，就是实行全面的斗、批、改。所谓斗、批、改是1966年的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中所提出的任务，即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与《十六条》的规定相比，“九大”之后斗、批、改运动全面展开时，其内容又要广泛得多了。
毛泽东希望，通过斗、批、改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实现“天下大治”的目标，建设一个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毛泽东对斗、批、改寄予了很高的希望。他亲自抓了北京的六个工厂和两所大学作为运动的典型。
按照“大破大立”的原则，斗、批、改的一切活动都要以“大批判开路”。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批判在形式上表现为无限上纲、武断专横，在内容上几乎涉及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涉及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各项工作、政策法令和工作条例。这种批判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把发展生产力放到各项工作首位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当作“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把生产管理中必不可少的经济核算、利润指标说成是“利润挂帅”；把农村自留地、集市贸易当成是“资本主义尾巴”；把关心群众生活，注重物质利益说成是“物质刺激”；把工厂企业中的规章制度说成是管、卡、压；把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说成是“洋奴哲学”、“崇洋媚外”；把以前的文艺工作和作品，几乎都说成是“封、资、修黑货”。这种“大批判”，进一步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给各方面的工作带来了深远的破坏性后果，这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独特理想。
早在1964年8月的两次谈话中，毛泽东在谈到动物和人类的进化时说：人至少经过100万年才发展了大脑和双手。动物将来还要发展，我们不相信就只有人才能有两只手，马牛羊就不进化了？只有猴子才进化？而且猴子中又只有一类猴子能进化，其他就不能进化？一百万年，一千万年以后还是今天的马牛羊？我看还要变。马、牛、羊、昆虫都要变。
他认为，一个消灭一个，发生、发展、消灭，任何东西都是如此，不是让人家消灭，就是自己灭亡。人为什么要死，这是自然规律。森林寿命比人长，也不过几千年。没有死，那还得了，如果今天还看到孔夫子，地球上的人就装不下了。正是从这样一个意义，他表示，赞成庄子的办法，死了老婆，鼓盆而歌。死了人要开庆祝会，庆祝辨证法的胜利，庆祝旧事物的消灭。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也要灭亡，不灭就不行，就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至少搞个百把万、千把万年，我就不相信共产主义就没有质变，就不分质变的阶段了？量变质、质变量。完全一种性质，几百万年不变了，我不信！按照辨证法，这是不可设想的。
接着，他指出：“辨证法的生命就是不断走向反面。人类最后也要到末日。宗教家说末日，是悲观主义，吓唬人。我们说人类灭亡，是产生比人类进步的东西。现在人类很幼稚。”他总结说：“事物是发展的，是无限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空间方面，宏观、微观是无限的，最无限可分的。所以科学家有工作做，一百万年以后还有工作做。我很欣赏《自然辨证法研究通讯》上坂田昌一那篇基本粒子的文章，以前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在结束这次谈话时，他说：“总要提出新东西。不然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要后人干什么？”毛泽东这篇讲话，通篇充满着一种强烈的进取、发展精神，充满着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信心。“总要提出新东西”，他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
在关于坂田文章的谈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正是坂田关于基本粒子无限可分、世界在时间、空间上无限性的思想，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共鸣。谈话中，他指出，世界是无限的，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不仅从大的、宏观的角度来看宇宙是无限的，从小的，微观的方面也是无限的；不但原子、电子可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是无穷无尽的，要不然物理学这门科学就不会再发展了；如果我们的认识是有穷尽的，我们已经把一切都认识到了，那么，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他指出，一切个别的、特殊的东西都有它产生、发展与死亡，人类、地球都会灭亡，但这是说有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来代替人类，是事物发展的更高阶段；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这好像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说一切发生的东西都有它的灭亡，难道这话对马克思主义就不灵？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他由此总结说，世界上一切都在变，物理学在变，牛顿力学也在变，世界上从原来没有牛顿力学到有牛顿力学，以后又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这本身就是辨证法中一个突然的、一以贯之的特点，即发展的观点、进取的观点。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他的哲学观点曾发生过一些明显的变化，但这种发展、进取的观点却始终如一，而且似乎越到晚年越为强烈。这种精神和气质是唯物辨证法所特有的，是理解、运用和发展唯物辨证法所必须的。如果考虑到毛泽东的这些观点都是在谈论自然科学时所总结出来的，那我们就可以认定，当时他仍然注意从自然科学中吸取发展哲学的养料，并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指导自然科学的发展。
在1965年12月的谈话中，毛泽东对发展问题谈得不多，但他却谈到了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原则。他说，历史过程就是矛盾的统一，近代史就是不断地一分为二，不断地斗；斗争中一些人妥协了，但是人民不满意，还是要斗。这段话是毛泽东对他发展观的一个重要补充。他在强调了发展的无限性以后，又论述了发展的动力和状态，即“不断地斗”。虽然他这里具体谈的是社会历史发展，但他所说的这一原则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却占有重要地位。在这段里，他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把“一分为二”等同于“斗争”。值得注意的是，半年之后，毛泽东便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在其他一些场合，毛泽东还对他的发展观发表过一些精辟的论述。他写道：“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里，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对于自然界、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肯定，和对人类认识、改造客观世界能力的信心，是毛泽东哲学的一个突出的、鲜明的特征，是他乐观、进取、不满现状，不畏困难、开拓、创新的人生态度哲学基础。
“整党建党”是斗、批、改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另一项重任务。由于社会经济面临崩溃边缘，就业难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干部下放劳动的问题，一来可以减轻社会压力，二来改进干部作风。毛泽东说：“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与干部下放劳动一样，让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到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向工人农民学习，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完成改造世界观的任务，这也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学停止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服务业处于停滞状态。这样，使城市里的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于是，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毛泽东的号召发出后，全国立即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几年之内，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前后达到1600万人。
此外，在斗、批、改阶段，还进行了“一打三反”、“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文艺革命”、“整团建团”、“精简机构”，在基层普遍建立革委会等项运动。1970年间，全国还出现过一次新的、盲目的生产“跃进”。人们再一次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人们试图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但人们依然过着单调、贫乏和清苦的生活，可他们并不知道中国以外人民的生活。官方报道：苏联穷得丁当响，美国无数穷人留落在街头，台湾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人们相信这都是真的，用毛泽东话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
“九·一三”林虎武装政变被粉碎后，毛泽东本人因此陷入了极大的痛苦和失望之中。为消除和减轻这一严重事件的影响，毛泽东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中国国内经济几近崩溃边缘，凭票定点供应商品，已延续几十年时间。但这一切对毛泽东来说并不重要，他更关注的是精神世界。有一次，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请求中国给予物资支援。毛泽东说：可以。当周恩来告知毛泽东，国库里已没有钱。毛泽东则自信的说：让他们再打除一下仓库，随便打扫一点就足够柬埔寨用了。
1974年5月30日，毛泽东会见李政道。李政道博士是一位著名的华裔美籍物理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因阐述自然界对称问题，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1974年李政道来中国时，正值国内陷入“文化大革命”漩涡之中，社会处于动乱的年代。
毛泽东一见李政道，立即向他问起物理学上的对称问题。“对称何以那么重要”？毛泽东非常认真地问。
毛泽东一直认为社会进化靠改造，因之动态才是最重要的因素。他坚信宇宙进化亦当如此，因此他对“对称”在物理学上占有那么重要的位置一事感到不理解。
李政道用一根铅笔做实验演示，并说：“在这种运动中，没有一刻是静止的，但整个过程则是对称的。”毛泽东接着问，物理学家仅仅根据“对称”原则就真的能够有系统的制订宇宙的法则吗？李政道就把爱因斯坦根据平衡原理为必要条件，以对称为基础创立的相对论的深远解释说明了一下。
第二天，在机场上，李政道收到了毛泽东主席赠送给他的一份礼物，即一套1922年原版的丁·亚瑟·托马斯的原著《科学概论》。
毛泽东天性喜动而多情，他的血管里有火，他喜欢燃烧和飞跃，狂野地强烈地生活，他喜欢肯定自己，时时忘掉自我。他一旦决定了的事情，不容易改变，但一旦动情了的事情，也要顽强地表现执着。
老年的毛泽东，在他发动的大革命中，也感到了精疲力竭，各种事件的打击，各种运动的风浪的袭扰，永远在追求，而又永远达不到那种理想境界的苦恼，亲人的相继离去，久病缠身痛苦，都使他产生了“古角灯前老泪多”的孤寂，苍凉之感。
孟锦云来之后，毛泽东常常把她逗得开怀大笑，饭后茶余，花园小径的散步，卧室客厅里的谈天，显得十分和谐，他们在随心所欲中透出一种做人的自在。
人的智力不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不会有幽默，幽默实在是人们智慧从容有余后的产物，多一点幽默，生活中就多一些乐观和音符。
毛泽东经常给小孟讲一些有趣的故事。一天孟读毛泽东的词《念奴骄·鸟儿问答》，当孟读到“不许放屁！”这句时说，她噗哧一下笑出声来。“主席，你写不许放屁，可你今天放了28个屁，我都给您数着呢？毛泽东说：“活人哪个不放屁，人之气也，五谷杂粮之气也，放屁者洋洋得意，闻屁者垂头丧气。”
毛泽东的一生都在运动中度过后，他极喜欢运动。当然，这里所说的运动是有着双重含议的。既指他锻炼的体育运动，又指他领导和参加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毛泽东参加了许许多多数不清的政治运动，早年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井冈山的斗争，2万5千里长征，延安大生产运动，抗日战争时期的游击战，解放战争时期的运动战，直到建国后的“三反五反”运动，反右斗争，三面红旗的运动。“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毛泽东早在青年时期就认识了自己的使命所在，并对此深信不疑。但以自己习惯的方式，来实践自己的理论，到了晚年，他又雄心勃勃地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运动，使整个中国大地处在大动乱之中，他用这种形式的运动，来实践自己的治国方针，以证明自己对马列主义理论研究的正确。
在政治上，在国事上，可以说，他一生都在搞运动，他对政治运动似乎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一种近乎于狂热的感情！政治，毛泽东的政治，永远都是在运动中进行的，这就像“人的生命在运动”一样。
“天下万物唯动尚有力”，他一生都坚信万事万物都处在运动中，只有运动才能证明它有生命力，才能发展它的生命力，并且在这种推波助澜的运动中产生新的生命力，当然，他也进一步认识到，有运动就会有阻碍，世界上没有无阻碍的运动。
他认为“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斗争、运动对他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欢乐。他深知：“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它们是在不停地运动中才抵御了各种微生物的侵蚀。毛泽东作出了“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的总结。
毛泽东还不停地研究中国历史，他看到，秦始皇扫六合吞并群雄，在大动荡展示雄才大略，以毫不留情的斗争，赢得了中华民族的空前统一。汉武帝不以中央帝国为满足，不断地开拓疆土，以斗争换来了各民族的融合，奠定了今日中国版图。毛泽东多次申明着这种观念：“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骄傲自满，无所作为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它不符合迄今为止的一百多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
但到耄耋三年的毛泽东，在不断发动政治运动的同时，身体却又极不愿意运动。也许是太多的政治运动，已经损害了他的健康。所以他常常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他的生活规律完全打乱了。
服药、吃饭、睡觉、看书、听读、圈阅文件，是他生活的主要内容。要求见他的外宾虽然络绎不绝，但根据他的身体状况，很多是不与他打招呼的。因为只要是通知他，他总是同意去见的。是出于礼貌，还是不想承认自己的身体已不行了呢？
丰厚细腻的感情，多愁善感的情调，寂寞孤独的心境，似乎与一个政治伟人是极不协调的，然而，伟大与平凡、粗犷与细腻，热烈与冷漠，豪放与含蓄，又常常和谐地统一于一体。
尽管暮年的毛泽东，已是疾病缠身，力不从心，但他的心并没有老，他的心比天高，志而弥坚，“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或许是他的精神状态吧。
人，一旦停止了迸发自我潜力的追求，生命原地踏步，活力悄悄陨逝，遗下的就只是机械的生理重复。毛泽东的并没有停止他的追求，他与一切老人一样，不甘心干退出生活的舞台，政治的舞台，社会的舞台。他有时出现这样的情景，似乎刚刚掀开人生的画页，又走进了斑斓的初晨。似乎他又是“金戈铁马，驰骋疆场”的青年。
在毛泽东的床头总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他读破了的书，有不少页都用透明胶贴着，他读《资治通鉴》可以入迷，他说我已读17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一部难得的好书喔。
毛泽东说：“中国的军事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但杰出的政治家大多数是军事家。在中国，尤其是改朝换代的时候，不懂得军事，你那个政治怎么个搞法。政治，特别是关键时刻的政治，往往靠军事实力来说话，没有天下打天下，有了天下守天下。”
毛泽东的房间，只有两个人是可以随便出入的，那就是张玉凤和孟锦云。
不管是谁，上至政治局常委，下至普通老百姓，是请示商量工作，决定方针政策，还是私人探望，日常一段来往，即使毛泽东的子女亲朋，都必须经过张与孟的通报之后，方能决定见与不见，入与不入。
毛泽东很喜欢吃苦瓜，他说：“苦瓜这种菜，我的家乡很多，房前屋后都可以种，好种也好活，有些人吃不惯，是怕它的苦味，我不但吃得惯，还一生都吃，从小就爱吃，就图它这个苦味，我这个人一生没少吃苦，看来是苦惯了，以苦为乐了。他又说：“凡苦的东西，对人体都有些好处，苦能去火明目嘛，人吃五谷杂粮，难免上火，有时生气也上火，这叫虚火，这种人吃点有必要，我这个人也爱上火，所以命中注定要吃苦罗，不如主动去吃，免得火气太大，火气大，不是伤人，便是伤已噢。至于明目，更是它的大好处，我现在有点老眼昏花了，时时吃一点，免得看不清事理。
毛泽东决不因循守旧，人云亦云，尊重古人的一些哲学观点，总愿从相反的方面去考虑，但喜欢离经叛道，他喜欢创建自己的学说，提出自己的理论，早在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呼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
到了晚年，他本可以安居乐业，颐养天年了，但他仍不安分，他不断地提了新的观点，不断地创建新的学说，并不惜一切代价地把自己的理论学说付之于实践；他又提出自己的论断。“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阶级斗争这个纲，一抓就灵”。
毛泽东喜欢与众不同，他信仰马列主义，但他决不因袭，他要发展，要改造，要出新。为此，他用毕生的精力、心血所缔造的，一个好端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惜几乎粉碎，他要把自己亲自创建起来的一套机构，统统砸烂。使几十年来的同甘共苦的战友蒙受不白之冤，统统靠边站，揪斗，关押，惨死，这一切都不能动摇他的信念。“一张白纸没有负担”一切从头来，有得必有失，这就是他的判断。多次的胜利，使他更加坚信自己的意志，一切都要按他的意愿去办，他的权力不能有一点分散，尽管他也曾退居二线。但当他发现，这样做，并不使他心态安危的时候，他又得出了个反的结论：他不仅要身居一线，甚至于身居前线，而且要发动，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来它个天翻地覆。
毛泽东晚年，当人们都觉得应该开始和和平平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当人们沉浸在胜利的欢呼声中的时候，当人们刚刚从硝烟弥漫的战场走下来，开始营建自己的安乐窝的时候，他却又开展了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他动则不穷与则不迷，他把解放战争的胜利，比作一出戏的序幕，比作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反右倾斗争，直到十年文化大革命，他总结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真是高度概括。他的理想毕竟是根植于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毕竟没有突破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式的基础和规律。
毛泽东的确有他自己独有的思考习惯，他常常从人们习惯的思维规律中摆脱出来，从事物的几个方面去分析，这也许是他成为一个思想家所必要的；好与坏，大与小，快与慢，强与弱，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之间，他会看到它们之间的转化、变化、运动、发展是永恒的，事物都是有一分为二的人。
毛泽东喜欢从相反的另一方面去分析事物，这是长久以来的习惯，这也是他总能得出些比较准确的判断的来说，因为他不仅看到了人们容易看到的那一方面，也看到了人们不容易看到，极容易忽略的那一面。
毛泽东是个一不做二不休的强者，毛泽东认为软弱、动摇和退缩是一个人最可耻的表现，“不到长城非好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是一个好胜的人，一个无所畏惧的斗士。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毛泽东不仅有坚强的意志力，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有无与论比的首创精神，有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坚定信念；而且也有其他的特点，他深信自己的见解是正确的，他坚信自己代表着真理。因而他的一切努力都会有成就的，尽管他也认定，错误是难免的，有错误也是可以的。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是在肯定的前提下，进行一些小修小补，决不容许怀疑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凡是挡住他的道路的，就是他的敌人，即使是多年共事的战友，他也不允许与他相悖，这样，使他的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长达10年之久。
但是,一系列的动乱，也使他难免有些心灰意懒了,十年的动荡，也使他有些身心交瘁了，他也希望有一种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