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个国庆节。这时周恩来的心情并不轻松。面对着“红卫兵运动”造成的混乱局面，他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怎样正确地对待正受到严重冲击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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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因为派遣或参加工作组而被造反派指责为犯了“路线错误”，不断遭到揪斗。还在八月间，周恩来在谈到工作组问题时，就多次提出：即便是犯了方针、路线的错误，也还要本着毛主席说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指出他的错误，帮助他改正。并且说：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和在中央工作的同志的心情一样，我代表他们，也代表我自己，向你们（指工作组派往的单位的群众——编者注）道歉。同时，我应该向你们说清楚，这个问题已经在中央全会（即八届十一中全会——编者注）上解决了。〔1〕
他反对造反派在工作组及其他问题上对领导干部揪住不放、无限上纲，以至采取群众“罢官”的做法。九月初，他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商议《关于党政军高级干部任免审批手续的暂行规定（草案）》的文件稿，设法对中央和地方的大批领导干部进行保护。这以后，他始终坚持各级领导干部不能由群众组织来定性、“罢官”。
九月下旬，针对红卫兵和其他一些人的提问，周恩来强调：“不能说犯了路线错误就是反革命，路线错误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我就犯过路线错误，但愿意改正错误，跟毛主席学习。”〔2〕“如果一个人在一个时候犯了一些修正主义观点和倾向的错误，只要他认识了，而又坚决改正，对这种人，党还是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的。这样的人，在各级领导机构中都有。”〔3〕“现中央、国务院各部正副部长三十六人停职反省，将来也要一分为二，不是一棍子打死。即使是反党性质的，也还有走得很远的、有愿意革命的。犯了路线错误，主观上还认为自己是革命的，只要愿意改正错误，就不能算敌我问题。”〔4〕
十月一日凌晨，周恩来审看《人民日报》社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七亿人民》的清样。他在稿中论述“无产阶级的敌人，继续在用各种方式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段落旁批道：“这是两类矛盾，既要区别，又要指明如果坚持不改，就有转化的危险。原文这两段没写清楚，我和陶铸同志的看法相同，所以试改了一下，但文字较长。”随即，周恩来将改稿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说：“这篇社论写得很好。只是在第三页有两段对两类矛盾没写清楚，这对当前运动的领导会发生影响。”〔5〕
根据周恩来的修改，这篇社论在发表时增加了这样的话：“另有一些人，他们对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至今还很不理解，对群众运动仍然是‘怕’字当头。”〔6〕从周恩来所作批改看，他显然是不同意原稿中“无产阶级的敌人”的提法，不赞成把被认为犯有“路线错误”的人等同于“敌人”。
但在这个问题上，斗争还在继续发展。
十月一日，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宣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6〕
同一天，《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首次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它断言：“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这篇牵动全局的重要社论，根本没有经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的周恩来审查。这样大的事，周恩来事前却一无所知。
据当时周恩来派往中国科学院的联络员刘西尧回忆：总理起初不赞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他曾对刘西尧说，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开始思想是不通的，康老是赞成的，陈伯达没有经过讨论就抛出了这篇社论。〔7〕
为此，周恩来向毛泽东当面陈述了自己的看法，提出：历来党内路线问题，都说“左”倾、右倾，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种提法。毛泽东当即用英文作了解释，说：原来用的是“Counterrevolutionary 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ary 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 Line（反动路线）”好。〔8〕无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是经过毛泽东认可的。这以后，全国各省、市普遍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号下，出现各种名目的“战斗队”，借口运动初期被工作组整了、要求“平反”和追查有关的“黑材料”，包围并冲击当地党政机关，砸保险柜，抢夺档案材料，进行打砸抢活动，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
在这篇社论里，还引人注目地提出要反对“折衷主义”。这是怎么回事？据参与起草这篇社论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个成员回忆：这一年九月间，江青就已打算“整”总理了。突出的例子是中央文革小组在《红旗》杂志社召开的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负责人座谈会，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等七八个人出席，张春桥主持会议。会上，学生代表除了攻击刘少奇、邓小平外，还把矛头对准周恩来，说周总理是“和稀泥”、“折衷主义”。会后，张春桥报告江青，江青肯定说：“总理就是和稀泥、折衷主义。”根据江青的意见，《红旗》十三期社论里加进了批评“折衷主义”的内容。〔8〕
正当在全国展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时，十月九日至二十八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由于党内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很不一致，会议开了近二十天。会上，林彪、陈伯达作主要发言，点名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指责他们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者和代表人，并鼓吹群众运动“天然是合理的”，强调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他们还无中生有地指责：“工作组虽然撤走了，但是，那些不赞成毛主席路线的人，仍然可以利用职权，用其他形式来代替。”刘少奇、邓小平在会上被迫作了检讨。这次会议，把已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解决”了的问题，又在更大范围内重新提出来，并且断言：“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而且还会经过多次的反复。”〔9〕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在发言中也作了自我检查。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也没有经验，但是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10〕又说：“我个人在这五个月中，前五十天中虽两次外出，但在京时也没有做好助手的作用，对工作组只提过改良主义的办法，没有及时向伯达同志请教和深入到群众中学习，这是我的主要错误。在十一中全会后，我努力紧跟主席和林彪同志，向文革小组密切联系，有时仍有掉队之虞。”〔11〕他还劝告与会的地方和中央部门的领导干部：必须从现在起，采取主动，亲临前线，解决问题，考验自己。做到：一、挺身而出，承认错误；二、支持左派，帮助中间、保守；三、处理档案，解放多数；四、先做学生，后做先生；五、站稳立场，坚持政策。看来运动还要有个新的高潮，你们要做好迎接高潮的准备。〔12〕
就在中央工作会议开会前夕，清华大学的红卫兵已开始把斗争目标对准刘少奇夫人、原驻清华工作组成员王光美，要求王光美立即回清华检查错误。这实际上是把矛头直接指向刘少奇。据清华红卫兵自己讲，他们是看了《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后，认为“路线问题”必须要批判解决，而解决清华问题必须联系到王光美。
十月九日晚，周恩来和张春桥一起接见清华红卫兵代表。他们有这样一段对话：
周恩来：你们四日交的信，五日收到，九日就检查（指要王光美回清华检查——编者注），太快了。彼此要有个信任嘛！王光美同志就在中南海，我们对她负责。王准备检查，但要有个准备，同时党中央也要讨论……我把我能说的话都说了，不能多说了。张春桥他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他也不能多讲。
红卫兵：群众要求王光美回校作检查。
张春桥：你们这个要求是合理的，她应该检查。
红卫兵：不能压制我们的革命精神。
张春桥：什么时候也不能压。
周恩来：还要有个时间讨论，中央常委讨论。王光美同志不是普通工作人员，中央必须讨论。她不去检讨，不能当场检查，一检查，肯定下不了台，势必闹起来。一闹就涉及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这样就使中央为难了。这事应由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做主，而不是由你们来做主。你们总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的……等王光美同志写了书面检查，我们转给你们，你们可以表态，可以提出意见。但大字报上的那些问题，她不能全部回答，我们也不能全部回答。八月二十二日（在清华的大会上）我说问题在中央全会解决了，主席说也只能这样讲……中国共产党过去犯过错误，但不能说是不革命。总之，中央文革小组不赞成王光美同志去检查，中央其他人也是这个意见，主席也不同意王光美同志去。〔13〕
事情很明显，《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发表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暗中策动下，批判刘少奇的问题正日趋公开化。在十月九日的接见中，尽管双方都没有提到刘少奇的名字，但其中的“潜台词”却是不言而喻的。为此，周恩来的态度很明确，即王光美（事实上不能不涉及刘少奇）不宜到群众中去作检查。
在以后的几天里，周恩来一直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十月十一日，他嘱咐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和公安部负责人，要他们分别派人察看北京几条主要街道上有关王光美的大字报，并将标题和简要内容抄回。十二日，他又在清华红卫兵当日发出的“彻底批判王光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大会“请帖”上写了给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的批语：“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
对刘少奇本人，周恩来这段时间内十分注意安排他在适当的公开场合露面。在周恩来担任总指挥的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中，刘少奇、邓小平每次都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身分参加了。国庆节那天，经过周恩来精心安排，刘少奇以国家元首身分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排名紧随毛泽东、林彪之后，周恩来自己却排在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的后面。〔14〕而对十一月间召开的孙中山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因为事先估计参加大会的一千多红卫兵可能要冲主席台，周恩来便决定“刘、邓可请假不出席”。〔15〕
但是，随着正在进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不断升温，对刘少奇的攻击终于被捅到社会上去了。
十月十八日，一些外地红卫兵在天安门前观礼台上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当天下午，清华大学也出现“打倒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的大字报。周恩来得知后，立刻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童小鹏前往天安门东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向红卫兵做劝说工作，要求他们撤下这些标语口号。〔16〕
第二天，周恩来亲自接见在天安门张贴标语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代表，回答他们有关刘少奇的提问。关于八大党章中没有提“毛泽东思想”一事，周恩来说：“八大党章中没提毛泽东思想，这是毛主席的提议。针对当时的国际局势，主席说不一定每次开代表大会都提。”当问及毛主席在党内是否是“少数”和“炮打司令部”问题时，周恩来答道：“毛主席的地位在遵义会议时就确立了。现在毛主席的威信是蒸蒸日上，谁也不敢公开出来反对。”“即使少奇同志有错误，我现在也没有权利回答你们。你们把少奇同志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你们要考虑考虑。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国家元首，你们把标语贴到天安门，外国人就会怀疑我们是发动群众，制造舆论。少奇同志不是普通党员，也不是普通的领导，就是要撤换也不需要去发动群众。主席的思想一直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思想教育方针。”“你们做事，要慎重些。凡是中央未提倡的，十六条里又没有的，你们就要多考虑后果。你们不能使中央处于被动地位。”“劝你们不要到天安门去贴少奇同志的大字报了，学校也最好避开这个问题。”〔17〕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帮助刘少奇修改《检讨提纲》。他在《提纲》的十几处地方，写了一千多字的批注，订正了若干史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些地方还加重了批判的分量和语气。但是，批注中没有使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
十月二十二日，周恩来把修改后的《提纲》退还给刘少奇，并且写了一封信：“少奇同志：粗粗地看了一遍，注了几点意见，并没经过深思熟虑，因而不能说是成熟意见，送上只供参考。”还注明：“方才将我注的意见，同陶铸、富春两同志谈了，他们表示同意我的意见。”
二十三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发言，其中对周恩来的修改意见大多采纳了。二十五日，毛泽东表示：前一段时间里的问题，“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不好，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18〕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周恩来在一些场合重申党的干部政策，强调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同时，要求各地红卫兵不要派代表参加和冲击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各省、地、县三级干部会，指出：“因为这是党的会议，有些问题需要先经过党内酝酿、讨论、认识，能够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能够使全盘工作更好地进行。”〔19〕周恩来还阻止红卫兵私自传抄、翻印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十一月初，《红旗》杂志第十四期又发表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着重宣传了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内容。社论发表当天，周恩来生气地对联络员刘西尧说：陈伯达没有经过中央讨论，就发表这篇社论，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又有一大批领导干部不好办了。〔20〕
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前后的言行，尤其是他对刘少奇和王光美的保护，使中央文革小组中一些人十分不满。十月三十一日，姚文元在首都文艺界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批判“折衷主义”，指责“那些貌似‘公正’而实际上站在旧势力一边的‘正人君子’们”。〔21〕十一月初，一个外地来京学生将抄自清华大字报中“周总理有折衷主义”等语用电报发往当地，被邮电部门扣下。江青等人却认为电报不好扣，可以发，但不张扬。对这件事周恩来坦然地批示：“张扬出去也没有什么，这是大民主题中应有的文章。”〔22〕
十一月九日，周恩来在同一位外国兄弟党领导人谈到最近中共党内出现的“路线错误”问题时说：这一时期我也参加了，不能说没有责任。现在有些学校就说我是“折衷主义”。那时中央决定我去清华解决问题，我去了不提刘少奇同志，也不提王光美同志。当时应该这样做，这是党的决定，在这方面我们要守纪律，任何时候我们不向群众解释，让群众责备我好了。〔23〕
这一年秋冬，“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铺天盖地，冲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机关和军事部门。造反派在全国到处包围或冲进重要机关，抢走机要档案，任意批斗或绑架党政领导干部，进行打砸抢活动，局势极其严峻。周恩来尽力保护受到冲击的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和重要单位。两个月里，他亲自批办并处理了大量事件：
十月下旬，他提出几个要害部门不能让红卫兵去，如国防部（包含国防科委）、公安部、外交部等，要求这些单位的领导必须坚决“顶住”，解释政策，坚守岗位。以后，在他代中央起草的一文件中又规定，“凡属国家专政工具部门，机密、要害部门，新闻、广播部门和中央、中央局首脑部门，一律不进行革命群众的内外串连。”〔24〕
十月底，得到关于国家经委副主任陶鲁笳办公室被砸、部分文件被抢的消息，立刻指示将经委文件档案集中封存，非经国务院批准，任何人不得擅动。〔25〕
十一月初，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被当地红卫兵押到北京，并准备在京进行批斗、游街。周恩来明确表示反对，并委托陶铸、谭震林出面保护。〔26〕
十一月十四日，批示制止安徽造反派批斗省委领导人李葆华、李任之。〔27〕
十一月二十四日、三十日，先后起草答复西北局和吉林师范大学红卫兵的电报，劝阻两地红卫兵公布和追查刘澜涛、赵林等人的出狱问题。〔28〕
十二月二日，致信毛泽东，建议慎重发表新华社新闻报道稿《首都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稿中点名批判原中共北京市委和文化部门的许多领导人，已由中央文革小组通过，并经林彪同意）。毛泽东接信后删去原稿中所有被点人名。〔29〕
十二月初，彭真及北京市、中宣部、文化部的几位领导人被一群红卫兵绑架。江青听到消息后，得意地说：“小将们干得真漂亮！群众起来了，你们想保也是保不住的。”周恩来立刻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严肃地指出：“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并且指示卫戍区立刻派人寻找彭真等人下落，严肃批评绑架者的行为。〔30〕
十二月十九日，阅改康生送来的中央关于撤销林枫中央党校校长的通知（撤职事已经林彪主持会议通过、毛泽东批准）稿，不同意给林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31〕
十二月二十四日，以“万急”件批告汪东兴、童小鹏：不能让清华红卫兵冲入中南海揪王光美，因为揪斗王光美势必联系到刘少奇，无论如何要劝阻。两天之后，中共北京市委就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召开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大会一事请示：市委对此应采取什么态度？周恩来批：“可不去。”〔32〕
十二月下旬，接到关于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到成都“押解”彭德怀来京的报告，急告西南局要彭德怀乘火车来京，“并派护卫武装，防止途中事故”。〔33〕
十二月三十日，得知国家经委造反派赴广州揪薄一波，立刻电告广州军区对薄“如彭德怀一样，乘火车护送来京”。〔34〕
十二月三十一日，针对军事院校学生批判陈毅、叶剑英一事，起草讲话提纲，指出：将陈、叶二人“作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符合实际的”。〔35〕
十二月底，批示同意屡遭造反派批斗的东北局第二书记欧阳钦留京住院治病。〔36〕
根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统计，自红卫兵运动以来，他接见的北京和全国各地来北京的红卫兵及群众组织代表达一百六十多批。
作为有着几亿人口的国家的政府总理，周恩来有多少内政外交事务需要处理。但这时他却不得不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本来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上。他放心不下这些受冲击、被批斗的干部，同样，这些干部也把希望寄托在周恩来身上。当时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的段君毅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上帝保佑总理可别倒，总理倒了，我们这些人就成了没娘的孩子啦！〔37〕
但是，周恩来难以预料、他所不愿发生的事情，却继续无情地接踵而来。
“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大混乱，给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大破坏。
随着全国上下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原来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是党政机关、文教系统的规定，在实际上被打破了。在“踢开党委闹革命”口号的鼓动下，不仅在机关、学校里，就是许多工矿企业、农村社队、商业部门和科研院所也纷纷建立群众组织，互相串连，起来“造反”，把矛头对准本单位、本系统、本地区的党政领导，各方面的工作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这样一来，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就更大了，工农业生产各部门尤其是工业交通系统内部，开始出现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干扰和破坏，整个社会经济秩序陷入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抓革命、促生产”〔38〕的愿望是根本无法实现的。这不能不使周恩来忧心如焚。
本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的“十六条”中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应当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这段话，也反映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广大干部群众的愿望。
八月中旬由北京发起的“红卫兵运动”，把“革命”迅速推向社会，开始冲击工农业生产。以千万人计的“大串连”造成全国铁路运输紧张，生产秩序被严重打乱。
九月七日，《人民日报》发表根据周恩来的意图、由陶铸主持起草的题为《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号召各生产单位和业务部门应适当分工，搞两个班子，一个班子抓革命，一个班子抓生产。当天晚上，周恩来到中国科学院辩论会场，亲自宣讲社论中的观点，提出：我们不能看着科学院的尖端科学研究和许多重点实验像现在这样放在一边。凭我自己的责任来说，我不能够看着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即在这样一场革命的进行当中，使我们最紧急、最重要的业务工作受到影响。〔39〕
出于这种认识，周恩来在九月八日制定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工业六条）和《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农村五条）。这两个文件要求各个生产地区和业务部门，应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生产指挥机构，坚守岗位，保证本单位革命和生产的正常进行；学生、红卫兵不要进入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去串连。文件起草后，周恩来曾请示毛泽东，建议在政治局讨论一次，议定政策。由于事情很急，毛泽东批示：“可照发，不要讨论了。”〔40〕于是，这两个文件在九月十四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受到生产第一线的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欢迎。但后来却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攻击周恩来、陶铸等的重要口实。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利用各种场合向青少年做说服解释工作。九月十五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中提出：“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连。那里的革命，要按照原来的‘四清’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闹革命。”〔41〕这个讲话引起不小的反响。
二十五日，周恩来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说：有人说我九月十五日的讲话是大毒草，这是不对的。这个讲话是经过中央研究的，毛主席看过的。抓革命、促生产，有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尖端项目，不抓怎么能行？农村“三秋”到了，不抓怎么能行？工人不能放假不搞生产。到外地串连要停止。资本家是不能拉出来游行的，还有他们的头面人物，你们也不要去抄他们的家。针对一些地方发生的红卫兵与工农群众的矛盾纠纷，周恩来还说过，我们既要革命，还要生产，否则吃什么？用什么？所以，凡是生产的地方都不要影响，生产减少了于国于民都不利。〔42〕
作为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在红卫兵“大串连”高峰的日子里，几乎每天都要仔细审看工交部门的生产报表，哪个铁路局的货运量减少了，哪个煤矿的产量降低了，哪种产品的原料供应不上了。对这些，他都要亲自过问、查询，找有关领导研究解决问题的措施。〔43〕他还在一些场合对工农业生产和科研业务工作提出明确的具体的意见。针对农业生产，他指出：一定要抓季节，要不误农时，讲“关心国家大事”，搞好秋收秋种也是“大事”之一，从季节上说，是目前最大的事情。针对工业生产的状况，他提醒说：现在，工业方面已经出现不好的苗头，如果继续下去，不但今年年度计划难以完成，还要影响明年计划，影响整个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实现。他还针对国防科研中的问题强调：目前更严重的问题是尖端，今年已经耽误了一个月，搞不好将打乱整个尖端工业的五年设想，那就不是几个月，而是要推迟一两年时间了！〔2〕
他心里最牵挂的事情仍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怎样才不致被打乱，人民群众的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品怎样得到基本保障，国防尖端事业怎样才能照常进行。他曾向在国务院协助他抓工业的余秋里、谷牧谈到自己心中的忧虑：“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决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44〕
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前后，全国混乱加剧，许多工交企业的领导班子也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造成生产指挥失灵、经济建设停滞的局面。周恩来极为焦虑。他认为工厂和学校不同，生产决不能中断。他一再向国务院有关人员讲：工交企业要业余闹革命，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要保证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44〕
十一月九日晚，周恩来主持会议，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会上，周恩来重申生产建设决不能停滞和中断，驳斥那些只讲抓革命不讲抓生产的论调。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这篇经过周恩来审定的社论，强调指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不论在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里面，在一切科学研究和设计部门里面，在农村里面，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工业生产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只要某一部门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这是常识范围的事情，谁都会懂得的。”〔45〕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全面涉及工农业生产领域的紧要关头，这篇社论警告某些人不要做超出“常识范围”的事情，其针对性是不言而喻的。
正是这篇社论发表的同一天，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却发生了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十一月初，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市一些工厂的造反派串连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上海市委根据中央关于工矿企业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对“工总司”没有给予支持和承认。上海市委的这种态度，被王洪文等人诬为“压制革命造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工人的迫害”。十一月十日凌晨，王洪文带领两千多人在上海北站强行登车，赴京“请愿”。列车行至安亭站被阻留。王洪文便煽动工人卧轨断路，造成沪宁铁路全线客货运输中断三十多个小时。周恩来要陈伯达加以制止。而前去处理“安亭事件”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却公然置中共中央以及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于不顾，擅自签字承认以王洪文等为首的“工总司”是合法组织，承认他们的活动是“革命行动”。这就在全国开始了由产业工人组织“造反”和“串连”，工矿企业“停产闹革命”，使“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大混乱进一步升级。
“安亭事件”明显地违背周恩来在这以前有关“抓革命、促生产”的一系列主张和努力。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更是多次批评类似的行动，竭力维护铁路运输的正常秩序。十一月十六日，周恩来亲自同江苏省委负责人通话，要求省委出面做好拦车群众的工作，放行被拦车辆。指出：“这关系到国家的信誉，关系到交通运输，关系到劳动人民。”〔46〕二十八日，周恩来亲自修改以国务院名义发给滞留在四川广汉（宝成铁路所经的一个车站）的“成都工人造反团”的一份电报，提出：“请你们认真考虑：成千的工人同志来北京请愿，既不便于接待和会谈，也会影响你们工厂的生产。如果另一方面工人同志也照样来京，那将更影响生产。”〔47〕
“安亭事件”发生一个月后，周恩来向参加工交座谈会的成员及一些省、市负责人提出：必要的“条条”中央还要发几个，并且一定要保证有效，如保障交通运输、城镇水电供应。因为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到国计民生。你把火车停了，这不能叫“革命行动”。出现这样的事，首先我们作自我批评，抓迟了；然后要指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否则，就没有原则了。〔48〕
隔了几天，周恩来就经他修改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证铁路运输正常秩序的通告致信陈伯达、江青：“碰头会上根据一个月来各地拦车情况，起草了这一通告，现送上请中央文革小组加以讨论，并提出小组的意见，以便确定报请主席、林彪同志审批。附上一个月的工人拦车情况，请参阅。”〔49〕周恩来以“安亭事件”作为全国铁路运输混乱的起点，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这个事件的态度。
直到这年年底，周恩来还在亲自过问上海铁路局的工作。当时正在病中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回忆：
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北京传来消息，中央决定要我出来工作，首先整顿铁路秩序，总理将直接给我打电话。我立即抱病赶到上海北站解决交通问题。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凌晨三时，我在北站铁路公安分局听到周总理的声音：“丕显同志，你好吗？中央决定要你出来工作。上海一定不能乱，南北铁路交通一定不能断！”我问候了总理，并告我现已在铁路局，正在做工作，力争明天通车。周总理在电话中告诉我说：“我就是睡觉太少了！”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上海铁路终于在第二天通车了。〔50〕
在“革命”和生产问题上积累起来的尖锐分歧，还导致党内上层爆发了一场激烈争论。
“安亭事件”发生后不久，周恩来找余秋里、谷牧谈话，要他们一人抓计划会议（安排一九六七年国民经济计划）；一人抓工交座谈会，研究工交系统“抓革命、促生产”问题。
这时，早就对周恩来、陶铸等心存不满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开始动作。十一月十三日，陈伯达拿出一份由中央文革小组拟定的关于工交系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白写有“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条款。这等于规定工交企业也要像学校一样闹“革命”，大大小小的“安亭事件”势将层出不穷，全国工交系统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将被打乱。这是同周恩来的主张针锋相对的。
陈伯达提出的文件稿一提到工交座谈会上讨论，立刻遭到与会各地、各部门负责人的激烈反对。大家赞同周恩来的主张：工矿企业必须和文教部门有所区别，不能停产闹革命，运动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工厂中不要再建立群众组织，学生不能到工厂串连。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主持座谈会的谷牧整理出一份《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
这个文件刚定稿，陈伯达就打电话给谷牧、余秋里，提出严厉的指责。谷、余二人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说：“没有这么严重吧！明天午间，我和陶铸同志再听一次你们汇报。”
第二天（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午，在周恩来、陶铸、李富春参加的碰头会上，谷牧等汇报了几天来座谈会的情况和陈伯达的态度。当晚，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表示文件可以在听取工人意见后继续修改，争取在十二月份发出。
二十四日，周恩来来到京西宾馆工交座谈会讨论会场，听取与会领导干部们的意见。在周恩来面前，这些积压了几个月不满情绪的领导干部将久憋在心里的话一股脑地发泄出来，“刘澜波、吕正操、吕东这些部长们哄堂而起，说到最后都站起来”。大家的话题已不仅仅是工交座谈会所讨论的文件，而是讲到国家动荡不安的形势，讲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担忧。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向他们讲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现在，工交战线的文化大革命正处在方兴未艾、大势所趋、势不可挡的形势下。作为领导干部，就要在怕革命、怕群众、怕生产搞坏这方面来认真考虑问题，检查认识自己。工厂的文化大革命首先要从内因来找，而找内因尤其要从积极因素来想，要善于因势利导。我们当年跟敌人打仗，大家深入虎穴，不怕牺牲；今天更应该有“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的革命精神，敢于赴汤蹈火，敢于站到潮流里面去。只有这样，才不致被潮流所淹没，才能处于主动的地位。
周恩来这番话，中心是谈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态度。他常常冷静地从比较长远的眼光来看待面前的问题。他觉得不能听任老同志们的情绪发展下去，否则，不但于事无补，反而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他历来主张，当看清事情已势不可挡的情况，那就只有敢于赴汤蹈火，因势利导。在这前后，他曾多次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下苦海，谁下苦海”这类震撼人心的话来劝解并说服下属和身边的同志，要他们客观地认识形势，无私无畏，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赴汤蹈火，坚守岗位，即便个人被冲垮了也毫无抱怨。
周恩来坚持全国工农业生产不能被破坏的努力，是林彪、江青等所不能容忍的。时过一周，事态果然发生逆转。
十二月四日至六日，林彪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情况的汇报。会上，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王力等人针对工交座谈会的讨论情况和会议形成的文件，公然指责说：工交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闹，变修了，文教系统搞得再好也没有用，国家非出修正主义不可！会上，张春桥还指着汇报人谷牧训斥道：“你的发言，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情绪！”王力、陈伯达的发言更是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和陶铸，声称：对文化大革命，“我们中央有的同志就是主张要压”。从九月上旬起就压，用“抓革命、促生产”这么一个口号，后来又产生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主要的就是讲生产，骂得很厉害；这次工交座谈会又采取了这样的一套办法，不同文革小组商量，搞突然袭击。〔53〕他们发言中所举事例，全都是周恩来说过的或直接过问和支持的。这一点，大家心里都十分明白。
会上，谷牧和与会的李先念、陶铸、徐向前等作了检讨，承担了“堵”、“压”群众运动的责任。周恩来在发言中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写的。我所接触的那些部长们、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大多数很不理解。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势不可挡，我们要学习因势利导。有很多事情我们现在还在摸索经验，不要诚惶诚恐。对生产问题，既不要担心，也不能掉以轻心，还是要兢兢业业，不能松懈一点，松懈一点也不许可。
最后一天，林彪给工交座谈会作了结论：这次会议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现在，需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不能把文化革命的成果单是落在生产上，如果我们完全以生产收获的多少来论文化革命的成败，那是大错特错的。林彪还针对周恩来所说的“势不可挡”，指责道：我们应该不是被动地而是主动地把这个革命席卷全国，这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就是要让它席卷每一个领域，渗透每一个领域。
延伸阅读
在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联合施加压力下，周恩来、陶铸等试图通过限制“革命”来保障生产的努力，最终还是落空了。工交座谈会后，中共中央先后下发了陈伯达等起草的在工矿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文件。从此，“文化大革命”开始合法地进入工交、财贸、农业、科研等领域，“停产闹革命”风行全国。只是由于周恩来、陶铸、聂荣臻等的竭力保护，参加工交座谈会的一批领导干部才没有在会后受到更多责难。十二月十日，周恩来召集参加工交座谈会的一些省、市负责人开座谈会。他在会上又一次谈了自己的心情，仍说：要准备迎接汹涌的浪潮。大势所趋，万马奔腾来了，“你根本挡不住，要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他还要求：组织生产班子，把懂得生产的人都吸收过来，把生产搞好。
两天后，他对中国科学院的群众组织代表说：“谁也没有想到大民主会发展到这样一个局面，我做梦都没梦到运动来得这样猛。”可是，令人难熬的一九六六年初冬，其实不过是以后事态进一步发展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