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阁

世间只有一种病，穷病。

这是《我不是药神》之中，骗子张长林教育男主角程勇的一句话。

《我不是药神》的剧情一点儿也不复杂。2002年，男主角程勇经营一家壮阳药店，经常从印度进货神油，经济窘迫。某日，某白血病患者吕受益主动登门，求他去印度走私一种抗癌药。据这位患者说，这种药在国内的售价是37000元一瓶，在印度药店只要2000元一瓶，正版药他实在吃不起，印度仿制药疗效接近，但是便宜得多。程勇当然知道走私的后果，直接拒绝。不久，陷入经济危机的程勇，主动拨打了对方的电话。程勇到了印度，惊讶地发现该药的出厂价只要500元一瓶。程勇发现了巨额利润，国内经济并不宽裕的白血病患者有了生的希望。不满意的是瑞士生产正版药的公司。

一场围绕印度抗癌药的走私与反走私的博弈，由此展开……

影片之中，程勇一度慑于法律的威严主动放弃走私开起了服装厂，后来震撼于断药的吕受益的自尽，重操旧业平价敞开供应走私药；患者们严守秘密，在警察的威逼下，坚决不吐露走私药的来源；骗子张长林曾经从程勇手中购买了走私药的渠道，被警察抓获后，面对威逼利诱，守口如瓶，没有出卖程勇；患者黄毛与程勇一起走私，发现警察抓捕，开车引开警察，被大货车撞死；程勇的前妻弟，曹警官作为业务骨干，被安排追查走私药的来源，迫于良心的压力，多次提出退出调查；曹警官的上司，公安局长，迫于压力坚持法律底线，严厉打击走私和销售药品的行为；瑞士制药公司代表，从公司利益出发，频频给公安局长施压……

所有的人，都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按照社会给他们这个角色分配的工作，完成自己应该做的使命……

最终，程勇被捕，宣判，有期徒刑5年，在他前往监狱的路上，数以百计收益于他的廉价药的患者，夹道相送。他仿佛看到了已经去世吕受益和黄毛……

程勇坐了3年牢，最终提前释放。瑞士正版抗癌药进医保了，程勇又回去卖壮阳的神油了。当初送他去监狱的那些患者，有多少人熬到这一天了？估计停止廉价盗版药以后，很多人都像吕受益一样，病情急剧恶化，没有等到这一天。何况，即使进了医保，许多高价抗癌药也经常缺药，因为许多医院的医保总额有上限。

这么残酷事情，究竟是谁错了呢？

程勇吗？很显然，他走私药品，触犯了法律。但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他初期走私药品谋利，后期则完全为患者做无偿奉献，最后阶段他甚至赔钱售药——为了让患者能吃得起，他每个月宁可损失几十万。

患者们吗？他们购买走私药品，包庇程勇，守口如瓶。但是，他们只是想活下去。有一位老太太对曹警官说，我得这病三年，37000一瓶的进口药，吃光了继续，吃光了房子，我想活下去。单亲妈妈刘思慧，是病友群的群主，是重要从犯。她养活一个患病的可爱的小女儿，跳脱衣舞为生。她丈夫知道自己女儿有病，需要天价的治疗费用以后，消失得无影无踪。黄毛，帮助程勇进货，是程勇的小跟班，最后一刻开车拒捕，也是重要从犯。他患病以后，离家出走，被大货车撞死的时候，也不到20岁。他们没有钱，还想活下去。

曹警官和他的上司吗？他们头顶国徽，是法律的执行者。警察的存在就是为了维护法律确定的社会秩序，他们吃这碗饭，干这份活儿。

瑞士制药公司的代表吗？瑞士人出钱雇佣他，就是要维护瑞士公司的利益，或者说37000一瓶的正版药的销量。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打击盗版走私药，是他的份内之事。

瑞士制药公司吗？制药公司就是要追求最大的利润，没有足够的利润，股价就会下跌，怎么向股东交代呢？

那么，到底谁错了呢？

谁都没有错。游戏规则如此，我们能指责谁呢？我们谁也不能指责。然而，这样残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难道，这是我们这个社会应有的正常状态吗？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的运转目的，不是为了让多数人更有尊严、更享福的活下去，而是为了让资本尽快增殖。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会发现，一切都顺理成章了：

为了在资本的竞争中存在下去，避免股价下跌，破产倒闭被收购，药企有必要获得尽可能高的利润；国家机器维护这种秩序；少数人为了存活，挑战这种秩序。于是，就产生了对立和冲突。

《卢瑟经济学》分析过，资本只关心一件事，获取最高的利润。为了创造最高的利润，就要制造围城中的面包——交易的一方控制面包，交易的另一方获得面包或者饿死，别无其他选择。为了获得对方的最后一个铜板，资本有必要把面包的价格提升到获得最高利润的水平，也有必要在对方无力提供铜板的时候，饿死对方。或者，文明一点的说法是，市场配置资源，提高效率，让稀缺资源获得最有效的利用。

所谓义不行贾。对资本来说，切忌怜悯之心，心慈手软绝对要不得。否则，就无法获得足够高的利润，就可能被其他资本吞并。在这个过程之中，无论是压榨者还是被压榨者，双方都是资本的奴隶。

一切交易，都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都是暴力支持、默许或平衡的结果。在由资本控制或者为资本服务的社会之中，暴力为了维持对资本有利的交易秩序，自然要严厉打击破坏这种秩序的人。

毫无疑问，一部分陷入绝境，极大地有利于资本获得更高的利润。这些人陷入绝境的原因，也许是资本造成的，也许是天灾人祸，也许是资本和天灾人祸的结合。不论是哪种原因，资本都不会错过落井下石，敲诈勒索的机会。一些人，又没有钱，有不愿意死，让资本很难办。个别人，帮助这些人，让资本蒙受巨大的损失，让资本震怒。所以，资本自然不断地给暴力施加压力，让暴力对这些破坏秩序的人穷追不舍。

当理解了在这种社会之中，让资本增殖的优先级高于让患病的社会成员活下去的优先级之后，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有些人会说，资本投入了资金，研发了新药，自然有理由获得足够的收益。但是，如果我们静下心来想的话，就会知道这些资金对应的财富的来源，并不是资本本身创造的。资本的来源无非是原始积累和剥削。所以，说到底资本拿出的资金，也是从其他社会成员那里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压榨而来的。

资本一面控制生产资料，压低劳动者工资获取剩余价值，一面垄断住房、教育、医疗等生活资料，提高劳动者的生活负担。这就是“一头牛剥两层皮”。

资本压榨了社会成员，获得了社会生产的控制权，为了进一步压榨，剥夺了一部分无力承担资本要求的贡赋的社会成员继续生存的权力。人类社会的最高准则是有利于社会繁荣发展，其中最基本的一条是社会成员存活率和存活时间尽量长。当资本的运转规律和人类社会的最高准则冲突的时候，资本完胜，于是我们惊诧了。

如此而已。

资本是义务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控制生产、生活必需品之上，显然不是含情脉脉的关系，而是赤裸裸的控制、操纵和奴役的关系。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不同，这种控制、操纵和奴役，看不到皮鞭和镣铐，但是更隐蔽，更有力。

——37000一瓶的药，是患者自己买的；为了筹措资金卖掉房子，是自己愿意的；为了给女儿看病，去跳脱衣舞，也是自己选择的；程勇父亲的脑部血管瘤有生命危险，做手术是程勇自己选择的，去走私也是自己选择的。毕竟，这些人可以不买药，不做手术，等死或自尽。这些人完全可以选择回到前工业化社会，那时的平均寿命不过30多岁。他们此时死去，相比前工业化社会的先辈已经是长寿了。他们不甘心等死和自尽，又抱怨药价太高，真是岂有此理，不知羞耻。

只有当被压榨者中有人试图破坏这种压榨关系，打破资本对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垄断的时候，暴力就登场了，打击那些破坏秩序的人。

骗子张长林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正是绝大多数人的贫穷和极少数人的暴富，才使得少数人有支配多数人的权利。绝大多数人的贫穷既是少数人支配多数人的原因，也是结果。不断扩张贫富差距，是少数人垄断生产、生活资料控制、操纵和奴役多数人的基本条件，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基础。骗子张长林也许没读过多少书，但是无师自通，深谙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从整个社会角度看，病的不是患者，而是工业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只会不断集中，而绝不会主动分散。后富的出现会极大地削弱先富的权力和财富，这是毫无疑问的。无论是为了避免出现竞争对手，还是为了巩固和增强现有权力，先富都不会栽培后富。不跳出交易的圈子，是无法推翻资本的暴政的。

暴力，是社会分配的元要素，有资格修改社会分配的规则和结果，所有的社会分配都是在暴力允许的范围内发生的。

很显然，资本对社会成员的压榨，没有终极暴力的支持，是无法实现的。

瑞士格列宁能37000一瓶的原因，在于印度格列宁在中国严禁。严禁的理由是印度格列宁是假药。

印度的药厂能够生产，中国的药厂做不出来吗？做出来也会被封，药品会被销毁。查禁假药的理由很简单，那是为你们好，“你们这是在害他……”

患者也好，和警官交涉的老太太也好，张长林也好，集体守口如瓶，没有一个叛徒；黄毛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掩护程勇；男主角去服刑患者们送行，仿佛老乡们哭着看烈士上刑场。相信看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抗日电影的人，就会发现这一幕幕，并不陌生。

影片的最终，抗癌药纳入医保。所谓纳入医保，不过是把让全民承担原先由小群体患者承担的惊人的闻所未闻的负担。表面上看，患者能吃得起药了，资本也获得了惊人的利润。实际上，按照这种规则，保护资本闻所未闻的利润，医保迟早不堪重负。

金字塔的目标，或者说资本的目标，是从塔基榨取尽量多的利润。

暴力打算站在那一边？

《白毛女》之中杨白劳要找个地方说理去，穆仁智问他，哪里说理去！县长和咱们少东家是朋友，这就是衙门口，你到哪里说理去！

印度法院驳回瑞士公司的起诉，印度的暴力不支持瑞士公司在印度获得超额利润。曹警官对他的上司说，会出大事的，这不是吓唬人。毕竟，他亲眼看到了那些患者绝望的眼神，他体会到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再说，作为基层的螺丝钉，而不是医药费全额报销的部委高级决策者，他也随时可能和那些患者一样，陷入绝境。

暴力拥有财政的分配权，会审慎地支出，避免触及资本的利益。所以，在研发新药的例子里，美国政府虽然会源源不断地提供巨额资金搞基础研发，但是绝不会越过商业化的那一步。对制药公司来说，这是一种巨额的变相的补贴。

政府一般不会在提供廉价的能源、公共住房、医疗、教育等核心生产、生活必需品方面大幅增加支出。这些必需品都是刚性需求商品，就是少数人控制以后，便能卡住其他社会成员的脖子，让他们老老实实把收入的绝大部分吐出来，把他们榨干净的商品，是命根子商品。如果政府在这些领域增加供给，自然破坏少数人的控制力，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妨碍他们榨干净别人（他们正是通过控制这些生产生活必需品，榨干社会底层。）比如，政府提供高性价比的廉价住房，将推动房租和房价下降，社会底层支出下降，收入相对上升，房东、开发商和所有以地租为收入来源的每个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必将受损。这是绝不允许的！少数人必然强烈反对。为了阻挠这些有利于底层，不利于顶层的经济政策，被豢养的庸俗经济学家也会大喊大叫，强烈反对。

于是，庸俗经济学家提出政府增加订单，私人就会减少订单。这是扯淡的。弗里德曼提出政府增加100美元的开支私人可能减少100美元的开支，比如政府出钱支付公园的门票，于是游览公园的人减少100美元的门票开支，甚至可能把100美元的结余用于储蓄。弗里德曼是民间垄断资本的代言人，他们吃饱喝足，有能力支付自己的需求，有充分的闲暇时光去游览公园。弗里德曼的眼里，显然不存在各种生活必需品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社会底层。为了骗人，弗里德曼精心挑选公园门票这种非生活必需品作为例子。如果我们把大骗子的例子之中的可有可无的公园门票变成必不可少的住房、能源、医疗和教育等开支，就会知道大骗子的谎言有多么荒谬。只要我们考虑到许多家庭几代人为了房子、医疗、教育节衣缩食，或者因为能源价格上涨而降低生活标准的话，就会知道弗里德曼的内心有多么无耻和冷酷。

为了保护既得利益者的蛋糕，政府增加的支出必然选择在非生产生活必需品或服务。这些领域或者榨不出钱来，或者榨出来的钱不足以弥补支出。刨垃圾坑既不触动顶层的既得利益，也是他们发财的机会。不过，现实世界之中，显然不能明目张胆地刨垃圾坑，尤其是多数人吃得很糟，穿得很糟，住得很糟时。如果那样做，社会底层很可能会问，为什么把这些人力、物力浪费在无效的地方，而不给底层廉价提供各种生活必需品。显然，不能回答，这些高价供应生活必需品是顶层实行经济统治的关键，如果给社会底层提供廉价的生活必需品，社会底层便不再是顶层的经济奴隶。

政府往往选择修建公路、铁路、地铁、广场，拉动经济。“当就业量增加时，由于消费者的开支小于总供给价格的增加，所以，除非投资的增加能填补两者之间的差距，否则已增加的就业量就会成为无利可图的事情。”通俗地说，就是这些铁公基如果不能引起跟进投资，那么注定就是赔钱的。很显然，如果这些项目能够引起跟进投资，带来丰厚的利润，垄断大资本早就进入了。

对于民众的需求，尤其是被少数人控制着并获得丰厚利润的领域，政府往往是一毛不拔或者虚情假意的。这些领域是顶层的禁脔，要靠市场解决，“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作用，要让稀缺资源获得最有效的利用”。换成白话，就是让控制这些资源的极少数人压榨干净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对于不能有效从中下层那里敛钱，不存在丰厚利润的项目则往往空前投入，大干快上，供应过剩。所以，经常看到的是，迫切需要的能源和住所等生活必需品供应严重不足，各类基础设施宏伟气派。当然，这些基础设施也仅仅是看起来宏伟气派，实践之中往往是豆腐渣工程。这些项目的设计过程之中，往往是什么最贵设计什么，施工时，往往是什么最便宜用什么。如果我们自己装修过住宅就知道，装修公司往往提出花费最多的设计方案，施工时却总是偷工减料。或者财政明明足额下拨了工程款，却往往拖欠施工建设费和材料费。看似荒谬，其实统一，这些项目是社会顶层少数人捞外快的途径，最终都是为了顶层少数人积累财富。一面是他们从社会中下层敛钱，一面给是财政给他们发钱，两不耽误。

常见的开支还有战争。美国远征阿富汗、伊拉克，就业充分，军火商和石油商都发了大财。此外，扩军备战还能获得额外的殖民地，对资本来说则是新的发财的机会。让失业的劳动者去当炮灰，一举两得。向地球另一端扔炸弹可以提高美国就业率，这看似匪夷所思，却是残酷的现实。

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政府刺激经济时，往往开出天价订单，但是其中真正减轻民众负担的却寥寥无几。为什么美国可以拿出惊人的军费去轰炸多数国民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国，建造强大的航母战斗群，建设宏大的基础设施，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本国底层的住宅、教育、医疗短缺问题。

对顶层来讲，最好的办法是把自己的利益伪装成民众的利益。比如，既然不好明目张胆地掏挖垃圾坑，就变成大规模搞基础设施建设——修桥补路不会削弱，只会加强对顶层有利的分配模式，任何人也难说这些行为与多数人的生活无关。其实，基础设施建设之中，超出民众需要的部分，就是在变相地“挖垃圾坑”做无用功。不过民众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的迫切程度往往不好评价，虽然名义上是为了民众的利益，但是民间发言权却很有限，即使听证会往往也不过是走形式，实际上往往由官僚集团和他们的附庸说了算。比如，许多所谓增加底层社会福利的支出，不过是打着照顾底层的幌子，让顶层发横财。决策者清楚如何保护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也善于伪装发财的目的，两者结合导致大量的资金被用于与底层利益似乎相关，却并不真正解决住宅、教育、医疗短缺问题的似是而非的项目。再比如，据可靠消息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且萨达姆是个疯子。一切都既成事实以后，伊拉克究竟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有谁关心呢？反正在增加社会顶层利益的前提下，给本国失业者找到了就业的机会。美国的“爱国主义者”宣传这是为了全体美国人的长远利益——不论究竟是谁的利益，反正不是阵亡士兵和他们亲属的利益。 所以，这些支出究竟为了谁的利益，就看得很清楚了。这并不是说投资基础设施或者维护国家安全是不必要的，而是说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真实需求只是幌子，并不是政府考虑投资方向的决定因素，垄断资本家（或者垄断资本的实际控制者）或者官僚的腰包才是真正的决定因素。

说到底，终极暴力被谁控制，为谁服务，决定了社会的游戏规则，也决定了社会的性质。

资本的目的不是为了全社会成员获得最好的医疗保障，而是榨取超额利润。美国是世界第一的资本主义强国，健康是多数社会成员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控制了医疗产业，可以榨取巨额的利润。当然，通过医疗保险，金融业也分一杯羹。资本如蝇嗜血，如蛆附骨，不放过压榨的每一个环节。这就是为什么号称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人，经常陷入看不起病的窘境，甚至去古巴看病的原因。

不要嘲笑美国人，那一天，离你我也不远了。

列宁说过，其实，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和思索一下，就会相信，消除灾难和战胜饥荒的办法是有的，并且十分简单明了，完全切实可行，用人民的力量完全能够办到，没有采取这些办法，只是因为，纯粹是因为实行这些办法将触动一小撮地主和资本家的闻所未闻的利润。

这话放在今天也是一样的。

另外，有没有人打算拍《我不是房神》、《我不是学神》。如果拍的话，请告诉我，我一定捧场。

来源：微信公众号“卢瑟经济学之安生杂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