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国内环境。
从1840年开始，中国就陷入了长达百年的混乱之中。满清在屡次对外战争中，屡屡失利，无力镇压各地起义。农民负担加重，铤而走险。各地督抚截流财源，拥兵自重。各种原因结合在一起，再也无法形成统一的暴力，打击各地独立的武装。于是，土匪、民变此起彼伏。每次动乱，都是一次巨大的内耗，大量人口死于非命，大批财产毁于一旦。1911年，满清垮台，中国陷入了更大的动乱之中。中华民国只是名义的存在，由于军阀割据，各自为政，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巨大松散的邦联。军阀为了争权夺利，彼此征战不休。这种大规模的兵荒马乱，是否在同盟会的预料之中呢？也许预料到了，也许未必。总之，中央政权失去了绝对武力，各地军阀彼此征战吞并。于是，“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军阀混战的武器、粮饷、兵员，必然来自民间，成为民间的沉重负担。这些负担的绝大多数，必然落在农民身上。《白鹿原》中朱先生对刘军长说：“你的士兵在白鹿原射鸡（击）征粮及粮台失火将记入本志；你的团长进驻本县吓跑县长，这在本县史迹中绝无仅有，本志肯定录记。”朱先生能说出这样的话，是需要很大的胆量的。除了军阀，还有遍地的土匪。《白鹿原》中的三观庙的和尚和黑娃，《红高粱》中的神枪三炮，《智取威虎山》中的八大金刚，或多或少都有现实的影子。曾任军统上海区长的“军统四凶”之一的陈恭澍（其他三人分别是赵理君、王天木、沈醉）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记述了自己早年指挥民团剿匪，差点被土匪活捉剥皮。各种帮派力量也迅速膨胀，比如张啸林、黄金荣、杜月笙控制上海，袁文会、刘广海控制天津，袍哥势利控制四川。这些帮派控制黄、赌、毒。中央政府垮台，失去统一的权威之后，各种暴力集团处于竞争之中。各个暴力集团的选择就是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从百姓身上搜刮，然后壮大实力，尽快扩张。
那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没有统一的权威，暴力散落在民间，社会治安自然好不了。杀人越货，贩卖人口，绑架撕票，在那个时代都不是大事。各个军阀没有义务为其他军阀维持治安。在河北境内杀了人，如果被通缉，跑到山西境内就没事了。何况，多数情况下，根本就不会被通缉。杀人都不算什么，何况其它重罪。大量进口武器源源不断地从租界流入内地。世界上流行的轻武器，在中国基本都能见到。那个时代的少爷小姐，随时都有被绑票的危险，并不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一不留神就可能被绑票、撕票。当然，等待小姐的也可能不是撕票，而是轮奸。（多说一句，土匪、黑帮在解放后才被陆续剿灭干净，这是后话。）稍有实力的财主，都要买几支枪防身，实力更强的还要养洋枪队、保镖队，盖碉楼。这些洋枪队和保镖队的用处当然不仅仅是防身，也用于欺压百姓，称霸一方。那个时代，中国民间是高度自治的。不过，绝大多数人没有任何自治权力，权力控制在极少数民间财主手中。军阀的一切征收，比如钱、粮、男丁，都要通过乡绅。这些乡绅雁过拔毛。《让子弹飞》中的黄四郎是虚构的，但是却不是凭空捏造的。
这时，中国进入乱世，成为一个大丛林，所有人陷入与所有人之间的战争。丛林金字塔的顶层是外国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顶层是外国人。《精武门》之中，租界的中国巡捕偏袒日本人，因为在中国的外国人，高中国人一等，巡捕虽然是中国人，但也不过是外国人的打手。大批中国人染上毒品，被外国人蔑称为“东亚病夫”。李小龙扮演的陈真去日本人的虹口道场，踢馆，逼日本人吃下“东亚病夫”文字的段落，多数人应该不陌生。外国人下面是军阀、财阀、买办，其次是地主、资本家、黑帮、土匪，最底层是大量的农民和城市贫民。
前途茫茫，人心惶惶。社会中的所有人都朝不保夕，都在苟且偷生，在为了活下去不择手段。因为没有统一的政权，杀人越货之后，很容易潜逃，法律形同虚设。有钱就能买枪，有枪就是草头王，就能抢钱。没有钱，没有枪，就只能被人鱼肉。这样的乱世之中，只要能活下去，损人利己又何妨？整个社会个人主义至上，个人利益至上。主流风气，日益败坏，大多数成员都按照极度的利己主义原则行事，或主动或被动的自私自利，全社会变成一盘散沙。国人内部，勾心斗角，四分五裂，很容易被外部势力（比如日军）各个击破。抗日期间，阵亡的国军将领不少。其中，很多人是死于其他国军的袖手旁观，或者临阵溃逃。所谓，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每一名国军将领都清楚，自己侧翼的友军基本都是潜在的“猪队友”——有利可图时会一拥而上，遇到强敌、硬仗便一哄而散。当然，投敌的国军将领也不少——只要和日本人合作有利可图，投敌叛变又何妨？读陈恭澍的回忆录，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时任上海区长军统上校）的双重标准：他的手下被日本人逮捕后，如果没有被处决，投靠了日本就一定要追杀到底；他自己被日本人逮捕后，却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为借口主动投降；他的老上司王天木叛变，导致大批手下被日本宪兵逮捕、枪毙，在沦陷区的军统组织几乎被剿灭干净，他也没有谴责——他自己也叛变了，有什么理由谴责和自己一样叛变的老上司呢？只要能活下去，活得更好，当汉奸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那个时代，只要有钱有枪，有权有势，作汉奸也会有人追捧。（多说一句，许多汉奸，比如王天木、陈恭澍、胡兰成，最终都在台湾安度晚年，善终。）
从1840年开始，中国逐步沦为殖民地。大量向国外贡献巨额资金。当时中国主要人口在农村，支柱产业是农业，这些资金必然直接或间接来自农村，直接表现就是农村凋敝。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重重灾难加在农民身上。农民或者逃荒，或者造反，或者去城市打工，或者陷入听天由命的麻木之中。《故乡》中的闰土，曾经是一个朴实、健康、活泼、机灵、勇敢、聪明能干、见多识广、害羞的农村少年。多年后再次见到“我”的时候，已经是一个精神麻木的木头人了（原型章闰水1934年死于旱灾导致的饥饿）。妇女的苦难尤其深重。《祝福》中祥林嫂被当作商品卖来卖去，《白鹿原》中的田小娥、《茶馆》中的康顺子也经历过被当作商品买卖的过程。还有一些年轻女孩子，或者因为拐骗，或者因为父母实在无力抚养被卖掉，几经辗转被卖进妓院。大批农村劳力进入城市，试图找到糊口的工作，等待他们的是残酷血汗工厂。《包身工》中，许多农村女孩子为了不被饿死，被连哄带骗地成了包身工，进入纺织厂，其中很多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变死于营养不良和积劳成疾。至于少数民族底层劳动者的命运就更加悲惨，当我们今天看到一些解放前遗留下来的西藏喇嘛（活佛）使用过的密宗法器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些法器是用什么做的。阿来的《尘埃落定》是站在土司的视角叙述故事，不过有心人可以把视角转换到农奴的角度，细心想想那会是什么样的世界。除此之外，《乌鸦与麻雀》、《七十二家房客》、《骆驼祥子》、《龙须沟》、《四世同堂》、《林家铺子》、《家春秋》、《三毛流浪记》、《上海妓女》、《危险的欢愉》都反映了那个时代普通人的生活。其实，只要留心，就不难看出其中的苦难。
如何让中国脱离苦难？这是许多仁人志士都思考的问题。许多人为此不惜献出生命。昙花一现的戊戌变法归于失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并没有建立起类似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而是造成了军阀割据，这是许多人始料未及的。中国曾经试图效法西方政体，结果是一团糟。高阳的《八大胡同》中，臭名昭著的猪仔议员们行贿受贿、讨价还价，将金钱美色演变成交易的砝码，更将夺取民国政权作为争强斗富的手段。各地军阀对北洋政府阳奉阴违，你搞你的宪政、选举，我搞我的内战，每个军阀的背后都有境外势力的支持。何况，即使当时的中国铲除了军阀，建立了统一政权又如何？治安也许会好一些，税收也许会少一些，但是金字塔型的社会结构不会改变，中国仍然要向宗主国贡献大量利润，多数人仍然注定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再进一步，如果中国脱离了殖民地的命运，多数劳动者的生活就会显著改善了吗？不会的。看看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劳动者的生活就会知道，即使中国通过大量对外扩张战争，爬上世界金字塔的顶端，多数人的生活也不过十勉强维持而已。何况，这个爬上金字塔顶端的过程需要大量的铁和血，要战胜其它已经处在世界金字塔顶端的国家，以当时中国的国力，完全是痴心妄想。
一个战乱不断，无法无天，所有人都自私自利，人民苦难深重的国家，一个不能仿效西方国家老路的国家，还有前途吗？这是当时，每一个忧国忧民的中国人都焦虑的问题。
这就是毛泽东所处的国内环境，也是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伟大事业的基础。脱离这个基础看问题，必然有失公允，难以正确衡量毛泽东走过的历程。现在许多媒体宣传蒋介石领导的“黄金的十年”，否定当年的乱世，完全是不负责任的胡说。毕竟，大量的公允的历史书籍和文学作品还在，读者还能在字里行间，点点滴滴之间体会到当时中国的贫弱、社会的动荡和民众的苦难。即使在“黄金十年”，中国也是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也是殖民地国家，多数人的生活也是苦难深重的，便是在陈恭澍那样极端反共的人的回忆录中，也能看出这一点——毕竟在陈恭澍写回忆录的年代，许多人还在世，极端胡说八道，只能使自己的回忆录丧失公信力——“辣手书生”虽然做人没有底线，但是仍然清楚这一点。在认为蒋介石领导的中国是黄金年代的人，往往眼界有限也懒于扩展视野，缺乏逻辑思维能力，是媒体的灌输对象。至于这样宣传目的是什么，后面会分析。
作者：MRand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