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来了，向各位朋友问好。现在时兴对新年的各项事情进行预测，这里就赶一个兴头，对中国和世界的新年给出十个预测。

预测一：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群体事件会更加频繁

    其实这个在2010年的时候，我已经给里面提了一个醒。最近在广东发生的数起事件，算是给这个提醒备注了一下。和以前发生在沿海发达地区的群体事件不同，以前的事件，通常牵涉到来到发达地区打拼，挣个血汗钱的外来农民工，因为受到不平等待遇，比如说被拖欠工资啊等等，而导致的群体事件。现在发生的事件，会以沿海地区的土著人口为主要人群。大背景是随着世界经济的萎缩，外向型劳动力密集行业受到打击，导致沿海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速变慢。而这之前长时间的快速经济增长，积累了各方各面的矛盾，一直没有得到妥善和及时的处理。在经济减速的情况下，各方利益博弈会日趋激烈。

    在沿海发达地区，因为长期受到西化舆论的洗脑，和自身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地区的人民，开始出现西方概念和意义下的公民社会意识发展。这种所谓的公民社会，其基本形态就是“政府得提供俺像样的公共服务，但是俺不愿意为此付出代价”。这种公民社会意识的一个最普遍的表现，在英文里面，叫做“Not In My backyard”。就是任何我需要的服务，不能在我的后院搞。我要用电，如果你电力不够，要拉闸限电，我要抗议。如果你电价不够便宜，我认为太贵，我要抗议。你政府要搞发电厂来满足我的要求，但是你不能在我这旮瘩搞。以前是城市人抗议声大，所以你不能在城市区域搞，就去欺负农村人。

    现在发达地区的农村人民，也培养出了公民意识了，所以你在农村搞发电厂，俺们农民反对。不光是发电厂，其他的化工厂啊，污水处理厂啊，火葬场啊，垃圾场啊，诸如此类，这些服务俺们都要，要好要便宜，但是不能在俺的后院搞。如果大家的后院都不能搞，不知道这些公共服务如何产生。

    以前发达地区的人民，靠的是血汗工厂残酷剥削中西部来的农民工，尽情地享受这些农民工带来的好处，但是又拒绝让这些农民工在当地落户，剥夺人家享受各种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所以才有外来人口的子女读书难，看病难，诸如此类。现在当这些农民工慢慢离开，回到自己的乡土去发展，这些发达地区的人民，开始出现西方社会的公民们各种好吃懒做的八旗子弟二世祖的富贵病，对当地政府的不满程度会大幅度上升。城里的那些，估计出现的是各种傲娇行动艺术，村里的那些，则是在宗族、黑社会和地下教会背景下的资源博弈。

预测二：中国政治层面的改革陷入停顿

    在无社会共识的情况下，寻求稳定和不折腾，是换届之年的唯一选择。对大部分政府而言，因为毕竟任期有限，不论是中国这样10年2期，还是美国那样，顺利的话8年2期（之前的克林顿和小布什都是8年期），不顺的话4年1期，因此对台上的班子来说，比较棘手和头痛的问题，都是尽量往后推，希望时间可以把问题给消灭。这个做法，在英文中叫做“kick the can down the road”。因为中国的体制相对集权，因此把问题踢到下一任的能力，也是相当的强。

    中国政治层面的主要问题，有好几个。缺乏有效的制衡，导致各级官权无制约，而出现冗员和无能之士充斥体制之内，最终削弱这个官僚体制的行政效率和反应能力。同样因为无制约和缺乏清晰的行为规范，导致权力寻租和贪污腐败浪费情况严重。虽然还没有到印度那样的程度，但是已经到了挑战中国普通民众的容忍度的界限。另外就是在中下层级，官员裙带关系严重，由此带来基层组织的涣散和无能，并将有政治抱负的人士排斥在体系之外，都是造成未来政治风险的因素。但是因为几十年来被人占领舆论和教育阵地，目前体系之内的大部分人士接受了西方，尤其是美国对政治经济体制描述的华盛顿共识的蓝本，因此任何在中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都会简单地走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路。

    依靠权力寻租获取的不义之财，企图依靠法律至上的地位的确立，以保证这些不义之财，不受到新的权力寻租者的侵吞。说得简单点，就是我在台上的时候，政治权力最好是毫无制约，以便于我大张狮子口。可是等我好处都到嘴里了，要从台上下去了，就必须改革以约束你后来者的政治权力，然后通过法律规定你不能侵犯我的财产权。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你既然获得不义之财，就别想着人家不来不义你的不义之财。你要想确立法律的权威，就得从自己这里先开始。

    当今的世界没有傻子，你敢做叶利钦，人家就敢做普京。你想做王莽，自然有人会做刘秀。你要是搞一个魏玛危机，就别怪小胡子粉墨登台。基本上靠现在这一帮子搞政治改革，那就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但是要守成的话，必须依赖于进一步的权力集中和维稳措施。但是要是不搞哪怕是半心半意的自我整风运动，那么这些措施，得到的效果，并不能持续。

预测三：中国经济在2012维系平稳中有硬着陆危险

    在谈论经济问题上，先得给大家对经济不太熟悉的读者，简单科普一下。从宏观经济管理的角度来讲，一个经济体发展的规模，和注入的资金有很大的关系。这里的资金，既指资金投入的总量，也指资金循环的速度。总量在于投入于社会经济活动的资金，不管是在政府手里，还是在老百姓手里，有没有被冻结。比如说你存在银行的资金就通过银行放贷而继续流通，但是你存在家里地板下的资金，就被冻结了。资金流通的速度，看你的金融系统的效率。比如说收款回来得快不快，是不是被拖了三角债，还要靠黑社会出来收钱，都影响资金流通速度。

    但是大家通常忽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资金在经济边界的流通的状况如何。这里我用了一个经济边界，而不是人家常常说的国界，是有原因的。比如说，资金在法国和德国之间，是通过了不同国界，但是因为是统一货币区，所以还是在经济边界之内。而资金从广东到香港，虽然是在同一个国界，但是经过不同的经济边界。当资金可以比较容易地在经济边界流通的时候，通常一个经济体的宏观管理会出现比较大的挑战。因为当你的资金政策调整的时候，会受到外部的资金流动的影响，从而导致你要想控制通胀，或者控制通缩的努力，都比较难以实现。

    在宏观经济调控的时候，中国这样的国家，和其他国家，比如说美国，有很大的不同。从政策工具来说，一个是财政政策，一个是货币政策。美国因为分权的关系，货币政策由华尔街的代表美国联储局决定，财政政策则是有国会的预算法案和税收关联法案来决定。中国因为中央银行也是在国务院的体系下，所以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上可以更容易地协调。当然协调的结果，是好是坏，大家可以见仁见智。

    那么中国之前采取的法子，是紧货币，松财政，而随着今年通胀风险降低，但是经济下滑风险上升，于是出现对货币的微小放松，同时对财政的松弛度收紧。就是一边踩刹车，一边踩油门，根据路况，不断调整。在财政方面，中央财政并没有收紧，但是地方财政，通过对融资平台的清理和控制，会导致地方财政有所偏紧。再加上地方的财政摇钱树，又被房地产市场调控，而受到制约，都会导致地方资金为主的基建工程放缓。（【相关文章】井底望天：中国经济显困境 破局之路在何方）

    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是定在8-9%，是要在下一个5年内，解决每年新增加就业1200多万，这个算是增长的最大压力。如何创造出新的增长发动机，从之前的外贸拉动、房地产拉动，到现在的希望靠文化产业、军工产业、农村基础建设产业、城市消费产业等等来拉动，是解决就业的主要着力点。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对房地产的打压力度，如何做到稳定房价，导致沿海一线大城市的房地产稳中有降，防止房地产市场大幅度下滑，同时也防止房地产市场出现非理性反弹，本来就是一件难度颇高的事情。然后把这个难得颇高的事情，放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之中，就使得问题更加复杂。而由房地产问题，引发的民间高利贷问题，和中国银行系统的坏帐呆账比例，以及各地方政府的显性和隐性债务，都是需要小心应对的领域。如果处理不好，硬着陆的风险仍然存在。

    当然中国政府还有一个其他政府没有的手段，那就是双规的行政手段。一旦形势紧迫，将双规东厂化，既可以达到预定的政策目标，又可以释放被贪官冻结的大量资金。（【相关文章】井底望天：楚人有罪因怀壁 纷繁局势看时评）

    在积极财政政策方面，一方面是系统性的退税，尤其是民生产品，比如说蔬菜肉类的中间环节的税费，和各种运输费用。通过税收手段，鼓励容纳大量城镇居民工作机会的微小消费类和服务类企业，都可以缓解社会各阶层面临的压力。当然还有就是加强福利、工作培训补助和医疗援助，为暂时无法找到工作机会的大学毕业生、农民工、退伍军人等团体，建筑一个安全的气垫。

    毕竟中国政府掌握的经济资源还是比较多，可以通过国家一级的铁公鸡建设，或者各种垄断行业的部分开放，都可以维系经济的增长。如果万一政策工具都用完了，而情况仍然不理想，那就是我2008年说过的，还可以上军事凯恩斯。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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