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看了前面对西方民主的楷模美国的选举民主的描述，估计大家都会得出与俺同样的结论，就是这个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与人民真正做主，或者说俺提到的主权在民，其实相差甚远。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其实不止是俺这样的草民。在德国，有一位思想家，叫做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他在1911年出版的《政党论》一书中得出的结论，就是西方的选举民主，最终一定会走入保障少数利益集团的寡头政治。
这个理论被称为“寡头政治铁律（Iron Law of Oligarchy）”，指的是任何政治体制，不论你开头的时候，是多么的民主，还是多么的专制，最后都会变成寡头政治。
米歇尔斯在研究欧洲的社会民主党的时候，发现虽然这些党派鼓吹民主和大众参与政治，但他们的政党其实和保守党一样，都是由党内的大佬们控制。这个现象在美国其实一样，直到今天政党还是主要由党内大佬们话事。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就是政党的出现。作为一个人类组织系统，当一个政党的组织越来越复杂，最后的结果就是党的运作越来越不民主，变成了少数元老主控的组织。
简单地说，就是有组织，就会出现官僚主义，而官僚主义就带来权力，而权力就造成腐败。当大佬们控制了高层的政治权力，就利用这个权力提拔自己的亲信，巩固自己派系的势力。然后整个派系就获得自己的权力分红，并用这个分红来奖励自己的人马，收买更多的派系之外，甚至对手派系的精英。如此类推下去，考虑到民主选举制度的候选人，都要经过党派内部协商出来，这样的寡头政治，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那么可不可以排除官僚主义？应该难度不小。大型组织，自然就会有协调的问题。要协调，就需要官僚体系。而官僚体系的运作，靠的是上下级别的森严壁垒以到达运行的效率，本来就需要高层CEO的独断专行。任何有效的决定，无可避免地不能靠人多嘴杂的乱嚷嚷来解决，只能靠少数人的当机立断。
这种组织高效运行的要求，自然就是把大量的权力放到了少数人的手上，而这些少数人，也就是寡头，自然就会想尽办法来维护他们的权力，并希望能够权力越多越好。
而大的组织系统，由于技术上的原因限制，不可能大家老在一起讨论问题，就会产生通过代议的形式，就是派少量代表来完成这个程序。又由于人群心理的羊群效应，希望看到一个英明的领导带领大家向前进。
然后又因为领导再英明，也不可能事事亲力亲为，自然要把各种具体事务，交给手下的代理去做。这样就造成了组织里人事的专业细分化。结果就是通过对这些专业人才的依赖，领导们就开始脱离群众，高高在上了。
官僚化和专业化，伴随的就是法律条文的繁杂化和神秘化，搞得普罗大众们也搞不懂里面是些什么东西。当然这种发展的优点，就是政府系统的理性化和程序化，对一个系统的稳定性有好处，但是在面临外部和内部的挑战时候，这个系统就缺乏足够的活力和弹性，来解决问题。这种以稳定为优先的思考方法，自然导致整个系统的得过且过的惯性。
如果面临的挑战不大，也许混一下也就糊弄过去了。但是如果挑战过于严峻，那么系统崩溃的可能就非常大了。
当然这位老哥最后的解决方法值得争议，就是他加入了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的政党。因为他认为，一个具有个人人格魅力的国家领袖，比如说墨索里尼，可以绕过掌握政治权利的利益集团阶层，直接和广大人民群众沟通，以此来消除利益集团对人民利益的绑架。
这种思考方式其实在许多国家都比较流行。比如说在大萧条时代的美国，整个民意显然支持由总统罗斯福实行个人独裁，来取消令人讨厌，只是保护少数利益集团利益，忽略广大屁民生计的国会和高等法院的民主体制。当然在那个时代的美国，“独裁”一词并不是像今天这样，如此面目可憎，而“民主”一词也不是像今天这样被吹得“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时闻”。这个变化都是在冷战中，民主才开始变成对付华沙条约国家的舆论武器。
其实想一下，那个时代的美国，用来保护普通劳工权益的最低工资制，被人家高等法院大法官们宣布为违反美国宪法，而国会天天忙着通过法案，为有钱人减税。倒是罗斯福想实行一些社会主义政策，来帮助穷人们过关，反而成天被国会打压。
而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试图推行的人民民主，也是走的这条通过具有高度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和劳苦大众直接交流，试图把中间的官僚利益阶层取消。这个大民主的社会实验，结果也是灾难性的失败。
前面讲到柏拉图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难以避免钱对政治权力的操控，因此他认为私有财产和社会不公的问题，解决不了，人民没有经济上的平等，是不可能获得政治权力上的平等。这个观念，得到了后来的西方思想家，比如说英国社会主义思想家托马斯·莫尔，和法国哲人孟德斯鸠，都比较赞成这个只有实现了经济平等，才可能实现政治平等的观点。
这个观点后来受到了一位法国人托克维尔的反对。这位法国老兄到了当年杰克逊治下的美国跑了一圈，写出了著名的《民主在美国》一书，提出了政治平等，不需要经济平等背书，而以完全区别于欧洲的美国环境产生出来的自由主义，使美国成为政治平等的楷模。
这种美国优越论，通过一个对美国社会并不是特别了解，走马观花9个月的老外的吹捧，似乎同今天中国那些估计连美国都没有来过的知识精英们吹捧的美国民主自由万金油论调，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托克维尔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地位，本来比较一般，但随着民主概念，在冷战中间，尤其是里根之后，逐渐成为西方对付苏联的思想武器，他的地位就像火箭一样直线上升，有点从关公变成关帝的架势。
之二
其实可以理解的就是，在托克维尔眼中的美国，在对财富的贪婪追求的过程中，财富在少数人中的集中，并没有带来对贫困人口的财富的掠夺，因此资本主义精神和自由市场的信念得到了推广，整个美国人口，总的来说，是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了政治上的平等。
而因为美国这个新大陆，没有旧世界的包袱，因此其民主的出现，虽然是以印第安人和黑人的血泪作为代价，但这些只不过是白人眼中的垃圾，所以没有出现在欧洲那样，对贵族专政的暴力革命。所以鼓吹民主运动的学者，必须依靠美国的例子，来减轻欧洲人，尤其是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们对民主的恐惧。
当然对托克维尔本人还是要佩服的。因为他本人是贵族出身，家里一大帮人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推上了断头台，尤其是他的曾祖父毅然决然出来为路易十六辩护，而以身殉职，被欧洲贵族们尊崇为典范。他自己的父母本来在等死，因为雅各宾党倒台而逃过一劫，可是他的母亲却因为惊恐而精神失常。在这样的家恨之下，他自己却对法国大革命持支持态度，认为在大时代下，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比党派和个人的悲欢荣辱要重要得多。
这样的历史观和荣辱感，是值得尊敬的。反观一些现在中国舆论界出现的一股民国翻案风，出现龙应台之流的企图以个人悲欢，来虚无民族和国家的进步，倒是一个很值得人感叹的现象。
当然在那个时候的美国，就是托克维尔访问美国的1831年，美国人口大概是在1300万左右，其中黑人奴隶大概是2百万。因此生存空间的广阔，使得白人们的自由和平等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因此大部分白人家庭，都可以杀一帮印第安人，圈一大块西部的土地，然后买几个黑奴，就俨然成了有产阶级，在心理上不存在你谁和谁，就是比俺要牛的想法。
在欧洲需要展现一下自己的贵族身份，和从祖上那里传下来的百顷良田农庄的富裕，在美国这里就变成骑几匹马，端几条枪，出去抢这样的简单工作。谁又比谁高贵多少呢。
那个时候的托克维尔的老家法国，大概人口是2千多万，其人口密度，基本上可以和今天美国3亿人口之下的人口密度，就是大概每平方公里30几个人相比。
因此在美国不成为问题的财富分配，尤其是工业革命和城市化高度发展之前的农业经济，土地的拥有权，在人口密度高的法国，当然就是一个大的问题。当然在城市化之后，这个土地财富就转化成了房地产财富，但由于人们居住条件的拥挤，自然对社区，就是说集体的要求，将会是比较高。在这种情况下，对集体利益的重视，通常会比个人利益要优先。
其实在美国早期，由于白人的殖民点经常受到印第安人游击队的袭击，要求大家必须抱团以求生存，因此不太常见托克维尔看到的那种个人自由。而且后来出现的以宗教异端教派为主的集体公社，比如说从德国搬到美国的“和谐社会（Harmony Society）”等等，都是这种群居的宗教社团。
只是在美国西部扩张中，彻底打垮了印第安人的抵抗，算是解决了集体安全问题，那种独立农庄的经营方式，才得以大规模发展起来。
从这个角度来讲，欧洲后来发展起来的民主体制，就没有走孟德斯鸠提倡的三权分立的路子。本来孟德斯鸠糊里糊涂地以为英国的体制，是把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以达到权力之间的互相平衡。但其实真正进行三权分立的倒不是在欧洲，而是在美国。欧洲采取的议会主权制度，其实政府的行政权和立法权，并没有分离，而是采取了权力集中的方式。
这种集中权力的方式，非常显然就是俺这里提到的人口密度原因，需要政府更多地考虑到集体的利益，而采取牺牲个人利益的客观要求。
而在人口较为密集的地方，财富不平均的扩大，自然会导致对国家里的穷苦和弱势阶层的利益损害。这一点是当时人口密度低的美国，短期内看不到的。这种环境的不同，当然使美国个人的自由要比欧洲人相对要大，对政府的干预比较持负面态度，因此欧洲人对社会主义的政策之赞同，自然和美国人的反感，形成鲜明的对照。
如果你坐着直升飞机从美国、中国、和欧洲的天空上慢慢地飞过去，就可以看到一个不同的景象。那就是在大概2公里的距离之内，美国的中西部平原，看到的是一家挨着一家的农庄，在欧洲中部的平原，看到的是几十家一个小镇，而在中国的华北平原，就是几百家紧挨着的村庄。
当你这个同样的地理空间，放的是一个人或者一个4口之家，相对于这个自然环境，发展起来的当然是重视个人发展和家庭价值的社会形态。而你把几十家放在同一个空间，发展出来的文化，自然就是家庭关爱之上的社会关系和财富分配。到了中国这种几百家的地步，那么集体利益的优先考虑，是无法用自由主义如何如何来否定的。
其实美国今天已经进入了这个人口成熟期，就是任何富有阶层的财富积累，已经不可能在不影响贫穷阶层的生存条件下进行。从门罗主义后，到老罗斯福开始的对外掠夺，在小布什手上，开始走入坟墓。阿富汗和伊拉克两个烂尾地盘，变得得不偿失。在这种内部空间变得狭小，外部掠夺路子走不通的情况下，内部的分配问题就变得迫在眉睫。
因此美国以后面临的国民收入分配问题，就会在税收、社会福利、医疗保险等等上面，逐渐表露出来。靠从前提倡的美国梦、个人主义和政府不干预的自由市场这三个板斧，已经无法解决新的形势下面临的严峻挑战。靠着政府为私人的金融家们抗责任铁牛的方式，把金融危机换一个马甲成了财政危机，将会给美国现在实行的自由民主政治造成极大的内部和外部挑战，这个系统如何可以勇敢地进行改革，而不是在目前的低效率之下继续干耗，是体制可不可延续下去的关键。
除了财政危机之外，美国社会也出现了一个内部分裂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前面俺提到的教育双股制度的出现，和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和拉丁裔人口的增长，导致他们在政治权利上的影响增大，会慢慢出现一个国家公务员系统，比如说各个州的那些中低层政府部门的打杂的，会逐渐被这些族群中，不求锐意进取，只想通过人多势众从而享受容易的政府优惠的人群占据。那么结果就是，你会看到一个以白人为主体的私人工商业集团，和以少数族裔为主体的政府职员集团，在传统的美国政府和私人之争下面，加入种族割裂的主要因素。
之三
那些从前争论的大政府还是小政府，多些税收还是多些福利，走欧洲形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坚持美国资本主义传统，靠政府干预解决收入差距还是靠个人奋斗实行美国梦想，这些争论就会从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之争，再加上种族冲突和文化分野。
当然大规模增加的拉丁裔人口和来自中南美洲的非法移民，又无法进行文化融合，都会为美国带来内部殖民化的头疼问题。
除了这些内部隐患，来自外部的挑战，就是中国的复兴带来的东亚整合导致世界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重新回到欧亚大陆。在这种西方文明全面衰落的过程中，又受到穆斯林文明的军事极端势力的恐怖主义挑战。
现在中国人也许会笑话这些极端势力对美国和西方强大的军事实力的挑战，只不过是以卵击石。但是不要忘了在100年前，当中国的义和团民们对西方军事实力的挑战，也是以卵击石，但是50年后的中国，在朝鲜战争上的表现，就完全令人刮目相看了。因此穆斯林文明的崛起，或者说人家的复兴，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那么转过头来看中国，在一个人口密度比较高的国家，实行更加自由的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在财政和税收政策上对收入不平衡的调整，其实就会令更多的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受到侵害。而鼓吹将这些措施进行合法化，在中国建立一个美国模式的自由民主制度（或者更准确地说，自由资本制度），其实就是要求确立中国出现的资本家阶层，对政治权力的更大控制。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农业社会，任何王朝要考虑的都是如何防止土地兼并导致无地的农民增加，而出现大规模流民的情况。而现代社会考虑的就是不能让城市房地产兼并，而导致无房可住的笼民和蚁民的增加。
中国要防止的，不光是不能出现民主印度那种“朱门酒肉臭，路有饿死孚”的情况，还要防止出现民主美国那样，对街空房屋，贫民帐篷城的局面。
由于中国文化的特殊传承关系，在全世界到处存在的官商勾结的现象，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表现的形式是资本为主而控制政治。而在中国则仍然是以政府主导，来控制资本。因此对中国进行西方的自由民主（或者说自由钱主）的改造，其实就是等于要求大家把政治权力交给资本，从而让那些在国有财产私有化过程中，把公家的钱塞到自己口袋里的官僚们，摇身一变，就变成了私人的资本大亨。然后这些大亨们，就把不那么光彩和正当而获取的财产，变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在通过所谓全民都可以投票的假民主的过程中，彻底掌控政治权力。
中国的政治体制发展，当然不应该是这个私有化和西方民主化过程，把大家变成少数资本家集团的奴隶，再通过内部的官僚资本集团和外部为西方金融集团服务的中国买办集团联手，倡导所谓资本的全球化，从而连中国人的民族自立和国家独立的底线都给予放弃。
如果按照这套路子去改革，那当年还搞什么人民共和国，走这么长一条弯路，直接让蒋家王朝卖国下去，不就得了。
那么就回到俺之前问的一句话？中国的民主出路在哪？
其实很简单，就是要保证政府对资本的控制。如果今天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有太多弊病和令屁民们不满意的地方，其根本出路在于，如何通过制度上的建设，约束住政府的官僚体系和资本的勾结，和增加屁民对官员的监督程度。
因此俺一直认为，中国的主权在民，应该不是集中精力在“官威”，就是官员产生上的民意体现，而是应该在“吏治”，就是官员行使政治权力上的责任问职。
中国的文化特殊，体制也是世界上的唯一。直到今天，大部分海外的中国学家们（就是Chinese Scholar，以前被错误地翻译成汉学家，又绕回俺说的把中国人有意狭义到汉人）仍然持有这样一个观点，就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文化国家（Civilization-State），而不是西方那些民族国家（Nation-State）。
因此在中国实现主权在民，要走的还是应该是群众路线这条唯一的康庄大道。
在中国的历史上，中华文明的一个优点是其文化主义，以及因此出现的文官制度。但是这个优点推行到了极致，却造成了另外两个文化要素的衰弱。一个就是重商主义，一直没有得到政治体系和其代表的文官精英阶层的重视。另一个就是尚武精神，在唐朝之后，就逐渐萎缩。
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主要成果，就是重商主义的出现，而出于对自己国家和民族救亡图存而兴起的民族主义，也为重新找回汉唐传统的尚武精神，起了关键的作用。
如何把文化主义、重商主义和尚武精神这三大要素，在理性和不狂热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凝聚力下，有效地融合，就是中国强盛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不二法门。
当然如何吸取西方的资本控制政治权力的经验教训，在重商的同时，保证不要在西方选举民主体制下，把民主政治变成钱主政治，保证国家对资本权力过大的制约，是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的选择。
这个选择当然是一个困难的历程，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和资本控制全球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竞争，而确定中国作为世界性有影响力的大国的地位，自然会遭到西方资本控制的西方媒体和相当数量的中国媒体的围剿。
当然更潜在的危险，则在于掌握政治权力的官员们，在制约资本权力的同时，握权自重，公权私用，以公肥私，和骄横跋扈，将西方式样的资本主导和官员跟随的官商勾结方式，变成中国式样的官员话事和资本捧场的官商勾结方式。
而主权在民和群众路线，就是要保证普通草民，对这些官员的监督。这就是俺一直提倡的“严吏治”的深刻含义。
之四
要严吏治，靠的是两条腿。一条腿，叫做法律。就是说通过对官员行为的严格规范，对官员一个地方任期的限制，对官员籍贯的本地回避和外放制度等等，都要明确地规范。
而要实现普通群众的监督权，如何任命官员，倒不是最为重要。选举也罢，推荐也罢，公开招聘也罢，都可以作为选择。其实以中国现在乡镇进行的，有8亿人民参与过的选举，已经出现不少俺们在西方选举制度下看到的弊端，例如当地豪族掌握选举结果等等。
在中国的城市一级领导官员，采取排除本省人士的全国性公开招聘，由当地民众、专家学者和中央政府三和一，各占三分之一成立评委会，选择能力和经验都不错的人才，出任这些职位，未尝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只要这个过程保证公开化和程序化，让当地的群众具有围观的权力，其实不用投票，也没有关系。但是要保证的就是在任期内，比如说中期的时候，让老百姓给一个期中考试，考试不合格的，立即解除合同。做得好的，就有高额合理的花红分配。
最重要的就是要实行政府官员的财产公开制度，和亲属经商回避制度。如果做得到这两条，其他的制度安排，就比较容易实行了。
之所以提到在市这一级，主要是考虑到治大国如烹小鲜，先把基础打好，将来在省这一级就比较好推广下去。而且直接关系普通群众生活的，是以基层干部为主。如果把基层的官员的清廉问题解决了，你上层官员，本来就是这些里面的佼佼者，才走到省一级，然后又从省一级的拔尖的，走到中央最高层的圆桌会议上，自然清廉问题更容易解决。
而且当前中国体制里面，政治局9常委的圆桌会议，比较类似于中国古代传统的部落联盟会议，或者说西方天主教里的红衣大主教大会。在执政的能力上，和政策考量上，比美国式民主选出一个小布什的寡头方式，似乎效果要更好一些。
至于省一级的官员，中国的传统是作为中央政府的代表，担当地方各派势力博弈和角逐的裁判者，并代表一个平衡各省地方利益和兼顾全国整体利益的调节器。如果这个位子，完全有地方推举，变成完全的地方利益代理人，会不会因此而导致各省之间的斗争恶化，和中国统一的内部裂痕，还需要好好地考量。
尤其是现在中国的省级单位，规模太大。一些大省人口过了亿，比大多数国家都要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代表中央利益的省级官员，无法面对当地太过强大的地方利益集团，而且这些集团往往还有背后的靠山在做京官。为了不得罪地方势力，反正自己也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在位置上耗几年，就挪个窝，自然也无力和无心和地方势力对抗。
而要是这些官员同地方势力同流合污，造成的结果，则是因为省级规模太大，而成为强藩。因此如何走汉朝主父偃的推恩策，扩大省级单位的数量，同时压缩省级官员的权力，才可以走下一步如何建构一个中央和地方，官员和民主的权力平衡问题。
严吏治的另一条腿，就是道德监督。光靠法律来治理一个国家，而忽视道德舆论的作用，一个国家很快就会走入玩法律游戏，养出一大堆律师大状的诉讼文化之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会陷入金钱控制法律的局面，通过将法律的不断细分化和繁杂化，拿出一大堆小民听了也不懂是什么的法律名词，然后就让掌握权力的官员们，给你来一个“虽然这个行为是不道德的，但是是完全合法的”忽悠。
这次在美国的经济危机，华尔街的金融家们勾结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合法地在把国家搞得鸡飞狗跳的时候，在拿巨量奖金。在国家拿钱帮他们救火时候，还是拿巨量奖金。然后在金融机构站稳脚跟，但是实体经济仍然艰难的时候，更是在拿巨量奖金。
虽然这些行为不合理、不道德、很无耻和很肮脏，可是人家说，俺们完全合法呀。法律至上，就是说比道德和理性更重要。因此俺们只要用足够的钱，通过有利于自己的法律，就可以胡作非为而不用惧怕了。
因此中国要防止的就是，坚持以法律至上的名义，来摧毁社会的道德要求。对未来中国社会的设计，还是要走法律和道德同时进行的两条腿走路。如果法律上限制不了的事情，俺们小民就要用人肉搜索、用网路谩骂、用围观和起哄的方法，把这些不道德的官员们给骂个狗血喷头。
当然如果执政党能够真正地做到内部的监督，处理一大批和黑社会有关联的黑官，将全家移民只剩下自己随时跑路的裸官，一大帮三姑六姨都在挂名做生意的商官等等，都好好地清理一下，也不失为多重监督机制的一个方法。
当然对官员队伍建设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要把官僚系统建成一个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使这个队伍的人员组成，具有极大的流动性，不断把旧血里的癌细胞给杀灭，然后不断让新生血液补充进来。
中国还有一个值得考虑的方法，就是叫个人财产封顶制度。就是说对私人财产，进行一个最高限额，比如说一个人名下只可以有多少房地产和多少财产等等。对多出来的实行高额的财产附加税，以限制巨富家庭的出现。
在北欧实行的某些措施，比如说瑞典的开快车罚单，就是根据个人财产决定。一个普通人大概一张罚单是2百多美元，但是瑞典第一富豪吃了一张罚单，就是20多万美元。要是杭州的富二代们，敢在玩飚车，一张罚单就开它几百万人民币，看这些钱多得发烧的财主们可以嚣张多长时间。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继续提高中国的教育水平，杜绝出现富二代和八旗子弟的贵族学校。要让全社会里的所有人，都要可以从政的机会。在舆论宣传上，一定要把被资本精英们控制的话语权抢夺回来，要继续普及人人平等和均富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中国文化里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反贵族传统，使那些热衷于什么巴黎参加名门舞会，CEO高级俱乐部之流的贵族组织，在大众舆论下，如过街老鼠。
俺也明白，要真正做到这些，并不是一件易事。可是如果不是努力去做，不光是中国的人民主权永远不可能实现，而且中国历史上的周期率也不会避免。对俺们草民，当然也不是什么大的麻烦，顶多就是再次打倒一个国民党而已。
之五
大概看了俺对真正的主权在民之实现道路，就是以群众路线的方式，来达到对官僚系统的有限监督，都会说一个字：难。
确实是比较难，要现在大权在握，可以以权寻租的官僚们，做出限制自己权力的改革措施，不能不说，是有点与虎谋皮的意味。
但是要说难的话，当年的商鞅在秦国改革郡县制，不可谓不难，那可是要改变实行了N百年圣人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啊。从秦始皇到汉武帝，逐渐落实的统一全国的中央集权郡县制，也不容易，中间经历了多少次，进两步退一步的反复。
而在1900年以后，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也被改变了，在某些国家，比如说英国和日本等等，还有这样皇、那样王、这个太子、那个公主跑来晃去的时候，俺们中国人已经不再被这些粗鄙的血统论毒害了。
因此要实现社会的大变革，大概是有三个条件要考虑。
一个就是要有全民共识，尤其是这个民族的精英知识分子的思想共识。这个共识，就是不论从中国传统的文化源泉，还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理想教育，都可以推论出中国的政治制度，必须是民本为重，人民权力，政府必须是人民的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才具有真正的合法性。
而从中国传统的思维习惯，就是说二元辩证的阴阳平衡方式，自然不是对任何一种社会特质都要做出一个方向的极端选择，而是应该在两个相反的选项中，达到一个中庸的平衡。当然这个中庸平衡，不应该是静态的和永恒不变的，而是应该是动态的，并根据客观现实的变化，达到与时俱进的效果。
因此对社会发展的看法，就不应该是在公平和效率之间，来个熊掌和鱼不可兼得的选择。而是要在这两个选项中，寻找一个动态的平衡。比如说，美国在1929年大萧条之后，靠着飞速发展的20年代（Roaring Twenties）的效率，导致公平严重失衡而几乎造成国家崩溃。在这种客观形势下，上台的罗斯福总统也明白，矫枉过正，必须在社会公平上下大功夫，才可以挽救狂澜于未倒。
当罗斯福的朋友说，如果你成功了，你就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罗斯福答道，如果俺失败，俺就会是美国的最后一任总统。因此从那个时代，美国社会迎来了整个历史上，公平飞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就是1950-1960年代，为白人的普通民众谋了福利。而在1965年之后，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在鼓噪之下，也搭上了几年末班车。
当然这个大社会的公平优先，在美国受到来自德国和日本工业能力的强大挑战下，面临严重的困境，又引发了在效率上的重新偏重。以里根时代为标志，形成了政治上以意识形态挂帅，就是自由民主道德高地的出台，军事上以军备竞赛的遏制方式，包括成功引导苏联陷入阿富汗泥沼，从而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和因为这个胜利带来的战争分红。
而在西方国家的内部权力争夺上，则通过和撒切尔的合谋，通过金融自由化和资本全球化的杀招，抢夺了经济的掌控权，到达了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的全面掌控。
但是这个偏重效率的路子，放弃了对国内社会各阶层的公平的关注，最后就走入了这一次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而目前美国的思潮中，要求社会主义政策的重公平倾斜，有进一步抬头的趋势。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自然也不会在这个世界独善其身。因此中国自身的改革开放，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和西方重效率的自由化和全球化趋势暗暗切合。但是由于中国人传统思维的二元特征，这种以西方思维，尤其是里根主义作为主要蓝本的发展模式，就受到了反向因素的限制。
这种限制，有意识形态因素，就是好歹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执政，也有实际利益因素，就是人家官僚们的屁股决定脑袋的思考。总而言之，其结果就是把人家美国所谓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又给一次中国特色了。这个改变的结果，就是中国经济和西方世界算是接了轨了，就是俺铁路的轨道宽度是一样的了。但因为中国一特色，这个铁路上，就多了几个检查站，虽然是跑起来慢点，但是也算是把开飞车出轨的危机给化解了。
因为现在的世界经济游戏规则，还是由西方，主要是美国来制定。因此和美国的部分经济制度接轨，自然对中国的发展大有好处。可是在这个基础上的争论，就是中国是不是应该全面接轨，而获取更多的好处？还是中国现在的接轨状况，其实已经有点过多了，是自己向西方推销自己独特的防止飞车出轨检查站的经验，就是说争夺世界经济制度话语权的时候了？
如果说在去年俺写《大国游戏》系列的时候，大家对这个争论还不是太明晰，那么经过了美国的经济危机，是不是结论已经很清楚了？
全面接轨派的问题，如果排除那些吃着人家利益集团送来的枣，和睡着人家利益集团提供的小那些人士以外，从纯粹理论之争的角度上，就是不懂得二元思维的真谛，把在特定情况下，采取的特定手段和政策，上升到人类真理和普适价值的神话地步。好像采取这些政策，不再是一种实际操作上的工具选择，而是成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要素。
搞清了这个问题，就应该明白中国的所谓经济自由派和政治民主派，在1980年的主要形成时机，基本上受到的还是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流派的影响。如果从整个世界的政治光谱里来定位的话，应该是出于极端靠右的那一个部分，就是说美国的共和党里面的极端保守派。
而美国的所谓左派，就是民主党里面的左派，相对于欧洲来说，大概就是在中间偏左而已。而美国的左派里面的温和派，就是从左一点的奥巴马到右一点的克林顿，大概就是欧洲的中间派，包括偏一点左和偏一点右的位置。
随着美国的政策从里根到小布什的终结，显然会造成右派极端派，在美国，和因为美国对世界舆论包括中国的强大影响力，在话语权上必然有退潮趋势。而这种退潮，自然在中国也会表现在鼓吹全面接轨和政治制度西化的舆论界人士们，感到底气颇有不足。
在整个世界，包括美国都在左转的时候，要在中国宣扬更多的资本主义化，要鼓吹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难度倒是不小。
之六
俺倒是觉得，中国的这个极右派团体，就是所谓的自由知识分子们，和美国的老师们比较起来，还有点文革凡是派的衣钵传承，那就是凡是对现体制和现政府有利的，俺就坚决反对；凡是对现体制和现政府有害的，俺就坚决支持。
因此如果民生和公平问题，可以拿出来攻击现体制和现政府的，这些人可是一点都不会放过。今天天下雪了，那是共产党的过错。如果中国实现了多党制度，那么天就不会下雪了。明天天不下雪了，那是现体制的问题。如果中国实现民主自由了，那么天就一定会下雪了。
在这种凡是思维方式下，这些人士忘记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这些民生和公平问题，不就是你们推崇的经济自由化政策的必然结果吗？
因此俺的建议，就是在发展和稳定，在政府和市场，和在国有和私有，这些一阴一阳、一张一弛的对立面上，不要做道德价值裁判。比如说，当俺指出资本控制政府权力的弊端的时候，马上就有人会指责，那么政府控制资本不是一样有弊端吗？其实这两种方式，都有其内在的优点和缺点。
在一个资本控制政府的国家，资本追逐效率的结果，必然带来公平的失衡。因此如何寻找非政府的手段，因为你政府已经是资本的囊中之物，来限制这种失衡，是这个社会要解决的问题。而在一个政府控制资本的国家，政府主导的结果，必然在公平上有所偏重而带来效率的损失，这里就要考虑如何通过非资本的方式，因为你资本已经是官僚的附庸，来达到限制政府的行为，也是这个社会要面临的挑战。
俺的观点就是，在中国这种人口高密度的国家，和社会传统重视公平的历史遗产（或者可以叫包袱），选择倾向公平，同时兼顾效率，就应该是俺们的选择。
记得中国在20年前有一场政治动荡，那时候知识精英喊的口号是继续改革，普通草民提的诉求是打击贪腐，倒是很少人明白，这两个政治诉求，其实是一个对抗的政策选择。
中国当时要改革，就必须推动整个官僚系统支持改革。而对改革最大的支持力，就是这些支持改革的官僚们在改革过程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就是改革分红。因此改革带来的结果，就是这帮官员首先腐败。这也是为啥当年的改革大师们，其家人往往就是主要的官倒。
这个时候你要支持继续改革，就必须容忍一定限度的官僚腐败。而你要打击官僚腐败，就必须启用不愿意改革的官员，和停止会带来改革的措施。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就只能停留在纸面上和理论上，空谈改革的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对政府高层领导人的要求，就是必须看透这个死结，不惜容忍官僚体系的某种程度的腐败，让这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到达整个国家发展的总体效果。这也是为啥大家一面看到中国的官员腐败严重问题，但同时又真真实实地看到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进步。
那么这种官员腐败到了今天这个历史环境下，已经开始为中国这个国家的发展，和中国各阶层人士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形成了主要的阻力，已经从一个良性肿瘤变成了恶性肿瘤，因此要么大家壮士断腕，切除这个恶瘤，要么就让这个恶瘤不断发展壮大，导致俺们整个国家机体的死亡。
这也是为啥俺在20年前，就提出在改革的初始过程中腐败其实是个助力，和呼吁政府要把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放在发展规划中间的原因。
而到了现在，2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就必须面临着公平这个主要课题，而把效率放到第二位。在这种大形势下，还在强调资本的效率带来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虽然说在具体细节上并没有错，但是不看清楚整个大局，了解社会分配的公平之优先性，就真是误国误民了。
即使被称为世界上最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中国香港地区，也在1960年代后经历了因为忽视底层人民民生需求，而引发的暴动和抗议街头运动。当时的英国殖民当局，也明白了要修改劳工法例、推行康乐项目、新建公屋和发展民生工程，现在这个时段的中国，努力的方向就是应该在这里。
这也是为啥俺花了这么多口舌，要将西方选举民主的虚伪性这个冷饭，从冰箱里拿出来，再热炒一次，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拨其乱，反其正”，希望最起码在80后和90后的新生代中，形成一个思想共识。
这个思想共识的重要性，就是要为中国在10年后，可能需要进行的社会变革创造理论基础。这个共识形成得最早，将来社会变革成功的机会就越大。
那么下面就谈第二个条件，那就是有没有实现这个社会改革的决心。大家都明白，屁股决定脑袋，要靠现在庙堂之上的诸位肥头大耳来限制自己的权力和经济红利，显然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如果现在的年轻一代，可以形成自己的共识，那么即使不能是中国现在的情况，会向大家希望改善的局面发展，但至少可以防止现在政府的改革方向，是向政府权力彻底向资本利益集团缴枪的趋势。
如果今天的年轻一代，可以通过起哄和围观的方法，阻止这个趋势，那么就会避免将来要用暴力和流血的方法，来扭转这个局面。
说实在话，对当前的食肉者，俺是没有抱太大信心的。不论是自己的屁股坐的利益板凳，还是脑袋里的思想意识，都是与俺推崇的未来南辕北辙。因此对这一代人，既对国家和民族没有责任感，又对普通民众没有同情心，还对自己的行为没有道德的底线，就是一帮为了一个钱字，立即失去道德本性的行尸走肉而已。
对这样的一个人群，俺的最低要求，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想多贪污，那就多贪污一点好了。如果可以用钱阻止这帮人损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利益，那么俺们就宽容一点，希望这些人因为贪污的钱太多，要么因为吃得太好，营养过剩而发病，要么因为情妇太多，纵欲过度而伤身，要么飙百万名车而出车祸等等，早点退出历史舞台，而由80后一代，有理想和抱负，不是看到钱，眼珠子就可以在地上变成高尔夫球的精英们，成为社会主导。
之七
只要中国在这几年里，可以在舆论上做好拨乱反正的工作，在这一代年轻人中间形成一个社会共识，中国的主权在民不是没有机会实现。其实看一下这几十年的政治发展，最起码集体领导制度、任期制度和取消终身制度上面，都是有改进的。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第三个条件，就是这种人民主权和群众路线，在技术上有没有实现的可能。俺个人的看法是，这种技术条件已经存在。在中国，有两个重要技术因素已经出现。
一个就是民众广泛参与的互联网。互联网出现，主要是解决了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天高皇帝远这个历史上的技术局限性。过去中国的皇帝们，靠的是各地官员的奏折，以及监督官员的御史们和言官们的弹劾奏折。
当然其他的另类体制不是没有，比如说明朝的东厂，还有人民共和国早期的新华社驻各地办事处之类，总是有办法通过内部通报，或者大参考的方式，将下情上达。
而互联网的出现，则是彻底地以非官方的身份，突破了媒体精英们对舆论议题、价值取向和民情导引的垄断，从而真正实现了普通群众的舆论关注。这一点，应该是返璞归真，回到了中国古代周朝时候的国风和民风歌谣的舆论作用了。
当然互联网上的虚名方式，也会导致流言和谣言盛行，为唯恐天下不大乱的有心人士们提供了绝好的操作机会。但这种谣言煽动的方法，一方面迫使政府部门提供政务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另一方面也会促进普通网民的认知水平，而增加大家的抗忽悠能力。
互联网的兴起，一方面对政府的舆论控制和引导能力形成了巨大挑战，另一方也对利益集团通过资本的高度集中而掌控信息和舆论的企图，也带来了重大打击。
当然舆论的平民化，对集中的权力有制衡作用，但其本身也过于分散，从而导致社会共识和舆论的发散化。不过这种发散机制，对美国这种观点纷乱，缺乏自我集中能力的民意，有非常糟糕的影响，而对中国这种比较容易集中的民意，反而有防止过于集中的好处。
美国有一个谚语，观点就像肛门，每个人都有一个。犹太人的谚语就更厉害，是每一个犹太人都有两个不同观点。在这种重视个人观点和以自己的观点为大的文化传统下，美国靠的是媒体的操控来达到观点集中的效果。
美国的媒体控制，通常就是把繁复和多元化的思维，简化成简单的二元选项。你要么反同性恋或者同情同性恋，反堕胎或者同情堕胎，反移民或者同情移民等等，这种把各种观点集中在一个是或者否选项，在某种程度上，算是达到了美国社会的一个民主集中化的功能，虽然说这个功能，完全被民主党或者共和党的精英媒体完全操控。
有人说过一句笑话，说是《三杯茶》一书中，阿富汗农民对美国人说，我们虽然没有文化，但是我们并不傻。而美国人则是我们虽然有文化，但是我们还是挺傻。这个原因，基本上就是来自于美国舆论界被控制的结果。俺曾有很有文化的美国朋友，和俺大谈美国历史，说美国政府从来不会用暴力对付自己的民众，引得俺哈哈大笑。只好把互联网上面，美国政府的历年行动发了个链接给他。
因此互联网的兴盛，尤其是通过博客、微博、维基和社区网站等等，达到的信息共享，在某种程度上，将美国的信息和公众话题，从媒体精英以及后面的利益集团的手上释放出来。一方面是公众话题和焦点的产生成本异常的低廉，不再被资本密集的大媒体垄断。另一方面谷歌等网上信息平台的出现，对电视和平面媒体造成的商业利润空间萎缩，都会加快这种议题分散化过程，导致未来美国社会的民意分散。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共识的形成，会变成一个成本更高的过程。表现在政治制度上，基本可以导致未来美国政策施行上的瘫痪状态。比如说在阿富汗战争和医疗保健等等外交和内政大题目，美国社会将会出现更大的分裂趋势。现在还好的是，基本上按照党派划分，可以出现一个五五之分，将来由于对两党立场都不感冒的民众，在信息获得上面摆脱了两党媒体的控制之后，那么将来更会出现对大部分观点，都出现天下三分。
在可以预料的将来，美国的民主体制将会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表现在社会对任何课题都难以达成共识，和政治决策过程慢慢陷入胶着和瘫痪的情况。
中国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反而是民意观点缺乏渠道，而官方获取的民意过于集中。在互联网兴起之后，客观上为中国政府的金字塔结构，提供了一个替代的信息流通方式。这种新方式的出现，导致了基层和中层官员，在信息的控制和垄断上面，失去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形优势。而相对于美国被资本精英集团掌握的媒体，中国的各级官员控制的平面舆论，本来在普通民众中间的公信力就比较差，因此受到的信息冲击就更加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最高层的中央政府，在民情了解的过程中，显然减低了对地方政府的依赖作用，事实上有助于中国政府系统的扁平化，将造成对中间权力官员阶层的挤压作用。
如果中国的中央政府，可以聪明地运用这个新的信息平台，直接和普罗大众沟通，并利用这个舆论平台来加强对各级官员的监督，可以想象的是，建立一个官员公开信息库的可能，就比较容易达到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官员的财产公开和其亲属的经商网络，都会比较容易的建立起来。而平时这些官员的一举一动，比如戴个什么牌子的表，抽个什么牌子的烟，喝什么品牌的酒，就比较容易变成公众明了的话题。
这样的话，哪怕偷偷贪腐的官员，除了把黑钱埋在那块草地下，是没有胆量出来享受生活的奢侈的。其他的各种通信工具，例如可以照相的手机，都会起到某些类似的作用。
而另一个对中国政治改变比较大的技术手段，就是全中国的高速铁路系统的建成。
之八
本来管理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交通状况的好坏一直是政府可否有效施政的一个关键。
中国历代政府在交通上面，花的力气不可谓不少，整个国家道路的基础，基本上是从商周时代，开始成形，而在秦始皇和汉武帝治下的道路建设，更是为国家的统一和市场的形成奠定了技术上的条件。虽然这之后的分裂局面，导致道路的发展，更多的在地区内部进行，而在所谓分裂小国之间，则是因为战争的原因，而导致道路失修，人为地割裂了人民之间的联系。
在隋朝中国统一以后，道路的发展又上了一个大高潮。隋朝的一些大工程，如大运河的开通，和宽百步、长数千里的御道的修建，都标志着中国的道路的建造技术的大飞跃。以建桥天才李春兴建的世界第一座石拱桥赵州桥，在这个时期的出现，不是偶然。
当时的道路建设，在水路上主要是解决关中粮食短缺的问题，可以说是以货运为主。而陆上的交通，则是和政府通信系统的驿站一体，主要不是物质流，而是人流和信息流的主要网络。
当时的驿站，可以说是政府管理的信息传递，尤其是政府公文的上传下达的主要载体。以唐朝的驿站为例，大概是每20里就有一个驿站，通常政府法令规定，传递文书的快马要求1天走180里路，而当出现重大问题的时候，比如说饥荒、洪水、民变，尤其是兵变的时候，就根据情况的紧迫性，而出现特快专列的局面。这个时候，你听到的就是300里快速和500里特快了。
虽然俺们在文学作品里面，经常听到800里加急这个词，其实这个只是政府在传递文书上打的一个象征性邮戳而已，因为事实上的技术手段，就是所谓的千里马，是达不到你这个一日行800里的要求的。以唐朝天宝14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西南）起兵造反，而当时的驿马传递军情，自然走的是特快加急，两地相隔2千多里，要是按500里一日的走法，那就是4天就可以接到军情了。
但事实上唐玄宗是6天之内得到这个消息的，说明实际上的快马速度还是要慢一点。当然想到每到一个驿站，就要换马和换人，再检查一下文书的安全，就像现在的400米接力赛一样，转换过程是需要一些耽搁的。
从这个技术的角度来看，后来传说的杨贵妃想吃的新鲜岭南荔枝，要靠“一骑红尘”而让妃子笑，是不太靠谱的。估计当时的做法，是将没有完全成熟的荔枝，移种到容器里面，然后慢慢的通过广东到湖北的陆路，然后沿河而上，大概到了秦岭的时候，这里不通航，正好果实就熟了，然后摘下来，正好一天的快马进长安。而这种玩法，大概是唐朝京城中的达官贵族的高消费一种，因此是很有经济利润的一个行业。
现在从广州到西安，大概是2120公里，就算是现在坐火车，也要26个半小时才到。就是说今天的新鲜荔枝从广州运过去，颜色已经就不能保鲜了。而以当年唐朝的技术条件，如果北京到西安的紧急军情，大概是1100公里的路程，也要6天，那么西安到广州，估计12天还是有点难度，考虑到翻山越岭、跨江过河的障碍。
而考虑到平时的各种经济和政治活动，肯定不是用加急，而是用现在铁路的普快这种方式，那么每天走180里，大概就是90公里的速度，北京到西安，就是要用12天的时间，而广州到西安，要用24天的时间，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2星期经济圈和4星期经济圈的概念了。
因此在中国的明朝，尤其是清朝，当国家是以北京为首都的话，大概是可以通过驿马的远近，把中国分成几个按照星期来区分的经济和行政管理圈。
以驿马的速度，每天90公里，那么一个星期的路程，就是630公里。估计呼和浩特、沈阳、济南、太原大概是在这个一星期行政圈里。而二星期行政圈，则包括洛阳、西安、合肥、南京、长春和平壤。三星期行政圈，则包括哈尔滨、乌兰巴托、银川、西宁、兰州、南昌、杭州和上海。四星期行政圈，则包括福州、广州、贵阳、重庆和成都。那么更远的地方，如昆明和南宁，大概是五星期，乌鲁木齐大概是八星期，而拉萨则是非常遥远了。
这些驿站运行得好不好，对中央了解地方民情，处理紧急事务，如灾荒之类都有很大的影响。当然在民情和舆情的了解上面，非官方的渠道，包括各地分布的银行、钱庄和票号，以及其他的米店、布店和丝绸庄等等，都有不少分店在全国范围经销。而每3年一次的科举殿试，全国赶考的举人聚集京城，都是传递各类地方舆情和民情的好机会。
中国这种形态的管理方式，因为技术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是说在英国人发明蒸汽机，和美国人发明电报电话之前，可以说是成本比较高，导致管理费用和执政难度的加大。而中国历史各个朝代的政府，包括明朝和清朝，因为在现代财政和税收制度上的缺乏，政府财政收入，其实远远无法应付政府的各种职能，是导致中国近代积弱的一个制度原因。
铁路的出现，可是说是大大改变了中国的交通技术，使得中国的地理距离大幅度缩短，将行政管理圈，下降到以天来计算。比如说乌鲁木齐和昆明，到北京大概都是在50个小时之内，就是2天之内。北京到广州等地方，则下降到了差不多1天之内。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古代是很难想象的，因为这种交通技术的提高，中国在维护国家统一和行政管理上，成本大幅度降低，这也是中国在建国以来，试图分裂中国的外部和内部敌对势力，徒劳无功的一大原因。
从这个角度来讲，青藏铁路的开通，使得北京到拉萨的时间减少到了2天，应该对国家统一功莫大焉。而新疆将兰新铁路的提速改造，和南疆库尔勒到阿克苏的铁路开工等等，都是应该尽力和尽快做的工程。
在这个基础上，对中国的交通网，进行高铁改造，就会为中国整个社会带来难以估量的巨大变化。以前你要是对地方官员不满，想到北京去上访和告状，大概人家地方政府也想着如何在千里迢迢的路途中，把你给截下来。
高铁一出现，这种行为的难度和成本，就会比较高了。以前你如果要从湖北上北京告状，估计从武汉搭火车，也要快车9小时，慢车16小时，人家等你风声走漏了，还有足够时间打电话给驻京办事处，到火车站去拦截你。好听一点叫做劝阻，难听一点叫做绑架。将来高铁出现了，估计就是4个钟头就到了，拦截成本就高不少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1小时经济圈、3小时经济圈、5小时经济圈、7小时经济圈，大概就把大部分的中国给包括进去了。高铁的出现，或者导致“天高皇帝远”这句话的消失，将会在现实中出现，而这个也是中国未来政治制度改良的技术基础。
之九
在信息的传递上来看，互联网的信息传递，可以是通过手机的文字、图片和图像的上传，通过Youtube、Twitter或者是各种社区网站，以及各种论坛的方式，可以达到及时性和快速性，客观上打破了舆论界对信息的控制，但是这些原始信息的解读，则会带来信息的发散性，以及缺少对信息材料的适当解读，从而造成信息的失真性。
而在高速铁路的配合下，大规模的人流的快速移动，是几个人的私人汽车，或者是几十人的长途汽车，和过百人的飞机，都无法相比的。如果1小时经济圈，可以解决的是居住和工作不同地的问题，距离在300公里之间的城市，比如说美国东部的波士顿和纽约之间，因为火车太慢，要3个钟头才可以通勤，而在高铁的速度下，比如说武广高铁的长沙和武汉，大概就是相同距离，却可以在1个小时通勤。
这种速度带来的变化，在于基本上发生在武汉和长沙两个大城市的任何事情，在另外一个城市，都会变成本地的事情。因为这种信息本地化的出现，不光是透过高铁的运作，而快速传递，而且因为大量异地工作和居住人群的出现，也会正确地解读原始、没有经过处理的信息材料，提供比较准确的理解框架。
在这种情况下，信息传播的失真度就会减少，而两个大城市之间，发展出来的同城化趋向，也会最终改变两地人民的思维习惯和社会的组织形态，从而为统一的资金、人才、就业等等市场打下基础。
在社会同城化出现之后，俺认为中国目前这种画地为牢的地区差异而导致的割裂市场和地方壁垒，就会慢慢地融化掉。而依赖于行政主导的各地方政府的职能，将会发生一个重大改变。比如说现在的体制里面，你一个企业的员工和地盘，都在同一个政治行政单位之下。除了央企之外，人家的老总可以和你当地政府的领导平起平坐，大概其他的企业，都只有老老实实地比领导。
而当附近城市的同城化出现之后，行政主导的局面可能会打破。尤其是这些城市是跨越行政区的，比如说最近四川省主动要求自己的一些县市，要以重庆作为经济首府，都是这种同城化导致的行政壁垒打破的例子。
在现在中国的地理环境上，东北的哈尔滨、长春和沈阳，华北的太原、石家庄、北京和天津，华东的南京、合肥、上海和杭州，华中的武汉、长沙和南昌，华南的广州、深圳、香港、珠海和澳门，西南的成都和重庆，西北的西宁和兰州，都是这种打破地区行政壁垒，在经济和社会上同城化的地方。
这样的发展对中国未来的影响是什么？这要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去看。比如说中国这样的国家，地区的差异性是很大的，那么在貌似统一的互联网的出现，因为网络的虚拟人格的关系，由于物资人体所处环境的不同，导致在虚拟世界里面，不是产生意见的同一性，而是更容易因为大家都有发言权，没有人谁谁比其他人更权威的发散性信息源的出现，而导致意见的进一步分裂。
而相对于单一的思维习惯的民族和国家，比如说日本、韩国和德国之类，因为人家人民的思维本来就是比较一根筋，本来就缺乏思维的差异性，互联网会使人家的一根筋的意见，更显得一致。这种情况，就使得其政治体系中，缺乏多样性的平衡，更加虚弱，而导致政府和国民行为，常常是一条黑路向下走的情况。
而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本来因为文化中对个人自由的崇尚，加上地域辽阔，人烟相对稀少，而使得大家的思维具有分散性。而原先的运作，是需要集中控制的媒体，通过价值诱导，而达到相对的集中。可是互联网的出现，使得美国舆论界的这个功能，开始衰弱，而且Google对新闻获得渠道的截留，也导致大众对传统媒体的依赖减少。
那么美国以后面临的就是如何妥善的解决这个集中的问题，做不到这一点，美国的政治共识，就会变成一个奢侈品。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瘫痪是比较常常出现的结果。按照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话说，现在就是在美国，给个邮局改个名字，都需要得到60个参议员的同意。
中国在互联网出现后，发生的网民意见的分裂化，曾经让日本的某些学者暗暗窃喜，因为从他们的认知上来看，这种难以整合的意见，其实上会削弱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的行动能力。
而中国政治上的行动能力，主要靠的是现存的民主集中制来完成。这种通过广泛基层意见的民主，然后在精英高层的集中方式，必须依赖上层和下层信息渠道完全畅通的情况下，才具备实际的可操作性。虽然中国的最高层领导人，在四处调研，了解基层情况上，下了很大功夫，但是这个集中方式，所依赖的群众路线，在目前的现状下，有被削弱，甚至名存实亡的地步。
在互联网出现之后，原先那种领导人的调研方式，估计在速度和反应上，已经大大落后于网上的即时状态，其实是为信息通道造成了不对称的交流方式。
俺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其实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才可以看到胡主席和温总理的几次上网自己和网民交流的情况。但这种形式，还是以领导人了解民情，介绍政策和传递信息为主要考虑，并没有解决到网民自身缺乏或者无法达到共识的困境。
而高速铁路网发展的同城化，应该是缩小民意差距，建立社会共识的一个很好的技术条件。
目前大家对高速铁路的争论点，大概都是在经济效益、票价和利润等等上面，而忽视了高速铁路在中国未来社会形态上，会起到的重大改变。
在这个大背景下，看高铁的发展，就应该抛开高铁的效益和亏损之争，把这个行业的发展，作为一个货币注入口，才会真正明白利用这个技术对中国发展的重大意义。说实在话，高铁出现之后，在微观上肯定会将飞机和长途汽车的价格拉下来，在宏观上，高铁将中国大城市的辐射力增强，对中国农村和城镇的城市化，将会起重要的推进作用。
当然如果中国政府明白高铁货币的运用，可以摆脱对高铁初始投资的资金回收这种不了解货币金融的企业经营原则的困扰，而不被高铁亏损论专家们忽悠。那么如何将高铁初始投资割裂，让高铁运营公司轻装上阵，只是在高铁运营和维修费用上，争取可以用沿线车站的商业铺位特租，线路附近的广告牌销售，加上部分高铁车票，仿照飞机的商业舱位票价，来冲销成本，那么在普通车票上，就可以尽量考虑到普通人民的收入水平，而实现低票价。
不过强行把票价订得太低，也不是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如何考虑提高中国的农民工等工薪阶层的收入，应该是正道。这个就要和中国的工业产业升级连在一起，才可以实现了。
之十
有了这三个条件的成熟，中国应该也必须发展出一套合乎自己国情和文化传承的民主制度来。现在的舆论界，动不动就把美国的政治制度和选举制度作为民主政治的代名词，来一个独家垄断的解释权，真是亵渎了民主这个词汇。
由于这个原因，俺比较愿意用“民本”，也就是俺们的老祖宗孟夫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这个思想，要求的是普罗大众的人民的利益要放在第一位，然后才是国家，最后才是当政的官僚。
而与这个政治传承一脉相连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为政思维，因此把“民本”翻译成“people first”应该是比较准确的。这个民本思想，与2003年中国政府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算是比较贴切。
要想实现民本，要求为政者必须时刻警惕，不忘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因此不是用来寻求小集团和个人的私利，而损害人民大众的利益。虽然说在现在情况下，这个要求听起来有些天方夜谭，但正是这种对为政者道德要求的政治正确性，才可以让大家理直气壮地要求对为政者的政风、执政党的党风、和做官老爷的官风进行整肃。在这种政治压力下，迫使政府必须进行实打实而不是虚与委蛇的严肃吏治，加重打击贪污腐败的力度，防止人家给你来个合法的外衣，就堂而皇之地通过合法化的贪污途径，而侵犯人民的利益。
与中国的民本思维不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民主制度，主要是靠选举制度来保证民众的政治参与。但正如俺之前提到的，由于政治运作的法律条文的繁琐化，和系统的复杂化，由人民选出来的政客们，往往在具体操作中，并未真正做到好的代议功能，更多的是变成了资本操纵和谋取私利的工具。
这里不论是美国三权分立中的行政和立法制衡，还是欧洲内阁制度中的行政和立法集中，都有一种和民主精神背道而驰的情形。那就是在选举获得政治权力的过程中，考虑的是如何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同和选票，因此说一大堆竞选的诺言，但是在权力到手之后，却是回归到小圈子的利益博弈。
俺在《大国游戏》中用了一个比喻，就是美国的领导人选拔制度，就是在两派菜系中派出的厨艺高手出来竞争。你作为选民，要么就选择民主党的大厨，要么就选择共和党的大厨。两位大厨说得眉飞色舞，知道自己的屁话反正最后也没有多少会兑现，而选民们反正也是听之任之，也不太当真，是党派的按照党派立场划线，不是党派的就看老子心情如何，随意摇摆来决定选举结果。
这个过程虽然有缺陷，也还是说得过去。可是最大的问题是，选完了之后的政策实施，则完全是按照自己一系的菜谱了。民主党就是大政府、高税收和高福利，共和党就是大市场、少税收和少福利，再加上其他的关节点，比如说医疗保险、非法移民、同性恋权益等等，反正是每一道菜都是不同烹调方法。
你说俺们屁民想吃麻婆豆腐，对不起，你的川菜大厨选举输了，你只能吃红烧豆腐。这种选一个领导者，就要接受全盘菜单的方法，其实并非一个好的选择。
而中国的情形则有些不同，是在下一届比较合适的候选人中，挑一个大家比较接受的选择。但是这位大厨并没有一整套的政策菜单给固定下来，因为俺们看重的不是人家家传的菜谱，而是人家具体炒菜的功夫。那么至于哪道菜该煮给俺们百姓吃，那就要看什么事情引发百姓的共鸣了。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高层领导人产生的制度，其实比之于美国的制度，不是说更加优异，但至少是各有千秋。比如说，当美国的总统选出来之后，人家基本上就是一套班子全是自己的人马，除了在国防部军界缺乏渊源的民主党比较会留任共和党国防部长之外，大部分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这时候靠的制衡大概就是国会的多数党派是对手。如果像现在这样，由民主党掌控国会，和前几年那样共和党掌控国会，总统和国会多数党是一党的话，国会里的少数党可以做的就是两个凡是了。凡是你政府要实行的，俺一定会反对；凡是你政府要推翻的，俺一定会支持。
而中国的政治局圆桌会议，更像是一个拼盘，把不同观点和思维的领导人们形成一个集体，通过互相之间的妥协和合作来形成共识。反而比美国总统的独行独断，更显得民主些。
当然俺们要承认，美国的选举制度在底层，显然比现在中国实行的官员选拔制度要合理得多。这也是俺从来不反对在基层政府中，实行选举，以及推荐和公开招聘等多样化的制度。相比较于中国的基层政府，美国的基层政府规模要小得多。虽然美国地方政府官员也可以通过官商勾结，运用改变土地使用权限等等，来谋取合法的私利，但是由于其政府规模小，官员人数少，和权限小得多，因此基层腐败就没有中国那么严重。
虽然美国的一些大城市，比如说首都华盛顿、纽约、旧金山和芝加哥等等，政府财政里面的“浪费”也比较黑，但是很多小的城市，其贪腐规模要小。相对于中国任何县城都有的县太爷们，以及任何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现出来一个小印章在手，嘴脸就比较丑陋的情况，那还是没有法子比对。
如何在地方各级政府机构中，推行精简冗员，把部分政府公权回归民间，是中国一定要走的行政改革方向。
在精简政府机构上面，时机的掌握非常重要。比如说在1990年代中期那一阵子，曾有消息说中国政府准备精简机构。考虑到那时候正好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大规模因为转型而倒闭，导致数量很大的工人下岗，这时候在裁减政府官员，简直就是为社会不稳创造最佳条件。
以当时的情形，东北地区的大量工人下岗，生活困难，海外各种势力试图介入，本地的邪教团体也是趁机坐大，仿佛中国历史上的太平道和白莲教一样，地下组织迅速扩大。而当时中国的北方邻国朝鲜，面临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引发了大量难民越境进入东北谋生。同时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又大兴风浪，攻击中国政府没有善待来自朝鲜的难民。这一切，都将中国的社会安稳状态推到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境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政府裁员，大概就和崇祯元年整理驿站，裁减政府文员而裁减出来一个李自成相似了。好在中国的运气不错，一方面大力打击了邪教，杜绝了海外有心人士在东北的运作。另一方面顶住了西方的压力，缓解了朝鲜的灾情，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上的压力。
因此对政府的精简，一定要在民间经济活跃，有利于下岗的官员转型的大背景下才应该进行。否则就是为骚动的民间势力，送出组织人才。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