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处理“九一三”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周恩来沉着果断，思虑周密，指挥若定，充分显示出这位久经风霜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的智慧和才能。在毛泽东和他的领导下，迅速而平稳地粉碎了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反革命武装政变。几个月后，周恩来回顾说：“事后说来惊险得很，但当时处理并不紧张；因为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群众，相信绝大多数干部。”〔1〕在中共中央统一部署下，同林彪一伙有关的人和事，在最短时间、最小范围内得到解决。在这期间，国内并没有发生政治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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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事件后，中共中央下达了一系列揭批林彪一伙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文件，随即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这时，原有的五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毛泽东、周恩来、康生三人。一件件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就像一副副重担，更多地落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的肩上。
对林彪事件的发生，周恩来在事后说过：它既在预料之外，也在预料之中。〔2〕说“预料之外”，是指他和毛泽东都没有想到林彪会突然乘飞机叛国出逃。他们事前也没有察觉林彪一伙策划反革命政变的罪恶勾当。毛泽东多次说：林彪他们搞反革命活动，谁个晓得？我就不知道嘛！〔3〕周恩来也讲过：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会跑；因查问他私调飞机一事，他心惊胆战，逃跑了。〔4〕
说“预料之中”，是指林彪一伙自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一直阳奉阴违，抗拒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他们的批评帮助。对他们的这些表现，毛泽东、周恩来是心中有数的。周恩来曾指出：对林彪，毛主席一直是保他的，事实也证明对他是仁至义尽了。又说，毛主席同斯诺的谈话林彪最反感了，他这个人一辈子不能批评，一批就消极。林彪摔死了是偶然性，但他失败是必然性。〔4〕
在说明“九一三”事件缘由的同时，周恩来对林彪本人的历史和变化过程作了客观而冷静的分析。他说：不能讲毛主席从文化大革命初期就已看出林彪反党、只是当时为了打倒刘少奇而没有提林的问题，这不是我们党看问题的方法和主席的作风。我们要历史地、辩证地、发展地看问题。因为一个人的思想是发展的，不能说林彪早先的思想和他以后的思想是一样的，会有变化的。同样，我们对林彪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怎么会一下子就识破他呢？九大时还不可能识破他，否则，怎么会让他当副主席？林彪的欺骗性也就在这里。因此，对林彪要作具体分析，他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要以为说他坏，就从头到尾都是坏的。林彪取得接班人的地位是有历史原因的，是当时党内形势发展的结果。总之，对我们党来说，林彪事件的教训是深刻的。〔4〕
为了处理“九一三”事件的遗留问题，继续清查同林彪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中共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负责的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专案组，具体领导这项工作。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发出的第一份通报林彪事件的文件里，有一段经过周恩来亲自修改、补充的文字，明确规定了清查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按照正确路线和政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犯了路线错误的好人，绝大多数是可以回到正确路线方面来的”，“跟着林彪走绝路的只能是极个别的”。“中央号召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干部同林彪划清界限。中央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而不会轻易怀疑的。”〔5〕
即便对直接受命于林彪一伙的重点清查单位和对象，周恩来也强调要严格执行党的政策，防止清查工作扩大化，并“不许搞逼、供、信”。〔6〕他说：死心塌地跟着林彪走的，只是少数人、个别人；我相信，绝大多数同志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7〕
这以后，周恩来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处理各地揭发批判林彪集团和有关清查工作的情况。从十月下旬到第二年五月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前，根据周恩来所提出的“遵照主席指示，治病救人，以利团结和工作”〔8〕的解决各地问题的方针，中共中央先后在京召开成都、武汉两地区座谈会，并逐一帮助解决广东、广西、湖南、浙江、江西等省、区的问题，取得了明显效果。
在一九七二年五六月间召开的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提出：开展“批林整风”，“主要矛头就是要批判、揭露、粉碎林彪这个反党集团，教育大批干部，团结大批干部，是这样一个精神”。会议期间，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花了十天时间写出《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提纲，又连用三个晚上向到会的党、政、军高级干部作长篇报告。报告中，他就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瞿秋白盲动主义、李立三冒险主义、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历史过程、严重后果和教训等，作出详细的叙述和说明。在谈到王明的“左”右倾错误时，周恩来结合个人经历，对自己作了严厉的、毫不留情的剖析，甚至是过分的检讨。最后，他这样表示：“我入党五十年，没有离开党的队伍，经过长期的复杂而又激烈的党内外、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的考验，我还在为党工作，继续坚持对敌斗争；年老了，也还有些革命朝气。”“现在凡是在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中沾了边甚至陷得深的同志，都应该得到启发，不应该有任何顾虑。要彻底交待，认真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9〕
周恩来在党的高层干部会议上光明磊落地检查自己过去所犯错误，现身说法地重申毛泽东和党中央对犯错误干部的一贯政策，为的是促使那些在思想上还没有同林彪完全划清界限的领导干部及早觉悟，站到正确方面来。同时，周恩来站在高度党性原则的立场上，阐明确立毛泽东作为全党领袖、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正确指导方针的历史必然性，不仅极富说服力，在这个时候也具有特殊意义。它有利于增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凝聚力，有利于全党全军全国的团结、稳定的大局。这正是周恩来几十年来所恪守的“顾全大局”精神的体现。
在揭批林彪一伙的反革命罪行的同时，周恩来已在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遭受错误打击的一批老干部的问题。一九七一年九月下旬，在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林彪事件通知后不久，李富春受中央委托，连续主持在京老同志座谈会。陈毅、聂荣臻、徐向前、蔡畅、邓颖超、邓子恢、张云逸、张鼎丞、曾山、王震等出席座谈会；朱德、刘伯承也分别写信或发表谈话，揭发林彪历史上的问题。
九月底，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由叶剑英负责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军委三总部机关分别由李德生、张才千、余秋里主持工作。十月初，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十月四日，毛泽东、周恩来接见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毛泽东在接见时说：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帅，是林彪、陈伯达他们搞的。又说：要好好整顿我们的军队，军委“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10〕
与此同时，周恩来对仍被监管的许多老干部十分关心。十一月十二日，他在一份公安部门的报告上，一连写下十几条批语，要求提高在押人员的伙食标准，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医疗条件，防止发生意外事故。在那份报告中反映监管人员中存在宁“左”勿右的思想、常以威吓和惩罚代替教育的内容旁，周恩来批道：“不合毛主席的思想和政策！”在反映炊事人员认为给“犯人”做饭不光荣、工作好了是立场不稳旁批道：“错误认识。”在反映有的医务人员觉得反正是“犯人”、病治不好死了也没啥旁又批：“极其有害的思想！”〔11〕此时关在监狱里的伍修权后来回忆说：
“‘九一三’事件以来，我们的待遇和处境都有了明显的改善。我们营养不良、体质下降的问题，看来引起了注意。一九七二年初，卫戍区指定了两名战士专门给我们这批特别‘犯人’做饭，伙食标准也提高到每天六角钱。虽然比原来只多了一角五分，可是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无异是一个福音。同前几年的粗劣伙食相比，饭菜开始好一点了。医疗条件也同时有了改善，专门派来医生给我们看病，也肯开药给我们，晚上睡不着觉还给一点安眠药吃。这不仅诊治了我们身体上的病，更给了我们精神上很大的安慰。”〔12〕
对已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的老干部，周恩来想方设法，要求查明有关情况，准备为死者恢复名誉或解决其他遗留问题。贺龙元帅夫人薛明回忆：自从贺龙一九六九年六月被迫害致死后，她本人也被押往贵州一个山沟里监管劳动。一九七一年十月，周恩来派人到处寻找她的下落，终于在贵阳磊庄空军某部干校找到她。来人对她说：“周总理要你把贺龙同志遭受林彪一伙迫害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写出来，报告中央。”这样，一身是病的薛明被接回北京。〔13〕
对各地那些被打倒的老干部，周恩来也尽量采取措施，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同年十二月，周恩来就江华子女来信要求为他们的父亲治病一事，批告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如江华所在宜都不适宜治病，可调江到武汉，并告湖北省委安置他的生活。〔14〕此后一年时间里，先后得到周恩来关照的还有：王恩茂、谭启龙、冯白驹、贺诚、廖汉生、林枫、朱穆之、张化东、刘建章等，以及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和文艺界人士。
这时，视周恩来为知己、多年来一直同他并肩奋斗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不幸在一九七二年一月初病故。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样，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历经磨难。一九六八年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陈毅和其他几位被指责为搞“二月逆流”的成员再次受到批判，并被剥夺继续工作的权利。一九七○年十月，经周恩来批准，因“战备疏散”到石家庄的陈毅回京住进解放军三○一医院进行检查治疗。第二年一月，陈毅被确诊为结肠癌。周恩来指示医院组织力量全力救治。这以后，周恩来一直亲自过问陈毅的治疗情况。他看望术后在北戴河疗养的陈毅，嘱咐他安心养病，争取早日康复。但几个月后，陈毅的病情突然恶化。十二月间，周恩来到医院看望病重的陈毅，这是两位老战友的最后一次会面。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叶剑英谈话时表示：现已证明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叶剑英立刻赶到医院向已病危的陈毅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几小时后，陈毅便与世长辞了。
一月八日晚，周恩来赶到医院，向陈毅的遗体深深鞠躬，又轻轻掀起覆盖的白布单的一角，抚摸陈毅的手背，向他作最后告别。接着，周恩来阅改了中央军委起草的悼词稿，并且在毛泽东审阅时，附信告诉他举行陈毅追悼会的时间、规格和悼词修改情况等。
一月十日下午，陈毅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按事前中央政治局批准的方案，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只请内宾，不请外宾。但追悼会开始前一刻，毛泽东决定出席。工作人员马上把这个情况告诉周恩来。周恩来作出决断：提高陈毅追悼会的规格，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和全国人大、政协的负责人参加追悼会；并邀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出席。追悼仪式前，毛泽东接见陈毅夫人张茜及其子女，对他们说：陈毅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追悼会上，周恩来致悼词，指出：陈毅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老同志，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15〕
第二天，陈毅追悼会的情况经过报刊、广播公开宣布，引起强烈反响。毛泽东出席追悼会，周恩来致悼词，这种“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追悼仪式，暗示着：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的老干部是应该平反的。这对广大老干部来说，是企盼已久的一种慰藉。半年后，周恩来还感慨地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4〕
周恩来抓住时机，在各种场合扩大这件事造成的影响。一月下旬，他在一次接见会上提到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说：这是毛主席对我们讲的。林彪一伙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嘛！又说：听说有的地方还在讲“二月逆流”，现在叶副主席已经主持军委工作，这是经主席批准的。你们听到那些违背中央指示的话，为什么不批驳？〔16〕这一年春天，周恩来得知因“杨、余、傅事件”受到株连的杨成武大女儿杨毅在河南关押处突然身亡，立刻采取措施，派出两支小部队分赴河南开封和滑县，悄悄地将杨成武全家人实行保护性转移。〔17〕
同年四月，曾在国务院担任部长的陈正人、曾山、李德全等相继病逝。周恩来又指示有关部门：要对疏散到各地的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普遍进行身体检查，改善他们的医疗条件；政协机关也应对上层爱国民主人士的医疗、生活状况进行调查，掌握情况。
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这是经周恩来亲自审阅修改过的。社论提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并且强调：“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18〕这以后，全国其他报刊相继发表文章，论述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问题，产生了广泛影响。
干部问题，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处在突出地位的重大问题。全国从上到下有这样多老干部被打倒和“靠边站”，正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错误理论指导下“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错误实践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因此，落实干部政策的各种努力，实际上是着手具体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普遍存在的那些极端做法，是对群众运动中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一种否定。
就在周恩来致力落实“文化大革命”以来备受打击迫害的干部的政策时，他自己却被发现患有不治之症——膀胱癌。当年担任周恩来保健医生的张佐良，清楚地记得为周恩来检查和确诊的过程。他说：
那是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一号或十二号，我仍然像往常那样将总理留下的化验物作常规检查。从尿样中，我发现有三四个红血球。对男性老年人来说，一般有一两个红血球还是正常的，但这三四个就似乎多了点，对此我不敢掉以轻心。万一是肿瘤怎么办？因为当时做的是每月一次的常规化验，并没有做细胞学检查。两天之后，经过一番考虑，我鼓着勇气对总理说：前两天的化验结果有些不正常，也许是尿道出现畸形或结石，也许是泌尿系统血管硬化，等等，有必要再查一次；当然也可能是长了什么东西。总理听完后说：“你呀，说了这半天都是废话。说穿了，不就是怕长肿瘤吗？明天留（尿样）。”他一边说，一边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我，他早就猜透我的言外之意了。四五天后，我们又给总理做了第二次常规化验，同时进行细胞检查，并请北京医院、协和医院、三○一医院和肿瘤医院的专家对检查结果作了分析鉴定，一致认为周总理患的是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后来，又把样本拿到天津、上海，结论都是一样的。五月十八日，确诊总理所患是膀胱癌。〔19〕
起初，保健医生并没有将确诊结果告诉周恩来。周恩来心中已经明白，但他在配合医务人员治疗过程中，也不去“点破”这件事，仍像以前一样没日没夜地工作。过了半年，眼看周恩来的病情不断发展，保健医生不得不在同年十一月十一日向中央提出书面报告，详细汇报自五月份以来周恩来身体变化的情况，建议周恩来“宜特别注意休息，增加睡眠，采取减轻工作和其他一些可行的办法”。〔20〕这个报告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叶剑英等都同意报告所提意见，要求对周恩来的健康加以保护。十二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七十四岁高龄的周恩来，在身患癌症的情况下，依然担负着连健康的人都难以承受的极端繁重的工作，更不去顾及医生规定的工作限额。在他心中，只有党和人民的重托，只有对事业的无限忠诚和高度责任感。他这时常说：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纠正干部问题上的错误偏向，仅仅是这一时期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一个方面。
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处理经济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
“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国民经济状况，从农业方面看，由于气候还好，没有遇到大的自然灾害，农作物收成尤其是粮食生产保持了稳定增长，农田基本建设也能常抓不懈。但是，就全国来说，农业生产水平还很低；加上“文化大革命”中“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束缚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对于农村经济，周恩来在极端繁忙的情况下一直密切地关注着。他认为，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的状况决定了基本的国情。他多次提出：中国的国民经济实力按人口比例计算，不能算强大。不这样认识，就会自满、骄傲、不实际。他向外宾说：“中国的二千三百个县中，有的县连修理农机的工厂也没有，还有八十一个县没有农机厂，你们看落后不落后？”〔21〕他指出：在农村中，平调劳动力不给报酬，社员负担很重；所以，农业政策要讨论。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些不切实际的做法和口号，周恩来也努力纠正。他在许多场合说过：学习大寨的经验有三条，一是实事求是，二是自力更生，三是先公后私。目前还是提“先公后私”，不宜提“大公无私”，因为“发展生产的结果是要对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都有好处”；如果只讲“公”，不讲“私”，就不符合实际，也不科学。“我们希望每个省、县都有自己的‘大寨’，不要认为非到千里之外才能求得‘仙方’。”他还针对“发扬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的口号指出：“这样提不好。现在我们是搞社会主义，应当提‘社会主义大协作’；讲‘共产主义风格’还可以，共产主义什么样子我们还都未经过嘛！”〔22〕
一九七○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根据周恩来多次讲话的精神，国务院先后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和全国林业会议，决定适当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允许农民个人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允许生产队拥有因地制宜种植的灵活性。此外，国家还通过调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降低支农产品的出厂价和销售价以及实行粮食征购一定五年不变等政策，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分配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经验，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所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样，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农村中存在的“一平二调”、“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左”的做法，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
和农业相比较，工业方面的问题要复杂得多。由于“停产闹革命”，一九六七、一九六八两年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都呈下跌趋势，直至一九六九年九大以后才有所好转。一九七○年以来，全国又出现工伤事故大幅度增加、产品质量普遍下降的情况。它的主要原因是企业领导和职工仍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思想混乱，管理不严，纪律松弛，无章可循，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
林彪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抓住时机，着手抓企业管理，要求恢复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强调全面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理直气壮地抓生产、学业务、钻技术，批判长期以来林彪一伙散布的空头政治。一九七一年底到第二年二月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是联系经济工作实际、揭批林彪一伙对经济工作的干扰破坏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前，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乱得很，要整顿。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提出“整顿”的主张。会后，国务院有关部门起草了《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明确规定企业应该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考勤、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设备管理和维修、安全生产、经济核算等七项制度，必须抓好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等七项指标。这个文件，贯彻了周恩来提出的整顿企业的方针，体现了周恩来长期以来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生产、反对经济工作中无政府主义的意愿，成为工矿企业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
与此同时，周恩来进一步从抓产品质量入手，努力扭转企业中普遍存在的无人负责、无章可循的混乱局面。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他同叶剑英、李先念等一起听取关于航空工业产品质量问题的汇报，要求航空系统各单位的主要领导人亲自抓产品质量，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极左思潮。他激动地说：一架飞机质量不好我心里也不安，我有责任，我要负责。又说：不能认为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都不好，它们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嘛！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能搞，要批判地学习外国的东西。〔23〕这以后，周恩来多次对飞机和汽车生产质量问题作出批示，一再告诫对产品质量需要“提起警惕”，“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24〕
一九七二年春天，周恩来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等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的质量问题。对国内企业屡次出现不合格产品，他感到极为不安。他说：现在，“我们出口数量不大，质量却这么差！这怎么向国家交代？向人民交代？向领袖交代？”“为什么台湾能搞，我们搞不了？过去能搞的，现在搞不出来？我对此非常难过。”“我们只能基本自给，哪能说完全自给呢？需要进口的还得进口嘛！”“产品质量不稳定，就是规章制度执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规章制度，好的工艺流程”；“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25〕
和过去一样，周恩来没有直接触及“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性错误，但他反复指出的正是几年来“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共同的，即极左思潮的突出表现——无政府主义泛滥的结果。
从一九七一年底到一九七二年上半年，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全面展开。除了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外，周恩来还指导在文艺、卫生、体育等领域内加紧肃清极左思潮的影响，指出：“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26〕；“现在要提倡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百花齐放”。他号召为革命苦练本领，培养人才，为国争光。
在周恩来领导下，各地各系统联系实际批判林彪的过程，已成为批判极左思潮、恢复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过程。这必然引起江青集团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和林彪集团一样，江青集团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林彪集团的覆灭，对江青集团来说，消除了一个争夺权力的对手；但随后在周恩来指导下的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又造成对这个集团的新的威胁。在江青一伙眼里，“批极左思潮就是批文化大革命”。〔27〕一九七二年初，张春桥对根据周恩来整顿企业的意见制定的《全国计划会议纪要》百般刁难，阻挠下发。这还只是围绕批判极左思潮而引发的一场愈来愈激烈的斗争的“序曲”。
一九七二年下半年，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向纵深发展的时期。在这以前，批判极左思潮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就广大干部群众来说，仍存在不少疑虑。例如，在联系实际批判林彪的过程中，一方面强调应该肯定和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合理的、正确的东西；另一方面，又要求从指导思想上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继续批判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就不能不在实际工作中出现种种自相矛盾的情况，使人无所适从。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把进一步批透极左思潮的要求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
八月一日、二日，周恩来连续两天在人民大会堂向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宣传单位负责人作长篇报告，系统阐述对国际形势、内外政策、批林整风、政治与业务关系等问题的看法。报告的内容，贯穿着“要批透极左思潮”这一鲜明主题。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下面也有嘛，外交部也有，驻外使领馆也有。”“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如果在驻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又说：“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如果真正考察一个干部，说这个干部运动好，但业务不好，说明还没有落实。”他还强调：“各部门应该把老干部解放出来。”〔4〕
周恩来的这篇讲话，揭示了极左思潮的重要特征和危害。它在干部、群众中广泛地转抄和流传，不仅对外事工作，对其他方面工作中反对极左思潮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周恩来还从“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教育界、科技界入手，帮助这些部门排除干扰，尽快恢复正常工作。
这一年七月初，周恩来会见美籍科学家杨振宁时谈到：你说我们基础科学理论太贫乏了，而且也不同国外交流，恐怕这话有道理，你是看到我们的毛病了。你有好的意见我们应该听取，不要还是自高自大，听不进你提的意见，或者听了当耳边风就更危险。〔28〕七月十四日，周恩来又叮嘱陪同他再次会见杨振宁等的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29〕
过了一个星期，周培源致信周恩来，说在北大传达周总理的讲话后，广大教师心情激动，深感党中央的关怀。信里也反映了许多教师仍然存在的顾虑，主要是觉得搞“科研工作反复性很大，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来一次运动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基础理论研究”；造成“老中教师普遍的思想情况是不愿搞也怕搞基本理论研究”，“怕挨‘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30〕这封信真实地反映出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广大知识分子欲罢不忍、欲教不成的痛苦心情。这正是周恩来前面指出的“障碍”所在。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就周培源来信事批告国务院科教组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要求他们以这封信“作依据”，将这个问题“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31〕
九月初，周恩来在接见巴基斯坦总统科学顾问萨拉姆时，再次谈到加强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说：现在这方面我们做得很差，不仅在原子能方面，就是一般科学也是如此。一句话，许多经验，没有理论，忽视理论，这是我最不满意的。〔32〕他随即写信给张文裕、朱光亚等十八名科学家，强调：“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33〕
周恩来向美籍学者李政道表示：“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我们总要有一批大学培养的研究人才出来”。〔33〕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人一直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对培养国家建设所必需的人才有着重要意义。李政道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同周恩来长谈。看得出，周恩来当时对基础科学（包括基础理论和基础实验）非常重视，并且十分注意国内外这方面的动态和进展，对我所提的有关建议也很关心。〔34〕
十月六日，根据周恩来一系列指示精神，周培源在《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文章，提出：“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能偏废”；“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充分认识到科学实验和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在学校中，基础课的教学工作一定要做好，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35〕这篇冲破江青集团设置的重重阻力的文章的发表，使得“文化大革命”以来备受压抑的教育、科研部门的广大知识分子受到很大鼓舞；同时，也立刻遭到江青一伙的反扑。
张春桥、姚文元等公然宣称：“不管周培源来头多大”，都要进行追查和反击；“那些口口声声说要重视基础理论的人，其实最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江青一伙在北大的一个亲信直言不讳地说：“他们要拔掉钉子，就是要拔掉我们。”〔29〕张春桥、姚文元还指使《文汇报》连续刊登反驳文章，对周培源的论点进行“批判”。
自从八月间周恩来提出“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以来，江青集团已多次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发难。九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其中写到应该继续“批判极左思潮”。但是，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却两次勾去社论稿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字样。十月初，《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的一篇报道中，再次出现肃清“极左思潮影响”的提法，又引起江青一伙的不满，布置追查“稿子是怎么来的”。〔36〕这样，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周恩来同江青一伙的对立和斗争实际已经明朗化。
十月中旬，根据周恩来有关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人民日报》组织了一整版理论文章，揭露和批判极左思潮的突出表现——无政府主义。这是林彪事件后，党中央报纸上第一次集中地发表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文章以大量事实，尖锐地批驳“文化大革命”以来盛行的“打倒一切”、“砸烂一切”和“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谬论；并提醒人们：尽管林彪一伙“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是他们煽起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还会‘采取稍微新一点的形式，披上前所未见的外衣，或作前所未见的装扮，重新表现出来’”。〔37〕
早就对批判极左思潮极为不满的江青一伙，当然不能容忍报刊宣传如此公开地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决意“刹住”这股“修正主义回潮”。姚文元看了《人民日报》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后立刻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不能说什么都是无政府主义，不要批到群众头上，不要混淆两类矛盾”。〔38〕江青直截了当地指责道：这些文章“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他们还一再追查组织批极左文章的“背景”。经张春桥、姚文元授意，《文汇报》内部刊物《文汇情况》连续登载批驳文章，旁敲侧击，反对否定“群众运动”；江青一伙的追随者在《人民日报》社内也大搞“反右倾回潮”。
直到十一月间，周恩来仍然坚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十一月二十八日，中联部、外交部在写给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批判和肃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三十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这个报告。这件事遭到江青一伙的竭力反对。周恩来批示的第二天，张春桥便在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质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也在报告上批道：当前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39〕
鉴于党内高层对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主题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十二月三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这件事进行讨论。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交部在修改时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词句。但是，修改后的报告仍强调：会议“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总理今年八月一、二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谈话（纪要）”。次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外交部修改后的报告。〔40〕
后来召开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尽管避开使用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提法，它的基调依然是按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反对强加于人和大国主义的指示精神，清理和批判了近些年来在归侨、侨眷、口岸、接待、宣传工作中的种种错误认识和极端做法，并提出今后继续清除极左影响的各项规定。
这是周恩来常常采取的斗争方式。他不愿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字面的争论上，而注重实效。他十分清楚，如果就某些提法同江青等人争论下去，不仅未必能解决问题，相反还有可能把事情闹大，导致事与愿违，使本来能够解决的问题也变得困难重重。与其如此，不如采取迂回的做法，在形式上作些让步，以求达到原定的目标。以后事情的发展，证明周恩来的这种考虑是有苦心的，也是有理由的。
这时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社一位负责人出于对江青等人反“右倾回潮”的不满，致信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不久前关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认为批极左不仅适合于机关内部的实际情况，在舆论宣传方面也同样适用。信中还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反对批极左的情况。
在指导思想上仍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错误理论和实践的毛泽东，这时不可能赞同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的主张。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姚文元的谈话中，明确表示不同意那封来信中的观点，主张对极左思潮应当“少批一点”，当前主要应该批林彪的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的“极右”。这是毛泽东担心批极左将导致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而得出的结论。
毛泽东的结论，使“九一三”以来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难以公开继续下去。早就对周恩来极为不满的江青一伙，变得更加有恃无恐。十二月十九日，周恩来召集人民日报社领导成员开会，传达两天前毛泽东的谈话要点。趾高气扬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也到会。会上，周恩来在不得不批评报社负责人的同时，又自己承担起责任来。他说：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工作的同志。江青等人却穷追不舍，无限上纲，指责人民日报社有“一股力量，一股邪气”作怪，声称要“把邪气压下去”。〔36〕从这以后，江青一伙完全排除了周恩来对人民日报社的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提法也从各种宣传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一九七三年元旦，“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的社论提出：要始终把批判的矛头对准林彪一伙，“牢牢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41〕就是说，在今后只能批判林彪，不许涉及其他。
虽然形势发生了急遽变化，但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实际上仍在以含蓄的、迂回的方式继续进行着。尤其在落实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方面，周恩来进行着坚韧不拔的努力。对斗争的方式，他也比过去更注意了。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将一封反映狱中监管人员虐待在押人员的来信批给周恩来，提出“应一律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接到这个批件后，周恩来立刻要求公安部会同北京卫戍区，将他在国务院提出过的清查北京监狱待遇的问题，在年内再作一次彻底清查。他提出：凡属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42〕一九七三年一月初，周恩来审阅公安部门的检查报告时，批示同意将北京秦城监狱收归公安部直辖，要求该监狱“在一个月整顿好，并定出新的规章，严格遵守”。〔43〕考虑到监狱在押人员中有很多病老体弱者，他建议卫生部门从医院拨出一定数量的床位，以便随时接收在押人员入院治疗。
同一天，周恩来致信负责干部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两人，指出：当年“大闹怀仁堂”一事，“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谭震林“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44〕这样，作为“二月逆流”代表人物的谭震林被安排从外地回京治病。周恩来还就王稼祥表示愿做一点工作的来信，向毛泽东建议：“稼祥同志可以做外事调研工作。”这个建议得到毛泽东的同意。〔45〕
在这前后，周恩来还批准将李葆华、廖志高、张学铭等释放就医，并亲自到医院看望李井泉、欧阳钦等。对“九一三”事件后已经“解放”的老干部，周恩来强调应该让他们参加领导班子，发挥他们的应有作用。
一九七三年三月，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关于落实干部政策和干部处理问题。会后，根据周恩来的意图，由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会同有关部门提出一个“先易后难”的方案，经政治局讨论并报毛泽东批准。〔46〕这是在解决干部问题上的重大突破，可以避免因为少数争议较大的“疑难”案件而把许多“查无实据”、仍迟迟得不到“解放”的干部一起拖住，实际上是一次有步骤地“解放”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的开始。
也就在这个时候，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这件事，成为这一时期加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中最重要的事情，对后来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在经济工作方面，周恩来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步骤。同年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听取国家计委关于本年度计划和《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起草情况的汇报。这两个文件，都是准备拿到正在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讨论的。在汇报会上，周恩来历数几年来无政府主义在企业中的种种表现，尖锐地批评它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指出：“一九六九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给炸了。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九一三’，影响到一九七三年，恶果逐步暴露出来了。”“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他同时还强调，要把“整顿的方针”写清楚，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克服平均主义倾向，实行必要的奖励制度。〔47〕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国家计委将重新修改后的《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提交计划会议讨论，进一步征求意见。这个文件，和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相似，仍以纠正生产管理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作为指导思想，明确地提出加强统一计划和整顿企业管理的十条规定，其中特别强调：要反对各行其是，要严格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劳动纪律，遵守党纪国法，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等等。《规定》还重申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的观点。会议期间，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代表赞成这个《规定》，只有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下的上海的代表反对。张春桥宣称：这是“拿多数压我们，我坚决反对。我们是光荣的孤立”。他甚至要求将下发的《规定》稿收回。
尽管周恩来关于计划工作的讲话和有关文件中并没有出现批判“极左思潮”的提法，但它的针对性十分清楚。这是江青一伙决不能容忍的。在他们看来，“文化大革命”前的一切事情，包括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那些规章制度，必须全盘否定。张春桥在这次计划会议上的蛮横态度，也反映出江青集团此时日益嚣张的气焰。
甚至在公开场合，江青一伙也向周恩来发难。这年一月，江青、张春桥当众批驳周恩来赞同的关于“文化大革命”以来电影文化工作不能满足群众需要的观点，并攻击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是“别有用心”。〔48〕周恩来以对建国以来的文艺作品不应一概否定来反驳。
这些事实说明：党内高层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较量，仍在继续进行着。
就在这时，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开始了。
中共十大是以总结九大以来的工作、特别是总结林彪事件为主题的一次会议。一九七三年五月，周恩来开始主持筹备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各项工作。在这期间，毛泽东提出要注意抓路线、抓上层建筑、抓意识形态和要批判孔子的意见。七月，毛泽东批评周恩来主管的外交工作，用很严厉的词句提出：“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49〕周恩来自然明白这四句话包含的分量。这些情况表明，毛泽东仍然十分担心“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能否坚持下去，担心党和国家今后会不会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泽东的认识，不能不支配着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导方针。
八月二十三日，中共十大召开前夕，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协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的会议上说：（十大）政治报告署了我的名字，但报告不是我写的，是张春桥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路线起草的，经毛主席看过。报告是毛主席的思想，主席要我作报告。他还说明，自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后，毛主席多次表示要培养工人出身的王洪文做中央领导工作，我们应根据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我年纪大了，但我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50〕
周恩来依然从党和国家的大局来考虑面对的各种问题。对个人的利害得失，他一向是弃之不顾的。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当场拒绝了江青提出将“儒法斗争”写入党的十大报告的主张，但他的话说得很委婉，认为对这个问题“还需要消化一段时间”。〔51〕
八月二十四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这个由张春桥起草的报告批判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但仍肯定中共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里，也重申“文化大革命”理论与实践的正确性，并规定“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周恩来当选为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和受到迫害的老干部，包括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也被选为中央委员。与此同时，江青集团的一批骨干分子也进入中央委员会。
八月三十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李德生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仍进入中央政治局，张春桥成为政治局常委。从此，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形成在政治局内的“四人帮”。党的领导集团内部的斗争更加复杂和激烈。
中共十大以后，江青一伙操纵宣传舆论工具，开始大搞“评法批儒”，大谈儒法斗争的“现实意义”。他们还在文艺、教育等领域大张旗鼓地批判所谓“回潮”、“复辟”、“翻案”，回击所谓“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其他“新生事物”的“代表人物”。江青等甚至多次直接把矛头对准周恩来。周恩来据理驳斥了江青一伙的无端挑衅。
延伸阅读
这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毛泽东听取有关人员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讲了错话。中央政治局会议错误地批评周恩来、叶剑英的所谓“右倾错误”。会上，江青、姚文元别有用心地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泽东。会后，江青还向毛泽东建议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在了解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后，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肯定了对周恩来的批评；同时又指出：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江青所提增补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东明确地表示：“不要。”
十一月二十八日，周恩来按原定计划会见日本友人冈崎嘉平太。冈崎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在人民大会堂同周总理进行的一小时的会见中发现，“总理消瘦，显得疲惫……”〔52〕
周恩来的处境更加困难了。林彪事件后他所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初步纠正“文化大革命”中错误的斗争，被迫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