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也白
中国刚刚庆祝了它的４０周年诞辰。４０年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之时，世界正形成一个两极的国际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美苏是两个超级大国，拥有最强大的实力，在国际舞台上占据支配地位。它们之间的对抗（冲突）或合作（缓和）对世界形势具有最大的影响力。尽管战后多极化的倾向不断发展，两极世界的结构至今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
中国的外交政策，当然不能不受两极结构的制约与影响。４０年来，随着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中国的外交政策经历过若干次重大的调整，而每次重大调整都主要反映了中国与超级大国关系的变化。可以认为，如何处理中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外交面临的最重大的课题，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方向和特点。
（一）
４０年来，中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历史发展时期：
１．５０年代是中苏结盟联合抗美的时期。
由于战后出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中国作为一个刚刚取得革命胜利而又亟待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的大国很难采取“中立主义”的政策。本来中国革命的根本目标就是要铲除西方在中国的特权与影响，而在三年的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又支持了国民党政府，站到了中国革命的对立面。因此，早在１９４９年夏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主席即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1〕当时，中国除了倒向苏联一边外，几乎没有其他更为现实的选择。
诚然，中美两国在当时要避免严重的敌对，以至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并非没有丝毫机会，可是，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却命令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美国重新卷入了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以后，在朝鲜战场上，两国又兵戎相见，从而大大加剧了中美之间的敌对状态。
中国的“一边倒”政策对苏联极为有利。当时，美苏均势尚未形成，美国在力量对比上占据优势。然而，中苏结盟改变了美苏力量的对比，给美国造成了极大的负担。美国不得不面对“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的挑战，被迫从欧亚两线作战，实行全球遏制。
２．６０年代是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处于敌对状态的时期。
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由于两国意识形态分歧的扩大而日趋恶化。美国则视中国为“冒险主义”，甚至把中国看作是比苏联“更危险”的敌人。与此同时，美苏关系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缓和。中国怀疑与担心美苏合谋反对中国，从而采了“反帝反修”，“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其结果是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在整个６０年代都处于敌对与僵冷的状态。
６０年代的中苏分裂给美国带来了巨大好处。美国开始改变“共产主义是铁板一块”的看法，不再感到面对中苏两国协调一致的压力。问题是当时的美国当政者并未很快意识到中苏分裂的深远意义，也未及加以利用。６０年代后期，美国国内政治出现了某些有利于改善中美关系的变化，但由于当时的美国政府一心想赢得越南战争，同时中国又处于“文革”的动乱之中，中美关系的改善在当时还无法被提上议事日程。美国制订安全政策的人仍需继续对付来自东西两线的挑战。
３．７０年代是中美联合制衡苏联的时期。
70年代，在全球力量的重新组合中，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中美关系的解冻。
早在６０年代后期，中苏敌对的日益升级使中国面临来自北方不断增强的军事威胁。自１９６５年起，苏联一直在远东扩军，对中国施加军事压力。继１９６８年８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１９６９年３月起，中苏之间爆发了数次严重的边境武装冲突。苏联甚至还威胁要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袭击。〔2〕中苏对抗已从着重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进而成为国家关系上的尖锐冲突。与此同时，７０年代初，美国被认为是一个日趋衰落并将开始撤出亚洲的大国。继１９６９年７月，尼克松在关岛宣布了美国将从越南脱身的“尼克松主义”之后，１９７０年２月，美国政府又决定将其军事战略从“两个半战争”改变为“一个半战争”〔3〕。这一切使中国意识到对它的安全构成更大威胁的是苏联而不是美国，终于下决心为摆脱孤立处境而同美国实现了和解。７０年代，中国建立“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形成。中国认为，在抗衡苏联日益增长的军事威胁与政治影响的全球战略中，中美两国可以进行战略合作。同美国的和解使中国从两条战线同时对付两个超级大国转为集中主要力量对付苏联的威胁。
７０年代是世界政治格局中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由于中苏仍然激烈对抗，中国对来自苏联的威胁极度担忧。美国则为了摆脱在越南的困境而急需利用中苏分裂，以阻止苏联在亚洲填补真空。中美两国有了共同的战略利益，双方都需要借助对方的力量来对付苏联的威胁与扩张。然而，美国并不想公开响应中国联合抗苏的主张。相反，它在７０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热衷于寻求美苏缓和。以１９７２年达成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为高峰，美苏关系在经历了战后长期的冷战后，进入了一个“缓和”时期。尽管这种“缓和”依然保持着美苏对抗的性质，中国仍担心美苏勾结主宰世界。实际上，中苏两国都想阻止对方同美国联合，并利用同美国改善关系来制约对方。情况的变化终于使一种十分微妙的三角关系形成。这种三角关系是一种战略关系，其本质是安全问题。在这种关系中，由于中苏关系是最糟糕的，美国处于某种“左右逢源”的有利地位，在相互施加影响方面保持了最大的机动性。当然，美国对中苏两国的政策并非“不偏不倚”。尽管它不愿因同中国结成抗苏联盟而危及缓和，借助中国抗衡苏联则是它的政策的基调。及至７０年代后期，随着美苏在第三世界争夺的加剧，美苏缓和开始走下坡路，中美战略合作的趋势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在经过一段时期的停滞不前后，终于实现了正常化。
４．８０年代是中国逐步走向同两个超级大国同时保持友好与稳定关系的时期。
１９８２年前后，中国外交政策开始从建立“反霸统一战线”调整到强调不同任何大国结盟的独立自主，其结果是中国适度地拉开了同美国的距离，同时着手改善对苏关系，从而在同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中持较为平衡的方针。
中国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自７０年代末起，中国把国内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开始实行开放与改革。为此，中国希望同两个超级大国都保持良好关系，以便获得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另一重要原因是中国对美苏力量对比的变化有了新的认识。中国认为，美国在里根领导下，正在重整国力，而苏联的全球影响则因其国内经济的停滞以及在国外的过度扩张而下降。苏联已不再如７０年代那样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严重的迫在眉睫的威胁。此外，进入８０年代，美苏再度激烈对抗。中国既不必担心美苏联合对付中国，又不愿卷入美苏冲突。中国感到执行独立自主方针将使自己在同美苏两国打交道中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当然，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还反映了中国对美国的某种失望情绪。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印度支那形势因越南入侵柬埔寨而日趋恶化之后，中国要求同美国进一步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要求遭到美国的拒绝。中国还把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以及里根总统要使美国同台湾关系升级视为美国政府在中美关系上企图倒拨时钟，并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应。
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使中国在美中苏三角关系中的地位得到改善。尽管中国在三角中仍然是最弱的一角，美苏关系的恶化和中苏关系的改善使美国丧失了它在７０年代三角关系中那种“左右逢源”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1983至１９８４年，美国也相应地调整了它的对华政策，主要是把中国看作仅仅是一个地区性大国，强调日本是美国亚太政策的支柱，从而降低了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作用。
当然，中国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并不奉行“等距离”的政策。出于战略安全和国家发展方面利益的考虑，中国仍然优先重视发展同美国的友好关系，并在战略上继续同美国保持合作，其结果是在整个８０年代，中美关系始终要优于中苏关系。
及至８０年代后期，中国同超级大国的关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中美关系因两国在广泛领域里双边合作的发展而趋于稳定；另一方面，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推行外交“新思维”，加紧了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努力，并在消除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障碍方面采取了一些实际步骤。更为重要的是，以１９８７年签订的中导条约为契机，美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缓和时期，并由此带动了整个国际紧张局势的缓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认为同苏联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时机已经到来。这种正常化不会损害中国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１９８９年５月的中苏最高级会谈使中国４０年的外交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同两个超级大国同时保持正常友好关系的情况。世界则进入了美中苏三国都致力于同时改善与其他两国关系而不是两个国家联合起来反对第三国的新时期。
（二）
如果说上述历史回顾是对中国与超级大国关系的纵向分析，剖析决定中国与超级大国关系的因素则是对这种关系的横向分析。正是这些因素的消长与相互作用导致了中国与超级大国关系的变化。
在各种复杂因素中，下列因素是决定中国与超级大国关系发展与变化的最重要的因素：
１．战略与安全因素
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与关心一直是决定中国对超级大国的政策与立场的主要因素。
建国初期，鉴于当时国际上正在出现两个阵营尖锐对立的局面，中国不能不考虑到：新中国诞生后，国际上的敌人不甘心他们在中国的失败，有可能对中国进行武装干涉，如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帝国主义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行武装干涉一样，于是就决定了中国同社会主义国家联合的必要性，而“一边倒”政策的宣布即是这一考虑的逻辑结果。７０年代初，中国“联美反霸”战略思想的形成体现了我国领导人强烈的地缘政治意识。中国认为，在美国日趋衰落并开始从亚洲撤退的情况下，与中国有着７２００多公里共同边界并正在远东大规模增兵的苏联已构成对中国安全的主要威胁。而８０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则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力量对比趋势已重新变得对美国有利。苏联自身的困难减轻了它对中国的威胁。联美反霸的必要性已经降低。
２．经济因素
应当指出，在４０年的大多数时期，同安全方面的利益相比，经济因素最多只是第二位的。对中国来说，如同对其他国家一样，国家的生存始终重于发展。然而，经济方面的考虑也是决定中国同超级大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５０年代，中国所以倒向苏联一边，原因之一是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发展经济的迫切任务，为此离不开国际援助。而在当时的国际条件下，中国认为，要想从英美政府那里获得援助，只是“幼稚的幻想”，“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4〕６０年代，由于过分强调自力更生，导致闭关自守，致使中国同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拉大。但是，恰恰是这种封闭型的发展模式使中国无需在经济上依赖超级大国，因而敢于顶住来自两个超级大国的压力。８０年代，经济因素的作用明显地增强。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这是８０年代中国外交采取更为独立自主方针的最重要的原因。为了有利于现代化建设，中国需要缓和同苏联的紧张关系，同时转向着重发展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经济合作，因而相应地降低了同美国的战略关系。
３．意识形态因素
所谓意识形态因素包含了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社会制度、道德信仰、民族特性等多种成分。任何国家的外交都无法不受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而大国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悠久或国际地位的不同，其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往往尤为明显。
中国总是透过它自己丰富的历史经验来看待与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的。这种经验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在处理美中苏三角关系时还可以从历史上著名的三国时期得到许多重要的借鉴。这一时期充满着三国相互间的联合与冲突以及它们之间力量平衡与相互制约方面的斗争艺术。长期的“中央王国”历史使中国无法在大国角逐中接受某种从属与受支配的地位。而近代历史上的半殖民地往往与长期内乱又使中国饱尝遭受列强欺凌和国家分裂的痛苦，因而对国家的统一和领土主权的完整倍觉珍惜。中国对外国干涉其内政的敏感与厌恶有时甚至使一些西方国家难以理解。实际上，４０年来的中国外交始终贯穿着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强调以我为主，不受超级大国支配。即使在５０年代的中苏结盟时期，中国也保持了独立自主而不愿听命于苏联。这正是后来中苏关系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为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外交路线在前３０年的时间里还反映了强烈的阶级斗争与世界革命的意识。按照毛泽东思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5〕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外交政策始终强调要在国际上分清敌友，其基本模式是以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在６０年代是以两个超级大国）为主要敌人，以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为依靠对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１９７４年，毛主席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谈话则再次明确地把这一模式提到了战略高度。
耐人寻味的是，意识形态因素不仅影响到中国与美国这两个社会制度与政治信仰截然不同的国家，而且还曾成为同属于社会主义的中苏两国之间发生摩擦的因素。众所周知，６０年代的中苏分裂正是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开始的。
进入８０年代，中国外交政策逐渐转向了以更加重视自身国家利益为特点的现实主义方向，意识形态的影响不断减少。当然，意识形态因素并未消失。例如，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始终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侵袭保持警惕，并把这方面的利益看作是它的国家利益的一部分。目前，中国正在总结近十年来忽视意识形态斗争的教训，以便在继续推行改革开放的同时，进一步维护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坚持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
４．超级大国的对华政策
中国同超级大国的关系无疑还取决于超级大国对华政策的变化。
中苏关系长期的不正常状态同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中国的沙文主义态度以及它对华政策的僵硬有关。８０年代，苏联对华政策逐渐有所改变。１９８２年，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出了要求同中国和解的信号。及至戈尔巴乔夫上台推行外交“新思维”，苏联对华政策发生重大转折，它把改善对华关系作为它的新亚洲政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为此采取了一些实际步骤，从而为中苏关系正常化创造了一些良好条件。
美国的情况也是这样。７０年代，中国建立“反霸统一战线”战略的形成是因为尼克松政府改变了美国长期来敌视与孤立中国的政策，转而采取借助中国的力量制衡苏联的方针。８０年代，促成中国进一步采取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并同美国拉开距离的原因之一先是因里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而引起中美冲突，后来则是里根政府降低了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作用。至于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不时发生摩擦，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不愿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
５．超级大国相互间的关系
中国同超级大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苏关系的状况。由于当代世界是一个以美苏对抗为基本特点的两极世界，美苏关系对中美、中苏关系的制约自然要比中美、中苏关系对美苏关系的影响大得多。战后，两个超级大国对他们相互关系的重视也总是超过对他们同中国关系的重视。从根本上说，美苏两国都是从他们的全球战略高度，即从他们相互争夺的利益出发，来看待他们同中国的关系并确定他们的对华政策的。因此，美苏关系的好坏对中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以及对中国确定它对超级大国的政策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对超级大国的政策同中国对美苏力量对比的估计分不开。一般说来，中国总是愿意倾向在美苏力量对比中处于不利地位或对中国威胁较小的一方。无论是５０年代中国倒向苏联一边，７０年代中国同美国建立战略合作，或是８０年代中国适度地改善对苏关系并同美国拉开距离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规律。
中国最担心的是美苏合谋反对中国，因而总是以一种警惕的目光注视着美苏关系的改善。当美苏激烈对抗时，中国会感到在处理同超级大国关系中处于某种主动的地位，它既可联合一方以制约另一方，也可为避免卷入超级大国之间的争端而同双方都保持距离。而当美苏关系出现缓和时，中国或者对美苏均持敌对态度（如６０年代），或者通过加强同一个超级大国的关系来增加美苏关系的复杂性，以防止美苏联合并改善自己的地位。近年来，中国对美苏缓和的态度已有明显变化。鉴于中国自身现代化建设的利益以及由于中苏关系的改善，中美关系的稳定和整个国际形势的趋缓，中国已不必如以往那样担心美苏关系的缓和。相反，中国认为，美苏缓和有利于它获得一个持久的和平国际环境。
以上五方面的因素并非决定中国同超级大国关系的全部因素。像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中国同西欧、日本以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同超级大国的关系。但是，上述诸因素则是主要的，其中有些是中国的国内因素，反映了中国对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与选择；有些则是外部因素。所有这些因素都不是单独起作用的。它们相互影响与制约。当然，不同时期，不同因素起着不同的作用。总的说来，战略与安全因素始终是最主要的，占据着统治地位。中国不是一个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在前３０年里，意识形态因素尤为明显。进入８０年代，意识形态的作用减少。这种减少反映了国家利益的需要，但是在政策执行中也出现了某种失误。与此同时，经济因素正逐步取代战略因素成为中国决定它同超级大国关系的主要因素。然而，战略因素仍然是重要的，只是其概念有所变化。
（三）
今后，中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将继续决定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方向与特点，它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贯彻改革开放的方针，以及对整个国际战略格局的走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有人鉴于自５０年代以来，中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大体上每１０年经历一次变化，因而预言９０年代中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将再次出现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特点。对此种推理，笔者并不敢苟同，然而却愿通过分析导致中国与超级大国关系变化的诸种因素的消长，对中国与超级大国关系的前景作出估计。
１．中美关系
中美两国之间将继续存在发展友好与稳定关系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双方在广泛领域里的共同利益。
首先，中美关系的地缘政治基础是牢固的。在这方面，两国并无利害冲突。相反，尽管８０年代后期，缓和已有很大发展，中美两国仍然存在共同的战略利益。对中国来说，中苏关系正常化不会完全消除它对苏联威胁的担忧。保持中美关系的友好与稳定可牵制苏联的潜在威胁，继续保持我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主动地位。就美国而言，美苏缓和难以达到根本改变两国关系对抗的性质。美苏互为对手的格局将继续下去。美国国内压倒的观点仍然是强调中国在战略上对美国的重要性，认为保持一种紧密的中美关系有利于增强美国抗衡苏联的地位，并防止苏联在亚洲扩张势力。今后，中美两国在解决亚太地区的一些重要冲突问题上仍然有着良好的合作前景。中国是亚洲力量平衡中的关键因素。美国要在维护亚太地区稳定方面发挥作用，离不开同中国的合作。从长远看，中美两国还有可能会相互寻求把对方作为在亚洲抗衡日本的力量。
其次，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在双边关系的各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在贸易方面，目前美国已居香港地区和日本之后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又是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二大市场。美国在华投资已超过３０亿美元，仅次于香港地区，居各国之首。在技术转让方面，美国已逐步放宽了对华限制，从而加快了两国科技合作的步伐。近年来，中美在文化、教育与学术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也正以惊人的速度蓬勃发展。现在，中美两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双方在广泛领域里的共同利益，这种共同利益已远远超出了对苏联采取一致态度的范围。两国关系的基础已变得更加广泛与稳固。
此外，由于近年来台湾内部形势的变化和海峡两岸之间关系的松动，中美在一直构成两国关系主要障碍的台湾问题上的矛盾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目前，双方在维持台湾内部局势的稳定，并使台湾问题向着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美国的官方政策是“一个中国，和平解决”，它不愿介入台湾问题的解决，但也不支持台湾独立。中国对解决台湾问题既是有原则的，又是有耐心的。它不希望因台湾问题而损害中美关系的稳定，相反，维持中美友好有助于促使美国在台湾问题及其他涉及我国领土完整与主权的问题上至少采取比较中立的立场。
不久前，由于美国陷入了中国国内的这场政治风波，中美关系降到了中美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但是，布什政府在处理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中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克制，并继续强调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认为不应“轻率地把２０年间精心建立的具有建设性的美中关系拆毁”。〔6〕美国并不准备采取孤立中国的政策，更不想把中国推向苏联。从根本上说，保持中美关系的友好与稳定符合双方的利益。目前，中美关系开始走出谷底。尽管要恢复到原有水平尚需克服严重困难，两国关系将逐步回升。
当然，导致中美之间产生摩擦与冲突的因素将继续存在，有的因素在新的条件下可能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中新的重大障碍。
首先，中美两国共同战略利益的减少是一个正在损害中美关系的重要的不利因素。本来，美国国内总是有一股势力轻视中国的国际地位与作用，主张不应过高估计中国在战略上对美国的重要性。他们强调中国是一个共产党国家，认为同中国的战略合作在根本上同美国在世界各地一贯奉行的反共政策是不一致的。近年来，随着美苏缓和的出现，中苏关系逐步走向正常化以及整个国际形势的缓和，原先构成中美关系主要基础的战略因素正在减少。于是，美国国内对中国在战略上对美国重要性的怀疑以及那种认为中国更多地有求于美国的看法开始增长，其结果是促使以往两国之间由于共同战略利益而在一定程度上被掩盖的矛盾突出起来。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美国在诸如中国向第三世界国家出售武器以及在西藏问题、人口控制等所谓“人权”问题上加紧指责中国，干涉中国内政的重要原因。
其次，意识形态利益的冲突反映了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方面的差异。作为一个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国家，美国在国际交往中总是怀有强烈的“使命感”，那就是始终不忘向世界推行美国的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美国总是用它的价值观念来衡量中国的国内政治，并以中国是共产党国家为由，对发展中美关系的好处提出怀疑。近年来，“人权”问题已成为两国关系中一个十分消极的因素。尽管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取得进展，国内政治形势日益改善，美国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指责却有增无减。美国总是愿意支持中国国内那些主张按照西方样板来发展国家和对现实不满的人。这种企图影响中国的政策和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实际上是美国在８０年代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反映，其结果不能不对两国关系造成严重损害。在这方面，美国国会的消极作用尤为明显。在国会的处事原则中，很少顾及长远的战略方面的利益，而常常表现为目光短浅，感情用事和根深蒂固的偏见。意识形态因素以及美国国会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制约，使美国政府难以在处理中美关系中采取真正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政策。在经历了中国国内的这场政治风波之后，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不仅无法避免，而且将成为除台湾问题外的影响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另一重大障碍。
此外，中美在发展双边关系上仍然存在一些不利因素。美国支持中国现代化是有限度的，除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外，还要受美国自身经济状况和客观条件的限制。近年来，亚洲国家正以不安的心情注视着美国的经济状况。由于日本成为亚洲核心的经济大国，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正在被日本所取代。美国高额的财政赤字与外贸逆差正迫使美国削减对外援助，并使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成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受害者。对华技术转让上的限制也未完全消除。美国国内总是有人担心向中国转让高技术可能会被中国用于军事目的，或向不应从美国获得这类技术的第三国转让，从而对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产生不利影响。在文化交流方面，中国除担心人才外流外，还对伴随文化交流而来的西方意识形态冲击感到忧虑。这种冲击已成为导致中国国内不稳定的重要原因。
当然，台湾问题将继续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重大障碍。目前的问题仍然是美国坚持执行《与台湾关系法》，并据此向台湾出售武器。从根本上说，台湾问题这个障碍长期无法消除是因为美国始终不肯放弃它在台湾问题上的利益。美国除了在台湾拥有重要的经济利益外，美国国内的亲台保守势力仍然认为台湾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一个可以依靠的战略上的“盟友”，并且把台湾当作制约中国的一张“牌”。今后，只要美国继续执行《与台湾关系法》，并向台湾出售武器，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矛盾就无法消除，台湾问题仍将是两国关系中的一颗“定时炸弹”。
２．中苏关系
随着正常化的实现，中苏之间长期来的敌对状态宣告结束，两国关系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开始一个睦邻友好的新时期。
首先，由于苏联内外政策的变化以及它面临的种种困难，苏联对中国的安全已不再构成严重威胁。中苏关系正常化又使苏联的威胁从现实转为潜在。中苏两国甚至在裁军和某些地区冲突问题上存在着相同的观点和利益。
其次，中苏在经济合作上有着相当大的潜力。两国经济具有一定的互补性。苏联的技术尽管不如一些西方国家先进，但在许多方面对我国的工业现代化，尤其在改造原有工业设施方面，可能比西方技术更为实用。中苏贸易也有着良好前景。在国际市场竞争激烈，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西方国家不时利用经济手段施加政治压力的情况下，中国会更加重视发展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在苏联经济遇到困难，无法满足国内需要的情况下，中国商品对苏联无疑也具有吸引力。两国贸易的另一有利条件是双方都可利用易货贸易，避免动用两国都感到十分紧缺的外汇储备。
此外，两国在国内改革上也有着某些共同的利益。一国改革的成功会起到鼓励另一国改革的作用。双方都可以借助对方改革的成功来证明自身改革的必要性。
中苏两国毕竟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一般说来他们之间不存在像中国同西方国家之间因社会制度与价值观念的尖锐差异而引起的冲突。中苏之间也不存在像台湾问题这样棘手的障碍。即便在中苏敌对时期，苏联也始终在台湾问题上支持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
但是，中苏之间的分歧并不会随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而完全消失。从长远看，主要矛盾仍然是地缘政治方面的，同时，在发展双边关系上将继续存在局限性与消极因素。
近年来，苏联内外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中苏关系也已正常化。然而，中国对苏联威胁的担忧难以完全消除。中苏之间漫长的共同边界，苏联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它具有从三面包围中国的潜力始终是对中国安全的潜在威胁。当前，苏联在远东的兵力部署仍占苏联全部军事力量的１／４到１／３。中国对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不能不抱有警惕。今后，对中国的主要军事威胁仍将来自苏联。加之苏联历史上长期的扩张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传统，要消除中国对苏联的不信任感尚需时日。
中苏经济合作也有局限性。双方都难以从对方获得资金与高技术。同时，由于中苏贸易主要是易货贸易，两国均无法从中得到硬通货。因此，中苏经济关系的发展无法取代各自同西方国家的经济合作。不仅如此今后在同西方国家发展经济合作以及在亚太地区的经济竞争中，中苏两国还可能进一步成为竞争对手。
中苏意识形态分歧早已淡化，但两国在国内改革方针与模式上的差异有可能使双方产生新的意识形态分歧，并对双方国内政治造成冲击。在这一点上，若两国不是相互尊重和坚持不干涉内政，则将对中苏关系产生有害影响。
中苏关系的发展还要受各自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关系的制约。两国都不希望因中苏关系的发展而影响到各自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看来，中苏关系将保持稳步前进的势头而不会走得太快。
３．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从长远看，有理由对中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保持友好与稳定持乐观态度。经过长期的共同努力，中美在广泛领域里的共同利益已使两国关系的基础变得更加稳固，而中苏关系也已走上了正常化的道路。这就为继续发展中国与超级大国之间的友好与稳定关系创造了良好条件。今后，中国仍将坚定不移地推行现代化与改革开放的方针，因而不会改变同两个超级大国发展友好与稳定关系的政策。就美苏两国而言，维护对华关系的友好与稳定也是他们的共同需要和切身利益所在。同时，整个国际形势将继续走向缓和，在可见将来，这一趋势难以逆转。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中国与超级大国关系的友好与稳定将是双方唯一的明智选择。
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今后在中国与超级大国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冲突与曲折仍然难以避免。要想在９０年代真正实现中国与超级大国关系的友好与稳定还有待双方作出共同努力，不断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与障碍。
应当指出，近来事态的发展已经或正在引起中国与超级大国关系的新的变化。一方面，由于中苏关系正常化，苏联已不再对中国的安全构成现实威胁，从而使两国双边合作得以加快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插手了中国的动乱，并对中国平息反革命暴乱进行制裁，中美关系受到了自１９７２年两国实现和解以来所从未有过的严重损害，从而扩大了两国之间的鸿沟。
通过美国在中国这场政治风波前后的所作所为，中国进一步认识到：美国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开放是有目的和有代价的，那就是除了认为一个繁荣强大的和美国友好的中国有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外，并未放弃向中国输出美国的制度与价值观念的长远目标。１９８９年７月，布什总统在访问欧洲期间再次明确宣告，美国要利用经济援助来促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多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布什说，“我们所谋求的新世界是一个行动一致的自由国家的联邦——在这个新世界里，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不断扩大的自由圈子。”〔7〕这表明，美国不仅没有改变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政策，而且正利用近年来国际上的缓和形势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变本加厉地推行这一政策。这当然不能不引起中国的警惕。
中国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愿意同时维持和发展同美苏两国关系的友好与稳定，但中国对两个超级大国不会奉行“等距离”的政策。８０年代，尽管中苏关系逐步改善，中美关系始终优于中苏关系。中国希望同美国保持比中苏关系更为密切的关系。这是中国基于战略安全和国家发展方面的考虑所作出的选择。然而，鉴于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今后那种中美关系优于中苏关系的格局可能改变。一方面，中国对来自外部的军事威胁的担忧可能进一步减少。与此同时，中国对国内发生动乱的警惕将大大提高。而美国若不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将被看作是导致中国国内不稳定的主要外部因素，从而迫使中国对发展中美关系作出某种重新估价。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关系将很难保持比中苏关系更为良好的状态。尽管中国不会改变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同时美国也不想把中国推向苏联一边，中国可能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合作，并寻求它们在政治上对中国的支持。
以上仅仅是对今后中国与超级大国关系发展趋势的大致估计。在可见将来，中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将朝什么方向发展，其前景究竟如何还将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变化。它取决于中国和超级大国在确定相互关系时对各自国家利益的考虑与选择，也取决于双方国内形势的发展以及相互间政策的变化，同时还要受美苏关系以及整个国际形势发展的影响。目前看来，决定今后国际形势发展的最大未知因素似在苏联一边。今后苏联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美苏关系以及整个国际形势的发展，从而也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与超级大国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整个国际社会不能不对此做好充分准备。
今后，如何处理与超级大国的关系仍将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中心课题与成败关键。就中国而言，它绝不会屈服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的压力，但可相信，它将以谨慎的态度，以不损害独立自主为原则，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友好与稳定关系。对超级大国来说，要维持他们对华关系的友好与稳定，关键是能否从根本上放弃干涉中国内政或对中国采取沙文主义的政策，使他们的政策真正转到现实主义和符合双方国家利益的方向上来。
注释：
〔1〕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１９４９年６月３０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１９６７年版，第１３６２页。
〔2〕基辛格：《白宫岁月》第一册，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３８页。
〔3〕“两个半战争”战略设想美国将同时在欧洲和亚洲分别打两场大战，以对付中苏两个敌人。此外再加上一场小型的局部战争，以对付中东、拉美或其他地方的不测事件。“一个半战争”战略则根据中苏分裂的情况，抛弃了在欧亚两地同时与中苏两国作战的设想，把同时打两场大战改为打一场对付苏联的大战。
〔4〕同〔1〕，第１３６３－１３６４页。
〔5〕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１９２６年３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１９６７年版，第３页。
〔6〕引自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于１９８９年６月２６日在纽约市亚洲协会发表的演讲：《太平洋地区伙伴关系》。
〔7〕引自布什于１９８９年７月１７日在荷兰莱顿发表的演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