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起和大国这两点，决定了后起大国发展问题的复杂性、特殊性和艰难性。研究后起大国的历史和现实，经验和教训，对我国进一步发展非常重要。
一、后起大国遇到的一般问题
我们可以对历史作一个划分，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界，在这条分界线之前，某些特定的落后国家可以通过向英国等国家学习，使自己获得发展，之后，就很难了。学习的内容：一是不断推进工业革命后的技术和科学进步，发展新型工业，扩大世界性商业贸易；二是突破封建制度的政治束缚，商人和企业家在政治上有了发言权；三是完成从冷兵器时代到热兵器时代的转变，依靠武器优势进行殖民扩张和掠夺。在时间分界线以前，只要后起国家向发达国家学了这三条，国家就会发展，就会强大。在亚洲，日本是一个好学生，明治维新后，也是靠着这三条得到发展。1894年，日本对中国发动甲午战争，就获得几亿两白银赔款，还割据台湾和澎湖，这对日本以后发展非常重要。但到20世纪以后，由于殖民地和国际市场基本上被列强瓜分完毕，发达国家之间的争夺加强了，后起国家想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很多做法就行不通了。
从20世纪以来的100多年，还没有一个人口在六、七千万以上的大国，能从典型农业社会发展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俄罗斯情况特殊一点。20世纪前，俄国还是封建沙皇国家，虽然彼得大帝做过一些改革，引进一些西方工业，但其水平不高，它的工业化是在20世纪的十月革命以后进行的，经过几十年发展，苏联经济水平曾达到美国70%，属于发达国家。但是，由于内部和外部原因，苏联解体，俄罗斯又衰败下来，经济水平一度跌至美国的2%，现在约为12%。这从另一方面说明后起大国的发展有多不容易。
20世纪后，落后大国的发展为什么这么难呢？因为，后起国家已经不能通过使自己成为列强，依靠对外掠夺，来获得发展。它们会相继遇到几个难题：一个是如何解决自身安全问题；另一个是如何集聚工业化初始资金问题；再一个是如何实现经济创新发展。只有解决好这三个基本问题，后起大国才能进入强国行列。
一是安全问题。在这条分界线以前，所有进行工业化的国家，虽然发展程度有一些差别，但从世界范围来说，他们都处于高端顶层位置，是发达国家，在他们头顶上没有比他们更先进的国家了。但是，进入20世纪后，落后国家特别是落后大国在发展中必须面对一个比自己发达得多、强大得多的国家群体存在，这必然对后起国家构成严重安全问题。这可以从两方面说：一方面，当你落后弱小时，很容易成为强国侵犯掠夺对象；另一方面，如果落后大国有一些发展，也会遭遇严重安全问题。因为大国发展后，将会引起世界资源和市场的重新分配，引发发达国家的担忧，从而可能对后发国家采取遏制策略。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美日两国搅局南海问题，都反映出它们对中国发展的焦虑。所以说，后起大国的安全问题，成为其发展的沉重负担，因为它们要想有一个和平环境，就需要有一定的军事力量和军事工业来支撑。
二是工业化初始资金问题。从老牌西方发达国家看，它们主要采取资本原始积累方式创造最初的工业化条件，其中货币资本主要通过殖民地来获取。在殖民地，他们不仅通过强制不等价交换，获取超额利润，而且还以强力攫取其他资源财富。因此，殖民地对于早期工业国来说是一个重要条件，它们以此获得原始积累资本，为以后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20世纪以后的落后国家就不能这样做了。怎样解决工业化初始资金，是困扰这些国家的严重问题。有人计算过，我们建国后若以自然方式进行资金积累，需要两个多世纪才能完成工业化，这还没考虑外国的干扰。许多国家都因没有依靠自身积累资本的有效方式，而发展迟缓。
三是创新发展问题。说到大国，可以从人口或GDP规模上来划分，但说到强国就不能这样划分了，鸦片战争前，中国的GDP最高，占全球29%，不照样挨打，被人欺负吗？英国凭什么做了世界霸主那么长时间，就是凭它最早完成一系列重要科学发现，最早进行工业革命。它是凭借领先的创新活动，取得世界霸主地位。从历史上看，世界科技中心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国家就是强国。原来英国是世界科技中心，后来，美国成为世界科技中心。当然，世界科技中心可能不是只有一个，而是会有几个中心。比如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至少应成为其中一个中心，才能说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
二、我国解决工业化初始资金问题的途径
后起大国在工业化初期，由于已经存在一个发达国家群体，靠外部攫取或自然积累解决初始资本已无可能。市场化国家通常有两个途径：一是负债工业化，由于很难与发达国家竞争，自己又缺少积累资本的特有方式，结果债台高筑，无法偿还；二是外国资本直接进入，结果是无法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经济命脉被外资控制，利润外流，成为发达国家附庸。
我国没有选择以上途径，而通过统购统销和计划经济完成了工业化初始资本积累。
一是实行统购统销制度。1953年夏季以后，国家收购粮食越来越难，而城市销售却迅速增长，一些大城市甚至马上会出现供销脱节的严重局面。本来，1952年粮食总产已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9.3%，1953年总产也很好，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是朝鲜战局稳定后，我国已经开始大规模工业建设，城市人口明显增加，粮食需求也迅速扩大，粮商和农民储粮惜售，引起粮价上涨。粮价上涨的直接后果是工人工资上涨，而工资上涨，就意味着工业利润流到农业和农民那里，工业发展就没有了资金。中央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即统一收购和统一销售。同时，中央还认为，面对成亿的个体农户进行统购，工作量极大，如果把一亿一千万个农户组成一二百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以社为单位进行购销，就方便多了。很快中央就把统购统销与合作化运动结合在一起进行宣传和推动。
统购统销制度，对我国工业化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它的本质是，通过调整农业与工业的利益关系，形成农业向工业提供资本积累的机制。它通过从农业低价收购粮食等农产品，保证了城市的低物价、低工资，进而实现了工业较高利润和积累，为工业化快速发展提供了可能。以后，我国逐步扩大统购、定购、议购范围，涵盖了大部分农产品。虽然集体经济在这一过程中，对于稳定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起了重要作用，但在低价政策下，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这是我国农业长期落后的主要原因。
二是实行计划经济制度。计划经济形式上是资源配置方式，本质上是为积累工业化初始资本和建立完整工业体系服务的，在很大程度上，它是调整工业内部利益关系的机制。我国通过这一机制，实现了传统轻工业向新建设的工业体系提供初始资本积累。具体说，就是将传统轻工企业的经济剩余汇集起来，投入到国家工业体系建设中去。经济剩余主要包括利润、折旧和提取的大修理基金等，这里的折旧和大修理基金实际上是成本，只是不需马上运用的成本。国家规定，大修理基金留给企业，但是，利润和折旧要全部上交。当时，有些产品是中央直接管的，而对大量像油盐酱醋、烟酒糖茶这些普通轻工产品，中央计划是管不到的，是由各级地方政府来管，但地方的经济剩余必须遵守中央统一管理和严格纪律，例如，工资是不能随便提高的。可以说，在我们的工业化中，传统轻工业也付出了代价。因为，传统轻工业失去了自我发展、自我更新的条件，生产设备普遍陈旧落后。对早一点建设的重工业企业，也同样采取这样的方式，为工业体系建设提供积累。当时，我国是牺牲微观活力来换取宏观迅速布局。
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工业产值已占总产值的75%，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意味着我国工业化初始阶段已基本结束，工业具有一定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然而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也积累了较多的矛盾：一方面，微观企业活力低下；另一方面，统购统销和计划经济虽为工业化积累了初始资本，但也积累了一定的社会矛盾，农业和轻工业落后、农产品和工业消费品匮乏、人民生活提高很慢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需要调整和改革经济管理模式。
改革从农业开始，国家在1979年大幅提高粮食等农产品收购价格，以后，又不断提高农产品价格，逐步减少统购品种和数量，到1992年最终取消了统购统销制度，全面放开粮食等农产品价格。随后，我国立即进入工业反哺农业阶段，主要采取国家财政补贴方式，对农业给予帮助。现在，我国每年的粮食直补、良种补贴、保护价补贴、农业生产资料补贴、农机补贴等，有几千亿元。2006年，国家又取消实行几千年的农业税，进一步减轻了农业和农民负担。对工业企业改革，最早是以搞活企业为核心，把企业应得利润、折旧返还给企业，使企业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并赋予企业经营自主权。以后又进行了利改税、拨改贷、放开产品价格等一系列改革，企业逐步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计划经济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经济体制内涵发生根本变化，市场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经济增长进入快车道。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注意的问题
我国经历过艰难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也经历过高速发展时期，但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却面临越来越严重的下行压力，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我国是否会掉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呢？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专家在2006年首先提出的，主要指经济体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发展战略，不再适用于向高收入阶段发展，其经济增长被原有增长机制锁定，进入经济增长的停滞徘徊期。一些学者还认为，在这一阶段，不仅经济增长缓慢、停滞，而且伴随着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社会容易处于不稳定和动荡状态。
但是，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发展战略是什么？为什么它当时能促进经济发展，以后又不行了呢？还有，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战略又是什么？他们没有解释清楚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由于没有从理论上作出说明，就容易使人们陷入迷雾之中。
解开这个谜团，要从人类最基本的经济活动——劳动说起，劳动可以分为重复性劳动和创造性劳动，中等收入阶段是以重复性劳动为特征，而高收入阶段是以创造性劳动为特征。
重复性劳动在企业生产中表现为引进和复制别人的生产方式，由于自己创新的东西不多，增长只能靠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其增长能量依赖于压低工资和消费的货币资本积累，它会引起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社会只有通过扩大出口才能解决生产过剩问题。这种增长方式的好处是，只要条件具备，增长就会很快。例如，我国钢产量在这三十多年增加了二十多倍，达到约8亿吨，这里有技术进步因素，但主要还是外延扩张。但是，随着经济外延扩张，劳动力、资源、土地等生产要素供需矛盾加剧，成本上升，产品出口阻力增大，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制约了经济发展。这就是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特征，也是我国当前主要的经济特征。
创造性劳动则引起内涵式扩大再生产，增长能量主要依靠科技创新的智力积累，它具有无限增长潜力。科技创新引起的分工和专业化，又使劳动者在生产中地位提高，收入增加。过去，在资本积累时代，若提高工人收入，效益就会下降，因为工人的收入增加，意味着成本上升。但是，在智力积累情况下，人是作为创造性主体参与生产过程，适度提高收入，不仅不会抑制增长，反而能刺激创新。同时，内涵扩大再生产，也不是表现在产品数量增加上，而是体现在产品质量和性能提高上。因此，智力积累对生产数量影响减少，市场趋于稳定，这是高收入或发达国家的经济特征。
党中央提出创新驱动战略，就是要发展创造性劳动，实行内涵增长和智力积累，这是非常正确和重要的战略选择。但是，真正实现创新驱动是很难的，特别是系统和复杂创新活动，就更难了。因为，创新、创造性劳动是人类最高级的活动方式，是人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人类劳动向高级形态发展，最主要的标志就是创造性劳动数量的增长和水平的提高。中国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国和一个依靠引进技术来发展的工业国，要实现自我创新、依靠自身力量研制新产品，要克服很多困难。
落实创新驱动战略，不仅要对一些重点领域作出详细规划，而且在宏观政策上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处理好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现在，一些同志认为，我们的GDP已经是全球第二，可以减少一点积累，多分一点蛋糕了。实际上，我们在重复性劳动向创造性劳动过渡阶段，积累率不仅不能下降，甚至还需要一定增长。这是因为，在经济转型期，我们面临双重压力：一方面，由于我国仍以重复性劳动为主，只有保持高的货币资本积累率，才能实现经济较快增长，不仅为解决就业等社会问题，而且也为下一步创造性劳动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另一方面，我们在经济转型时，只有追加投入，才能实现创新突破。
第二，扩大出口仍是重要战略选择。从国际经验看，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多是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阶段，没有积聚能量向内涵扩大再生产过渡，后因收入和福利增加，成本上升，竞争优势丧失，引起出口下降，经济开始朝内向型经济转型。而内向型经济缺少积累来源，在增长和就业压力下，这些国家以超发货币替代积累，结果出现“滞胀”，也就是既经济停滞，又通货膨胀。我们要避免重蹈覆辙，就必须把发展出口和外向型经济作为战略选择，力争实现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我们不仅要努力开拓新的国际市场，而且要有针对性地解决自身问题，防止不利因素扩大。应该看到，外向型经济是一种积极主动的经济模式，重复性劳动向创造性劳动转变的根本标志，就是创新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
第三，加强国家在智力积累中的作用。随着科学技术发展，随着智力积累成为扩大再生产的主要力量，积累的社会化要求也在提高，国家和社会在智力积累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这是因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复杂程度不断提高，某一领域的综合体系也日益扩大，企业在很多领域必须依托国家和社会智力积累成果，才能开展自己的创新，从而形成企业、社会、国家不同层面的智力积累。例如，我国开发建设北斗卫星定位系统，可带动大量企业为之配套服务，逐步形成庞大产业。在发达国家，它们可利用自己优先地位获得超额利润，利用大财团规模优势，进行一些长期智力积累，但即便如此，它们也同样需要国家和社会深度参与。像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航天、可控核聚变等研究开发，国家和社会都是主要力量。我国是发展中大国，一方面要推动企业自主创新，发展核心技术和开发新产品；另一方面也要建设“国家队”，加强国家在智力积累中的作用，抢占创造性劳动制高点，保证生产力长远发展。国家通过开展像载人航天、卫星技术、新能源、大飞机等重大科研工程，推动创造性劳动集约发展，经过长期积累，一定会产生一大批高科技产品，并惠及和带动更多企业创新。
四、影响经济安全的若干理论问题
苏联当年实行计划经济，存在与我国相似的优势和问题，其在完成工业体系建设后，没有转变经济模式，并且在实力明显不足情况下，继续利用计划经济集聚资本，长期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使自己背上了沉重包袱。轻工企业落后、消费品匮乏、人民生活提高慢等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经济原因。刚独立的俄罗斯听信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休克疗法”改革意见，致使经济严重恶化，经济总量大幅下降。因经济安全严重受损，进一步导致政治、军事地位急剧下降，使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战而胜。从中可见，决定政策的理论观点正确与否，对后起大国经济安全，乃至政治、军事、社会安全至关重要。下面就几个理论问题谈一点认识：
1.不能否定国家参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
实行市场经济，国家参与经济活动的内容和形式要调整和变化，但不能否定国家参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
这是因为，现代市场经济仍不能超越国家利益而存在。所谓全球化、国际化，只是发达国家利益和意愿在国际分工体系上新的表现形式，完全不存在他们利益的自愿让渡。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下，重复性劳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创造性劳动成为发达国家的重要特征，资本、商品和服务的全球性流动，都服务于这一新的分工体系。在国际市场中，不存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说的平等自由的市场竞争。例如：发展中国家需要进口高技术，但却受到发达国家的严格控制；本来发展中国家具有工资成本低的优势，却被发达国家以倾销为由加以严厉制裁；发达国家要自由进入发展中国家的所有产业，却严格限制发展中国家资本进入自己的重要产业。所有这些，都是发达国家在自由竞争旗号下实行的国家干预。新的国际分工使富国和穷国的竞争力出现根本性差距，如果发展中国家没有新的举措，将永远被抛在后边。因此，国家必须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去：一是保证社会资源向科学技术领域，特别是基础科学和重大科研工程倾斜；二是要按市场经济规则，控制经济命脉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保障经济安全，带动整体经济发展；三是利用人类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对市场运行实施科学调控。
2.不能夸大消费的作用。
我们刺激消费，加快经济循环，这是对的，但不能夸大消费的作用。认识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消费领域？对于我们战略制定和经济安全非常重要。
生产与消费的一般规律是：生产是消费的源泉和根据，消费是生产的目的和结果。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中，生产是第一性的，是起决定作用的。从经济哲学上看，消费在生产目的和再生产中的地位是重要的，但得不出通过提高消费，就能拉动生产的逻辑关系。因为，第一，消费是目的，生产是根据，不能颠倒两者关系，使生产成为目的，消费成为根据。第二，人若能脱离生产而先提高消费，生产还有何意义？正确的逻辑应是，只有先提高生产，才能提高消费。并且也只有随着生产发展，人的消费品才能在质量、数量和品种上相应发生变化。
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在外需下降，增长缓慢时，不从生产本身找原因，而采取超发货币，刺激消费和内需，试图以此推动生产增长。但是，通货膨胀却造成：第一，由于个人收入和储蓄贬值，社会消费不仅没有提高，反而被压缩；第二，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险支出增大，入不敷出，政府债务激增。此举容易引发民怨，极易形成恶性循环。一旦出现“滞胀”和社会动荡，就意味着掉进了“陷阱”。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更多放在生产上，就会发现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创新不足，推动创新发展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3.不能以错误理论否定国有企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鼓励发展多种经济成分，鼓励民营经济发展，但这并不意味要把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对这一问题必须要有清醒认识。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渊源，主要来自古典经济学关于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假设，他们认为满足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利己理性，是市场存在和效率发挥的基础。这一理论由于脱离生产力发展，抽象地分析人的本性，存在许多问题。例如，劳动者会通过偷懒来获取个人利益最大化，表明私有制存在效率下降的内因，那么，又该如何对现代以创造性劳动为特征的生产进行管理来提高效率呢？因为，过去可以通过生产定额管理，现在创造性劳动多了，难以用定额管理，那么，新的管理又是什么样呢？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阿尔契安和德姆塞茨提出“索取剩余论”，认为由于劳动者会偷懒，而它的产出又无法计算，所以，要有监督者来督查，以提高生产效率，但监督者本人也会偷懒，因此，所有者需要让渡给他们一定“索取剩余权”。但是，剩余权的让渡，一方面动摇了私有制的基本法则，另一方面仍然无法解释以创造性劳动为特征的生产如何管理的问题。
其实，现代所有制关系正在发生活跃和深刻变化，某人在法律上可以占有某物，但从实际利益关系上看，可能并没有完全，甚至完全没有占有某物。如今，在发达国家一些大企业中，以职业经理人为首的经营团队，已全面负责企业重大决策和管理，私有者基本退出管理层。这一情况表明，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劳动特征从重复性劳动向创造性劳动转变，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和复杂化，所有制关系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一方面，资本积累向智力积累转变，资本的效能在下降，资本所有者对企业实际占有水平也在下降；另一方面，创造性劳动不仅使劳动者地位提高、收入增加，而且也使人们对劳动的兴趣大大增加。因此，不存在人类永恒不变的自私本性，也不存在不变的私有制关系。
作为后起大国，我国的国有企业是保障经济安全，参与国际竞争，提高生产水平，实现创新发展的中坚力量，我们不能以错误的理论认识否定其作用。
来源：《红旗文稿》2015/16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