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媒体成为我们这个星球的主要信息扩散和传播手段以前，信息的流传和扩展非常依赖面对面的交往。特别是在大众运动中，信息、新闻和流言会在集体的亢奋和激情领袖的演讲中得到迅速传播。法国的社会政治学家勒庞和塔德堪称研究群众运动、大众心理和信息传播的先驱。
勒庞指出，在大众的群聚之中，随着集会人数的剧增，人群的平均智力也在不断下降，无论是受过高度教育的民众，还是教育程度较低的民众，也无论是各种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身份的参与者，在一场大众运动中，人群的智力特别是思考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分析能力直线下降，反而是激情的演讲、精巧的暗示、耸人听闻的流言、强有力但是却缺乏逻辑分析的语言能够占据上风。
勒庞发现，在群众的集体运动中，人们惯用的语言是“我们”、“他们”、“同志们”和“敌人”等带有集体归属的词语，而较少使用“我”、“你”等单数词语，当个体融化到集体大众中的时候，个人的理性、权利和义务意识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集体的名义而为所欲为。在大众的群聚中，消息的真假从来都是无关紧要的，消息的来源也是无需考察的，理性思考是完全多余的，关键在于能否煽动和激发起一种集体情绪和集体无意识，这样的情绪或许是愤怒、或许是高峰情绪体验、或许是崇高理想的支配，在大众的集体狂怒和集体欣喜中，任何非理性的暴力活动都可能产生。因为对别人生命财产的任意支配和剥夺在平时是不敢想象的，但是在一场暴众运动中却有可能因为人数的众多和匿名性而使得参与者缺乏权利和义务的公民意识而无所顾忌。
塔德是这样分析群众运动中的群众心理的：“不管他们在个体来源和其他方面有何不同，群氓都具有某些共同特征。这些特征包括非常的偏执、可怕的敏感、荒唐的自大和极度的不负责任，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过分自负，过分狂热。对群氓来说，在恐惧和兴奋、‘万岁……’与‘打倒……’的呼喊之间没有任何中庸之道”(塔德1910)。勒庞则指出在群众运动中平均智力下降的“均质”现象，甚至是善于理性思考或是逻辑推理的个人，只要他在现场的大众运动中完全被现场的气氛所主导和牵引，他的智力就会下降到平均的低智力水平。
在欧洲历史上大规模聚集的群众运动中，比如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露天广场上处死异教徒的公开审判，法国大革命，雅各宾专政时期，都体现了人类社会共有的大众心理特征：当一个流言传播的时候，尽管其未经任何验证，它却可以树立“敌人”的观念，加强了一个均质群体的集体恐惧感和对敌人憎恨而带来的同仇敌忾，这时候，人群的暴力就不受任何理性思考和逻辑思维的约束，只要树立起“异教徒”或是“犹太人”的可怕形象和妖魔想象，那么任何针对这些人群的残酷暴力活动在一场大众运动中都可能得到超级的追捧和大众狂热的支持。即使是在当代，不久前在西班牙南部还爆发过本地居民集体围殴和追打迫害外国人的事件，可见对大众运动的大众心理行为研究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勒庞指出，在大众运动中，群众的意识有时会漫无目的地漂游，并受到暗示的操纵和牵引，当流言传开的时候，理性可能告诉我们这是谎言或是非真实的描述，但是不受制约的激情让我们彻底丧失了理性判断能力和批判能力：“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群体对这个事实却视若无睹，把歪曲性的想象力所引起的幻觉和真实事件混为一谈。群体很少对主观和客观加以区分。它把头脑中产生的景象也当做现实，尽管这个景象同观察到的事实几乎总是只有微乎其微的关系……群体中的某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是传染性暗示过程的起点。耶路撒冷墙上的圣乔治出现在所有十字军官兵面前，在场的人中肯定有个人首先感觉到了他的存在。在暗示和相互传染的推动下，一个人编造的奇迹，立刻就会被所有的人接受”（勒庞 1963）。
大众心理在群体运动中的运行轨迹可能是随着一个接一个的流言而无意识地漫游，也可能是接受了暗示和催眠后被一双无形的手进行操纵，当然也可能是一些高智商的魅力型领袖对大众进行魔力催眠，将群众运动引向狂热的暴力或是疯狂的崇拜之中，这当中，领袖人物有意识地对大众心理进行的催眠和操纵更加接近现代媒体对民众心理控制的手段和机制。勒庞总结了那些在群众运动中的天才演说家必须具备的演说技巧：群体因为在大众的运动中期待着激情的宣泄以及对“敌人”和“我们”的清晰划分，因此演说家必须出言不逊，信誓旦旦，夸大其辞，同时演说必须坚强有力，言之凿凿，并不断重复一些激烈但又是简单的词语。而演说家切忌以说理的方式进行演讲，一旦使用科学逻辑的语言和分析推理的方式，演讲者就可能被期待激情宣讲的听众轰下讲台（试比较勒庞1963）。
因此在领袖和大众的群体互动中，信息可能是精心过滤和操纵的结果。希特勒的演说词在一个正常人独处阅读的时候很可能被认为是一堆疯人疯语，在一个科学家的眼里更是缺乏逻辑推理和分析论证，是一堆劣质的煽动材料，但是在激情的大众运动中，这样的演说反而能激起大众千百倍的能量去实现领袖可怕的权力欲望。在希特勒狂热的演讲中，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合理”，什么是“谣言”，什么是“理性”，什么是“疯狂”都变得不重要了，关键在于通过对大众的谣言传播和心理暗示，辅之以领袖的心理催眠和魔力引导，人群已经成为无意识的暴众，可以任意去迫害犹太人和其他民族，实现纳粹党的社会动员计划。没有人会去问“犹太人是否是无辜的？”，没有人会去思考“我们的领袖是否是疯子？”，没有人会去质疑“纳粹党的宣传是否是真实？”，于是大众的平均智力被有意识的暗示和催眠利用了。
在现代媒体出现在人类社会生活以后，对大众心理的引导和操纵发生了数量上的变化，法国社会学家塞奇?莫斯科维奇区分了两种不同的信息受众，一是一级群体，指的是面对面的情况下在一场大众运动中接收信息的受众，例如在广场、看台、操场周围群聚的大众；第二则是次级群体，指的是现代媒体比如收音机、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等信息手段传播的受众，但是支配人们信息获取渠道的内在逻辑仍然与前现代化的社会有着类似之处，心理手段的暗示和催眠依然广泛存在，只是受众数量发生了激增，塔德描述到：“通过每次变化，一个总体规律的轮廓显示出来了，这一规律表明了领袖人数与其追随者人数之间不断加大的差异。例如，在古代，一个拥有2000名市民的城镇可能由20位演讲者或氏族领袖所统治，其比例是1:100。而现在，只要20位热心的或现成的新闻记者，他们就能统治多达4000万市民（指的是4000万法国人口）。这个比例是1:200000”（塔德1895）。
随着现代传媒的出现，人们可以不再去公共场所或是露天广场接受信息，可以在家里安静地阅读报刊杂志，也可以独自在家里收听广播和看电视，大众运动的激情减少了，人类的理性自觉可能增加了，但是反过来讲，大众媒体的煽动和远距离操纵和催眠的可能性也增加了。如果大众媒体传播的是虚假信息或是经过严格过滤和精心暗示的信息，就有可能把千千万万分散在不同家庭的受众激发起来，成为无需聚集在一起的大众运动或是非理性激情。公众舆论可能是一种正面的对客观事物的看法和民意结构的反映，但也极有可能为远距离的催眠和煽动所操纵，形成远远超过前现代化社会大众运动集合的破坏力。现代传播媒介由于其广覆盖性，极有可能成为野心家动员大众、煽动仇恨和进行精巧心理控制的工具。希特勒的纳粹党正是通过广播而完成了在全德国范围内的远距离催眠和心理控制，实现了前现代时期难以实现的在广大范围内迅速的人群动员，将德国推向了战争的灾难。塔德精彩地描述到：“单靠口才，只有几百或几千名听众可以接受催眠；靠手写的书本，接受催眠的人数远远超过几百或几千人；现在靠报纸，难以计数的人即使远在千里之外也会被深深吸引。”（塔德1895）
莫斯科维奇指出，现代的媒体编织出一道精密的网状结构，密不透风地对公众和民意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现代媒体的巨大力量前，公众往往把接受到的信息不加思考地视为“真实”或是“理所当然”，而较少地去对媒体中的新闻真实程度和消息来源进行批判性的质疑。在这样的情况下，大众媒体可以完全操纵民众的情绪。莫斯科维奇认为，真正能够煽动公众情绪的是耸人听闻和震撼人心的消息，这样的消息可以成为媒体在市场中生存的捷径，然而，媒体操纵的精巧程度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真正唤醒公众并给它行动机会的方法是激起它的仇恨。向它展示一份美味佳肴——一个让人讨厌和反感的对象——就等于让它自由地发泄它潜在的破坏力和侵略性，这些破坏力和侵略性似乎一触即发。这就意味着，把它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对手身上（不管对手是人还是思想）是指挥和领导它的最可靠的方法。因为时事评论员对此了如指掌，因此他们总是毫不犹豫、不择手段地利用这一情感，因此也就有了塔德的陈述：‘在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辩解都不会像诽谤那样成功’。”（塔德1910）。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前动员中，媒体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动员和煽动仇恨的作用，在媒体推波助澜的心理暗示和催眠下，人群极易陷入一种道德崇高和身处世界中心的感觉，他们会简单地认为：敌人是“邪恶”的，是一群“撒旦恶魔”，是必须被消灭的。在交战各国的首都，人们因为自己的国籍身份的归属而产生截然相反的观点，但却处于相同的人类激情和疯狂之下。在维也纳和柏林，人们激情地游行反对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的魔鬼；在伦敦、巴黎和莫斯科，人们处在同样的激情和高峰体验下，只不过他们要反对的则是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魔鬼。即使是理性的知识分子，这时候也选边站，比如德国的学者发誓再也不去英国，英国的音乐家发誓再也不听“魔鬼之邦”的音乐，人类的理性和理智真的很脆弱，而疯狂和集体狂热意识则是极易被催眠激化的。世界大战中只有少数知识分子能够拨开迷雾，不被媒体的催眠和暗示以及民族主义狂热所迷惑，比如罗曼?罗兰坚持反战，但这样的学者真是少之又少（试比较邵滨鸿2004）。
千万不要以为二战中的宣传是纳粹德国的专利品，也不要认为只有共产党国家才会进行宣传，事实上，英国、美国等所谓民主国家所进行的宣传决不亚于其它政体。在民主政体下，无论是早期的一战、二战，还是在二战后的当代历史发展时期，所谓自由民主国家对媒体的操纵更加隐性化、隐蔽化。事实上，媒体通过对公众民意进行心理操纵，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西方的利益，不断策动颜色*革*命，颠覆别国内政，扶植亲西方的政权，并最终实现对别国的利益控制，已经成为西方世界心照不宣的话语武器。一个通常的疑问则是：西方世界是民主国家，国内具有健全的权力分化体制，公民权也基本得到保障，媒体则是从属于立法、行政、司法以外的第四权，甚至被冠以“无冕之王”的美誉，那么我们该怎样理解西方媒体的宣传功能呢？
事实上，由于现代民主和法治体制的确立，西方国家媒体在国内报道中，应该说其作用多为正面的，媒体可以相对客观地传递本国的信息、传递符合其社会本身价值观的信息、展开公众讨论等，但是相对于其它社会系统如司法、教育和科学等系统而言，媒体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没有完全实现功能分化的系统，其内部的独立操作还是受到市场机制以及国家利益的影响，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对媒体系统有很强的形塑功能，因此媒体只是一个部分独立的系统，其系统分化功能明显弱于其它系统。但是相对的独立操作却为媒体赢得了很大的声誉，仿佛媒体是完全独立运作的。因此在中西媒体之间的争论战中，西方媒体经常运用“国营的中国媒体”或是“国家控制的中国媒体”等词语，其实这就是一种精巧的心理暗示和魔力催眠，然而却巧妙地掩盖了复杂的社会层面：一是西方媒体并非如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完全独立运作，其中媒体市场、公众舆论和政治市场完全在影响媒体操作，这样的事实被巧妙地掩盖了；二是中国经过三十年的市场改革，媒体观点早就非常多元，虽然国家的控制依然存在，但是市场化的运作和公共观点的兴起让中国媒体的运作模式早就不同于党控制一切的毛泽东时代；三是通过“国营”和“国家控制”这样的暗示词语转移了对话题和事件真相的追求，事实上国营媒体也会说真话，自由民主媒体也会进行“宣传”，甚至散布谎言，但是通过语言的巧妙转换，西方公众在读到报道的第一句话时就被催眠了，他们会下意识地思考：“中国媒体是国营的，因此报导是不实的；我们的媒体是独立的，报道当然是真实的”，谁会去辨别话语中的暗示和操纵？
同理，面对中国公众质疑西方媒体造假的愤怒情绪，西方媒体将其描述为“中国政府操纵的公众舆论”，通过这样一个极为巧妙的语言暗示，西方媒体顺利地消解了中国民众的任何公共舆论，转移了对事件本身真相的探讨，通过心理催眠让西方公众瞬间相信了自己媒体的宣传。在这样的大众心理催眠中，中国13亿人口中不同个体的观点以及新兴的公民社会多元的思想完全被有意识的抑制了，只要一句“中国政府操纵”就可以将所有中国人的观点扼杀和歪曲。
因而，如果说西方媒体对于本国事务还能相对客观公正地进行信息传递的话，在对于国外特别是非西方社会的报道中，媒体对舆论有意识的暗示和操纵就成为了家常便饭。这样的暗示和心理催眠不仅针对本国民众，也直接针对非西方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受众。在对本国民众的宣传中，要树立的是“我们”或是“西方文明”的优越感，在某些情况下要建构出对方“野蛮”、“妖魔”的“敌人”形象，通过心理暗示树立起西方民众对其它国家强烈的偏见和敌意，在全球化时代就可以顺利引导西方消费者的倾向：通过西方民众对一国的强烈憎恶之情来减少西方消费者对竞争者产品的购买，从而达到保护西方经济产业和打击竞争者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的效果。而针对非西方国家的战略宣传和心理暗示则有更加重要的目的，那就是争取让别国民众的思想完全随着西方媒体的心理暗示和心理催眠而转动，从而达到自动解除别国思想武装的目的，一旦时机成熟，就毫不犹豫地策动颜色革命，扶持亲西方的政府上台，最大程度上推广西方世界的利益。
德国媒体学家Peter Hahne认为，西方媒体对公共舆论的操纵往往分为几个步骤，一是制造恐惧气氛，比如先故意在媒体大造舆论，断言中国即将超过西方，中国产品将席卷全球，中国非民主的制度携带经济成功将威胁到西方制度的生存等等，有意识地创造出耸动的“敌人”观念，却有意忽视了中国崛起为西方带来的巨大机会和市场繁荣；二是扩散这种非理性的恐惧和敌视感觉，通过媒体群起的轰炸报道和对视觉、感觉、听觉和知觉的狂轰滥炸，在短时间内树立起信息屏蔽的长城，降低公众的判断力、分析力和理性思考能力，一个非西方国家在短时间内就可能从一个正常国家变成一个野蛮国家；三是掩盖事实真相，或者只报导事情真相的一半或是百分之十，但是扭曲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四是运用概念占据荧屏和报刊，当“民主”、“自由”、“人权”的概念失去了内在基本含义而形成概念重复和概念“通货膨胀”时，概念本身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能够运用这样的概念妖魔化对方；五是制造同一种声音和“一言堂”，在西藏事件的信息大战中西方媒体有意地维护一种声音而屏蔽不同的声音，让心理暗示的效果达到最强化，让人们的理智最小化和最弱化；六是头条效应，长时间将丑化报道配合耸人听闻的题目放在新闻和报刊头条，加强宣传效果；七是提供虚假信息，当真实的事件不足以达到渲染对方的“野蛮”和“残暴”的时候，制造大量虚假的新闻，蓄意欺骗受众，就成为可能的手段。在信息战中，关键是信息量的庞大和快捷，以及目的性和效果性，而真实性完全退居其次；八是掩盖真实意图，谈论的可能是“侵犯人权”和“关注人权”，真实意图则是颠覆别国，图谋不轨。
在西方媒体长期垄断世界新闻来源和新闻报导的情况下，西方媒体不仅可能实现对本国民众的暗示和心理催眠，也可能对别国受众进行暗示和催眠，争取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更有可能实现全球范围的虚假信息构建和全球心理操纵。尤其是在西方媒体组成的国际媒体和国际信息来源中，西方世界俨然成为世界话语权的主宰，可以主导世界舆论。尤其通过今年三一四拉*萨*骚*乱事件来看，西方世界的确具有全球舆论的主导优势，可以在短时间内将一个国家信誉彻底损毁，通过摧毁一国国际形象来摧毁其物质形态的力量，这是大众媒体对大众心理巧妙操纵的最高阶段。如果中国不能深刻认识到这其中至关重要的意义，不能在全球媒体战中逐步建立自己的话语权体系，我们就会在中国崛起道路上陷入严重困境。一些虚假的信息，一些巧妙的心理暗示，一些精密的大众催眠术，就可能让中国转瞬间成为支持缅甸和津巴布韦的“独*裁*暴*政”的后台势力，并把中国描述成为支持苏丹的种族*灭*绝，这样恶劣的指控当然会损害中国的国际道义形象和国际观感，进而可能引起多国公众对中国的反感，甚至引发对中国产品进行抵制。在这里，心理战从言词开始，到打击中国实质的物质形态的力量为结束。这就是我们说的软实力的薄弱最终导致硬实力的损害。
西方媒体操纵大众心理的舆论战和心理战已经成为中国崛起道路上一个不能忽视的重大议题，继续无视这个议题，将对中国现代化带来严重的后果。下一篇将继续分析西方媒体在国际心理战中的手段，并最终将提出一系列提升中国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能力的建言。
参考文献
（法国）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许列民薛丹云李继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
（法国）Le Bon, Gustave：La Psychologie des foules (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学》)，Paris: PUF, 1963
（法国）Tarde, G.：L’Opinion et la foule (塔德《大众的观点》)。Paris: Alcan， 1910
（德国）Hahne, Peter,： Die Macht der Manipulation (《操纵的权力》)，Neuhausen-Stuttgart: H?nssler, 1986
邵滨鸿：《国际冲突与大众媒体》，登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