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就是俺们中国人说的一甲子。
对一个人来说，三十而立，六十而耳顺，基本上人生是差不多走完了。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平均寿命也就是七十来岁，那么就是准备在“从心所欲”的天年到来的时候，难得糊涂，与世无争。
可是对一个国家来说，60年不过是两代人的奋斗时间，是从艰难起步到创业小成的休憩的小站，是下一步能否达到繁荣，或者走向衰落的一个起始点。
俺们人民共和国，10岁时是家有饥荒，营养不良；20岁时是年轻气盛，头脑发热；30岁时是立而不稳，犯险破局；40岁时是偏听而惑，艰难维持；50岁时是方见蹊径，韬光养晦。那么到了60岁时，算是前路渐明，豁然开朗。
60年对大部分国家来讲，都是一个回首过去、审视现在和展望未来的绝佳机会。仔卖爷田不心疼，三代而亡，都是发生在两代人之后的第三代的家庭衰落剧。看一个国家的国运，第三代的志向、抱负和眼界如何，基本上可以看出蛛丝马迹。
回首看历史，俺们的大汉朝60年的时候在做什么呢？
为了理解这段历史，俺就要先从秦朝说起。秦朝在公元前221年灭了六国，天下一统之后，曾经发生了一个著名的体制之争。以丞相王绾为代表的多数官员，建议延续周朝的分封制，在燕、齐、楚等旧国，立秦始皇诸子为王，来控制这些地区。而廷尉李斯为代表的少数官员，认为周初分封的同姓诸侯子弟，最后形成了诸侯混战，连周天子都不能控制，因此建议实行郡县制，用税赋来奖励军功和皇子们。
最后秦始皇采取了李斯的建议，并用高压手段对付反对的秦国的官吏们和六国的王孙们，就是后来著名而被夸大的焚书坑儒事件。因为分封制度在人们的脑袋里面如此根深蒂固，是如此的顺乎民意，合乎传统，再加上东周时期的百家争鸣带来的思想的多元化，和因为地域和族群的巨大区别，导致的文化不同。比如说楚文化与中原差别甚大，当年北上逐鹿，是被人家中原国家，用“尊王攘夷”来对付的夷，后来靠的是楚庄王的强大军力，硬是换成了华夏国家一份子的身份的。
秦始皇帝这一开天辟地的大改革，自然引发全社会的反弹，所以当秦始皇驾崩之后，在大泽乡的陈涉揭竿而起，自然就是六国的旧贵族们群起响应，而顺应历史潮流的裂土复国运动，就轰轰烈烈在全国展开。而后人看秦朝，十五年而亡，把不分封作为主要原因。可是在俺今天看来，倒是秦始皇帝的改革过于激进，不顾民情和舆论，强力推进大一统的改革，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用的是休克疗法，想要一步登天。
统一货币、度量衡、文字，修建驰道，就是国家高速公路，一条从关中向东通往齐、燕地区，就是今天的河北、山东和辽宁一带，一条是向东南通往吴、楚，就是今天的湖北、湖南、江苏和浙江一带，可以说完全改变了原先的经济和贸易格局。
原先各国的内部防御工事被清除，高速公路通了，再加上货币统一成黄金的上币和铜钱的下币，导致了地区之间贸易的大发展，而以土地私有制的出现，完全取代了原有的西周井田制。在这种新的经济形势下，想彻底复辟回去，也不是那么可能。
结果当大伙儿齐声大喊分封啊！不论是六国贵族的遗子遗孙，还是出生平民的草莽豪杰，大家都想趁着这个天下大乱的好机会，来个天下为公大家拿，把普天之下莫非的王土，扒拉一大块到自己的口袋里。这个时候的天下共主西楚霸王项羽，就审时度势，开始实行郡国并行的双轨制，或者用今天的话，叫做一国两制。当然那时的国，是俺们今天的省，今天的国是那时的天下，更准确的名字，应该叫一天下两制，或者是一朝两制。
项羽的做法就是放弃西周按照血统的分封法，断绝遗老遗少们的梦想，按照军功分工法，将各地独占一方的豪强分封，拉人家入伙。其实这些占山为王之徒，你封不封，人家都吃定了，因此这个双轨制搞的就是分封而不复国，郡县制保留下来，而分封的王们，基本上又也打破以前的六国为主而避免原先的六国坐大。
在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文有萧何、武有韩信、策有张良，于是在垓下打败西楚霸王项羽，建立了汉朝，同时继承了项羽的双轨制度。在随后的60年中，政治上是一波三折，大致可以粗略的分成两段。
前一段是以“非刘氏为王，天下共击之”的白马之盟，来诛杀异姓王。这段诛杀过程也可以分成二段，第一段是高祖定策，吕后出手，如司马迁《史记·吕太后本记》所述，“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
汉朝建立时候，刘邦为了统一战线，共同抗击项羽，收买各派势力，分封了七个异姓王，分别是楚王韩信、长沙王吴芮、果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臧荼、赵王张敖和韩王信。楚王韩信被刘邦用陈平之计，云梦泽一游而绑缚于长安，被贬淮阴侯。在刘邦出兵平定阳夏侯陈豨造反时，韩信准备里应外合，在长乐宫被吕后用萧何计所杀；梁王彭越被废为庶人，发配青衣（四川名山），本来可免一死。可是在路上碰到吕后，向她求情，结果就把自己给求死了；淮南王英布兔死狐悲，起来造反，兵败被杀。赵王张敖娶了吕后的女儿鲁元公主为妻，做了驸马，后来部下谋反，虽然被废，但保了条命；燕王臧荼反叛被杀，刘邦让自己的好朋友卢绾做了燕王，可是后来和韩王信一样，都投降了匈奴，最后一个病死，一个战死不得善终；唯一存活的只是长沙王吴芮，势力太小，没有威胁，后来在三代因无后而被取消。
之二
干掉异姓王的同时，刘邦开始分封刘姓王。以同姓王分封造成的双轨制，暂时没有对整个国家造成危害，其中原因是刘姓王年龄尚幼，羽翼未丰，中央派去的大臣还可以节制。另一个原因就是刘邦死后，吕太后专权，一方面对同姓王，采取了打压手段，弄死了几个刘姓王，其他的都是朝不保夕。另一方面，就是封异姓王，就是吕姓王，公然推翻白马之盟。
因此诛杀异姓王的第二阶段，就是以周勃和陈平为主导的杀吕姓王。其实当年吕太后不是没有想到要消除刘邦朝的旧功臣，只不过这帮老臣子在外面拥有重兵，不敢造次而已。结果就是吕太后死后，周勃发动了宫廷政变，一举而剪除了吕产和吕禄领军的诸吕势力。
这一段历史发生在公元前180年，就是汉朝建国的22年，差不多就是前30年第一代领导人任内发生的故事。整个故事的主脉，就是由功臣形成的地方和中央的势力受到外戚的诛杀，然后是臭名昭著的外戚被功臣官僚阶层反扑，在这一过程中，两个势力团体都受到了一定削弱，而为后面的职业官僚们腾出了空位。
当然外戚力量，不是只是限制在领导人夫人，就是太后或者国母这一脉，后来出现的太监可以算在一路。而在西方其他国家的近卫军，或者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等等，甚至人民共和国前30年里，出现的红卫兵们，都是用来收拾建国功臣产生出来的利益团体，都可以算作是外戚力量。
在大汉朝的第二个30年，出现的就是以汉文帝和汉景帝代表的文景之治这个经济发展局面，和削藩迎来的七国之乱。
本来一国两制，主要是考虑到历史原因，对一些地区的人民所习惯的制度，进行一个短期的安排，是希望在未来国家发展过程中，慢慢缩小差异，最终过度到一个体制。因此在两个制度中，一定要有主次，让大家明白那个制度才是未来国家的抉择，是全国人民的康庄大道。
从汉朝的角度来讲，发展国家大一统的中央为主导的郡县制度，自然是国家主体制度，是未来全国要走入的一体制度，而在原六国的旧地，所进行的分封的封建制度，就应该慢慢走进历史，而不能让人家封建势力，认为可以把你中央的郡县制给变回去了。
想以一个区域的非主体的制度来改变一个国家的主体制度，放在今天的语境环境下，就叫做颜色革命。而想以一个国家的主体的制度来改变一个区域的非主体制度，在过去的语境环境下，就叫做改土归流。
无论是颜色革命，还是改土归流，在于你首先要对自己的那套政治制度，充满信心，才可以去理直气壮的推销自己那套做法。就算是非主体的制度，在整个国家处于一个弹丸之地的小小空间，但只要自己信心够足，嗓门够大，外有强援，再加上你主体制度的捍卫者，自己老觉得自己那套不如人家先进，小腿肚子成天抽筋，站不稳脚步，自然也会被人家以宾夺主，占了上风。
人家小地方的不同制度，要是抢了你先进制度的名号，整天喊着要你接轨，而你自己也心虚口软嘴头里还要承认人家确实先进，只是因为自己本事不济，要在拖拉过100年才可以接人家的轨，当然不要怪人家以小击大，成天要颜色你，让你知道革命的威力。
就算是对自己的主体制度，充满了自信，要在非主体制度的小地方，搞改土归流，在实行过程中，也要温水煮青蛙，治小地同样如烹小鲜，折腾大了，一样也会出一定的乱子。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在一些地方改农奴制的土，入社会主义的流，也曾出过一些乱子。
以当时汉朝实行的一国两制，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当然是郡县制的中央政府和封国制的地方政府领导人中间的血缘关系，使大家翻起脸来，还有一个顾忌和需要一个过程，不像异姓王那样，斩杀起来，比较容易落手。另一个问题，就是封国的规模颇大，已经形成了可以和中央抗衡的态势。
汉朝初期全国大约有54个郡，但是由中央直接领导的只有15个，其他的39个郡，则分封给了诸侯们，因此郡县制只是在中央管理的区域下进行，诸侯国体制占有的比重要大得多。因此制度之争，迟早都会变成大问题。
而当时汉朝各界，因为当年把秦朝推行的各种强行改制的暴力手段，都推到了法家政治哲学的头上，因此汉朝的施政哲学，是采用了黄老之治。在汉文帝领导的中央政府，推行的政府财政政策，自然是节衣缩食，有效控制政府开支。在文帝在位的23年里，没有大兴土木，生活简朴，还要拿钱到匈奴那里进贡，做消气外交。
相比之下，地方上的各派势力，因为中央政府的宽松税收政策，就趁着全国各地的经济恢复，富裕起来。当时皇家后宫里，大家当成宝贝的东西，在这些地方富豪之家，已经变成了平常之物。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和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两次减田税，都是过半，最后是降低了30抽一，就是3%的税率。之后的文帝十三年，还全免之后11年的田税，直到汉景帝时候才恢复。其他的口赋和徭役都减了三分之二，文帝还削减了皇家警卫部队，压缩皇家马匹去支持政府驿站，赦免官奴婢为自由人，以及增加老人福利，赏赐孤寡老人。
在这种形式下，全国经济一片大好，当时比较富裕的封国，就是吴王刘濞在现在苏州附近分封的吴国。吴王刘濞是刘邦的侄儿，当年在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英布被灭掉后被封，下辖江东53个县。虽然当时江南之地，不是今天这般富裕，但当年鄣郡（现江苏南京和安徽南部）有铜山（现中国铜都，安徽铜陵的铜官山矿）资源，可以拿来铸造钱币，沿海地区盛产盐，控制汉朝的主要民生产品，再加上吴国收降纳叛，各地方犯法的人，都可以逃到那里，吸引了大量的人力来开发矿产和晒盐，而没有影响农业生产，自然经济得到飞速发展。
之三
另外吴国大量运用航运技术，利用长江、淮河和汉水之便，把自己的产品运往全国，一个大船的运量，人家其他地方要数十辆马车才抵得上，就仿佛今天的集装箱货轮与小皮卡的对阵。
最后的结果，就是吴国富得流油，人家吴大王一高兴，全吴国不收税，而且以前为国家免费服的徭役，在人家吴国，变成了国家给你出工资。这样一比，当然就比出了两个制度的优劣来了。一边是新制度下的穷，一边是旧体制下的富。整个国家应该走哪条道路，是要郡县制度的草（穷汉朝），还是要封建制度的苗（富吴国），最后就变成一个道路和制度之争。
文帝的中央政府在这个竞争中，是占逆势的，因为政府的财政收入，靠的是微薄的赋税。没有国营企业来提高收入，还要把仅有的国家财政，分出一部分向北方的强权匈奴进贡，来维护边境的安宁。而人家吴国，则免除了所有的国民税收，靠的是自己地方国有企业，拥有铸币这个印钞票的能力，把自己的货币发行到了全国。在盐业上，虽然不是垄断，因为其他的封国，在山东和江苏北部的海滨地区也有制盐，但吴国的国有企业，在这个产业体系里确实占了大头，控制了极大的利润。
这个体制冲突，首先就在两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那里爆发了。
当时富甲天下的吴国太子到京都长安去玩儿，就去了皇太子，就是后来的汉景帝刘启那里去应酬。一个是位尊权重，但囊中羞涩的储君，一个是封王之子，腰缠万贯，可以想象冲突之不可避免。到底两位年轻人因为什么而大打出手，史书没有详细记载，但司马迁的《史记》认为，吴太子的老师是楚人，言下之意文化修养差，蛮子气息太重，因此对吴太子这个学生没有好好施教。结果就是吴太子轻悍和傲慢，骄横跋扈，对皇太子不恭，而导致冲突。
这次打斗的结果，就是皇太子用棋盘把吴太子打死了。汉文帝非常的不好意思，就把吴太子遗体专车装殓，送回家乡。吴王见了爱子的尸体，自然是勃然大怒，骂道：“不是说天下同宗吗？死在京城，就葬在京城算了，送回来干嘛？”汉文帝这个做皇帝的面子也不给，就一车把儿子的遗体原路送回给皇帝处理。
这一句大骂，又引出了双方之前的一个心病。原来，在汉高祖刘邦得天下之后，他封了自己的兄长刘仲做代王，辖地是今天的山西太原，那算是汉朝北方防线的重镇。刘邦的意图，是希望自己老哥好好防住北方强敌匈奴，保住老刘家的江山。
结果是当匈奴铁骑出现时，人家刘老哥不是肝脑涂地，在那里死守城池，而是拔腿就跑。刘邦自然恼火，但碍于兄弟情深，没有按法处斩。但死罪逃过，活罪难免，这个代王就被削了职位，贬成了鸽阳候，与少年的儿子封沛候呆在老家的刘濞，享受同样的厅局级待遇。
后来在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陈豨叛乱被平定后，刘邦封了第四子刘恒，就是后来的汉文帝为代王，算是抢了人家刘濞的位子。在下一年，淮南王英布起兵，当时二十岁的刘濞跟着高祖平叛。当时高祖认为，东南的吴郡和会稽郡地方民风彪悍，必须派得力人士来节制。可是他的堂弟荆王刘贾被英布所杀，没有成年的刘姓王来压阵。而自己的儿子们年纪尚幼，于是就封了刘濞为吴王。
刘邦封了侄儿后，请人来看相，结果人家相士说新科吴王有反叛之相。汉高祖自然非常后悔，不过也无可奈何，木已成舟，只好摸着侄儿的背，告诫说：“俺大汉朝建国50年后，东南方必出大乱子，不会是贤侄你吧？请记住，天下同宗，千万不要造反啊！”
新科吴王自然只有死命对叔叔磕头，连声说：“小侄不敢，小侄不敢。”这一下子，你这个天下同宗，居然把俺的宝贝儿子给打死了。不要怪你不仁，俺不义。结果吴王和汉文帝彻底翻脸，算是老死不相往来，不再进京见皇帝。当然朝廷少不了给吴国使臣some color see see，但鉴于吴王受到民意支持太强，也不敢造次，拿他怎么样。
这在国家的所有明眼人的心里，都知道两个制度的交锋是迟早的事情。
在朝廷里，第一个对这个问题，提出处理意见的是贾谊。老贾的观点非常明确，就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说到底，就是要把大藩削小，用分而治之的方法，来解决藩王势力太大的问题。当时他的建议是以新藩克制旧藩，要求文帝把自己的儿子分封却克制旧藩王。
当时因为实力不逮，自然文帝不敢大张旗鼓地的削藩，而是用了温水煮青蛙的办法，先是分封了自己的儿子，太子的同母弟刘武为梁王，镇守战略要地雎阳（现河南商丘）。然后在齐国搞了一个分封，将齐悼惠王的儿子们分成了7个国家为济南、济北、胶东、胶西、城阳、淄川和齐。
要了解这个郡县制和分封制的斗争，就必须对中国的地形有所了解，然后才可以谈地缘政治下诸侯的形成。
图一 中原地形和地缘政治图
中国古代兵书《司马法》在谈到诸侯一事上，曾言道“以土地形诸侯”，其实就是说诸侯的形成，其实就是远古的城邦国家形成，是和山川地理有很大的关系。
在中华文明早期的形成之中，黄河流域是整个文明的摇篮。如果看黄河的地形图，在北部中条山和南部崤山形成的三门峡，是黄河经历过高山峡谷之后，由小浪底走入平原。而在黄河的下游中，唯一的支流是大汶河经东平湖入黄河，从这里到济南一段为低山丘陵外，其他地方全是平原，靠堤坝来防止洪水泛滥。因此这些由于河水灌溉而成的富沃之地，就成了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华文化的起源。
之四
黄河流域的文明史，就是一个受黄河水哺育，又被黄河水泛滥的族人奋斗史。黄河水泛滥的原因，除了上游水量根据气候变化而造成的不同，还有一大原因，就是黄河的下游是由西南向东北流，因此北方的河道会因为天气原因，而比南方的河道提前冰封，从而导致河水夺路而走。
当然在大禹治水的年代，当时的各部族就被洪水淹没得厉害。部落联盟尧主席，请了大禹的老爸鲧部长来治水，结果是9年不成，人民仍旧为鱼鳖。后来舜主席上台了，就把老爷子给咔嚓了，让大禹出任水利部长。在各部族的齐心协力下，河道给开通了，各条黄河支流疏通了，农田灌溉渠道挖深了，各种作为调节手段的沼泽地也被派上了用场。
因为大禹治水之功，而因为治水而形成的超大规模组织和管理模式，就孕育出中华文明独一无二讲求集体主义、同心协力，可以有效地应付恶劣的自然条件的政治管理模式。因此在中文中，政治是离不开水利，没有水的治理，就没有中国政治。
不过在那个时代，黄河流域的环境远远好于今天。从大禹以降的夏王朝，到商王朝，到西周王朝，黄河流域仍然是如《孟子》中描述的那样，“草木畅茂，禽兽繁殖”，黄河中下游地区到处都是湖泊和沼泽之地。比如说在山东境内的菏泽，有雷夏泽，在巨野县和梁山县之间，有大野泽。后来在五代后，屡次遭到黄河决口冲击，大野泽不断干涸，只剩下北边的梁山泊。雷夏泽则是在宋代，同样因为黄河决堤的泥沙堆积而消失。
在黄河流域的平原附近，还有中华文明的两个著名盆地。一个就是在今天陕西，在北部黄土高原和南部秦岭形成的关中盆地，一个就是在今天山西，在西部的吕梁山到东部的太行山，以及恒山和五台山等形成的的山西盆地。
山西盆地，更准确地讲，就是从北部的大同盆地，向南的忻定盆地、太原盆地、临汾盆地，到最后黄河边的运城盆地，这一系列的盆地，是中原农耕文明防御北方游牧文明入侵的主要前沿地区。这个盆地群的好处在于易守难攻，只要守住了两边，出入蒙古高原，靠的是位于大同西边右玉县的杀虎口（就是著名的西口）。处于黄河边偏关县的偏关、宁武县的宁武关、代县的雁门关所形成的三关，基本上就可以保住中原的安全。
向南边的关口，则是在山西的平陆县，在黄河北岸和河南三门峡市隔河相望。当然在古代的时候，俺们是没有三门峡这个城市，而是在其西边的黄河岸边，有一个陕县。在周王朝的时候，平陆是一个小国，叫做虞，对面的陕县是一个小国，叫做虢。
后来在春秋时代就出了这样一个故事，说的是春秋五霸的晋文公的老爸晋献公，其都城是在临汾盆地南部的翼城，在吞并了附近的一批小诸侯国之后，决定出中原争霸当联合国盟主，于是借道虞国去灭了虢国，并回头灭了虞国，造就了“唇亡齿寒”的典故。一旦建基在山西盆地，掌握了这两个要点，就可以出中原如履平地，但是又可以控制中原诸侯国的进攻。
所以当周武王伐商纣后，根据这些原始城邦的分布，进行第一轮分封的时候，他的主要考量，自然包括如何防守住中原地区边境，和如何压制住原来出自于东夷的殷商的势力。而在周武王过世，周成王即位后，管叔和蔡叔，联络商纣王之子武庚，和东方的淮夷，以及其他的东夷邦国，起兵叛乱，被周公平定之后，又分封了第二轮。
首先分封的公爵是6个，两个是武王的同父异母兄弟，一个是虢叔，封在东虢（现河南荥阳市汜水镇）；一个是虢仲，封在西虢（陕西宝鸡市东）。在西虢，自然是镇守住周王朝的西部，防住在甘肃和青海一带游牧的西戎，侵犯边境。这个算是周文王的直系亲属。
当年周族之所以可以成事，是依赖于周太王古公亶父，类似于犹太人摩西那样，带领全族人躲过各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在岐山以南的周原（现陕西扶风和岐山一带）安居。然后周太王改全族戎狄习俗，接受殷商文化。但在选择接班人的时候，他属意三儿子季历，于是大儿子泰伯和仲雍离家出走。因此在季历的儿子，就是周文王即位后，西周崛起，在周武王建立王朝之后，找到了泰伯和仲雍之后周章，但人家已经在句吴为王，就顺便封了一个子爵的吴国。但是他的弟弟虞仲，就不知何故授予公爵（大概是正式继承吴泰伯的封号，因为到底吴国是自己开国的），分封在虞国。
另外三个公爵，就更是象征性意味浓厚，一个是商纣王的哥哥微子启，算是继承了商朝传承，武庚在殷造反，他也没有参与，所以被封在了宋（现河南商丘一带）。一个是大禹之后，算是继承了夏朝传承，封在杞（现河南杞县）。最后一个是舜的后人妫满，也是周武王的大女婿，封在了陈（现河南淮阳）。
而其他的分封就比较有实际意义，周公被封在鲁（现山东曲阜），姜太公被封在齐（现山东昌乐，后搬到临淄），武王七弟叔武被封在成（现山东泰安），六弟叔振铎被封在曹（现山东定陶），武王异母弟，文王十四子叔绣被封在滕（现山东滕州）等等，都是在东夷地界，弹压殷商不服的地方势力。
在殷都城，为了看住武庚，则封了武王三弟叔鲜于管（现河南郑州管城一带），和五弟叔度于蔡（现河南上蔡县一带），但两位居住在鄘（现河南新乡）和卫（现河南淇县），可是这两位监督，居然后来带头造反。
在重要的山西盆地，则封了武王的最小儿子叔虞于晋（现山西翼城），封了武王八弟叔处于霍（现山西霍县），但霍叔驻扎在邶（现河南汤阴），监督武庚，后来参与了造反。
图一 西周分封诸侯图
之五
在北方的边防上，周武王还封了召公奭于燕（现北京房山），和蓟（现北京广安门）,以防守华北平原的北部.
而在中原西部的关中盆地，要比山西盆地的条件还要好。因为其内部腹地比较广，而且连接在一起，在西周和后来秦国的开发之下，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天府之国。这个地区，在东边靠的是潼关和函谷关之险要，向东进攻非常容易，但要从东边攻入，却难上加难。后来汉王刘邦，走的是南部的武关，才直捣关中的秦朝都城咸阳。
因此中国早期的几个王朝，都是以关中平原起家，就不足为奇了。从周武王，到秦始皇，到汉高祖，都是以关中为基地起家。在秦国的不断经营下，西边出陇西，南边下巴蜀，北上河套，使这个地区成为中国的主要战略地区。
但是随着周朝的经济发展和开发，关中平原的环境逐渐恶化。除了人口自然增长的原因，因为地球气候变化，在关中西部的甘肃地区，每次因为大旱灾，各族游牧部落被逼向东移动。有历史记载的最早一次，是周厉王时代（公元前841年）。在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件著名的事情，就是“国人暴动”，起因是因为周厉王搞了“官山海”，就是把山林湖泽这些自然资源，收归国有，由朝廷控制。
搞土地资源国有化，肯定是有几个前提。一个就是人口增长，导致大家要开垦新的农田，而这个人口增长，显然和来自西部的移民有很大关系。另一个原因，就是周厉王政府缺钱，想从这个资源专卖制度上，增加税收。为啥缺钱？原因比较多，和西边的戎族打仗而阻止他们的东迁，是一大原因。还有就是周王朝的势力开始衰弱，关东的诸侯们已经开始不卖大王的账了，在周厉王的老爸周夷王那一代，就出现“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的情况。最后一点，就是周王朝自己所控制的范围里，贵族势力开始坐大。这些贵族，要么通过和西戎的战争，俘获俘虏为农奴，或者是接受被干旱逼上死路的游牧部落做农奴，都需要掌握开荒造田的权利。
这里俺用了农奴而不是奴隶一词，是因为根据考古结果，中国在殷商时代，就没有奴隶的痕迹，有不少专家都相信，中国在商朝时代，已经进化入西方中世纪时代的农奴制度。
就是说周厉王玩的经济政策，今天就叫做国进民退。当然，这个“民”在今天的2009年，和周厉王施行该政策的公元前844年一样，都不是指俺们这些小民，或者说网络上流行的屁民，而是与官府千丝万缕联系的地方豪强，或者时髦的称呼是利益集团。而那时候，这些个民，当然就是周氏家族的卿大夫们了。
然后这个国进民退政策，受到了国人们的反对之后，周厉王用了舆论高压的方法，去打压贵族们，就是他的大臣召穆公批评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最终引发了一场暴动。
这次暴动比较有意思。首先是目标很清楚，大伙儿冲着王宫就去了。暴动的队伍也比较特殊，是有邦人，就是国人，正人，就是工匠，和师氏人，就是军人组成。结果就是周厉王的宫廷卫队袖手旁观打酱油，于是只好逃过黄河，去了山西的彘国（现霍州）。而人家马上就开始实行了贵族共和制度，由贵族们搞民主共和制度，一搞就搞了十四年。因此要大家相信，这次暴动，没有贵族们在幕后的黑手组织，鬼才信呢。说是暴动，其实更像场政变。
不过西戎的东迁的势头在后来上台的周宣王那里被遏制住了。周宣王采取了以夷制夷的方法，封了最强大的西戎一族秦的酋长秦仲为大夫，来抵制住其他西戎的侵袭。周宣王在位的45年（公元前827年到782年），开始用向南和东南方向的扩张，来补偿西边土地的流失。宣王上台后的第二年，就开始对南方的荆蛮（现湖北荆州一带）和东南的淮夷（现安徽淮南一带）发动战争，打了16年算是把这些土地抢了下来，被人称为宣王中兴。
在经济政策上，大概在他上任前的共和14年中，贵族们已经推行了不少弱王权的改革措施，估计就是同俺们今天的私有化差不了太多，就是把国有的东西，扒拉到了贵族们的私人口袋里。周宣王能上台，自然靠的是这些贵族的力量，自然就必须把这些贵族的利益合法化，那就是废除政府的籍田制度。
所谓籍田制度，就是天子的名下的公田，由国人无偿耕种，所得为政府所有。估计这些公田已经被贵族们侵吞得差不多了，于是需要法律上给合法化了。这种对国退民进的公认，常常让俺想起了几年前中国关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立法之争，真是印证了那句“阳光下无新鲜事”的名言。
公有制下的部分土地，基本上就在这个时候，彻底消失了。而作为形式上的“籍田礼”，就是由天子装模作样的耕田，来号召大家努力耕种，到了汉文帝时期，才在贾谊的提倡下，重新实施。汉文帝的皇后，也为了鼓励大家搞生产，亲自参加劳动，种桑养蚕。后来在唐太宗和清康熙帝时候，都重新恢复这个礼节，而康熙还将自己种的地，搞成了农业实验田，实验新的品种，就像今天袁隆平干的那样。
不要以为这些做法只是在中国这样老土国家才有，先进的美国在罗斯福时代，罗斯福夫人在白宫开辟了“胜利菜园（Victory Garden），带动美国主妇们在后院种地，成了美国当时40%的蔬菜供应的来源。而今天奥巴马太太米歇尔也恢复了这个“籍田礼”，号召美国人民共渡时艰。
周厉王改革的失败，就是以“官山海”为代表的国进民退，来增加国家财政力的政策，被日益增强势力的贵族们给干掉了。而周宣王对国退民进的进一步在法律上的认可，就最终导致了西周王朝的崩溃。
之六
在周宣王时期，和西戎的战争并不顺利。在宣王五年，击退西戎而守住了太原（现甘肃镇原）这个要地。但在之后的几次和西戎的征战中，宣王36年（公元前792年），远征条戎和奔戎失败；宣王39年（公元前789年），征伐申戎得胜，但失败于姜戎。这一系列战事，估计对周王朝的军队和财政打击都比较大，等待他的下任者上台时候，基本没有多少嫡系部队可以用了。
周宣王的继承人就是非常著名的周幽王，是大家都知道的爱美人而赔了江山，玩狼来了游戏，搞了一出烽火戏诸侯的游戏的大傻瓜。到底历史上真正的周幽王是怎么回事，俺们已经没法子知道了，但可以知道的是，那时候，陕西和甘肃再次发生了空前的大旱灾，导致了各游牧民族赶着漫山遍野的牛羊群，拥于关中平原。
周幽王之所以要靠烽火来召集诸侯，很简单，就是自己的嫡系部队，西六师战斗力已经不行了，要靠贵族们的私家军队，和各诸侯国的军队勤王才行。
其实俺对《史记》和其他传说中的关于烽火戏诸侯的故事，一直比较存疑。仿佛是一个王朝的衰落，简单地怪罪到一个美女和一个昏君头上，似乎过于戏剧化和简单化。要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问题，关中平原自身在经济和军事上的衰落，自然导致中原地区的自主意识的抬头，而出现王令难出函谷关的局面。
周武王伐商，历史书上大部分提到的都是，文王的道德感召力和天命所归。但是比较少的人注意到，周武王在牧野（现河南汲县）大战中，一次就动用了300辆战车这个当时的新式武器，应该是获胜的一大原因。当年的战车，不光起了现在的坦克这样用来冲击敌人阵地的作用，还作为军队的将领快速移动的指挥系统，来协调战场上的战情变化。
周王朝的兴起，除了接管商王朝和其附属国之外，还包括了对周边的所谓野蛮民族的征伐。向北的征战，是把晋（山西）和燕（河北）牢牢地控制住了，但受到了北方蒙古高地上的游牧民族的遏制。向南的征战，则是文化影响进入了蜀（四川盆地），和在荆楚的文化传播和同化，慢慢导致诸侯国楚国的中原化。当然最大的收获是在东部，慢慢将莱夷等东夷（山东半岛）和淮夷（淮河流域）等东南夷同化。
在西边的扩张，则是将势力推进到了甘肃的河西走廊，在第五代周穆王那里达到了高潮。当然后来在西晋墓葬里出土的《穆天子传》中间，有些学者居然把周穆王的足迹，说到了里海，未免有点太远了。从地缘安全的原则来看，周穆王的征伐自然是为了西部的安宁，因此占领和控制甘肃，尤其是宁夏的固原这个萧关所在地，并以此为基地争夺内蒙古河套平原的黄河之南草原，还是比较靠谱的。
这一点从后来传承了西周的秦朝的军事行动可以看得出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消除北方匈奴的威胁，于32年（公元前215年）对匈奴展开的驱逐战争。在战备方面，他采取了移民充边政策，搞边远地区经济大开发，来增加战争所需要的人力和财力。在基础建设方面，他修筑了内地通往边境的一级公路，为兵力输送和运送粮草提供可靠保障。在国防建设上，他连通了以前战国时期的秦、赵和燕的旧长城。
在对匈奴作战方面，他的计划是，夺回陇西的河套平原，将该地区的匈奴赶到贺兰山和狼山（阴山山脉的最西段）以西，和将赵边境地区的匈奴赶到旧长城以北。当时指挥作战的是猛将蒙恬，他指挥的主力是从陕西榆林向西攻击河套北部，然后部分兵力从北部郡（现甘肃庆阳一带）向北攻击河套南部。等到河套占领之后，由五原北渡黄河，攻击狼山一带，同时西渡黄河，攻击贺兰山一带，结果最终彻底解决了边患。
可以理解的是，如果周穆王考虑到地缘安全的话，他的思路应该和秦始皇的想法没有多大差距。但很明显的是，西周王朝的顶峰就是在周穆王之后，开始衰落，而在西方的控制估计是逐渐被西北的游牧民族，就是西戎各部落，慢慢夺了回去。
这一点从对西戎的一支，秦族的分封可见一斑。当酋长秦仲被周宣王封大夫后，在与其他西戎族的战争中丧生。而秦的封地，也慢慢地从甘肃东南部的西垂（西犬丘，大概现甘肃礼县一带，后被西戎的一支占领，因此后来被称为犬戎）、秦邑（现甘肃天水），到陕西的汧邑（现陕西陇县）、平阳（现陕西眉县）和雍城（现陕西凤翔）。可以从这里看出，西北游牧民族因为气候原因的变化，向东边迁徙的势力非常猛烈，导致了作为周王朝的西部主要屏障的秦，不得不向关中腹地退却。而当退却的地方到了西周的兴盛之地凤翔和岐山一带，那么西周王朝的核心地区关中，最终被人家游牧民族占领，恐怕是迟早之事。
作为一个王朝的基本思考，就是要把这个势头给遏制住。因此就不难理解，周宣王的对西戎的用兵。大家都知道，要对外用兵，就必须增加财力，因此俺们就可以理解为啥，周厉王要搞“官山海”的国进民退政策。
不过理解了周宣王靠自己的王师，就是说西六师来应付西戎，并不能解释这段时期，对东南的淮夷的用兵。可以解释的原因，大概是对东南淮夷的用兵，是希望能够获取安徽铜陵附近地区的战略资源铜矿（主要高档消费品青铜器和货币铸造的原材料），和通过将这些土地分封给新的诸侯来增加王朝的向心力，可以调集这些地区的军队入关中参战。当然，也不排除靠这些武功，来给东部的离心力日盛的诸侯们一点威慑作用。
之七
当然后来的南国之师，确实参与了对西戎之战，而且在对姜戎之战中，全军覆没。如果从一个统一国家的观点来看，关中平原的王师难于抵挡外敌的侵入，那么全国各地的诸侯们似乎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参加抗战，搞一个后来管仲出台的“尊王攘夷”的运动。
可是俺没有看到这个运动。俺看到的更多的是如何责骂周宣王穷兵黩武，和周幽王如何荒淫无耻的历史故事。而东边的诸侯是多么的无辜啊，人家是见到王室有难，烽火高点的时候，是一定会来救援的，是你周幽王胡来，拿国防预警系统做儿戏，不能怪俺们没有救你。
其实用脑袋好好想一下，人家西戎各族已经打到了岐山和凤翔一带，你东边的诸侯，要等人家兵临镐京城下，然后到东边的骊山上放一个信号弹，打911报警，你们才会行动？你干嘛不早点集聚队伍，派出联军，一鼓作气向秦始皇那样把西戎们赶出去？
俺个人的看法是在周厉王以后，西周王朝对诸侯们的影响力，其实已经非常弱了。要搞救王图存，只能靠自己的关中平原之力，靠教化秦族这样的戎族部落，为己所用。因此周幽王的改立太子之争，不排除带有笼络西戎中的一些族群为己所用，而这又影响了原有的政治格局，而导致现有利益集团的反弹，为周幽王带来了杀身之祸。
而在经济上，关中平原遭到了一个重大挫折，就是岐山发生的大地震。这个地震带，其实就是最近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同一条地震带。因此岐山大地震在当时造成了损害，应该和汶川的级别差不了太多。
因为同地震发生时候，出现了几年干旱，已经给周朝的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害，而地震的震央又是周朝龙兴之地的岐山，因此关于周朝气数已尽的谣言自然大为广泛传播，自然造成人心惶惶。正如中国汶川地震之后，海外不少所谓的学者，同样妖言惑众，大谈天谴论和垮台论，当时周王朝的贵族们也不少人这样认为，这些都可以解释为啥镐京这么容易就被人家给打下来了。
而当各地的勤王之师等王已经死了之后，才赶到的时候，大家的商议结果，就是这个破地方，要它做甚，不如搬家吧，于是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一个大转折点的平王东迁，标志了春秋战国250年乱战时期的开始。
从平王东迁之后的周王室的困境，可以看出这之前的诸侯们和贵族们的势力之大，已经不把大王放在眼里了。要是说表面上还摆出一副恭敬的样子，实际上不把你当回事，那么东迁后，平王就必须靠拿自己的儿子和人家郑国交换人质来保持关系，简直就是人走茶凉。这之后发生的周王朝和郑国因为王家的麦子被郑国强割的交恶，就以郑庄公一箭射伤周恒王的肩膀，在繻葛（现河南长葛一带）一战中，郑国打败了天子领军的周、陈、蔡和卫联军，使表面上的尊王荡然无存。
平王东迁后，就分封了秦襄公在关中平原，在法理上给了秦襄公收复失地，自己建国的承诺。后来的关中成为诸戎的逐鹿之地，在秦国的征讨、同化和融合政策下，成为一国。在春秋时期，秦国和晋国争霸败于崤山，只好把精力用在西部和南部。在战国时期，秦国进行了2大重要水利工程建设，一个是关中的郑国渠，一个是蜀郡的都江堰，使秦国以关中、汉中（后来从楚国手里夺得）和成都平原为依托的中国西部经济实力大大增强，足以和函谷之东相比。
所以当西部中国，包括了关中、河套、蜀和汉中，以及山西的盆地和山地，就和东部中国的平原地区，形成抗衡之势。当西部的力量处于弱势时，守住函谷关，当然是萎缩之态。但在势力平衡时，则可以进而控制豫西山地，包括洛阳地区，而在嵩山下的荥阳一带，达成均衡。
如果要将中国划一条线来分开山地和平原地区，大概就是从河北的石家庄、河南的郑州和湖北的襄樊，就是说沿着太行山、伏牛山、大巴山和武陵山一线。而处于这条线的中心点，河南荧阳一带的鸿沟，成为了当年汉王刘邦和楚王项羽的楚河汉界，就一点都不出奇了。
从这个地缘特点看战国纷争，处于山西盆地的晋国被韩、赵和魏三家分裂，是造成中国地缘政治变化的一个主要事件。在春秋时代的晋国，西边击退了秦国的东扩，在南边，则在河南鄢陵之战，和后来的三驾三次战役中打败了楚国，并联吴抗楚，而击退了楚国的北上势头。
因此在战国时代来临，晋国被三分之后的力量分散，导致了东部各诸侯国，对商鞅变法之后富裕起来的秦国，只有靠和众人之力的合纵之策，才可以保障集体安全。而对秦国，采取远交近攻，和东部齐国的同盟，就是连横，才可以打破战略均势。
当时各诸侯国中间，秦国因为不断和北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征战，因此在游牧民族中，开始盛行的轻骑兵，也在秦国的军队中盛行起来。又由于炼铁业的蓬勃发展，弩的大批量应用成为了可能，以这个先进武器为主的步兵队伍，加上过去作为指挥作战的战车，也换了铁器，导致了秦国军队的战斗力非常强。
而在六国合纵中，最为重要的是赵国，因为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的改革，向北方游牧民族学习，建立了强大的轻骑兵部队。因此可不可打败赵国军队，而占据山西盆地，是秦国能不能扫灭六国的关键所在。
图一 战国七国形式图
那么回到汉朝文帝时候的局势，就可以看出汉文帝面临的局面，和当年周厉王比较相似。一个是北方和西北的匈奴压力很大，河套平原重新被匈奴占领。一个是东部的诸侯们势力坐大，中央政府的政令不出未央宫。如果这个局面不能得到改变，那么已经不断违背和亲协议，在文帝时，就开始骚扰汉地的匈奴，那么侵占山西盆地，进而杀进关中的机会，当是越来越大。
而新兴的郡县制的中央集权政府，会不会在东部诸侯的坐山观虎斗中，土崩瓦解，是很难担保的。
之八
当年淮南王英布造反，汉高祖刘邦向夏侯婴的老朋友薛公问计。这位薛公颇有见解，认为英布有上中下三策可以运用。
上策就是以淮南为基地，东取吴和楚，就是现在的江苏南部和北部，然后北上占领齐鲁（，就是现在的山东，然后外交上争取燕赵，就是现在的北京和河北依附，然后可以占有太行山以东，和汉高祖对抗。
中策就是取了吴楚之后，不是去占领齐鲁，而是占领韩魏，就是河南中部的许昌到山东西部的菏泽一线。这样的话，在荥阳一带布防，可以扼守洛阳门户，威胁函谷关，占据成皋之险和敖仓之粮，就可以抗衡一些，鹿死谁手，未为可知。
下策就是东边取了吴，然后西边占领蔡，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一带，背靠南越和闽越，就是现在的广东和福建，然后自己坐镇长沙。这样的话，汉高祖就可以高枕无忧，很快平息这场叛乱了。
结果就是英布虽然是个战场上的猛将，但没有什么政治抱负和长远打算，为了保住自己南方的封地，自然就选择了下策。
而要镇住坐大的诸侯国可能的叛乱，切断几个诸侯国的联系，当然是首要的任务，这也可以看出汉文帝封了梁王，扼守商丘的意图，就是打下一个锲子在楚和齐之间。鉴于山东在承上启下的中枢作用，如何削弱齐国，把它给分封掉，自然是削藩的头一步骤。
当然想削弱齐国，这个西汉最大的拥有6个郡，73个县的诸侯，在吕太后时代，就已经想做了。当时作为刘邦的大儿子的齐悼惠王刘肥，差点被太后毒酒毒死，先是靠了太后亲儿子，自己的同父异母弟弟汉惠帝的保护，幸免于难，后来靠把自己的辖地城阳郡（现山东莒县）送给了吕后的女儿，自己的同父异母妹妹鲁元公主，才得以脱身。
在刘肥去世后，儿子刘襄出任齐王。吕后封了哥哥的儿子吕台做吕王，将齐国的济南郡给割了出来。然后8年后，又封了刘邦的远房堂弟刘泽，为琅邪王，就是淄博以南的山东诸城，算是又割了一刀。
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件事端，就是刘襄的弟弟刘章娶了吕后侄儿吕禄的女儿为妻，封了朱虚候，在长安的宫中任职。一次侍奉吕后宴会，刘章要求用军法行酒令被批准。到酒兴之时，刘章要给大家唱一首耕田歌。吕后笑话他出生王子，哪里懂什么种田，结果刘章唱到“深耕密种，留苗稀疏，不是同类，坚决铲锄。”吕后听后默不作声。过了一会，有位吕家人喝醉了，想逃离酒席，被刘章追上，一剑给砍了。这一事件，是大家都对这个小伙子有点惧怕。
后来吕后去世，刘章从老婆那里套到了口风，于是派人联络哥哥齐王发兵，自己在京城内应，以诛杀诸吕，以立哥哥为皇帝。当时吕后派来控制齐王的相国召平得知齐王要反叛，发兵围住了王宫。可是中尉魏勃与齐王通，毛遂自荐要求带兵围困王宫，然后反手就把相府给围了。
为了使反叛更为顺利，齐王派人去骗琅邪王刘泽，说是俺是小孩子，没有见过刀兵，而堂叔公你当年就和高祖爷爷一起打江山，俺愿意把整个封国托付给你照管，和俺一起带兵进京杀吕氏族人。刘泽高兴得马上赶到淄博，马上就被刘襄给扣留了，并把他的兵一起征用了。
刘泽毕竟见过大世面，就哄齐王说，其实你老爸刘肥就是高祖的大儿子，理所当然应该继承皇位，因此你是货真价实的高祖皇帝的嫡长孙，这个皇位非你莫属。可是现在大臣们一定犹豫不定，不知该立哪个皇子或者皇孙，而俺在刘氏宗亲里面，是剩下的年纪和辈份最大的一个。俺呆在这里也是无用，不如派俺进京，帮你活动一下？
结果刘泽是进京了，在诸吕被诛灭之后，大家一商量，这此功劳齐王兄弟确实比较大。弟弟刘章一剑杀了相国吕产，为周勃和陈平开了先锋。而派去镇压刘襄的灌婴守在荥阳，私下告诉齐王等待京城的宫廷政变，于是齐王收兵，转头去收复了自己被划分给你吕王的济南郡。因此大家觉得确实齐王是应该可以继承皇位。
这时候身为齐王的全权游说代表的琅琊王刘泽跳出来说，不好！为啥俺们出现吕太后专权，是因为后戚太厉害。而齐王的舅父驷钧，可是个穷凶极恶的人，好像一只戴帽子的老虎。立了齐王，俺们就要见吕后version 2了。还是代王刘恒比较好，是高祖亲儿子中间最年长的了，他的母家薄家又是忠厚人家，名正言顺，心地善良，俺这个最年长的刘家人都放心啊！
结果大家一致同意，立代王为帝，就是汉文帝。汉文帝上任后，自然要安抚齐王，于是将济南郡、城阳郡和琅琊郡全部还给了齐王。琅琊王算是和齐王翻了老脸，自然没法在山东呆下去了，于是改封了燕王。
到手的皇位就这么飞了，齐王刘襄自然心里郁闷，于是当年就因病去世。刘襄被追封为齐哀王，太子刘则，就是齐文王继承了位置。于是汉文帝，将当年诛吕立下大功的两兄弟东虚候刘章和东牟候刘兴，在侄儿齐王的地盘上，分割了城阳郡给刘章做阳城王，济北郡给刘兴做济北王。
结果刘兴不服，第二年造反被诛杀，其地收回直接归中央政府管理。然后就是汉文帝六年，淮南王刘长，也反叛被诛杀。后来14年后，齐文王过世，无后，整个齐国被中央收回。第二年，汉文帝接受贾谊建议，将齐国分成七个封国，让刘肥的儿子们各据一国，算是削弱了封国的力量。
不过汉文帝的削藩算是到此为止，要等到他的儿子汉景帝刘启，那个一棋盘将吴太子打死的血性皇帝即位之后，削藩的大戏才开始上演。
图一 汉代分封形式图
之九
汉景帝削藩的账，后来是被算到了晁错的头上，但事实上，全朝廷都主张削藩，只不过晁错是一个激进派，并因此掉了脑袋。
当时站在晁错的对面的袁盎，就是劝汉景帝杀晁错以安抚七王的那位，其实也是主张削藩的。当年他建议汉文帝削淮南王的地没有被采纳，后来果然就出现了淮南王造反事件。
因此在朝廷政策的争论上，不是该不该削藩，而是如何削，削多快的问题。晁错显然是一个激进派，按照他的主张，反正这些封王最后都会造反，你早点削，他早点反，你晚些削，他晚些反。早反的时候，诸侯的势力可能还没有那么大，反而比较容易处理。等你晚些削的话，人家翅膀硬了，你反而麻烦大了。
汉景帝的削藩策是先从小藩国削起，有人认为这是柿子先捡软的捏。俺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倒不同，认为还是要放在地缘政治的角度去看。
前面俺说到了中国的地形图，如果东方的诸侯国们要造反，最好的形式，就是从吴楚、齐鲁、到燕赵都连在一起，然后攻占荥阳，进可以占领洛阳，锋芒直逼函谷关。退可以守住成皋，拥有敖仓这个粮库。
因此当汉景帝，就像当年美国的FBI对付黑手党那样，你丫敢在地上吐一口痰，俺就拉你坐大牢，找个茬子抓住你封王的痛脚，俺就削你几块地出来的时候，一定心中对这个地缘大势了然于胸。
当年汉文帝开始的削藩，是先封了汉景帝的弟弟刘武为梁王，坐镇雎阳，就是现在河南的商丘，打了一个锲子，在山东和江苏之间，以防止两地的合流。当然这里也是防止吴楚对荥阳进行攻击的必争之地。
所以在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楚王刘戊被发现了一大罪行，就是汉文帝的母后薄老太后去世，全国都在哀悼，可是人家楚王继续在开派对，饮酒作乐，大行云雨搞男女关系。这个罪状一落实，死罪逃过，活罪难免，就削了楚王一块地。
这一块地，叫做东海郡，都城就是今天在山东南部的郯城县西南附近。东海郡的辖地，就是西边到现在江苏的邳州，东边到海边的连云港。这个郡的西边就是江苏的徐州，当年叫做彭城，是楚王的都城。如果汉文帝控制了这个地方，就是东在东海郡，西在雎阳，两面夹击彭城，算是在楚王的背后插了一刀。
当然控制了这里，也在楚国和吴国，同山东，尤其是胶东的几个封国中间，安装了一个阀门。
赵王刘遂也不知道那根小辫子给捉住了，于是河间郡就给割掉了。这个河间郡，就是今天河北的沧州一带，都城在献县。控制了河间郡，就隔断燕国（北京）和赵国（河北邯郸）及山东诸国的联系，也算是一个大锲子。而且考虑到当时分封在燕国的燕王刘泽家，是和齐王一家有旧仇的。
另外胶西王刘昂在原齐国中的七个封国中势力最大，就被发现原来卖官收钱，就给削掉了6个县。其实胶西郡，本来就不大，大概是在今天的山东高密到潍坊一带，就是人家大概全郡只有9-10个县，这么一削，就去了一大半了。
最后就是要削最强大的吴国了。当时的吴国，下属三个郡，分别是东阳郡（就是后来广陵郡）、鄣郡和吴郡（会稽郡），国都在广陵（现江苏扬州）。于是汉景帝要削掉鄣郡和会稽郡，鄣郡就是出铜的铜官山所在地，要断你的财源。而会稽郡则背靠两个中央政府还没有完全改土归流的化外之地，一个是闽越，大概就是以现在福建的武夷山市为中心，另一个是东瓯，就是现在浙江温州一带。
要抢夺铜矿资源，其实就是中央政府希望占领现在的安徽铜陵这个中国的主要产铜地区，将铸币权重新垄断起来。这个在后来汉武帝上台后，成了新的国进民退政策。
至于削掉会稽郡，则要切断吴国和外援的联系，防止将来吴王造反时候，可以拉这两个越族国家参战。而当七王准备造反的时候，吴王确实联络了这两个国家，但只要东瓯答应参战。在北方的赵王，则是联络塞外的匈奴，联合作战。
图一 周亚夫平定七王之乱
于是大家反正双方都把局势看得清清楚楚，那么七王自然，就以削藩为借口，打起了要清汉室君侧，杀晁错的旗号开始起兵。俺们刘氏宗亲会，可不是对老刘家的江山和皇位有什么想法，因为是你官逼王反，王不得不反啊。
可是当汉景帝心生怯意，杀了晁错，自己清了君侧，派了主杀晁错的大臣袁盎，这个曾经做过吴相，和吴王关系不错的特使，去劝吴王修兵，人家回了一句话：不如俺做东帝，来过G2如何？
要做G2，情势比较明朗，就是七王的联军必须把荥阳拿下来。虽然七王的主脑吴王刘濞当年跟随汉高祖刘邦打过仗，但看来这几个王爷和他们的将领们都是饭桶。本来齐王刘将闾参与了造反的谋划，后来又变卦，不玩了。结果就是本来来自于齐国故地的四个叛王济南王刘辟光、胶东王刘雄渠、胶西王刘昂和淄川王刘贤，全力去攻打齐王，而不是联合出兵，和赵王刘遂的军队一起，从北部和东北部攻击荥阳。
虽然山西盆地的代郡仍然被中央政府控制，但因为来自匈奴的压力，自然不敢乱动和驰援。而吴王刘濞和楚王刘戊的联军，其实可以绕过梁王刘武固守的雎阳，直接渡过淮河，占领淮阳，然后从这里攻击荥阳。
如果七王可以抢占先机，那么东西分治的G2不是没有可能的。
可是吴王这个傻冒，试图派遣少数游击队，就是俺们今天的特种部队，在潼关和渑池一带埋伏，准备突袭带兵出函谷关的周亚夫，而自己则包围梁王刘武，希望把雎阳给拿下来。
之十
这个策略给汉景帝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看一下形势，比较迫在眉睫的是赵王从邯郸南下的危险。而齐国的四个王国攻打齐王，最好就是两败俱伤，打得越是惨烈，对削藩大业越有大利。而梁王刘武，虽然是汉景帝亲弟弟，也要防备将来实力坐大，影响中央政权，因此不妨坐山观虎斗，让交战双方互相损耗之后，王师才出手，坐收渔人之利。
从这里看出，本来齐地的叛王们，其实是可以游说齐王保持中立，和对梁王监视而不进攻，是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拿下荥阳的。但这帮笨蛋的做法，让周亚夫从容由武关出关中，然后绕道入洛阳。从这里，他派出部分兵力，回函谷关一带清扫吴王的特种部队。然后，由大将军窦婴，汉景帝的堂表弟，坚守荥阳，派骊寄一只军队迎战赵王，栾布一只军队驰援齐王，而直接带的大部队则不援救梁国，却绕道到北部的昌邑（今山东巨野），从这里派出游骑兵，南下泗水和淮河相交的洪泽，切断了来自广陵（今江苏扬州）的后勤补给线。
结果梁王不断向皇帝老哥打911求救，皇帝故作姿态，十万火急催周亚夫出兵解围，而周亚夫装聋作哑，玩“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游戏。最后三个月，吴楚联军粮草断绝，求周亚夫主力决战而不得，北上下邑（今安徽砀山）去攻坚又大败，结果只得落荒而逃。
本来七王可以依赖的最强大外援匈奴，在汉景帝刚上台那一年才和了亲，这时还是采取观望姿态，如果看到七王占优势，或者战场成僵持状态，自然会立即出兵，来个火中取栗。可是吴楚联军这么不济，当然匈奴也不愿意踩这趟浑水。
而在西北方向，来自于胡人部落，就是过去义渠的浑邪氏被拉拢做了陇西太守，控制做今天甘肃天水这个战略要地。在汉景帝平定七王之乱后的景帝6年，还提拔成了平曲候，其儿子公孙贺后来成为汉武帝抗击匈奴的一位大将。可以想象，如果汉景帝削藩失败，这些地方被匈奴反水的可能会相当大。
而吴王兵败后，汉景帝马上策动东瓯国反叛，结果就把逃过来的吴王刘濞杀了请功。而齐地的四个叛王更是没用，很快就给灭了，然后栾布军合击邯郸，杀了赵王。
这场战争对中国历史的发展非常关键。如果汉景帝打败了，中央权威衰落，那么中国非常可能会重新陷入春秋战国时期几百年的分裂状态。而当时外部威胁颇大，来自匈奴的北方游牧民族自然会南下逐鹿。通过秦始皇统一中国而建立的郡县制，非常可能会彻底被复辟。
那么有人问，这场战事当然对汉朝影响极大，可是如果没有成功，不就是早点重复东汉衰落后，黄巾四起，军阀混战，三国对抗，南北分裂的历史？而游牧民族占据中原，不就是早点重复八王之乱，五胡乱华，衣冠南渡这个四百年的分裂？
其实不然。如果没有这次战争的胜利，以郡县制、币同制、书同文和车同轨而形成的中央集权的文官管理体系，就没有机会，可以通过两百多年的时间在中国生根、发芽和成长。全国各地的人民就没有机会，发展和融合，慢慢形成了今天俺们所说的中华文明，也没有今天俺们自称的汉族。
正是因为汉朝可以延续两百多年，中国在春秋时代开放出来的百家争鸣的思想火花，才可以在这时候融合成一个辉煌的文明。人们对理想生活追求的梦想，不再停留在孔子等圣人们希望回到的西周礼法时代，而变为汉朝的强盛时代。在这个时间段里，中华文明基本成熟，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文明模式，即使在汉朝灭亡后，后来的人们，不管是不是汉朝的传承，就是连外族的匈奴刘渊，也要建立一个汉朝那样的国家。而在五胡入中原，来自北方各地方的蛮族部落，不管是黑眼睛和黄皮肤，还是蓝眼睛和白皮肤，都有一个榜样在他们的心中，那就是如何按照汉朝的方式建立一个国家的模式，和以汉朝人民的生活方式作为最终的生活方式。
正是因为汉朝的持续，才会出现汉人这个强烈的文化认同。这个身份认同，导致了中国人，在之后任何的艰难困苦情况下，都没有磨灭对自己的文化和民族的信心。人可死，国可破，可是中华文化和汉民族则永远不会消失。
在秦始皇消灭了六国的时候，很多人心里充满了怨恨，因为这个统一是通过灭人国家，断人宗法来实现的。所以当秦始皇一死，自然天下群雄竞起。而在汉朝统一后，采取了不麻烦你的无为而治政策，又实行了郡国双轨制，实行了低税收的经济政策，因此人民其实是享受到了统一的好处，比如说道路交通被秦始皇时代给基建了，统一的货币和文字，减少了通商的成本，不用在前方打仗，可以少出徭役，都让大家逐渐接受了新制度的好处。
而当时北方匈奴的骚扰，靠的是中央政府的进贡和和亲来解决，反正是你刘氏家族的公主们嫁给野蛮人，又关俺们地方上的权贵和小民们啥事呢！在边境屯边的人民也许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可是秦始皇帝的强行迁徙政策被放弃了，小民们是可以迁移回内地的。而被放逐到这些地方的罪犯，也是可以偷偷地逃回去的。国家边防这样的大事，还是和小民无关，没有现代国家的公民意识和爱国主义，还必须靠强势的皇帝们，才可以解决问题。
在文景之治下的汉朝，统一已经开始逐渐被大家接受，新制度也就成了一种习惯。封国的造反，自然就不再受到大多数人民的相应。于是在建国后的60年，先是在30年中间，第一代领导人时期通过政治倾轧而消灭了大部分强势利益集团，防止了建国功臣这些强人们的豪门兴起，然后在60年左右，中央政权成功削藩，解决了地方坐大而对国家权威的挑战。
但是前面的前景仍然不是很明朗，对新制度的容忍，还没有发展成一个具有全国人民共识的意识形态，外部国家安全形势仍然严峻，强敌匈奴还需要用低声下气的消气外交来维持和平，中央政府缺乏强大的财力来动员全国的力量，第四代皇帝接班人还不知可不可以应付这个挑战，而要么成功地将王朝带入强盛和繁荣，要么失败地导致国家崩溃。
这就是汉朝60年，必须要交出的功课。而那一代领导人的胆略、知识、智慧和眼光，就决定了这个新兴的制度，可不可以继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