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红军长征途中最重要的会议——遵义会议在黔北重镇遵义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在反“围剿”中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红军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会议代表肯定了毛泽东的发言，并选举其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稍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指挥。可以说，毛泽东在这时获得了党内绝大数同志的支持，并就此确立了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但是，从中共建党到遵义会议的召开，毛泽东却屡次成为“少数派”，甚至受到批判。
一、在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过程中受到指责
第一次国共合作最初是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马林曾经在印尼的爪哇工作，他推动当地的社会民主联盟和伊斯兰联盟合作建立了社会民主联盟（印尼共产党的前身），推动了当地革命运动的发展。1920年，他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作为爪哇的代表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并在列宁任主席的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中担任秘书。由于对共产国际会议的理解，他被派到中国指导革命。中共一大召开后，马林考察了中国南方的革命情况，并同孙中山进行了会谈。依据共产国际的会议精神、个人的工作经验和中国革命的现状，马林提议建立国共合作，合作的方式是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
但是马林这个建议一开始就遭到了全党绝大部分同志的反对。并直接导致了党内的同志和马林的争吵。陈独秀指责其“想搞垮中国共产党”，并两次写信给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进行投诉，表示党内“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决议不赞成，事实上亦无加入之可能”，要求其在共产国际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时提出反对意见。张国焘说在讨论国共合作时马林“怒形于色，几乎要和我决斗。”
此时毛泽东成为少数支持马林的同志。根据马林的工作笔记，我们发现从实际出发的毛泽东在发言中给马林提供了支持。毛泽东等同志“所提供的情况有一个共同点：工人们关心改善生活条件的问题，他们对政治和阶级斗争的认识较肤浅”。毛泽东还指出：“最高利益当是日常生活问题，并不是什么政治上的利益。”这也是当时工人阶级思想的实际状况。对于其他同志担心加入国民党就会混淆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毛泽东则认为“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农民和小商人是国民党的好成分”，“小资产阶级控制了国民党，相信目前小资产阶级能够领导”国民党，“这就是我们加入国民党的原因。”随着中共党人对革命形势的深入认识，再加上共产国际的指导，第一次国共合作最终建立并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
马林为中共一大的召开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其急躁的性格导致其与中国同志冲突不断。最终，马林在中共三大后被召回莫斯科，结束了他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使命。
马林被召回后，部分中国同志对他的余怒未消。同时，在国共合作过程中两党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摩擦，这都导致曾经受到马林压制的同志把原因归咎为马林的错误。马林离开了，这些意见也就不可避免地转移到曾经全力支持马林的毛泽东等人身上。
在1924年12月中共四大召开前夕，承担着“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重任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却回湖南老家去了。后来在接受埃德加·斯诺采访时，毛泽东对当时这一做法做了说明，回老家是为了养病。但是根据著名学者杨奎松的考证，当时毛泽东有一张照片，照片中的毛泽东英姿飒爽，毫无病态，于是他发出疑问：在当时落后的交通条件下，毛泽东的身体不至于能够承受长途跋涉千里回湖南养病之苦却不能在上海开会。再结合稍后召开的中共四大上毛泽东落选了中央执委委员和当时有同志毫不客气地称他为“一定是马林的人”的史实，可以肯定毛泽东在这时已经成为了不折不扣的“少数派”。
二、建设红军之争导致落选前委书记
秋收起义爆发后，起义部队遭到比自己力量强大的反革命军队的反扑和镇压，同时，在内部面临着力量分散、指挥不统一和原收编部队叛变的重重困难。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毅然提出放弃攻打中心城市长沙的计划，并得到了前敌委员会的支持。于是毛泽东带领起义队伍经过三湾改编后来到井冈山，并创建了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八一起义的部队来到井冈山，两军胜利会师，并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2月，彭德怀和滕代远领导的平江起义后组成的红五军700多人也来与红四军会师。1929年1月，敌军三万多人分五路向井冈山进攻。经会议讨论后决定，由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进攻赣南。
朱毛红军的行动受到了共产国际的极大关注。1929年1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讨论了“关于援助朱毛问题”，米夫、瞿秋白和张国焘等与会。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派一名有威望的专员同志到朱毛地区去”，“从总的形势和今后运动发展前景出发，弄清在继续开展朱毛运动是否适宜问题上的方针”，并要求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弄清向朱毛提供实际援助的可能性”。
红四军在脱离根据地、缺乏群众基础的不利情况下，先后取得大柏地大捷、长汀大捷、龙岩大捷等一系列胜利，建立了多个地方红色政权，为赣南闽西根据地的开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这时，红军内部却爆发了一场大论争，起源是中央的“二月来信”。
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了红四军的情况汇报，并讨论了红四军今后的行动方针。会议中有的同志认为红四军应该前往群众基础较好的赣南、湘南地区；有的同志认为朱毛在一起目标太大，可以考虑让他们脱离部队，部队则分散行动；有的同志则持反对意见。2月6日，政治局常委继续讨论朱毛红军问题，决定派同志去寻找部队下落。2月7日，中央发出了《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要求“有计划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部队的大小可依照条件的许可定为数十人至数百人，最多不要超过五百人”，中央认为这样“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的政策”。同时中央认为“依据于目前的形势，决定朱毛两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更利便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目标极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指示信最后要求“两同志得到中央的决定后，不应囿于一时群众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的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4月3日，中央的信件辗转送到了红四军。
4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讨论中央二月来信，并根据会议讨论精神，以红四军前委名义给中央复信。复信从根据地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的意见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毛泽东依据秋收起义以来的斗争经验，指出中央将队伍分散，朱、毛离开队伍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毛泽东还阐述了红军应该采取的战术，即“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总结出的口诀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毛泽东还“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当然，此时中央也转变了态度，于4月7日再次发出指示信，“要求红军扩大战争范围，深入土地革命；指出红四军有赣南、闽西、东江等三条发展出路，由朱德、毛泽东抉择，但强调在闽、粤、赣交界处发展更好”。对于朱、毛离开红军也不再坚持，而是改为“原则上朱德、毛泽东要离开队伍，但若一时不能到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到中央报告工作与参加讨论。”
但是情况到5月就发生了变化。5月上旬，从苏联留学归国的刘安恭被派来红四军工作，被前委委任为军政治部主任、临时军委书记等职。刘安恭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在前委和党员大会作报告时以贯彻中央二月来信精神为名，宣传脱离生产的红军是不能存在的，散布红军的取消主义。他还主持临时军委会议作出决定，限制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管其他事，取消前委的领导权。这些非组织活动，在红四军干部、战士中制造了极大的混乱，甚至引起产生不正常的派别现象。
这样，在五月下旬召开的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上就不可避免地对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前委和军委分权等问题发生了争论。有人认为应该成立军委，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同时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有同志则坚持领导工作的重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叠的机构，并批评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双方争执不下，导致前委的民主集中制领导原则无法贯彻实行，毛泽东的前委书记工作难以继续。
6月8日，中共红四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尖锐地提出书面意见，认为前委、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表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毛泽东虽然受到反对，但始终以正确的态度看待党内的争论。6月14日，他在给林彪的信中就指出“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红四军现在的争论，“不是个人的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信件站在理论的高度，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共列举了“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深刻阐述了如何建设红军的思想。
但是毛泽东的意见没有得到大多数同志的认可。6月22日，在龙岩城公民小学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否决了毛泽东提出的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必须坚持党的集权制领导原则（就是指民主集中制）的正确意见，原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了。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前往闽西地区指导地方工作。
根据中央的指示，陈毅于8月初代表红四军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在审阅了毛泽东6月14日给林彪的信和红四军的相关文件，又听取了陈毅的工作汇报后，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和陈毅组成三人委员会起草了给红四军的中央九月来信。此信由陈毅执笔，在获得中央批准后于9月28日发出。九月来信肯定了“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认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并规定了红军的三项基本任务。来信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和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要求红四军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明确指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中央的九月来信，为红四军党内统一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根据。陈毅携带中央来信回到部队，又立即派人携信件送给正在上杭苏家坡的毛泽东，请其回部队主持工作。
12月28至29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会议根据中央来信指示，总结了红四军前委工作的经验教训，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就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作了规定，重新选举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三、逐步被夺权的苏维埃主席
从1930年冬至1931年秋，蒋介石分别纠集10万、20万、30万的兵力，三次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攻。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下，红军采用正确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并将长期被分割的赣南和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巩固根据地。其范围扩展到二十一个县境，拥有瑞金、兴国、于都、长汀、上杭等十五座县城，总面积五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二百五十多万。在根据地内，广泛发动群众，建立或恢复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分配土地，动员了一万二千名群众参加红军。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举行，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主席，为政府最高领导人。
但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党中央被“王明路线”者把持。王明为了贯彻其“左”倾路线，实行“钦差大臣满天飞”的领导体制，不断派出“中央代表”、“巡视员”等就地监督地方党组织执行进攻路线。1931年4月上旬，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宁都，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这样，“左”倾教条主义就波及到了中央苏区。当时苏区从实际出发的干部对王明错误进行的坚决抵制，都被统统称做“右倾”而加以打击。毛泽东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指责。
11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赣南会议。会议把毛泽东坚持的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指责为“狭隘经验论”；批评其“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的正确的土地政策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在反“围剿”中采取灵活战术则被指责为保留着“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和“街市战”。会议最后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会议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开始排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1931年底，周恩来到达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同意毛泽东放弃中心城市的意见，但是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来电批评；“伍豪（指周恩来）同志到苏区后未估计反苏战争的危险，未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及加强工会工作，一切工作深入下层的彻底的转变，或者还未开始，或者没有达到必要的成绩。”指示电要求：“目前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的策略”，“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在临时中央压力下，周思来只得在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实话》上发表文章，检查自己“犯了不可容许的迟缓、等待这种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从1932年1月至10月，处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共9次给中央苏区来电，无一例外地强调“进攻路线”、“城市中心论”和反右倾。1932年5月3日，周恩来、王稼祥、朱德、任弼时等发给临时中央的电报中，毛泽东被批评为犯了“百分之百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完全背离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所有其他委员都反对毛泽东的路线”。电报还说“我们决定同毛泽东的错误进行斗争，并在党的机关报（指《实话》报）上进行批评”，“最近一次（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会议认为毛泽东的错误是机会主义的”。于是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解除了他军事指挥权。稍后又决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由周恩来代理。于是，毛泽东被排除在领导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工作之外。
由于上海的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临时中央也被迫于1933年初撤退到中央苏区。在博古的提议下，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了新的中共中央局，由博古负总责。博古刚到苏区，就掀起了反“罗明路线”的高潮，一路从福建反到江西，将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干部处分的处分，批斗的批斗。毛泽东也被排除在中心工作之外，只得去领导苏区的经济工作和查田运动。但是中央又指责其在土地问题上的一系列主张为“富农路线”。1934年1月召开了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大会选出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只留任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虚职，由张闻天代替毛泽东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幸好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工作人员及时将毛泽东等在中央苏区的工作情况都上报给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在苏区的军事工作、根据地工作和在军队中党的工作十分赞同。在临时中央夺取了毛泽东在苏区的党、政、军权后，还试图将毛泽东送去苏联，共产国际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及时阻止了这一行为，不经意的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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