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东欧国家选择了全盘西化的道路，而中国选择了继续走自己认定的道路。两种不同的选择自然产生了不同的效果。过去的20年中我几乎走遍了所有的东欧国家，也和东欧的各种人士有广泛的接触和交谈，自然有所感悟，有所感叹。记得2006年夏天的时候，我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德国小镇埃姆见过一场白俄罗斯演员用俄文表演的独幕话剧，那是只有一个演员表演的那种真正的独幕剧。表演不是在剧场进行，而是在我下榻饭店一楼的咖啡厅内进行，五六十个观众，一边喝咖啡，一边看演出。话剧的名字叫《穿牛仔的一代》。西方国家把白俄罗斯看作是欧洲剩下的最后一个“专制”国家，而这个话剧是“反专制”的，在白俄罗斯被禁演，所以现在就在欧盟的资助下，在欧洲各地巡回演出。因为有英文字幕，我看懂了这个话剧。
剧情非常简单，一个白俄罗斯的青年男子，非常向往西方，起初是收集西方游客使用过的色彩缤纷的塑料袋，向自己的朋友炫耀，后来开始倒卖西方的牛仔裤。一次在与外国人换美元时，被警察抓去询问。最后他又参与了反政府的示威，被投入监狱。他躺在监狱里做了很多梦，梦到监狱外美丽的田野，梦到监狱的厚墙倒下了，梦到了当年为反对苏联入侵而在布拉格温瑟拉斯广场自焚的捷克青年。最后，他终于走出了监狱，嘴里嚼着口香糖，右手举着一根长长的木杆，上面挂着一件牛仔衫，象征了反专制统治的旗帜，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
40分钟左右的短剧结束，男演员和我一边喝咖啡一边聊了起来，他见我来自中国，不无好奇的问：“能不能坦率地问你一个问题？”我说：“越坦率越好。”“中国和这个话剧描述的情况一样吗？”我笑了：“还真不一样。你可能还不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牛仔服生产基地，中国愿意持有美元的人数也在锐减，因为美元越来越不保值呀。”他觉得有点儿不可思议，我建议他最好自己去中国看一看。不过我也对他说：“我理解您的这个故事，中国也经历过商品极度短缺，文化生活极端枯燥的岁月，很多人当时也把西方想象得无限美好，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和东欧采用了不同的变革方法，各有利弊，我个人觉得中国的方法略胜一筹。”他半信半疑地看着我，然后说：“以后一定要去中国看看。”
东欧当年剧变的原因很多，但对多数普通老百姓来说，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日常生活消费品的匮乏和文化生活的枯燥。我1986年曾随一位中国领导人访问罗马尼亚，当时的罗马尼亚电视节目非常单调，以齐奥塞斯库的活动和没完没了的会议为主，电视机也都是罗马尼亚国产的，质量很次，国宾馆的电视机，也只能雾里看花。我还抽空去了布加勒斯特最繁华的百货商店，看到人们排着长队购买日用品，走近一看，顾客在抢购上海生产的美加净牙膏。后来我又有机会，坐车从维也纳去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瓦，入境的一瞬间就感到强烈的反差：路灯昏暗、道路狭窄、人的穿着土气，我在布拉迪斯拉瓦第一次看到欧洲还有这么多的穷人，三个五个穿着邋遢呢大衣的斯洛伐克男人挤在火车站餐厅喝土豆汤，吃黑面包，整个斯洛伐克首都最大的中央车站餐厅，就提供这么一种怎么也无法使人产生食欲的“菜肴”。当时的波兰的情况要好些，但消费品种类也少，款式陈旧，商店的橱窗布置简陋，卖水果的商店就在橱窗上画一些苹果，街上跑的都是东欧自己生产的简陋的甲壳虫小车。
当时的东欧社会主义，尽管有“铁饭碗”和各种福利制度（这也是现在不少人怀念那个时代的原因），但整体经济实力和物质生活水平明显不如西方，前面白俄罗斯话剧中所描绘的西方的塑料袋、口香糖、美元，都是西方更为优越的物质生活的符号，中国七八十年代也有类似的经历。东欧后来的政治危机也源于经济形势恶化。从1980年代开始，波兰经济走下坡，失业剧增，导致了席卷全国的罢工浪潮。虽然东欧国家在70至80年代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改革，但总体成效有限。与西方相比，他们在物质生活上的差距还在拉大，引起了这些国家人民的强烈不满。这也给西方很大的心理优势和政治话语权。
当时的苏联和东欧流传着很多关于物资匮乏的政治笑话，一个人们反复引用的经典笑话是：一天，集体农庄庄员一万在河里捉到一条大鱼，高兴地回到家里对妻子说：“看，我们有炸鱼吃了！”妻子说：“没有油啊。”“那就煮！”“没锅。”“那就烤！”“没柴。”伊万气得把鱼扔回河里。那鱼在水里划了一会儿，跳跃了起来，激动地高呼：“勃烈日涅夫同志万岁！”从这个角度看，中国30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物质极度匮乏到经济空前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改善，其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邓小平说过：不发展经济，不搞改革开放，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能是死路一条。东欧大致就是这样走上死路的。
当然，东欧共产党政权相继垮台还有其深层原因，例如，这些国家的政权存有先天的不足：这些政权（除了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外）几乎都是二次大战后靠斯大林为首的苏共扶持上台的，国内群众基础薄弱。邓小平1989年对访华的泰国总理差猜曾这样解释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区别：“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22年仗建立起来的，建国后又进行了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不可能取得胜利。这样一个国家随便就能打倒了？不可能。不但国内没有人有这个本领，国际上也没人有这个本领，超级大国、富国都没人有这个本领”得之易，失之也易，这是生活中的规律，也是政治中的规律。
另外，东欧的经济改革普遍没有中国走得远，思想僵化了，始终未能突破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这个意识形态的紧箍咒，政治话语也大都从苏联教科书批发而来，没有多少自己原创的东西，对本国老百姓没有吸引力和说服力。1989年，控制东欧政治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自己乱了方寸，在强大的西方话语面前毫无招架之力。被西方话语彻底击败。至此，东欧共产党政权纷纷下台就是意料中的事了。经济上没搞好，政治上失去了自信，最后自然也被自己的老百姓抛弃。
东欧剧变至今过去20多年了。这些国家近况如何?人民生活得怎么样？他们的民主质量如何?有没有什么中国可以汲取的经验教训？我十分关注这些问题。从2000年开始，我走遍了几乎所有的东欧国家。总体上看，东欧国家中，阿尔巴尼亚和摩尔多瓦还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政治上采用了西方模式，经济上仍然非常落后，这两个国家至今还属于欧洲最穷的国家。2001年，我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乘飞机去阿尔巴尼亚访问，坐我边上的是一位50多岁的沙特阿拉伯工程师，叫阿卜杜拉。他说他想去地拉那看看，如可能的话，准备买套房子，晚年可以在此退休。我问他为什么选择阿尔巴尼亚，他说，阿尔巴尼亚是穆斯林国家，房价又便宜，以后还可能加入欧盟。我微笑地点点头，理解他的天真。我们抵达了地拉那，排着长队，耐心地等候阿尔巴尼亚边检人员为来访者一个一个地手工进行登记，因为没有电脑，一切都非常慢，阿卜杜拉朝我直摇头，说：“我在这里买房子的念头开始动摇了。”等我们坐着破旧的计程车一起上了通向地拉那的坑坑洼洼的公路，他说：“太没意思了，我明天就离开。”我倒是在地拉那高兴地逗留了3天，还去了港口城市杜拉斯。阿尔巴尼亚人热情好客，很多人还记得当年给予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甚至给我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东欧其他国家的发展程度要高得多。在1989年剧变之前，大部分东欧国家已属于中等水平的工业化国家，其特点是农村人口一般都低于30%，其中比较富裕的是东德、捷克、匈牙利，较穷的是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这些国家经过剧烈的市场化改革后，经济最终都复苏了，并有了相当的发展，特别是已加入欧盟的8个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但是在2008年开始的金融海啸中又遭重创。这8个国家，我走了7个，但也只是去了他们的首都，难以和中国作一个全面的比较。应该说这些国家的首都还算繁华，人们的生活水平比20年前提高了不少，欧盟的各种财政援助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如果拿这些城市和上海等中国沿海城市比较的话，或者和重庆这样迅速发展的内地城市相比的话，无论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商业的繁华程度、市民的消费水平、新建筑的规模、式样和质量以及人的精神面貌，上海和重庆都明显胜出。总体上，我觉得中国的发达地区和内地的一些大城市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东欧多数城市的水平，但整个国家要达到东欧今天的水平还需更多的时日。
中国与东欧最大的差距还是在市民文化方面。无论是办事排队还是开车上路，人家做得比我们更有规矩。在市民文化方面，东欧的历史比我们长，像布拉格、布达佩斯、里加等城市，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高级公寓、别墅和咖啡馆随处都有，市民文化传统延续至今。
至于这些国家1989年以来的政治发展，我只能说路途很不顺利，效果也不如人意，甚至可以说，家家都有难念的经。这也再一次证明：一种新政治制度的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艰巨的过程，需要时日，才能逐步健全，甚至有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而迟迟健全不起来。20来年过去了，尽管有欧盟大量的资金投入和专家指导，这些国家宪政的架子都有了，民主的形式也存在了，但就是没有产生多少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一大批自私自利的政客在那儿争权夺利，导致东欧百姓普遍对自己的政府失望，连欧盟对这些国家的民主进程也相当失望。本国百姓也好，欧盟也好，原来都以为，只要政治制度一变，一切都会变好，结果谈何容易。革命是浪漫的、兴奋的，热血沸腾的，但革命后人们发现旧的习惯和行为方式仍然根深蒂固，甚至丝毫未变，社会深层次的变化是非常缓慢的。
根据2008年初欧洲权威机构Eurobarometer公布的民调，大部分东欧国家人民对自己政府的信任度均非常低:保加利亚为16%，波兰为17%，拉脱维亚为19%,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捷克为21%,远远低于今天的中国。欧盟老成员中，惊呼上当的不少，一些东欧国家为了加入欧盟，进行了改革，但一旦拿到了欧盟的入场券，各种改革就停滞了，反而把自己的很多原来的问题带入了欧盟。但有意思的是，这个民调也表明，这些东欧国家民众虽然对自己选出的政府不信任，但对欧盟却相当信任，这种信任度普遍超过了50%，超过了老欧盟成员国人民对欧盟的信任度。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东欧这些国家的政府，理论上是人民直接投票选举出来的，但是人民最后反而对他们不信任，而欧盟则是一个非经选举产生的机构，但东欧的人民对其则比较信任。实际上，美国也是这样，人们对当年未经选举产生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信任远远超过对选举产生的美国国会议员的信任。就东欧来说，这不是坏事，因为选举产生的政府往往上台不久就使人失望，而在他们的上面有个欧盟来管一管，这些投机政客有时不得不收敛一些。这种上面有个“帽子”的政治安排往往效果不坏：泰国的国王，东欧国家上面的欧盟，香港上面的中央政府，在一些关键的时候，都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就是邓小平谈到香港时曾讲过的话，有些干预恐怕还是必要的，关键要看这些干预是否有利于香港人的利益。
这里还要提一下台湾。众所周知，陈水扁主政的8年，大搞民粹主义，族群分裂，还有两颗子弹的丑闻，贪腐现象有增无减，但英国《经济学人》下属的EIU发表了一个民主质量评估指数，认为东欧国家民主的品质普遍还不如陈水扁时期的台湾。这个评估把台湾民主排在第32位，而上述的东欧国家中只有捷克超过台湾，排在第18位，其他均排在台湾之后：爱沙尼亚为第33位，匈牙利第38位，斯洛伐克第41位，拉脱维亚第43位，波兰第46位，保加利亚第49位，罗马尼亚第50位（见EIU Democracy Index 2006）。如果这个评价是公正的话，人们就可以想象这些东欧转型民主国家的品质了。
即使是相对表现较好的捷克，其民主品质也有很大的问题。我2006年底，到布拉格访问，12月23日抵达饭店，打开电视才知道捷克已经整整100天没有政府了。议会内两派旗鼓相当，互不让步。而政治人物一个接一个地陷入贪污丑闻。先是总理卷入了腐败丑闻下台，他的接班人又被议会罢免，但拒绝下台，挺了几个星期；他后面的一个叫托波拉内（Mirek Topolanek）的，10月份被任命，但因为议会是101票对100票，他的任命一直得不到批准。捷克是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1000万人口的小国，如果是发展中国家，碰上这样的事，恐怕国家就要解体了。
波兰政治也很有意思：2005年的大选，选出了卡钦斯基当总统，但不久他孪生的哥哥就当了总理。我在布鲁塞尔见到欧盟的官员，他们私下一谈到这对双胞胎，总是带点儿苦涩的尴尬，布鲁塞尔一家报纸干脆出版了一幅漫画，调侃了一下两兄弟：波兰不停地克隆出一个又一个长相一模一样的新领导人，让人看了忍俊不禁。其实这也无妨，关键是兄弟俩奉行的政策很令欧洲头疼:他们先是高举民族主义大旗，要和德国算二次大战后还没算完的账，后来又提了在波兰禁止同性恋、恢复死刑、扩大天主教会影响等主张，使欧盟老成员一下子不知所措，因为欧盟很多国家已经把保护同性恋的权利看作是核心人权。
波兰一位政治学者对我说：我们的政府代表了波兰的极右势力，搞“政治正确”，提出了一个新的法案，要追查每个人在过去共产党时期的表现，抓出共产党的合作者，反对党说这等于是麦卡锡主义，恐怕会使今天波兰的数十万的教师、学者、专家等专业人员的前途受到影响，对波兰有百害而无一利。
斯洛伐克是东欧变化比较快的国家。十分健谈的斯洛伐克前副总理伊万•密克罗什对我说：“改革不容易，我完全理解中国今天的成绩，这是来之不易的。”密克罗什是个经济学家，曾在斯洛伐克政府内两度担任副总理，因为推出了征收统一的19% 所得税（企业和个人所得税都降为19%）而名噪一时。他告诉我：“我们改革的一条经验就是：有很多事情一定要先做后说。先说了，就做不成了。”但即使这样，在2005年的竞选中，他所代表的党输掉了大选，反改革的党赢了。但反对党上台并没有推翻所有的改革（如他们竞选中所发誓的那样），而只是推翻了前政府“不太受人欢迎的医疗改革”。对于斯洛伐克选出的新政府，最反感的是欧盟，因为新内阁包括了一些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如Jan Slota ，他公开仇视斯洛伐克的两个主要少数民族：匈牙利人和吉普赛人，称匈牙利少数民族是“丑陋、罗圈腿，骑在令人可憎的马上的疑似蒙古症患者”。密克罗什对我说：“亏得上面有个欧盟，使这些激进分子在国家政策方面还不敢走得太远。“
一般认为匈牙利是一个比较成功的转型国家。但2007年却爆了关于“骗子总理”久尔恰尼的争议。这个年轻的总理在2007年5月执政党的一次内部讲话中坦承：“我们搞砸了，不是一星半点儿的糟糕，是糟透了！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比我们干得更蠢了……在我们执政的四年里，政府拿不出引以为傲的业绩。我们该如何向选民交代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采取了一切措施保证使这个秘密在大选之前不被泄露出去。过去2年里，我们一直在撒谎。”这段话后来在网上被披露出来，匈牙利举国哗然。本来大家都以为匈牙利是东欧国家转型最成功的，结果并非如此。匈牙利老百姓本来对实际生活水平停滞不前早就有怨言，特别是为了加入欧元区的紧缩财政，提高税率，引发了广泛不满。于是这个本来东欧最平静的国家开始了几天骚乱，首都上万抗议示威者到布达佩斯议会门口请愿静坐要求总理辞职，发生了东欧剧变以来最大的警民冲突。匈牙利的物价水平和西欧国家不相上下，但一般的退休金每月才200欧元。对于匈牙利的政治乱象，匈牙利历史学家海斯勒有一句很到位的评论：匈牙利人缺乏“政治文化和妥协的智慧”，所以今天的匈牙利是“一个深深分裂的社会”。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是欧盟新成员中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虽然加入了欧盟，但距离欧盟的各项标准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腐败问题非常严重。 索非亚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我们最大的政治问题是官员腐败，最大的社会问题是人才外流。”保加利亚加入欧盟前，进行了很多面子上的改革，加入之后，改革派就被赶下了台。我的一位保加利亚研究生对我说，新上台的总统是原来的共产党，“普京给他一个电话，他就和俄罗斯签署了天然气管道协议，欧盟很不高兴。”罗马尼亚政治丑闻也不断，2006年罗马尼亚总统巴塞斯库遭到国会四分之三的议员反对而被罢免，但总统不久又通过全民投票，保住位子。罗马尼亚政治恶斗，是老百姓对政府失望的主要原因。
立陶宛是一个我比较喜欢的国家，也是东欧为数不多的可以看到笑容的国家。维尔纽斯是个充满生气的城市，这个国家又被称为波罗的海的西班牙。立陶宛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是如何处理和俄罗斯人的族群关系。“我们和俄罗斯人的一般相处没有问题，如果说有什么分歧的话，那就是他们不愿意学习我们的语言，这是对我们的不尊重。”一位当地学者对我说，“苏联的时候，俄罗斯人要拍故事片，要选欧洲的背景，就到波罗的海三国来，要尝尝正宗的欧洲咖啡，就要到维尔纽斯或者里加来。”俄罗斯人在这些国家实际上是二等公民，没有投票权，要加入立陶宛籍才有能投票，而加入国籍必须通过当地的语言考试，而语言考试难度很大，政府就用这个办法来限制俄罗斯人入籍。“我们不能给他们投票权，否则我们又要失去自己的祖国了。”这位学者对我说。民主是很现实的。瑞士外国人的比例，占人口的五分之一，也没有投票权，就是怕改变国家的性质。
拉脱维亚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没有笑容。商店的服务员，理发店的理发师，旅馆的接待员，都没有笑容。另外就是女性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我的导游丽娜说，“历史上历史上外国人统治了我们800多年，所以这儿的人笑容就少了。男人少，是因为过去的战争，还有就是酗酒死的，开车死的，我们的男人心理不成熟，男人的自杀率是世界最高的地方之一。”拉脱维亚的一位报社编辑对我说，“在波罗的海三国中，我们拉脱维亚人的特点就是抱怨多。所有老百姓都抱怨政客，所有政客都在抱怨欧盟。在所有东欧国家中，对欧盟支持率最低的是拉脱维亚。”谈到拉脱维亚的国内政治，她说了句很有意思的话:“我们这儿的说法是，一到9月份，问题都来了。”9月就是议员们休假结束，议会开始工作的时候。像拉脱维亚这样的东欧国家，采用了西方竞选制度，老百姓前三天新鲜，之后就是普遍的厌倦，而厌倦的原因是竞选上来的基本上都是政客，空谈多于实干。”
美国引发的2008年金融海啸和随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又使东欧面临新的危机。标准普尔已将乌克兰的长期外汇评级调降至“CCC+”的全欧最低水平，把罗马尼亚和拉脱维亚的信用评级下调至“垃圾级”。东欧经济转型过程中，主要银行几乎都给西欧的银行收买，造成银行业过度依赖外资和外币贷款规模过大。金融危机袭来后，西欧金融机构纷纷从东欧大规模撤资，引发了东欧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东欧国家在出口上对西欧国家的过度依赖也加剧了当前的危机。东欧国家的出口遭遇重创，进一步减弱其偿债能力，使债务危机增加深化。今天几乎所有的东欧国家均陷入了严重的财政赤字，包括匈牙利、波兰、捷克等的货币的下跌幅度都超过30%，波兰和捷克的外债水平已达GDP的100%。据摩根士丹利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如今东欧国家外债总计约1.7万亿美元，超过该地区2008年GDP的总和。
东欧剧变20多年过去了，东欧国家在民主建设上也是困难重重，《经济学人》杂志对今天东欧民主体制的状况是这样评述的：“在经济危机面前，整个地区的改革都停顿了下来。公共服务质量很差。媒体的声音微弱。政党竞选资金筹措过程充满了腐败。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之一是加入了欧盟后，许多东欧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努力都停滞不前了。同时，由于金融危机，也由于美国威望的下降，（东欧国家）照搬西方模式的愿望收到了挫折。所有这一切为普京式的领导人出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文章以匈牙利总统奥尔班（Orban）上台后修改宪法，限制司法独立，加强对媒体的控制来说明东欧国家正在出现所谓从民主滑向专制的“普京化”趋势。（《经济学人》2010年12月18日）
欧盟对东欧民主的总体评价确实很低，其主要批评是：一、当年东欧经济转型大都是比较激进的私有化，而得益最大的都是原来的政府官员。民主化后，这些人摇身一变，成了最大的企业老板，随后又靠经济实力，组成了自己的政党，或者把原来政党的名字改变一下，而政党运作的方法与过去没有多少差别。二、20多年过去了，但这些国家都还是没有形成真正独立的司法体系和高效率的公务员队伍，政府机构办事还是拖拖拉拉，官僚主义陋习不改，腐败问题仍然非常严重。三、东欧政坛上崛起了一大批新的政客，但没有出现真正的政治家。他们努力加入欧盟只是为了从欧盟捞到各种补贴，而不是为了什么更加崇高的目标，四、虽然有很多拿着欧盟资助的非政府组织，但高质量的公民社会还没有形成。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国家的民主建设也许能够取得新的突破，形成品质较好的民主制度，但也可能长期徘徊在低品质民主的行列里。东欧本来的经济、教育都比较发达，早就扫除了文盲，人口远远少于中国（波兰人口3800万，大约是江苏的一半；罗马尼亚人口2100多万，少于上海；捷克是1000万，其他的人口都只有几百万，少于中国的中型城市），与西方文化的同质性也明显高于中国，还有欧盟和美国提供的大量援助和专家指导，但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20年后的结果竟是如此差强人意，其中的很多教训值得我们中国人深思。上面提到的“深深分裂的社会”、“没有出现真正的政治家”、“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没有高效率的公务员队伍”等问题，都是我们在民主建设中必须考虑的。这也可以使我们更加坚定探索中国自己道路的决心，跟着西方模式亦步亦趋，对于我们这么一个历史文化传承与西方的差异远大于东欧的超大型国家，成功几率大概为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