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５月，毛泽东主持制订《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时毛泽东的话语就更带有告诫的意味了，毛泽东说，“如果党和人民忘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话，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同年9月、11月、12月，毛泽东以一次比一次更严厉的口气警告戏剧界、文化部、中宣部。与此同时，江青下到北京市京剧一团抓革命京剧样板戏。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全国京剧现代样板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演出期间，毛泽东看了《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剧目，并接见了全体演员。江青发表了“谈京剧革命”。
1965年1月，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通过了由毛泽东亲自指导下起草了著名的“二十三条”。
23条的通过是毛泽东的一次重大胜利，他改变了“四清”运动的内容、性质和对象。第一次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23条也是毛泽东发出的战斗信号，是一年以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
它的发表引起了一片混乱。毛泽东在23条中写道：这场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当中有的要开除出党，有的要撤职。他的支持者有的在基层，有的在高层。在高层者当中，有的甚至在省和中央部门中工作，他们反对社会主义。毛泽东进而指出：在这场运动中我们一定要放手发动群众，决不能当小脚女人。
这将预示着一场大的运动即将开始。
当然，毛泽东还得表现出一种若无其事。在接见美国作家斯诺时，毛泽东说：“身体很不好，高血压、老年性中风、神经衰弱、失眠、记忆力差了，晕倒过几次，医疗组不离身。日子不多了，快要见马克思去了。”斯诺立即将这一重要信息传到海外，再由海外传回到中国。毛泽东又一次成功地施放出烟雾弹，麻痹着他的国内国外的对手们。
在毛泽东坚持要参加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当前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广大群众的矛盾，是主要的，是敌我矛盾。”刘少奇仍不同意毛泽东的观点。他认为，不能这样绝对，还是各种矛盾的交叉：敌我、党内外……主要的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
毛泽东再次强调：“首先要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说：“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毫不思索的顺口说出：“张霖之就是。”这样使本来已经异常紧张的空气突然凝固了。
再开会时，毛泽东拿一本《党章》、一本《宪法》，摆在面前，然后发言：“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一个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不让我发言。”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空气不仅凝固了，而且浓缩了，高强度地浓缩了，面临爆炸的严重危急！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日渐公开化了。
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受多数同志之托,找刘少奇谈话:“现在局面已经非常严重了，千万不能跟毛主席发生矛盾，你们俩位发生矛盾，下边就乱了。”
接着就开了一次中央生活会，刘少奇在会上极不情愿地作了检讨。但毛泽东并不解恨，他已决心跟这位和他共事45年之久。又经常被其亲切称之为“少奇同志”分道扬镳，他还作出刘少奇非倒不可的结论。
其实，自1959年以来，由于毛泽东的一意孤行，刚愎自用，导致他的威信逐步下降。这是毛泽东所不愿看到的事实。对此，毛泽东不止一次地对政治局一些常委讲：“你们现在都不听我的话了。”后来又不无懊悔地说：“大权旁落，责任在我。”
毛泽东为在政治上打倒刘少奇，他想采取一种合适的形式。终于机会来了。
1965年9月，中共中央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突然轻声问道：“同志们，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他稍微停顿了一下，微微笑道：“这是很可能的，也是最危险的。辛亥革命后，袁世凯搞复辟，蔡锷就在云南起义造他的反。所以，如果中央有人搞修正主义，我就希望你们从底下起来造反，像孙大圣一样。”
问这话的时候，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已基本定稿。稿子经毛泽东事先看过三遍，然后由江青拿到上海公开发表。《文汇报》发表的时间是11月10日，这表明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和突破口已经选定。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上发表姚文元写的旨在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这篇文章是在毛泽东精心授意下而成的。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看后大为恼火，要求北京各报，一律不准转载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消息传到毛泽东这儿，毛泽东按捺不住愤怒说道：“我就不信北京就成了他们的天下了！他想搞独立王国，好吧，我们就较量一下嘛。”
毛泽东要江青去找康生、陈伯达，“这个时候才是出左派的好时机，你告诉张春桥、姚文元不要害怕。右派要跳，就让他们先表演表演嘛。北京的报纸不发文章，就让上海先出单行本，向全国征订，让上海的同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把火点燃起来。”
江青说：“现在的北京市委，没有彭真的话，谁也不敢动。现在成了老虎屁股，没人敢摸！”这话恰到好处的激起毛泽东的好斗个性。他说：“我偏要摸。”
1966年初春，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政治形势已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境地。毛泽东严厉地批评北京市委“针也插不进去，水也泼不进去”。又说：“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上台，就要千百万人头落地。”
1966年2月，“火线”的一边，江青以受林彪的委托的名义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后写出了“座谈纪要”。“火线”的另一边，由彭真主持下写出了一份“二月提纲”。这个提纲向刘少奇、邓小平汇报过。至此，双方的阵容已相当清晰。
毛泽东处理这些事情的手法相当明快，一方面，他亲自动笔翻阅修改“座谈纪要”；另一方面，以最后仲裁人的身份否定《二日提纲》。他严厉地批评了文化革命小组、中宣部、北京市委以及《二月提纲》。他说：
《提纲》是不分是非的，中宣部、彭真、北京市委包庇坏人，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孙悟空，大闹天宫；中央出修正主义，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解放后我们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包下来，当时是对的，但革命越深入，他们越反抗。我们面临着文化大革命，中央机关党政军有保皇党，我们必须进行这种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这次表态后，形势就急转直下，4月16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彭真。5月14日，彭真的错误性质已由认识错误上升到反党集团之首。
仅仅过了３天，报纸上对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进行政治批判。
为防不测，1966年5月,毛泽东在北京增加了两个卫戍师。因为毛泽东当时估计北京可能要发生政变。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这个会议成为“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标志。
毛泽东没有参加会议，他在南方。会议由刘少奇主持，由康生负责向毛泽东请示汇报。毛泽东虽未出席会议，但整个会议的基调是由他在杭州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定下的。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从批判《二月提纲》入手，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估计，传达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方针和政策。这是一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毛泽东当时的一些基本思想，集中地体现在他对《五·一六通知》的多次修改和大段补充之中。《通知》列举了刘少奇在２月召集政治局在京常委讨论的《二月提纲》的十条罪状，并逐条批判，提出无产阶级必须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专政，要求各级党委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向党、政、军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
在批判《二月提纲》中，毛泽东写道：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相反，他们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同我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丝毫说不到什么平等。”
在《通知》的结尾处，毛泽东写道：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除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注意这一点。”
《五·一六通知》集中反映了1962年以来，特别是1965年初在制订《二十三条》前后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发生明显分歧，以及1965年底批判《海瑞罢官》以后，毛泽东在认识上发生的重大变化。
不久，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了批判，停止、撤销了他们的职务。会议还决定撤销原来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又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为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小组直接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实际上，小组已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挥机构。组长陈伯达直接从毛泽东这儿领命。
《五.一六通知》使文革之火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燃烧起来了。
与些同时，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会议，着重讨论了文化大革命派不派工作组的问题。陈伯达提出不要派。刘、邓等大多数同志主张派。毛泽东最后指示：“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工作组可以不派嘛。乱就乱它一阵。”毛的本意是不准备派，但工作组最后还是派了。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人在康生、曹轶欧怂恿下写了针对北京市委大学部和北大党委的大字报。６月１日，毛泽东从杭州打电报给康生，下令向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广播北大这张大字报。毛泽东把这张大字报誉为“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并写下了充满激情的评论员文章。当晚广播一响，北京“炸”了，全国“炸”了。
６月３日，给各校派出工作队的决定在中央各部负责人会议上由刘少奇、邓小平正式拍板。会上还制订了“中央八条”作为工作队“灭火”的指南。八条规定是：大字报不要上街，内外有别，开会要在校内开不要上街，不要游行示威，不要搞大规模的声讨会等等。
从６月上旬开始，共青团中央受中央委托向北京市中学陆续派出工作组，代表原学校党政领导，领导“文化大革命”。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坚持通过工作组实行党对运动的领导，努力支持工作组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毛泽东则希望调动学生，造成“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之目的。陈伯达、康生几次要撤回工作组，均被刘、邓拒绝。
据当时北京24所高校的统计数字，至6月23日止，被工作组宣布为反革命或右派的学生达10311人，支持他们而同样被宣布为反革命教师人数达2591人。中学的红卫兵组织也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清华附中等有的红卫兵组织甚至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或反革命集团。
在学生与工作组的拉锯战中，工作组的势力明显占优势，因为他们是打着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的旗帜。当时，很多学校反工作组的努力都被压下去了，但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仍然独树一帜。７月４日，他们又贴出一张《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斗争仍然坚持着。
毛泽东决心发动一场革命，并且这场革命已由他在悄悄地进行。他需要再次树立权威，要创造一呼百应的局面，以此来打倒他心目中“赫鲁晓夫”式的政敌。毛泽东说：“政变现在成了一种风气，从世界范围看，政变成风；从历史上看，自周、春秋、战国、秦、汉、晋以至唐、宋、元、明、清，直到辛亥革命，都是一次再次地惊心动魄的政变。现在苏联被赫鲁晓夫颠覆了，南斯拉夫早就变了，匈牙利出了纳吉……”。
毛泽东同意签发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6月10日，毛泽东同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谈话。毛泽东说，现在我们搞“文化大革命”，搞教育界、文艺界、学术界、哲学界、史学界、出版界、新闻界。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因为当时我们没有人，把国民党的教员都接受下来了。大、中、小学教员，办报的，唱戏的，写小说的，画画的，搞电影的，我们很少，把国民党的都包下来。这些人都钻到我们党内来了。这样一说，你就知道“文化大革命”的道理。
6月18日，三辆灰色小卧车和一辆大卡车，来到湖南韶山滴水洞别墅一号楼前，毛泽东从灰色的吉姆车内走出来。此时，毛泽东希望远离北京这个喧嚣的政治中心，他想在这里静静等待着形势的发展。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这是毛泽东致胜的技巧。
毛泽东在这里一住就是11天，他每天看文件材料，密切注视着国内外动态。毛泽东对身边人员说：“以前，我和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和你们长征了。”他在这里运筹帷幄，思考中国的命运，筹划第一阶段的策略。
他理想主义的色彩和那国际国内的复杂的政治气候相碰撞，导致了一场国际共运史上，中国革命史上，也是他自己命运史上的大悲剧。尽管他不想让自己成为神，但政治气候和土壤决定了他抗不住这一点。
滴水洞，小范围内是指滴水洞的一号楼，大范围内是指整个滴水洞风景区。它本来并不神秘。但毛泽东有一封信在内部传读，滴水洞就有些变得神乎其神了。毛泽东写道：“自从６月15日离开武汉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很不灵通。６月28日又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指武汉）。”
毛泽东在韶山的滴水洞里苦思冥想，终于写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一斗二批三改，即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这一决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可以说，毛泽东再次显示其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天才。同样无疑也为刘少奇敲响了丧钟。
7月8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谈到他的见解。他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原因是“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
7月16日，72岁的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65分钟，中国的新闻机构迅速报导了“伟大领袖”这一壮举。毛泽东似乎是想向世人表明和传递一种信息：在年逾古稀的岁月里，他仍是精力充沛的。
7月18日，毛泽东返回北京。第二天，他就在中央汇报会上说：“青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大军，要把他们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我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的人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有人不是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吗？”显然毛泽东的矛头直指刘少奇，刘面对毛的尖刻批评，无言以对。
7月25日，毛泽东又正式肯定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指责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起破坏作用，阻碍运动。”明确说：“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随后党中央下发撤销工作组的文件，从而确定了在学校直接发动和依靠群众开展运动的方针。
之后，共青团中央因领导北京市中学工作组而受到批判，团中央书记处改组。
为了使局势朝预期的发展，毛泽东提出要接见大、中、小学校的代表。几天后，在人民大会堂，面对广大红卫兵和师生代表，刘少奇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我们是想把文化革命搞好，文化大革命是伟大的，但我们用老眼光看待新问题，派工作组起到对文化大革命发展不利的作用，我代表中央向红卫兵小将们作检讨。”
中央公开向红卫兵检讨，这是前所未有的，这时有人给刘少奇主席递一张条子，刘立刻热情的大声宣布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毛主席看我们大家来了。”
毛泽东从大会堂的后台走上来，在台上转了一圈，既没与刘少奇握手，也没与刘打招呼，只是向欢呼的群众挥挥手，充分显示最高统帅的风度。
８月１日，在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对清华附中的大字报作了有力的批示，支持红卫兵运动。会上发表了《毛泽东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你们的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的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支持。”
也就是从那时起，红卫兵被推上了中国政治的大舞台，并以其特有的狂热，在以后相当一段时间“主宰”了中国，在神州大地上大显神通。
也说不清是什么规律，反正到月初中共中央都有重要会议召开。
８月５日，会议完全由毛泽东唱主角，并充满火药味。毛泽东本人的想法是由此全面展开文化大革命，所以，尽管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不齐，有的生病、有的在外地考察，但毛泽东还是坚持个人的看法，匆匆忙忙举行了这次会议，并由他本人主持。
毛泽东说：“这次全会有三件事要做：第一件是我那张大字报，写得好坏姑且不论，但终归要出台，要见天；第二件是《十六条》的通过；最后是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
毛泽东说的改组，倒不如说是他的重新组阁和清除异己。和刘少奇干了一仗现在要下结论，虽是“先兵而后礼”，但这“礼”还是得过一下的。
事实也是如此。全会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提名，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和补选其他人。一切都按照毛泽东的意愿在顺利进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被撤销了，林彪一跃成为党中央第一也是唯一的副主席。
刘少奇颇不满地问毛泽东：“你这样改组，实质就是对中央第一线不满，取消第一线。”毛泽东毫不否认地回答：“是的。在这之前，我处在第二线。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就有必要把这种一线、二线态度改变一下。”毛泽东大声呵斥道：“我是没有下去蹲点。而有的人就趁此机会，越蹲点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还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一概不准来往。这不是镇压，是什么呢？”
这时有人提议：“关于这个问题是否留在下一次会上，不要把全会开成批判会。”毛泽东没有理会，声音越来越大：“这是镇压，是恐怖！而这个恐怖就来自中央！”毛泽东一锤定音。
毛泽东同刘少奇在政治性格上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美国作家哈罗德拉斯韦尔把文静的刘少奇列为“克己型”，力求一视同仁和照章办事。而毛泽东则属于政治上的“表演型”，这种人常有偏激的情绪，也擅于旁敲侧击地“做戏”，最终达到自己所要达到的目的。
刘少奇此时长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说：“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没有因此而消气。在政治上，毛泽东历来认为不能心慈手软，而要“宜将剩勇追穷寇”。他以惯用的口吻讥讽刘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毛泽东又咄咄逼人地大声指责：“中国就有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他把手用力向下一挥，会议无法再开下去了。
毛泽东认为，应该进行公开的、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形式，依靠更广大的群众，制造声势。
两天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文印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反复地向全世界宣读着这篇文章。声调庄重、严肃，让人一听，便有一种感觉向肌肤袭来。全文230个字，可是字字千钧，犹如炮弹，使刘少奇无招架之力，只好听凭毛泽东的摆布。
毛泽东在大字报中写道：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1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令人深省吗？”
矛头直指刘少奇，表明毛泽东已向刘少奇彻底摊牌。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的品质。毛泽东有句至理名言：“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红卫兵运动这出带有浪漫色彩，活泼泼的历史剧，却是从干巴巴的现世剧开始的，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即将发生震动世界的政治大爆炸。红卫兵在石破天惊中也将“金猴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