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可以说是美国人民理想主义的产物。美国理想主义一直是美国政治变迁的主要力量。尤其是当美国面临危机的时刻，理想主义表现得最为强烈和直接。这从开国早期的杰斐逊到内战时期的林肯到现在的奥巴马都是如此。
就奥巴马总统选举来说，这种理想主义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奥巴马是美国变革的中介
首先是作为少数族群象征的奥巴马能否当选。美国尽管自诩为不同民族的大熔炉，但在政治方面，少数族群一直处于微弱地位。在奥巴马之前，大概没有多少人想象得到一个黑人能够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更少人会梦想一个黑人候选人会当选成为总统。在美国之外，多数人对奥巴马也并不看好。
但奥巴马的确当选了。这是美国理想主义的胜利。小布什当政八年，美国内部境况不好，最后还触发和酿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外部的形象更差，把美国往日的以民主自由为核心的软力量消耗得差不多了。
在国际社会的眼中，奥巴马的当选无疑是美国民主软力量复兴的起点。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奥巴马当选总统本身就已经被视为是美国民主软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一个新型的（从前不曾有过的）部分。
第二是理想主义已经成为美国变革的动力。变革是奥巴马的竞选主题。美国变革的动力在布什当政期间日益聚集和壮大。为什么要变革？原因很简单：人民对现状不满。那么要作什么样的变革呢？这里不可避免涉及到理想主义。
变革需要为人民提供一幅远景图，这幅远景图就是理想。更为重要的是，变革也需要中介。就是要回答谁来变革的问题。如果变革没有主体，那么最好的理想也仅仅会是乌托邦。
对布什政府的强烈不满更加深了美国人对变革力量的诉求。对支持奥巴马的美国选民来说，奥巴马无疑既是变革力量的表述者，也是变革的中介。
中国变革力量有其复杂性
尽管奥巴马能否满足人们对他寄予的高度理想主义期待还有待时日来观察，但其当选美国总统已经产生了全球性影响。如同对其他社会，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也不可避免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
尽管有关部门不容许媒体高调报道和宣扬奥巴马及中国社会对其当选总统的反应，但这种控制本身就表明奥巴马对中国社会的潜在影响力。之所以能够对中国产生影响，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本身存在着的变革理想和需求。
在社会层面，中国社会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期的物质主义和政治冷漠之后，再次呈现出理想主义的色彩。上一世纪（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的政治理想主义很快消失。在此后的十多年里，大多数中国人沉浸在商业和经济世界里，政治冷漠是大多数社会阶层的主要特征。
但近年来，政治理想主义回潮已经成为趋势。理想主义的复出有很多原因。主要是因为单向面GDP主义或者经济主义所产生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的恶果，例如收入差异急剧扩大、社会高度分化、环保恶化等等。这些恶果无疑需要进一步的改革来应对。
但在现实世界，中国似乎缺失改革的主体。尽管各方面都在呼吁改革，但就政策制定和落实来说，改革则是进入了僵局。也就是说，社会层面所存着的巨大改革呼声和民间动力无法转化成为改革的政策动力。
这种僵局本身就可以催生和强化社会的理想主义。当大多数社会成员满足于现实或者对现实并没有感到非常不满意的时候，理想主义就会处于低潮甚至不会出现。邓小平南巡之后的十多年里就是这种局面。但现在的情况很不一样了。除了少数既得利益群体，社会的各个群体都在往理想主义方向发展。
在各种力量中间，被人们称为“自由派”和“左派”的力量扮演了很大的角色。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一直把体制派称为左派，而把社会上要求变革的力量称为自由派。但现在的情况已经不是这样。无论是自由派还是左派，都在要求变革，并且他们既存在于体制外，也存在于体制内。这种现象更表明变革力量的复杂性。
“不折腾”并非不要变革
自从近代以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都相信民主政治是改造中国社会的良方。在自由主义自西方传入中国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的很长时间了，主要表现在一种意识形态，因为在中国并没有自由主义的土壤。
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为自由主义奠定了不可忽视的物质力量。正因为自由主义获得了相当的物质力量，自由主义也在不断适应中国的土壤，就是说在逐渐中国化。
到今天，除了少数相信西方体制不加变动就能适合中国之外，没有多少自由主义者在提倡中国政治的西方化。自由主义的这种调整非常必要，因为如果自由主义不能适应中国的土壤，就很难生存和发展。
这些年来，体制内外的自由主义者一直在呐喊政治改革，“变革”、“法治”、“宪政”和“人权”等是其话语的主体。
所谓的“左派”的力量也不容忽视。一般人们把左派视为保守和变革的阻力。但这并不确切。现在的左派甚至较之自由派更要求变革。
在中国政治的光谱里，左派被视为是代表下层社会利益。一般认为，中国社会的中下层包括城市工人和平民、农民工和农民等从改革开放政策中受惠较少。
在许多年里，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在这些社会群体中间。较之新兴社会阶层，这些弱势群体的经济状况往往比较恶劣。这就为以社会“公平”和“正义”为核心的左派知识分子的话语产生实际政治和社会影响力提供了物质基础。
毫无疑问，左派和自由派都在呼吁变革。针对来自左派和自由派的变革压力，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明确提出中国既不能走回头路，也不能更旗易帜，就是“不折腾”。但很显然，这里的“不折腾”并不是说不要变革。
正好相反，中国社会今天所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和困难都要通过深刻的变革（无论是政治层面还是制度层面）来得到解决和克服。换句话说，就是要通过变革来创造一种新的制度局面来消除或者控制人们的“折腾”行为。
“不折腾”指的只是不要感情用事，从情绪或者书本概念出发来作非理性的行为（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在政府政策层面）。任何有效的改革必须从人类理性出发。
对奥巴马来说，艰巨的任务是如何把美国社会给予的巨大政治支持力量转化成为实际的政策，来实现其选举期间所确立的理想主义目标。对中国领导人来说，改革的目标已经确立，艰巨的任务就是如何聚合变革的力量，把此转变成为实施政策的动力。
在西方社会，民主是聚合变革力量的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在缺失西方式民主的情况下，如何寻求其他能够聚合变革的力量的方法，是中国领导层面临的一项重大政治挑战。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