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结束的杭州G20提出四大建设：建设创新型、开放型、联动型和包容型世界经济，并认为要想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其实全球经济治理是一个老话题了，只是在2008年危机已经进入第九个年头之时，全球经济依然低迷，难以复苏，成二战后历次危机所仅见。不仅如此，一向远远快于经济增长的贸易增长也罕见的落后于本就非常萎缩的经济。从1980年至2011年，全球GDP年均增长2.9%，同期贸易增长7.3%。但到了2012年以后，连续四年跌到GDP增长之下，刚刚过去的2015年，全球贸易出现了降幅达13.6%的负增长。
显然，从这个角度看，此前的G20并未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其追求的强化全球治理的目标也依然难以实现。那么集合了全球主要经济体、最重要国家的领袖、智囊的G20，何以表现如此？
其实要想实现良好的全球治理是有前提的，除了各成员国要减少一已之私、避免以邻为壑的心态之外，更重要的是各国必须有能力产生可以解决问题的优秀政治人物。环顾整个西方，由于各个原因，其已经日益丧失了这种能力。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对全球治理最重要的贡献并不仅仅在经济层面上。
美国总统奥巴马2008年竞选时有五个著名的承诺：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建高铁、把十万亿美国国债务减少一半、关闭关塔那摩基地、绝不任用游说背景的人物入阁，向利益集团说不。
8年过去了，美国国债从10万亿美元升到20万亿，高铁一寸未建，臭名昭著的关塔那摩基地仍然高耸，第一次组阁时游说背景的人士就占了三分之一；阿富汗和伊拉克也仍未脱身。
不仅如此，奥巴马已经取得的成果：TPP、医疗保险、历史性的伊朗协议也都面临被废止的危险。尤其是美国花了五年之久才达成的TPP已经被判了死刑：无论是本党的希拉里还是共和党的特朗普都一致强烈反对。TPP对美国之重要不言自明：改变中国书写规则的趋势、建立一个排除中国之外的亚太经济体系，特别重要的是，这直接攸关美国在这个世界上的诚信、承诺，直接决定了美国亚太转移战略是否夭折。
奥巴马八年来表现之所以如此不堪，既有个人能力的因素，也有体制的原因。比如美国在没有大规模卷入另一场战争的情况下国债却翻了一番，这显然和奥巴马的治国能力有关。大家可能还记得2013年10美国政府关门大吉。关门的导火索是提高债务上限。可是美国历史上无数次提高债务上限从未引发政府关门。原来各党都是利用自己控制参议院、众议院时提高上限，奥巴马却选在本党丧失多数后！2013年，奥巴马已经当了五年总统，恐怕不能说是经验不足了吧。
至于体制，不妨以高铁为例。航空集体和高速公路集团全力反对，民众不愿意拆迁。财团和大众均反对的事，政治人物是根本无能为力的：一个决定了政治献金，一个决定着选票。任何一方都得罪不起。至于政党恶斗，更是到了不顾国家利益的程度。仅以2015年为例，3月3日，共和党不满奥巴马对以色列问题的处理，就由议长博纳在未知会白宫的情况下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国会发表演讲。3月9日，47位共和党参议员公开致信伊朗领导人，警告说与美国达成的任何伊核问题相关协议都会在奥巴马离任后被修改或废除。9月美国宣布将在2016年接收一万名叙利亚难民。结果11月国会众议院通过限制接收难民的法案。还有31个州长明确表示拒绝接收。
今天的美国体制，著名的政治学者福山有一针见血的评价：“美国社会并没有衰落，因为经济的总体形势还是比较强的，但政治体制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衰败了”。
政治人物的失能现象已是西方世界普遍的现象。英国的卡梅伦竟然把是否留在欧盟这样重要和复杂的问题交给民众，结果不仅终结了他自己的政治生命，也给英国、欧盟乃至世界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英国甚至会面临解体的高风险。正如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所直言：英国脱欧可能意味着西方政治文明的终结。接替卡梅伦的梅首相，干的第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就是把中、法、英三方的核电站项目给暂停了。且不说影响到英国的国际诚信，一下可以令两个大国不快也算是水平。
当然，朝令夕改是西方政治模式的常态。奥巴马上台就一百八十度改变了小布什的政策。菲律宾总统一换，对华政策也是立刻不同。卡梅伦达成的核电站项目换了一个领导人——而且还是本党的领导人——就停摆并不足奇。只是这极大地增强了世界的不确定感。
杭州G20峰会上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之后就要看，世界上哪些国家有足够的定力，一直跟上中国的步伐了。
目前在整个西方，还称得上优秀的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可是一场难民危机就把她打回原形。迄今为止德国已经接纳难民超过百万。且不说这对欧洲文明和种族结构的影响多么深远和巨大，仅就难度而言，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大家知道三峡工程移民超过百万。中国人口众多、疆域广大、政府强势，而且都是同文同种同信仰，但在安置时也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德国一共才八千万人，面积（35万平方公里）不过相当于中国的云南省（39万），而且政府一向受到强制约，一百多万难民还是语言不通、信仰不同的外国人，更混有伊斯兰国分子。其难度早已超出德国能够处理的程度。所以此后连续发生大规模的治安事件以及多起恐怖袭击事件就是德国无力处理的明证。只是在全球各国包括美国都避之而不及的情况下，何以默克尔反其道而行之？要知道日本2015年仅接收27名难民，澳大利亚声称花四年时间准备接收1.2万名难民。如果按照澳大利亚的速度，德国需要四百年！
事实上，这场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难民危机，完全是他们一手导致的。没有英国追随美国卷入错误的伊拉克战争（伊战首相布莱尔已经道歉），没有英法推翻利比亚的卡扎菲，没有欧洲卷入叙利亚内战，怎么可能会有今天的难民危机？
至于法国总统奥朗德，其支持率最低只有5%！他治下的法国经济萎缩、失业率高企、恐怖袭击此起彼伏，人心尽失。早在2012年，自由派学者任剑涛就在一场演讲中对这位刚上任的法国总统显露了自己的不屑：法国怎么选出这样的总统，连话都不会说。
西方之所以出现政治人物失能的困境，原因并不复杂。一是普通选民选择政治人物。百姓一般只考虑眼前利益和自身利益，不会考虑长远和国际关系。这种情况必然导致政治人物的平庸化：或者政治人物本身缺乏能力，或者有能力的政治人物为了胜选不得不逢迎。今天的特朗普只不过是一个极端例子罢了。
对于民众，美国的国父们是有清楚的认识的。汉密尔顿在联邦会议上疾呼：“所有社会群体都分为少数派和多数派两大阶层。前者属于富人阶层，出身高贵；后者指普通民众。他们的生活动荡不安，因而很少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所以须政府结构中，我们应该把第一阶层放在显著的、永久的位置上”。美国独立后事实上长期也是这样做的。这才是美国崛起的政治奥秘和政治本质。
二是媒体时代，政治人物的实际能力并不重要，作秀的能力反而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他们的逻辑是：一个政治人物是否有能力不重要，选上之后不胜任就再选下去。这很有些碰运气的成份。代价自然就是浪费八年或四年。
三是政治权力已经臣服于资本和大众，已经失去了行动能力。政治人物要上台，需要资本和选票。上台后，要连任也同样需要资本和选票。在短短的四年，政治人物只能以资本（无尽的逐利性）和民众（对福利无尽的贪婪）马首是瞻。至于必要而痛苦的改革、长远的规划则统统进入不了政治人物的视野。
最后一个原因则是选举制度下，西方社会一流人才往往不愿意甚至不敢从政。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垄断时代，精英获得财富的能力、速度和领域迅速扩大和提升，但政界由于种种原因却无法提供同样高的收入。另一方面扭曲甚至无底线的人身攻击式的选举过程令优秀人才望而怯步。参与选举不仅意味着私生活不复存在，更有可能多年形象毁于一旦。
西方的体制发展到今天，要么选不出优秀的领导人，要么选出来也在体制困境中难有作为。只是这样的领导人，一个连自己国家都治理不好的领导人怎么可能来谈什么全球治理？这恐怕才是G20此前难以有效应对危机的根本原因。
相对于世界，中国已经有了更好的人才产生方案。中国既不同于西方仅仅依靠大众选举的方式，也不同于中东伊斯兰文明世袭或指定的方式，而是建立以能力为基础的选拔体制。任何一名官员只有在一个岗位得到检验才能够被选拔提升。如此一级级的淘汰选拔，直至成为最高国家领导人。这个过程长达数十年，而且必须是有不同的经历：既有发达地区，也有落后地区。治理的人口规模往往多达数亿。一旦被确认为新一代领导人，就会进入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常委。在五年期间不仅积累中央也要积累外交工作经验。也就是说要成为最高国家领导人，不仅能力得到验证还要有足够的治国经验。等到上任就可立即施政，而没有西方所谓的学习期。
尽管有长期的能力考验，但在成为最高领导人时还需要综合两个因素：一是党内民主，即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投票。二是元老智慧。可以说是个人能力、党内民主、元老智慧的三方结合。从而确保选拔出最合适的治国人才。当然中国这个模式也有借鉴西方的地方，即任期制。从而保证了人才的流动性。
简而言之，中国今天的体制，既可以避免委托代理风险、制订长期的发展战略，也可以在成本不高的前提下尽最大可能的选出最优秀的人才；不仅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还能避免大众贪欲，既能补充新鲜血液，也能避免西方常见的资本和民粹主义的影响。
西方的政治困境人尽皆知，西方自己也以有意无意的借鉴中国提出一些政改方案。比如法国就提出总统只有一个任期，任期改为七年。其目的就在于想令政治人物上台后不要再考虑连任，全心治国。而且任期比较长，也有助于制订长远规划。这个思路本身，是不是很有中国的味道？
因此，要想实现有效的全球治理，首要的是各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发展出一套有效选择领导人的机制，并能够解决体制对人才施政的负面约束。只有这样，有效的全球治理才能成为现实。这就是目前中国对世界共同面临的挑战给出的最大的贡献和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