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2010-02-16 14:32）
前面谈到当满清势力入关的时候，其实是面临着江南士大夫阶层的不合作态度。而当时的满族统治集团，知道打下江山容易，但是如果搞不定这帮书生们，那么想坐稳江山，那可是难上之难。
那么在满清军队还没有杀下来之前的明末，这个时候的江南的读书人，是处于什么样一种状态呢？
那种状态，可以用一句诗来概括，叫做“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不过说真格的，当东北的朝廷军阀们苦苦抗拒满清八旗精锐的时候，江南富庶之地，对多交点军费，就是“辽饷”颇多不满。可是到了清军杀到扬州城下的时候，只好自己起来抵抗了。
当然真正一死报君王的读书人，还是比较少，大多数的抵抗基本上是一种消极而不合作的态度。那时候中国知识精英分子们的小日子还是过得比较红火的，大家在江南一带，饮酒作乐、品茶赋诗、青楼调笑，也是日子过得很充实的。
虽然酒足饭饱之后，有时也谈几句国事，发几句牢骚。可是眼看着皇太极和多尔衮，在关外势力日大，统一了满洲和蒙古各部势力。而李自成和张献忠，也在川陕湖广横行无阻。人家在江南仍然是日日笙歌、夜夜艳舞。即使在北京陷落，崇祯上吊，南明建立之后，江南读书人的大派对还是继续上演，甚至比以前规模更大。
既然读书人这么喜欢泡妓院，那么青楼故事，关于妓女的浪漫情怀，自然就成为大家最感兴趣的时尚了。这个时候比较影响大的一个妓女故事，是一位叫董小宛的佳丽。和一个名士才子冒辟疆的爱情故事，让不少知识分子们击节感叹。
这个发生在明末的妓女故事，不由让俺想起了南宋时候的另一个故事。那时候南宋，和南明一样，也是被人家女真族一路驱赶。不过那时候，出现了一个名妓女，叫做梁红玉，和她的丈夫韩世忠在黄天荡大战金兵。
因此虽然说南宋最后还是亡在蒙古之手，但是最起码在十来万金兵的冲击下，还是站稳了阵脚，在东南一隅偏安了150年。可是南明，则是昏天黑地、忙于享乐，文官卖官私肥，武将拥兵自重结果在清兵剿灭了大顺军之后，南下一年之内，南明王朝就灰飞烟灭。
比起人家南宋，还有不少军民选择了自尽，崖山一战之后，效忠南宋的人们跳海自杀，水上浮尸一片。而南明的这些知识精英，大部分都是没有太大的作为了。
后来孔子的第N代孙子中，出了一个文学家叫做孔尚任，写了个剧本，叫做《桃花扇》。这个故事里面也描述了另外一个名妓女的故事。这个妓女的名字是李香君，在秦淮河的笙歌宴乐之中，听到了一个叫做侯方域的书生的一句“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感叹，插了一句嘴，说到“不知亡国恨的，岂止是商女!”
于是一段凄美和激情的爱情故事立马展开。这个曾经为东林党人的侯方域，在南京重新组织复社。复社这个组织，创建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主要是当年江南的一些读书人，以明朝文学家张溥为主，和张采等11人，组织了一个团体，以“兴复古学“为号召，在一起谈读书和评政治。
其实复社这个团体，政治主张比东林党要温和不少，不过仍然卷入了与阉党的党争之中。结果就是在明朝灭亡，南明在南京重建的时候，大家不是忙于搞统一战线、团结抗战，而是继续党派斗争。当时曾经是东林党中的一员，后来因为被党内同僚赵南星阻挡升不了官，一怒而改投阉党的阮大铖，在南京招募勇士抗击清军，企图联络复社人士，被人家一顿臭骂给挡回来了。
当时阮大铖联络侯方域，送来的礼物被人家李香君坚决退回。后来阮大铖出任兵部尚书，也忘了什么叫国难当前，团结抗战，而是趁机报复旧恨。于是侯方域只好逃到了史可法那里，李香君被人逼嫁，一头撞在柱子上，血溅扇子。于是有读书人把这个血扇子画成了桃花，因而得名桃花扇。
南明灭亡后，李香君出家。而侯方域在扬州城破之后，也逃了出去，找到了李香君，出家学道。
当时这个戏曲在清朝初年是轰动一时。因为故事凄美，而对国破家亡的历史场景描绘得非常真实，清朝皇帝康熙专门找人，向作者孔尚任要来了剧本挑灯诵读。读到动情之处，看到南明朝廷荒淫无耻、贪图享乐的场面，康熙帝不由顿足：“弘光朝廷，就是不想灭亡你，也没有选择啊！“
后来这个故事，在1930年代的中国重新引起人们的注目。著名剧作家欧阳予倩把孔尚任的结尾给改动了一下，不是逃离扬州的落难公子侯方域找到了李香君，而是一位穿着长袍马褂、留着马尾辫子的翩翩公子侯方域出现在了李香君的眼前。
其实这个改动并不是没有缘由，因为后来侯方域在家乡河南，出来参加了顺治皇帝为了搜罗知识分子而快速恢复的科举考试。但是欧阳予倩的改动剧本，很明显是指向了当时的另一位翩翩公子汪精卫老兄。
想一想精卫老兄真的是生不逢时。他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勇敢的爱国志士，曾经以身赴险，差一点因为刺杀清朝摄政王载沣而死。在监狱中等死的时候，小汪曾经写出了“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样一等一的豪迈诗篇。后来在审判当中，清朝的肃亲王善耆（就是著名间谍川岛芳子的老爸）因为仰慕汪兆铭公子的人品和才华，免除了他的死刑。而肃亲王因为其祖先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本来应该继承皇位，因为叔父多尔衮反对，所以让给了九弟福临，成了后来的顺治皇帝。所以应该算是清朝皇族里面说话有分量的人物。
当时汪精卫在日本入侵的早期，还是坚决抗日的。可是因为他自己指挥不动国民党的只听老蒋号令的部队，又失望于杂牌军阀的无能，对抗日的前途颇为悲观。因此在那种国难当头的大环境下，思想产生动摇，认为可以通过和平谈判来争取中国利益，是导致他后来成为了大汉奸的主要原因。
不过如果当年日本人，可以在东北提前发现大庆油田，从而避免为了能源供应和美国摊牌，而导致了太平洋战争，那么中国的抗日斗争确实就会艰难许多。那么像汪精卫这样的人，成为洪承畴和吴三桂，当然就会有不少。其实以汪精卫的才华和人品，要是放到了今天，可能不一定成为卖国贼。也许一定要卖国的话，在中国今天的知识分子氛围中间，拿个诺贝尔和平奖一定不是难事，也会被不少人尊称为中国的良心了。
那个时候，民族危亡、国家积弱，除了一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共产党人，比如说从四川跑到东北的赵一曼，从河南跑过去的杨靖宇等等，虽然出身于大富之家，不愁吃，不愁穿，为了国家和民族而献身，那些身居高位，如汪精卫等人，是无法也不知道群众路线的强大。
在看到日军强大实力，抵抗力量如卵击石的时候，产生悲观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当年可以看清形势，不为暂时困难而吓到，是毛泽东这样的一等一的大豪杰，才可以看到持久战这样的胜利法宝。可以依赖于发动群众，依靠屁民力量，唤起工农千百万来抗战。而又可以忍辱负重，主动和曾经对自己举起屠刀的蒋介石合作，而不是像当年的东林党和复社人物们，仍然坚持内斗，这都是当年中国人民后来赢得了抗日战争胜利的主要原因。
之二
（2010-02-18 16:41）
可是在今天，当中国国力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确定，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已经在不远的未来可以实现的时候，倒是有不少知识界的人士想把中国给卖了。不知九泉下的汪精卫老兄会不会苦笑，会不会起来再当一次刺客，刺杀一下这帮不知好歹的人士？
要知道今天的这些所谓精英，不光不以卖国为耻，还要创造出“爱国贼”这样的名词。这种事情，倒是连汪精卫们也不大看得起了。
在明朝末年的时候，名妓女李香君和董小宛，和号称四君子中的两位侯方域和冒辟疆，上演了乱世佳人的爱情故事。其实还有一位名妓女，叫做柳如是，嫁了复社的60岁的老翁钱谦益。钱谦益是当时明末的文坛领袖，出任了南明的礼部尚书。当清军破城的时候，柳如是提议说：“国破家亡，俺们跳河死了算了！”
结果钱谦益这位本来最有责任，以一死而报君王的重臣，沉思半响，说道：“这水太冻了，实在跳不下去。”于是烟花女子柳如是说，俺自己跳了。但是跳水自尽的她被一把给拖了回来。然后钱谦益就带领着满朝文武，冒着倾盆大雨，不怕冻地出城向清军主帅多铎投降了。
当时清朝的规矩，就是朝廷的正职必须由八旗的满族、蒙古族、和汉军旗人的官员担任，投降的南明官员只能担任副职，因此明朝的礼部尚书，就成了清朝的礼部侍郎。这个行为，被当时人讥笑为两朝领袖，算是“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
不过后来在柳如是的劝说下，他辞了清朝的官以后，偷偷的和自己的学生们，比如说顾炎武和郑成功联络，并倾尽家财暗暗资助反清义军，还策划了南北明军会师长江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后来在郑成功成功沿着长江打到南京，得不到当地乡绅的支持而失败。
当然在钱谦益的这些行动中，柳如是起的作用非常大。根据历史学家陈寅恪的考证，其实当时柳如是和复社的另外一位才子，后来抗清而死的陈子龙是情侣，但由于陈子龙的原配夫人，不接受这位重情义的妓女而作罢。大概只有这位风尘女子算是继承了梁红玉的衣钵，是值得后人钦佩的人物。
复社后来在顺治年间，因为部分成员坚持抗清，而在9年（公元1652年）被迫解散。在复社中间，出现了对后来中国思想界影响非常大的两位先驱人物，一个是顾炎武，一个是黄宗羲。
这两位大思想家，加上王夫之，应该算是当时的知识界对理学和心学泛滥的一次深刻的文化反思。首先是在政治思想上，他们继承和发扬了孟子的民本思想。黄宗羲提出了政府官员，就是儒家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应该“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这样的现代意识的民主思想，要远远超越了法国的大思想家卢梭。
而这种“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提法，算是打破了孔子政治学说中，对君臣这个社会等级制度的基本肯定，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一大突破。
在对理学和心学的批判上，顾炎武反对一心向佛的心学的玄虚，提倡用实学代替理学。不拘于读史学经，而在于客观的调查研究，倒是和英国的大思想家培根有共通之处。
顾炎武的思想，算是继承了南宋的浙东学派。当时和主流的朱熹的程朱理学，以及次主流的陆象山的心学（后来在明朝的王阳明集大成）竞争的这个学派当中，比较著名的是永嘉学派的思想。当时永嘉，就是现在浙江东部的温州一带，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相当发达，对外贸易异常活跃。因为这种经济情况而产生的儒家学者们，他们要求的是儒家学者钻研经世致用，改变儒家传统的重农轻商，而采取工商并重，并要求厉治强兵，抗击外敌。
这个统称为浙东学派的思潮中，还包括和永嘉学派相近的永康学派，其中的主要代表人物，例如南宋的爱国诗人陈亮，是这一个思潮的领袖。在这个学派的思潮中，一个主要观点，就是反对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这种不近人情的高道德标准，提出了“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的观点。
其实反过头去看朱熹的理学，可以发现有一个大问题。就是理学中的义和利之辩，虽然继承了汉朝大思想家董仲舒的“正其意不谋其利”，但是在现实社会中，确并没有实践的可能。当年在董仲舒时代，儒生还是一个人数非常小的精英团体，是完全可以被政府行政部门完全吸收。而由于这个时候的儒生，其大量的比重是来源于豪门精英，因此在经济生活上无需要对“利”太过着重。
但是在宋朝以后，一方面是科举制的程序化，另一方面是活字印刷术的普及，导致的教育成本大幅度降低。这个新的局面，就是俺们今天看到的，大学毕业生多了，找工作难了。而在宋朝的时候，就是儒生多了，要考过科举的机会小了。就算是通过考试，能够找到政府工作这个公务员职务的人也不多。
因此有不少儒生，包括有功名在身的人士，不少最后是去经商了。尤其是南宋时期，大概活跃在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的商人们，不少都是有功名身份的。对这些经商的人士们，你要求人家不要讲究利润，要在签每个商业合同的时候，义字当头，君子趋于义，小人趋于利，未免太不现实了。
而在南宋发生的这一个变化，就是这些有功名在身的士人，又成了成功的商人，产生了地方上的士绅阶层。这个阶层的人们，文化上受到人们的尊敬，经济上因为银子多，就更受到人们的崇拜，自然就成为了地方上的主导力量。
这种因为基层民众的教育水平提高，客观上就增加了地方上自我管制的能力，而同时就降低了政府，尤其是地方一级政府，在行政管理上的重要性。这样的结果，就是政府部门在地方上，其实已经基本不参与当地事务，只要朝廷的税收拿得上来，地方治安又没有太多问题，那么大部分的地方事务，都由这些亦儒亦商的地方士绅们给包办了。
这时候的中国，出现的情况就是，上面一层是貌似中央集权的政府，负担着国家政治统一上的任务，而保持了对社会其他领域的强势主导地位。但是又由于知识人士的大规模出现，地方自我管制能力提高，地方政府对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倒是没有太多的干预。因此中国出现了政治统一、经济区域和文化多元的现象。
另外两个中国社会的重大变化，一个就是从北魏太和九年（公元485年），由孝文帝颁布的均田制，经历了300年，从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朝和唐朝，终于在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在两税法的实行下，给废止了。
其实当初均田制的出台，主要是为中央政府提供足够的自耕农人数，一方面保证国家税收的来源，和军队人丁来源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防止地方豪门望族，在土地兼并下，同时拉起可以和中央政府对抗的豪强地方武装。
而在唐朝，由于科举制的制定，和唐太宗李世民的重新修订氏族志，从汉朝以来就不断坐大的贵族豪门望族，逐渐式微。而实际上的土地逐渐集中和兼并，在缺乏大族影响力的情况下，对朝廷的威胁大大降低，使得均田制的被放弃成为可行。
而伴随着土地兼并的出现，在唐末黄巢大乱之后的割据局面到宋朝的开始，并没有造成以往那样大规模的人口衰减。这就形成了宋朝时代的一个社会特征，就是大规模城市化的到来。
之三
（2010-05-13 16:40）
北宋开始的大规模城市化，表现在当时作为京城的汴梁，人口已经过百万。这个当年独步世界的大都市之繁华，俺们今天可以从《清明上河图》这样的名画，或者是《水浒传》这样的名书中可见一二。
当时的中国是世界文化和时尚的制定者。大家都知道，从汉朝以来，中国的主要拳头产品是丝绸，但是后来因为对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嫁到于阗的东汉公主将蚕桑的养殖技术带到了西域，并逐渐蔓延到了中亚和印度，导致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优势减弱。
因此在宋朝的时候，本来是唐朝人大碗喝来消暑的茶汤，就被大家给开发出另一个拳头产品—茶叶了。于是茶叶就替代了丝绸，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外贸产品，被用来安定边界，作为和游牧民族们换取军事物资战马的茶马贸易的主打产品，还横扫了整个世界市场。
中国茶叶在世界上的垄断地位，也是当年英国人发动鸦片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当年的茶叶，颇像现在的石油，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欧洲市场的主要产品。英国在签订了《南京条约》这个不平等条约之后，终于可以在中国收集良种茶叶，招募制茶师傅，开始在殖民地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和印度的大吉岭大面积种植茶叶，来打破中国产品的优势。
宋朝除了把茶叶抬上了神台，还开发出另一个主打产品—青瓷。当年宋朝出口的瓷器，在欧洲是以等量的黄金来计算。就是说你一个瓷盘有多重，那么就要换取同等重量的黄金。
那个时候的中国产品，颇像今天美国苹果公司推出的新产品，不管你是iPod、iPhone，还是iPad，一推出来，全世界的人士们就跟着一起抽风。
商业上的繁华，自然就带来经济上的富裕。但是同时就带来享乐主义的市民文化大行其道，也就带来了今天俺们在中国也可以看到的道德沦丧和情色文化的泛滥。
虽然当年关于宋徽宗赵佶出去玩名妓李师师的故事，不一定是真实历史。但宋徽宗和大臣们玩斗茶游戏，在江南一带搜刮太湖石，运到汴梁搞园林艺术倒一点不假。那些用花石纲的名义，横征暴敛到了汴梁的奇石头，大部分都在汴京保卫战之中，被打个粉碎做了战争材料。
而中国文化中最为耻辱一页的女人裹小脚的风气，也是在北宋的时候开始兴起。如果看中国妇女的地位，从先秦到唐朝的时候，虽然和世界其他文化相比，同样是男尊女卑，但是从汉朝和唐朝的尚武习气，中间受到五胡乱华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女性形象的影响，中国妇女的地位，还算是比较人性化。
只有在极度商品化的市民社会里，当食色性也，大行其道，在商业活动中，女性作为一个主要消费奢侈品的物化功能开始出现。在这种大氛围下，主要作为迎合富裕男人的市民低级趣味的审美标准大行其道，慢慢宫廷和王府里才玩的三寸金莲游戏，就开始走出民间的富人和士大夫之家了。
本来对女性的美的欣赏是男人们很正常的感情。虽然远古的人们，开始欣赏女性之美，还是从笑容、皮肤、秀发、玉手和行姿上下功夫，还没有扯到脚上面来。
比如说《诗经》里的卫风，就写到“手如柔荑，肤如凝脂”，后来宋玉的《神女赋》、司马相如的《美人赋》、曹植的《洛神赋》等等，都大致不离这个路子。
可是在宋朝的时候，当男人们把注意力放到了女人的脚上之后，估计看到女人的纤纤玉足，心里的情欲荡漾之时，那种把女人金莲放在手掌中慢慢把玩的感觉，不知是不是令男人们体会到他们把精致的玉器在手中把玩的感受。
这种感受，可以一语以蔽之，就是意淫。
于是当市场的爱好受到迎合，很多女孩子命运不济，没有生出一个纤纤天足的时候，后天的残酷更正就开始出现。而对这种情况的出现，文人雅士们是大加赞赏的。
比如说，大诗人苏东坡就写了一首《菩萨蛮》来赞美缠小脚的行为：
“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淩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
而在苏东坡大赞小脚之美的时候，就正好是北宋的奢侈之风到了高潮之际，逼得儒家中的改革派，比如范仲淹和王安石，要推行新政。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北宋的理学的出现，未尝不是一种改革者中的声音，就是在当年人欲横流的时候，要“存天理，灭人欲”，是有相当的进步和积极意义的。
这样的一种带有清廉寡欲的道德诉求，在其他宗教历史上，也不乏例子。比如说在犹太教教会腐败的时候，出现了耶稣。后来在天主教教会腐败和黑暗之中，出现了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等清教改革家。或者说在藏传佛教中，出现的黄教创始人宗喀巴，都是这个路数。
在“享乐啊，生命短促啊”的纸醉金迷之中，人性非常容易迷失。因此如何找回生命的真谛，明了人生的价值，了解宇宙的规律，就是那些拒绝同流合污的思想家们的唯一出路。
而在当时盛行的道家和佛教，其实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为人们准备了摆脱混浊世界，从心灵上寻找一个解脱的心路历程。
但是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太过注重苦行的功夫，要求大家在成佛的过程中，要行很大的出世的行为。可是毕竟重视世俗生活的中国人，自然完全遵循，有颇大的难度。
这就是为啥印度的素食者，看到中国的佛教餐厅里，那些素牛肉、素猪肉和素鸡肉，颇为不解。既然你已经不吃动物了，嘴里嚼着的是豆腐，心里想的却是鸡鸭鱼肉，那么从修为的角度来讲，和真正的大块吃肉，又有啥子差别呢？
无论如何，禅宗顿悟的出现，从六祖慧能开山以后，就在中国的佛教里，开辟了一条入世就是出世的康庄大道。吃喝拉撒、砍柴担水，皆为修行。
那么这个禅宗的修为成佛，就很自然地被身居庙堂，心如游丝的士大夫官僚们欣然接受，那么在儒家改革者的眼里，自然就被借用来作为修养成圣的好法子。
当然如果只是简单地把中国儒家的理学，归纳为一种政治哲学，或者一个自身修为的学问，那么也太简单化了这个思想体系。
理学的出现，以及差不多同时出现的心学，算是中国哲学上的一个里程碑，那就是触及到了人生最根本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俺们眼前的这个大千世界，倒底是出于俺们人心的自我臆断，还是处于宇宙心的客观创造？
这个问题在西方的哲学史上，就是康德的观念论和柏拉图的实在论的争辩。
之四
（2010-05-31 12:16）
有读者认为，俺在传统文化和历史上面知识过于贫乏，不应该谈文化问题。但是俺在说文论武这个系列里面，主要是以一种平常人心和基本人性的角度，去看待和理解历史，而不是拘泥于被某本史书上，某个特定作者的说法，来界定历史的事实。
但是这种看法，如果有偏颇之处，和严重曲解历史的地方，还请热心读者不吝更正。
比如说，看司马迁的《史记》，俺对周幽王和烽火台故事的解读，显然和司马迁的叙述不符。对汉朝七王之乱的解读，俺用了中国地缘政治的分析，对汉景帝的削藩行动做出分析，并没有拘泥于《汉书》等上面的描述，也是如此。
前面谈到北宋时候，新儒学的出现，是和北宋商业经济极度发达，社会享乐风气蔓延，道德水平大幅度降低，而刺激文化上的道德救亡运动，有很大的关联。估计对这个观点，很多人有不同见解。
当然俺只是粗略地指出北宋的市民社会的兴起，是可以从当时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上看得到的。也提到了中国妇女的裹小脚运动，从宫廷和王府等高级权贵之家，开始蔓延到知识分子们的家庭。
要看待北宋的经济发展，必须知道有几个大的社会变革已经产生。
一个就是中国人口的增长和城市化的开展。大家知道中国在汉朝的高峰期，人口达到了6千万，大部分人口是集中居住在关中、晋中、黄河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的华北平原地带。后来随着汉朝覆灭，国家分裂带来长期战乱，人口锐减，一直到唐朝中叶，人口才恢复到这个6千万水平，但是淮河流域人口密度降低，而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由于衣冠南渡，大批北方人口南迁，使得人口密度升高。
到了北宋的时候，不光是这些地区的人口密度高了，连带四川盆地、福建沿海、珠江三角洲、湖南和江西，都人口密度大幅度升高。整个北宋的人口应该是超过了1个亿，大概到了1亿2千万。而在中国南北分界线的淮河以北的北方人口是4千5百万，在淮河以南的南方人口是7千5百万，使中国经济和社会出现南重北轻的局面。
人口增长和密度增加，自然出现的结果就是城市化的出现。而为了满足城市里面的大规模市民的消费需要，必须在两方面有所改变。
一个是大规模生产消费品的能力，另一个就是便捷和低成本的运输网络。
低成本的运输，靠的是从隋朝开始，唐朝和宋朝都一直改进的大运河系统。通过对大运河的建设，和长江水道以及水道的其他支流和湖泊的连接，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交换市场被建立起来了。
在中国历史上，大概可以说是有4个时间段的交通大建设。第一个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的全国公路建设。第二个就是京杭大运河的开挖。第三个就是从清朝末期到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全国性铁路建设。第四个就是现在如火如荼的高速铁路建设。
这种低成本和高效率的全国性交通网络建设，对社会的变革影响是非常大的。
大规模商品生产的出现，自然首先是为了应付大城市里的各种生活需求。因此在中国的北宋时代，大概出现了西方后来的文艺复兴那样的情况。
因为人口的增长，华北平原和关中平原的森林覆盖率大幅度下降，因此用木材炼成的焦炭作为炼铁原料的生产方式，就被煤炭取代了。而铸铁技术的成熟，使得北宋在1078年的生铁产量达到了11万吨。要知道，后来工业革命的英国，到了700年后的1780年代的时候，大概才到了北宋产量的一半左右。
因此现代历史学家们，都赞成把北宋的工业发展称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而英国产生的工业革命，并不是人类首创，而是建立在北宋的各种科技发展，后来通过东西方文化交流，而传输到欧洲的中国文明成果之上的。
不要小看这样一个认知。当今天的西方史学家们，认为西方工业文明，是建立在来源于东方的工业文明的基础上这个事实之后，那么以黑格尔和马克思-韦伯等等为代表人物，认定西方文明是一种特殊的、天命所归，唯一可以带来人类进步和现代化的西方中心论的谬论，就值得抛弃进垃圾坑了。
当然真正在坚持这个论调的人，在西方真正的学术界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市场，但是在政界就以美国新保守派的历史终结论调，就是说所有世界的文明，都会消亡而变成美国模式（好像希拉里刚刚说的殊途同归就是这个意思）。
在中国作为配合的就是普世价值派，一切以西方文明的取舍为标准，因此来断定非西方文明的存在价值。
其实当年出现西方中心论，主要是为了给西方当年施行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提供一个理论基础。就是说只有西方文明才可以将世界带出蒙昧时代，进入所谓工业文明的现代化。因此任何西方国家，对非西方文明的灭绝和屠杀，都是这个历史必然的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事情。西方人有历史的责任，来担当非西方人的统治者，然后通过将这些文明改造成西方类似的文明，才完成这个责任。虽然西方人扮演了丑陋的角色，那么也是为了进步的结果，因此这种行为被理解成为“白人的负担”。
图一 白人的负担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西方中心论批判的思潮，在西方学术界兴起，是早于现在俺们看到的中国崛起这个历史大变革之前。关于西方崛起这个历史现象，学术界有几种不同的解释，大致可以归结为三种。
一种就是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兴起的主要源泉。一种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体系分析。一种就是后来成为主流的西方自由主义。
这三种理论，都可以归纳到西方中心论的范畴里面。因此一旦认定了西方的现代化，是建基在中国北宋工业文明的肩膀之上，是在于西方社会成功的吸收和消化了中国的文明成果，从而创造出现代化工业文明，那么大家要问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的中国，可不可以在吸收和消化西方工业文明的有益因素之后，重新崛起，以中国特有的文明，变成世界的新的领袖？
而这种中国的领袖地位，会不会在全球非西方世界，导致西方文明的强势地位，被因此而推翻，而导致西方优势地位的消亡？
这是西方思想界感到非常之惶惶不安的大问题。
之五
（2011-09-16 10:51）
这个系列，耽搁了很长时间，正好谈到政府体制改革，在乡镇一级，原来是我一直想探讨，于是希望能写完这个系列。
在宋朝的时候，出现的各种社会变化中，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就是唐朝废除了均田制之后，其实土地的兼并加速，导致了地权的高度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其实和以前各朝代的区别并不特别大。而在宋朝出现这种情况的同时，又正好是工业化出现，大规模城市产生，人类第一个工业革命蓬勃发展，而导致人口向大城市移居。这种农民和土地配置上的不稳定性，造成了宋朝社会的几个主要痼疾。由于土地流转速度加快，流民也因此增多。这个在唐朝中期，就导致了政府对户籍和人口管理能力的降低。出现的直接结果，就是唐朝军队的来源，不得不从“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变成后来的募兵制，而这个是导致藩镇坐大的一大原因。宋朝的募兵，有不少是来自于流民，混迹在大城市的各种市场之中。这样的兵源，其战斗力和素质，在与西夏的4年战争中，弱点暴露无遗。
当时宋朝面临的维稳压力很大，北部边防有两个强大敌人辽国和西夏，南部地方，不少少数民族首领也不停的暴动。再加上内部失去土地的流民引发的盗贼风行，以及每个朝廷都会遇到的自然灾害，让宋朝的财政压力很大。在宋仁宗开始进行庆历改革的时候，宋朝其实是在战时经济，就是政府岁入的很大部分用在了军费上面。而山西、河北和河东几个地方的税收，都大幅度上涨了3成以上，给真正担负赋税的自耕农和工商业者造成过大的负担。
这个时候的改革措施，自然是以压缩财政为主，而主要被改革的对象，是当时出现的规模过于庞大、裙带关系充斥、以及无能处理政务的官僚体系。以当时改革的领导者范仲淹、富弼和韩琦，以及欧阳修、蔡襄等一大批官员，其实在官僚体系里面的资历颇深，能力很大。但是因为面对的利益集团过于庞大，这场改革无疾而终。然后各种问题继续积累，导致了宋神宗的时候，再次出现王安石领导的改革。王安石在官僚体系里面的势力，就要弱很多，所以不敢对体系开刀。而是继续保证财政支出，希望在开源上面多下一些功夫，所以他的改革措施，不少是针对经济发展和政府的金融财政制度上面的改革。
要解决军队的兵源质量问题，要解决经济发展问题，要解决国家财政问题，必须解决农村的土地流转，解决农村的组织建设，用今天的语境来说，就是如何搞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问题。其实考虑中国社会的组织机构，如果说一个国家和民族，形成了一个大的命运共同体的话，那么每一个家庭，就是那种非常典型的夫妇和两个孩子一家4口的农民家庭，就是这个社会最小的一个命运共同体。从最小的共同体开始，大家相邻而居，就形成了更大的命运共同体。但是在这些越来越大的命运共同体中，你会有内部的张力。那就是共同体内部的分子之间的不断竞争，而产生的优胜劣汰的两极端化结果。如果这个共同体中没有竞争，那么死气沉沉，死水一潭，整个共同体会消亡。但是如果放任内部的张力，无止境地继续冲突和激荡，那么这个共同体也会最终无法维持，而导致破灭。
其实作为国家这个最大的命运共同体的出现，是在现代国家体制确立，出现了主权在民这个政治概念之后，才真正建立。而在古代的君权社会，这样的国家认同，大概只是在官僚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面才有，而对广大的庶民来说，并不明确。这个时候，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建立，以及是否稳固，其实是靠建立在家庭这个小共同体上面的各种中型命运共同体，是否稳固，和是否对国家表示支持来实现的。
但是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发展中，从氏族到诸侯国，最后到豪门大族和宗社结构，就是一直扮演着这个中型命运共同体的角色。而从治国人才的选拔，从以前地方势力推荐代表的举孝廉制度，到后来靠选拔官评定的中正制度，再到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都离不开中型共同体这个经济基础。一旦土地的兼并无止境，那么这个基础，就自然受到了很大的动摇。可是唐朝中期一大特点，就是以前的豪门望族，基本上瓦解了。那么这个地方留下的空间，就必须被某种势力所填补。其中一大势力，就是民间宗教势力。
中国的民间宗教势力，其实一直都比较强盛。这些宗教势力，基本上是起了部分上面所说的中型命运共同体的角色。对这些宗教势力的界定，很难用简单的好和坏来定义。但是大部分的情况，就是当政府控制力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较好，社会风气比较正的时候，这些宗教势力起的作用，还是相当正面的。当然也不排除少数极端的宗教势力，对国家、社会和家庭，都起了破坏性的后果。不过要是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政权缺乏统治合法性的时候，人家这些宗教势力造反，你也不能说人家就是恶势力。
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情况，有好多起。比较著名的，就是汉朝末年出现，在东部地区出现的信奉道教的黄巾军组织，和西部地区同样信奉道教五斗米组织。后来出现的佛教的白莲教和弥勒教组织，在元明清三朝，都有大的动作。而在清朝中后期，又有信奉基督教的太平天国起义，和信奉道教和其他地方宗教的义和团运动。
其实在其他国家，比如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起到中型命运共同体的功能，也是靠的各种宗教组织。大部分的美国新教组织，还是比较属于世俗化的。这些组织提供给教民的服务，包括心灵慰藉、家庭矛盾调解、以及依赖教会教众群体经济实力，进行经济救助等等。当然比较极端的教会，比如说犹他州的摩门教，就发生过摩门军队，和美国联邦军队开战的事件。即使是后来，美国政府对大部分摩门教徒违法举动，采取听之任之，你好我好的态度，只要你不上电视大声鼓噪，我也乐得清静的态度。比较激进的组织，比如发生在美国国内最大的一起恐怖案件，把奥克拉荷马联邦大楼给炸了事件，都算是比较少的。这个起源于大部分宗教组织的温和立场，不以反政府为主要诉求。
之六
（2011-09-16 16:24）
现在中国农村里面，各种宗教势力也是比较盛行，其中包括海外背景的宗教组织，比如基督教里面的韩国人团体，或者说新疆南疆的瓦哈比教派等等。
这里就谈一下基督教团体的传教特点。在基督教自身内部，是分成两种派别的。一种就是见到你，就向你传播教会的福音，这种通常叫做福音派。另一种就不一样，有特别的仪式，然后突然之间，传道人口吐白沫，一阵痉挛，说是上帝上身了。这种因为比较讲究通灵，因此也叫做灵音派。而灵音派还喜欢玩圣灵治病，通常被福音派人士视为异端。当年拜上帝会的东王杨秀清，就是上帝上身的高手，每次一上身，连他的老板，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弟弟，号称天王的洪秀全，也只好乖乖地跪下来听令。而在中国农村里面盛行的，有不少是这种萨满教和基督教的混合体，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样的宗教团体，也不是个个都敢踩政府的底线的。不过这种以自然村落为组织的传教方式，可不可以像洪秀全和冯云山那样，可以跳出地理界限，而成为广西客家村落的统一组织，倒是值得情治部门多花一点心思。
中国当代研究农村问题和新农村建设的一个主要学者，曹锦清先生是我很敬佩的人物。曹先生曾经专门研究了宋朝的农村问题，发现和现在中国农村的现状有某些相似之处。那就是极度分散化的土地产权，和极度发达的工商业社会下的市场经济，会形成一种极端不利于农民的冲突。前面说到宋朝出现的情况，相比于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的规模，和2.5亿农户的小农分散经济，完全是小巫见大巫了。但宋朝进行的新农村建设，却经历了元朝，直到明代中晚期才算是完成。为此曹先生专门研究了宋朝儒家的脉络，认为张载是第一个强调要进行新农村建设的学者，而他的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就是重建宗社。
当时不少人都意识到了宋朝的农村，出现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佃户，这样我们在1950年都很熟悉的阶层，如果不好好治理，会出大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在货币经济的冲击下（当时中国已经进入白银本位制），农村的问题会更加严重。而当时宋朝的外部危机重重，但是如果不解决内部问题，根本无力应付外部的挑战，因此宋儒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在张载的思想体系里，建立乡村组织，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恢复宗族体制。在这个体制之下，同宗的人们通过祖先崇拜，建立文化上的共同理念。而在经济上，则通过部门田产集体所有，用来作为服务集体的公共产品，以防止集体内部的贫富分化过于激烈，相当于今天国家的福利和社会安全保险。
对传统儒家的看法，张载进行了改良。一个就是族长不再按照血缘的嫡传方式，而是和贤能才干同时考虑。另一个就是取消士大夫才可以立祠堂的限制，让庶民也可以为之。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定期召开大会，搞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宗亲大会，奖善罚恶。张载的这些想法，很大部分被他的弟子吕大钧应用到了《吕氏乡约》里面。而其他的大儒，从程颐、朱熹、陆九渊等等，都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理论和实践。从政治的层面上，王安石的保甲到朱元璋，都是试图在家庭之上建立起一个社会组织，来提供公共品和维系次序。这样的理论和实践，从《吕氏乡约》，到清朝的朴学派，一直到民国的儒家梁漱溟，可谓是一脉相承。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任何以土地地权细分，重视个人和家庭的小农经济，最后都会走向贫富差距变大，无力维系集体经济，导致农田、水利、农村基本建设，比如说道路、电力等等公共服务品维护上面的困难。而就是在这种内部分子竞争中占有优势的农民，或者说富农们，在货币经济的市场大潮之下，也是同样的弱势群体，更不要说那些不占优势，成为弱势中的弱势的贫农了。从中国的现代历史上来看，我们其实是经历过了两次土地改革。第一次是1950年开始的土地改革运动，将少量地主拥有的大量土地分给了无地的雇农，算是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第二次就是小岗村发起的分地运动，展开了包产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第一次的土地改革运动之后，短短几年，农村经济很快就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的局面。于是以农民自己发起，政府积极支持的互助组和合作社，像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后来这种合作社，通过初级社和高级社的演进，最后就出现了人民公社这个非常特别的组织。
正如前面描述过的，在家庭组成的共同体内部，必然存在着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张力。而在小共同体组成的中共同体内部，也同样存在着张力。因此人民公社，就是后来的乡镇这一个级别，和现在的行政村，就是以前的生产大队，和现在的自然村，就是以前的生产小队，这样的三个层次之间，自然有着自己内部的各层的张力。早期的人民公社，因为没有顾及到自己内部的小圈子和中圈子的张力，就受到了不少挫折，最后在1962年的时候，回到了以小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
但是人民公社最后运作失败了，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虽然照顾到了农民需要有一些自留地这样的个人和家庭利益的需求，但是整个结构的基调，是一大二公。而最关键的是，当时人民公社的建立，是为了依赖农村的贡献，来支持中国的工业化。那么这种对农村的主要索取，自然就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农民的生活长时间得不到改进。这个也是导致联产承包责任制出台的一个主要原因，而首先进行这个分集体行为的村庄，在淮河大地，也正是中国历史上宗族体制重建北方不如南方的一个后果。
那么在中国今天的农村组织的建设上，其实指明的一条路子，就是回归人民公社的建制。当然为了避免很多人心脏加速太快，我们就改个名字，叫做农民自治协会好了。这样的话，得罪了人就少些了。
之七
（2011-09-17 15:44）
当时中国的人民公社制度，后来被迫放弃，主要问题不在于其组织形式，而是在于其功能。因为中国的工业化需要农村经济输血，所以公社的职能，主要是配合国家政策，是国家简化和几亿农民打交道的手段。这样的一边倒的组织，自然在照顾农民自身利益上有很大亏欠，自然极大的影响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但是如果大的环境变化了，中国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大幅发展，不光不需要再从农村抽血，而且可以将城市和工业的资金和技术，反哺农村的经济发展，而将小农经济提升到现代农业技术经济。
当然当年的人民公社，是集政治、经济和文化为一体的组织，而今天就只应该保留经济和文化功能，让其成为保护农民权益、推广农业技术、便利农民融资、提供公共服务的农民自己的自治组织。而在这中间，如何让农民可以享受到可能的农地转非农地应用，带来的土地溢价，和如何让农民离土不离乡，而从各种副业、工商业上面，提供农民的收入，从而最终为消除中国的城市、农村经济二元化的弊病。
要知道，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主要的落脚处，是在于乡镇这个级别，也就是以前公社对应的地方。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农村发展的大趋势，是整个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背景，伴随着的是，大规模农民进城而成为城市居民。这样的话，对农业土地的利用，才可以从精耕细作的小农形式，发展到依赖资金和技术的现代农业公司经营方式。只有在这种方式下，从事农业的人口，才不会仅仅限制在利润最薄的初级农产品的生产上，而是走入利润更丰厚的农业加工品上面。
在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中，基本上农村人口的转移，走的是两种不同的道路。对发达国家而言，其历史道路，基本上是农民从农村向小城镇转移，从而通过小城镇的发展，再集中到大城市和城市圈里面，而达到了减少农业人口的目标。但是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是人口规模比较大，和中国可比性比较明显的国家，比如说印度和巴西，都是靠农村人口进入大城市，从而把这些大城市，变成超级城市的道路。比如说巴西的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印度的孟买和加尔各答等等。中国的农民进城流动，有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就是户籍制度的限制。很多城市，尤其是东部沿海的城市，容纳了大量的农民工，但却不愿意将这些为其经济发展做出极大贡献和牺牲的农民工，成为其永久定居居民的一部分。这种只想趁人家年轻的时候，榨干能量，然后老了就滚回去的做法，是非常不人道，也对中国的城市化增加了阻力。当然如果这些城市放开人进来，恐怕也会因为财政压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不足，从而导致贫民窟的大幅出现，也不是一件好事。如何发现一个折中的法子，倒是值得大家深思。
从中国的农民工流动来看，如果把中国分成西部、中部和东部三大块的话，那么一个主要的趋势，是从中部的人口身份，向东部迁移为主，向西部迁移为辅。最大的人口迁入地区，是广东、上海和浙江，其中广东（主要是珠三角）的数量大大高于长三角。西部的新疆也是一个主要人口迁入地区，而西部的西藏、青海和宁夏，是最少的人口迁入地区。最大的人口迁出地区，是四川、安徽、和湖南。而基本上，就是这些地区，再加上河南、贵州等，向东边的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和北京等地区的移动。其实通过对大量农民的调查了解，人家农民其实是比较重乡土的。因此其就业的倾向，首先是农村里面的非农领域，其次是外出打工，最后才是继续做农活。而对出外打工的选择，通常是省内城市作为首选，然后省外城市，最后才是附近的县城和小城镇。
而对城市的发展而言，在初级发展的时候，通常是城市外郊县的人口向城市中心集中，然后但城市发展比较成熟之后，就出现城市向外面扩张，延伸到附近郊县的局面。比如说上海，在90年代的时候，最大数量的流动农民工，首先是来自于上海的郊县，其次才是来自安徽和江苏的农民。但随着上海市的扩张，在2000年代，就很少有郊县的农民工了。这种情况，就造成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新格局，那就是城市向外扩张，就把附近的县城的乡镇，变成了城市某个区的街道。这个是城市发展的第二阶段。那么城市发展得比较猛，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就是直接把人家一个县，给改成了市区。
当然城市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把人家县城，从地区市里面给扒拉出来，有真正的城市来管辖。最近发生在安徽撤销巢湖地区市，把庐江给了合肥，含山和和县给了马鞍山，无为给了芜湖，就是第一阶段的例子。第二阶段的例子，比如说河南的周口市拿了淮阳县的许湾乡，洛阳市洛龙区拿了偃师的庞村镇，江苏的盐城市亭湖区拿了射阳县的黄沙港镇等等。第三阶段的例子，比如说湖南的长沙市，把望城县收归为望城区。
估计中国在今后的很大一段时间里，出现最多的，就是城市扩张，把附近的乡镇，变成城区的一个街道，而这个街道，就会扩张，从而把其他乡村的转移人口给安置下来。因此这个地方，就会成为中国农村人口城市化的一个主要切入点。通常这些乡镇的人口，大概也就是3-4万人左右。在没有融入城市之前，就搞农民自己的农民协会，融入城市之后，就搞城市现在已经比较成型的小区自治组织。那么就要求现在的乡镇政府，要向城市的街道委员会靠拢，而出现某种情况下的瘦身运动。
之八
（2011-09-19 16:31）
其实你看一下城市的街道一级政府，就是所谓街道办事处，是市政府的下属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在2010年7月，安徽的铜陵市首先在铜官山区实行了撤销街道办事处一级政府的实验，把下属的六个街道给撤了。原来6个街道分管的49个小区，合并成18个大区，这样就直接减少了中间的一个层次。比如说，改制之前，小区里面接到一个电话，说是路灯坏了。你就打电话给街道办事处，然后街道办事处的人员再打给区里面的相关部门，维修人员估计几天后才过来。而改制之后，社区的人员直接打电话给区里的相关部门，然后1个小时之后，维修人员就过来了。铜陵这个区的人口是26万，平均每个街道办事处，要管理4.32万人，下面的小区平均是5千人。而合并之后的大区，平均是1.4万人，关键之处，是大区由居民们自主管理，不是政府机构。那么以前的街道办的各种功能如何转移？那就是经济发展规划，城管执法等等，就收归区级职能部门。而专门为社区居民服务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比如说办理民政、社保等等，就全部交给了社区自主管理。
当然政府机构是撤了，但是党的组织还在。社区里面基本是三块结构，一个是社区的党工委，一个是为社区居民做一篮子服务的社区服务中心，一个是大家自己组织活动的居委会。社区里面的事情，就大家开会商量决定，毕竟1万5千人，开起大会起来，还是属于比较能够畅所欲言的。这个倒是和美国的城镇居民大会，是同理了。
不过要做好这个社区管理，第一个就是社区的效率是不是高了。一种说法是，以前办一个社保，要跑社区，然后跑街道，要20多天。现在是直接到社区，然后上报民政局，只要10多天了。
第二个就是社区的资源，有没有增加。以前是平均每个小区的工作经费是3万左右，49个小区共147万。但是街道办工作经费是65.6万，撤销了街道办之后，大概是3个小区规模的大区，经费是30万。钱多了，干事的人就多了，服务成果就提高了。
第三个就是能不能真正做到社区的自治能力中民意可以充分体现？据说铜陵市招商的一个2亿元的项目，因为对狮螺山社区生活的影响太大，被社区大会给否决了。那么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撤掉街道办事处，会撤掉196名政府公务员，如何处置？其实很简单，就是身份不变、职务级别不变、收入待遇不变，一视同仁，全部下到社区，没有人走上区政府，以免大家攀比。
在这个基础上，2011年8月，铜陵市所有的街道办事处全部取消。这个模式会在安徽省全省推广，其他的省份，比如说河南、贵州、湖北等等，都可能跟进。
如果将来社区建设做好了，大家可以自主管理了，其实连区政府一级，都可以取消了。你要维持社会治安的工作，就应该有市公安局的各个区分局来处理。其他的市里面的各种职能部门，都可以有区的分支机构，那么区长之类的位置，就可以取消了。比如说中国的香港市，也是7百万人口的规模，就完全没有区政府这个级别，倒是有区议会，来保证社区的各种民意，可以得到重视。
前面我提倡的人民公社，或者说农民协会，其实就是相当于这样的一个变化。乡镇一级的党组织仍然存在，然后有乡镇服务中心作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然后就是农民协会，来协调农民的各种利益诉求。
这条路子，其实在日本和台湾，已经实行了很多年了。台湾在国民党开始搞减租减息，然后向地主购买土地，分给无地农民，达到耕者有其田之后，其土地改革面临着和大陆一样的问题，就是如何保证农村经济的过度贫富两极分化，和农村经济的规模化问题。其中主要采取的组织形式，就是农民协会。由各个村庄形成的实体农民协会，然后组成乡镇、县市、省这样的三级农民协会。上面的三层协会，没有决策权，但是通常起到向高层政府传达农民民意，对下面的实体村级农民协会进行行业和技术指导等等方面的工作。
当然参照上面的例子，如果要做到县管村的话，就会像铜陵的铜官山区直接区管理49个村了。同样以铜陵的铜陵县为例子，人口是32万人，比铜官山区要多一点，总共有4个镇、4个乡，下辖107个村委会、8个社区居委会、5个居委会，就是120个村级单位了。而且这些村落之间的距离，又不是城市社区那么近，可以就近合并。这样就有赖于城市化的步伐，比如说铜陵县所在的五松镇和附近地区老州乡，慢慢形成一个铜陵市新区，而市区面积，可以再吃下一个顺安镇，那么就希望把其他农村地方转移出来的人口，安置在这些新社区了。
那么不少读者认为，其实乡镇一级的任务很重，很多时间是穷于应付上级的检查，往往是事情没有人干，而县政府里面，倒是人浮于事，一边忙得要死，一边闲得要死。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奇怪，主要的问题，其实还在于交通。如果能够做到村村通公路，把大家的心理距离缩短，那么你基本可以把2、3个镇子的公众服务，用一个服务中心，就可以涵盖。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把县城里面的相关部门，派到这些分支机构去。由于这些地方到县城的距离有不少太远，对大家的生活也没有多大的影响，就会出现派驻机构的人员，得到了充实，而县城的机构里面的人员得到了精简，改变现在的出工的无力，有闲的不出工的居民。当然这种改变，同样要决定于政府职能和社区职能的明确划分，以及村庄的村民自治的发展情况。
之九
（2011-09-26 02:24）
要了解中国现在的各种改革试点，就必须先知道中国未来的目标是什么。归结成简短的三句话：就是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舒适宜居，生态空间山青水碧。要做到这个，以前粗放型的开发方式污染过度，效率低下，自然不能作为未来的发展选择。既然前面谈到了乡村和农业，那么就有必要了解中国未来的农业安全，必须建立在基本上主要粮食可以自己供给，要求保证一定的耕地数目，比如说18亿亩的底线，同时还要保证这些耕地能够集约化，能够提供产出效率。那么这个要求，就是中国必须在适合开发的国土上，建立起城市群和城市圈，把农村人口转移到这些集中居住的城市去。
在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到2010年的第6次人口普查，中国总共有1.3万亿的人口，从农村迁移到了城市。现在中国的城乡人口比例，大概是一半对一半，就是说现在的乡村居住人口，仍然高达6个多亿。以理想的速度，如果每10年转移到城市1个亿的话，20年后中国农村还有4个亿的人口。但是如果按照目前的发展状况，农村人口中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将会比较大，那么在20年后，享尽天年的情况，会使得农村人口下降比例快。而为了更好地进行养老照顾，把农村老年人，集中在乡镇里面的养老中心，是一个必行的法子。这样的话，也许农村人口降低的速度，会更快一点。
那么那些地方的农村人口，是转移到城市的主要目标？说白了，就是中国农业的主要产区，和中国重要的生态地区。农业主产区的人口迁移出来之后，会有利于城市资本和技术对农业的反哺，有利于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这样的话，仍然从事农业的人，其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会大幅度上升，农田集约性水平会提高，带来的自然是从事农业人口的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从而达到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差距的缩小。这个才是最终消灭城乡差距，实现中国全社会一体化的目标。
而集中在一起生活的城市圈，则要依赖绿色能源主导的城市内部地铁、清洁公共汽车等为主导的通勤交通。城市圈之间的联系，仍然要依赖于现在被大家口诛笔伐的高速铁路。因为大家居住距离的缩短，也希望能够导致物流成本下降。当然通过各个城市圈之间的城市同城化，也希望可以改善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大幅度压缩政府层级，改善政府管理水平。所以说，大家现在看到的撤销街道办事处，将来可能会变成撤销城市的区级政府。而很多功能组织，比如说啥子旅游局之类的东东，可能会从各个市一级政府里面消失，将来就出现行业自律，但仍然在党领导下的旅游联合会。比如说长三角旅游联会等等，在上海建立一个总部，也就够了，哪需要每个城市都来个旅游局这样的玩法。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将来的社会中心，最主要的是三大城市群。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这几块地方，环渤海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的沿海地区、辽宁中部沈阳到南部大连等地区，以及山东半岛和黄河三角洲地区。长三角，就是上海为中心，一路到南京，另一路到宁波。珠三角，就是以广州、深圳和珠海为中心，扩大到外圈的肇庆、江门和惠州，然后外联香港和澳门。这些地方，大概就是中国现在最发达，在过去的30年中得到很大发展的地区。不过大家有兴趣的，估计就是接下来的一些主要城市圈的规划，就是要达到上面所说的转移农村人口的主要功能。而这些地方，将是中国之后的机会特别多的地方。从环渤海的河北内陆，以石家庄为中心，沿京广线的保定、邢台和邯郸，作为一个城市圈。
然后太原为中心的山西中部，作为一个城市圈。然后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以及陕北的榆林作为一个城市圈。现在鄂尔多斯的城市基本建好，等着往里面填人呢。当然不能落下东北，现在大家一说就是东部如何，西部如何，结果就让东北人觉得给冷落了，因为不是“东西”。所以这里估计，就是哈尔滨和长春，两条平行线，变成一个城市圈。
在陇海线的东部，就是江苏北部的连云港和徐州，加上山东南部的日照、枣庄和临沂，就会发展成一个城市圈。而在江淮，就是合肥和芜湖为中心，然后沿着长江的安徽沿江地区，会发展成为一个城市圈。最近的撤销巢湖地级市，可以看作启动的信号。比如说马鞍山，将成为中国头一个中等城市，和两个省会城市南京和合肥比邻。可以想象将来这些地方的城市，可以望不到边。
而浙江的温州，就会沿着台湾海峡，从福州到厦门，一直去到广东的潮州和汕头，和对面的台湾岛对应，成为一个海峡西岸城市链。中原地区，就会以河南的郑州和开封作为中心，然后形成一个城市圈。最近有朋友专门去了这里调研，据说情况不错。我曾经说过，河南发展不起来，中国就发展不起来，因为河南基本上就是整个中国的一个缩影。
在长江中游地区，基本上就是三个城市小圈，分别以武汉为中心，长沙-株洲-湘潭为中心，和南昌-九江为中心。
在西南方向，自然成都和重庆之间，会形成一个城市圈。贵阳为中心，会成为一个城市圈。昆明为中心，也会成为一个城市圈，广西的北部湾，也会是一个城市圈。
在西藏，就是拉萨和日喀则变成一个城市圈。在西北部，就是西安到天水一线成为一个城市圈，然后兰州-青海一线成为一个城市圈，银川-吴忠为中心，延长到中卫和石嘴山，成为一个城市圈。而新疆的乌鲁木齐-昌吉为中心，形成一个城市圈。
大致归纳了一下，这些有待加大力度发展的城市圈，大致有18个。因此如何确定产业布局，不搞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就是发展的重点。要是18个地域，都摸石头，可就成了18摸，不堪回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