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大以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又重新提了出来。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二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商定，中央在近期内发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并开始进行修改宪法草案的工作。同时，在政治局内设立组织工作小组、宪法修改小组和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周恩来担任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组长。三个小组的工作，预计在十月五日以前进行完毕。〔1〕九月十四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情况，提出：“这些程序如果进行得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五六天就能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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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筹备四届人大的同时，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又向抱着重病支撑工作的周恩来发难。
九月十二日，周恩来陪同来访的法国总统蓬皮杜出席专场文艺晚会。晚会上，外交部礼宾司经请示周恩来同意，将原拟演奏的乐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临时改为“文化大革命”前由李劫夫谱曲的《我们走在大路上》。乐曲奏过，在场的江青大为不满，责令参加晚会演出的中国舞剧团作出检讨。当得知改奏乐曲一事是根据“总理指示”后，江青马上写信给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说：“在这样场合下犯这样的错误，实在令人气愤”，“这是为林彪一伙翻案的行为”。〔2〕对这封信，张春桥、姚文元都表示“同意”。
江青集团在北京及各地的亲信和骨干分子也大肆活动。他们借“评法批儒”，批判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矛头对准许多正在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和全力推进这项工作的周恩来。在江青一伙授意下，在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以更加露骨的语言大批“宰相”和“折衷主义”。
周恩来对出现的这些动向是有警觉的。他在可能条件下，批评或制止了一些不利于政局稳定的非组织活动，如迟群在教育系统强行布置“批孔”，浙江造反派头头张永生、翁森鹤煽惑大字报上街等。但是，他并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这方面，他考虑得更多的是尽快使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或者“靠边站”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在四届人大即将召开的前夕，这项工作更加重要而迫切。
对在党的十大前后复出的领导人，周恩来想方设法让他们在各种场合露面和见报，实际上是为他们进一步恢复名誉和扩大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邓小平。三月间，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文件下发到县、团级党委，传达到党内外群众。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周恩来指出：如果不是把林彪、陈伯达的问题揭发出来，不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又说：邓小平同志身体很好，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邓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分参加外事活动，当中央政治局讨论重大事项时由邓列席。〔3〕不久，周恩来安排邓小平出席外事活动，这就是对外公布邓小平的复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重申：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今天的会议，小平同志出席了，同样情况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出席了会议。〔4〕在一些外交场合，周恩来把话说得更透。这年秋天，他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外地参观时，向他们介绍邓小平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5〕邓小平的复出，引起了海内外极大关注。
对其他老一代领导人，周恩来也努力为他们创造“出面”的机会。十大召开前夕，周恩来多次嘱告体育部门：“比赛过程中，多请董老、朱委员长、陈云、邓小平、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李井泉等分别日期去看。”〔6〕在审定出席重要比赛开幕式、闭幕式的领导人名单时，周恩来又提出：“还应加董代主席、朱委员长、国务院几位副总理、军委副主席。”〔7〕
此外，不管是治病期间还是离京外出，周恩来都书面报告毛泽东，由叶剑英代他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他积极安排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任职程序，并亲笔草拟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的任职通知。
中共十大前后，有关部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着手解决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批遭受迫害、眼下仍被“审查”的党政军高级干部的“落实政策”问题。他们的最后“定案”，要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据当时列席政治局会议的负责军队高级将领审查工作的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回忆：
按照规定，每个被“解放”的将军最后都要经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政治局会议一般在下午七时半召开，一次会议通常讨论四位将军的审查结论。每位将军都有一份材料，包括本人的经历、被“打倒”的情况、甄别情况、总政的审查结论。个别的还要附上必要的证明材料。这些材料，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讨论之前先浏览一遍。当时的政治局会议都是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材料发完，周恩来便宣布：“大家先把材料看一看。”在讨论老将军们“解放”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争论之激烈、时间之漫长，真令人难以忍受。发难的就是“四人帮”，尤其江青和张春桥为最甚。这样，从下午七时半开始的会议，往往到半夜十二时也结束不了，通常吃过夜宵后一直讨论到凌晨三时才结束。周恩来主持这样的政治局会议，说话不多，却对每个人的态度都了如指掌。他从不在会上与江青公开争论，但是如果江青诬人太甚，帽子扣得太大太多，周恩来就会及时地出来说话。他常用很简洁的语言，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述说一遍，然后反问一句：“这个事能扣这个帽子吗？”经周恩来这么一反问，江青常常就哑口无言了。如果被“解放”的某个干部确实有缺点失误，江青一伙就会趁机无限上纲。这种时候，周恩来常常会说上几句：“这不算个什么错误嘛，这是工作中的问题，谁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轻轻几句话，便将江青一伙扣的大帽子不动声色地顶了回去。某个问题，周恩来感到需要谁支持一下，便会及时点将：“剑英，你说呢？”尽管周恩来竭尽所能，但由于江青一伙的发难，前后一百七十五位将军“解放”的问题在政治局讨论时，没有几个是顺利的。〔8〕
叶剑英当年曾作了一首小诗，抒发自己参加讨论“解放”干部的政治局会议时的感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感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9〕他所说的“牵骡人”，指的就是周恩来。
江青等人在这时候百般阻挠对老干部的解放，也同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有密切的关系。种种迹象表明，在围绕四届人大的关键问题——人事安排上，将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场尖锐的斗争。
一九七四年，“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九个年头。这一年从一开始就是不平静的。
元旦当天，中央“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党委要抓大事”，“大事不讨论，埋头于小事，这样很危险，势必要搞修正主义”。〔10〕
一月十二日，王洪文、江青致信毛泽东，建议转发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说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十八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了这一材料，全国由此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
在这前后，江青还以个人名义给空军领导机关写信，要求进行“批林批孔”。她找迟群等人谈话，派他们到海军、空军等单位“点火放炮”。在致国务院文化组负责人的信中，江青提出：“我希望文化组的批林批孔运动能开展、深入下去，开花结果。”一二月间，江青连续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国家机关、军队领导机关和连队、科研部门以及下乡知识青年等写信，送材料，向迟群等人散布攻击周恩来的言论。她甚至直截了当地告诉迟群：“你们都是我的炮队。”〔11〕
一月十七日，《解放军报》刊登一篇根据周恩来、叶剑英一九七三年五月在空军党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而写的文章：《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文章强调要加强领导班子内部的团结。二十八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召集有关新闻单位开会，指责这篇文章“很坏”，并布置写反驳文章。在他们授意下发表的文章称，《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一文“离开批林批孔斗争的大方向来讲团结问题”，“大讲谅解，貌似全面，实际上宣扬了折衷主义、中庸之道”。〔12〕他们所攻击的对象是不言而喻的。
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在江青策动下，在北京先后召开中央军委机关和驻京部队、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周恩来出席并主持了二十五日下午召开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大会，但他是直到当天上午十一时才知道要开这次会议的。〔13〕
在有一万人参加的“一·二五”大会上，迟群等按照江青的旨意，发表长篇煽动性讲话。他们借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大谈所谓“抓大事”、“反复辟”的主题，说“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不抓“大事”而埋头“小事”就要变修。会上，江青、姚文元也不断插话，提出：“不准批孔就是不准批林”，“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迟群等人还声称，“批林批孔”要联系的现实之一，就是揭批“走后门”，“‘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14〕在江青一伙长达几个小时的发言中，周恩来、叶剑英等始终保持沉默，一言不发。
郭沫若自“批孔”以来一直受到非难，精神压力很大。“一·二五”大会，郭沫若也出席了，并且被江青点了名。当晚，周恩来派人到郭家，详细传达了他对保护郭沫若安全的几点指示。三十一日，周恩来又到郭老家里看望。〔15〕
红军老战士李坚真回忆说：万人大会后过了几天，我去看望总理，我说，现在这些事，我真跟不上啦。总理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斗争是复杂的。现在我们要好好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我现在正在学呢！说罢，扬了扬手里的文件。总理讲话时，语调是那样坚定，目光是那么深沉。〔16〕
当时担任中联部负责人的耿飙回忆：“一·二五”大会后的一个傍晚，他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办公室，向总理谈起中联部运动的情况，认为有人无中生有，借题发挥，被江青抓住，在“一·二五”大会上点了他的名，他想辞职不干了。周总理听后说：“耿飙同志，我送你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周总理这番发自肺腑的话，使他顿时豁然开朗。〔17〕
周恩来这些话，也是他自己的内心独白。半年多以前，他同邓颖超会见表妹王去病时，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周：你在单位里人家晓不晓得你是我的亲戚？
王：我填表时从不填和总理的关系，所以单位里并不晓得。
周：你为啥不填和我的关系呢？
王：我可以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但在思想上并不能保证永远跟上形势，不出差错。倘若犯了错误，会连累总理的。
周：我也会连累你们啊！
王去病回忆说：当时，我并不理解总理讲这句话的含义。后来知道“四人帮”对总理的迫害，才恍然大悟，理解了总理当时的心情。〔18〕
“一·二五”大会后，江青等又制造了一系列事件：
一月二十九日，根据江青的布置，《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判经周恩来批准来华的意大利摄影师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纪录片《中国》。
一月底，江青借河南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一名女学生自杀的事大做文章，认定这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回潮”的典型。张春桥还针对周恩来认为“马振扶事件”是“个别情况”的看法说：这类“复辟现象”不是个别的。〔19〕
二月十日，江青到四机部讲话，用尖刻的语言，指责该部赴美国考察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成员接受美方所赠礼品玻璃蜗牛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接受他们把中国的发展说成“蜗牛”式前进的嘲讽，是“崇洋媚外”。她这样做，其实是用来攻击批准引进这项设备的周恩来等，制造出轰动一时的“蜗牛事件”。周恩来冷静地要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终于查清玻璃蜗牛是美国人常常用来送人的礼品。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二月中旬，刘庆棠、于会泳等人秉承江青旨意，在北京举办所谓“黑画”展览。被展出的二百多幅美术作品，都是有关部门根据周恩来指示组织创作、用于装饰宾馆和供外贸出口的。在展览的“前言”中特意提示观众：这些“黑画”的产生，“是得到某些人公开鼓励支持的”，“特别值得我们深思”。
二月间，根据江青出的题目，“梁效”（即“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写出《孔丘其人》一文。文章含沙射影地刻画一个“言必称仁义，口不离中庸”、“七十一岁，重病在床”的鲁国“代理宰相”孔丘的形象，受到江青等人称赞，认为“写得较生动”、“通俗”，安排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20〕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全国局势又动荡起来。造反派们纷纷出动，重新拉起山头，到处制造事端，把攻击矛头指向各级领导干部。许多地方派性再起，人心动荡，生产严重下降。
从一月下旬起，周恩来不得不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处理“批林批孔”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上，单单一月下旬至三月初的一个多月里，周恩来就主持了十多次政治局会议，讨论“批林批孔”中的问题。他坚持军队首脑机关和作战单位“不搞四大”，“党政机关、生产部门也要有政策界限规定”，各地区、各部门的运动原则上由同级党委“自行处理”，而“不致影响中央、国务院、军委日常工作的进行”。〔21〕
二月初，周恩来针对“一·二五”大会后一些地方和机关大批“走后门”的情况写信给毛泽东，提出：在“批林批孔”中，如果“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狭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22〕十五日，毛泽东批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同时指出，迟群等人在“一·二五”大会上的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第二天下午，周恩来找迟群、谢静宜谈话，明确告诉他们：毛主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提出对“走后门”问题应该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在运动后期妥善处理。
过度的操劳和不断的折磨，使两年前就已诊断患有癌症的周恩来病情愈加严重了。从三月上旬起，周恩来每天便血达到一百多毫升。医疗组决定对周恩来的病症做进一步检查治疗。三月八日，周恩来在医疗组所拟检查治疗方案上作了详细阅改和批注，他特别提出：“根据目前情况，病者倾向于这次不作手术切除。”随即，他又致信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表示：“治疗方针仍按照你们原报告在这次施行膀胱镜检查，如可能仍采用通过膀胱镜进行电灼或者电切除；如因病情变化，需采用手术切除，则此次不予考虑，以后再议。”〔23〕当天，叶剑英看后批道：“我和卞（志强）、张（佐良）两大夫共同阅看了一遍，我赞成这一方案。”根据批准的治疗方案，十一日至十五日，周恩来到解放军三○五医院作全面检查，确诊是癌症有新的发展。
周恩来不同意在这个时候住院做大手术，是因为政治局内部的斗争正处在重要时刻。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毅然把个人的一切置之不顾，每天靠输血和其他治疗坚持工作。
三月中旬，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代表团人选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这一届联大特别会议，参加的大多是各国首脑。在周恩来病势加重、四届人大即将召开之际，由谁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这次会议，将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是各方面所瞩目的。毛泽东敏锐地看到问题的实质所在。三月二十日，他在审阅外交部关于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代表团人选的请示报告后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代表团团长。他并且表示，这件事不要说是他的意见，可以先由外交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报请政治局批准。同一天，他答复江青的求见信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
三月二十四日，周恩来接到外交部重写的报告，立刻表示赞成。同日，毛泽东也圈阅同意这一报告。江青却提出反对意见，蛮横地要求外交部撤回报告。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
由于周恩来事前做了工作，在二十六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绝大多数与会成员都赞成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处于孤立的江青仍固执己见，声称她对这件事“保留意见”。第二天，得知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毛泽东十分生气，写信告诫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当晚，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江青被迫表示同意。会后，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大家一致拥护主席关于小平同志出国参加特别联大的决定。小平同志已于二十七日起减少国内工作，开始准备出国工作。”“小平等同志出国安全，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四月六日代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以壮行色。”〔24〕
这是邓小平恢复工作后担负的第一项举世瞩目的重大任务。周恩来十分明白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这件事的重要性。他不顾自己身患重病，对各项准备工作抓得很紧很细。三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周恩来先后召集外交部和民航系统负责人会议，研究赴纽约参加联大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送迎礼仪和飞行安全等问题。四月初，周恩来又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邓小平在联大会上的发言稿，批准中国代表团在联大期间的工作方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却借口“有病”，拒不参加会议。三日、四日，周恩来和邓小平联名写信给毛泽东，报告在联大发言稿的讨论修改情况。四日，毛泽东在周、邓两人信上批道：“好，赞同。”第二天一早，周恩来立刻转告邓小平、乔冠华，并嘱咐外交部将毛泽东的批件影印若干份，分送政治局成员传阅后归档，以防江青一伙日后再在这个问题上制造事端。〔25〕
四月六日清晨，病情正在恶化而又通宵未眠的周恩来驱车前往首都机场，为邓小平等送行。在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大会这个问题上，江青一伙以失败告终。
邓小平出国后，每天靠输血和其他治疗维持体力的周恩来依然超负荷地工作。这段时间里，他直接过问和处理在“批林批孔”中出现问题的省、市、自治区和国家机关就有：新疆、浙江、江苏、上海、山西、江西、吉林、福建、湖北、四川、安徽、广东、湖南、山东、云南以及国家体委、民航总局、四机部、解放军军政大学等。
这时，海外舆论也对中国国内的“批林批孔”纷纷猜测，尤其注意周恩来的言论行止。四月二十二日，周恩来会见日本自民党前众议员川崎秀二。川崎提出，西方一些报道认为中国开展批孔，也牵涉到周总理，日本朋友对此感到担心。周恩来表示：我们从五四运动起，就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孔子思想在中国社会已影响了两千多年，批判并肃清这种影响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件大事，并且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在批孔的同时，还要对历史上改革派的思想进行宣传。当然我们不是继承法家，今天马列主义哲学思想已远远超过了法家。〔26〕五月十一日，外电注意到周恩来没有像以往那样去机场迎接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而是同邓颖超一起在宾馆迎候来宾。第二天中巴总理举行会谈前，回国不久的邓小平副总理首先建议：遵照医生的劝告，周总理参加今天的会谈最好不超过一个小时，是不是在周总理参加时把主要问题先谈。〔27〕在这前后，外交部还授权向来华访问的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解释：周总理年事已高，身体不好，医生让他尽量减少外事活动。对这些，外国驻京记者都进行了报道。
五月二十四日晚上，身体极为虚弱的周恩来坚持增加一次外事活动：会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夫妇，时间又超出医生规定的一小时。十一年后，李政道回忆这次会见的情形：
“我第二次与周总理长谈是在一九七四年五月，那时他身体已不太好。那次主要谈教育工作，当时‘四人帮’都参加了，还有邓小平。这次会见的背景是，一九七四年我回国到上海，在那里看到不要说基础科学，连教育也几乎没有了。我就写信向周总理反映我的意见，说：我在上海听人家谈到芭蕾舞学校的情况，学生从小入学，学语言、参加劳动，但跳芭蕾舞不能停。此事对我有启发。难道科技发展反而不如跳芭蕾舞？既然学芭蕾舞不能停，学科技的学生也不应脱产专门劳动几年，而应改为每天早晨劳动半小时。另外，培养科技人才也不能每人都一样，应选择优秀青少年（因每人先天条件不同，环境不同，有个别差异）使之早入大学，加以培养。我的信交上去一星期，周总理就提出要见我。会见中，周总理说：本来没有安排见你，看了你的建议，认为非常重要，立即排出大字版送毛主席参阅。周总理说完便把麦克风交给我，要我向在场的人说明我的建议。这时会场空气紧张，‘小四人帮’也在座，人很多，围坐了三圈。我讲完后，‘小四人帮’中的一员毫无礼貌地质问我，要同我辩论（看来此人是有准备的）。她问：‘拔尖子的目的在哪儿？’我答：‘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当时会上情况不正常，他们在私下里议论。周总理制止说：‘不许开小组会。’会上没有人能说跳芭蕾舞重要而科学研究不重要。结果他们表面上被说服，少年班可以试办。会议开了一个半小时，周总理宣布会议‘到此结束’。”“周总理对教育非常关心。虽然这时他的身体已很不好，也知道说服那些人非常困难，但他还是尽量说服他们。少年班有周的支持，‘种子’是种下了，可是还有人控制此事，他们有阴谋，对这件事进行歪曲。”〔28〕
这样借用外国友人的话，来批评“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荒谬言行，是周恩来常用的一种斗争方式。“文化大革命”期间多次受到周恩来接见的美国朋友韩丁（威廉·欣顿）曾谈到一九七一年五月间的一件事：
“这一年五一节，各种文艺演出都是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而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一年这一段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内容却没有反映，而且演出的节目都千篇一律，看了一个戏等于别的戏都看了。我对此很有意见。在一次讨论文艺问题的会上，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座，周总理就请我发表上述意见，这使张春桥等人很恼火。实际上周同意我的意见。这就是他这位伟大的外交家和心理学家的做法。有时他发现我们讲的话有用，就用这些话来反映他的某种观点。他所做的事都是有目的的，并且每次他都达到了某些目的。”〔29〕
五月二十九日傍晚，周恩来和李先念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同来访的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举行会谈。这时周恩来的身体已非常虚弱。为了预防意外，医护人员做好了随时抢救的准备。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同外国首脑举行的正式会谈。三十一日，在周恩来入院施行手术的前一天，他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马两国建交公报。这对改善中国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突破。以后，中国同菲律宾、泰国的建交公报也都由周恩来亲自签署。
周恩来是在等候邓小平参加联合国特别会议归来、又处理完手头几件重要事情后，才同意入院施行手术的。
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根据中央政治局批准的医疗组意见，周恩来告别他工作、生活了二十多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住院进行手术治疗。离开西花厅前，周恩来嘱咐秘书带上他要看的书籍和待批的文件，口授了“六月一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临上汽车时，周恩来似乎又想起什么。他走回自己的办公室，细细地凝视室内他所熟悉的每一件物品。当天下午，载着七十六岁高龄的共和国总理的汽车驶离中南海，开进位于北海公园西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五医院。在这里，周恩来将度过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周恩来在住进医院的当天就施行了一次大手术。术后病情有所好转。当身体刚刚恢复一些，周恩来又开始挂念国内外的各种事情。
六月四日，他嘱托医护人员转告秘书：通知有关部门保护好援助柬埔寨的物资，以免运输途中因刮风下雨而遭受损失。不久，他又要工作人员写信给即将出国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会议的天津医学院妇科主任俞霭峰，要俞遵循中央制定的外交方针和政策，不卑不亢，以礼相待，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和妄自尊大，搞好学术交流工作。
周恩来住院后，他的两名卫士守在医院值班，另外两个秘书留在办公室。秘书按照他的交代，每天把挑选出来的重要文件交给邓颖超带去医院。年已七旬的邓颖超天天去医院，有时为了及时把文件送到，需要上下午各跑一趟。承受着身心双重巨大压力的邓颖超，毅然担当起这个责任。〔30〕
七月五日上午，周恩来在医院会见了他住院后的第一批外宾：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夫人。他告诉杰克逊：我这一段时间确实有病，毛主席要我疗养、休息，因此六月的一个月里没有见客人了。外国客人、中国同志都没有见。你这次来，没有计划让我出面。但了解到你的要求，请示了毛主席，同意我见你，也报告了党中央。〔31〕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新华社发出的消息：“周恩来总理今天上午在医院会见了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和夫人。周总理请杰克逊参议员回国后转达他对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国务卿的问候。”在这篇报道旁边，还有新华社记者拍摄的周恩来和美国客人的合影。照片上的周恩来面容憔悴。
周恩来住院的消息一公布，立刻牵动全国亿万人民的心。人们怀着极为关切的心情，注视着报纸上偶尔登载的周总理在医院会见客人的消息。他们端详着总理的照片，悄悄议论着总理的病情。一封封热情洋溢的慰问信、慰问电，一份份凝聚着血和泪的决心书、保证书，一付付药方，一包包药品，也从祖国各地源源不断地寄到北京。
人民离不开自己的总理，总理也放不下人民。
周恩来的秘书钱嘉东回忆：
一天半夜，我已经睡了，突然电话响起来，总机说是总理找我。我在电话里听到总理的声音。他说：我正在看一份关于粮食问题的材料，觉得有些数字有问题，你明天找有关部门问一问，要他们把确切的数字送来。在这深更半夜的时候，有谁会想到，我们的总理正抱着病体在计算群众吃粮的问题！〔32〕
七月十六日，周恩来在反映甘肃定西、庆阳两地区灾情的材料上写下批语：“口粮不够，救济款不够，种子留得不够，饲料饲草不够，衣服缺得最多，副业没有，农具不够，燃料不够，饮水不够，打井配套都不够，生产基金、农贷似乎没有按重点放，医疗队不够，医药卫生更差等，必须立即解决。否则外流更多，死人死畜，大大影响劳动力！！！”又批：“先发救济口粮款，至少要增加无息长期农贷。”〔33〕这一连串“不够”，是细心的周恩来经过反复计算后得出的结论；他连续画出三个惊叹号，充分表达出他的忧虑焦灼之情。
这时，自称“抓大事”的江青一伙却正忙于继续批“现代的儒”。
六月十五日，江青等人召集“梁效”写作班子成员开会，提出要批“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的“现代的儒”。江青“启发”在座者说：“难道现在没有儒了吗？如果没有，为什么要批孔？为什么要搞这样大的运动？”“不要以为到社会主义就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儒。”〔34〕迟群等人也声称他们所要批的“现代的儒”，“不是指林彪、陈伯达”。〔35〕六月下旬，江青到天津的一些工厂、农村和部队，继续散布“儒法斗争持续到现在”，煽动要“揪现代大儒”、“批党内大儒”。同时借外国电讯上的说法（即外国驻京记者评论中国“批林批孔”运动时提出的“中国以江青为代表的激进派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温和派之间的斗争还在继续”），向“梁效”成员进行所谓“路线”交底，暗示周恩来就是她所指的“现代的儒”。〔36〕
在这期间，王洪文也借机大批从国外买船的做法，认为这是“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是“修正主义路线”，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等国务院领导人。
七月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这是毛泽东离京赴南方前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周恩来也从医院赶去参加。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江青等：“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他指着江青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你也是难改呢。”毛泽东当着政治局成员的面宣布：“她（指江青——编者注）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37〕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党内高层指出“四人帮”的问题。
从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江青一伙攻击周恩来的活动不得不在表面上有所收敛。周恩来抓住时机，抱病继续进行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
七月下旬，在武汉的毛泽东提出，杨成武、余立金、王尚荣和吕正操等人应该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第二天见报。这样，久拖不决的杨成武等人的“案子”才算结束。七月三十一日下午，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以及王洪文、张春桥等政治局成员，在中央军委办公地接见杨成武、吕正操等，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的讲话，以及他对罗瑞卿问题和“杨、余、傅事件”所作的自我批评。杨成武回忆说：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二日，我们一家人结束了监禁生活，回到北京。（同年七月三十一日）在一个明亮的会客厅里，周恩来总理接见了我。总理第一句话便说：‘你回来不容易啊，成武！’接着又说：‘林彪一伙是要害你的，如果不是毛主席保护，可能早就没有你了！’”“总理在谈了我被解救出来的经过后，又沉痛地说：‘有件事本不想告诉你，但我相信你能经受得住任何打击：你的大女儿不幸在河南滑县被迫害死了！’”“周总理安慰我说：‘战争年代，你多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流血。这次，你的亲人又失去了生命，仇恨要集中在林彪一伙身上！’周总理还说：‘在我有生之年，要把你大女儿的问题处理好。’在百忙之中，周总理先后批示过三个有关杨毅（杨成武大女儿——编者注）问题要妥善处理的文件。最后一个文件，竟是在重病中躺在病床上，叫邓颖超念给他听后签发的。”〔38〕
吕正操也回忆周恩来这天对他讲的话：
“我进去后，正好总理也进来了。他握住我的手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不要在意喽！我见总理面容消瘦，眼里含着泪花，我心里很难过，含泪问他身体情况。他说，动了个小手术，现在已经好了。”〔39〕
当天晚上，周恩来出席国防部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七周年举行的招待会，杨成武、吕正操等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军队高级将领及其亲属应邀到会。
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曾嘱咐贺龙夫人薛明向中央写出贺龙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的情况的报告，为贺龙平反做准备。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毛泽东也提出当时错整了贺龙。一九七四年一月，周恩来又当面嘱咐廖汉生对贺龙的几个问题写证明材料，以便在复查中弄清事实，作出结论。〔40〕但是，由于江青等人的阻挠，贺龙的案子一直拖着没有解决。一九七四年九月，前往武汉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的邓小平回京后，向政治局传达毛泽东关于要抓紧给贺龙平反的指示。政治局委托华国锋、纪登奎代中央起草了一份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稿。通知稿经过叶剑英、邓小平、聂荣臻修改，在九月中旬送周恩来审阅。九月十五日，在医院中的周恩来对中央通知稿进行认真的修改和审定。他把原稿评价贺龙“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做出重要的贡献”中的“重要”二字改成“重大”。为了推倒林彪一伙强加在贺龙头上的诬陷不实之词，周恩来还指示公安部通过技术鉴定证明所谓“历史信件”纯属伪造，不足为据。九月二十九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从九月二十八日起，周恩来开始审阅出席二十五周年国庆招待会人员名单。这是一份长达两千多人的名单。接到名单的当天，周恩来就提出应增加原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第二天，他“细细翻阅”名单后，又致信王洪文并中央政治局，提议在爱国人士中再增加起义四将领的夫人，即卫立煌夫人韩权华、程潜夫人郭翼青、张治中夫人洪希厚和傅作义夫人刘芸生，指出：“四夫人对国内外影响也不小。”并告诉说：“因林彪利用东北军一案大搞东北民主人士，现吕正操同志已平反，张学思已死（此案亦应弄清）”，因此，还有必要增加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张学铭。〔41〕同一天，周恩来还审阅了国庆二十五周年招待会上的祝酒词稿。
九月三十日，正好是农历中秋节。这天晚上，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灯火辉煌，参加国庆招待会的有国内外四千五百多位来宾。在座位上焦急地等候着的人们议论得最多的话题是：周总理今晚能不能来。七时许，宴会厅东侧入口处的帷幕拉开，水银灯齐亮，军乐队奏起《迎宾曲》。周总理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一边鼓掌，一边步入大厅。顷刻间，热烈的掌声响彻全场，经久不息。连有的外国朋友也顾不得礼仪，站到椅子上，以便更清楚地看一看周恩来。
一位当年出席宴会的篮球运动员深情地回忆说：
“一九七四年，周总理因为病重，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出面了。我和全国人民的心情一样，为周总理的健康担忧，心里总是暗暗地祝愿他老人家能早日康复。”“这一年国庆宴会，我们到会的同志坐在宴会大厅里，气氛明显地与往年不一样，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惦念着周总理的健康，多么希望敬爱的周总理能出席啊！忽然，掌声雷动，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迈着矫健有力的步伐，走进了宴会大厅。顿时，全场沸腾，中外来宾同声欢呼，一拥而上，围在周总理的周围，都想仔仔细细看看周总理。有的人高兴得情不自禁地喊：‘总理的病好了！总理的病好了！’我和大家一样，压在心上的石头也落下来了。全场都为周总理的出席而万分激动。人们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见到周总理的幸福心情，宴会厅里久久平静不下来。祝酒时，我仔细地望着周总理，我发现周总理的确是瘦了，头发也变得更灰白了，但他那熟悉的声音却还是那样洪亮有力，多次被全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他那炯炯的目光还是焕发着饱满的神采。我心里感到极为宽慰，充满了胜利的信心。当周总理离开宴会大厅时，人们再一次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向敬爱的周总理告别。这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对周总理的无限热爱和尊敬。”〔42〕
另一位从事外贸工作的老干部也谈到这个难以忘怀的不寻常的时刻：
“当周总理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入口处时，会场内一片激动。周总理登台致词时，在场的人包括许多外宾都拼命鼓掌、欢呼。我禁不住热泪盈眶。我看到，虽然周总理的面容消瘦了一些，但他那简洁的语言、潇洒的风度、铿锵的声音、有力的手势，完全是原来的样子。这使大家的心中燃起了希望：周总理的健康恢复了，不久他将出来领导我们的工作了！我们多么需要周总理啊！”〔43〕
周恩来出面主持国庆宴会，不仅使国内人民感到振奋，国际舆论也争相报道，发表评论。一家外国通讯社说：“周总理从夏天入院治疗以来，他的健康情况一直令人担心。”“在这个值得庆贺的中国最大的节日，人们对总理所寄予的信任和期望是何等的巨大啊！”〔44〕
然而，怀着良好愿望的人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总理得的是什么病，更不知道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主持国庆招待会。
回到医院的周恩来尽管疲惫至极，却仍惦记着他审阅过的出席国庆招待会名单上的每一个人。第二天，他发现报纸所登名单中没有卫立煌夫人韩权华，立刻委托邓颖超前往探望。韩权华后来回忆说：
“当时，我正卧病在床，未能参加国庆招待会。第三天，邓大姐就到家里来看我。并说，总理知道名单上有你，但报纸上没有报道你的名字，我打电话问才知道你病了……我万万没有想到，在几千人参加的宴会名单中，总理还注意到我没有出席。当时，有多少重大的国内外事情等待总理去处理，但总理却为这样一件小事分心。现在回想起总理那时已经身患重病，但他却毫不在意，坚持工作，顽强战斗。更万万没想到，这是我失去了和总理见面的最后一次机会，这是我终生的最大憾事。”〔45〕
国庆节刚过，在武汉的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建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同时，毛泽东还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意见。显然，这是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后作出的一个重要决定。在周恩来病重的情况下，由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等于确定了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人选。这是江青一伙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十月六日晚上，江青迫不及待地赶到三○五医院，当面向周恩来提出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意见”。刚接待完外宾还没有恢复疲劳的周恩来，以极大的克制和耐心同江青谈了整整两个钟头。〔46〕六年后，王洪文在法庭上讲到这件事：“（一九七四年十月六日）政治局开会之后，江青把我留下对我讲，她去看了总理，她向总理提出关于四届人大人选问题，主要讲了总参谋长的人选问题，总理不表态支持她。她就向我声明，说‘我保留我提名观点’，并且还说总理在医院里经常找人谈话，谈得很晚。经常到总理那里谈话的有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47〕事情很清楚：因为第一副总理已经由毛泽东提出人选，“四人帮”便把眼睛盯住“总参谋长”这一军队中的重要职务，但又碰了壁。
几天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在近期内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其中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然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却在继续加强他们图谋“组阁”的步骤。
十月十四日，江青从新华社的内部刊物《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风庆”轮事件的报道，其中有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的内容。江青立刻挥笔批道：“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迷（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江青批示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都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意见，要求抓住“风庆”轮这件事“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对交通部进行彻底检查整顿”。〔48〕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邓小平只在这份材料上画了个圈，周恩来也不过在江青派人专送的传阅件上批了“已阅”两个字。
“四人帮”多次攻击买船，是怎么一回事呢？“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顾明说：
“‘文化大革命’中，周总理是坚决主张买船的。七十年代初，石油能源危机影响到世界各国，使运输业萧条，船队运输也不景气，八成新的船用原价百分之五十就可以买到手，一条万吨级的轮船花原价百分之二十就能买来。于是，周总理提出要买一批船，以加强我们自己的运输力量，搞上几年就会连本带利都赚回来。经周总理批准，外贸部门便动用贷款买了一批外轮。为此，‘四人帮’批总理批得很凶。”〔49〕
由于周恩来、邓小平都没有理睬江青等人借“风庆”轮一事的纠缠，十月十七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一伙突然向邓小平发难。江青首先站起来就“风庆”轮一事质问邓小平，要邓小平当场表明态度，承认这件事是所谓“崇洋媚外”、“洋奴哲学”。邓小平严词反驳道：“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不能搞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们的意见！”于是，张春桥、姚文元一起指责邓小平。江青更是对邓小平大肆攻击和谩骂。邓小平忍无可忍，愤然退场。当夜，“四人帮”在一起碰头，要王洪文去长沙，向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告状”。
第二天，王洪文背着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飞赴长沙。见到毛泽东后，他按照事先同江青等商量好的意见，硬说邓小平仍在继续推行“造船不如买船”，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并且说，周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频繁来往，一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毛泽东听了王洪文的“汇报”，对他们的“告状”十分不满，当即批评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后，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两天后，毛泽东又提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周总理和王洪文主持，同各方面商量办理；开人大的时间除了看准备情况外，还要视总理病情而定。他告诫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毛泽东建议：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么明确，现在再明确一下。
这时，在北京三○五医院的周恩来也不断地约人谈话，了解这次政治局会议争论的情况。他说：“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计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
频繁的会客、谈话和批阅文件，使手术后不久的周恩来难以得到正常的休息。医疗组不得不再次写报告给政治局有关成员，提出：“连续会客、谈话及批阅文件后，影响白天休息及夜间睡眠。最近几天显得疲劳，恩来同志自己也感到精力不足。建议最近期间减少送阅文件及会客次数，并缩短谈话时间。”〔50〕
可是，周恩来的工作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重了。
十一月一日至三日，周恩来分三批约在京政治局成员开会，解决“风庆”轮事件的问题。以后，他致信毛泽东，汇报一个月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的情况。信中说：“人事名单估计十一月下旬可搞出几个比较满意的人选”，“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对自己的病情，他在信中表示：“我的身体情况比七月十七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51〕当天，毛泽东在信上批：“同意。”
十一月十二日，邓小平陪外宾赴长沙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向他了解了十月十七日政治局会议“风波”的情况后，肯定了邓小平的做法，并且批评了江青。同一天，毛泽东写信给江青，警告她：“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针对江青提名由王洪文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人大）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毛泽东托人转告周恩来：（人大常委会）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等可任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事问题由周恩来主持安排。
十二月中下旬，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十四日，周恩来审阅出席四届人大会议各类代表名额的分配方案后，致信王洪文和中央政治局，建议在现有名单基础上，再增加老干部、外事和体育等方面的名额，并提交政治局审议批准。二十日，他又审阅、修改了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稿，表示“基本同意”。二十一日，周恩来召集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讨论新一届国务院各部委人事安排问题。会上，江青、张春桥等竭力想把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会后，周恩来同李先念、纪登奎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以周荣鑫掌管为宜，文化部和体委可作些让步。同一天，周恩来还拟出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方案，在副委员长名单中增加了陈云、韦国清二人。〔52〕至此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十二月二十三日，根据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周恩来、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准备情况。行前，医务人员再次发现周恩来便中潜血，需要马上进行检查治疗。周恩来自己也明白，这样远途奔波会使病情恶化。但他以国事为重，坚定地向医生表示：“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53〕负责周恩来医疗工作的叶剑英再三叮嘱随周恩来前往的医护人员：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不能改变计划，但要想尽一切办法，绝对保证周总理的安全。
当天中午，身体虚弱的周恩来离开三○五医院，启程去长沙。一位当年跟随周恩来前往的机组人员回忆说：
总理跟我过去见到的完全不一样了：他明显消瘦，穿了一件灰呢子大衣，戴一顶蓝呢子帽，还围着围巾，戴着口罩。以前我送总理上飞机，他在舷梯上一步一步地走得很有劲。这次登机时，总理走得很慢，很费劲，而且还有点晃。总理脸上、手上有很多老年斑，端杯子时手还微微发抖。看到这种情况，我的心一下就提起来了。〔54〕
下午，周恩来飞抵长沙。王洪文也另机到达。在毛泽东住地，周恩来和王洪文同毛泽东会面。周恩来关切地询问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毛泽东也很惦念周恩来的病情。从这天起到二十七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一连进行了四次谈话。鉴于江青等人在筹备四届人大期间的帮派活动，毛泽东严厉警告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毛泽东提出，江青应该作自我批评，并且要求王洪文写出书面检查。与此同时，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邓小平，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毛泽东还采纳周恩来的建议，提出在四届人大前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毛泽东重申，“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人大开过后，总理可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由邓小平去顶。毛泽东还就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的人选问题提出一些具体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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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八十)：十大前后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这一天的谈话，只有他和周恩来两个人。相处近五十年的两位老战友，在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促膝长谈，直到次日凌晨。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56〕毛泽东还谈到，要尽快“解放”一批干部，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他们还就党和国家领导人员的任职问题交换意见，最终确定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上的人事安排方案。在听取周恩来汇报后，毛泽东表示他已经知道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
不辱使命的周恩来谈话后心情很好，因为事情解决得比较圆满。就这样，毛泽东、周恩来共同作出具有深远意义的“长沙决策”。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长期以来企图“组阁”的阴谋完全破产了。这对以后中国局势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有着至关紧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