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阁

    一九七六年，是毛泽东度过的最后一年。

    元旦当天，全国各大报刊都在头版刊载了他十年前写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标题下方，印着笔迹颤抖的“毛泽东”签名。

    同时发表的经过毛泽东圈阅的“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写道：发表这两首词“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社论还公布了毛泽东不久前批评“三项指示为纲”时所讲的一段话：“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毛泽东传(八十二)：支持全面整顿到“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这前一天，上年岁末，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两位美国客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交谈中，讲到毛泽东将发表的两首词。毛泽东说，“老的。”“有一首是批评赫鲁晓夫的”。使两位客人感到出乎预料的是，毛泽东谈话的主题仍是“斗争”。他说：“我们这里有阶级斗争，CLASSSTRUGGLE（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也有斗争。共产党内部也有斗争。”他以不容质疑的口吻宣告：“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③”朱莉、戴维注意到，他们面前的毛泽东尽管已被疾病折磨得精疲力尽，“斗争”的话题却使他又“像青年人那样兴奋起来”，“他的头脑甚至比中国的年轻一辈更充满活力，更渴望斗争”。眼前的事实使这对年轻的夫妇不由得感叹：“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毛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力量的突出证明。”

    进入新的一年，毛泽东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吃药吃饭都需要靠人喂，每天只能吃一、二两饭，行走更是困难。这种状况，人们一般都不知道。

    就在这个时候，备受人们尊敬的周恩来，于一月八日在北京病逝。九日凌晨，新华社向国内外播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讣告》，以及毛泽东为首的一〇七人治丧委员会名单。

噩耗传来，神州大地笼罩在极度悲伤的气氛里。目击这种情形的外国记者的报道说：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公布后，街上“差不多每个人的脸上都很沉重”，列车中“军人们捶胸痛哭”，机关、公寓、学校里人们在默默地流泪，“到处有人哽咽”。⑤

这以前，毛泽东已连续接到有关治疗和抢救周恩来的报告，对病情已无法控制和挽救，有着一定的思想准备。他在病榻上默默地读着这些报告，没有讲一句话。八日上午，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向几乎通宵未眠的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他听后沉默很久，微微点头表示知道了。下午，中央政治局送来《讣告》清样，工作人员流着泪为毛泽东读《讣告》：“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岁。”毛泽东听着听着，紧锁起眉头，慢慢地闭上眼睛。工作人员看到，不一会儿，从他闭着的眼里渐渐溢出两行泪水，而他仍一言未发。

毛泽东、周恩来之间半个多世纪不同寻常的传奇般的关系，自然地使人们十分希望毛泽东能够亲自出席周恩来的追悼大会。但是，人们期望的事实最终没有发生。这是为什么？

张玉凤回忆当时的情况：

“毛主席的身体状况也是令人担心。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

“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总理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主席审阅。中央考虑到主席病重，便没有安排毛主席参加有关周总理逝世后的一切活动。毛主席审阅这个报告时，我一直守候在侧。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这个普通人的心里，一直存有一线希望：或许会有四年前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那样的突然决定，主席也能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一句憋在心里许久的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冒昧地问主席：‘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一直处于伤感中的主席，这时，一只手举着还没来得及放下的文件，另一只手拍拍略微翘起的腿，痛苦而又吃力地对我说：‘我也走不动了。’听到这里，再看看眼前病榻上痛苦万状的毛主席，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泪水……我后悔真不该这样问已经无力行动的毛主席。”⑥

从一月十日起，中外各界人士开始以各种方式沉痛吊唁周恩来。十一日下午，周恩来的遗体送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首都百万群众自发地聚集在天安门东、西长安街两侧，在严寒中挥泪送别周恩来的灵车，场面极为悲壮感人。

重病中的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周恩来的悼念活动。十四日下午，工作人员向他念中央送审的周恩来追悼大会上的悼词稿。这篇将由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宣读的悼词近三千字，详细回顾了周恩来几十年的革命生涯，高度评价他的历史贡献，字里行间充满着感情。听悼词时，毛泽东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这在毛泽东是极少见的。此后，毛泽东的情绪一直很低沉，不愿讲话。他不顾医生的劝阻，借助刚治好的一只眼睛，不停地、无休止地阅读书籍和文件。张玉凤回忆：“由于他的身体过于虚弱，两只手颤抖，已经没有举起文件的力量了。为了满足老人家那艰难的阅读需要，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要帮他举着书或文件。⑦”看得出来，他是在用这个办法来摆脱内心的痛楚。

周恩来去世后，国内外舆论密切关注的一个重大话题，是由谁来接替中国总理的职务。本来，早已主持国务院工作并排名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理应是最适当的人选；但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已持续两个月，使这种选择很难成为可能。如果按副总理排名的次序，下一个是张春桥。江青一伙也渴望张春桥能取得这个职位。这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关键问题。

作为最终决策者的毛泽东正在郑重地考虑这件事。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以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会，听取邓小平的检讨。在这期间，邓仍暂时留在原来的岗位上，党中央和国务院的许多重要事务（包括周恩来的治丧工作等）还是由邓小平具体负责。同时，毛泽东还多次阻止江青等插手党政业务工作。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他建议印发邓小平的两次书面检查，并指示将这件事“暂时限制在政治局范围”。⑧十五日，邓小平仍出席周恩来追悼大会并且由他来致悼词，成为他这时很引人注目的一次公开露面。

一月二十日政治局会议后，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再次提请“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⑨他十分清楚，在目前情况下，自己的处境已日益困难。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汇报时表示：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又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⑩此后，邓不再主持中央的工作。

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确定一位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对这个关系全局的问题，重病中的毛泽东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张玉凤回忆：“这些天，主席醒来，也不光听文件了，总是在扳手指头，考虑问题。还问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个一个地报出当时政治局委员的名字。一月中旬，毛远新来见主席。他问主席对总理的人选有什么考虑。主席考虑了一下说：要告诉王洪文，张春桥让一下。然后主席扳着手指数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最后说，还是华国锋比较好些。毛远新点头说是。就这样，主席提议华任代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①”毛泽东还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②”

由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是许多人没有想到的。由于毛泽东病重、周恩来逝世，这个决定实际上表明华国锋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自然格外引人注目。

华国锋这时五十五岁，一九三八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时随军南下，到湖南工作，历任县委、地委和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以及湖南省军区和广州军区的负责人，一九七一年调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后任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由于经常到湖南视察，对华国锋是熟悉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随着见面机会的增多，对华的了解也增加了。他认为：华国锋既有基层工作的经验，又有在省里和中央工作的经验；为人老实忠厚、办事“公道不蠢”。他甚至表示：“人家说他水平低，我就选这个水平低的。③”毛泽东选择华国锋，可能还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考虑，就是他觉得华是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人。

对华国锋的职务，这时还没有正式任命。一月二十四日，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波德纳拉希逝世。第二天，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朱德联名发给罗领导人的唁电，在电文末尾，通常应当有联合署名的国务院领导人的名字，这个电报上却没有。④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大量日常工作也亟需有人主持，不宜再有耽搁。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在二十八日正式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三十一日，毛远新给毛泽东的请示报告中说：我已和王洪文、张春桥谈过，传达了主席对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的指示，他们表示完全拥护，保证支持。此事可由政治局指定专人分别向中央党、政、军部门进行传达。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⑤

二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一、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二、经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⑥

对于毛泽东的决定，江青等口头表示“完全拥护”，实际上心中极为不满。他们本来期盼着在打倒邓小平以后，由王洪文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张春桥主持国务院工作。他们已着手作这方面的准备，认为有相当的把握。周恩来逝世后不久，“四人帮”控制下的上海曾出现“要求”张春桥当总理的大标语，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一月下旬，在中央领导人中排名仅次于毛泽东的王洪文私下准备好一篇在中央“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稿，打算以中央日常工作主持人的身份在会上作报告，也因毛泽东一月二十八日的提议而落空。这两件事对“四人帮”是沉重的打击。二月三日，张春桥私下写出一篇“有感”，其中用“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等语言诅咒已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时也包含着对华国锋的不满。⑦二月七日，华国锋首次以国务院代总理的身份出面接见外国驻华使节。几天后，针对海外有关“（中国）搞经济工作的是求实派”的说法，姚文元在日记中不满地发问：“经济工作什么时候能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领导呢？⑧”显然，“四人帮”认为毛泽东选定的华国锋不是“自己人”，并对他们自己没有在党和国家领导岗位中取得主导地位而耿耿于怀。

在这样险象环生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没有让“四人帮”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对后来党能够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

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职务后，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正在开展一场大规模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经毛泽东批准，从二月下旬起，中共中央分批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打招呼”会议，传达“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指导性文件——《毛主席重要指示》，并部署各地各部门的运动。

这个文件的内容，是毛泽东在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间听取毛远新汇报时的多次谈话。毛泽东在这些谈话中继续从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出发，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把一些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作是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使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他对这些错误理论和实践，依然采取肯定的态度。这些谈话经过毛远新整理和毛泽东批准，先在“打招呼”会议上传达，再在三月三日由中共中央正式印发。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毛泽东认为，“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认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

关于对待老同志和造反派。毛泽东说，“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关于当前运动的发展。毛泽东主张，“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在《指示》当中，毛泽东错误地点名批评邓小平，认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代表资产阶级”。但即便事情已发展到如此地步，毛泽东对邓小平仍留有余地，表示：“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⑨”这反映出毛泽东公开“批邓”这个决心很不容易下。

毛泽东发表这个《指示》，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为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作一个后人不能推翻的结论。尽管他讲了“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这同“文革”初期那种充满自信、讲得十分绝对的话已有不同；但他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不能容忍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些，是他仍始终坚持“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错误指导思想的必然结论。

华国锋主持了二月下旬起分批举行的“打招呼”会议，并在会上发表经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审阅同意的讲话，他说：要把学习这个《指示》和中央文件“摆在首位”，在此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又说：“以这次会议打招呼为界，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不转过来就不好了。”“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不要算历史旧帐”，“不要纠缠枝节问题”。对“犯有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其中有的人“要在一定范围内做自我批评。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改了就好。”对运动的方式，他说：“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发展巩固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⑩”三月初，中共中央在印发《毛主席重要指示》的同时，也转发了华国锋这个讲话。

“四人帮”决不会放过毛泽东决定公开“批邓”的机会。“打招呼”会议前后，他们便加紧对邓小平的猛烈攻击。他们利用所把持的宣传舆论工具包括文艺作品，向邓小平和他领导的全面整顿大肆反击。在他们笔下，“三项指示为纲”成了“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在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而邓小平本人也被扣上“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右倾翻案风的风源”等罪名。江青还要求她在文化部的亲信抓紧布置创作一批反映“与走资派作斗争”的电影和戏剧，以配合“当前的斗争”。①

他们自己也直接出面，点名谩骂邓小平。三月二日，江青擅自召集十二省、区会议并发表讲话，诬称邓小平是“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和“大汉奸”。②她这篇讲话从一九七四年“风庆轮”问题讲起，要求将“风庆轮”问题材料（有江青本人批注）印发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参阅”，并在给华国锋的信中写道：“这是对邓小平同志的一份揭发，是我们和他的一次较大的斗争，应让同志们知道”。③张春桥也在这次会上攻击邓小平“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

毛泽东虽然批准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且点 了邓小平的名，但他并不赞成全盘否定邓小平。三月十日，他得知江青二日的讲话后批示：“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④”他还要人转告华国锋：江青的这个讲话是不对的。对江青要求印发“风庆轮”问题材料一事，毛泽东批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⑤”

然而，在江青等煽动和指使下，各地造反派根本不顾中央规定的政策界限和方式方法，许多地区和单位层层揪“走资派”、揪“代理人”。随着对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否定，国民经济再度滑坡，整个形势更加动荡不安。

正是从这时开始，一场群众自发形成的强大抗议浪潮在全国迅速掀起。

周恩来逝世后，由于“四人帮”多方阻挠群众悼念活动，人们普遍感觉压抑和不平，民愤与日俱增。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目睹大批老干部重新遭受批判、生产和社会秩序又陷于混乱，人们蓄积已久的不满情绪急遽上升，形成一触即发的态势。

三月下旬，南京街头出现学生和市民自发举行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集会游行，人们打出“保卫周恩来”、“打倒张春桥”的标语。这些行动，引起“四人帮”极大恐慌。三月三十日，王洪文对《人民日报》一名负责人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⑥四月一日，中共中央电话通知各地，称南京事件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求追查“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⑦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南京事件”及各地出现的动向，认为需要由中央再发一个文件，制止事态发展，并扩大《毛主席重要指示》传达范围，推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会后，毛远新将政治局意见书面报告毛泽东，得到他的认可。

清明节（四月四日）前后，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爆发更大规模的群众性悼念和抗议活动。数以百万计的首都市民自发地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向镌刻有周恩来手书碑文的纪念碑献上大量花圈、花篮、条幅、挽联和祭文。人们或举行宣誓、默哀仪式，或朗诵诗文、悼词，用这些方式表达对周恩来的怀念。在人们争相张贴和传抄的诗歌、传单以及现场演说中，不少内容强烈谴责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表达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满，真切地反映了群众的心声。天津、武汉、西安、太原、青岛、杭州、郑州、福州、重庆、昆明、贵阳和长沙等地都发生类似情形。

这时，北京市有关部门采取措施，对去天安门广场悼念的群众强行干预，更引起人们的不满。清明节（四月四日）那天，来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达到几十万人，不少外国驻京记者在现场采访和拍照。当晚，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紧急开会。会议认为：天安门事件“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江青等提出，要立即清理花圈，逮捕“反革命”。⑧根据会议的决定，第二天凌晨，有关部门将天安门广场内的花圈、横幅等悼念物品清理一空，并逮捕了在场的一些群众。这天上午起，又有很多群众来到广场，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等口号，当场发生冲突。

四月五日下午六时半，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奉命发表广播讲话，称“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要求人们“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晚九时半，预先准备好的大批民兵、公安人员和部队包围了广场，对滞留的群众进行殴打和逮捕。六日凌晨，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开会听取北京市的汇报，肯定了“昨天晚上的行动”，认为：“今天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应“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会议提出要将这次事件“尽快通报全国”，并给予公开报道。⑨

在这期间，毛泽东的病情更加沉重。张玉凤回忆道：“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当时，主席对外面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他病重，动不了，由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支撑着他才能走几步，就得赶快坐下或躺下休息，呼吸困难，连讲话的力气也没有，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连我们也不知道。”她又说：“主席身体越来越不好，情绪很烦躁，不愿讲话，也不见人。每天都吸氧，讲话更听不清了，吃饭、饮水也十分困难。”“也就是这期间，主席曾多次意味深长地说：我是供展览的偶像。⑩”

这时，能常到毛泽东那里去的，就是毛远新。张玉凤说：“凡是毛远新每次要见他，主席总是很快就见。他反映的问题，主席也喜欢听。”“这些天，毛远新随时都来。他说，政治局的同志连夜开会，认为天安门前发生的事件不是孤立的，是一次匈牙利事件在中国的重演，还说‘邓纳吉’这类的词。政治局还决定将天安门前所有的花圈烧掉，还通过吴德同志的那篇讲话稿。这一时期的决定都是政治局议定后报告主席的。主席也无力细问，只能点头，表示知道了。①”四月五日凌晨五时，毛远新给毛泽东写报告说：“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②”毛泽东当天圈阅了这个报告。

四月六日政治局会议后，毛远新给毛泽东送去关于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当天在报告上批示，赞同中央政治局的处理意见。③下午，江青也到毛泽东住地，当面向他报告处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经过。张玉凤回忆：“她走到主席床前，对主席说：‘我来这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主席看了看她，没有说话。④”这对近年来不断拒见江青的毛泽东来说，是很少有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国尤其是首都北京受到如此强烈的抵制，不仅出乎中央政治局的意料，也是毛泽东所没有想到的，使他觉得难以容忍。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发生，使他更加确信所谓“阶级斗争”仍十分激烈。

四月七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听取毛远新汇报，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广场事件所采取的措施。提议由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他主张公开发表这两项决议和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表示：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⑤当晚，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以及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对邓小平的批判迅速升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几乎冲击所有领域。

毛泽东对天安门事件性质作出错误的判断，对邓小平作出错误的处理，后果十分严重。这里固然有江青、毛远新等歪曲事实的因素，但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文化大革命”一整套错误理论和实践，是毛泽东作出这样错误决断的主导原因。尽管如此，毛泽东对邓小平“保留党籍”的意见，多少反映出他对邓仍留有余地、寄有某种希望的复杂心态。他还托付汪东兴对邓小平采取措施加以保护，以免遭受不测。⑥

毛泽东一向不服输。就是严重的病痛折磨，他也很少在表情上流露出来，甚至还若无其事的样子。一九七六年二月至五月，毛泽东仍扶病在他日常起居的书房里勉强会见几批外国客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老挝总理凯山·丰威汉、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新西兰总理马尔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在见到毛泽东的外国政治家眼里，他已是一个不能独自行走、面容憔悴和说话困难的衰老病人。双方彼此简单地“寒暄”几句，会见就结束了。五月二十七日，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和夫人来访，成为毛泽东会见的最后一批外宾。当华国锋陪同客人进来时，毛泽东已无法站起来，只能坐在沙发上表示欢迎。这次会见只进行了十分钟，可能是他会见外宾最短的一次。六月，中共中央宣布毛泽东主席不再会见外国来访人士。

除一次外，华国锋是陪同毛泽东最后那几次会见外宾的唯一中央领导人。四月三十日晚，毛泽东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后，华国锋留下向他汇报近期工作。当时在场的张玉凤回忆道：“接见后，华对主席说：‘我把外宾送上车，还来同主席谈几件事。’主席说：好。不多会儿，华返回同主席谈话，我也在。华对主席说：最近我处理了几件事，现在有几个省发生一些问题，我已同政治局的同志研究，作了处理，签发了中央文件，形势正在好转。国际上也有些事。我经验不多，有事多同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看主席有什么意见。主席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当时，主席说话已讲不清楚了，华国锋同志听不明白，我把上面的话重复一遍。随后，主席又讲了一句话，我听不清楚。主席要纸和笔，我扶着，他在纸上写道：‘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当时主席写这三句话是答复华国锋同志汇报的几个问题的意见。后来传说‘照过去方针办’是临终嘱咐，‘你办事，我放心’是指定接班人，这是不符合事实的。”⑦

除了少量的外事活动，毛泽东这时能够做的工作仍是批阅一些文件、看书和听读报纸。晚年生活的疲惫、郁闷和孤寂，并没有停止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爱好和思维。这年二月初春，毛泽东写信给上海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答复他上一年八月三日的来信。

“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奉复久羁，深以为歉。诗词两首，拜读欣然，不胜感谢。”⑧

这成为他致友人的最后一封信。

四月下旬，毛泽东从工作人员所读报纸中，得知不久前国内发生的一起自然奇观：东北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大范围的陨石雨。一颗陨星飞至吉林地区上空时燃烧，并在吉林市郊区上空爆炸。陨石雨散落的范围约有五百多平方公里，其中有三块陨石的重量超过一百公斤。最大的一块重量为一千七百七十公斤，大大超过现存世界上最大陨石的重量。⑨

这篇报道吸引了病榻上的毛泽东。他少有地从床上坐起来，注意地听着，直到念完这条消息。他让工作人员搀扶着走到窗前，久久凝望那黄昏笼罩的天际，陷入深深的思索。他说：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说的是人间有什么大的变动，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给人们预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比如，天上掉下大石头（流星），就是要死人了。小说《三国演义》里就有不少这样的说法。毛泽东并不会相信古人所谓“天人感应”那类神话。但他大概也由此想到了“死”。

关于“死”的问题，毛泽东一直坦然处之。

进入老年后的毛泽东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过：“人哪有长生不死的？古代帝王都想尽办法去找长生不老、长生不死之药，最后还是死了。在自然规律的生与死面前，皇帝与贫民都是平等的。”“不但没有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死，孔老夫子现在还活着，该有两千五百岁了吧？那世界该成个什么样子了呢？”他对一位工作人员说过：“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就上台去讲话。你就讲，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人如果不死，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⑩”

当一九七五年十月一日国庆二十六周年到来时，那天上午，毛泽东没有看书，也没有睡觉，独自靠在床头上，静静地想着。突然，他自言自语道：“这也许是我过的最后一个国庆节了，最后一个‘十一’了。”他随即转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平静地问：“这可能是我的最后一个‘十一’了吧？”工作人员说：“怎么会呢？主席，您可别这么想。”毛泽东认真地说：“怎么不会呢？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

一九七六年初农历除夕之夜（一月三十日）是毛泽东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张玉凤回忆道：

“毛主席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

“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着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伟大领袖的最后一次年饭。

“饭后，我们把他搀扶下床，送到客厅。他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看看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几个工作人员。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炮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主席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们心里都明白，主席的这一丝笑容，是在宽慰我们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①

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喜欢怀念往事，常谈起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的事情，愿意看这方面内容的电影。一次，银幕上伴随着高昂雄壮的乐曲，出现人民解放军整队进入刚攻克的某城市、受到市民们热烈欢迎的场面。渐渐地，毛泽东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先是阵阵抽泣，随即大哭失声，工作人员只得将他搀扶退场。有时，他还要来一些旧照片反复地看。据工作人员回忆，对两张旧照片，毛泽东看得津津有味：一张是他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在延安给一二〇师干部作报告（一九四二年），另一张是他骑马行军于转战陕北途中（一九四七年）。

从这年五月起，毛泽东的病情不断加重，身体极度衰弱。六月初，他突患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需要交待一下自己的“后事”。

大约是这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②

毛泽东这番话，充分表现出他的复杂心态。他把“文化大革命”列为自己一生当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显然是不适当的，也不符合实际。但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明知对这场“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而他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怎么交这个班？毛泽东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

这年六月下旬，毛泽东同华国锋谈话时，写下“国内问题要注意”几个字。③这是他生前所写的最后一句话。“国内问题”指的是什么呢？他没有具体说明。

“四人帮”又抓住这句话大做文章。七月间，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称：毛主席最近指示“国内问题要注意”，我看国内问题还是要批邓。全国运动有几种情况，一种搞得好的，一种比较一般，还有一种是问题比较多的。这后面两种，占全国多数，都需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特别是第三种不解决不行。国务院有些部，军委有些部门，也是这样。解决的办法要像有的部已经做的那样把主要领导干部换掉。对王洪文的这种“解释”，毛泽东没有作任何答复。

七月六日，毛泽东又一位老战友、德高望重的朱德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岁。得知这个不幸消息，他嘱咐要办好后事。同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讣告，以及由毛泽东、华国锋等组成的朱德治丧委员会名单。九日和十一日，在首都北京为朱德举行吊唁仪式，毛泽东等送了花圈。

七月十日，新华社播发由毛泽东、华国锋联名致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朴成哲的电报，祝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这是以毛泽东名义发出的最后一份对外电文。④

这时，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特大灾难突然降临了。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七点八级的强烈地震，随后又出现多次余震。拥有百万人口的工业城市唐山被夷为一片废墟，人民生命财产蒙受重大损失。和唐山毗邻的天津、北京等地也受到这次强震的影响。清晨，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来到毛泽东处报告唐山地震情况，建议他尽快离开目前的住处“游泳池”，搬到较为安全的地方。

这时，毛泽东许多时间处在昏迷半昏迷状态，靠鼻饲生活。他用手势表示同意“搬家”。这样，就用软担架把他迁移到中南海内新建的平房“二〇二”号。但他清醒时仍十分关心唐山震情。他身边的医疗组成员、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王新德回忆道：“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这场地震伤亡达二十四万多人，其他的损失难以估量。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嚎啕大哭。⑤”当天，党中央和国务院紧急调集解放军部队、医疗队和工程技术人员，日夜兼程，赶赴唐山灾区，抢险救灾。八月初，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央慰问团到达灾区，代表毛泽东、党中央慰问受灾群众。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八月十八日），是毛泽东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文件。

进入七、八月，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更趋恶化，已常处于昏迷状态。为了使党内高级干部了解情况，中央政治局决定发一份通报。可是，这份由江青等参与起草的通报稿却不顾事实地称：毛主席的病情已经好转，不久可以恢复工作。讨论时，叶剑英、汪东兴等坚决反对这种写法，同江青、张春桥发生争执。最后，签署通报的华国锋删去了原稿中“健康好转，可以恢复工作”等文字。

病势沉重的毛泽东这时有个心愿：“落叶归根”，回到故乡湖南韶山休养。鉴于毛泽东的身体现状，任何移动都可能对他的生命造成威胁，中央政治局没有同意他的这一要求。

九月初，毛泽东再度病危，医护人员立即实施抢救并加强监护。中央政治局成员们轮流在毛泽东的住地值班。医护人员通过监护器械紧张地观察血压、心律，呼吸等数据，并随时为他导尿、输氧、输液……

从九月七日到八日下午，已在垂危中的毛泽东仍坚持要看文件、看书。七日这天，经过抢救刚苏醒过来的毛泽东示意要看一本书。由于声音微弱和吐字不清，工作人员没能明白是要哪一本书。毛泽东显得有些着急，用颤抖的手握笔写下一个“三”字，又用手敲敲木制的床头。工作人员猜出他是想看有关日本首相三木武夫的书。当把书找来时，他点点头，露出满意的神态。在工作人员帮助下，毛泽东只看了几分钟，又昏迷过去。根据医疗组的护理记录，可以看出：

“八日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十一次，共二小时五十分钟。他是在抢救的情况下看文件看书的：上下肢插着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文件和书是由别人用手托着。”

毛泽东最后一次看文件，是八日下午四时三十七分。在心律失齐的情况下，看文件时间长达三十分钟，这离他去世只有八个多小时了。

这天下午六七点钟，毛泽东的血压开始下降，医生采取各种措施维持他的生命。这以后的五六个小时，他已完全无法说话。当晚，他的血压继续下降，心电图显示只有微弱反应，没有明显的心脏跳动。入夜，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前往看望处于弥留状态的毛泽东。毛泽东这时还没有完全丧失神志，报告来人姓名时他还能明白。当叶剑英走近床前时，毛泽东忽然睁大眼睛，并动了动手臂，仿佛想同叶说话。叶剑英一时没有察觉，缓步走向房门。这时，毛泽东又吃力地以手示意，招呼叶回来。当叶剑英回到床前时，毛泽东用一只手握住他的手，眼睛盯着他，嘴唇微微张合，似乎有话要讲。但已说不出话来了。⑦

九月九日零时十分，经连续四个多小时抢救无效，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极其悲痛地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告人民书》说：

“毛泽东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同国内外、党内外阶级敌人的长期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篇章。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毅力，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病中继续领导了全党全军和全国的工作，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为中国人民、为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存的。他赢得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衷心的热爱和无限的尊敬。”“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⑧

同日，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等三百七十五人组成毛泽东治丧委员会。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有关毛泽东治丧活动安排的公告。

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播出后，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九月九日至十八日，全国各地和中国驻外使领馆及其他驻外机构下半旗志哀，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九月十一日至十七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毛泽东主席吊唁仪式，党和国家领导人守灵。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北京市等各方面负责人、在北京的国际友人、首都工农兵以及其他各方面的群众代表三十多万人参加吊唁，并瞻仰毛泽东遗容。六十多个国家和政党团体献了花圈。全国各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等基层单位，分别举行各种悼念活动。

九月十八日下午，首都各界群众百万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以最隆重的仪式举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下午三时，追悼大会开始。在悲壮的哀乐声中，全场肃立，向天安门前毛泽东的遗像默哀。接着，军乐团高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国际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大会上致悼词，他说：“几天来，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为毛泽东主席逝世感到无限的悲痛。伟大领袖毛主席毕生的事业，是同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中国人民，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翻身作了主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衷心地爱戴毛主席，信赖毛主席，崇敬毛主席。国际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都为毛主席的逝世而深切哀悼。”悼词回顾和缅怀了毛泽东的生平业绩，提出：“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悼词最后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⑨”追悼大会在庄严的《东方红》乐曲声中结束。

毛泽东追悼大会的实况，通过电视和广播电台传遍全国所有城乡。在工厂矿山，在行进的列车里，在江河海洋的轮船和军舰上，汽笛长鸣，人们就地肃立默哀。

二百多个国家、政党和组织及其领导人发来唁电、唁函，向中国党和政府表示深切哀悼，对中国和世界的杰出政治家毛泽东主席表示深深敬意。朝鲜等三十多个国家和政党举行了追悼活动，法国、坦桑尼亚等国家的一些城市街头出现上万民众的悼念游行。九月九日，联合国总部下半旗志哀。十日，联合国安理会为毛泽东主席逝世发出唁电。二十一日，在联合国第三十一届大会开幕式上，与会一百四十多个国家的代表为悼念毛泽东主席肃立默哀。

就在全国人民深切哀悼毛泽东的时候，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十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江青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持续十年的动乱。在这场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热烈欢呼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标志着党和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一九八0年八月，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当谈到毛泽东时，邓小平深情地说：“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他接着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又说：“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煞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⑩”

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成功地实现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决议》科学地评价和总结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指出：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决议》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概括为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在指出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上存在的两种错误倾向后，《决议》写道：

“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⑾

邓小平在起草这个《决议》时斩钉截铁地指出：“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⑿”

以后的十几年里，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经历改革开放的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蒸蒸日上，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迎来了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

这天，首都各界代表一万多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江泽民总书记在会上讲话。他阐述了纪念毛泽东的重要意义，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他说：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纪念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着，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坚持不懈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社会主义中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一派生机蓬勃。在这样的形势下，纪念毛泽东同志，回顾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到，正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中国，建立了开创性的、不可磨灭的功勋。”

“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接着，他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在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到社会主义新时代。一个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奴役的国家，变成一个享有主权的独立的国家。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一个除台湾等岛屿外实现统一的国家。一个人民备受欺凌压迫的国家，变成一个人民当家作主、享有民主权利的国家。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走向经济繁荣、全面进步的国家。一个在世界上被人们看不起的国家，变成一个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尊重的国家。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为我国迈向光明的未来奠定了坚实基础。”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深深地扎下了根。毛泽东思想是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建设、军事战略和国防建设，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党的建设等广泛的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宝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永远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行动指南。”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毛泽东同志在艰苦漫长的革命岁月中，表现出一个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得心应手的斗争艺术和驾驭全局的领导才能。他是从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伟大领袖，永远属于人民。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他的伟大品格具有动人的感染力，他的科学思想具有非凡的号召力。他和他的战友们所创造的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为世界一切正直的人们所尊重。他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和精神永远鼓舞着中国共产党人和各族人民，继续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前进。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毛泽东同志永远生活在我们中间，我们要认真学习他的科学著作，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我们党的骄傲，是我们国家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我们对毛泽东同志永远怀着深深的尊敬和爱戴之情！”⒀

斗转星移，世界和中国已经大踏步地跨入新千年和新世纪。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在世界最大的广场－－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作为新中国的象征、当年由毛泽东亲手升起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正面毛泽东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烫金大字熠熠闪光。广场南面，松柏环抱的毛主席纪念堂庄严肃穆，它年复一年地迎接着排着长长行列、从四面八方前来瞻仰的人流。广场北面，天安门城楼中央巨幅画像上的毛泽东凝视着前方，注视着他深爱的祖国和人民。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⒁

    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里对七千多名党政军领导干部讲过的一段话。

    今天，中国各族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百倍的信心和大无畏的气概，沿着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继续阔步前进。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坐落在北京西长安街北侧、和中南海比邻的北京电报大楼钟楼，每天都定时奏响这支庄严而雄浑的乐曲，仿佛是在深情地诵读毛泽东——这位二十世纪伟人的史诗般的人生篇章。

来源【专题：毛泽东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