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由中学生组合而成的秘密团体“红卫兵”组织，在全国迅速发展起来，并演变成为一场具有极大破坏性并带有狂热无政府主义色彩的红卫兵运动。
红卫兵运动点燃了“文革”之火，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红卫兵运动就没有“文化大革命”。
具有“造反”意义的红卫兵组织，在中国大地横空出世又突兀结束，前后仅两年半时间。
显然，红卫兵运动是当时中国国内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五·一六通知》。
《通知》列举了２月政治局讨论通过的《二月提纲》的10条罪状并逐条批判。要求各级党委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号召他们向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发起进攻。
与此同时，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就是后来被称作的《五·七指示》。
一个《通知》，一个《指示》，实际上规定了名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的基本走向和方法，它也规定了“文革”中几乎所有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界限。作为文化大革命产物的红卫兵运动，其从发起、发展到衰落，从口号、言论到行动，都可以从《通知》和《指示》中找到明显的规定程序，它们是红卫兵组织得以产生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是在“左”倾道路上越滑越远。1959年“庐山会议”把彭德怀、黄克诚等打成“反党集团”。中共中央内部本来正常的意见分歧被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被破坏。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权的状况日益严重。
进入60年代以来，中共党内的“左”倾指导方针在思想、文化及其它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思想指导下，对内搞“四清”运动；对外搞“反修斗争”。这些作法对一代青年人正在形成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1964年，中共中央提出“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在全国青年人中间产生了极其重大的震动。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调整自己的思想，努力地向中共中央提出的接班人标准看齐，关注政治的热情、参与意识和革命责任感空前高涨。他们中间的大中学生、知识分子们更是关注着中国政治的各个方面，在报纸上和社会上所开展的一切讨论都能引起他们的极大兴趣。但他们是在毛泽东巨大的声望和对党无限忠诚中成长着的，这种教育由于不注重培养青年们分析问题的习惯而导致这一代人具有一种巨大的社会遵从心理惯性。在那种“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他们都唯恐自己落伍，而不得不在各方面力求“紧跟时代潮流”。这种迅急的“潮流”将缺乏独立思想的一代青年人推上高峰又摔下深谷，与时代共同上演着一出历史的悲剧。
1966年５月，在全国各个大中学校里，对“三家村”批判的温度似乎在随着气候变热而逐渐升高。
在批判“三家村”的过程中，一部分学生很自然地联系到学校发生的一些现象和言论，并把这些他们视为“奇谈怪论”的言论看成是所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映。同时，从揪出“三家村”出发，批判的矛头逐渐指向了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各个大中学校里，大字报铺天盖地，人心躁动不安。
“黑云压城城欲摧”。人们都似乎感到了什么，都好像在等待什么。
在康生的直接授意下，1966年５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７人在北大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攻击北大党委，矛头直指中共北京市委。
这张大字报在北大校园内引起了一场大辩论，北大党委组织反击。两派观点不一，由辩论引起分歧，由分歧引起感情用事，进而引起了推搡与扭打，上述大字报的７作者之一的高云鹏还挨了打。
５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建立了红卫兵战斗组织，从而揭开了红卫兵的序幕。
６月１日晚，经毛泽东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这张大字报全文。这张大字报开了引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进行政治诬陷和人身迫害的恶劣先例。
与此相呼应，《人民日报》发表了由陈伯达授意和审定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将广大知识分子诬陷为“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祖师爷”，是“牛鬼蛇神”，要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６月４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大新党委的决定。这一连串的政治信号使全国各地青年学生中一些人最先响应召集起来“造反”，反对学校党委，批判专家、学者、权威，乱揪乱斗。
“横扫”风暴席卷的全国城市和农村各级学校。都陆续停课“闹革命”。红卫兵组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不久，作为团结和力量象征的红卫兵组织，在北京各大、中学校不胫而走。
当时，对于红卫兵这样的群众组织方式和活动是否合适和恰当，在学校内部和社会上均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但各大学的运动调门一天比一天高，斗争的方式一天比一天出格，许多高校的教学和管理工作陷入了瘫痪。
为稳定局势，并不理解文化大革命意义何在的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决定向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工作组限定运动的做法使各校乱揪乱斗现象有所缓和，但也与红卫兵组织和“造反”学生发生了磨擦。
６月中旬以后，北京各高校陆续出现驱赶工作组的现象，工作组也以行政手段处理了一部分“造反”学生，双方矛盾日益加深。
７月18日，外出巡视８个月之久的毛泽东回到北京。随即，在听取了中央文革小组汇报之后，毛泽东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这无疑极大地鼓舞了各校的“造反”学生。
７月28日，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并请江青将他们的《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两张大字报转呈给毛泽东。
８月１日，毛泽东复信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并指出：“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这封信与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同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
消息传出，北京各级学校中，以所谓“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等五花八门名称的红卫兵组织迅速普遍建立，全国各地也纷纷效法，红卫兵组织得以迅速地发展起来。
不久，毛泽东宣布，他将破天荒地要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全国的红卫兵代表和革命师生代表。
8月18日，毛泽东在一名女兵的陪伴下，穿着一身崭新的绿军装，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天安门广场上，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万红卫兵身着草绿色军装，组成了蔚伟壮观的绿色海洋，他们在红旗招展下，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更确切的说是朝拜。
“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响彻云霄，震耳欲聋；似山崩地裂，地动山摇。他们跳跃着，欢呼着，手中挥舞着《毛主席语录》小红本，一张张无比激动的脸，闪着幸福的泪花。
此时，满面红光的毛泽东露出喜悦之情。当天安门城楼下的人群齐声呼喊“毛主席万岁”时，站在毛身旁的埃德加·斯诺探身指向那些怀有崇敬心情的游行者问毛：“对这些你感觉怎么样？你觉得如何？”毛泽东苦笑了一下说：“这比以前好些，但我并不满意。”不满意什么呢？是颂扬、还是不颂扬。毛总是这样深不可测。
毛泽东还特意让大会安排了15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并让红卫兵为他戴上了“红卫兵”的臂章，再一次表示了他决心利用大中学生的力量撕开“文化大革命”缺口的决心。
林彪在大会上讲话，鼓动红卫兵“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动，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并号召红卫兵“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此后，红卫兵运动即刻席卷中华大地，一发不可收拾。
这次接见，无疑是红卫兵运动走向全国，正式形成强大的政治运动的转折点。成千上万的红卫兵便开始了公开、合法的活动。“破四旧”、“立四新”，红卫兵大规模地涌向街头，掀起了一个全国性的新浪潮。“破四旧”活动中，红卫兵勒令取消一切被指责为反映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的事物。凡是一切带有传统和外来文化印记的事物都在破除、砸烂之列。
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雅致，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在一次接见红卫兵中，毛泽东对一位名叫宋彬彬的红卫兵说：我给你改个名字，叫宋要武。
红卫兵“破四旧”，冲向社会，得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并发表干部、群众支持红卫兵的言论。
红卫兵运动带来社会上极大的混乱，武斗成风。仅北京市，1966年８月中到９月底的40天内,就打死1700多人，抄家33600多户，被赶出北京的“黑五类”85000多人。
毛泽东把他最有希望的红卫兵这棵幼芽捧在手里，并让他们在大风大浪中学游泳。
1966年的中国，一夜之间，全国98％以上的家庭都贴上最时髦的宣传品毛主席精神焕发的领袖像和毛主席语录本。人人都能背诵毛主席语录近百条，《毛选》成了人们必备的。
20世纪60年代的东方中国，人们被激情卷进了浩大的造神运动。人们以十倍的狂热，百倍的虔诚，倾泻着教徒般的感情，把他们的领袖捧上救世主的宝座。领袖被神化为创世的上帝、至尊的神明、再生的父母、世界的救星、绝对真理的代表。人们“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遍地是忠于捍卫的标语，处处是“最高指示”的海洋。相应地宗教化也应运而生，“早请示，晚汇报”，犹如教徒们的忏悔和祈祷。这种仪式诱发了人的“原罪意识”，使红卫兵们在不断的检讨和揭发中，“狠斗私字一闪念”，并将对人对己的戕害、诬陷作为灵魂升华的阶梯。六亿人民齐跳忠字舞，齐唱东方红，齐捧红宝书，齐挂领袖像。稍有不慎，皆为亵渎。
而“三忠于”、“四无限”，深入人心；溶解在血液里、落实在行动上。个人崇拜齐支配了一切，个人完全放弃了独立思考的自由和权利。在创造神、树立神的绝对权威中，红卫兵们把自己作为灵魂和肉体的“牺牲品”，供给了那个可怕的祭坛。
后来，毛自己也承认：为了反对刘少奇，那时需要一点个人崇拜，需要搞点个人崇拜。
这种大兵团作战要有具体的行动计划、步骤，才能充分展示大军压境的气势。林彪领会了毛的意图后向红卫兵指出一种新的革命形式，即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仅8月19日这一天，北京就有近30万红卫兵冲向社会，冲向北京的各个角落。这样庞大的无统一指挥和领导的青年红卫兵，产生了一种巨大的能量，他们进行的是一场莫名其妙但严峻而残酷的特殊战争。
伴随着红卫兵运动第一个高潮的是“破四旧”狂潮。８月20日，首都30万红卫兵小将走向街头，张贴传单和大字报，到处集会演说，开始了所谓的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
对红卫兵这种肆无忌惮的运动，官方舆论上并没有加以批评，相反是大加肯定、赞扬，这无疑起到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人民日报》发表消息和社论，对红卫兵极为荒唐的行动给予了高度评价。由此，“破四旧”很快蔓延至上海、天津和全国各大中、小城市，最后还波及到广大农村。
破除“四旧”是先从道路、店铺、城市设施“易名”开始的。如北京，苏联驻华使馆前的扬威路被改为“反修路”，协和医院更名“反帝医院”、全聚德烤鸭店改为“北京烤鸭店”、长安街改成了“东方红大街”；在上海《新民晚报》改成了《上海晚报》、大世界游乐场变成了“东方红剧场”、豫园改为了“红园”；天津劝业场改名为“人民商场”。改名风还波及到人名、厂名等各个领域。
继改名之后，红卫兵开始对所谓不合“无产阶级口味”的发式、服装、装饰发起攻击，继之以对文物、遗址、宗教场所的破坏。妇女一律剪成“三八”式齐耳短发、男人不许留“飞机头”、火箭式尖头皮鞋当场破尖，穿牛仔裤的要剪开裤管。
颐和园、五台山、孔府、长城、上海龙华寺等无数文物遗址遭到红卫兵的洗劫。仅北京市统计，1958年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仅1966年８、９月间就毁坏4922处。
抄家也是红卫兵的重要活动之一。据统计，８月18日后一个月内，北京市被抄家的达11.4万多户，被赶回原籍的有85198人。上海市从8月23日至９月８日，红卫兵共抄家84222户。到９月下旬，天津红卫兵抄家1.2万户。据不完全统计，从６月至10月初，全国红卫兵仅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482.8亿元，黄金118.8万两、古物1000万件，挖出所谓隐藏的“阶级敌人”16623人，破获“反革命案”1788宗，从城市赶走“牛鬼蛇神”39.74万人。这样一个概数，已足以让我们感受当时那种狂热而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气氛了。
红卫兵在抄家过程中，还私自抓人甚至杀人，最典型的要数“大兴县事件”。８月27日至９月１日，北京大兴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有“四类分子”及家属共325人被红卫兵杀害。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红卫兵对于“牛鬼蛇神”分子的残酷虐待就更是罄竹难书。
与此同时，红卫兵“北上、南下、东征、西进”的“大串连”也如火如荼地展开。
早在６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赞成学生的串连。“八.一八”到“八.三一”，不到半个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再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这无疑是在以他个人无上的号召力吸引着各地师生进京串连。
９月５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大中学校组织师生进京串连，食宿由国家财政开支。由此，史无前例的“大串连”开始了。
最初大串连多是定向流至北京。继８月18日、31日之后，毛泽东又于９月15日、10月1日、18日、11月３日、11日、25日至26日先后８次接见了红卫兵，掀起了红卫兵大串连的高潮。
北京成为了全国性串连的集散中心。进京串连后，许多红卫兵感受到了“文革”的炽热气氛，纷纷开始向各地“四下点火”的“长征”。出于景仰，著名的“革命圣地”如延安、井冈山、韶山等地也成为大串连的重要目标。
借声援造反之名，红卫兵常常使许多的著名风景区人满为患。此外，还有极少部分红卫兵抱着国际主义理想偷越国境到越南、缅甸“串连”以支援“世界革命。”
众多的流向、庞大的人群，立刻给铁路、公路、水路运输带来了难以承受的重压，各种运载工具的载重都达到了极限。大串连导致大量生活和生产资料难以调运，甚至危及许多城市的生产和生活。
为此，1966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暂缓外出串连的通知。之后又多次重申停止串连。不久，全国各地的接待站逐渐撤销，大多数学生开始返回学校。大串连逐渐走向低潮。
毛泽东对于他本人直接指挥红卫兵造成的暴力冲击感到有些震惊，但他辩解道：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嘛！毛宣称：“共产党用了28年的时间才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而文化大革命才仅仅进行了５个月。”他强调了自己的观点：“经验只能在５年以后才能获得”，但他没有具体地说明这魔术般的５年过程。
1966年8月18日-11月26日，毛泽东为了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展，先后八次在北京接见1300万来自全国各地大、中学生和红卫兵。
次数时间人数
第一次 8.18 100万
第二次 8.31 50万
第三次 9.15 100万
第四次 10.1 150万
第五次 10.18 150万
第六次 11.3 200万
第七次 11.10-11.12 200万
第八次 11.25-11.26 250万
合计 1300万
1966年12月26日，是首都红卫兵谢幕的时刻。这一天正是红司令毛泽东的73岁诞辰。悲壮的尾声，成了最终的礼品。这或许是一种巧合，这是红卫兵至死不曾清醒的忠诚与他们对现实不能理解的苦闷交织成了一幕悲剧。
红卫兵的一腔热情被火浇灭,实际上,不论用哪一种方法，都无法挽救红卫兵衰落的命运；红卫兵的任务已经完结了，可以退场了，毛泽东也不需要他们了，已失去了利用价值。场上已经换上新的角色，新戏也将开场了，红卫兵的时代过去了。
到1967年初，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已从社会返回校园。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各级的红卫兵代表大会，以响应中央文革的“大联合”号召。“红代会”渐渐成为地域性红卫兵组织的领导机构。
３月７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指出：“下厂下乡和外出串联的师生，３月20日前必须返校，分期分批进行短期军政训练；在校内批判斗争‘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着手研究教育制度、方针和教学方法。
７月11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主持召开的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鼓动学生进行“教学改革”。于是，“做教育革命的探索者”的口号和行动，又流行一时。全国各地许多学校都提出了五花八门的“教学改革”设想，有建议把学校改为“五七公社”的，有建议以军队编制改造学校的，有建议废除考试、开门办学和从工农兵中录取学生的。一些地方还组织了“教育革命”的试点，建国之后行之有效的高校教学管理制度被全盘否定。
10月14日，中央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各地学校陆续恢复上课，但这种“复课”实际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写大批判稿、参加体力劳动和请工农兵上课。不少院校短期复课后又停课。
全国性夺权展开后，各地红卫兵组织也积极参与，其间各派矛盾尚不明显。“复课闹革命”后，为了争夺学校的大权，红卫兵组织间的歧见与利益分争，常常使各派面和心不和，争论、冲突乃至武斗事件层出不穷。
武汉“七·二Ｏ”事件后，江青公开宣扬“文攻武卫”的口号，红卫兵组织间的武斗冲突不断升级。致使一些红卫兵组织冲击当地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使各地武斗事件血腥色彩更为强烈。从1967年中至1968年春夏，各地红卫兵组织间的武斗已从大刀、长矛的对打发展到步枪、机枪的互击。
那时，北京外交学院的革命师生，正在批斗外交部长陈毅、周恩来。杨成武从武汉回来，赶到批斗现场。陈毅问杨成武：“有什么消息？”
杨成武答：“有，毛泽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
陈毅立时有了精神，他突然向全场高声宣布：请打开《毛主席语录》最后一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陈毅是个好同志。
下面的造反者们立即炸了锅：“你造谣，根本没有这一条。”
陈毅开心地望着娃娃们的吵闹，稍为平静下来，他说：“杨成武同志传达，有周总理证明，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陈毅是个好同志。请同志们跟我一起念这条最高指示。”弄得坐在台下的红卫兵大吃一惊，莫名其妙。之后，陈毅脱下头上的高帽子，交给一名红卫兵说：“请你好好保存，下次开会时，我还要用。”
1967年１月开始的“全面夺权”加剧了各地的混乱，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建立了革命委员会，达到“全国山河一片红”。
为制止这种混乱，中央文革要求红卫兵整风，实现造反派的“大联合”。同时，毛泽东指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
３月７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要求中小学复课，大学进行斗、批、改。３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
1967年7月至9月，毛泽东视察了华北、中南、华东三大区，针对“全面内战”的形势，作出一系列指示，全面坚持“文化大革命”，同时着重扭转无政府状态，努力恢复对局面的控制，引导由“乱”到“治”。毛泽东指示：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要用文斗，不要武斗。”1967年7月1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
但红卫兵运动以其惯性还在自然运转着。 1968年，全国学校派性武斗依然屡禁不止。毛泽东看到红卫兵已成为实现其新的战略部署的障碍。
此时，全国各地已陆续成立起革命委员会，“夺权”任务大都完成。恢复社会秩序和正常的生产，稳定各地的政治局面，已成为全国人民的最大愿望，毛泽东也认为“文革”达到了目的。但红卫兵组织却在各地高校大打出手，成为不合时宜的“造反者”。
７月27日，在毛泽东授意下，北京市组成了３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始进驻北京各大专院校。经过斗争，学校的秩序迅速稳定下来。
此后，全国大、中、小城市都陆续向大中学校派驻了“工宣队”、“军宣队”。红卫兵组织迅速衰落。
红卫兵运动的发展，致使一些毕业生因为留校闹革命而没有分配工作。当时大学不招生、工矿不招工，全国一片混乱。而1000多万大、高、初中生无法分配工作，成为一大社会问题。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情况。在编者按中引述了毛泽东的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同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兰州市1.8万名初、高中毕业生和武汉市２万多名中学毕业生奔赴农村插队落户的情况。
在“反修防修”中诞生的红卫兵组织又面临着反修防修的新任务。这些苦于没有工作的青年人，打起背包，四海为家。此后，全国各地出现了以红卫兵为主体的知识青年下乡热潮。纷纷去农村边疆落户。有的地方因初中毕业生全部下乡而停办了高中，甚至没有毕业的。在校生也有不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随着热潮到农村“接受贫下农的再教育”，持续的上山下乡热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以后这种热潮一直持续着。一场震憾全国、轰动世界的红卫兵，就在大、中学生走向“广阔天地”的锣鼓声中渐渐销声匿迹了。
崇拜性是红卫兵运动最基本的特质，它不是对某种真理的崇拜，也不象宗教那样崇拜神灵，它是对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毛泽东的崇拜。他被当做一个偶像而成为人们精神活力的支柱和社会行为的标尺。一切传统和现实的社会思想、准则乃至一般社会习俗都以毛泽东教导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毛泽东不但是红卫兵的精神领袖和政治统帅，而且也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绝对权威和政治统治的王者。内在的精神与外在的权力合而为一，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人格神。
破坏性，是红卫兵运动的显著标志，它没有把破坏视为手段，而是以破坏为目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成为红卫兵运动的宗旨。红卫兵运动最流行的语言是，不破坏一个旧世界，就不能建立一个新世界。这是以毛泽东“不破不立”为标准的。
空幻性是红卫兵运动的又一特征，具体表现为缺合理性精神，其思想和行为的情绪化、观念化和绝对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