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中，媒体逐渐成为维护西方中心主义的核心手段之一。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和平时期的国际竞争中，相较于政治、金融、经济和科技等领域，媒体逐渐成为构建西方话语霸权、虚构自身国际道义形象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西方媒体还肩负着维护西方整体利益，遏制非西方对手，打击非西方竞争者，弱化对方道德权威和消解对方软实力的重大任务。在整个冷战的历史阶段，西方媒体的攻心战对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的裂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豪不夸张地说，西方媒体是西方世界最终取得美苏两大阵营对垒胜利的生力军。了解西方媒体的运行模式和宣传手段，对于和平崛起的中国构筑自身的话语权体系，建立自身的国际道义形象，综合维护国家利益以及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份额和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媒体进行国际宣传的重要元素和手段
（1）掌握定义权
无论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战后发动的战争中，在冷战的高强度对峙中，还是在西方与非西方的经济体进行竞争的过程中，牢牢掌握定义权是西方媒体胜出的重要原因。首先定义己方是“民主”和“自由”的，己方是尊重“人权”的，对方必定是违反“民主”和“自由”的，是侵犯“人权”的；其次，西方世界的价值观是“普世”的，“人人与生俱来就应该享有的”，因此侵犯这些普世原则就是违反世界和平；第三对方总是违反这些原则的，因此对方总是威胁世界和平的，己方打击对方就是维护世界和平。
根据这样的三段推论，西方世界牢固树立了心理优势，因为非西方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包括过去的苏东阵营，大多在社会发展的阶段上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无论怎样努力奋进，在“民主”和“自由”等西方推出的价值观体系上都无法在短时间内赶上西方。因此西方世界面对非西方世界时可以树立一种恒久的道德优越感，而且可以随时根据需要和掌握定义权的主动进行战争或是颠覆。伊拉克被制裁了十年，整个国家饿殍遍地，但因为价值观体系不达标，因此伊拉克即使什么不做，也威胁到了世界和平，而沙特尽管保留了君主制度，在价值观体系上更加不达标，但是定义权的掌握者却可以任意根据需要来决定打击谁和保护谁。而战争行为，明明本身是违反人权的，是反人性的，但是根据第一定义权优势，战争也可以被描述成为维护“人权”和“世界和平”。
（2) 语义的阐述权
既然掌握了第一定义权，也就掌握了语义和概念的阐释权。“民主”和“自由”既然是西方的语汇，因此任何非西方国家得到西方世界的承认就必须全盘接受西方的制度内核，完全接受西方的一切制度构建。任何国家根据本国国情探索的新民主道路和提出的新民主观在西方某些“民主”卫道士和“人权”原教旨主义者看来都是“修正主义”，是不可接受的。
因此尽管中国和俄罗斯都在朝向西方定义的现代价值观方向发展，取得的进步无法否认，但因为中国和俄罗斯偏离了部分西方的制度元素，因此，尽管中国百般表示要和平发展，依然被西方世界认为是最大的威胁。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思维其实非常僵化：“只要中国一天不完全像我们这样，就会威胁到我们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系统。”西方媒体运用的正是垄断的“阐释权”，我们，只有我们西方世界，才能阐释什么是“民主”，才能评判谁是“民主”，任何与我们的偏离都是威胁。
荒谬的是，西方的民主和自由是产生于西方社会文化土壤中的，西方各国根据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也发展出了不同的民主模式，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全统一的民主模式，中国和俄罗斯的民主制度也必须从本国的社会文化土壤中生发，才能真正建立坚固稳定的民主政体。我非常欣赏张维为研究员的一句话：民主是普世价值观，但是西方民主并不是普世价值观。每个国家都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和社会文化心理环境发展出自己的民主模式。如果妄想推倒故宫或是克里姆林宫，在其地基上建立中国和俄国的白宫，那一定是世界上最不伦不类的建筑。这个道理很明白，但是世界上某些心态狭隘者或是别有用心者总是喜欢采取绝对主义来看待问题。
（3）信息的筛选
世界是复杂的，历史事件是复杂的，当代的重大事件，但凡涉及到民族冲突、宗教冲突和生活方式的冲突更是超级复杂。对复杂的事件，媒体如果不去梳理事件背后复杂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不去认真分析冲突的社会根源和各方的利益背景，只是简单地进行信息的截取、屏蔽、裁剪，最后进行信息的筛选，那么就是误导公众和误导民意。然而不幸的是，西方媒体具有控制世界话语的权力和形塑世界公众民意的庞大资源，当西方媒体对某一事件进行刻意的筛选以到达扩张西方整体利益目的之时，公众就可能被集体心理催眠，接受了完全错误的信息，或者说是接受高度扭曲、经过人为精加工的信息。更加不幸的是，几乎在全球所有重大事件中，从粮食危机、石油危机、美国次贷危机、苏丹达富尔，西方媒体完全根据本国的利益对信息进行刻意地雕琢和精心加工处理，受众最后接受到的信息与事实相距甚远。
在北约1999年进攻南斯拉夫的战争中，就充分体现了信息筛选是如何为一场空前残酷的战争提供合法化材料的。在战争前，所有欧美国家的舆论完全一边倒，断言南斯拉夫在对少数民族进行种族清洗，并提供了大量证据。整个战争宣传重点在于宣传除了战争别无其它任何手段，因为南联盟正在进行种族灭绝！事实上，的确存在着滥杀无辜的情况，但实际上是政府和叛军双方进行相互仇杀，既有塞族军警枪杀平民，也有科索沃叛军枪杀警察和塞族平民。无论哪一方施加暴力和进行血腥仇杀，都是违反人权和人道尊严的，应当同受谴责。然而西方媒体对事件的多侧面完全不闻不问，热衷于从“政治”角度和“意识形态”来思考问题，非要把欧洲最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扼杀，因此事件报道从一开始就是严重不公平的。虽然西方媒体提供的某些照片可能是真实的，但是这与“人权”的价值观念一开始就脱节，更类似一种心战攻势。西方媒体夸大南联盟的“暴行”，编造子虚乌有的“种族清洗”，同时完全屏蔽科索沃叛军的暴行。把民族间相互的冲突精心加工成为自己需要的“种族清洗”，如果西方公众哪怕当时能够听到稍微平衡一些的报道，也不会出现大多数公众支持战争的情况。
战后，当科学工作者将战争期间的报道和真实情况逐步复原的时候，我们看到信息的裁剪和筛选是多么可怕和危险，它足已调动公民的战争意识和国家的战争动员能力，但却严重扭曲了事件的整体真相和不同的侧面。大多数支持战争的公众都是因为受到媒体影响，认为必须为了“人权”和“解救科索沃人民”而不得不发动这场“人道主义战争”，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义！不要说科索沃叛军对塞族进行的报复和杀戮，即使是北约的战争本身就是极端残酷和违反人道主义的，但是人们又能在战争期间看到多少平民被杀害的镜头呢？信息筛选就是这样，可以让受众看到一部分真实，但是剩下没有看到的部分恰恰可能颠覆你对事件整体的看法。就如瞎子摸象一样，摸到象腿就以为这是大象的形状，媒体操纵舆论到这样的地步是何其可悲！
（4）虚假信息和欺骗
除了信息筛选和屏蔽以外，提供虚假信息并进行欺骗宣传是部分西方媒体惯用的伎俩。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一位名叫娜耶热赫的科威特少女在美国国会的人权委员会作证说伊拉克士兵将几百个婴儿从育婴箱中拿出来，将婴儿活活摔死，这样的证词立即激起了美国全国的民愤，成为战争的催化剂，这就是有名的“育婴箱”事件。但战后证明这是一条彻头彻尾伪造的信息，作证的少女是科威特驻美国大使的女儿，她早就与美国的游说公司达成协议。1999年的北约针对南联盟的战争中，一条著名的消息“南联盟境内发现万人坑”广为流传，为的是证明战争的合法性，但这也是一条造假的消息，没有迹象显示南联盟实行过“种族清洗”。第二次海湾战争期间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最终也被证明是一条惊天谎言。
虚假信息和欺骗绝对不是西方媒体单一的个案，在战争中，双方提供虚假信息都是最经常运用的手段。然而，南联盟和伊拉克是弱者，其提供的虚假信息只能用于动员国内民众，进行内部动员，远远不足以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影响，而文化符号的强势者——西方媒体，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世界范围内传递假信息，误导世界公众，欺骗世界舆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心理暗示和催眠，以有效地调动各种力量对弱势敌方进行打击。不要以为欺骗宣传仅仅存在于战争时期，在和平时期，我们也会接受到大量有意散布的虚假信息，比如关于人民币升值，资本金融市场开放，美国金融危机等重大世界经济事件中，频频传出的虚假信息都是国际心战的一部分。
（5）照片的运用
照片的运用是最能煽动公众情绪的手段，对照片进行剪裁和精加工可以根据需要对公众情绪进行高强度的心理暗示，使得公众情绪随着操纵者的期待而发生变化。一张照片，当我们看到其中一部分可能是一种情绪，如果看到周围的环境和场景我们可能又是另外一种情绪，如果告诉这张照片的背景知识我们恐怕又会产生截然相反的情绪。公众究竟看到哪一部分，究竟知道多少背景知识，决定了公众在何种程度上了解真相还是被媒体操纵。
比如在西藏骚乱事件中，德国图片报展示了一群被按倒在地的喇嘛的照片，喇嘛的上方只能看见几双手，西方公众看了这张照片后会自然得出结论，这是中国政府在镇*压*和平僧侣，这正是媒体操纵者所期待的宣传效果。如果把照片完全复原，就会发现这张照片上方按倒喇嘛僧侣者居然不是中国人，而是皮肤黝黑、戴着尼泊尔警帽的尼泊尔警察！如果能把照片周围流亡藏人暴力攻击中国领事馆的场景放入一张更大的照片中，公众会得出完全相反的印象和结论。
更加高明的是北约在1999年针对南联盟发动的战争开始以后，西方各个电视台都反复播放一个场景，那就是大量科索沃男女老幼的难民离开故土的镜头，场面极其震撼，暗示人们发生了人道主义灾难，这幅场景立即成为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然而报刊和杂志并没有对这张照片的背景知识作出深入介绍：究竟是北约的轰炸导致了科索沃难民的流离失所，背景离乡，还是南联盟的种族清洗导致了这么多难民逃亡？这是具有致命意义的盲点，如果背景资料完全的话，人们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去反对战争和认识到战争的残酷，然而没有任何背景知识的情况下，大多数公众被彻底催眠了，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扩大攻击战争才能挽救科索沃人民于水火之中，由此可见运用照片操纵舆论是现代心理催眠术的核心手段。
（6）信息的非对称性
由于新闻记者掌握大量不同侧面的信息，而普通公众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对每条新闻进行严格核查，同时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越来越缺乏耐心去考察信息的真实来源，公众越来越倾向于不加批判地接受一切获取的信息，这就提供给媒体操纵民意的巨大空间。笔者称新闻专职记者和普通公众之间的信息差距为信息的非对称性，这样的信息非对称性在特定时代，比如在战争期间可能是致命的，它可以在短时期内调动民意结构来支持一场非法战争，通过媒体的介入来最大程度合法化本来是非法的侵略。许多西方国家公众认为自己生活在自由民主的政体之下，生活在新闻自由的社会，因此从来没有意识到被蓄意心理暗示和欺骗的可能，这就形成了民主社会中的低度反省思考能力的怪象。
（7）信息的时效性
西方部分媒体本身的确也具有反思能力和反省精神，比如在北约进攻南联盟战争的两年之后，笔者在德国国家一台看到一个节目，深刻反省了科索沃战争前许多媒体裁减和筛选镜头带来对整个事件的认知误差。不少非政府组织成员包括红十字协会的成员非常公正地指出当时南联盟并没有进行种族清洗，更没有万人坑事件，而且科索沃的叛军利用了西方媒体的支持，也肆无忌惮地实施了很多暴行。因此公正地看待整个事件是双方都在进行报复式仇杀，而决非一方“正义”、一方“邪恶”那么简单，类似这样的对战争的反思和再思考在战后总会在一些西方国家的媒体上演。
有人会说，这充分体现了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然而，这才正是最可悲的一点：战争时期，所有媒体进行同一种声音的媒体闪电战，因此已经完成了预想的效果，当战争结束后，根据新闻的时效性原则，该题目很快被公众淡忘，时间是最好的遗忘剂，也是淡化媒体操纵的最佳手段。当反思以不成比例的微弱声音在电视里播放的时候，或是在报纸上一个不起眼的版面、或者在报纸上一块豆腐干大的地方进行战争反思报道时，无论如何，都时过境迁了，没有多少人会看到或是读到这条消息，即使偶然看到或是读到，真正感兴趣的人也不会太多，新闻和信息一旦过了时效期，之后的反思或是反省都不会起到什么作用。
对比战争期间扭曲信息的超级放大，以及战后微弱的反思声音，除了刻意显示西方社会是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以外，不会有任何实质意义，因为战争期间的声音早就通过传媒深深刻入人们的集体记忆中，任何对真相的追求只能是有由少部分科学工作者和探索真相者完成，对大众舆论不会有什么影响了。
以上讨论了西方媒体主导世界舆论的一些重要手段和核心元素，这非常有助于我们加强对西方世界主导话语权的认识。由此笔者得出的结论是，西方世界已经通过其全球媒体广泛地构建了自己的霸权语言体系，这样的霸权主义体系笔者称之为信息霸权主义。信息霸权主义是除了政治霸权、金融霸权和经济霸权之外重要的支配关系体现形式，其归根结底还是要通过信息的垄断以及掌握信息的定义权和阐释权实现对世界的权力支配。信息霸权主义者刻意利用信息优势不费吹灰之力建立起虚构的“真实”，在全球范围内对公众进行疲劳轰炸式报道和深度心理暗示，通过全球范围内的移动心理催眠来调动民意结构的支持，同时降低公众理性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通过霸权的信息优势剥夺弱者的反抗和申辩能力，将弱者固化为政治和文化上的野蛮者形象，同时为强者军事或文化入侵弱势国家奠定基础。
当前，中国作为新兴世界大国在崛起，与此同时，西方媒介构筑的信息霸权主义将是西方世界构筑敌人形象、建立反华联盟的最重要力量。信息霸权主义不仅垄断对西方主流民意的塑造，而且直接阻碍着中国和西方民众的交流和理性沟通。信息霸权主义归根结底在于要让非西方的竞争者失去在国际社会理性讨论和理性发出自己声音的可能，并最大限度服务于西方榨取世界政治、经济、金融、能源、原材料等利益之目的。
但是随着中国崛起和南方跃升，信息霸权主义和对话语权的垄断也越来越难以为继，中国必将随着综合国力提升的历史进程加深对话语权和信息平等的深刻理解，而且必将要求平等的话语权份额和信息平等权。我们每加深融入世界体系一步，就越发深刻认识到全球的不平等决非仅仅是经济的不平等，我们处在一个方方面面都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中。中国崛起，注定是不平凡的历史进程，也必将填平信息和话语权的不平等鸿沟。
（备注：刘涛德国Bielefeld大学世界社会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作者已经在阅读微堂上发表了中国崛起策28篇文章和4篇崛起策副文，并根据网络发表文章改编出版了《中国崛起策》一书。如果引用《中国崛起策》文章段落和观点请注明原始出处和作者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