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宋朝在中国的历史上，占有一个很特殊的地位。
一方面是军事上的积弱，导致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征服。另一方面是经济、科技和文化的高度发展，在宋朝几乎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高潮，这个时期，被大部分海外的汉学家，不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称作为中华文明的黄金时期。
日本著名的汉学家内藤湖南对宋朝的评价非常高，认为中华文明到了宋朝进入了文明成熟期。内藤把中华文明分成3个阶段（这种3段论看历史，大概是起源于《春秋公羊传》，并成为后世人们的主要分段法）：上古、中世和近世。
他认为中华文明像一个水池中的涟漪，从文明中心的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形成，然后这个中原文化像波浪一样，向外扩张，影响周边地区，导致周边的落后民族不断接受先进的中原文化。但这些落后民族在接受中原文化的教化之后，开始自身的觉醒和发展，然后在壮大了之后，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和力量，又反过来影响中原文化。这个反馈作用，就像涟漪碰到了岸边，然后反方向移动。
这个反作用力，就使得文化发达过度，出现衰弱现象的中原文明受到年轻文化的刺激而再生活力，不断更新延续、发展壮大和老而不死。而中华文明就是这样一个对外部影响和被外部反影响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的文明体系。
在他的划分中，上古就是从夏商周到东汉中期大约公元2世界中叶，是中华文明形成、发展和对外扩张期。这之后，就是第一过渡期，从2世纪后期到4世纪初期，就是东汉中期到西晋，这种扩张基本停滞。
中世就是从4世纪初期的五胡十六国到9世纪初期的唐代中叶，从五胡乱华开始，这一时期的外部异族觉醒，势力侵入中原，反作用于中国内部的时期。第二过渡期，就是9世纪中叶的唐朝末期到10世纪中叶的五代时期，算是外来势力及其盛行的时期。
近世就是从11世纪的宋朝到清朝，算是中国原来文化的文化复兴和进步。这个时期，贵族没落之后，官僚群体出现和君主独裁建立。中国社会出现平民主义倾向，文化回归到老百姓手里。
内藤认为中国历史算是“宋代近世说”，从这里中国文化进入老年期，知识分子心态更趋圆滑，向往返璞归真、崇尚自然、厌弃繁琐、苟且偷生，希望获得宁静和生命延续。整个民族社会生活中政治和军事的重要性减退，知识分子们的建树全是在文化和艺术上面。
与此相应，在内藤眼中，中国在清朝末年经受的鸦片战争、洪杨造反、甲午战败、义和拳乱、八国联军、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而呈现出来的政治腐败、经济赢弱和军事懦弱，其实和宋朝时代远远领先世界N百年的高度发达和辉煌灿烂分不开。
与此对应，内藤提出另外两个理论，一个是文化中心移动说，另一个中日文化同体说。
中日文化同体说，就是日本文化不是一个独立文化，而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原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内藤认为，从文化上来讲，日本就是中国之一个省。中国文化，或者叫中华文化，如果要更让一些人舒服一点，就可以叫做东洋文化，或者东亚文化。
在西方词语里，可以叫做Chinese Civilization 或者说Sinic Civilization。但是后来的西方学者，比较倾向于将派生于中国文明的日本文化，分离成为一个独立的文明体系，就像是将西方的东正教文明，和拉丁美洲的天主教文明，从西方文明（基督教和欧洲天主教）中分离出来一样。这种分离，在日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一心要脱亚入欧的文化取舍应该是比较合拍。
在内藤的时代，日本学界对日本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认知还是比较明确。而文化中心移动说，就是中国文明本来起源于中原，以洛阳一带为中心，但后来中心西移到了西安的关中地区。在宋朝以后，中国文明的中心北移到了北京，但是这个文明中心主要是政治中心，而文化中心则南移到了南京一带。
在日本崛起的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包括内藤在内的一大批人，其主流思想是中国文明中心最后会东移到日本，而由日本来主导实现中国文明的复兴和发展，而这个理想，就是历史赋予日本的国家使命和文化天职。
从内藤的分析看来，日本对中国的反作用影响，可以看做是唐朝第二期的一个新版。他认为中国文明的衰老，是清末中国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而日本的兴盛，和西方文明一样，就是他们是青壮年，相对于一个老人的优势。他在描述中国在三国时期的历史，用的就是年轻的吴国领袖人物周瑜和蜀国领袖人物诸葛亮，打败“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老人魏国领袖人物曹操的故事。
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讲，日本和西方当年的强盛，其实就是和宋朝面临的契丹、女真和蒙古的强盛，或者说明朝面临的满洲的强盛，是一个道理，就是人家都是没有啥子文化的野蛮人。有教养的人讲道理，没文化的人靠蛮力。
这种日本盛行的思维，其实骨子里就为后来日本的侵略中国提供了理论基础。说到底，就是俺们日本人，同你中国人，都是中国文化啊。你现在老了又残了，需要俺们给你输入新鲜血液了，这样在俺们的领导下，中国文化就真正复兴了。
其实这种主张，当年不少冲到日本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们，还是比较接受的，不然俺们中国也不会在抗日战争中间，出了那么多愿意和日本人合作，来做所谓曲线救国工作的。估计那些曲线救国之人，走的曲线，就是内藤湖南先生等人主张的，由日本文化来主导的中国文明复兴。
之二
当然俺们中国人中的一部分，大概也有几千万吧，就选择了直线救国的方式，那就是“打得日本强盗回老家”的又土又笨的法子。
这个法子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化中，一个从来没有被重视，在历史上没有出现的现象产生了，那就是中国人的民族主义诞生了。
如果你听一首《义勇军进行曲》，就是俺们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你听到的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是这个民族的存亡变成了一个大家关注的问题。不是中华文化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因为很明显，人家日本人说，俺们也是中华文化。
这样的歌儿估计在五胡乱华的时候，是听不到的。那时候，大家听到的更多是“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在金兵破汴梁、蒙古下襄阳和满清屠扬州的时候，这样的歌儿也是听不到的。
在古代的中国，大家信奉的是文化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就是说，汉文化代表的是一个教化的文明，周边的其他民族，不论你是东夷、西戎、南蛮，还是北狄，都是没有文化的野蛮人。因此种族上和人种上，是没有歧视成分，可是问题是在文化上，因为你落后，和俺不一样，就是没有文化。
因此有文化的中原人对周边的没有文化的各种民族，颇有一些自得和自傲的。这就产生了远古中国人，天下以俺为中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世界观。在这个世界观里，华夷之分是很清楚的。
当年的孔子，对提倡尊王攘夷的管仲，曾经说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也”。孔子的意思，就是没有管仲在齐恒公那里，尊周天子以武林盟主的身份号令诸侯，来抵御蛮夷，那华夏文明当不存在，连自己也不能在束发结冠，无法穿俺的传统华夏之服饰，而要披头散发，穿蛮夷们的袄子了。
当然形式比人强，当年管仲要攘的夷的主角，就是在荆汉之地的楚国，成天价要北上中原。经历过N次的失败和奋斗，人家楚庄王终于变成了武林的盟主。看起来好像是无间道一样，本来要剿灭魔教的正教联盟，最后不得不接受剿灭的对象，成了老大。
楚国这个华夏族的身份认定，是靠军事实力打出来的，因此人家楚庄王在路过周天子的地盘时候，就很用心的问了一下，代表周天子的权柄的鼎，有多重。
这就开启了后来所说的华夏教化论，就是蛮夷居于中国，接受文化，就成了华夏的一分子。而华夏如果仿效蛮夷的生活，那么就退化，从文明人退步为野蛮人了。
这个口子一开，自然就给了想征服中原地区的其他民族一个很好用的理论基础。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走楚国的老路子，那就是俺的祖宗，如何如何就和黄帝扯上了亲戚了。
当然有的亲戚关系还是比较硬，比如说匈奴的刘渊，是历史上在中原地区建立的第一个非汉族的国家。从文化上来说，刘渊算是彻底汉化，号称是冒顿单于的后代，但家族的祖庙里拜祭的是汉高祖刘邦、汉武帝刘彻和汉光武帝刘秀。而从血缘关系来说，人家确实是实打实的汉朝皇家的亲戚，比当时的西晋皇室司马家，要更接近汉朝正朔，也比当年俄罗斯大公伊凡四世的侄女婿身份而自称沙皇要合法得多。
从此每个入主中原的外族，都带有明显的汉化特征。在五胡乱华时期，出现在北方的16国，不论是汉族建立的前凉和西凉，还是匈奴族的后汉、前赵、北凉和胡夏，氐族的成汉、前秦和后凉，羯族的后赵，鲜卑族的前燕、后燕、西秦、南凉和南燕，以及羌族的后秦，高句丽族的北燕，其管辖的民众是胡汉都有，采取的制度也是双轨并行的一国两制。
由于民族、种族、文化、法律、典章和风俗都不同，这个时期的民族冲突和融合并存。虽然很多其他民族已经在中原地区扎下了根几代人，不少族群是在三国时期，就定居中原，但这个融合过程中，仍然充满了不少血腥的屠杀和破坏。
这种文化融合的困难，可以称作内部殖民化，因此造成数百年的乱局。这种情形在当今世界也有现实意义，就是在欧洲出现的穆斯林群体，和美国出现的拉美裔群体。这个发展，会不会在美国和欧洲，引发出现希特勒对付犹太人的方式，尚且是未定之论。前不久在美国的电视新闻里，已经看到新纳粹党徒和拉丁裔权益活动分子们，在街上大打出手了。
而在中国，这个乱局自然是无法维持下去，于是后来出现了拓跋族在北方的统一，和在北魏孝文帝时代的主动和强制汉化，才解决了社会分裂的问题。
在孔子的时代，穿衣服和梳头发的方式，就是说衣冠，是文化的一个重大象征。可是很快在战国时代，赵武灵王为了和北方游牧民族竞争，而进行了改变服装的胡服骑射，估计会被孔老夫子一顿臭骂成为化华夏为蛮夷。
而北魏孝文帝元宏的政策就更要极端，在全国禁止说自己的母语和其他的胡人语言，不许穿少数民族的服装，而且大家统统改成汉姓。另外就是胡人不许内部自己通婚，大家必须胡汉通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当然这套激进做法，引起了强烈的反弹，结果就是导致了北魏分裂，东部由坚持鲜卑化的北齐，和西部由坚持汉化的北周对垒，以最后北周得胜解决了问题。
这个五胡彻底汉化的过程，大概是用了一百年，其总设计师是元宏的干祖母冯太后。而冯太后本身是一个混有慕容鲜卑血统，而母亲又是平壤的朝鲜人的混血汉人。可以说，没有这位伟大女性强行推行同化的行动，中国再次统一而出现隋唐的情况，也许就不会发生，或者说不会那么快发生。正如欧洲的罗马帝国崩溃后，一直到今天，政治统一的企图仍然遥遥无期。
之三
当然中国在经历了4百年的分裂之后，重新在隋朝得到统一，冯太后的同化运动是一个主要因素，但就不是唯一的因素。
在中国处于五胡乱华的同时，西方的罗马帝国同时经历了来自北方的蛮族，日耳曼人、匈人、哥特人和斯拉夫人等等的入侵。考虑到整个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的南移，大概是因为地球在那个时期变冷，导致北方游牧民族的生存困难而形成大规模迁移。
因此有许多学者对汉朝和西罗马帝国，在差不多接近的时间，同时崩溃，而中国后来可以再次统一，但是西方则永远陷入分裂，做了不少研究。
汉朝的正式结束，是在公元220年，当魏文帝曹丕废了汉献帝刘协，开创了魏国。但是汉朝的实际终结，应该发生在公元189年，当董卓废掉了汉少帝刘辩。从这一年开始，直到400百年之后的公元589年，隋朝的文帝杨坚灭了南陈，以“玉树后庭花”而名扬千古的陈后主投降，中国重新统一。
其实在这个中间，中国非常短暂的统一了一下，就是在公元265年，西晋的晋武帝司马炎萧规曹随，用曹丕的旧路子抢了曹魏的皇位，然后在公元280年，灭了东吴。这个统一，因为后来西晋的八王之乱，导致了政治次序的紊乱。在长城内定居的匈奴族首先发难，在公元316年，攻破长安，历史上称之为永嘉之乱。因此统一的时间，就是36年，之后的分裂是280年。
而就在中国的匈奴造反的时候，另一只被称作Huns的匈人，出现在顿河流域。虽然一种假设，就是这只匈人其实就是当年东汉窦宪于永元1年-3年（公元89年-91年），所击溃的北匈奴残部，但并没有考古和历史文献可以证实。
出现在欧洲的匈人在公元375年时，征服了东哥特人，并驱赶西哥特人过多瑙河，而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哥特人，其实就是日耳曼蛮族，对罗马帝国造成极大的冲击，并于公元378年的亚德里亚堡之战中，全歼了罗马军队。
西哥特在公元410年的第三次围攻罗马城的时候，不是前两次那样，拿了赎金就退兵，而是洗劫了这个罗马的政治中心。从此后，扶持的傀儡皇帝，就像汉朝的献帝那样成了摆设，日耳曼蛮族的各个部落在罗马旧地不断鲸吞蚕食，建立一系列蛮族的国家。最终在公元476年，年仅6岁的西罗马末代皇帝罗慕洛被废，西罗马帝国寿终正寝。
而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北方正好是北魏兴起，孝文帝在公元471年登基。
因此大家第一个感兴趣的是，中国的汉朝和西方的罗马帝国，在崩溃上面有什么相同之处。首先是1788年，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他的著作《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提出，罗马人和中国人的文明导致的纤弱，无法抵挡野蛮人的杀气。
后来的各种研究，更关注于这两个帝国的体制上的缺陷。从经济角度上来看，就是这两个帝国同样出现门阀特权家族对土地的大量兼并，和罗马的奴隶体制和中国的流民，都导致了帝国的财政出现问题。从文化角度上来看，帝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受到了宗教的冲击，在罗马帝国，就是基督教变成国教之后，对罗马皇权的影响。而在中国，就是佛教的兴起，以及试图和外来佛教竞争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盛行，同样削弱了政府对社会的操控力。
在军事上，两个帝国都犯了同样的致命的错误，就是允许了让游牧的各蛮族在自己的帝国境内居住，而且还依赖于招募这些族人来防守自己的边界。当然前面说到的经济上的问题，就使两个帝国的财政状况比较窘迫，因此无法负担积极的防御政策，依赖于外交上的手段和敌人妥协。在这种情况下，倒台只是迟早的时间问题，那么一旦内部有自己内乱的因子，就一下子变成覆水难收了。
一旦中央政府消失，西欧和中国同时经历了黑暗年代。两个帝国都是一半在混乱中，令一半试图保持住文明的辉煌。在罗马帝国，西罗马地界自然是蛮族们的乐园，而拜占庭的东罗马帝国，则试图传承罗马的文明，直到15世纪中叶，被另一个蛮族奥斯曼突厥灭亡。
而中国，则是靠汉族人的衣冠南渡，以南朝的东晋和后来的宋齐梁陈的方式，来延续文化的传承。
东西方历史的相似性，就到此为止了。因为中国在大混乱之后，最终又回归了统一。而在这次之后的历史上，唐代之后的分裂没有超过50年，而在清朝灭亡的1911年后的分裂，也是在短短的38年后的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重新统一。
为啥中国做到了，欧洲做不到？不光当年做不到，现在里斯本条约算是欧盟27国全部通过了，但是离一个真正的政治统一的国家，还早着呢。
对中国可以重新统一的原因，大家的观点比较一致，就是中国的体制比罗马帝国要强太多。中国的民族认同和文化统一比罗马帝国要强大，包括中国特有的汉字系统，可以做到既保持书同文的统一性，又照顾到言语不同的地域复杂性。
当然从地缘因素来讲，中国的地形比较清晰，中间没有主要的地理阻隔，比如像欧洲的阿尔卑斯山那样。想象一下，如果中国的中部不是几条容易跨越的江河，而是像喜马拉雅山那样，估计统一国家，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在政治制度上，中国的源于天意（其实就是民意）的王权概念，要求领导人的公正和符合道德的政治理想，以及通过知识分子的官僚系统来管理，都比罗马帝国的私人皇权的公正执法要吸引人得多。
之四
当然在社会学上，就是俺前面提到的，可以不断的把大量拥入的蛮族汉化，也是实际上最起作用的因素。
当然不是历史上所有的汉人，都会主动的向冯太后那样，推进以汉化为主旋律的民族融合。在汉文帝时代，因为不满被派去作随从的宦官中行说，就影响了匈奴族汉化的过程，并力图保证匈奴文化的独特性。后来在西夏时期，大权在握的西夏皇太后梁氏，本身是汉人，却坚决反对汉化，在西夏推行汉化改革的毅宗去世后，立即废除汉礼，实行吐蕃制度，并开始向北宋发动战争。
而建立在北魏民族融合基础上的隋朝和唐朝的皇族们，本身在血缘上就有不少胡人血统，因此这时候听到的就不是华夷之分的老调子，而是华夷一家的新调门。而在唐朝的整个政治、军事和经济体系中，胡人、突厥人、阿拉伯人、波斯人、日本人、高丽人、犹太人等等，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寻求自己的长安梦，大概就是近期的所谓美国梦，就融化在唐朝的汉族中间。
因此唐朝的大学问家韩愈，就提出了“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样的观点。当胡人安禄山起兵造反，试图通过种族和文化作为一个旗号的时候，大批居住在长安的胡人，主动放弃自己的姓名，选择李姓来表达对唐朝的支持。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的知识分子们，自然就很容易地，就为进于中国的蛮夷们提供“则中国之”的全套服务。在唐朝后期后，契丹在东北兴起，唐昭宗天复2年（公元902年）耶律阿保机洗劫了长城以南的晋冀一带，掠夺了不少汉族民众北上，在草原地带筑城，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为了有效管理这些俘获的农人，阿保机还捉住了不少汉族儒生，希望由他们帮助管理掠夺来的汉族人口。而这些儒生则偷偷逃跑，坚决不肯事从和自己长得差不多的契丹夷狄，却投奔来源于西域沙陀族，和自己长得颇不一样的后唐。
当然在契丹逐渐汉化之后，这些汉族知识分子们很快就把这个外来的异族，视为入中国而中国人了。而在后来蒙古铁蹄杀进中原的时候，来自于契丹皇族，汉化了的耶律楚材出任蒙古大汗窝阔台的丞相，试图将蒙古人汉化。而忽必烈也有一大堆著名的汉族儒生，比如说刘秉元等人，为他出谋划策，但在蒙古人的眼里，北方的汉人（包括女真、契丹、渤海和朝鲜等等），也不过是第三等人而已。
契丹的汉化进行比较早，耶律阿保机在公元916年创立了契丹国，很早就开始用汉人儒生，比如康默记、韩延辉和韩知古等人，成为后来南院机制。后来在公元936年，从石敬瑭手上拿到了燕云16州，为了怀柔当地的人民，于公元938年，放弃番味比较浓厚的国名，改用中国传统，以古地名称为辽国，并将年号改成意味深长的会同。辽国实行的是一国两制，在人口多的汉族地区完成采用汉制，和在地域广的游牧地区采用旧制。
而女真的崛起，则比契丹要快。完颜阿骨打在公元1115年统一女真各部，在会宁府（今哈尔滨阿城区）建立金国，花了10年，在公元1125年就把辽国灭了，并于1126年，攻克汴梁，灭了北宋。金国的汉化主要还是在海陵王完颜亮期间，开始大规模实行。
蒙古的崛起也比较快，在铁木真于公元1206年统一蒙古各部，在斡难河（今鄂嫩河）开库里尔台大会，就是各部落的军事同盟大会，出任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用了6年时间，就攻破了金国的中都（今北京），占据了黄河北岸，而迫使金国南迁汴梁。这时成吉思汗开始重用耶律楚材，但直到蒙古占领大部分中国北方之后，才有机会实施不太彻底的汉化。
这一个时期，中国被北方游牧民族征服，应该从契丹占据燕云16州的公元936年，到南宋在崖山之战（今广东江门）失败，丞相陆秀夫背着8岁的小皇帝赵昺跳海自尽的公元1279年，总共用了373年。可以说辽国是统治汉地面积虽然最小，只是燕云16州，但是时间却是最长。蒙古算是统治了整个中国地区，但是时间却是最短。而中间的金国，统治淮河以北的中国北方，应当是最值得研究的一段时期。
女真族在入主中原的过程中，开始了一种新的政治尝试。就是和以前的拓跋族不同，女真人考虑的是，如何能够接受和改变中国传统的儒家政治体系为其所用，而又不至于自己被同化，免得失去自己的民族身份。
这个问题，对北方的游牧民族来讲，经历了五胡乱华时代，清晰的明白在中原政治陷入混乱和中原王朝腐败的时候，靠自己的武力优势，是有可能征服中原大地。可是马背上得来的天下，不可能靠马背来治理，如何运用儒家体系来做文治，而又可以保持自己游牧民族的武功，就是如何可以实行一个平衡的游牧和农耕的一国两制，是女真人的一大努力方向。
当年唐朝衰落的时候，在北方的回纥，曾经发生了一个是否要南侵的争论。当时曾几次侵入中原的牟羽可汗，看中原政治纷乱，企图在唐代宗去世后的乱局，逐鹿中原。其中反对南侵的，认为南侵失败的结果，自然是自己的国家灭亡，但是如果南侵成功，那么自己民族极其有可能就会被同化而不复存在。权衡得失，还不如和唐朝和好更符合民族的利益。最后牟羽可汗被杀，而结束了这次争端。
可以看出的是，女真族的这个尝试，改变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异族入主中原后，采取的主动要汉化的态度，而变成了希望不要汉化，或者尽量缓慢的汉化的过程。当然最后的结果，还是看时间的长短，后来的蒙古人因为在中原呆的时间短，因此避免了汉化。而女真人，和他们的后代满人，虽然主动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还是在漫长时间里完全汉化。
之五
在辽国的时代，一国两制已经实行，不过因为辽国的汉族人口和地域不是太大。而金国控制了中国北方，当时的人口大概是4千万-5千万之间，大概减去契丹和渤海等其他民族的5-6百万人口，对只有6百万人口的女真族而言（其中还包括早期征服的女真化的其他各族人口），是一个大的挑战。
很显然，在长城以北，还是要以部落制度为首的游牧民族管理方式，但是在长城以南，黄河北岸的地方就靠利用旧辽国的官僚和北宋降官管理。而对黄河南岸，尤其是接近淮河流域的地方，一些金军将领企图推行女真化的改变民俗的剃头方式，并不许当地汉人穿汉服，受到汉族民众的强烈反弹。因此先是采取了扶持傀儡政府，之前是用北宋丞相张邦昌建立楚国，之后是用北宋济南知府刘豫建立齐国，来作为和南宋的缓冲地带。
当然后来剃头发、留马尾辫、穿马褂的法子，在满清入关后又重新推行，这次是以“留发不留头”的铁血方式，以嘉定和江阴等等大规模屠城，来最终达到了目的。基本上是通过将汉族人的衣冠满清蛮夷化，来确立自己的强势文化地位。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契丹、女真和蒙古，在汉族地区采用的法律体系，都一致放弃比较严厉和苛刻的宋朝律法，而是采取相对宽松的唐朝律法，算是笼络汉人民心的一个法子。
女真人为了解决文治武功的问题，一方面在中原汉地的重要咽喉要道，驻扎满清军队，进行军垦，一方面将中国各类学术著作翻译成女真文，并希望通过这个教育来培养女真族的文官人才。这种军垦的方法，自然被后来的蒙元和满清所继承。比如说俺的老家贵州的黔北，因为地处去云南的要道，在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开始由满洲军驻扎，使满洲成为贵族这个西南边远地区的省份的一个世居民族。这些满族军人后裔，基本上全部汉化，在人民共和国鉴别民族身份时候，全部报之以汉族身份，直到1980年代，才恢复了满族的少数民族身份。
女真族的汉化运动，开始于金太宗去世后的天会13年（公元1135年）。16岁即位的金国的第三任皇帝金熙宗完颜亶，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嫡长孙。因为他的养父阿骨打的庶长子完颜崇干倾慕汉文化，从小请了辽国的进士韩昉教他汉文经典，因此被旧贵族亲戚们蔑称为汉儿。金熙宗即位后，其改革主要是在中央建立三省六部制度，把军权和行政权分开，以及在君臣礼仪上的变化。但是真正的大动作，是在金熙宗的养父完颜宗干的二儿子海陵王完颜亮，通过宫廷政变，谋杀了金熙宗之后展开的。
海陵王因为靠不正当的手段获得了皇位，因此诛杀了不少对他有威胁的皇族和宗室子弟共250余人。完颜亮自身也是受汉文教育很深，主张女真汉化。他大量重用汉族大臣，如刘苔、刘萼、张中孚等人，和其他汉化的契丹和渤海大臣。他在军中则取消了猛安谋克的等次，来限制宗室地位并罢免了女真贵族世袭万户职务。
海陵王的最大改革，是将金国的首都从现在哈尔滨的上都，南迁到现在北京的中都。这个迁都行为，和当年北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是如法炮制。就是通过远离女真人的祖先之地，使女真更加汉化。这个迁都行为，甚至包括把金太祖和金太宗的棺木迁葬，把整个旧都宫殿夷为平地，来杜绝贵族们的留恋之心。
另外一个汉化的标志是对科举制度的进一步恢复，把以前南北各选的方法，改成南北通选，并恢复了殿试。
海陵王在诗文上的造诣也不差。正隆四年（公元1159年），他派遣间谍到了南宋，带回来了临安的全城图。他在上面题诗一首：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侧，立马吴山第一峰。
这首诗的第一句，就是谈的是秦始皇帝的天下书同文和车同轨的故事，可以看出完颜亮的汉化程度之深。但是当完颜亮正隆6年（公元1161年），破坏了宋金之间已经维持了20年的绍兴合议，率部南下，却在长江边的采石矶（今安徽省马鞍山市）一战，被南宋的一个文人官员虞允文击败。
可是问题在于海陵王之前渡过淮河的前一天，东京（今辽宁省辽阳市）留守完颜雍发动政变，下诏废黜了海陵王，改年号为大定，即成为后来的金世宗。而完颜亮则在败军中，因扬州兵变，被乱箭射死。
由于金世宗是在反海陵王的女真贵族的支持下政变成功，因此他的政策自然就是要推翻海陵王的汉化趋势。而且由于在海陵王南侵失败后，南宋宋孝宗排斥了秦桧党人，重新用张浚，企图北伐。这个军事行动后来在符离（今安徽宿州）失败，宋金重新签署隆兴合约，南宋仍然要进贡20万两白银和20万匹绢，但就不再向金国称臣。
但事实上，就是金国的军事实力不再对南宋有压倒优势，其铁浮屠和拐子马的重甲骑兵战斗力已经减弱不少。因此金世宗的女真化改革，首先是减弱汉化的文治，重整女真的武功。他首先规定皇家的年度围猎行动，就相当于俺们今天每年就搞一次军事演习，并鼓励各种军队的练兵活动。
金世宗同时提倡说女真话、穿女真衣的文化运动，并在公元1188年禁止女真人穿着汉服。但是这个本土化行动已经太迟了，当他决定把汉文古籍翻译成女真文的时候，来鼓励女真文化，女真语差不多已经频临死亡。
因此他的后任金章宗完颜璟在公元1189年即位之后，汉化政策又恢复了。在公元1191年，禁止汉族和女真族通婚这条名存实亡，从金国的皇帝到官僚，都屡屡违反的法律，被正式废除了。金国的官员们开始讨论，在五德学说中，应该选择哪一个颜色来表明自己在中国王朝更替中的合法性。
之六
前面谈到了南宋在崖山之战中灭亡，那个时候，南宋的抗元名臣文天祥在元军的战船上，亲眼目睹了整个海战的过程。
文天祥，严格的意义上来讲，不是一个武将，算是一个文弱书生。他在南宋宝祐4年（公元1256年）中了进士，并在集英殿的廷对中，以“法天不息”的核心观念写的《御试策》被宋理宗钦定为该科状元。
文天祥的老师是欧阳守道，而欧阳守道则是宋朝理学大师朱熹的传人，因此文天祥本人算是朱熹的三代传人。而南宋的理宗皇帝又非常推崇程朱理学，因此君臣算是一拍即合，在文天祥的廷对中，贯彻的始终是程朱理学的基本思想。
因此这个算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上的一个悲剧，在一个国家和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需要救亡图存的时候，皇帝和最出色的大臣，讨论的不是强兵之策（因为南宋如果不算是富国的话，全世界从古到今，就没有人敢称富国了），而是天道之理，和人道之修。
这个时候，一个民族似乎应该出现的是中国秦国的商鞅，或者是普鲁士的俾斯麦。就算是这样的铁血政治家没有出现，最起码也应该出现苏秦或者张仪那样的战略家。
其实就算是俺说的当北方游牧民族手中有了粮，其军事优势仍然表现在短暂的冲击力上。金国的南下战略基本上是两次，其实都被南宋的军民所挫败。当时有一个著名的战事，就是在南宋绍兴10年（公元1140年），金朝大臣完颜宗弼，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金兀术，撕毁合约，南下攻宋，在顺昌（今安徽阜阳）打了一战，企图从这里南渡淮河。
当时防守的南宋将领刘锜实行的是全民抗战的路子，男子备战守，妇女砺刀剑，为了背水一战，制止宋军出名的逃跑习惯，他还学项羽，破釜沉舟，把船只凿沉，断了大家过淮河的后路。
而这次战役的时间是在盛夏，金国的重铁甲骑兵在中午时分，酷热难熬，口干舌燥的时候，附近颍河水里，和城外的野草中间，又被南宋军民撒满毒药，导致金兵人马大批中毒而削弱了战斗了。结果就是刘锜以区区不到2万的军队，以少胜多，和其他的著名抗金将领岳飞、韩世忠等，遏制住了金兵的攻势。
另一次就是前面提到的海陵王南侵，也是以金兵大败而结束。
因此只要宋朝能够积全国的财力和人力，抵挡住金国和后来蒙元的短期凶猛的攻势，坚持打持久战，能够做到全面皆兵的话，应该不至于被外族灭亡。
但是要做到全民皆兵，一个民族必须有坚定的民族主义意识。而从文天祥的情况来看，当时中国的士大夫阶层的理念里，民族主义的意识并不浓厚。
当年文天祥被俘之后，从元太祖忽必烈以降，都非常渴望可以把文天祥劝降。因此押送他去观看南宋灭亡的崖山之战，其实是一种心理战。
看到南宋军的惨败和王朝覆灭，文天祥当然是悲从中来，当时写了一首44句的七言古诗，以表达“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的绝望心情。
这首长诗的开头四句，说道“长平一坑四十万，秦人欢欣赵人怨。大风扬沙水不流，为楚者乐为汉愁”。因此可以看到文天祥类比蒙元和南宋之战，似乎不是不同文化，或者不同民族的争战，而是相当于战国的秦赵之战，和楚汉之争。
在后面提到元军的时候，文天祥用的是“南人志欲扶昆仑，北人气欲黄河吞”，“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北兵去家八千里，椎牛酾酒人人喜”，可以看出并没有带有强烈的民族意味在里面。
这里只要简单地将文天祥里面对敌方的描述，和更早一点，没有受到朱熹理学影响的南宋将领岳飞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不同。在岳飞的眼里，金兵可不是北兵，而是“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蛮夷，其文化上的民族意识，显然要强烈得多。
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文天祥的人格完全符合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境界。在南宋大厦将倾的时候，各地的地方势力和知识分子，要么考虑如何在蒙元新朝里谋个一官半职，要么如何考虑自己在地方上的明哲保身，只有文天祥响应了谢太后的勤王诏书，在元军20万大军的锋芒之下，召集了万人的乌合之众，试图抵挡蒙古铁骑。
有朋友劝他，你还是洗洗睡吧，以“乌合万余赴之，是何异驱群羊而搏猛虎”。文天祥回答道，“吾亦知其然也。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几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义者。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此社稷可保也。”
可以看出来，在文天祥的高尚人格中，有传统儒家“天下为己任”的抱负，有孔子的“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责任心，也有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品性，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实在是俺们今天的为政者和读书人，应该学习的楷模。
在元世祖忽必烈多次劝降不果的情况下，甚至以中书省宰相的官位为许诺，都没有改变文天祥的信念。最后忽必烈见了文天祥，问他有什么愿望，文天祥回答，一死而已。于是从容就义于北京的柴市。
之七
当时劝降文天祥的不光是元世祖忽必烈，还包括投降的南宋恭帝赵显和其他南宋大臣来劝降。而当文天祥的弟弟文璧镇守惠州（今广东惠州），因为看到元军锋芒锐不可挡，南宋朝廷回天无力的情况下，为让当地人民逃避刀兵之祸，献城以降。对此文天祥不但没有愤怒，反而非常欣慰，因为古来忠孝不可两全，他选择了尽忠，而他的弟弟就应该尽孝，来保持文家香火的传承。
但是对文天祥来说，他的舍身成仁并没有唤起天下的忠臣义士起兵。就连钓鱼城（今重庆合川）的坚强守军，在得知南宋已经灭亡，而开城投降。当初在宋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该城的宋军，让一代天骄蒙哥大汗丧命，导致蒙古南侵计划流产，为南宋延续了20多年的寿命。而由于蒙哥之死，导致了蒙古在欧洲和中东的征伐停止，从而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历史。在这之后的大汗争夺战中，亲近汉文化的忽必烈击败自己的弟弟阿里不哥（显然被有意翻译成不尊重自己的哥哥），后来在征服南宋的过程中，改变了蒙军滥杀的恶习，使中国南方受到的破坏相对较小。
因此可以看出来，当时的儒家知识分子在思维习惯上，不光是缺乏民族主义的概念，甚至连为自己的国家和社稷出点力，都不是太在乎的。可谓是“负心多为读书人”了。
看一下宋朝的结局，再和唐朝一比较，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在唐朝的时代，曾经出过许多少数民族，尤其是来自游牧民族的将军。比如说突厥族的阿史那杜尔、执失思力、哥舒翰，铁勒族的契苾何力，高丽族的黑齿常之，高句丽族的高仙芝，契丹族的李楷固、李光弼，回纥族的仆固怀恩，渤海族的李多祚，敕勒族的李光进，当然还有后来造反的胡人安禄山和史思明。
当然后来唐朝因节度使权力过大，而酿成安史之乱。但唐朝在自己的文治和武功中，充分运用了游牧民族的军事人才，自然增加了自己的实力。相比较于宋朝，不光是无法运用少数民族的军事人才，连自己的军事人才也压抑得厉害，反而向辽国、金国和蒙古输送了不少文治人才。这样一加一减，不处于逆势，那才出奇呢。
而诡异的是，宋朝输送出去的汉族儒生，在其对手的属下，反而比自己朝廷里的大臣要有本事。宋朝在军事防御上的能力弱，不光是军队建设有问题，而且还是国防战略糊里糊涂，显然朝廷无能臣是一大问题。
本来正如俺前文所述，北方游牧民族南侵，只要顶住了上来的三板斧，基本上局面就可以维持。可是每当强敌一出现，宋朝的朝廷里，马上就听到一大片的主和之声，要么主张放弃首都而迁都，要么主张进贡而和谈，每次主张顽强抵抗的人士，总是处于少数的劣势。无论是寇准，还是李纲，都经历过这样的困局。
那么为啥宋朝的大臣，早期你还可以见到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包拯、司马光、王安石和苏轼等等，不管政治观点是新党，还是旧党，总还是令人佩服。可是到了宋徽宗时代，似乎全朝廷的官吏们，用李纲的话说，都大部分是“寡廉鲜耻”的人？
从唐朝开始，到宋朝，一个很大的社会变革就是贵族和门阀的衰落，和士绅阶层的出现。这些士绅阶层，在科举制度下，获得了做官的途径，但这个途径慢慢就被腐化了，从而官僚队伍的选拔，就成了买官卖官、结党营私和贪污腐化的温床。
宋朝的官员人浮于事也比较厉害。从每十万人口的基数中的官吏人数，东汉是13人，西晋42人，隋朝27人，唐朝35人，元朝27人，明朝31人，而北宋是最高的51人。南宋大家官员又一股脑跑了过去，管的臣民少了，官员却没有少多少，使这个数字更高。
其结果就是机构林立，大家各部门之间互相扯皮，搞官僚主义的低效率。政令出自多门，而前方军情则在部门里慢慢爬梯子，导致整个系统反应迟缓。
这样的臃肿机构里，有才能的、资历浅的、年轻的上不去，资历长的、暮气沉沉、混日子的占据着位置。而官员多，位置少，自然就导致了为了争肥缺，大家一窝蜂的贿赂和贪污，使整个官场的风气败坏。
因为僧多粥少，学子们要出头也越来越难。在宋徽宗年间，全国的学校系统大概超过了20万个学生，而在政府只有2万4千个编制，仅仅可以录用500个进士。因此在考试的成功率上，在宋仁宗刚接位的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每10个参加考试的可以通过5个，就是50%成功率。到了20年后的庆历5年（公元1045年），就跌到了20%，每10个取2个。然后50年后，到宋哲宗元佑8年（公元1093年），变成10%。在南宋的宋高宗绍兴25年（公元1156年），更是到了1%，和宋恭宗德佑元年（公元1275年），是0.5%。
所以说，有才能的出不了头，而人家辽国、金国和蒙古都在大量招募人才，最后能干事的去了哪里，就不奇怪了。
而看到敌人杀到了城下，这些官员们个个想到是，如何保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算个屁啊。自然是一片主和声大起。而第一次金兵围攻汴梁，这帮人就想着花钱买平安，最后是京城的一帮大学生，在陈东的领导下，上街游行，就是古代版本的129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才导致了主战派李纲的复出，从而赢得了汴京保卫战的胜利。
科举体制出现，也造成了另一个社会变化，那就是产生了以管理国家为专业的公务员队伍。什么是公务员？就是以政府行政管理工作作为专职职业的人，那种“俺会打好这份工”的非政治性官员。
在今天的西方国家，这些公务员是公开招聘的，是不会跟你选举出来的内阁共同进退。在中国古代，就是你皇帝死了，干俺屁事。你宋朝倒了，来的是啥子朝代，什么蛮夷，俺不在乎，只要你提供干粮，有薪水，有好处，俺一定向你提供优质服务。
之八
所以说，要靠这帮人搞救亡图存，而人家的儒家教育中，本来就没有民族主义这一玩意，估计是黄粱一梦了。
这一些人，其实看起来比较像战国时期后来出现的一些谋士们，大家可是不管那国出身，在不同国家走来走去，找工作，求官职，建功名，和得富贵。但是即使在战国时代，大部分的谋士们还是为自己的国家服务，比较少的例外是，在楚国全家受到迫害的伍子胥，在吴国发展，最后借兵报家仇。或者是卫国出生的吴起，在魏国领军。大部分的情况，都是发生在秦国，有卫国来的商鞅、韩国来的韩非、和楚国来的李斯等等。
但好歹这些国家，都算是华夏国家，没有听说，谁走到了匈奴那里，帮助人家杀进中原。可是在宋朝形成的这个文官体系和士绅阶层，对国和民族的概念，那可是淡薄得多了。
南宋的最后一任丞相贾似道，在中国的历史书里，是被骂得很厉害的，算是把南宋灭亡的大部分账，算到了他的头上。其中骂贾似道最主要的几点，一个是这老哥喜欢玩蛐蛐，还出了一本专业名著，叫做《促织经》。该书分两卷，对蛐蛐的形状、颜色、分类、疾病、打斗、养育和训练等等，都给予了深刻的研究，算是这门学科的第一本世界专著。
这种玩物丧志的爱好，肯定被当时以崇尚程朱理学，讲求修身和自省的知识界所鄙夷。而贾似道另一个被人骂的，就是当时谣传他想和蒙古偷偷签订秘密合约，以割让长江以北和淮河以南之地，并进贡来换取蒙古不要南侵。这个谣言，并以忽必烈在襄樊的退兵，作为证据。
其实现在的学术界，基本确定当年没有这个密约，而且忽必烈退兵，是因为蒙哥大汗之死，大家要赶回去开武林盟主大会，争当接班人。估计当时贾似道确实是想和蒙古和谈，但以当时蒙古军的势力之强盛，大概人家根本不想买账。
真正让贾似道得到骂名的，其实主要是他的经济政策，就是向大地主阶层加税。在他于宋理宗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出任丞相之前，已经在地方上20年的官职，因此有不少政府管理和财政方面的经验。贾似道在主管财政时，还追过国家的欠税。
贾似道在理宗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干了一件让官僚们很不爽的事情，就是严格立法打击大户人家囤积粮食。本来南宋政府为了防止囤积粮食，采取了“和籴法”，就是由政府收购这些大富的粮食。而因为这些大地主本来就土地兼并得厉害，粮食生产的大量产出在他们手里，一囤积自然就会把粮价标高。当政府公价买他们粮食的时候，人家这些人又是朝廷大官，自然就会定一个好价钱，同时又把其他的小地主或者自耕农的粮食收购，一转手就肥了自己。
但是当时为了买这些囤积的粮食，南宋朝廷只好增加发现纸币，从而有引发了通货膨胀，导致城市里的工商阶层利益大大受损，人家也要上街砸酱油瓶了。因此贾似道的政策，就是希望能够取消这个方法，控制住通货膨胀。
这种公权私用的现象，中国现在一定也少不了。在美国，以前的副总统钱尼通过从国防部拿到手的油水合同，一转手进了自己人的军队服务承包公司，大概是同一种玩法。
贾似道干的就是要把人家这个大腕里的肥肉，给强过来，用现在最时髦的话，就是国进民退。
在景定四年（公元1263年），不顾朝廷大臣们的一片反对声音之中，贾似道强行推行“公田制”。这个制度很简单，就是根据大地主的官阶高低，来规定你最高拥有的土地亩数。那么超过这个最高额度的土地，怎么办，是不是全部收归国有？不是，人家贾似道也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只是规定超过部分的三分之一，让俺们国家收购成为公田。然后俺政府把这些公田租给佃户，收的田租就拿来做军费，以免抵抗蒙古的再次南侵。
这个均田的国进民退政策，可以说是最后导致南宋灭亡的主要因素之一。因为人家熟读孔孟之道的士绅兼官僚阶层们，对这个在大富豪的大胖子身上割肉，来减轻小屁民的穷瘦子的负担的政策取向，非常不爽。虽然这个政策，使南宋在这之后的12年间，军费是彻底解决了，让南宋成为世界上抵抗蒙古铁骑时间最长的国家。可是得罪了这帮士绅阶层的结果，就是当蒙古军再次南下的时候，这些知识分子们，就敲锣打鼓、手捧鲜花，对着杀过来的蒙古军队，高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了。
得罪这帮有钱有势的读书人的后果很严重。贾似道倒台后，这个均田政策立即就被废除了。但是因为这个政策而失去的“民”心，就是士绅之心，已经无法挽回。除了朝廷垮台，贾似道自己被人给打死不说，掌握话语权的读书人，还在元朝时期编撰的《宋史》中，把老贾永远钉在历史的道德耻辱柱子上。
贾似道不光是经济政策让大家不爽，他还试图限制宦官和外戚的权力，设立了一个信访信箱，让对官员们不满的人，可以写信投诉。在军费上，他针对军队将军们在修建防守阵地中间，趁机贪污和中饱私囊的弊习，也严格追查，导致了军事将领们的不满。
于是在蒙元南下过程中，南宋军队纷纷投降。元世祖忽必烈在南宋灭亡之后，曾询问投降的宋朝将领，为啥这帮人投降投得这么容易？结果这些将领回答，那个贾似道权倾一时，每每轻待俺们这帮武人而善待那帮文人，因此俺们早就不愤，那还不赶紧投降。
可是这个重文轻武的政策，是大宋朝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一直没有变动的国策，怎能算在贾似道的头上呢！你对老贾不满，也要拿出点实质的指责出来吧。于是忽必烈回答到，看你们这帮鸟样，贾似道轻看你们，那一点都没有错啊。
当然不是说贾似道是一个能臣，可是在南宋那个时代，大部分的儒生的本事，都是写些空谈，发些清议，一张口就大谈道德修养，可是大捞好处的时候，却毫不手软。贾似道虽然不行，也算是蜀中的廖化了。
之九
贾似道自然私德不是太好，但更大的问题，应该是能力还不够。在日本崛起的过程中，出了一个有名的首相，叫做伊藤博文。这位其实真正名字叫做林利助的老兄，是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一大功臣，被誉为明治宪法之父。他在任上打赢了甲午战争，签署了《马关条约》，创立了政友会，开创了日本两党政治的先河。
这位仁兄的政绩不管这么评价，都是可圈可点的。可是他的私德不昨地，非常好色，被日本各界戏称“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
在美国前些年，也出了一个私德有问题的总统，那就是比尔·克林顿。他的好色也很有名，不光是在外面沾花惹草，还在公家的办公室里，顺手和白宫的大学女实习生，演练“玉人何处不吹箫”的神功。
可是人家克林顿的政绩也是没得盖的。在国内主持了美国高科技的勃发，在欧洲进行了巴尔干战争干涉行为。与他比较起来，个人私德好的多的小布什，8年之内把美国治理得七窍生烟，看来靠私德来评论政治人物，不是一个好的尺度。
宋朝官员对外交政治的幼稚，表现在第一次联合金国攻灭辽国，从而失去了辽国这个缓冲区，不得不自己面临更凶猛的金国的冲击。而不接受教训，后来又联合比金国最凶猛的时候，还要凶猛的蒙古，来灭掉金国，可以说是自己找死。
如果宋朝的官员们有点脑子的话，即使希望收回燕云16州，那么也应该联合辽国抵御金国，等辽国在北方的领土被金国占领，就可以要么扶持一个辽国傀儡政权，要么自己接管燕云16州，来抵御金国。
当蒙古崛起之后，金国自己内部发生了数次黄河大水灾，导致黄河夺淮河出海，经济上面临重大困难。这个时候，正好又是南宋丞相韩佗胄的北伐，导致金国无力面对蒙古对东北的侵吞。
当然不管是南宋在后来联合蒙古灭亡金国是一个极大的战略错误，当年南宋和金国没有尽力支持西夏对抗蒙古，已经是一大失误。西夏之强悍，当初可以令成吉思汗陨落，如果在金国和南宋的支持下，当对蒙古势力的兴起，起到阻碍作用。
不过如果要用这套战略原则，首先你自己的军队起码也要有点战斗力才行。北宋仁宗年间，因为打不过西夏，只好将对辽国的进贡加码，希望由辽国出面来约束西夏。
当年在女真兴起后，占领了辽国的东京（今辽宁辽阳）以及辽东半岛，就和北宋下辖的山东半岛隔海相望。于是北宋的腐儒们开始发黄梁美梦：如果和金国合作，就是所谓远交近攻，对辽国来个南北夹击，然后就把后晋石敬瑭让出去的燕云16州给拿回来。由于当时北宋境内，因为土地兼并严重，已经不少农民起事，如太行山的李勉、淮南的刘五、粤闽的刘花三、山东的宋江和浙江的方腊等等，都要求北宋朝廷，在外战上有所作为，来转移国内的贫富悬殊带来的矛盾，并通过军事威力的展示，来威慑各地骚动的民众。
在宋徽宗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春，北宋派出使者马政渡海，商量合作事宜。经过几次商谈，在宣和三年（公元1120年）秋，金国已经攻占了辽国的首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的巴林左旗），整个协定才拍板定案。这个方案，被称为“海上盟约”，由金军攻取辽国长城以北的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的宁城），由宋军攻取长城以南的燕云，双方军队不越过长城。完事后，燕云归于北宋，但北宋则把以前给辽国的岁币送给金国。
可是盟约订了之后，北宋军队忙于在国内救火，到处去扑灭各地的农民造反，无力履行盟约。直到宣和五年（公元1122年），算是把国内的各路造反人马，能剿的给消灭了，能抚的给招安了，又在金国的几次催促下，在5月由童贯和蔡攸，领兵2路北上，不料刚到宋辽界河（今拒马河）南岸，人家辽国驻军就渡河而战，把两路宋军打得大败。
同年10月，宋军卷土重来，这次不光算是打过了边界，还有6千军马过了卢沟河，攻入燕京，但在巷战中又被辽军打败，驻扎在卢沟河南岸的大营惊恐之下，防火烧了自己的营寨，闻风而遁，导致逃兵自相践踏，尸横遍野。
反观金兵，则令辽军望风披靡。人家在按照履约攻下大定之后，对辽军追击而攻下辽国西京（今山西大同），并导致辽国皇帝逃亡阴山西北。于是童贯暗中派人求金军攻燕京，结果在下一年初，金兵过居庸关南下，把关辽军不战而溃退，燕京守军望风而降。
这样一对比，那就让金国朝廷把北宋政治腐败，军队低能的状况看得清清楚楚。想找个机会，好好把富裕的北宋洗劫一下，就成了女真将领们的共识。只不过人家刚刚拿下辽国，还需要时间消化。因此当北宋的昏官们要求收回燕云16州，外加长城东面的三个州：平（今河北卢龙县）、营（今河北昌黎县）、滦（今河北迁安县），就是今天河北的唐山和秦皇岛滦河一带，山海关以西一线。女真人当然要反驳，因为你北宋根本没有履行约定，燕京和大同府都是人家金兵打下来的。
于是几轮讨价还价之后，北宋又交了100万贯铜钱的现金之后，算是要回了燕京和附近6个州，但女真人在交割前，把大部分的金银财宝和壮丁男女人口，都卷走了，留了差不多空城给北宋。
而这个时候的北宋官僚们还不知道大祸降至。
不过要靠朝廷里面的那帮官僚和读书人来解决民族和国家存亡问题，不是很靠谱。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蒙元强权的覆灭，最后不是靠的是文天祥心目中的有个人高尚品格的读书之士，而是被元朝压迫日久的黄河流域的农民们。
之十
这些大字不识的泥腿子们，在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5月份，被黄河在白茅堤（今河南兰考）决口的洪水，给洗了个澡。次年5月天降大雨20来天，黄河水暴涨，平地水深超过2丈，黄河相续多处决口，导致河南和山东的两岸人民，尽作鱼鳖。
洪水之后，就是大旱，大旱之后，就是瘟疫。因为政府财政的收入80%来源于山东地方的盐场，于是在至正11年（公元1351年）丞相脱脱决定修河，让黄河回到故道。
可是各地强征来的15万民工，大部分是这7年给害得家破人亡，而政府的救济不是很到位。被强征为民工之后，待遇很低，在加上监督官吏们中间打斧头，已经是愤怒和怨恨此起彼伏。而当年因为元朝政府靠印钞票来解决问题，发行的至正宝钞引发恶性通货膨胀，老百姓用宝钞10锭，应该值5万文铜钱，却在大都（今北京）买不到1斗米，害得大家开始用物物交易来做贸易。
这个时候，反正要靠儒家的读书人是没有什么指望，那些民间宗教的组织者们，例如韩山童、刘福通、和彭萤玉等等没有读过太多圣贤书的人们，就唤起红巾千百万了。
当然这些泥腿子们，如果没有真正读明白书的读书人的引导，也很可能会把一腔热血去做事倍功半的蠢事，比如说清朝末期出现的义和团之类。但是当泥腿子们，在清楚的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其巨大的能量就贴现出来了。
而这些唤起农民千百万的有识之士，比如说当年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澎湃、阮啸仙、毛泽东等等，唤起的农民，那就成了中国现代革命中民族救亡图存的中流砥柱。后来在朝鲜的美军名帅麦克阿瑟听到中国军队可能会参战的情报，曾经嗤之以鼻，农民军队？结果就是这些泥腿子们打得这位西点名将丢盔卸甲。
其实回顾当年北宋被金兵入侵的历史，俺的感受是基本上是中国在1930-40年代，日本侵华历史的回放。金兵未至，就嚷嚷着要和谈和投降的大多是庙堂之高位的官僚，见了金兵就望风披靡的是北宋的政府正规军，而真正和金兵打个你死我活的，反而是各地的屁民和小老百姓。就是说其实在小民中间的朴素民族主义从来就存在，只不过没有被有效地开发出来而已。
俺个人的观点是，中国近代救亡图存之成功，和民族复兴之初见端倪，主要依赖于知识分子阶层的民族主义之兴起，和这些具有民族主义气节的知识分子，走了和劳苦大众相结合，对普通人民进行了思想启蒙运动的群众路线，就将这种朴素民族主义引发了出来。
而传统的中国儒家思想，虽然有孟子的民本意识，但在政府管理上，是鼓励和民众脱节的依赖于受教育阶层的精英意识。这个文官体系，在排除了普通屁民对社会政治的参与之后，一方面鄙视和压抑他们认为“钱就是大爷”的商人阶层，另一方面讨厌和不屑他们认为“枪就是大爷”的军人阶层。
当然在具体政治实践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笔杆子和支票本同样少不了。大部分儒家人士，比如说清朝大儒曾国藩，完全不会拒绝运用金钱和暴力，来平定太平军，从而开创了最后北洋军阀四处割据的局面。但是在儒家思想的理想中，他们期望的是一个天意所属的王权出现，可以让他们对这个权力进行政治依附，完全由儒家的文官们解决一切问题。而不是像曾国藩那样，靠自己形成的权力来源，来解决问题。
因此对北宋，在经济、文化、艺术、哲学、社会和科技发展到了中国历史最灿烂的高峰，却也是中国文明被野蛮民族征服的时候，世界上不少的汉学家都试图为此找出答案。
而大部分人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中国文官管理体系中，并没有一个对武功这个暴力功能，对建立和保卫国家，稳定社会的正常运行的贡献，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传统文化上，中国文明的成熟，表现在对和平的肯定，正如许多西方的学者，对中国明朝永乐年间，所拥有的强大海军力量，没有用来征服和殖民世界，充满了敬意。要是换成人家西方人，早就杀得全世界各地人种灭绝，文明覆灭了。
这种对以暴易暴的反感，确实是一种高尚的文明，可是在人类世界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盲目的以文治作为唯一的答案，而厌恶武攻，简单地以文化主义来淡化民族分别，作为受到教育的民族精英的知识阶层，就在保家卫民的成绩单上，交了一个不及格的答案。
虽然今天俺们可以回过头来看历史，因为中华文明的先进性，在历史上不断的通过汉化附近的周边民族，而达到了中华民族融合和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民族的结果。俺们也可以看到历史上，当汉化后的契丹族人耶律楚材，对蒙古大汗窝阔台的影响，而挽救了汴梁过百万人口被蒙古大军屠城的结果。
但俺们也要明白，这种中期开始的异族汉化，并不能抹杀在前期，外来征服者对普通民众的大批屠杀。例如在金兵攻宋的初期，除了掳掠河北和河东（今山西）的壮丁充实自己的军力之外，大批的农民被掳夺作为奴隶，被押解到北边，用作女真人和党项人，以及其他游牧民族，交换马匹的货物。有时候，当捉的人太多，又不想花费粮食来喂他们，曾有数千人一次的“人货”被坑杀。这样的屠城故事，在后来的蒙元、满清和日本入侵中，又多次出现。
当然提起这些旧事情，并不是要号召大汉族沙文主义，对今天的少数民族作清算，因为俺们今天的所谓汉人，不少人就是这些汉化的蛮夷的后代。但是了解这些历史，才可以让今天的中国人明白，没有一个健康的民族主义，当然这个民族主义不是大汉族主义，也不是地方民族主义，而是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国族主义，是今天中国人必须建立的新文明的基础之一。
在当今的中国知识界上，看到民族主义被不少所谓有志之士，当成洪水猛兽一般攻击，张口闭口世界主义和人类普世价值，却没有想到，不是因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在1949年为俺们屁民抵御了外敌，中国今天不一定会比伊拉克好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