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林彪集团后，在“文化大革命”仍在继续进行的混乱日子里，最使周恩来感到欣慰的，是中国的对外关系打开了新局面，特别是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尼克松访华和中日恢复邦交。这三件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到一九七二年九月间相继发生的大事，对国际关系新格局的形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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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传（七十）：批判极左思潮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的外交活动几乎陷于停顿状态。一九六九年六月十日下午，到任不久的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穆·凯瑟，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凯瑟大使转交了叶海亚总统的一封信，邀请周总理访问巴基斯坦。周恩来回答：已经有好几个国家向我提出什么时候能出国访问，但由于我们国内事情很忙，目前还不能出访。许多友好国家都谅解我们。关于访巴时间，国庆节前不可能，今年冬天有没有可能现在也难说。今年恐怕定不下来。如果（今年）要出国访问，将首先到你们那里去。〔1〕
周恩来上一次访问巴基斯坦，还是在三年前“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三年来，作为举世公认的杰出外交家，他却不曾迈出国门一步。来华访问的外国领导人也大大减少。就是一九六九年这一年内，周恩来除为吊唁老战友胡志明而去河内半天外，仍没有能安排一次正式出访。
尽管处在这种极不正常的状况下，周恩来仍时刻关注着世界风云的变幻，有远见地从事一些重新发展对外关系的准备工作：整顿外事队伍，保存并培养外语人才，思考国际战略的重大问题。
中国的驻外使节，在一九六七年初召回后，一直没有再派出。除保留驻埃及大使黄华外，在其他国家都处于空缺状态。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周恩来抓住九大后国内政局相对稳定的时机，在接见凯瑟大使的前几天，派遣耿飙、王幼平、黄镇等分别前往阿尔巴尼亚、越南、法兰西等国。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批任命或重新出国的驻外大使。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先后安排了十几名驻外大使回任或到任。六月四日，周恩来在接见耿飙等即将赴任的大使时，对未来充满信心地说：形势是乐观的，但要准备有曲折。外交工作要有主动性，使馆要把调查研究工作作为重要任务，做到“心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要教育外交人员谦虚、谨慎、朴素，不亢不卑。由于“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驻外机构受到极左思潮泛滥的影响，在对外宣传工作中采取了一些强加于人的做法，周恩来特别强调要善于做对外宣传，要慎之又慎。〔2〕
外语专业人才的培养，不是短时间内能见成效的。所以，即使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周恩来仍一直考虑到将来对外交往发展的需要，关注着这个问题。原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秘书长马列回忆：
一九六九年，国务院的几个办，包括外办都被撤销，这些机构的工作人员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我没有下去，受总理的委托负责几所外语院校大学毕业生的管理工作。当时中央所属的和重点大学的外语系共有四十多个语种的毕业生和在校生六千多人。总理当时看得很远，想得很深。考虑到将来对外事务的发展，他指示绝对不能让这批外语人才毕业散掉，要先将他们集中管起来等待分配。大学毕业生当时都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我就同总参联系，先由部队农场接收下来，边劳动，边接受再教育。总理还一再关照不要荒废这批学生的外语学习，要求安排外语天天读的时间，最后建立了半日劳动、半日学习的制度。〔3〕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提出应该“酌情使用”被认为有这样或那样“问题”的老翻译人员，同意有关部门从全国外语院校一九六六届毕业生和一九六四年外派留学生中选调一批人到外交部工作。他指示外交部会同中共中央联络部、外文局、对外经委和外贸部等，对中央各部门的外事、翻译人员进行调查登记，提出加强管理的办法。
一九七○年十一月间，周恩来连续五次就外语教学问题同北京外语院校有关负责人和教师代表座谈，指出：现在我们对外口头和文字上的宣传，同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实在相差得太远了！外语教学首先要从师资抓起，按照外语教学规律，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改进。又说：培养造就高质量的外语人才必须苦练基本功，包括政治思想、语言本身和各种文化知识。否则便是误人子弟。〔4〕同年，周恩来指示北京外国语学院恢复招生。第二年六月，他亲自批准该院招收八百名新生的计划。
更重要的是，中共中央也好，周恩来也好，这时需要对整个国际局势作出冷静而客观的判断。
正确地估量国际形势，本来是党制定外交工作方针和战略策略的基础。然而，在党的九大前后，全国上下到处被“准备打仗”的气氛所笼罩，不能用冷静、客观的头脑来分析世界大势。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图，把研究国际问题的任务交给原来处在“靠边站”地位的四位老帅：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组成由陈毅负责的“国际问题研究小组”。周恩来向他们说明这项任务的极端重要性。他说：主席之所以交待给你们这项任务，是因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各部门集中力量进行“斗、批、改”，只能应付“门市”；熟悉国际问题的干部大部分尚未解放，我一天到晚忙于处理日常工作，实在挤不出时间过细地考虑天下大事。主席没有让你们回到原岗位，除了“蹲点”，你们可以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每星期有几天时间专心考虑国际形势。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5〕“有了对某一专题的成熟意见，就可写出书面报告呈阅。”〔6〕不久，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外交部又选派熊向晖、姚广协助四位老帅进行这项工作。
一个月后，由陈毅等四人署名的《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书面报告送给周恩来。报告中详尽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认为针对中国的战争目前还不会轻易发生。从这个根本判断出发，报告勾勒出以中、美、苏三方力量相互制衡的国际战略格局。接到这份报告的第二天，周恩来立刻批告外交部：有关外交类的文件，“应发研究国际问题的四位老同志：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7〕
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陈毅等在下放工厂“劳动锻炼”的同时，抱着对党和国家极端负责的态度，从中国和世界的现实出发，就国内外大势提出多篇分析报告。这些报告的基调同九大政治报告特别是林彪等人对形势的看法很不相同，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看法是客观的、有远见的。这就为毛泽东和周恩来“掌握战略动向”、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可靠依据。
这些，为不久后打开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做了重要准备。
在进行这些重要准备工作的同时，周恩来在外交工作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改善同周边国家的关系。
一九六九年秋，在全国上下一派紧张备战气氛中，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举行了一次不寻常的会晤。
九月初，越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周恩来的老战友胡志明主席在河内病逝。四日，周恩来、叶剑英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葬礼前赶到河内吊唁，并在当晚返回北京。这时外电作出分析，周恩来是为了避免同参加九日胡志明葬礼的苏联领导人柯西金会面才这样做的。这种说法是十分肤浅的猜测。事实上，中国一直主张举行中苏外交谈判，解决国家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这年初中苏两国在珍宝岛发生军事冲突后，柯西金曾通过载波电话要求同中国领导人通话。周恩来在得到毛泽东批准后，告诉他们：苏方有什么话要说，可以通过正式外交途径向中方提出。这实际上是向苏联政府敞开了外交谈判的大门。胡志明葬礼结束后，柯西金通过越方向中方提出希望同周恩来会晤，很快得到中方同意。
九月十一日上午，柯西金飞抵北京机场。中苏两国总理在机场举行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会谈。会谈中，双方领导人仍互称“同志”，并致问候。这同珍宝岛冲突以来两国间一直剑拔弩张的敌对状态形成微妙的反差。鉴于苏联方面重兵压境、甚至以实行核打击进行威胁的现实，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表明中国决不会在任何压力面前屈服的坚定立场。他说：“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同时，他又重申中国希望通过外交谈判解决边界争端的意愿，恳切地说：“我们现在自己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呢？”他主张：中苏两党之间的争论，不应当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不应当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两国总理经过坦诚地交换意见，共同达成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发生新的武装冲突的谅解；并对恢复互派大使、扩大贸易、改善两国间的通车通航及界河航运等旨在缓和两国紧张关系的若干具体事项取得一致意见。〔8〕
中苏两国总理会谈和达成的谅解，是六十年代以来中苏关系破裂、尤其是一九六九年因边界武装冲突而使两国关系跌至“谷底”后的一次转变契机。它的直接结果，是同年十月在北京开始举行中苏边界问题谈判。尽管谈判历时多年，成效不大，但毕竟使原来兵戎相见的双方坐到了谈判桌旁。始终关注并指导谈判进程的周恩来一再交代中方代表团：缓和边境紧张局势，解决边界问题，恢复睦邻关系，这就是我们的方针。〔9〕
从这时起，周恩来还比较集中地处理同其他周边国家的关系问题，为修复或稳定中国同这些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做出一系列的努力。
一九七○年一月，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建议由郭沫若做特使赴尼泊尔参加比兰德拉王太子婚礼；同时，还就近期出访朝鲜等邻国提出初步安排。〔10〕
三月十八日，柬埔寨国内发生由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朗诺军事集团乘西哈努克亲王出国访问的机会推翻王国政府，并宣布废黜正在国外的国家元首西哈努克。第二天，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一行从莫斯科飞抵北京，周恩来亲自到机场迎接。他当面向西哈努克表示：中国决心支持亲王直到亲王胜利回国。〔11〕以后，中国政府始终如一地站在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及其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一边，并全力支持印度支那“三国四方”（即柬埔寨、老挝、越南南方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共同开展的抗美救国斗争。
四月上旬，周恩来应邀访问朝鲜。这是他四年来的首次正式出访。在朝期间，周恩来同金日成等朝鲜党政领导人就国际及亚洲地区局势、中朝两党两国关系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
六月下旬，周恩来致电哈蒂妮·苏加诺夫人，对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加诺的去世表示哀悼。唁电对领导印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促进亚非人民团结反帝事业的苏加诺作出很高的评价。〔12〕
十一月中旬，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在同叶海亚总统会谈时，周恩来对中巴两国近十年来的友好合作关系给予充分肯定，并赞扬巴基斯坦在联合国大会上主持正义、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席位的原则立场。叶海亚表示愿意帮助中美两国接触。在以后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过程中，巴基斯坦政府起了特殊重要的作用。
第二年八月，缅甸联邦主席和政府总理奈温来华访问，同周恩来就恢复和发展两国关系问题交换意见。奈温对一九六七年发生的两国关系中的不幸事件表示“深切的遗憾”，并感谢周总理给他机会前来解释两国间可能存在的误会。周恩来坦诚地回答道：当时仰光华侨学生的某些过激行动，“我们也不赞成”；“在那个阶段，极左思潮影响到我们外交部。但我国政府还是要控制这个局势，特别是同缅甸的关系”。〔13〕会谈中，周恩来处处表现出来的理解和尊重缅方的态度，使奈温深受感动。中缅关系从此恢复正常。
在不到两年时间里，中国同相邻的绝大多数国家恢复了友好关系或正常往来，新中国的周边环境比较极左思潮泛滥的一九六七年有了巨大改善。这种局面的形成，使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能有更多精力用于处理国内的繁杂事务，更为进一步打开新的外交格局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在打开外交新格局中，最重要的变化是中美关系开始走上正常化的道路。
长期处于对抗状态的中美关系出现这样戏剧性的转折，是许多人没有料想到的。其实，这是整个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结果。那时候，苏联正在咄咄逼人地向外扩展势力，中国又已成为国际上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在美国看来，改善中美关系可以增强它同苏联抗衡的力量。在中国看来，改善中美关系可以适应抗御苏联威胁的需要，有助于逐步解决台湾问题，也便于扩大中国的国际交往。但是，要实现这一点是十分不容易的。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日，在波兰首都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表演会上，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看到中国代办雷阳离席，便尾随跟出，试图同雷阳搭话。不料中国代办却走出会场，坐进轿车，准备离开。美国大使情急中不顾外交礼仪，一把拉住雷阳的翻译，用波兰语说：他得到华盛顿的指示，准备恢复同中国大使馆的联系。中方翻译有礼貌地答应代为转达后，便匆匆离去。
事情发生在华沙，并不是偶然的。长期以来，华沙一直是中美两国进行官方正式接触的地方。一九五五年的第一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就在这里举行。一九六七年三月，已经进行了一百三十多次的中美华沙会谈暂告中止，中美官方接触的渠道也随即中断。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政策，向中国方面发出一系列“信息”，表示愿意同中国对话，并多次声明将把改善美中关系作为美国政府的外交目标之一。中苏两国总理的北京机场会晤以及随后举行的中苏边界问题谈判，更促使美方下决心加快美中接触的步伐。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美国大使追赶中国外交官的一幕。
周恩来当天晚上看到发自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的电文，立刻报告毛泽东：“找着门道了，可以敲门了，拿到敲门砖了。”〔14〕在这以前，毛泽东和周恩来早已敏锐地察觉到尼克松发出的一系列值得注意的信号，包括美国政府宣布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反对苏联方面提出的旨在孤立中国的建议、下令停止美驱逐舰到台湾海峡巡逻等。十一月十六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15〕十二月四日，周恩来批准外交部关于释放两名乘游艇进入中国海域的美国人的报告，并通知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这也是发出的一个回应信号。几天以后，斯托塞尔应邀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同中国代办雷阳会晤，成为第一个进入新中国驻外使馆的美国大使。十二日，周恩来将有关中美华沙会晤的三份电文转报毛泽东，提出：中美接触一事，“拟搁一下看看各方反应，再定如何回答”。〔16〕同日，周恩来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时要他转告叶海亚：尼克松如果要同中方接触，尽可利用官方渠道。〔17〕十二月底，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反复考虑，终于批准恢复中断了近三年的中美华沙会谈。
一九六九年，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筹划新的外交战略、进而逐步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一个“转折点”。〔18〕
重新恢复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定于一九七○年一月二十日在华沙举行。会谈前，周恩来逐字逐句地审阅修改中方的发言稿，并且注明：在我方发言后，美方如重提美与台湾有条约关系，我应以“美蒋条约”是全中国人民所不承认作答；美方如询更高级会谈或其他途径何所指，可答以美国政府如对此感兴趣，可提出方案，也可在大使级会谈中双方商定出方案。〔19〕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会谈的关键所在。恰当地处理这个问题，是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无法回避的实质问题。周恩来认为有必要向美方特别是尼克松本人表明中方的这一立场。当考虑恢复中美华沙会谈的时候，他就对帮助实现中美接触的巴基斯坦大使表示：当前国际事务错综复杂，中美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化。对美关系，中国的立场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是美国一切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去。感谢叶海亚总统把中国的这一立场说得很清楚。〔17〕二月中旬，经过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的华沙会谈中方发言稿中又提出：“如果美国政府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美国总统的特使到北京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问题，中国政府愿予接待。”〔20〕这里说的“中美关系中的根本问题”，主要是指台湾问题。
不久，巴基斯坦方面传来美方口信：尼克松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以便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保证完全的自由的决断”。周恩来一看就明白了。他阅后批道：“尼克松想采取对巴黎谈判（指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谈判——编者注）办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触。”〔21〕
这以后，事情发生了一些波折：因为美国支持柬埔寨朗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王国政府，美国军队入侵柬埔寨，激起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高潮。为了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中国方面连续两次推迟中美华沙会谈。六月底，尼克松政府被迫决定把美国军队撤出柬埔寨。同年十一月初，周恩来再次对外谈到中美关系问题。
十一月五日，周恩来会见美国友人斯诺，更加明确地提出：“中美谈判从一九五五年开始到现在，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为要解决问题，现在就要谈台湾问题，就是美国武装侵略和占领了台湾及台湾海峡。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又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谈判的态度和方针不会改变，应该改变的是美国政府。我们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22〕几天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来华访问，并带来尼克松关于准备派他的高级助手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同中国相应代表对话的口信。尼克松尽管一再表示愿意同中方进行高级会晤，却对中方表明的解决中美关系的关键问题——台湾问题仍避而不谈。十一月十四日，周恩来回答叶海亚时又一次重申：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谈了十五年还没有结果。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如果美方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23〕十一月下旬，美国又通过罗马尼亚传来类似的信息。中国方面再一次表示欢迎。
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会见老朋友埃德加·斯诺。谈到中美关系时，毛泽东告诉斯诺：尼克松早就说要派代表来，他对于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24〕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出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斯诺合影的照片，以含蓄的方式向美国发出赞成中美实现高层对话的信息。
这样，举行中美高级会晤的条件已渐趋成熟，等待着实现一次重大突破。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是农历正月初三。
中南海西花厅内，周恩来正同参加起草中日乒乓球协会会谈纪要的中方人员谈话。看过他们草拟的纪要文本后，周恩来皱起眉头，批评说：“后藤钾二的会谈纪要草案已经很好了嘛！后藤先生很早就想来中国，你们对这样的朋友要求也太过分了。”接着，他又焦虑地说：“你们不要那么‘左’嘛！”〔25〕
后藤钾二是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鉴于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他专程来华邀请中国派团参加这次比赛。在后藤提出的作为两国乒乓球协会会谈基础的文本中，明确写有应当遵守“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即：一、反对“两个中国”；二、争取恢复邦交；三、促进中日友好。但会谈时，中方代表却坚持要把台湾问题写入纪要，并主张将“政治三原则”的文字放在纪要的第一条。这时中日关系还没有正常化，日本国内情况也比较复杂，后藤感到为难，希望中方能够理解他的处境。由于双方相持不下，纪要一时难以定稿。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把中方会谈人员找来，严厉地批评他们的做法。他说：会谈要看对象，台湾问题在这里没有必要提，你们不要给后藤先生出难题。“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还是按日方原来提的，放在纪要第二条。〔25〕
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中日乒乓球协会会谈纪要于二月一日在北京签字。随后，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组成，正式向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组委会报名参赛。
中国乒乓球队一向受到周恩来的关怀。过去几次出国比赛归来，他常设家宴招待参赛队员和教练员，说：“我请你们到我家吃饭，钱我出，但要自带粮票。”席间，周恩来和大家谈笑风生。饭后，有时他还要跟大家一起打球。〔26〕可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在世界乒坛享有盛誉的中国乒乓球队却已连续几年没有在国际大赛中露面。一九六九年十月，周恩来在一次观看体育表演时，向国家体委军管会和体育院校军宣队负责人了解运动员的思想、训练、生活情况。当听到有人把“文化大革命”前出国参赛说成“为帝、修、反抬轿子”，搞“投降主义”、“卖国主义”，把在国际比赛中为国家争得荣誉的运动员说成是“修正主义苗子”时，他气愤地说道：“出国比赛，这是为祖国争光嘛！有人不要爱国主义，我们还要爱国主义！”谈到“文化大革命”中体育队伍的现状时，周恩来十分关切地说：有名的运动员大多被关起来了，就和劳动模范一样。告诉他们，要经得起考验。运动员绝大多数是好的，是毛泽东思想培育起来的，是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我们不要自己把自己否定了。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为国家出力，总还是好事嘛！〔27〕不久，周恩来又询问乒乓球运动员的学习、训练情况，提出：要抓紧训练，恢复技术。
一九七一年三月中旬，中国乒乓球队各项参赛工作准备完毕。十四日夜，周恩来召集外交部、国家体委等部门负责人会议，听取关于中国队赴日参赛问题的汇报。当时，体委内部又出现去和不去两种不同意见，不赞成去的还占多数，理由是得知国外有几股敌对势力想破坏中国队的参赛，去了危险性很大。周恩来沉思片刻后说：“不去怎么能行？我们怎么能不守信用呢？”接着，他耐心地阐明派队参赛的理由，果断地说：“我们信守诺言，参加第三十一届世乒赛。”他边说边用铅笔当场给毛泽东写报告，提出：此次出国参赛，已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我方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即使输了也不要紧，反正政治上占了上风。写完后，马上要秘书将报告发出。十五日一早，毛泽东的批示传到体委：“我队应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26〕
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七日，中国乒乓球队如期赴日参赛，一举荣获四项冠军，使世界乒坛为之震动。在短短几天时间里，中国运动员同美国运动员进行了友好接触，在日参赛的美国队向中方提出访华的请求。
四月三日，外交部、国家体委就美国队访华问题写报告给周恩来，认为目前时机还不成熟。四日，周恩来将报告送毛泽东审批。经过反复考虑，毛泽东在七日作出邀请美队访华的决定。周恩来立刻告诉外交部电话通知在日本的中国代表团，正式向美方发出邀请。当中国代表团负责人宣布这一富有象征性含义的消息后，立刻引起轰动，日本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登出消息，报道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周恩来兴奋地在转给毛泽东的一份报告上写道：“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超过三十一届国际比赛的消息。”〔28〕当晚，周恩来向出席全国旅游和援外工作会议的代表宣布：从今天起，我们展开了新的外交攻势，首先从中国乒乓球队开始。〔29〕
一星期后，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刚刚来到中国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他说：“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会见中，美国队员格伦·科恩向周恩来询问他对美国青年中流行的“嬉皮士”的看法。周恩来回答说：“现在世界青年对现状有点不满，想寻求真理。青年思想波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但各种表现形式不一定都是成熟的或固定的。”“按照人类发展来看，一个普遍真理最后总要被人们去认识的，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有这种探讨的要求，这是好事。要通过自己的实践认识。但是有一点，总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30〕周恩来的好客、谦逊和睿智的风度，给第一次来到这块被认为是“神秘国土”的美国人以深刻印象，并引起全世界舆论的关注。
“乒乓外交”取得了“小球推动地球”的戏剧性效果，加快了实现中美高级接触的进程。
四月二十一日，周恩来通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向美国政府递交《周恩来总理给尼克松总统的口信》：“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二十九日，尼克松获悉后，先以口头方式回复中方，表示接受邀请。五月十七日，美方又通过巴基斯坦驻美大使正式答复中方：尼克松总统“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并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六月十五日以后来中国。”
尽管美方仍在回避中美会谈的关键问题——台湾问题，但它明白这个问题在会谈时是无法回避的，并且已在对来华的具体工作做出安排，表现出积极认真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开始就中美会谈的方针进行准备。
五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召集外交部核心领导成员开会，研究尼克松的答复口信。第二天，他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中美会谈的方针问题。会后，周恩来写出《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报告》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美关系演变的过程，估计了同基辛格的预备性会谈和尼克松的访问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拟出相应的对策。《报告》的核心内容是关于中美会谈的基本方针，即：
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限期从中国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撤走；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人不容干涉；中国人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美国如欲同中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31〕
二十九日，毛泽东批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同一天，中方向尼克松发出口信，欢迎基辛格来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举行秘密会晤。六月二日，尼克松接到口信后兴高采烈，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从这时候起，周恩来为准备同基辛格会谈做了大量工作。他多次约外交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会谈方案，研究分析美方情况，并对礼宾、民航、安全保密等问题做出周到细致的部署。谈到这次中美会谈的意义时，他说：这是中美交往中断了二十年后第一次重要的高级会晤，这说明了美国封锁敌视中国政策的完全失败。为了摆脱被动局面，美国不得不放下一贯的傲慢架子，跑到北京来与我们会谈；不是我们有求于他们，而首先是他们有求于我们。我们应该本着落落大方、以礼相待、不卑不亢的精神做好这次工作。〔32〕
七月九日中午，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一行在中方有关人员陪同下，乘坐巴基斯坦民航公司的飞机秘密抵京。基辛格在北京逗留了四十八个小时。在这期间，七十三岁的周恩来同这位四十八岁的博士举行了六次总计十七小时的会谈。双方着重就台湾问题以及尼克松访华时间等进行磋商。周恩来重申：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必须限期撤走驻台美军，必须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基辛格表示：美国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美国不再与中国为敌，并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逐步减少驻台美军；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历史可以解决。双方商定尼克松总统在一九七二年五月前访华，并确定中美之间今后改用巴黎的秘密联络渠道。
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谈到周恩来在这次会见中给他留下的印象：
“他是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他精通哲学、熟谙往事，长于历史分析，足智多谋，谈吐机智而有风趣，样样都卓越超群。他对于情况的了解，特别是美国的情况，也包括我个人的背景，了如指掌，简直令人吃惊。他的一言一行几乎都是有明确目的的。”
“简而言之，我生平所遇到的两三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来是其中之一。他温文儒雅，耐心无穷，聪慧过人，机巧敏捷。他在我们讨论之际，轻而易举地就点破了我们新关系的实质，似乎除此之外别无明智的选择。”
“中国和美国在七十年代初谋求和解，这是世界环境所决定的。但事情来得这样快，发展又如此顺利，则是由于中国总理的光辉品格和远见卓识起了不小的作用。”〔33〕
十一日午后，基辛格一行乘机返回巴基斯坦。两天前还对此行“不摸底、心中惶惶不安”〔34〕的基辛格，到这时终于松了一口气，认为此次访华成果“超过了原来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所承担的秘密使命”。
七月十五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关于基辛格访华公告。全世界都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震动了。其实，这只是迈出了第一步。中美双方在台湾这个关键性问题上并没有取得共同的协议。
中美公告发表三天后，经周恩来审阅修改的外交部就掌握中美关系的方针问题发给各驻外机构的《通报》强调：在处理中美关系以及其他国际事务方面，“将坚持既定的原则立场，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35〕
同一天周恩来接见法国议会代表团时，进一步阐明了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中美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不是没有障碍的。中美之间最大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又说，联合国只要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者类似的形式，我们就不去，坚决不去。〔36〕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也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百般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得这一席位长期被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所窃据。建国二十多年来，周恩来始终不渝地为争取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而努力。一九七○年第二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第一次获得半数以上国家的赞同，但因不足三分之二多数而仍未能通过。在形势越来越有利于中国的情况下，周恩来同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表示：如果联大会议通过赞成我们的合法席位，同时驱逐台湾，当然我们对此要进行考虑。〔37〕
作为美国方面来说，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已使它越来越难以操纵联合国。这就迫使它不得不改变过去的政策，承认台湾属于中国，甚至表示要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但同时又反对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主张在联合国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发表《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声明》，将“两个中国”的方案公开抛出。以后，美、日等国又提出所谓“重要问题案”和“双重代表权案”，力图保持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
周恩来十分关注二十六届联大的情况。八月二十一日，他召集党、政、军系统外事部门负责人会议，宣讲外交部批驳美国政府提案的声明。当他询问与会者美国为了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曾经同哪些国家开会时，到会的外事干部大多回答不出。周恩来生气地批评道：我真有点恼火！你们报纸也不看，《参考》也不看，外交战线这个样子不行啊。随后，他逐一地举出这二十个国家的名字，并且作了分析，说：从这个名单里，可以看出美国国际地位的下降。〔38〕
十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基辛格“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基本安排”而第二次访华。才处理完林彪叛逃事件不久的周恩来，顾不上已持续一个多月的紧张和疲惫，又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繁重的外交事务当中。根据美方要求，这次中美会谈将同时安排各种级别的对口会谈和有关活动。为此，周恩来事先逐一审定、落实了外交部提出的各项方案。
基辛格访华的一星期内，周恩来同他进行了十次会谈，除商定尼克松访华日期和讨论其他国际问题外，双方主要就尼克松访华的中美联合公报交换意见。事前，美方并没有说要发表联合公报，中方没有预做准备。当周恩来看过美方提出的公报草案后，表示不能接受，因为这个公报草案仍沿袭一般联合公报的写法，掩盖彼此之间的分歧，回避实质性的问题，是一个用漂亮辞藻粉饰起来的貌似观点已取得一致的公报。同时，周恩来也没有否认美方草案中的可取之处。他指示有关人员起草对案，提议：可以按照过去同蒋介石达成协议的办法，各说各的，明确写出双方的分歧，同时也吸收美方可取之处，写出双方的共同点，以便共同遵循。在得到毛泽东认可后，中方起草出一份“各说各的”公报稿，其中将美方意见空出留待美方自己写。起初，基辛格感到中方对案“用词尖锐”、“立场都是以最不妥协的词句提出来的”，觉得难以接受。但冷静下来仔细研究后，发现这种“独出心裁”的方式或许能够解决他们的“难题”。经过反复会谈，美方终于同意中方关于联合公报的起草原则和基本内容，并提出修正方案和补充意见。二十六日，双方就联合公报草案达成初步协议。
遵循周恩来提出的“各说各的”原则创造出来的这种奇特的、“过去没有过的”〔34〕外交公报草案，使基辛格再次感到“不虚此行”。
当基辛格即将离开中国的时候，一件他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晚上，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的表决结果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台湾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表决刚一结束，纽约联合国会议厅里一片欢腾，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从四面响起，一浪高过一浪，此起彼伏，经久不息。支持中国的代表们起立，高举双手用不同的语言欢呼：“我们胜利了！”新闻媒介评论道：“中国是在自己不在场的情况下，受到联大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的祝福，被赋予挥动巨手进入联合国的权利，使联合国发生根本变化。”〔39〕
二十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现在联合国大厦。在纷纷登台致词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发言者里，以亚、非、拉地区国家的代表最引人注目。他们一篇篇热情洋溢的讲话，表达了这些国家对新中国的真挚感情。在他们的心目中，作为大国的中国，处处和他们平等相待，这同一些西方大国的所作所为形成鲜明对照。对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来说，这种真诚如朋友的关系，是通过接触周恩来而感受到的。一九七六年周恩来去世后，缅甸总统奈温在悼文中深情地说：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人，周总理“总是平等待人”；“世界大国中，特别是超级大国中，若能出现更多像周恩来总理那样能给予同情和谅解精神的领导人，这个世界该多么好啊！”〔40〕
新中国如此迅速地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出乎中国领导人的意料之外。联大通过表决后不久，周恩来向一位美国友人表示：那天联合国的表决完全出乎意料，不但出乎我们的意料，也出乎美国的意料。我们没有派一个人去联大活动，而且提案国是由地中海两岸的两个国家带头的。这么多的国家对我们寄予希望，我们感谢他们。〔41〕第二天，周恩来又对来访的日本客人讲：这么一件大事，全世界都在注意，我们没有准备好是事实。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联合国美国的指挥棒不灵了。这次表决的结果是违反美国的意愿的，也是违反一向追随美国的日本佐藤政府的意愿的。我们不能不重视这一表决的精神，因为它代表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愿望。〔42〕
新中国在第二十六届联大上的胜利，归根到底是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则的胜利；同时，也是美国及其追随者长期推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政策的失败。这个事实，又反过来促使更多国家谋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牢牢把握住这一历史契机，加速打开全新的外交格局。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新华社受权发表公告宣布：中美两国政府商定，尼克松总统将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开始对中国访问。从这时起，周恩来直接领导和部署接待尼克松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宣传教育、安全保密、新闻报道等等，他都亲自研究布置，逐一落实。
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第一次美国总统来华访问，是举世瞩目的大事。由于缺乏经验，在接待工作中，稍有疏忽就可能在国际上产生不利影响。周恩来首先明确地规定这次接待工作的基本原则。十二月二日，他对参加接待尼克松来华准备工作会议的有关负责人强调说：我们是主权国家，凡事不能触犯我国主权。对尼克松总统的接待，一定要反映出无产阶级的原则、作风和严格的纪律，一切事情有条不紊，实事求是，行不通的就改正，行得通的就认真办好。对外宣传上注意不要夸大，不要过头。经周恩来确定的接待工作的总方针是：“不冷不热，不亢不卑，待之以礼，不强加于人。”〔43〕
一九七二年一月初，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率先遣组来华，为尼克松访华进行技术安排。周恩来召集会议进行研究，原则同意美方提出的通过卫星转播尼克松在华活动实况，决定由中国政府出资买下供美方使用的通讯卫星，然后租给美方使用。周恩来说：在主权问题上，我们一点不能让。美方原来说他们自己带通讯设备，不要我们付费。我们说，这不行，我们是主权国家，我们买过来，租给你们用，你们付费。这样一方面维护了我们的主权，另外我们在跟他们使用时总能学到一点技术。〔34〕
对某些观点和提法，周恩来的反应更为敏锐。一月六日，他答复黑格转达的美方口信时指出：美方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并声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的说法，令人惊讶。中国认为，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在不断抗击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并一定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44〕
二月中旬，接待尼克松访华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周恩来密切地注视着这方面的宣传工作。十九日，他对新华社的一则报道提出批评：你们今天写的尼克松启程来华的消息中，没有摘录他所讲的这样一段话——“当我们展望将来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美国政府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将来我们之间仍将存在分歧。但是，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找某种办法使我们可以有分歧而又不成为战争中的敌人。”这段话说得最清楚不过了。〔45〕为了弥补这则新闻报道的不足，周恩来把这段话中的最后一句，加进了他为尼克松夫妇举行的欢迎宴会的祝酒词里。
二月二十一日中午，尼克松总统和夫人、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总统助理基辛格等一行乘专机抵达北京。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郭沫若、姬鹏飞等到机场迎接美国客人。尼克松走下舷梯，将手伸向周恩来。当两只手握在一起时，全世界都看到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周恩来对尼克松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啊！”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基辛格。在一个多小时的会谈中，把此次中美高级会晤的“基本方针都讲了”，〔34〕气氛认真而坦率。
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举行欢迎宴会。席间，周恩来在祝酒词中说：
尼克松总统应邀来访，“使两国领导人有机会直接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是符合中美两国人民愿望的积极行动，这在中美两国关系史上是一个创举”。“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46〕
尼克松后来也回忆到他对周恩来的印象：
“周的仪表给人的印象是待人热情，开诚布公，善于自制又显然充满激情。”“周的机敏胜过我所认识的任何一位世界领导人，而且明显地带有中国人性格的特征。”“周还有一种罕见的本领，就是对细小的事情非常留神，但又不被琐事所缠住。”“他的精力充沛得惊人。在我们的一些时间比较长的会谈中，我注意到，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听着译员低声翻译的单调的声音，双方一些年纪比较轻的人露出了倦意，但是七十三岁的周却始终头脑敏锐，精神抖擞，聚精会神。他从不离题，从不讲废话，也从不要求休息。”〔47〕
尼克松在华期间，周恩来同他进行了五次会谈，主要就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问题交换看法。尼克松在重申美方对处理台湾问题的原则（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不鼓励“台湾独立”，逐步实现从台湾撤军等）的同时，又强调美方在政治方面仍有“困难”，希望在他第二届任期内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还是那句话，不愿意丢掉‘老朋友’，其实老朋友已经丢了一大堆了。‘老朋友’有好的，有不好的，应该有选择嘛。”又说：“你们希望和平解放台湾”，“我们只能说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为什么说‘争取’呢？因为这是两方面的事。我们要和平解放，蒋介石不干怎么办？”“我坦率地说，就是希望在你（下届）任期内解决，因为蒋介石已为时不多了。”〔48〕
由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的分歧，直到二十五日下午，中美联合公报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词仍没有确定下来。这时，美方已在担心，如果公报不能发表，尼克松的访华成果就无法体现。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告诉美方：反正双方观点已经接近了，我们也报告了毛主席，说已商定要写最后从台湾撤军的问题，但还要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词表达。基辛格马上表示：我们十分欣赏中方所表现的慷慨和公正的精神。当晚，周恩来出席尼克松总统和夫人举行的答谢宴会。由于公报尚未定稿，不一定能够发表，周恩来在宴会致词中只讲了中美之间的分歧，而没有讲共同点。〔34〕
二月二十六日凌晨，双方对中美联合公报的内容基本谈定。经过一番文字推敲和修改后，在二十七日定稿。二十八日，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公报里美方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词为：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49〕
周恩来不久后谈到：
这是中美会谈中争论最多的一段。从北京争到杭州，从杭州争到上海，一直到二十七日下午三时半才达成协议。这段第一句话是基辛格贡献的，我们挖空心思也没有想出来。这样人民的意见也表达出来了，所以博士还有博士的好处。我们原来提“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蒋介石也是这么说的，但美方坚持要改成“一部分”，因为他们国内有人反对。我们同意了，因为“一个省”和“一部分”是一样的。“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一句中的“立场”二字也是美方提出的。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要使他尽可能明确地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人之间的问题。他们提出种种方案，要我们承担和平解放台湾的义务，我们说不行，你这样希望可以。我们要他承担从台湾全部撤军为最终目标。有人问，“美蒋条约”为什么不写上？你写上废除“美蒋条约”，他就要写上保持“美蒋条约”义务，这就不利了。军事设施都撤走了还有什么“条约”？所以抓问题要抓关键性的，有些关键性措词要巧妙，使他们陷于被动，我们处于主动。尼克松上台前十七年，我们一直坚持两条原则，一个是在中美两国之间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个是美国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军。这就等于取消了“美蒋条约”，让中国人民自己解决台湾问题。尼克松上台以后，情况有变化，时代也在前进。我们如果还是只有原则性，没有灵活性，就不能推动世界的变化。外电评论说，这个公报是个奇特的公报，双方的原则和立场截然不同。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也不同，但也找到一些共同点。前面有十一个共同点，台湾问题好像也是个共同点。但台湾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这个文件是过去没有过的，所有外交公报都没有把双方尖锐对立的立场写出来。我们把分歧写出来，在国际上创造了一个风格。〔34〕
这份来之不易的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尼克松显得心情格外舒畅。在上海市为他送行的宴会上，他发表即席讲话说，此次访华的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离开中国前，尼克松还要国务卿罗杰斯当面邀请周恩来访美。周恩来回答：中美目前还没有建交，我这时访美，似有不妥。〔34〕
此时此刻，周恩来已在考虑尼克松访华后给中国对外关系带来的一系列新的变化和应该采取的对策。
中美关系的突破，使得中国开始面对一个新的外交局面。正如这年八月间周恩来所指出的：我们跟美国来往是有原则的。我们到现在没跟美国缔结什么协议，只有一个《联合公报》。但这一突破，使世界上的国家都愿意跟我们来往了。中美来往的收获就在这里。〔50〕这对改变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月十三日，在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只隔了两个星期，中英两国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签字并公布。两国之间自一九五四年起建立的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接着，中国同荷兰、希腊、联邦德国等相继实现外交关系升格或正式建交。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重大变化。
受“尼克松冲击波”影响最大的，要算同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关心中日关系，指导对日工作。从五十年代初打开中日民间交往大门，“以民促官”，到六十年代互设贸易代表机构，开辟中日半官方渠道，中日关系每前进一步，都包含着周恩来的精心指导和培育。基辛格秘密访华前，周恩来同日本公明党领导人竹入义胜举行会谈。日本公明党访华代表团同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强调：中国只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的，必须废除；中国在联合国一切组织的合法权利必须恢复。中国方面表示：如果日本政府能够接受上述主张并为此采取实际步骤，中日两国就可以结束战争状态，恢复邦交，缔结和平条约。这样，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前景已经明朗。接着，基辛格两次访华和第二十六届联大恢复中国合法权利的现实，又给予日本各界强烈震撼。日本政界、财界团体和人士接踵来华，为推进日中关系正常化积极活动。长期以来一直致力日中友好的日方老朋友们更是不辞辛劳地往来奔波，企盼早日实现共同的夙愿。
周恩来长期处在中日之间这一系列活动的中心地位。一九七二年上半年，周恩来连续同日本社会党、自民党、民社党和公明党人士谈恢复中日邦交问题，提出：中日两国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对立下去，应该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恢复中日邦交三项原则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51〕并表示：如果一位现任首相准备解决日中关系问题，亲自到中国来谈，当然我们不好拒绝。有这样勇气的人来，我们怎么能拒绝呢？从原则来讲就是，新的日本政府不敌视中国，不阻挠恢复中日邦交，而是继续日中友好，努力恢复日中邦交，也就是合乎现在大家常说的“三原则”。这样的政府，也就是不继续佐藤路线的政府，我们愿意接触。当然，中日邦交问题还有很复杂的问题，具体实施的微妙处需要通过政府级会谈，同时也要有一个形式问题。如果两国首脑诚心诚意愿意解决问题，那么形式是第二位的，内容是第一位的、本质的，就是要真正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52〕
一九七二年七月七日，日本佐藤内阁下台，田中角荣接任首相。当天，田中发表声明说：“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下，应该加速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强有力地开展和平外交。”第二天，周恩来召集外交部及有关外事、宣传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田中讲话，商讨推进中日关系问题。他要求新闻单位积极工作，不能掉以轻心，在宣传报道上全面、准确地体现出促进中日友好的精神。〔53〕九日，周恩来在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领导人的宴会上致词，提出：“田中内阁七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随后，周恩来又在同法国外长的会谈中表示：“日本在对华关系上出现了新气象，这是战后二十七年来日本政府第一次这样做。我们对田中政府这样做没有理由不欢迎。”〔54〕这两次讲话，是对田中对华关系声明的明确回应。
这时，中日友协副秘书长、原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孙平化正率团在东京访问。周恩来指示孙平化抓住时机，向田中本人转达他本人对田中访华的邀请，并且传话：“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十六日，周恩来会见日本社会党副委员长、众议员佐佐木更三时进一步提出：如果现任首相、外相或其他大臣来华谈恢复日中邦交问题，北京机场准备向他们开放。〔55〕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孙平化在七月二十二日先向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转达了中方的邀请。田中政府经过研究，在八月十一日把田中首相访华的决定转告中方。周恩来接到报告，立刻授权姬鹏飞外长发表声明，宣布中国总理欢迎并邀请田中首相访华，就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十五日，田中接见在东京的孙平化，正式接受中方邀请，并告诉他访华的时间。
成立只有一个多月的田中内阁，表现出了政治家的勇气和果决精神，毅然摒弃前任佐藤内阁的对华政策，把促进日中友好、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主张付诸行动。
在这个期间，为了准备中日两国领导人的会谈，周恩来这时虽已发现身患癌症，但仍事无巨细，昼夜操劳。当年参与准备工作的外交部长姬鹏飞回忆道：“总理指定我、乔冠华、廖承志、韩念龙等人组成日本组。总理白天接见外宾，那时到中国访问的日本朋友特别多，夜晚将我们找到西花厅或钓鱼台开会研究中日建交问题，或带我们一起到中南海毛主席住处开会，向主席汇报。在主席那里决定了大政方针后，回来总理又同我们一起研究、安排，事无巨细，总理都一一过问，一一想到。他常说：‘外交授权有限’，‘外交无小事’。这时他已是七十四岁的高龄，并已查明身患癌症。他就是这样带病工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二十个小时。”〔56〕这种情况，当时几乎毫不为人所知。这是一种何等的忘我献身精神！
解决中日之间邦交正常化，也存在一个台湾问题。不同的是，中日两国领导人的会谈准备一次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双方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同时日方断绝同台湾蒋介石集团的官方关系，包括废除所谓“日台条约”。因此，周恩来一直密切地关注着日方对台湾问题的态度，连某些提法的微妙差别也亲自过问。
七月下旬，孙平化向日方转达中方邀请后不久，周恩来再次会见日本公明党领袖竹入义胜。会谈中，周恩来直截了当地提出：现在发生了一个具体问题，田中内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正统政府，我们对“正统”二字不太理解。我们所说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合法”的反义词是“非法”。因为蒋介石被推翻了，所以它是非法的。去年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把蒋介石集团赶出去了，也就是说，国际组织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合法的，蒋介石政府是非法的。我为什么要问“正统”这个词的意思呢？因为汉语中有“正统”还有“偏安”。他列举了中国历史上的情况后说：我不知道田中政府中的法律专家讲的“正统”是否有别的意思？周恩来还针对《东京新闻》所传日外务省官员宣称“日台条约已经解决了结束战争问题”的说法，指出：缔结“日台条约”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这个条约根本无视中国的存在，同一个逃到台湾的蒋政权缔结结束战争状态，是非法的、无效的，是应当废除的。关于中日联合声明问题，周恩来表示，中方将坚持把结束战争状态和复交三原则两个问题写入联合声明。竹入当场记录下周恩来的意见，表示将带回去向田中首相、大平外相报告。〔57〕
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历史的问题。一九七一年元旦，周恩来曾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由松冈洋子率领的日本反对军事基地斗争妇女代表团。松冈洋子回忆说：
周总理用日语“晚安”来欢迎我们一行。我看到他的衬衣袖子，已经洗得褪了色。他笑容满面，充满了对亲密友人的深厚情谊。作为日本军国主义抬头的例证，自然谈到了当时引起公众注意的《军阀》和《山本五十六》等影片。据说，总理曾在那天清晨一时半看了放映两个小时的《军阀》。本来，像周总理那样的人是没有必要为了同我们十名日本妇女谈军国主义而进行如此周到的准备的。可是他做了。在这部影片中，多次出现日军杀害中国人的镜头。总理问道：“你们知道我们是以怎样的心情来看这样的镜头吗？”我必须作出回答。但要说知道吧，他一定要问我知道些什么。于是我就拼命地说：“不知道。”总理说：“你们以为我们是不进行抵抗就被杀的吗？”仅仅这一句话，就具有使我动弹不得的分量。据说，中国在战争中的牺牲者少说也有一千万，其中有名副其实不能抵抗的婴儿和直不起腰的老人。但是，这一千万人被杀的根本原因是抵抗。这是历史的主流。正因为进行了抵抗，所以才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才能够是今天的中国。〔58〕
两个多月后，周恩来又同来华的一个日本学生访华团讲述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他说：从一八九四年起到一九四五年共五十一年，对中国人民是很大的教育。如果仅仅是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还不能教育中国人民。最大的教育是后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华战争。〔59〕
在对日本侵华战争问题上，周恩来始终坚持的原则是：毫不含糊地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在这个基础上，坚持向前看的方针，着眼于解决今后的问题。
一九七二年九月中旬，周恩来连续三次会见日本众议员、自由民主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会长小坂善太郎，对田中首相来华谈判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表示乐观。接着，又会见受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之托来华的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负责人古井喜实，就中日联合声明问题交换意见。他还多次约见并宴请长期以来致力日中友好的日本老朋友们，引用“饮水不忘掘井人”一语对他们表示感谢。二十日，中日双方同时发表关于田中首相访华的公报，两国领导人会晤的各项准备已全部就绪。
九月二十五日上午，日本国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等飞抵北京。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等到机场迎接。这是战后日本首相首次访华。当天，中日两国领导人开始就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及其他有关问题进行会谈。
晚上，在为田中首相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周恩来发表祝酒词，称赞田中访华“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同时指出：“自从一八九四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又说：田中首相就任以后，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现在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时候了”。〔60〕
田中在致词中说：“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之意。”第二天，在同田中会谈时，周恩来直率地提出：田中首相对过去的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深的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的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61〕田中对此解释说，从日文来讲，“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并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二十七日，毛泽东会见田中时，也问到“麻烦”的问题。田中表示，日方准备按中国的习惯来改。
中日会谈中遇到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战争赔款问题。还在田中访华前，中方已向日方正式转告，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国准备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并建议将此写入双方联合声明。然而，日外务省条约局长高岛在商谈具体条文时却提出，联合声明中不必再提赔偿问题，因为它从法律上讲已经解决了，日台条约中已宣布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周恩来得知后向田中和大平提出：我们非常欣赏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所说的这样一句话，恢复日中邦交应从政治上解决，而不要从法律条文上去解决。从政治上解决，比较容易解决问题，而且可以照顾双方；如果只从条文上去解释，有时很难说通，甚至发生对立。接着，周恩来批驳了高岛的说法，指出：
“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款，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你们的条约局长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款，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我们经过五十年革命，蒋介石早已被中国人民所推翻。高岛先生的说法不符合你们两位（指田中、大平——编者注）的精神。”〔61〕
事实上，日台关系问题一直是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主要障碍。田中来华前，在公开场合曾多次表示“充分理解”中方关于复交三原则，但出于国内政治上的原因，日方始终没有对三原则之一的“‘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作出承诺。会谈中，日方提出希望对他们国内的处境和困难给予照顾。因此，中方同意在联合声明中不提“日台条约”，而由日方在另外场合声明，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宣告结束。这样，剩下的问题就是日方在什么时候作此声明了。二十七日，周恩来在同田中、大平会谈时当面问道：从联合声明公布之日起，两国就建交了，双方互换大使需要多少时间？这句话实际是问日方何时采取废除“日台条约”的具体行动。大平明确回答：“我们有决心尽快采取必要的措施。”周恩来表示满意。第二天会谈时，周恩来用中文写下“言必信，行必果”六字交给田中，田中也写下日本旧宪法里的一句话“信为万事之本”交给周恩来。中日双方表明了相互信任的态度。
延伸阅读
九月二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和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声明文本上签字。《联合声明》说：“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起建立外交关系。”“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62〕签字仪式后，大平外相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可以认为该条约已经完结，驻台湾的原日本大使馆处理善后事宜后将予关闭。
从这一天起，中日关系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一九七二年内，中国同世界上十八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或实现外交机构升格，其中包括许多重要的西方国家，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外国建交最多的一年。这样巨大的突破，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中取得，是更加不容易的。由此，人民共和国的对外关系和对外友好交往，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