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五一劳动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各国驻华使节，传达了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系的信息。毛泽东对苏联政府代表团副团长甘科夫斯基说：“我们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友好睦邻关系来，要有耐心，要文斗不要武斗。”毛泽东东对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说：“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印度人民是一个伟大的人民。中印两国人民总是要友好的，不要老是这么吵下去嘛！”
从1969年春天开始在全国掀起的战备高潮逐渐由临战型向常备型转化。原先作为各项工作中心的“备战”、“备荒”的战略方针，在1970年9月的九届二中全会上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略”的方针所取代，恢复了1969年以前的提法。
为了着重对付苏联在中国北方集结重兵对中国安全构成的直接和严重的威胁，为了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以实现民族统一大业，进而恢复和扩大国际交往，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毛泽东毅然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作出了打开对美关系的战略决策。
面对主动答讪的尼克松政府，中方亦有落落大方的出色反应。1970年3月，美国放松对前往中国大陆旅行社和对中国贸易的官方限制。7月，中方释放在中国外事活动被关押了12年的美国天主教主教职工詹姆士·爱德华·华理柱。尼克松在接见该主教时说：“希望美中两国关系的大门能逐渐打开”。
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充当了中美两国的使者，他们向中方传达美方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中方亦通过他们表示：中美关系的障碍是台湾问题，中国准备在北京接待一位美国特使。接下来的事情便进行的极其迅速：1971年3月美方取消使用美护照到中国旅行的所有限制，4月，美乒乓球队应邀访华，受到周恩来的接见。7月，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为美总统尼克松访华铺路搭桥。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签署《上海公报》。但这个过程是颇为微妙的
1970年12月，毛泽东会见美国朋友斯诺，明确地表达了新中国20多年来第一次欢迎美国总统访问北京的信息，对美国改善对华关系的试探作出了积极反应。
1971年，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无疑是这一巨大历史转变的契面。中国的外交官们象中国的运动员一样，熟练地展开了自己的“乒乓外交”的攻势，毛泽东和周恩来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向与自己为敌了几十年的大洋彼岸传递去一个明确的信息：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
当这一信息传到美国决策机构中时，美国立即加入“乒乓外交”的合奏中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雷说：“这次邀请和接受这次邀请是一个良好开端”。
1971年4月14日，周恩来会见美国乒乓球队的消息传到华盛顿后，当天下午，尼克松就发表了一项声明，决定采取五个对华政策的新步骤。在尼克松的声明中，美国对中国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封锁大堤终于一块一块地崩塌了。正如周恩来指出的那样，中美关系的大门訇然打开了。
4月16日，尼克松会见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成员，他在谈话中又发出了两个信息，他说：“本届政府和下届政府的长远目标必须是做两件事：一、使美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二、使大陆中国与世隔绝的状态结束”。
“乒乓外交”这一出乎世界各方意料之外的举动迅速地打开了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大门，使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出现了重要转机。
周恩来以他高超的外交手腕，改写了中美两国关系。他说：“乒乓球一弹过去，就震动了世界，小球转动了大球——地球”。“乒乓外交”周恩来功不可没，但同时也说明毛泽东能抓住时机，毛泽东认为，从社会发展的前途看，要寄希望于美国人民，但是要解决中美两国的国家关系问题，中派和左派是不行的，还是要跟尼克松谈，因为尼克松代表垄断资本家。1971年2月，他又在旅游局关于接待外国来旅行的报告上批示：“人数可略增加，右派也可来一点。”为了打消党内的思想顾虑，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71年5月底召开会议，作出了举行中美高级会谈的决定。毛泽东指出：“中国对美关系的方针是先当权派，后反对派；几年内，还不能预言美国有爆发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可能，中美会谈如有进展，将有助于印支撤军和巴黎谈判。”
在中美接触的过程中，不放弃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批评，但是又不因为这种批评就不同美国改善关系，仍然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中美两国的国家关系，也体现了毛泽东在革命与外交问题上的坚定性和灵活性。
1970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出兵入侵柬埔寨，扩大印度支那战争的侵略行径，毛泽东在5月20日发表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这一庄严声明表明了中国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决支持一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和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国决不会因为考虑对美关系的改善而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干涉行为姑息迁就。由于中国对美国的激烈批评，中美两国间的接触暂时中断了。但是几个月后，在美国继续发出改善对华关系的信号后，毛泽东仍以积极方式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反应。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第26届大会以赞成76票，反对35票，弃权17票，缺席3票，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台湾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中被驱逐出去。
台湾几乎在一夜之间，沦为国际孤儿，有20多个国家与其“断交”，转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为此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咒骂美国和联合国，并用颤动的手写下了八个大字：“庄敬自强，处变不惊。”
1971年7月6日，尼克松在美国堪萨斯城对世界格局提出了“五个中心”的看法。他认为，美、苏、中、西欧和日本是世界的五个力量中心。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登上了飞向中国的飞机，开始了他为期一周的“神秘、古老国土”的行程。
1972年2月28日，以中美双方在上海签订的《联合公报》为标志，中美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发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进一步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为中国普遍地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扫清了道路。以此为契机，中日两国也建立了外交关系，世界上出现了同中国建交的新高潮。结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孤立地位。
中国同美国、日本、西欧关系的改善，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苏国家为首划分世界的战略格局。中美苏大三角格局的确立在世界局势下增加了新的稳定因素，使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在对付苏联方面，中国同美国、日本、西欧国家和部分第三世界国家基于共同的考虑，实际上联合起来，加强了抵御苏联扩张的力量。
1972年，当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之时，毛泽东开玩笑说：“咱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委员长可不喜欢你”这个开头很有效果。
毛泽东挥动了一下那足以扭转乾坤的手，继续说：“他叫我们共匪”。
尼克松答道：“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毛泽东听完翻译的转述笑了，坐在一边的周恩来接下去答道：“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只不过是互相骂骂而已”。
毛泽东接下去说：“其实，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同他的交情长得多”。
在场的三个美国人（尼克松、基辛柯、和温斯顿·洛德）都立即感到毛泽东的意志力，洛德后来评论说：“我相信，哪怕我从未见过此人，不知道他是谁，当我走进有他在场的鸡尾酒会时，我也定会被他的力量所吸引。”
“毛泽东的身上没有周恩来那种迎面而来的光彩”洛德说：“但是他有一种暗含的看上去是漫不经心的风格，实际上非常微妙纯熟。”
尼克松在为他举行的宴会上致祝酒词说：
过去我们曾经是敌人，今天我们有巨大的分歧。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过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在我们讨论我们的分歧时，我们双方都不会在自己的原则上妥协。但是，虽然我们不能弥合我们之间的鸿沟，我们却能够设法搭一座桥，以便我们能够超过它进行会谈。
因此，让我们在今后的五天里在一起开始一次长征吧，不是齐步走，而是在不同的直路上走向同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和平与正义的世界结构。……全世界在注视着。全世界在倾听着。全世界都等着看我们将做些什么……。我们没有理由要成为敌人。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取得对方的领土，我们哪一方都不企图支配对方。……
如果说越南问题是促使尼克松与中国交往的因素之一，那么这个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却是中美和解的一大障碍。尼克松正在因战争而活受罪，他想要毛泽东帮助他甩掉这个包袱。
在某种意义上，当尼克松步入毛泽东的书房时，毛泽东已经达到他的主要目的了。尼克松抱着美元日益贬值的重负，来请求毛泽东“帮助”结束越南战争。
然而，积极的合作并非易事，美中对话基本上还处于婴儿咿呀学语的阶段。双方在政治上的了解极少。
当尼克松直截了当地问毛泽东：“哪种危险对中国来说更直接？美国的入侵?还是苏联的入侵？”毛泽东强调了苏联的入侵。
毛泽东接着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我们两个国家不存在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所以我们两家怪得很，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打乒起不到10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算起两年多了”。“我们办事也有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来往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死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
毛泽东说：你们下午还有事，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尼克松表示，他这次来访是冒很大的风险的，作出这次决定实属不易，他懂得“只争朝夕“，毛泽东说：“我跟早几天在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
毛泽东对尼克松总统说：你来中国使我十分兴奋，我想一个新时代来临了，我从小到大受西方教育，对美国深有好感，中美关系在1949年以前一直良好，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中美交恶。我很喜欢尼克松这个人，说话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不象那些右派，口是心非。他说：“美国和中国改善关系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这话说得多好啊！这比那些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心怀鬼胎的人好得多。中国何偿不是为中国的利益才和美国改善关系嘛。”
确实，苏联的威力使中美双方为共同的利益寻求合作。
毛泽东多次提到日本，说：我们要感谢日本，如果没有日本侵略中国，我们就不可能取得国共两党的合作，我们就不能得到发展，最后取得政权。好多日本人见到我们，都要赔礼、请罪。毛泽东说：我们是有你们的帮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见到你们，这就是坏事变好事。
1974年2月，毛泽东在反复思考的基础上，经过归纳和概括，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他认为，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属于第一世界；苏美以外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欧国家属于第二世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在1974年4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中国副总理邓小平首次向世界阐明了毛泽东这一新战略思想。以后，邓小平向外宾介绍说，我在联合国讲了一篇话，实际上都是毛主席的观点，是一些新的语言。邓小平在又一次会见外宾时还讲道，三个世界的划分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中央经过好几年的考虑才提出的。
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标志着中共对世界战略格局的认识，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他从60年代后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分化、改组的新变化出发，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抓住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妄图称霸世界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反对霸权主义的主要矛盾，以三个世界的划分大致地勾划出了当今世界格局的主要特点。这种划分，突出了苏美两个推行霸权主义的国家同世界反霸力量的矛盾，指出苏联和美国一样已经成为霸权主义超级大国，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斗争是新的世界战争的根源。在苏美两霸中，苏联“尤为恶劣”。
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他认为，全球是三个世界之间不断的斗争，美国和苏联是第一个世界；日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整个非洲、拉西美洲是第三世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美国和苏联的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的国家，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最多，中国穷，只能侧身于第三世界。在这种形势下，中国要准备打仗，准备美苏在世界上闹事。不能相信有持久和平或者所谓一代人和平。
毛泽东强调：中美关系突破以后，在全世界会发生很大影响将会发生一系列连锁反应。
在一次会谈中，毛泽东说：我还可以打仗，要打就打，天下大乱；包括中国，我能吃饭，也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人家导弹打几千公里，一个氢弹就把北京消灭了，我估计他们不会打北京，仗打起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我辛辛苦苦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的美国，一整太平洋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