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阁

    一九七五年二月三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离开长沙，一路东进，直驶江西省会南昌。他在这里停留了三天。二月五日，又由南昌启程继续向东，于二月八日到达他此次南下的最后一站－－浙江省会杭州。

     杭州，是建国以后毛泽东常去的地方。从一九五三年冬天首次来杭，他几乎每次南下都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有时一年要来几次。毛泽东自己说过，“杭州是我的第二故乡”。杭州的群山留下他二十年来无数次足迹。在这里，毛泽东曾写下《五律·看山》、《七绝·莫干山》、《七绝·五云山》这些咏山的诗作，还写过《七绝·观潮》、《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毛泽东传(八十一)：批评“四人帮”

    然而，这时的毛泽东，不仅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登山，就连出门散步也很困难。日渐严重的衰老和疾病，使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越来越不“自由”了。

     浙江，这时也处在严重的动荡中。自“批林批孔”以来，浙江地区派性复发，武斗频繁，成为全国最混乱的省份之一。一九七四年二三月间，周恩来曾就浙江问题几次批告王洪文、张春桥等，要他们抓紧处理解决。但同当地造反派关系密切的王、张两人却仍在暗中怂恿当地帮派势力继续挑起事端，破坏生产和社会秩序。就在毛泽东到达杭州前几天，浙江省委召开全省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精神。会议期间，造反派竟纠众闹事，冲进会场，在混乱中将省委书记谭启龙、铁瑛强行绑架。谭、铁两人挨了不少拳脚，省委开会的杭州饭店也被造反派占领了。幸好警卫部队及时赶到，抢回谭、铁两人。事情刚过，毛泽东来到杭州。负责接待的谭启龙、铁瑛在自身安全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不能不为毛泽东的处境深深担忧。

     毛泽东对这些情况已有所闻。到达杭州当天，他在见到谭、铁二人时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不是挨打了吗？”以后，他又多次听取谭、铁等省委领导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和全省工农业生产情况的汇报。当得知造反派借“批林批孔”到处兴风作浪、全省已有不少工厂停工、原是鱼米之乡的浙江不得不从北方调进口粮后，毛泽东“脸上表情凝重，他没有插话，只是听着，思索着”。①经过考虑，他同意浙江省委对当前局势的看法，并批准采取措施，制止该省造反派的胡作非为。

     毛泽东在杭州汪庄住了两个多月，主要是检查和诊断病情。虽然经过前段时间的休养，他的身体并不比在武汉、长沙时好多少：除了双目白内障、说话含混不清外，两腿还时常疼痛，脚也肿得很厉害，行动更加不便。医生建议他尽可能少看书、多运动，因不能外出行走就在室内适当做一些活动。为了诊治毛泽东的眼病，有关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提出多种治疗方案，努力阻止和减缓白内障的发展。眼科专家们一致主张他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看书和批阅文件了。毛泽东却只同意先治右眼，留出病状较轻的左眼坚持阅读和工作。

二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京成员召开会议，听取回京医生对毛泽东的眼部、部分脑干神经系统和心肺系统进行分别检查后提出的治疗方案的汇报，表示“完全赞成主席先治眼病的决定”，“政治局常委当负主要责任处理此事”。②

就在毛泽东离开南昌的当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的通知。这是经过毛泽东圈阅同意的。根据这个通知，新的中央军委常委会成员是：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原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主持人叶剑英，担任新的军委常委会主持人。

调整中央军委领导班子，是毛泽东不久前提出“军队要整顿”的一部分。尽管王洪文、张春桥也被列为军委常委会成员，但真正在军队日常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刚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邓小平。

这年一月中旬，在北京召开各大军区负责人座谈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在会上提出，要把整顿军队作为今后军委工作的一个“大题目”。一月二十五日，他又来到总参谋部机关，向团职以上的领导干部作《军队要整顿》的讲话。他指出：“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这个问题主要在干部。”“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现在是问题成堆”，“军队被搞得相当乱”。为此，邓小平强调：“军队要整顿，要安定团结，要落实政策”，“要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加强纪律性，提高工作效率”。

这是在四届人大以后，实际上主持国务院和军队工作的邓小平首次发表的重要讲话，锋芒直指“文化大革命”以来地方和军队普遍存在的“闹派性”的顽症。这篇重要讲话，打响了他领导全面整顿的“第一炮”。

接着，邓小平便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这个整顿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解放干部，也大大加快了步伐。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先后审定了几份对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文件，并对有关问题作出口头指示。其中包括：

二月十日，批准《中共中央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及其附件《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按照这个计划指标，一九七五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预计数增长百分之十一左右（其中工业增长约百分之十四左右，农业增长约百分之三左右）。在中央的《通知》中，首次向全党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③

二月二十七日，指示对在押的战争罪犯一个不杀，全部释放。他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指在押战犯。——引者注）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在具体政策和待遇方面，他特别交待：“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一百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④”三月十七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所提出的建议，决定对全部在押战犯二百九十三名实行特赦释放，并给予公民权。

当时负责组织工作的纪登奎回忆说：“到了七五年初，主席叫释放国民党战犯，先解决外部，后解决党内积案。在这个问题上，总理很积极。主席还批评专案工作人员：‘搞了这么多年，不能结束，好像你们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就没有成绩！’”“把战犯释放后，党内外呼声强烈：战犯都放了，那些老干部革命一辈子，应该释放。主席在杭州，来电话催，能不能快点办？是叫汪东兴打的，我记录的有两次。总理也催。那时受审查的干部还有二三百人，每人一大堆材料，要短期内结束，就是看材料也来不及。负责这件工作的是我、华国锋、吴德，我牵头。总理那时住在三〇五医院。我们向总理汇报，同总理一块商量。总理想了半天，说：‘先放人，后做结论。’‘凡只有口供、没有证据的，就相信本人交代好了。’‘主席批了二十几个案件，作为典型案例。凡是和主席批示相类似的，一律按主席的意见办，不要再请示了。’这些意见，别人不好说什么，在当时条件下也只能做到这样。痛痛快快地解决，条件还不成熟。”⑤

三月五日，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各地因派性发作，武斗不断，造反派阻拦火车，中断运输，破坏列车和铁路设施，造成铁路运输秩序混乱、许多地方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主要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经过邓小平同王震、谷牧、万里多次商议，中央起草了这个《决定》，提出加强管理、制止派性、实行纪律的五项整顿措施，以确保铁路运输安全正点，完成生产任务。邓小平在《决定》中增写：“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⑥

三月八日，毛泽东又批准《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按照毛泽东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和把人放出来的意见，提出：对于各类审查对象，均采取审查从严、处理从宽的方针，除极少数人外，绝大多数人均予以释放，并妥善安置。纪登奎回忆道：“这个报告，当时由我、华国锋、吴德签名，汪东兴是我们代签的，请总理审定。吴庆彤（当时任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引者注）来电话传达：总理已审查同意。三月六日，总理硬撑着出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这个报告，报主席。三月七日，汪东兴从京外某地来电话：毛主席看了报告，表示同意，还要看全部名单。七日当天，将全部名单和审查什么问题，汇齐送去。八日，主席在报告和名单上批了同意，直接退中办办理。这样，就放了原来关押着的三百五十人。⑦”据此，“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关押的几百名干部几乎全部解除监禁，许多人被安排工作或住院治疗。

在支持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的举措中，批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特别重要，成为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突破口。《决定》发出的当天，邓小平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讲话，进一步解释中央的《决定》。他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就是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提出的，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他说：目前全国工业生产形势值得引起严重注意。去年一年，工业生产情况是不好的。今年生产再搞不好，势必影响国民经济，影响党和国家的大局。“分析的结果，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讲话中，邓小平着重就加强集中统一管理、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性纪律性等问题阐明自己的看法。他尖锐地指出：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必须下决心加以解决。他最后表示：“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他工业部门会有帮助。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⑧

全国铁路会议一闭幕，新任铁道部部长的万里立刻率领工作组奔赴各地，对问题严重的路局集中力量逐个整顿，打“歼灭战”，大力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通过发动群众、铲除派性、严肃纪律、强化管理等措施，只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就使铁路交通这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老大难”问题迅速得到解决。到这年四月底，全国二十个铁路局除个别地方外，都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日装车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列车正点率普遍提高。铁路运输的有效整顿，影响和带动了其他相关部门，使一度下跌的工业生产明显改观，使人们感到“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多年积弊，只要有决心去整顿，是可以改变的，从而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巨大反响。

当邓小平有力地推进全面整顿的同时，“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仍是这时整个舆论宣传的中心。

二月九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公开发表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社论提出：“我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是一两次较量，而是长期的斗争。我们的任务，是不断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像列宁所说的那样，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⑨

二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十三条“语录”。这是张春桥、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选录编辑的。此前，中共中央在经毛泽东圈阅同意的《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中，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这类材料，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⑩

从二月底到四月中旬，现存档案中没有一件毛泽东的谈话记录或写有批语的文件。这种状况在以往是罕见的。这段时间内他的健康状况很差。就在这时，控制着全国舆论宣传工具的“四人帮”，借宣传“学习理论”的名义，掀起了一阵声势很大的反对“经验主义”的浪潮。

三月一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大谈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他说：全国解放以后，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在讲话中，张春桥没有一个字提到克服派性的问题，反而指责一九七二年前后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是“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并以要接受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教训为由，影射攻击周恩来在四届人大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①同一天，姚文元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也歪曲地引用毛泽东一九五九年写的一段话，强调“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并谎称：“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②

张春桥、姚文元在这个时候突出地提出批判“经验主义”，攻击的矛头明显地对着周恩来。在四十年代延安整风时，周恩来曾被批评“犯经验主义错误”。这以后，周抱着严于律己的态度，在这方面作过多次自我批评。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张、姚在此时打出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号，他们的用心不言自明。

“四人帮”利用他们操纵的舆论工具纷纷把“经验主义”作为批判的主要对象，在一些人中间制造错觉，仿佛这是“中央的精神”。三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写道：“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人，“很容易跟着修正主义路线走”。③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四月一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宣称“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④被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后沉默了几个月的江青也到处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⑤江青还把反“经验主义”问题正式提到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就此问题进行“交锋”，但受到邓小平的抵制。

这时，周恩来体内出现新的恶性肿瘤。经过研究，政治局负责周恩来治疗工作的小组成员（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同意医疗组关于在近期实施手术治疗的方案。三月二十日，周恩来亲自给毛泽东写信，详细说明自己几年来病情发展的过程，并写道：“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由于知道毛泽东目前身体情况不佳，周恩来还另写了一封信嘱咐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关于病情报告“或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⑥”过了几天，张玉凤从杭州毛泽东住地给周恩来打来电话，说：病情报告都念过了，主席很惦记总理，有几天睡不好觉。⑦

一个多月里，在南方的毛泽东已多次接到周恩来的病情报告，他自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这以前，几位功绩卓著的老革命家相继谢世，他们中有：张云逸（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彭德怀（十一月二十九日），滕代远（十二月一日）和李富春（一九七五年一月九日）。此后不久，又传来董必武在京病逝（四月二日）的噩耗。对于年迈多病的毛泽东来说，这些消息增添了他更多的忧虑。用他不久后的话讲，他感到党和国家面临着“领导危机”。⑧他常吟诵或听读一些中国古典诗词，大多是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们的咏唱，它们或激昂豪放，或悲怆凄婉。这些诗词，成为毛泽东用来排解内心复杂而又难以言状的情感的一种寄托。有时候，他也向身边工作人员介绍诗人的情况和历史背景，并详细讲解作品的内容。

四月的西湖，春花绽放，柳枝摇曳，雀跃莺啼。毛泽东住在这里已经有两个月了。

这时，从海峡彼岸传来一条消息：四月五日午夜，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因心脏病在台北士林寓所去世。对此，毛泽东只是平静地表示他知道了。以后几个月里，他同来华的外国客人谈话时，几乎每次都要提到这位曾经是中国人民反面教员的“蒋委员长”，并表示对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

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和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中日建交以后，祖国的完全统一成为毛泽东经常考虑的问题。一九七二年十月，他曾要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在前往美国纽约时，看望一下定居在那里的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驻美大使的顾维钧。他嘱咐章含之说：可向顾老先生介绍大陆的情况，邀请他回大陆看看；还要告诉他，统一祖国，是海峡两岸爱国人士的共同意愿。第二年春天，在得知章士钊愿意赴香港会晤老友、促进国共和谈后，经过毛泽东批准，九旬高龄的章士钊终于成行。⑨一九七四年五月，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谈到香港回归的日期时，他充满希望地指着邓小平对希思说：这是他们的事了。⑩步入暮年的毛泽东还时常吟诵一些主张统一、反对分裂、收复失地等内容的古代爱国诗文，表达自己未了的心愿。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三日，因准备会见来华访问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毛泽东决定启程返京。多年来，毛泽东与金日成之间有着特殊的友谊和交往。前不久，毛泽东过八十一岁生日，金日成特地送来贺寿礼物－－朝鲜苹果。当毛泽东得知他也患有眼病时，立即派出国内眼科专家赴朝为金日成看病，并亲自审阅有关诊治情况的电报。

当晚八时许，在工作人员搀扶下，毛泽东缓缓走出西湖汪庄一号楼，登车前往火车站。这时，住地的一些工作人员列队站在楼厅内外，送他离去。见到走路已十分困难、容颜苍老的毛泽东，一些前来送别的人泣不成声。毛泽东用疲惫的目光环顾一遍众人，无力地点点头，算是向大家告别。

这也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告别他的“第二故乡”——杭州。

四月十四日，毛泽东结束了他九个月的南方之行，回到北京。

稍事休息，毛泽东由邓小平陪同，在中南海会见金日成。双方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毫无拘束的交谈。毛泽东向金日成讲了自己和周恩来的病情，介绍并称赞在场的邓小平。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北京的最近情况，特别讲到江青等大批所谓“经验主义”的问题。邓小平表示，他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明确赞同邓小平的意见。四月二十三日，他在姚文元转送的一份报告上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

他又指出：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最后，毛泽东要求将这个问题在中央政治局“一议”。①他这里批评的“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其实“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显然是针对江青的。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于四月二十七日召开会议，传达这个批示。邓小平、叶剑英等在会上发言，用事实揭露和批评江青等一九七三年以来屡次伺机发难、把矛头对准周恩来等的行径。对“四人帮”发起的反对“经验主义”的宣传，邓小平更是气愤地指出：很明显，这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反总理的行动！江青等认为这次会议是对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围攻”，是一九七О年“庐山会议的再现”。会后，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攻击邓小平、叶剑英等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信中还说：“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②

江青也给毛泽东处打电话。接电话的张玉凤向毛泽东报告了。她当时留下一份有关这个情况的记录：

“一九七五年五月我向毛主席报告江青同志来电话说：这几天政治局开会对她进行围攻的情况（大意）。毛主席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以上谈话，毛主席当时没有指示传达。张玉凤记，一九七五年五月。”③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定亲自召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直接表明他的态度。

五月三日深夜，十几名政治局成员聚集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周恩来也抱病出席会议。这是毛泽东回京以后第一次同大家见面。

开会前，毛泽东同到会者一一握手，并关切地询问周恩来的病情。在同陈永贵握手时，他提醒陈永贵说：不要住在钓鱼台（指江青、王洪文等人住地。——引者注），那里没有“鱼”钓，你和吴桂贤都搬出来。

随即，毛泽东把话转入正题：

“多久不见了。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春桥那篇文章（应为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引者注），我没有看出来。只听了一遍，我是没有看，我也不能看书，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新华社的文件（指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引者注）），文元给我看了。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指‘四人帮’授意炮制的上海第一机床厂批‘经验主义十条表现’的材料。——引者注），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

他接下来说：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打手势）

关于团结问题，毛泽东进一步指出：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这次和庐山会议不同，庐山会议反对林彪是对的。”

在重申“三条原则”后，他说：

“其他的事你们去议，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一次会议解决不了。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会上，毛泽东还回顾党的历史，着重谈了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强调“不要看低教条主义”。他再次提到三十年代江西中央苏区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邓、毛、谢、古”事件，指着在座的邓小平说：“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④

最后，毛泽东同大家讲起古代三国的故事。谈到吴王孙权时，他让叶剑英当场背诵南宋词人辛弃疾的一首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

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生子当如孙仲谋。”

这又是一次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在长达两个小时的会议中，与会者主要是听毛泽东讲话。他讲的内容，主要是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他甚至把“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称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可见，毛泽东很清楚，这时十分需要由他本人出面，在政治局会议这样的场合，郑重地提出“四人帮”的问题。自然，毛泽东并不是要把江青等打倒。他一再表示不要操之过急，以及后来他对于“批评江青”的解释，⑤都说明了这一点。纪登奎也曾这样评论：“主席认为他们对批判刘少奇是有功的，并不想把他们打倒，但也没想让他们当头。⑥”毛泽东的本意，是想让大家在认同“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大前提下，促进党内首先是中央政治局内部的“安定团结”。会上，他旁征博引，谈古论今，也隐含着他对于“后事”的某种担忧。

毛泽东再次批评“四人帮”，这对支持周恩来、邓小平等，遏制江青等的气焰，起了关键性作用。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在医院同邓小平单独谈话，就贯彻落实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交换意见。当晚，周前往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进一步研究在政治局范围内学习讨论毛泽东讲话的问题。

随后，周恩来扶病用两天时间起草关于学习毛泽东理论问题指示和政治局工作等问题的意见稿。在谈到对“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等问题时，意见稿多处反驳江青等反对所谓“经验主义”的言论。周恩来还表示拥护毛泽东对江青等的批评，认为“有错误的，要有自我批评”，并“同意小平同志意见”，“愿自我批评的就说，说多少都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要强人所难”。⑦

江青等对召开这次政治局会议竭力拖延。在五月三日毛泽东批评江青后，周恩来因病不能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由王洪文负责召集，王洪文却一再推托，拖着不开。周恩来在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商量后，于五月二十一日致信全体在京政治局成员，说明前一时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反“经验主义”的经过，点明了即将召开的批评“四人帮”的政治局会议的主题，并提出：如大家同意，并请将此信转主席一阅。这封信转到张春桥处时，他写下这样的批语：“总理的信，有些话不确切。但我不反对报主席。”周恩来又致信张春桥，详细叙述了张、姚等提出反对“经验主义”的经过，并且写道：“我这段回忆的文字，不知是否较为确切。如果仍不确切，请你以同志的坦率勾掉重改或者批回重写，我决不会介意，因为我们是遵守主席实事求是和‘三要三不要’的教导的。”在事实面前，张春桥只好写上：“不再改了。”

到五月二十七日，经毛泽东批准，由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这时离毛泽东五月三日讲话已经二十四天了。邓小平在会上作了中心发言。谈到对毛泽东那次讲话的理解时，他说：主席这篇讲话，对于我们党非常重要，因为主席是对政治局讲的，是党的核心。主席提出要政治局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联系批评宗派主义、“四人帮”。这是很重要的原则问题，需要好好讨论。发言中，邓小平还驳斥了江青等对四月二十七日那次政治局会议的无理指责，指出：有人说这次会上的讲话“过了头”，还有人讲是“突然袭击”、是“围攻”。其实，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他强调，这里有三件事需要讲清楚：一是前年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二是批林批孔中又批“走后门”，三是学理论又提出批“经验主义”。倒是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不讲明白，没有好处。邓小平发言后，吴德、李先念、陈锡联等相继发言，批评“四人帮”的宗派活动。⑧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了三次会议，其他委员相继发言。叶剑英就邓小平上次会议讲话中提出的“三件事”作长篇发言，提出尖锐质问。六月三日，主持会议的邓小平表示：“讲多少算多少”。要将会议情况“给主席作报告”。⑨

几天后，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的邓小平向他汇报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反映了江青等的表现。毛泽东高兴地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又说：他们几个人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最后，毛泽东满怀期望地对邓小平说：“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回答：“在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毛泽东笑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十四日，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说：“这次会议上，大家主要对于‘批判经验主义’的问题，‘四人帮’的问题，‘以个人名义送材料’的问题，提‘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问题等，进行了批评。会上，春桥、文元同志对于在讲话、文章中提出反对经验主义有片面性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江青同志除了在四月二十七日会议上对批判经验主义问题上承担了责任、作了些自我批评外，这次会议上也谈了一下‘四人帮’的历史关系和工作上的关系。会后电话告我，她还要给主席写片面的自我批评。我在这次会议上对于在批林批孔、赞成批‘走后门’、两次大会没有向主席报告，对赞成‘批判经验主义’问题、‘四人帮’、‘不抓大事’问题上作了些自我批评。这次会议总的来说，开得一般。就我个人看，会议上对于四位同志（包括我）的自我批评是不满意的。”①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列举的受到批评的许多事情并没有向毛泽东报告，政治局多数人对他们的“自我批评”是不满意的。

六月二十八日，迫于压力的江青终于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交出一份书面检讨，说：“我对不起主席、政治局的同志们，更对不起小平同志。”她检查自己一年多来“所犯的错误”。其中包括：提出“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齐发”，“个人自作主张送材料”，以及讲“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等等。她在这份书面检讨中还写道：“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说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负主要责任，连累了他们三位同志受批评，是很对不起他们。以上的错误是严重的，是不符合主席安定团结和三要三不要方针的。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个人主义、主观主义作祟，缺乏自知之明，不谨慎，不谦虚”，“我有信心和决心遵照主席的教导、党的要求去改正错误。②”经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传阅后，毛泽东圈阅了江青的这份书面检讨。

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第一次向党中央写出书面检讨，对她长期以来不可一世的气焰是沉重的打击。

在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后，原来对他并没有很多了解的毛泽东一直在留心观察。王洪文在这个时期的表现，使毛泽东深感失望。他向周恩来、邓小平表示：王洪文政治上不强，“威望不高”。根据他的意见，王洪文于六月下旬被派往浙江、上海“帮助工作”。七月一日，叶剑英写信给毛泽东，建议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批示：“同意。③”从七月初开始，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由邓小平主持。这以后，王洪文再也没有主持过中央工作。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毛泽东同他进行了一次谈话。邓小平一开始就汇报：全国生产情况形势不错。钢没有完全达到指标，但是有希望。今年农业，夏粮是丰收了，秋粮还不错。接着，他又谈了解放干部问题、文艺政策问题。最后，他对毛泽东讲：都说我两次讲话叫复辟，说是刘少奇的班底又起来了，有人不高兴。毛泽东说：“再过两三年就好一些了。”邓小平说：“有人讲点，有好处，没坏处。”毛泽东说：“是啊，无非是挨骂。我历来就是挨骂的。”④

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再次取得同“四人帮”斗争的重大胜利。

一九七五年夏天，是“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少有的扬眉吐气的季节。人们发现，惯于颐指气使、惟我独尊的江青有很长时间没有公开露面。“中央开会批评江青”的说法也在社会上不胫而走。一时群情振奋。在这样的环境里，邓小平领导下的全面整顿出现了新的高潮。

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是在“三项指标为纲”的旗号下展开。他第一次提出这个说法，是这年五月二十九日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他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⑤”七月四日，他向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又一次谈了这个问题，并且强调：当前，我们有好多事要办，“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⑥

“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根据毛泽东几次讲话精神归纳出来的。它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很快成为这个时期同“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在以后几个月里，邓小平继续指导各个领域、各个部门果断有力地开展全面整顿，取得明显成效。

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在回北京后越来越坏，吃药也没有多少效果。“一九七五年下半年以后，在床上躺着的时间多，不愿意起来，以前在床上还是坐着多。一天也没有同几个人说话。⑦”但他仍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一面态度明朗地支持邓小平的工作，一面在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方面作过多次批示。

他为长期遭受迫害的原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诚写下这样的批语：“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并由此想起“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的原卫生部副部长、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第一副部长傅连暲。又写道：“傅连暲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⑧

他在原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的来信上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⑨”这年十月，他在一件关于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的材料上又批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⑩

贺龙长女贺捷生的一封来信六月七日经周恩来转给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对以前由王洪文主持商定的低调举行贺龙骨灰安放仪式的计划“设法补救”。毛泽东当即批复：“照总理意见办理。”在周恩来安排下，

重新确定了贺龙骨灰安放仪式的规格，周恩来扶重病出席仪式，亲致悼词。事后，毛泽东指示要关心贺龙家属。有关部门据此写出报告，详细叙述了贺龙亲属及友好遭受残酷迫害的情况。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视力不济的毛泽东是躺在床榻上听读这份报告的。听毕，他又戴上眼镜，将报告看了一遍。他“一会儿把报告放在胸脯上，一会儿眼睛望着卧室的顶棚。看完后，他非常难过地把报告放下，一句话也没有说，两行热泪滚落在枕头上……”①

此外，毛泽东还在陆定一、陈丕显、王恩茂、陶铸、李维汉等人的材料上作出批示，敦促有关方面抓紧解决他们的问题。这些材料大部分是邓小平送阅或报批的。

对其他“文化大革命”中的受审查对象，毛泽东也主张尽快释放。如对原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他批示：“林办各下级人员，责任较轻，不宜久在学习班。似宜早作结论，免于追究，分配工作，以观后效。②”他还对只是有“嫌疑”的受审查人员作出批示：“如无确证，只是嫌疑，则应释放，免于追究，以观后效。从实践中证明。③”他还要求有关部门“一律释放”在押的原国民党省、将级党政军特人员，并设法安排他们的工作。④

这段时间里，毛泽东更多关心的，是调整文艺政策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这正是江青等长期以来插手最多的“重灾区”，也是社会各方面特别注目的敏感领域。

在五月三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提出：“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把知识分子贬为“臭老九”的情况，他借用人们熟知的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的一句台词说：“老九不能走。”⑤

七月初，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时提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邓小平说：“现在文艺并不活跃。”毛泽东又说：“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⑥

毛泽东不满意文艺界的现状和对知识分子一概否定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江青说的。不久，他亲自找江青谈话，指出：

“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已经有了《红楼梦》、《水浒》，发行了。不能急，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文艺问题是思想问题，但是不能急，人民不看到材料，就无法评论。”

“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鲁迅那时被攻击（指二三十年代的文艺界情况。——引者注），有胡适、创造社、太阳社、新月社、国民党。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脱离群众。”“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⑦

在有关传达这次谈话的一封信上，毛泽东又批示，“我讲的不完全，至少应该提到鲁迅提倡削烂苹果一篇”。⑧这里，他用鲁迅提倡对那些“不是穿心烂”、仅是“有着烂疤”的苹果应该削着吃的生动比喻，进一步说明“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道理。

七月下旬起，毛泽东连续就文艺界有关人士的来信或材料写下批语，要求对文艺政策进行调整。来信的人（或材料涉及对象）有：长春电影制片厂编剧张天民（反映江青等人扼杀故事片《创业》）；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谢铁骊、摄影钱江（反映“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责难、压制故事片《海霞》）；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揭露“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消极抵抗毛泽东对影片《创业》的批示）；山东省章丘县某学校教工谢革光（建议已停刊多年的《诗刊》杂志复刊）；已故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夫人钱韵玲（建议举办冼星海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活动）；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建议抓紧出版《鲁迅书信集》和新版《鲁迅全集》）；作家姚雪垠（请求支持他继续完成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创作）等。

在这些事情中，反响最强烈的是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电影《创业》问题的批示。

《创业》是在银幕上塑造中国石油工人战天斗地形象的作品，被批准在一九七五年春节上映，受到观众的普遍欢迎。编剧张天民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但就在上映的第二天，有关领导做出几项决定：不继续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介文章；不出国；电视电台停止广播。并通知了全国各地。不久，北影负责人传达了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指出影片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政治上美化刘少奇，艺术上写真人真事，公式化概念化。要求查一查背景，并写批评性的评论文章。这使文艺界受到极大的震动，思想上比较混乱。⑨”为什么称《创业》“政治上美化刘少奇”呢？当时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四人帮”亲信刘庆棠在宣布《创业》十条“罪状”中竟这样说：“影片中三次笼统的提到党中央和中央首长，如毛主席著作‘是党中央派专机从北京送来的’、‘帐篷是中央从上海特调的’、‘中央首长和全国人民期望着我们’。这些显然有意无意地起了给刘少奇、薄一波之流涂脂抹粉的作用。⑩”其他指责大体与此类似。

给毛泽东读张天民这封信的张玉凤回忆道：“主席在听我读的过程中非常生气。听完后，即刻作了批示，并对我说了多遍：‘江青这个人不懂事，尽办些蠢事。’这一天，主席一直不高兴，不愿吃饭，也没有睡觉，一直无法休息。”①

毛泽东所写的批示，全文如下：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②

毛泽东的批示，语气严厉，明确具体，是对“四人帮”在文艺界倒行逆施的有力打击。这个批示下达后，江青一伙惊慌失措。江青一方面声称“不知道”“十条罪状”的问题，另一方面又斥责张天民“告我刁状”，是有人给他“出主意”。③在毛泽东批示的鼓舞下，长期以来备受压抑的文艺界的广大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增强了同“四人帮”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极少有人知道，毛泽东这时是在健康非常不好的情况下作出以上一系列批示的。四月中旬以后，毛泽东已有很长时间没有会见外国客人。六月下旬，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来华访问。毛泽东在病榻上写了一封信：

“加蓬共和国邦戈总统先生阁下：

尊敬的总统先生，听到阁下又到北京，感到十分高兴。理应迎谈，不幸这两日不适，卧床不起，不能接见，深为抱歉，请赐原谅。祝阁下旅途顺利。

毛泽东倚枕

1975，6，27”④

由于健康原因取消同外国首脑的会晤、并亲自向对方致函道歉，这对毛泽东来说还不曾有过。信是毛泽东自己摸索着写的。短短几行字，歪歪斜斜地写了九张纸。自然，这是一封当时不能公开的信。

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同意对拖延已久的白内障眼病施行手术治疗。当天下午，眼科专家唐由之为他的左眼作了针拨手术，前后只用了不到十分钟，手术非常顺利。第二天，毛泽东的左眼能看见东西了。在他的要求下，摘掉了本来需要戴几天的保护眼罩。第三天，毛就写下关于电影《创业》的批语。字仍写得难以辨认。在这前后，毛泽东还调看了“文化大革命”前创作的一些故事影片，如《雷锋》、《自有后来人》等，并给予肯定。

在调整文艺政策的同时，毛泽东十分留意国计民生方面的问题，先后对农产品价格、农村社队企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及国防、科技等工作作出具体指示。

这年夏天，由于连降暴雨，河南省南部发生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涝灾害，造成河堤溃决，水库坍塌，驻马店、许昌、南阳等地区三十多个县（市）严重受灾，当地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一天，工作人员给毛泽东读有关河南水灾的内部报道。当读到受灾某县仍有大批群众处于危难之中，解放军救援队伍赶到现场时已有几十名群众丧生，工作人员忽然听到抽泣声。这才发现，毛泽东眼中早已浸满泪水，面部表情极为伤感。为了避免术后的眼睛受到感染，工作人员用消毒毛巾为他擦拭眼睛。毛泽东自言自语道：“我这个人感情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不住伤心。⑤”

和过去一样，最容易牵动晚年毛泽东思绪情感的，仍是千千万万下层百姓的安危冷暖。

七月下旬做过白内障手术后，虽然毛泽东一只眼睛又可以看东西了，但为了保护视力，除重要文件外，毛平时要看的大量文件、书籍和报刊还是由身边工作人员读给他听。毛泽东平时的习惯，除了开会和找人谈话外，总是整天看文件、看书。看文件和工作累了，就广泛地浏览各种中外著作，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来调节一下。这些文件和材料，通常由机要秘书张玉凤来念。

后来，因为古典文学作品中古文多，张玉凤提出能不能从大学里找个教师来念。经汪东兴、张耀祠同意，从北京大学选了一位教师芦荻。毛泽东第一次见到她时说：最近眼睛不太好，请你念念古文，没有别的，好了就回学校，怕耽误你的教学。有一次，芦荻问张玉凤：“我有几个问题能不能问？”张说：“看主席高兴不高兴。”那时，毛泽东正要她读《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先读《水浒》。⑥张玉凤回忆：“七五年八月十四日，芦提出关于《水浒》一书学术界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但到一九七四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有人说《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很大。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后来又传说，主席有个讲话，其中提到了《水浒》，芦问主席是否是真的。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芦荻接着问主席，应该怎样读它？⑦”毛泽东回答芦荻的问题说：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毛泽东肯定了鲁迅过去对《水浒》的批评，认为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不真实。他提出：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⑧

当时在场的张玉凤回忆道：“接着我说，六四年在武汉我看《水浒》时，主席就对我讲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招安就是投降，替皇帝办事。可他们现在又都说这部书好，到底好在哪？这时，主席说：‘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员，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⑨”

这些，其实是毛泽东一向的看法，并不是这时才突然提出来的。“文化大革命”前，他曾要人找来金圣叹评点的《水浒传》，希望“再看看”被鲁迅批评的这个版本。⑩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他还在一次会议上也讲过：“《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⑾”毛泽东这次回答芦荻问他关于《水浒》评价的问题时，概括地谈了他历来对这部小说的评价。

芦荻把这段讲话整理出来后，经张玉凤送毛泽东看过并同意。因为毛泽东提出要出版三种版本的《水浒》，就要汪东兴把这个谈话送给分管出版工作的姚文元看。因为受到严厉批评而沉寂了三个来月的“四人帮”发现这正是一次“借题发挥”的好机会。姚文元在看到毛泽东对《水浒》这段评论的当天，立刻给他写信，提出要把毛泽东这段评论和鲁迅的评论一起都印在书的前面，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信中还就印发并宣传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以及出版三种版本的《水浒》提出具体意见。毛泽东阅后在信上批：“同意”。不久，他又批示发表姚文元送审的题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的《人民日报》社论。

得知毛泽东谈话和批示内容的江青立刻活跃起来。她先是对一些同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大谈所谓评《水浒》的“现实意义”，声称“《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⑿她所说的“有人”，显然是指邓小平。久未“露面”的她，在九月初又出现在各种公开场合，到处散布这类言论。一时谣言四起，弄得人心惶惶。

九月中旬，国务院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农业问题。到会的有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以及各方面的代表共三千七百多人。在九月十五日的开幕式上，邓小平发表讲话说：

“这是一次重要性仅次于或相当于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的会议。为了完成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上重申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正视目前落后的现状，并下大力气解决农业现代化的问题。”

“从明年起，二十五年，我们赌了咒，发了誓，要干这么一件伟大的工作，这真正够得上是雄心壮志。我们相信大家能办到，但是不要疏忽大意，不要以为轻而易举。”

“现在全国存在各方面要整顿的问题。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地方整顿又有好多方面，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①

这是邓小平对他力主的“全面整顿”思想的系统阐述。他所谈的“雄心壮志”也是十分鼓舞人的，在人们心中燃起热烈的希望。

会上，江青却大谈同会议主题毫不相干的评《水浒》和“两条路线斗争”问题。她危言耸听地说：评《水浒》不单纯是文艺评论和历史评论，它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宋江收罗了一帮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占据了各重要岗位。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②对江青这些话，很多人感到莫名其妙。讲完后，江青还要求播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认为有必要直接向毛泽东反映这些问题。九月二十四日，在陪同毛泽东会见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最近工作。当谈到江青在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时，毛泽东气愤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上边（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引者注）。③”他还明确指示，江青讲话的“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④

毛泽东的态度，表明他仍然信任邓小平并继续支持他的整顿工作。

根据邓小平一系列讲话精神，有关部门先后草拟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和《论全党全国工作的总纲》等重要文件，推动各条战线的全面整顿。从这年下半年起，国民经济情况继续好转，工农业生产各项主要指标稳步上升。一九七五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七，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十五点五，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三点一。

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实质上是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种种“左”的错误做法，进一步落实党的正确政策，大力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进而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逐步走上正轨。正如邓小平回顾这段历史时所说：“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又说：经过整顿，“局面就大不一样”。⑤

出人意料的是，已经明显见效的良好局势，却在很短时间里陡然逆转。

一九七五年九月下旬，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来到他的身边。毛远新那一年三十六岁，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文化大革命”时期参加造反派，后来担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他是毛泽民的儿子。毛泽民一九四三年在新疆被军阀杀害，所以，毛远新小时候在毛泽东家住过，毛泽东在下一代亲属中比较喜欢他。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毛远新因为他父亲牺牲在新疆的缘故，随中央代表团从北京前往新疆，参加祝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的活动，十月十日回来路过北京时留下了，成为病势越来越重的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非正式“联络员”。

毛远新同江青等在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上是一致的。由于毛泽东那时不愿意见江青，而毛远新可以经常见到毛泽东，他在许多问题上起了“四人帮”所不能起的作用。

九月二十七日和十一月二日，毛远新两次向毛泽东汇报辽宁省情况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他特别提出：这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担心中央，怕出反复。⑥”他还说：“七五年国务院开的务虚会，辽宁省有两个人参加，他们把讲话稿带回去，我看了，觉得国务院几个副总理讲话有些问题。特别是中央七五年四号文件（指《中共中央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此件经毛泽东圈阅。——引者注）发下去以后，群众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说，形势刚好，社员积极性也起来了，看了四号文件不理解，有情绪，还问主席知道不知道。”

毛远新这些话，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在他看来，毛远新一直在地方工作，比较接近实际，对事情的看法比较“客观”。何况，他对毛远新还有一份特殊的亲情。

这时，又发生另一件事：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给毛泽东写信，就迟群（校党委书记）和谢静宜的工作作风和思想意识等问题向毛泽东告状。信是通过邓小平转交的。刘冰等一共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是八月间写的。毛泽东看过后，指着放文件的桌子对秘书说：“先放着。”第二封信是十月间写的，毛泽东看后，要秘书把第一封信找出来，又看了一遍。这件事引起毛泽东很大不满。他认为，刘冰等的意见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甚至要算账的一批人的态度？

毛泽东把这些事情联系起来，对毛远新说：

“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你找小平、东兴、锡联谈一下，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你要帮助他（指小平同志）提高。”⑦

这是一九七三年邓小平复出以后，毛泽东第一次用这种口气批评他，并且把事情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这里，根本原因还是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认为它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必要的，担心有人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随着他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这种不安和担心也越来越强烈。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特别是一九七五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和领导全面整顿以来，毛泽东一直称赞并倚重邓小平。希望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由邓小平出来解决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把党和国家治理好。当邓小平几次同江青等斗争时，他都给邓小平有力的支持。即使“四人帮”多次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依然继续支持邓小平。但毛泽东不能容忍任何从根本上否定这场“大革命”的事情发生。

这以前不久，毛泽东在十月十九日会见外宾后同李先念、汪东兴等谈话时说过：“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迟群是反革命吗？有错误，批评是要批评的。一批评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谢是带三万工人进清华大学的。迟群我还不认识哩。”他又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你们告诉小平注意，不要上当。小平偏袒刘冰。你们六人（小平、先念、东兴、吴德、小谢、迟群）先开会研究处理。此两封信（指刘冰等同年八月和十月的两次来信。——引者注）印发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华大学可以辩论，出大字报。⑧”二十三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讨论了毛泽东的谈话，决定按照他的意见，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二十七日，邓小平、李先念、吴德、汪东兴向毛泽东写了报告，里面还说到：“其中主席对小平、江青同志批评的内容，建议不传达。”毛泽东在这句话下面画了一条线，写了一个“对”字。⑨十一月初，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到清华大学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意见。全校展开“教育革命”大辩论，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

十一月二日，毛远新根据毛泽东的吩咐同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一起谈的时候，双方顶了起来。邓小平说：你（毛远新）的描述，中央整个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而且是在所有领域都没有执行主席的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⑩同时，邓小平也表示愿作自我批评。

三日，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四人谈话的情况。毛泽东并不完全感到意外。他说：“你没有精神准备，他也没有料到，顶了起来。你有理，顺着不好，顶了他，这就叫帮助。”“他要有个转弯。”“扩大一点人：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张春桥。八个人先讨论，吵也不要紧，然后政治局再讨论。”“讨论限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做个决议。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你们八个人先讨论。一次开不好，两次，三次，不要着急。”①

四日晚上，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八个人第一次讨论的情况，说“他们对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以来意见也很大”。当汇报到汪东兴讲“主席一个时期批评这些人，一个时期批评那些人，为的是在路线上一致起来，不要一批评就要打倒似的”时，毛泽东点头，说：“对，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远新请示会议的开法。毛泽东说：“会议还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他（小平同志）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他还交代：会议的情况“不要告诉江青，什么也不讲”。②

从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这时对邓小平的批评并不是要打倒他，而是为了统一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求得在路线上一致起来。对“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不能批评，但一定要肯定它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要由邓小平主持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这样，既可以用来统一认识，又可以给邓小平一个台阶，便于他“有个转弯”。但是，毛泽东没有想到，邓小平不接受这个要求。邓小平委婉地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为理由，拒绝主持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这使毛泽东感到十分失望。

纪登奎谈他当时直接观察的印象，也反映出毛泽东那种矛盾心态。他说：

“毛主席本想‘文革’两年就结束了，没想到驾驭不了啦，已经九年了。要安定团结，但要给‘文革’做个结论，没有结论收不住。林彪事件后，已经证明‘文革’在理论上、实践上失败，毛主席的头脑中是打问号的。小平执政，一系列措施触及‘文化大革命’。刘冰写信的事发生以后，毛主席的意思，你要写个决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他还定了口径：三七开。小平婉言拒绝了，说我是桃花源中人，不了解。”③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对这段复杂经历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政治局召开会议，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十七人会议，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个会议，在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这一问题上，统一思想认识。会前，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中央作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个‘决议’的基调应该是：对于‘文革’，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作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作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小平改变观点。毛泽东对邓小平，真应该说是‘仁至义尽’了。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地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毛泽东实在是太老了，太疲（倦）了，这一番‘安定团结’的政治格局，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所进行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想再变动了。但是，令毛泽东悲哀的恰恰却是，邓小平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的人。在毛泽东这样殷切的期望下，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邓小平的意思说得明明白白，九年‘文化大革命’，他被打倒了六年，作为一个脱离运动的‘世外’之人，对于‘文革’，他既没有参与也‘不了解’，因此‘不适宜’由他来写。其实，最根本的，他不愿意违心地主持写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④

毛泽东觉得，这件事不只是邓小平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相当多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他写道：“过去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一些老同志打个招呼，如周荣鑫、李昌、胡耀邦、胡（指胡乔木。——引者注）、刘冰、李井泉等几十人也要打招呼。”⑤

后来，毛泽东又考虑要扩大打招呼的范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就是政治局会议对邓小平进行错误批评的第二天，仍主持政治局会议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报告说：“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一百三十六人的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⑥”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中讲到：中央认为，毛主席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但这个《讲话要点》中传达的毛泽东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指示只有这样几句话：“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其中并没有提到邓小平的名字，“打招呼”的活动仍由邓小平主持，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还是留有很大余地的。

毛泽东接到邓小平报告后，第二天批示：“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⑦”但毛泽东很快又想到：本来是给老干部“打招呼”的会，如果有青年人参加，又会增加许多复杂因素。第三天，他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说：“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⑧”可见他对这件事怎么做，态度相当慎重。

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由邓小平宣读这个《讲话要点》。但许多老干部的思想并没有因此而被“打通”，他们仍认为邓小平是正确的。原军事学院院长、当时担任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的张震在一次会上见到邓小平。张震回忆道：“他虽然沉默寡言，但表情依然十分坚毅。我问他身体好吗？他说：‘还好。’我说：‘你多保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小平同志沉思着，没有吭声。我想，他一定明白了我话中的意思。⑨”

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把这个《讲话要点》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党委常委。“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迅速展开，全国局势重新陷入混乱。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仍没有将权力交给“四人帮”，还要邓小平暂时继续主持工作。本来，邓小平是在王洪文离开北京后接替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十一月十五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洪文同志已经回到北京。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请主席批示（由东兴同志通知）。⑩”毛泽东当天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⑾”“批邓”已经开始，但中央日常工作以至批评邓小平的会议暂时仍要由邓小平主持，这实在是很少见的事情。十二月十日，毛泽东对毛远新说：“江青当了政治局委员，什么也不懂，还板着面孔训人，架子那么大，要人家当奴隶。⑿”十二月二十七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说：“盼望在主席认为方便的时候，让我去看看你。⒀”毛泽东当天批示：“我近日有些不适，以不见为好。⒁”

给江青写“以不见为好”这个批示的前一天，是毛泽东八十二岁生日，是毛泽东所过的最后一个生日。那天，工作人员发现他有些心不在焉，好像心事重重。应该说，“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及它所导致的动荡局面，并不是毛泽东希望看到的情况。他的体力已日趋衰竭。他的心境也陷于难以摆脱的深深矛盾之中。

来源【专题：毛泽东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