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一月，周恩来进入他生命的最后日子。他清楚地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必须在这十分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把有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安排好。
一月一日傍晚，他同邓小平进行了单独谈话。随后，就和邓小平一起离开医院，前往人民大会堂主持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根据“长沙决策”，讨论将由四届人大确定的人事安排方案。方案中最重要的是：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在十二个副总理中列在第一位，准备在周恩来治疗期间代替他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会议通过由邓小平起草的国务院所属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决定“基本不动，个别调整”。一月二日、四日，周恩来两次向在长沙的毛泽东书面报告会议情况：“（十届）二中全会拟定在一月八日至十日开会”，“四届人大会期拟定在一月十三日至十八日”。
相关阅读
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这以前，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邓小平已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参与所有重大问题的决策。
八日至十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如期召开。全会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等，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全会正式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2〕
一月十日晚，周恩来来到京西宾馆，主持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闭幕式，并致了闭幕词。他说：二中全会闭幕前，请示毛主席有什么话要说，主席讲了八个字：“还是安定团结为好。”最后，我还是说主席的话，“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希望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各省、市、自治区的工作，解放军的工作，各级革命委员会一直到人民公社的工作，都要遵照主席的指示做好。一九七五年是安定团结的一年，是争取跃进胜利的一年。我相信，在毛主席的谆谆教导下，安定团结，一定会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3〕
在简短的闭幕词里，周恩来一连讲了四次“安定团结”，表明他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寻常的关切。
一月十三日晚八时，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灯火辉煌，庄严肃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这里隆重开幕了！这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经过多年的波折和磨难，才得以召开的。四届人大会议共有三项议程：一、修改宪法；二、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三、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周恩来走上大会主席台，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来自全国各地、各条战线的两千八百多名代表向抱病前来参加会议的总理报以长时间的、暴风雨般的掌声。接着，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他郑重地重申一九六四年在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两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4〕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整个《政府工作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也是这篇《报告》的精髓所在。在经历了漫长的“文化大革命”苦难岁月后，重新在全国人民面前响亮地提出这个宏伟目标，使人们心中燃烧起新的希望。其实，对这个问题周恩来已经想得很久很久了。还在一九七一年八月，林彪叛逃事件发生的前夜，正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周恩来曾写了一份《报告》提纲，其中明确地写下：“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的现代化”。〔5〕
进入七十年代后，有着宽广的世界眼光并熟知中国国情的周恩来，常常以一种难以言状的心情，注视着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发达国家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当美国总统尼克松将中国称为“世界五大力量”之一时，周恩来表示，中国确实是一个潜在的力量，但不是一个现实的力量。中国的工业水平比美国落后得多，还要奋斗好几十年。在这个问题上要有点自知之明。他还向法国总统蓬皮杜说过，人家说我们是大国，我说不完全是。面积大、人口多，这算是大国。但从经济发展来说，差得很远。如果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说，法国是中国的十多倍。中国需要几十年的努力，至少要到二十一世纪，才能达到法国现在的水平。〔6〕关于科学技术方面的差距，周恩来也作过具体比较。一次，他对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谈到，在计算机生产上，中国要比日本差三十年。现在我们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白纸一张。这跟整个工业水平、技术水平有关。〔7〕眼看着国际经济和科学技术的竞争日趋激烈，而中国却在“文化大革命”的苦难中白白丧失时机，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不断拉大，这对周恩来来说，是再焦急不过的事情了！因此，在四届人大会议上向全国人民重新宣布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正是晚年周恩来内心最强烈的愿望。
参加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顾明回忆说：
“一九七四年冬，小平同志受毛主席委托代恩来同志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并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考虑照顾恩来同志病体的承受能力，要求我们草拟一个三千字左右的《报告》稿。小平同志与‘四人帮’坚决斗争，排除种种干扰，确定了总纲和方针。最后定稿约五千字，经济部分不到两千字。经过大家反复思考，把恩来同志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贯思想作为重点来写，与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相衔接。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恩来同志以无比顽强的意志，战胜病痛，激昂有力地向大会作《报告》，全场振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恩来同志又一次为中国人民鼓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斗志。”〔8〕
一月十七日，四届人大会议闭幕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决议，批准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大会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十二人为国务院副总理。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参加天津代表团讨论时，坦然而又郑重地对大家说：我已经得了癌症，工作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这也是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在，我正在医院里同疾病作斗争，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还要继续和大家一起奋斗，共同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两周后，周恩来在医院里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新的国务院领导班子的分工。二月一日，他嘱咐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请邓小平将国务院各副总理的分工列出，说：有些话小平同志不好讲，由我来讲。
这天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四届人大后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国务院十二位副总理的分工。邓小平等副总理出席，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叶剑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会议确定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会议还确定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三名常务副总理“负责处理国务院日常事务”。〔9〕会上，周恩来对大家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又说，“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的，但我还是想争取每个星期来和大家见一次面。”随后，周恩来又主持有各部、委负责人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在讲话中说：今天没有什么议事，就是同大家见一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的决定，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完成四届人大以后的工作，把国务院的组织健全起来。今天是开始。恐怕我也只能够完成这个开始的任务。他重申了毛泽东关于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的评价，并且强调：现在我病了，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希望新的国务院成立以后，出现新的气象，争取今年第四个五年计划能够完成并且超额完成。〔10〕
第二天，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报告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等情况。从这时起，邓小平实际上代他主持国务院的工作。
四届人大开过、中央人事安排确定以后，周恩来完成了一件大事，心里感到踏实了。他告诉医生：现在我可以安心治疗了。二月二日，就在周恩来写信向毛泽东报告副总理分工的当天，他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近三个月来的病势及治疗情况，表示待下一步检查后，“不论有无病变，仍继续住院疗养”。〔11〕
然而，这时的周恩来还是像过去那样，对普通百姓的安危冷暖，无时无刻不挂在心上，继续为这些事情操心。
二月四日下午，经中央政治局四人小组和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再次动了手术。这次手术，整整进行了四个钟头。在这令人难熬的时刻，周恩来想到了远在祖国西南边陲的受着矽肺病（肺癌）折磨的矿工们。刚做完手术、还躺在手术台上的周恩来，让人把日坛医院（肿瘤医院）院长李冰叫到身边，当面嘱咐她去办这件事。这个情景，李冰在多少年后仍历历在目。她说：
我没有想到，总理会在这个时候找我。当时手术已经完了，还在包扎过程中，医护人员叫我，我就进去了。总理的声音很小，我把头伸到布帘子里面听着——那个场面，他的声音，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总理问我，云南锡业公司矿工肺癌发病很高，你知不知道？我说我知道一些。总理说，知道为什么不去，你赶快去！就这么几句话。我一时发懵了，我难以想象总理在麻醉后的手术中间还想着这件事。出来时，我哭了，周围的医务人员也都流着泪。回去我就照总理说的做准备，内科的、外科的，还有胸部的专家，一个礼拜之后就去（云南）了。当地矿工得知周总理对他们的亲切关怀，全都感动得哭了。〔12〕
在周恩来做手术的当天，辽宁省海城、营口地区发生七点三级强烈地震，因震前有关部门已作出预报，使这次发生在人口稠密地区的地震损失大大减轻。事后，经周恩来批准，国务院及时发出通报表扬地震预报的有功单位和人员。二月十日（除夕）那天，周恩来在医院里特意调看了电影科教片《地震》，并对国家地震局的一份简报写下批语：“我今天已看了《地震》科教片，虽然中间还少了一些地震震前震后的征兆（我于一九六六年邢台地区两次地震都看了不少征兆和记录），但还是一个好片子，可以在国内多印拷贝进行地震知识教育。”〔13〕三月五日，是周恩来七十七岁的生日。当天夜里，周恩来获悉北京通县麦庄公社发现一条地裂缝，他要求地震部门连夜派人调查，并具体指示应该解决现场照明问题。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一日是农历春节。这一天，周恩来想起一位老人——马寅初。三年前，九十高龄的马老因患直肠癌需要进行大手术，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马老的手术做得很成功。现在马老的情况怎样呢？他派吴阶平、卞志强两位大夫去看望马寅初。在马老家里，吴、卞二人从马老手术后的身体状况到生活起居、家庭成员情况、有什么困难和请求等，问得十分仔细，并代表总理向马老转达慰问，才告辞离去。不料只过了半小时，两位大夫又从总理那里给马寅初家打来电话，说总理听取了他们的汇报，问得很细，当问到马老在吃什么药时，两位大夫没有能回答上来——他们只有这件事忘记问马老了！总理要他们立刻打电话问清楚。听完家人的述说，马寅初的眼睛潮湿了。半晌，他才深沉地吐出五个字：“周总理无私。”〔14〕
从二月四日做过大手术以后，周恩来的病情仍不稳定，几乎每天都便血。三月间，在进行食钡和灌钡检查时，又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有一个核桃大的肿瘤。鉴于周恩来病情复杂，而且有不断发展的趋势，周恩来医疗组已由最初的几个人扩大到几十个人，包括：泌尿科专家吴阶平（医疗组组长），外科专家董方中、吴蔚然、陆惟善、熊如成、潘铨，内科专家张孝骞，心脏病专家陶寿淇、黄宛、方圻，肿瘤专家吴德成，麻醉师尚德延，营养学家陈敏章，中医高辉远，以及原医疗组成员卞志强、张佐良等。针对周恩来罕见的病情，医疗组成员全力以赴，潜心研究、揣摩中外各种治疗方案，运用各种先进的技术手段，希望能在周恩来身上创造出奇迹来。
巨大的责任和压力，使每日轮流守候在周恩来身边的医生们常常变得沉默寡言，寝食难安。一位医生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况：
周总理当时的病情比外界猜测的要严重得多。值班时，看到总理因癌症的剧烈疼痛头冒虚汗、紧皱眉头的情形，我们心如刀绞。休息时，一闭上眼睛，周总理被疾病折磨得憔悴的面容就浮现在脑海里。我们医疗组的许多同志平时都要靠安眠药才能睡觉。当时不少人是在增加安眠药的剂量后，才能每天睡几个小时的。一次，黄宛主任交班后怕睡不着觉，服食了大量的安眠药，结果在食堂吃饭时药物起了作用，他饭没吃完便从椅子上滑到了餐桌下面，是服务员和警卫员同志把他抬回到房间去的。负责周总理医疗组工作的叶剑英副主席对我们很关心，曾亲自到食堂看了我们的伙食，指示要提高伙食标准。其实，食堂的伙食是很不错的，只是在那种情况下，总理的病越来越重，大家心情不好，吃什么东西也觉得没味。
病中的周恩来，头脑仍像往常那样清醒。当他觉察到医护人员情绪不高或看到他们面露愁容时，一再对他们进行安慰。一次，他发现有位值班医生情绪低落，说话也支支吾吾，答非所问，便猜出是自己的病情又恶化了。他非常坦然地对这位医生说：你皱着眉头干什么？不必愁眉苦脸嘛，我不会责怪你们的。你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我完全相信你们。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好的办法来对付这种病。人要死是自然规律，谁也逃脱不了的。
对新发现的周恩来体内的肿瘤，医疗组向负责这项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四人小组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作了汇报，并提供有关技术鉴定资料。四人小组经过研究，同意报毛泽东批准后在近期内开刀。三月二十日凌晨，在病房的周恩来支撑病体，写出一份长达七百字的报告，向在南方的毛泽东详细说明几年来病情发展、变化的过程。关于新出现的肿瘤，他写道：“这一大肠内的肿瘤位置，正好就是四十年前我在沙窝会议后得的肝脓疡病在那里穿肠成便治好的，也正是主席领导我们通过草地北上而活到现在的。由于病有内因，一说即明。好了的疮疤，现在生出了肿瘤，不管它良性或者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他治疗方法。”“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造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15〕细心的周恩来，知道这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和心情也不好，为了不给毛泽东加重精神负担，他又提笔给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写了一封信：“我现在又以突然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但政治局常委四同志必将医疗组报告送请主席批准。在主席正在有病待治的时候，我又以开刀治病干扰，你可以想到我这时的心情。我只能补写一封关于病情病因的报告，请你看后斟酌，在主席已批准洪文等同志报告后，或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16〕几天后，张玉凤从杭州毛泽东住地打来电话：病情报告都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17〕
三月二十六日，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施行住院以来的第三次大手术。手术前，周恩来同秘书一起清理住院以来尚未批办的重要文件，对若干亟待处理的积案，周恩来尽可能提出具体意见，嘱咐秘书抓紧办理。在这些文件中，有不少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受到“审查”的许多党政军高级干部的“悬而未决”的材料。在这以前，周恩来曾审查、阅改汪东兴、纪登奎等写给党中央的《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由中央专案所管的六百七十名审查对象，“大多数人的问题已经基本查清”。“这些人，凡是专案组能够作出结论的，应作出结论；一时还不能作结论的，应先放出来。”这样，继罗瑞卿、杨成武等人后，长期遭到监禁的彭真、安子文、薄一波、杨尚昆、黄克诚等也陆续获释。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留意看了专案组认为“能够作出结论”的审查对象的材料。他把比较有代表性的杨勇“问题”的复查报告抽出来，嘱咐秘书送给叶剑英，并且注明：“对杨勇同志问题的复查是处理类似问题的第一件，从现在的口径来看，严了一些。”〔18〕此外，周恩来对江青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材料也逐一过目，嘱咐将江青一年前以个人名义到处写信的原件“均暂保存”；将迟群就一九七四年“一·二五”大会的检讨批转有关负责人，并批道：“迟的检讨空洞无物。”〔18〕
处理完所有文件，已是傍晚。再过一会儿，周恩来就要进手术室了。此时此刻，看着疲倦、瘦弱的总理，心绪难以言状的秘书祝愿他手术成功。周恩来听罢坦然回答：“不一定，两种可能。”
周恩来这次手术长达八个小时之久。在医生们竭尽全力下，手术是成功的，但周恩来的身体却更加虚弱了。四月三日，应对方一再请求，手术后才一个星期的周恩来躺在病床上会见了来自北非的一位客人。两天后，他又审阅中共中央为四月二日在京病逝的董必武所拟的悼词稿。四月七日，首都举行董必武追悼会。仍不能下床活动的周恩来只能向董老敬送花圈，表示哀悼。
就在周恩来施行这次大手术前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突然又打出批判“经验主义”的旗号，把矛头对准周恩来和一批老干部。
三月一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张春桥借讲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提出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他说：全国解放以后，“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现在，“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讲话中，张春桥露骨地指责一九七二年开展的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影射四届人大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将导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19〕同一天，姚文元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也歪曲地引用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写过的一段话，强调：“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张春桥、姚文元这样“步调一致”地批判“经验主义”，是有所指的。三十年前的延安整风时，周恩来曾被认为是“犯经验主义错误”的代表。周恩来抱着严于律己的态度，诚恳地检查了自己在历史上犯过的错误。后来，周恩来屡作自我批评，甚至是过分的检讨，目的在教育全党，引以为鉴。完全清楚这些事实的江青一伙，却借他们操纵的舆论工具，大肆宣扬“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等。〔20〕四月初，江青又一再宣称：“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21〕四月中旬，江青把反“经验主义”的问题正式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进行讨论，并主张“交锋”。这时，在医院里的周恩来同邓小平进行了多次单独谈话。他们还几次同因接待外宾而有机会在外地见到毛泽东的王海容和唐闻生长谈。〔22〕
四月十八日，从南方回到北京的毛泽东会见一位外国党领导人。邓小平借陪见的机会，当面向毛泽东反映了一个多月来江青等大反“经验主义”的情况，明确表示他不同意“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说法。毛泽东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几天后，毛泽东对姚文元所送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写下一段批语：“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又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批示要求将这个问题“提政治局一议”。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月二十七日召开会议，研究贯彻毛泽东批示精神。叶剑英、邓小平等在会上先后发言，批评江青、张春桥等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并针对江青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提出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到处送“材料”，以及其他“四人帮”宗派活动的事实，提出尖锐质问。会后，主持会议的王洪文以汇报为名致信毛泽东，污蔑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并说：“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江青也通过秘书转告毛泽东：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是在搞“围攻”，是一九七○年庐山会议的“再现”。
虽然周恩来没有出席四月二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但通过会后和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的谈话，已完全了解会议情况。五月一日下午，他再次约王海容、唐闻生长谈。第二天，他又嘱秘书将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以及其他登有反“经验主义”的报刊文章找出送给他看。〔23〕
双方的对峙和斗争，已进入“两军对垒”、一触即发的关头。
五月三日夜，毛泽东在他的住处中南海游泳池召开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这是上一年七月中旬离京后他首次同大家见面。周恩来抱病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批“经验主义”的文章（指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我没有看出来”，“我自己也犯了错误”。他批评江青等：“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毛泽东严厉地警告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一次还是三条，要马列不要修正，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就是不要搞宗派主义。”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会上，毛泽东还不点名地批评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24〕
周恩来回到医院，已是凌晨一时了。
四日上午，邓小平第一个来到医院同周恩来单独谈话。接着王海容、唐闻生又来谈了很久。当天晚上，周恩来前往人民大会堂，主持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在政治局范围内讨论贯彻毛泽东五月三日讲话的问题。由于五月三日会上“有些事大家还没听得很清楚”，常委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核对毛泽东的讲话记录。
四日、五日，周恩来用两天时间起草有关学习和政治局工作等问题的意见稿，这份意见稿，多处驳斥了江青等在“经验主义”问题上散布的种种谬论。在起草过程中，周恩来曾交待秘书把前一时期报刊上批“经验主义”的情况综合出一个简况，以便“从量上提供材料”。〔25〕意见稿首先谈了对“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等问题的认识，提出：在学习过程中，需“在一定时期有针对性加以宣传”，“把主席指示的反修防修的目的说清楚”。同时认为，“凡犯一般经验主义的人，他们凭经验办事，要慢慢来教育改造”。强调：在过去一个多月里，“有些报告、报刊社论、一般文章、新闻报道、内部清样，强调反修正主义的一项经验主义，放过另一项教条主义，有些地方甚至连反修正主义主题都不提了，这不能不是一个错误。报纸全国转载，清样有时转至各地，军队报告发至下层，这不能不引起一部分地区、部队和一部分机关、学校弄得争论不休，或者年老干部又不敢负责工作。因为有文章上说，资格老、能打仗的人就有背上经验主义包袱的。这就刺激成百万的人，对于教育他们不利”。对毛泽东指出江青等人的“错误”，周恩来表示拥护提出，“有错误的，要有自我批评”。此外，“同意小平同志意见，愿自我批评的就说，说多少都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要强人所难”。意见稿还就政治局内部的工作程序等提出具体要求。〔26〕
过了三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政治局常委会，继续研究在政治局内讨论贯彻毛泽东五月三日讲话事。会议商定，等邓小平出访法国回来（五月十八日）以后，再召开贯彻毛泽东讲话的政治局会议。可是，直到五月十三日，王洪文才向在京政治局成员通知这件事，中间竟拖延了五天！江青等人的消极态度，表明他们对召开这次政治局会议已预感情况有些不妙。十四日晚上，在医院的周恩来不顾“连日头痛兼见客”的劳累，打电话向王洪文询问政治局会议通知情况，并在第二天亲自写报告给毛泽东说：“对主席这样重视的会议和指示，我们处理这样迟慢，报告又这样不及时，责任完全在我。”〔27〕
十八日晚上，刚从法国返京的邓小平顾不上休息，赶到三○五医院，同周恩来单独谈了整整一个小时。这次出访归来，邓小平还为他留法勤工俭学时的“兄长”周恩来带回一件“礼物”——他们当年常吃的法式月牙面包。在和邓小平谈话后，周恩来又先后同叶剑英、李先念、吴德等政治局成员谈话。〔22〕
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就四日、八日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情况写信给全体政治局成员，对前一时期反“经验主义”的问题作出说明，指出：
姚文元文章中提了“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以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也是根据姚文引用的。而小平同志向毛主席反映的，是指三月一日张春桥在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阅后在此处批注：“当时还提到江青同志在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了反经验主义问题”），这在各大军区政治部向总政反映讨论情况的三、四月份电报中可以看出。现在政治局既开正式会讨论主席批示和指示，特补写如上说明；如大家同意，亦请将此信转主席一阅。〔28〕
在召开政治局会议前夕，周恩来这封信实际上点明了会议的主题。二十二日，张春桥在周恩来信的传阅件上批道：“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江青、姚文元在批语中称他们对一些情况“不了解”。江青等人的“解释”，表明他们毫无认错的诚意。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认为有必要继续把问题说清楚。
二十六日下午，周恩来来到同三○五医院只有一墙之隔的北海公园（这座公园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不久就关闭了）。从这个月中旬开始，周恩来在医护人员陪同下，常来这里散步和休息。今天，他依然像往常那样，很少说话，只是默默地踱步、思考。
第二天，周恩来致信张春桥，以事实反驳他所谓“不确切”的说法。信中首先说明，张早在批林整风期间，就已经流露出批“经验主义”的思想。随即指出：“你在三月一日总政召开的各大单位主任座谈会上片面地强调经验主义的危险，这在三、四月中各政治部向总政来电反映讨论情况，也可看出。”“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29〕同日，张春桥看信后被迫表示：“不再改了。”接到退件，周恩来立刻将二十一日信的原件送毛泽东审阅。
五月二十七日，经毛泽东批准，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中批评江青等人。会上，由邓小平作中心发言。他首先谈了对毛泽东五月三日讲话的理解，指出：主席这篇讲话，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因为主席是对政治局讲的，（政治局）是党的核心。主席提出要政治局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联系批评宗派主义、“四人帮”。这是很重要的原则问题，需要好好讨论。针对江青等对四月二十七日政治局会议的无端指责，邓小平进行了有力驳斥，说：有人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还有人讲是突然袭击、是围攻。其实，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因此，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的问题。邓小平提出，这里有三件事需要讲清楚：一是前年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二是批林批孔中又批“走后门”，三是学理论又提出批“经验主义”。倒是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不讲明白，没有好处。邓小平发言后，吴德、李先念、陈锡联等相继发言，批评“四人帮”的宗派活动。〔30〕六月三日，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叶剑英就邓小平五月二十七日讲话中提出的“三件事”作长篇发言，质问江青一伙。在多数政治局成员的批评下，王洪文不得已作出检讨；江青仍拒绝检讨，并否认“四人帮”存在的事实。主持会议的邓小平表示：“讲多少算多少”，要将会议情况“给主席作报告”。〔30〕
周恩来十分关注这场斗争。五月二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开过后，他同第一个来到医院的邓小平长谈达三小时之久。接着，他先后同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王洪文、苏振华等谈话，了解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的情况。〔22〕
同一个月前一样，江青对政治局会议的批评极为不满。第一次会议刚开过，她就迫不及待地托人向毛泽东反映，说是政治局对她进行“围攻”。毛泽东没有理睬，反而充分肯定这次政治局会议，指出：“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31〕
六月七日夜，在医院里刚会见过一批外宾的周恩来，不顾疲劳，继续同邓小平以及王海容、唐闻生长谈。周恩来和邓小平要王、唐二人向毛泽东报告江青等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表现。几天后，邓小平又当面向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毛泽东称赞道：“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又说，“他们几个人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毛泽东满怀期望地向邓小平提出：“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坚定地表示：“在这方面，我有决心就是了。”〔32〕
江青等一再拒绝政治局会议对他们的批评，使毛泽东感到失望。从六月下旬起，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被派往浙江、上海“帮助工作”。六月二十八日，在批评“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开过一个月后，江青终于向毛泽东和政治局交出一份书面检讨。江青正式向党中央作检讨，这是九年“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检讨书”中，江青不得不检查自己一年多来“所犯的错误”，包括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齐发”、“个人自作主张送材料”，以及讲“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等；同时，她被迫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负主要责任”。两天后，周恩来看过“检讨书”，批示将它送在京政治局成员传阅，并表示欢迎这一检讨，指出：“今后政治局同志凡遇大事都经过组织讨论，事先请示主席，遵照主席指示执行，认真深入学习，联系中国实际，在实践中多听同志好意见，坚决改正常犯的错误，政治局的团结就会搞得更好。”〔33〕批示还建议将这个“检讨书”送毛泽东。邓小平、叶剑英等看后，表示“同意总理的建议”。毛泽东最后圈阅了此件。“检讨”后的江青，一扫以往那种不可一世的骄横气焰，变得异常沮丧，连续很长时间没有公开露面。
经毛泽东同意，从七月初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七月四日，邓小平向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发表《加强党的领导，整顿党的作风》的讲话，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他说：“前一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第一，要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第二，要安定团结；第三，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是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他还强调，当前，我们有好多事要办，“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34〕在以后的几个月里，邓小平连续发表讲话，指导各条战线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开始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种种“左”的做法，落实党的正确政策。
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期间，周恩来同邓小平谈话次数更频繁了。从七月初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起，每隔几天他们就要见一次面。单在七、八、九三个月，他们在一起开会或谈话就有十二次，几乎每周一次。〔22〕邓小平是周恩来在医院里会见次数最多的中央领导人。此外，周恩来经常约见的政治局成员还有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吴德、华国锋、汪东兴等。
对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来取得的显著成效，周恩来感到由衷的欣慰。这种欣慰之情，在他以后同外宾的多次谈话中也毫不掩饰地表露出来。
八月二十六日晚，周恩来在医院会见即将返回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宾努亲王。在一个多小时的会见中，周恩来热情地赞扬邓小平，给两位亲王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场的柬埔寨民主团结政府大臣秀蒲拉西回忆说：周称赞邓小平副总理，并说有邓代替他，他就感到放心了。〔35〕
九月七日中午，病情已十分严重的周恩来不顾医护人员一再劝阻，坚持会见由伊利耶·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全体成员。当谈到自己的病情时，他坦然而又肯定地告诉客人们：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接着，他满怀信心地说：我现在病中，已经不能再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中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方针。整个会见只有短短十五分钟。十多年后，维尔德茨说到这次会见“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也是在一个令人难以忘记的情况下进行的”，“是非常热烈和激动人心的”。
从一九七五年六月以后，已经清醒地估计到自己的生命“还有半年”的周恩来，拖着只剩下三十点五公斤〔36〕的重病之躯，继续顽强地工作，同病魔、同邪恶势力进行着最后的搏斗。
六月九日，是贺龙元帅含冤逝世六周年的日子。这一天，中央军委等单位准备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一个小型的“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贺龙家属虽被通知参加仪式，但被要求对外保密，提出“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道，不宣传”。这是六月六日王洪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的。贺龙的长女贺捷生在六月七日分别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表示对这种做法“百思而不可解”，信中提出：
“林贼诬陷贺龙，颠倒历史，强奸民意，动员舆论，鸣锣击鼓，血口文章满天飞，何其不‘保密’、不‘小型’，而任其泛滥，流毒全国？今日，为执行中央通知（指一九七四年九月中共中央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编者注），恢复贺龙同志名誉，反而不能讣告国人，举行公祭，挽回影响，使举国声讨林贼之恶，伸张正义？再者，受贺龙一案所累之干部群众甚多，惨死者、长期坐牢者大有人在，许多同志至今犹受歧视，既失去健康，又失去工作。贺龙后事尚且如此，等而下之，如何了结？为此，恳请中央，补行葬仪。死者虽已无知，生者定能戴德！”
看到贺捷生的信，周恩来立刻写信给毛泽东：“今年六月九日为贺龙同志开逝世六周年纪念会事，我也知道。后因我三月开刀治疗，未再过问。昨（八日）晚想起，始知纪念会照开，无悼词，不登报。”“今得贺捷生同志此信，特送上。如主席另有指示，当与政治局设法补救。”〔37〕看得出，周恩来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指示，以便修改政治局原定的贺龙骨灰安放仪式的方案。当天，毛泽东批复：“照总理意见办理。”周恩来托人转告贺捷生，要她顾全大局，一定参加她父亲的骨灰安放仪式。贺捷生表示：听总理的话。
六月九日下午，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被一片沉痛、肃穆的气氛所笼罩——“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在这里举行。接到毛泽东批示以后，周恩来决定：重新布置会场，安放花圈，准备悼词，他自己参加这个仪式。当年出席这次仪式的徐向前元帅目睹了周恩来来到会场时的情形：
“总理是不顾人们的劝阻抱病参加的。他签到时，显然是由于心情激动和身体虚弱，书写签到簿时手哆嗦得很厉害。我问他：‘你病成这个样子，怎么还来了？’总理尽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沉痛地说：‘这个会，我不能不来啊！’在场的同志谁都可以感觉到总理心中感情的分量，谁都不能不想得很多。总理在这个场合流露的感情，包含着对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造成严重后果的深深的愤慨。”〔38〕
在去八宝山以前，周恩来的心情一直难以平静。在他身边的邓颖超觉察到这一点。她打电话告诉贺龙的夫人薛明：“总理也许来。若来了，你们双方要控制些感情。”在八宝山的休息室里，周恩来见到了薛明和她的子女。周恩来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了。薛明回忆当时的情景说：
“六月九日下午四点，我和孩子们提前到了八宝山。在休息室里，好多老同志进来一个一个和我握手。正在这个时候，我听见外面有人叫：‘薛明，薛明啊！’接着，门被推开了，总理走进来。我看他确实瘦了许多。我急忙迎上去说：‘我在这儿。’总理拉住我的手，又扶着我的肩头，声音颤抖地说：‘薛明，我没有保住贺龙啊！都六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呀……’他说着哭出声音来了。我说：‘总理，你不要太难过了……’我替他抹去流下的泪水。他拉着我的手直哆嗦：‘薛明，我没想到，我没想到啊！’这时，我女儿（晓明）看到情况不好，怕总理太受刺激了，就劝道：‘周伯伯，你自己要保重身体啊！’总理听了抬起头，缓缓地说：‘晓明啊，我的时间也不长了！……’这个时候，我终于控制不住了，在场所有的人也都忍不住了，一屋子的人全都‘呜呜’地哭起来。”〔39〕
伴随着低回的哀乐，周恩来走进安放仪式的会场，在贺龙遗像前深深地鞠了七个躬。他代表党中央致悼词，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做出重大的贡献。”“贺龙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同志、老战友，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对战友的思念，多年来已成为周恩来情感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几年前，一批日本客人向周恩来请教“养生之道”，周恩来回答：“在漫长的中国革命岁月中，有许多同志都牺牲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要更加倍地工作。我每天都以此激励自己。这也可以算是我的‘养生之道’吧！”〔40〕病重后，在病房里，周恩来的思绪依然常常流连于那些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又想起同自己和贺龙等一起领导打响南昌起义第一枪的叶挺。他曾托人转告叶挺的子女，将来有机会，他要亲自给他们讲述他们的爸爸在革命战争中的故事。〔41〕甚至在睡梦中，这种思念有时也使周恩来惊醒。担任治疗工作的方圻医生回忆：一天，正在熟睡中的总理突然醒了。我们听到动静，赶紧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总理告诉说，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和陈毅同志在一个山坡上，陈毅脚下一滑，我一把没拽住，两个人险些都要摔到山下。〔42〕
这时的周恩来，除非不得已，仍然自己动手起草或批阅文件。他历来反对那种只动脑不动手甚至既不动脑也不动手的领导作风。但是，在重病中他已经力不从心了。医院的环境，又使周恩来在精神上感到压抑。为了调剂一下工作的环境和心情，周恩来有时便来到北海公园的漪澜堂，在这里处理和批阅文件。身体异常虚弱的周恩来，走路都觉得很费力。他常用左手支撑着腰部，坚持步行到漪澜堂大厅。看文件时间长了，他感觉眼睛疲劳时，才让秘书读文件给他听。但秘书们必须遵守一条规定：凡是写有周恩来亲启的信件，仍由周恩来本人拆封、阅读。北海公园仿膳饭庄的一位女服务员，亲眼见到过周恩来抱病工作的情景：
“前年（一九七五年——编者注）夏天，他老人家重病在身，却仍然操劳着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每次来我们这里，总理都带着许多文件，坐在漪澜堂大厅里，仔细地阅读、研究。这样一坐，就是很长很长时间。有一次，总理看文件很费力，就请秘书读给他听。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门外的同志十分着急地走来走去——‘我们的好总理，您还在病中，您需要休息啊！’我们几个人禁不住轻轻地把门推开一条缝，只见总理坐在椅子上，不时地倒换着手支撑着身子，豆大的汗珠从他老人家的脸上一个劲地往下淌，汗水早就湿透了衣裳。然而，总理的神情却还是那样坚毅，那样专注……我们的泪水伴着总理的汗水一下子涌了出来，真叫人心痛欲碎啊！等了好久好久，文件念完了，总理用左手扶着腰，慢慢地走出门来。我几步跑了上去，要搀他老人家一把，可是总理摆了摆手，对我说：‘不用，我自己走！’”〔43〕
几个月里，在病情日益加重的情况下，周恩来亲自处理或过问的事情还可以举一些例子：
六月九日，在医院和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签署中菲两国建交公报。
六月十五日，与中央派往浙江的纪登奎谈话，就解决浙江派性、落实中央有关整顿措施问题提出意见。这天午后，周恩来最后一次来到西花厅（住院期间，周恩来曾三次回到这里）。
七月一日，同泰国总理克立·巴莫签署中泰建交公报。
七月六日，在医院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毛泽东眼病的治疗问题（二十三日，毛泽东施行白内障手术治疗）。
七月十五日，审阅《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对实施中的有关问题作出指示。
七月二十三日，最后一次来到人民大会堂，嘱咐工作人员对新同志要搞好“传、帮、带”。
七月二十四日，在北海公园遇到彭绍辉，向彭详细询问罗瑞卿近况，并问候罗（以后，又托邓颖超了解罗的病情）。〔44〕
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就故事片《创业》问题作出批示，批评江青等人无端指责该片。周恩来要人找来江青等强加给《创业》的“十条罪名”的材料看。
七月二十九日，致信杨成武，就其长女杨毅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的调查处理情况作出说明，告诉他当“恢复杨毅同志军籍和名誉”。〔45〕
八月二十四日，在北海公园散步时，长时间凝望湖水沉思，并问身边医护人员：“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老舍先生的忌日！”
八月二十九日，同准备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的中央代表团团长华国锋谈话，请华转达他对西藏人民的问候，提出要特别注意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培养藏族干部，发展民族经济。
九月四日，看了香港《七十年代》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该文介绍了蒋介石去世后的台湾局势、蒋经国的经历等情况）后，托人转告王昆仑、屈武等对此文“进行分析”，“弄清真相”。〔46〕
九月七日，会见伊利耶·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周恩来生前的最后一次外事活动。
九月二十八日，在病床上接见前往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庆祝活动的中央代表团成员，请他们转达他对新疆各族人民的问候。
进入九月以后，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癌细胞继续扩散，免疫力严重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医疗组不得不取消周恩来的外事接待活动和室外散步。九月二十日下午，周恩来做住院后的第四次手术。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来到医院手术室外守候。周恩来清楚：施行这次手术的后果很难预测。进入手术室前，他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一九七二年六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很长时间仔细地看了一遍，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47〕
在生死难料的情况下，周恩来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给老战友邓小平。在进入手术室的前一刻，躺在推车上的周恩来示意停下，轻声问道：“小平同志来了吗？”邓小平立刻跨步上前，靠近推车。周恩来吃力地抽出手来，紧握住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48〕
长达五个小时的手术，对于极度虚弱的周恩来来说，又是一次严重的考验。但周恩来坚持了下来。手术过程中，发现周恩来体内的癌瘤已扩散到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只能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十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又做了第五次手术。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能从病床上下来。
周恩来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一直处在时代激流的中心位置，经历过多少次血和火、生和死的考验，使得他虽然面对死亡，却内心坦然，神态自若，没有丝毫悲观失望和烦躁不安的表现。唯一使他感到遗憾的，就是自己再不能像以前那样工作了。尽管如此，周恩来的头脑仍在想，他的眼睛仍在看。他关注着国内政局的变化，思考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开始，他还能勉强支撑着自己看报、看文件，后来却不得不靠医护人员帮助念了。面对着因江青一伙不断反扑而趋于恶化的形势，医务人员常常看到周恩来眼望天花板，时而陷入沉思，时而轻轻地摇头叹息。
这一年十月，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四十周年。在邓小平等支持下，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冲破江青一伙阻挠，在十月中旬重新演出萧华作词的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
“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
红军都是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
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
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
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
这是长征组歌中的一个片断：《过雪山草地》。它也是周恩来十分爱听爱唱的一首歌曲。当时领唱这首歌的男高音歌唱家贾世骏回忆：
《过雪山草地》唱的是红军长征中最为艰难的一段路程，当年，有许多红军战士在这里倒下、牺牲……周总理生前特别喜欢这首歌，他不仅听过多遍，还特地要我教他唱。有一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一见到我就让我过去，说：“你再教教我唱《过雪山草地》吧！”总理因为白天接见红卫兵，说话把嗓子都说哑了。我就说：“总理，您不是已经会唱了吗？”总理说：“再教我唱一唱，纠正纠正。”于是，我一边打着节拍，总理一边用沙哑的嗓子唱了起来。听总理唱完，我兴奋地说：“总理，您唱得一点儿也不差啊！”周总理笑道：“你再唱一遍，让我熟悉熟悉。”当时陈毅、谭震林等同志也在场，我放声唱了起来。唱完后，总理亲自给我端上来一杯热茶。〔49〕
这首颂扬红军英雄气概和顽强斗志的歌曲，一次次地把周恩来仿佛又带回过去那艰难困苦的岁月，成为鼓舞他坚持工作、忘却病痛和劳累的巨大力量。当长征组歌重新演出后不久，邓颖超打电话告诉有关部门：总理在医院里很想再看一看、再听一听长征组歌。
和周恩来相濡以沫整整五十载的妻子邓颖超，不顾自己体弱多病，紧紧守候在丈夫身边，从精神上给周恩来以更多的关怀和慰藉。他们以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共同商量“后事”。邓颖超回忆说：
“我自己是共产党员，我用无产阶级的坚韧性，高度地克制我内心的痛苦，在他病中还要用愉快的精神和恩来同志一起同疾病作斗争。当他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挽救时，一再叮嘱我，死后不要保留他的骨灰。这是我和恩来在十几年前共同约定下来的。”“一九五八年，恩来首先把他死去的父亲，我把自己死去的母亲以及重庆办事处的一些死去的同志的坟墓平掉，进行深埋。恩来还把他在淮安几代亲人的坟墓，也托人平掉，改为深埋，把土地交公使用。在中央作出人死后实行火葬这个决定不久，我们二人共同商定，互相保证，把我们的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撒到水里、土里去。”“他自己就曾经讲过：人死后为什么要保留骨灰？把它撒在地里可以做肥料，撒在水里可以喂鱼。他还主张人死了以后应该做尸体解剖。在他病重住院期间，他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恩来对他的后事，曾经对我说过，丧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一定不要搞特殊化。”〔50〕
在这生离死别的最后时刻，他们之间该有多少要说的话啊！可是，他们谈论的仍然是如何严于律己，遵守组织决定，如何为人民、为后代造福。至于他们认为不应该谈论的其他“心里话”，始终没有讲起。邓颖超回忆道：
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他对我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我回答他：“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当时双方都知道最后的诀别不久就会残酷无情地出现在我们的面前，然而我们把没有说的话终于埋藏在各自的心底里，永远地埋藏在心底了。〔51〕
从十二月中旬起，终日卧床的周恩来已无法进食，所需要的食物由医护人员用管子直接灌入胃里。这时周恩来的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进食、输血、输液、排液……以至连翻身都受到限制。为了减少周恩来的痛苦，医生不得已使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但是，不时袭来的剧痛，仍使周恩来常常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他仍表现出高度的自制力。医生张佐良回忆：“总理用的止痛药，开头打一针可管上四五个小时，后来管两三个小时……他疼得实在不行时，就把我叫进去，说，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听到这里我的眼泪都掉出来了，我说，总理，你现在愿意怎样就怎样吧！”护士许奉生说：“这时总理是很痛苦的，可他从来不哼也不叫。有一次他正睡觉，一下让病痛惊醒了，就问，我喊了没有？我们说，你叫叫没关系的，如果你疼，你就哼哼，就叫，没关系。他摇摇头。”〔52〕
十二月二十日上午，周恩来体温达三十八度七。应约来谈对台工作的罗青长来到周恩来的床前。周恩来非常吃力地向罗青长询问台湾近况以及在台的一些老朋友的情况，并且嘱咐道：不能忘记那些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们……不到十五分钟的谈话，周恩来竟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进入昏迷状态。〔53〕
到十二月底，病危中的周恩来因为长时间没有修面理发，他的容貌已完全变了：花白的头发蓬长，胡须几乎把嘴唇遮住，灰黄的面部布满一块块的老年斑，深陷的眼窝发黑，双目更不见原有的神韵和风采。过去一直为周恩来理发的北京饭店职工朱殿华，几次托人捎信请求来给总理理发。周恩来知道后，告诉工作人员说：朱师傅给我理发二十多年，看我现在病成这个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了。谢谢他了！
病危之际，周恩来多次询问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询问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健康，并对一些党内领导干部、民主党派人士、高级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以及过去身边工作人员的处境和下落表示关切。他嘱咐叶剑英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手里。
一九七六年一月五日凌晨，医务人员为生命垂危的周恩来做最后一次手术。随后，接到周恩来病危通知的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国务院负责人等陆续来到医院。
一月七日，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气息已变得十分微弱，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医疗组成员、护理人员等昼夜守护在病房，随时准备抢救。深夜十一时，弥留中的周恩来从昏迷中苏醒。他微睁双眼，认出守在他身边的吴阶平大夫，用微弱的声音说道：“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54〕这是周恩来留下的最后的话。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与世长辞，终年七十八岁。
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表讣告，沉痛宣告周恩来逝世。同时宣布成立由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朱德等一百零七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这一天，北京天安门、新华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外交部等处下半旗志哀。十日、十一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叶剑英、邓小平、宋庆龄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一万多人，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由于对前往告别的人员有严格的限制，许多人自发地赶去，只能站在医院墙外，表达自己的哀思。
十一日下午，周恩来的遗体由邓颖超和治丧委员会人员护送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沿途数十里长街上，首都百万群众很早就自发地聚集在街道两侧，在凛冽寒风中肃立致敬，送别周恩来。当载着周恩来遗体的灵车缓缓通过时，人们含悲饮泣，泪眼相送，整个长安街头笼罩在一片哀痛气氛中。这种感人的情景，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来不曾有过。
从十二日起，首都各界群众四万多人有秩序地陆续前往天安门东侧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大厅，沉痛悼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叶剑英、邓小平、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夫人邓颖超，以及其他方面的单位和个人敬献了花圈。邓颖超所送花圈的缎带上写着：“悼念恩来战友——小超哀献”。世界许多国家的首脑和政府，驻中国的外交使团、大使、大使馆，国外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及其领导人，在北京的外宾、专家、留学生和实习生等也送了花圈。吊唁仪式后，周恩来的骨灰转到人民大会堂，安放在台湾厅内。
吊唁期间，更多的首都群众冲破“四人帮”的禁令，自发地或有组织地举行各种悼念活动，深切缅怀周恩来。天安门广场中央镌刻有周恩来手书碑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成为人们追悼、怀念周恩来的主要场地。几天里，以纪念碑为中心的天安门广场花如海，人如潮，一派悲壮景象。除北京外，天津、上海、武汉、南京、西安、重庆、南昌、广州以及全国其他大中城市也出现类似的群众性悼念场面。
一月十五日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几千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他说：
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的逝世，对于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对于国际反帝、反殖、反霸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都是巨大的损失。
周恩来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对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衷心地爱戴他，尊敬他。周恩来同志在国际事务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对加强我党同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团结，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对加强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的贡献，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在悼念周恩来同志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终生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忘我地、不知疲倦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要学习他对敌斗争的坚定性，奋不顾身，机智勇敢，坚定沉着，充满着必胜的信心；要学习他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光明磊落，顾全大局，遵守党的纪律，严于解剖自己，善于团结广大干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要学习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和他同疾病作斗争的革命毅力。
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周恩来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邓小平致悼词后，全体到会人员向周恩来遗像和骨灰盒三鞠躬。
遵照周恩来的遗愿，十五日夜至次日凌晨，周恩来的骨灰由西花厅党支部工作人员乘飞机撒在北京、天津和山东北部黄河入海口等处。
周恩来的逝世使全世界为之震动。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和政党领导人先后发来唁电、唁函，向中国党和政府表示深切的悼念，对周恩来为中国、为世界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作出崇高的评价。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由会议主席提议，全体代表起立，向周恩来默哀。联合国大厦也下半旗志哀。
周恩来逝世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百般阻挠并竭力压制全国人民自发举行的各种悼念周恩来的活动，激起人民群众更加强烈的不满。十五日追悼大会当天，上海市广大工人不顾“四人帮”的禁令，拉响停泊在各港口码头船只的汽笛。听到笛声，行人止步，车辆停驶，人们自动肃立街头，向周恩来默默致哀。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福州、黄埔、湛江等港口码头的中外船只也纷纷拉响汽笛。呜咽、悲壮的笛声此起彼伏，连绵不绝，响彻数千公里祖国沿海的上空。三月下旬，南京市人民发动声讨“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的抗议活动，举国响应。清明节（四月四日）前后，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更大规模的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活动。面对种种禁令、高压和恐吓，人们无所畏惧，万众一心，用诗词、传单、演说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思念和决心，将全国性的悼念、抗议活动推向高潮。这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并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周恩来逝世后只有半年多，取得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历史的伟大转折。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决议中郑重地写道：“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的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这是历史作出的公正结论。
相关阅读
----毛泽东传(八十三)：临终的日子
一九八八年春天，中南海西花厅院落的海棠花又盛开了。这是周恩来最喜爱的花。八十四岁的邓颖超深情地回忆十二年前离去的周恩来：
“你不在了，可是每到海棠花开放的时候，常常有爱花的人来看花。在花下树前，大家一边赏花，一边缅怀你，想念你，仿佛你仍在我们中间。你离开了这个院落，离开它们，离开我们，你不会再来。你到哪里去了啊？我认为你一定随着春天温暖的风，又踏着严寒冬天的雪，你经过春风的吹送和踏雪的足迹，已经深入到祖国的高山、平原，也飘进了黄河、长江，经过黄河、长江的运移，你进入了无边无际的海洋。你，不仅是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国家的人民服务，而且你为全人类的进步事业，为世界的和平，一直在那里跟人民并肩战斗。”“当你告别人间的时候，我了解你。你是忧党、忧国、忧民，把满腹忧恨埋藏在你的心里，跟你一起走了。但是，你没有想到，人民的力量，人民的觉醒，我们党的中坚优秀领导人，很快就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四人帮’粉碎之后，祖国的今天，正在开着改革开放之花，越开越好、越大、越茁壮，正在结着丰硕的果实，使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给我们的人民带来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