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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一月，周恩来进入他生命的最后日子。他清楚地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必须在这十分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把有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安排好。 一月一日傍晚，他同邓小平进行了单独谈话。随后，就和邓小平一起离开医院，前往人民大会堂主持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根据“长沙决策”，讨论将由四届人大确定的人事安排方案。方案中最重要的是：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在十二个副总理中列在第一位，准备在周恩...

    金冲及版《周恩来传（套装全4册）》介绍了革命家、政治家周恩来曲折坎坷、光辉的一生。并配有大量图片，内容详实、全面，是一部了解伟人的好教材，值得一读。     《周恩来传》的主要资料依据是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周恩来同志数万件文稿、电报、书信、讲话记录和大量会义记录，还有原由邓颖超同志保存的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日记、作文和书信等。同时，广泛参考了当时各种报刊和许多同周恩来同志...

中共十大以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又重新提了出来。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二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商定，中央在近期内发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并开始进行修改宪法草案的工作。同时，在政治局内设立组织工作小组、宪法修改小组和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周恩来担任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组长。三个小组的工作，预计在十月五日以前进行完毕。〔1〕九月十四...

粉碎林彪集团后，在“文化大革命”仍在继续进行的混乱日子里，最使周恩来感到欣慰的，是中国的对外关系打开了新局面，特别是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尼克松访华和中日恢复邦交。这三件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到一九七二年九月间相继发生的大事，对国际关系新格局的形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大突破。 相关阅读     ----周恩来传（七十）：批判极左思潮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的外交...

    在处理“九一三”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周恩来沉着果断，思虑周密，指挥若定，充分显示出这位久经风霜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的智慧和才能。在毛泽东和他的领导下，迅速而平稳地粉碎了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反革命武装政变。几个月后，周恩来回顾说：“事后说来惊险得很，但当时处理并不紧张；因为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群众，相信绝大多数干部。”〔1〕在中共中央统一部署下，同林彪一伙有关的人和事，在最短时间、最小范围...

一九七○年春，正是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的第五个年头。 根据汪东兴回京转达的毛泽东的意见，三月八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建议。政治局一致拥护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立即着手进行筹备工作，主要有：成立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事宜；成立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的工作小...

从一九六七年初的大“夺权”起，一年的结果，全国的形势极端混乱，“天下大乱”并没有达到预期的“天下大治”，整个国民经济尤其是工交生产每况愈下，发出了全面告急的信号。五月底，因为派性武斗升级，甚至冲击军管会，抢夺枪支，使一度有所好转的铁路运输状况又严重恶化，京广、津浦、陇海、浙赣四条铁路干线处于半瘫痪状态，单单徐州一处，就停开货车六十九列，使包括国际列车在内的客货运输无法正常运行。〔1〕七月二十二日，江...

一九六七年一月，隆冬的北京，天寒地冻。 《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在元旦联合发表社论，以不寻常的语调宣布：“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是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是“继续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批判”，以取得“斗、批、改”的“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 这些充满浓重火药味的词句，预示着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将要在全国范围内到来。 相关阅读 ...

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个国庆节。这时周恩来的心情并不轻松。面对着“红卫兵运动”造成的混乱局面，他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怎样正确地对待正受到严重冲击的干部。 相关阅读     ----周恩来传（六十五）：“红卫兵运动”中（上） 这时，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因为派遣或参加工作组而被造反派指责为犯了“路线错误”，不断遭到揪斗。还在八月间，周恩来在谈到工作组问题时，就多次提出：即便...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党中央领导机构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在全会上受到批判的刘少奇、邓小平都已“靠边站”，原来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的中央书记处在全会后已基本停止活动，周恩来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根据中央《五一六通知》规定，名义上“隶属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领导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开始行使职权，而在实际上享有更大更多的特权。这样，在中央最高决策层内，便存在着并行的两套机构。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