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汉朝交出的成绩单是很漂亮的，因为不光是下面出了一个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还出了一个满腹经纶的董仲舒。
通过汉武帝刘彻，中国的新体制得以确立，而通过董仲舒对孔孟儒学的改造，一个受到全国人民接受的意识形态也得到了建立。可以说，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开始的新制度建造，到了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即位后，差不多用了100年的时间才完成整个改制的过程。
可以和这个情况比较，就是在1911年中国近代史上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从秦始皇开始的帝制，而最终走入需要尊重俺们小屁民的人民共和国，其过程之艰辛，自然不会比上一次的制度建立容易。而现在俺们也是正好经过了差不多100年的磨难，使中国开始接近回到当年汉朝，和西方的罗马帝国东西呼应，交相辉映的局面。
因此中国的这一代和下一代的有识之士和领导人物们，可不可以捍卫这60年来，辛辛苦苦，走了不少弯路，犯了不少大错，才摸索清楚的康庄大道，确立这个人类历史上没有的崭新制度，而不是妄自菲薄，自惭形秽，稀里糊涂地被人搞个颜色革命，从而走回当年从帝制崩溃，到人民共和国建立那段时间的状态，听任民不聊生，国破家亡，是未来中国是走向繁荣，还是频临崩溃的关键所在。
这十几年来，中国的思想界兴起了一片翻案之声，仿佛把1949年前的中国半殖民地下，遭受列强践踏的历史，幻化为所谓的黄金年代。而随着中国1979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以向地方放权让利作为基本特征的松绑路线，在创造经济繁荣和贫富分野的同时，也造成了中央政府权威在一定程度上的衰弱，伴随着地方以官僚和工商资本集团的某种程度上的合流，而使中国出现新的藩镇坐大的局面。
当然这种地方坐大，和西汉封国还是有所不同，对中央政权并没有逐鹿之意，反而比较类似于民国时期，各省兴起的军阀割据的局面。而由于这60年来，公民教育和民族意识的成功建立，除了少数边远地区之外，对国家整体的认同已经根深蒂固，因此出现民国分裂局面，对入侵的外敌，无法团结一致，协同对敌的情况，不太会出现。
更由于对文官制度的信赖，和对军事力量的国家控制，出现武装割据和占山为匪的局面也不太可能出现。但是比较容易出现的，就是地方政府和其关联的工商集团，占据地方政府的政治、法律和经济系统，形成可以和中央权力相抗衡的实力，从而在中央政府监督能力降低的情况下，在地方上侵犯人民的权益，搞官商勾结、利益输送、黑白一体和鱼肉乡民。为了自己一己的小集团利益，上损害国家利益，下侵占人民权益。
因此中国在六十甲子这个关键时刻，可不可以做到削藩，不是简单地将地方政府权力回收中央，而是在关键权力，比如说应付群体事件的武警弹劾权力，和影响民生的重大经济决策权，收归中央，还要削掉地方政府的部分官权，而回归民权，让普通屁民具有议政、听政和问政的权力。
俺在《花开花落》一书中，提出的三个建议，削强藩、均贫富和严吏治，都是在这方面的考虑。这也是为啥要说清楚，在经济上的所谓“国进民退”和“国退民进”里面的那个民，其实是与俺们小屁民没有太大关系的。这个所谓穿着“民”的马甲的人群，就是俺们所说的公权官僚和私有资本的双位一体。而这个双头蛇，就是如何在“国退”的时候，进行公器私用，在小屁民的血泪上，来完成他们自己私利的进。
因此那些大声呼喊“国退民进”，代表相关利益集团的舆论界和学术界的喉舌们，鼓吹的其实是国退民退，就是在国家财产被私有化的过程中，俺们小民并没有利益均沾，而是一下子就把这些财产，拨拉到人家私人的小皮包里去了。
不过俺在这里反对的资本，并不是说反对那些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市场上公平竞争的私人资本。俺反对的是那些官商勾结，公权私用，靠官僚垄断权力而获取暴利，却对普通人民的生活没有丝毫帮助的资本。
还有就是靠海外垄断势力，与中国官权相结合的买办资本，靠的是牺牲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福祉，而满足西方的金权集团和帝国掠夺的卖国资本，比如说当年民国时期，国民党四大家族那样的货色。
所以俺在这里鼓吹的不是“国进民退”，而是国进民进，就是俺们小屁民的利益必须在国进的同时向前进。只有有了国进，才可以遏制国家能力被地方势力肢解，只有有了民进，才可以真正建立起一个公平和谐的现代社会。
在这个过程中，地方豪强的势力，自然必须得到遏制，必须退出在政府系统里的寄生状态。如果这些势力，可以转化为利国利民的完全私有资本，靠自己在市场上的本事来竞争，当然就会是民族的大幸事。
这个地方豪强的削藩过程，还要考虑到部分官权，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权力，可以向民权回归，为中国未来发展模式里，地方政府不再成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器，做出转变。
在中国未来政制发展中，现在进行的基础建设和技术开发，已经为完成政府功能的公开化、透明化和制度化提供了足够的支持条件。比如说，现在中国兴起的以高速铁路为骨干的城市圈，以互联网的普及发展起来的信息交流和公众舆论，都可以有效地运用在这个转型过程。
之二
中国政府现在推行的省管县，其实是回归从元朝开始的三级地方制度，到两级制度。
从秦始皇开始，到元世祖忽必烈，中国的地方政府，基本是两级的郡县，或者是州县。行省在元朝的出现，是因为国土规模比较大，而且少数民族政权，必须有强有力的地方军政大员在地方上，具有比较大的施政自由度，才能控制住局面。
图一 元朝行省区域图
当时元朝是除了吐蕃（今西藏）和畏兀尔（今新疆东部）没有置行省，直接由宣政院和大都护府统领，临近首都大都（今北京）的河北、山西、山东和部分内蒙地区，作为腹里，直接由中书省管辖，其余的中国地区，包括现在中国全境、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区、朝鲜半岛、蒙古国、泰国北部和缅甸北部，划分为11个行省。
其实行省制度是有金朝开始在其末期实行，在元朝初期定制。由于元朝军事行动用了差不多80来年，才一扫海内，因此变金朝的临时行省为定制。
从汉朝的削藩以后，一直到了东汉灭亡，中国境内的各派地方势力一直坐大，直到了隋朝和唐朝，又开始了第二轮的打击地方势力的中央集权行动。这个趋势，在唐朝中期因为各地节度使开始掌控实权，由此带来的安史之乱，导致了另一轮的中央权力衰弱。那之后的宋朝，并没有真正统一全国，而导致了中国境内同时出现几个国家的局面。
而在忽必烈统一中国之后，他的行省政策是唯一一次由中央政权主动增加地方行政权力的行为。在明朝取代元朝之后，明朝建立了南北两个直隶，形成了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就是十五省的形势。明朝的省面积要比元朝小，但是人口却比元朝多。中国人口在汉朝一直到唐朝，大概都是5千万左右。在北宋和南宋人口有所增长，但又因为多年战乱，大概在元朝估计是6-7千万左右， 而在明朝，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比如说灌溉面积增加，有机肥料利用，地球气候变暖导致粮食耕种月份增加，从占城（今越南南部）引入的优良水稻品种，推广了两季稻的栽种，四川盆地的高粱向全国普及，以及最重要的就是玉米、花生和土豆，这些在干旱地方容易生长的品种，作为食物从美洲输入后的大量种植，导致全球人口的增长。中国在明朝的时候，人口就已经过亿了。
因此明朝的省份比元朝多，光是从人口增长因素来看，就不足为奇了。而后来清朝的人口更加增长得要快，大概在乾隆皇帝时期，超过了2个亿，因此在政府结构上多出了一个总督层次，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其实从古代以来，除了道路的修建和驿站的维持，在传递政府公文的信息传递技术上比没有太大的变化。因此随着地域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多而带来的政府管理事务负荷的增大，只能靠多出来的政府层次来解决问题。
而在工业化之后，交通改善了很多，有了飞机、高速火车和高速公路，通信上的电报、电话和移动电话，信息上的互联网，收集情况采取的卫星测量，加上电视等直播工具，都大大加强了中央最高层，和边远地区的联系能力，将地理上的距离缩短了。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具有实际意义的中央政府的集权施政，在技术上成为了可能。
在社会层次出现扁平化趋势，就是说历史上需要通过垂直和等级分工来组织人群的方式，在社会的各行各业中，逐渐被松散和无层次的群体联系来替代。这个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结果，就要求在政府管理组织上面，可以采取压缩不必要的中间环节，使政府的行政结构，和社会发展相一致，而导致今天中国是有可能进行对政府结构的精简，从而达到官权向民权部分转让的目的。
在俺理想的政治结构中，因为省管县的出现，导致地区一级政府机构的消失。而在基层的乡镇地方，以农民自身组织的农协的方式，就是颇类似于传统社会的保甲那种自治方式，应该可以代替现有的乡镇公所。
因为每个省所管理的县城比较多，最后结果就是独立于省之外，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直辖市的出现，和以主父偃提倡的推恩令类似的省级细分，应该可以达到虚弱地方势力，防止地方政治和经济势力合流的削藩目的。
这就是俺所谓的国进地退，但还要配合的是民进官退。所谓官退，就是依赖现有的高速铁路系统，逐渐形成1小时城市圈和3小时城市带，然后让这些以跨城市，和这些城市所属省份的跨省份而形成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来带动非官方的跨区域社会功能组织出现。比如说，如果你生活在几个省相交的1小时城市圈，那么某个城市居住地的居民，其生活和工作的社区不同，必然会导致最后许多社会功能出现跨城市的组织形态。
俺的这种主张，就是最大可能地扩大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和普通人民在政治上的掌控力，而挤压地方和政府中间层次的力量，使中国的政治结构出现扁平化，和两头大、中间小的局面。从中国的历史上来看，地方势力集团坐大，导致中央权威衰落，从而虚弱了对这些势力集团对草民的侵害的制约，常常是中国古代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
而中国当前这个削藩所面临的任务，和汉朝的情况比较相似，就是在中央权威衰落的同时，还在舆论界里出现一种对新制度的否定，和要求对旧制度的复辟。在这种思想上，没有进行拨其乱、反其正之前，在全民族没有形成一个制度上的共识的时候，制度混乱带来的国家崩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危险。这也是为啥汉朝的削藩行动，和后来明朝和清朝之间的区别。
明朝和清朝时候的削藩，更多的是地方势力对中央权威的挑战和争夺，并没有对当时大家已经认可了上千年的中央集权文官制度的否定。
之三
明朝在建立起来之后，明太祖朱元璋面临的一大任务，就是怎样清除位高权重的功臣们。和朱元璋一起起兵的淮西功臣们，在官居高位后，不乏有人居功自傲，多有违法乱纪之事，而且在朝廷中结党营私谋求私利，和朱元璋希望加强皇权的意图相违背。
朱元璋一方面在文宣上，连续出版了《铁榜文》、《资世通训》和《臣戒录》，对文武功臣发出警示，另一方面通过一连串大案件，从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将一干功臣清除掉。但因为朱元璋为防止蒙古北元复辟，分封了几个儿子在北方防线。其中第二子秦王朱樉驻扎西安，第三子晋王朱棡驻扎在太原，和第四子燕王朱棣驻扎北京。这三个儿子都是猛将，数次深入蒙古腹地，清扫元朝残部。慢慢的这些儿子们成为了朝廷的麻烦。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三子晋王在太原重修了城池。本来太原，旧称为晋阳，是中国北方防线的重镇。后来隋末李渊和李世民父子，也是在这里起兵，最后建立了大唐王朝。
这之后宋太宗赵匡义扫平最后一个分裂国家北汉，在太原苦战方才攻克，对当地军民的死战非常恼火，一把火把太原旧城池（现山西太原晋源区）烧了，后来又引汾河和晋河之水淹城，算是把一个千年的固若金汤的城池给毁了。
当然最后宋太宗也明白，晋阳的重要性，于是在其西北处的唐明镇，就是现在山西太原市区的西南部分，建立一个新城。不过这个新城建得马马虎虎，只是在明朝的朱三王子手上，真正得到了加固。
朱元璋在世时候，几个如狼似虎的儿子，对文质温和的大哥太子朱标，就很不服气。只不过鉴于老爸在世，而太子的继承，在法理上无可挑剔，因此除了背后动点坏念头之外，不敢有太大动作。和汉高祖刘邦的宽厚比起来，明太祖朱元璋要更彪悍，对功臣、亲属和手下的贪官污吏，那是疾恶如仇，下手毫不留情。
而朱元璋的皇后马氏算是女中豪杰，才可比吕后，德则更甚之，可惜早逝。这又不比汉朝，可以在太后的强势之下维持局面。当时刘邦的儿子们年纪尚小，性情也比较平和，不如朱元璋的儿子们彪悍。
但在太子朱标早逝后，几皇子的位置争夺战，就变得猛烈了。结果就是在朱元璋去世之前，秦王朱樉和晋王朱棡都也去世，只剩下四皇子燕王朱棣势力独大。因此要削掉这个大藩，就成了朱标的儿子，新继位的明惠帝朱允炆的要务之一。
可是明惠帝上任后，在平反冤假错案上，举措失当。很多被平反了的旧臣子，得陇望蜀，希望恢复权力的愿望，没有得到实现。新皇帝没有重用旧臣子，而是任用了一大批少壮年轻的新文官。
考虑到元朝时代，科举制度没有得到完全的恢复，因此在明朝初年的时候，整个国家其实是缺乏一个富有经验和政治磨练的成熟文官队伍。早期的政府官员，还是依赖于在反元战争中崛起了谋臣和武将阶层，颇为类似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时候的状况。
而朱允炆没有考虑在这个队伍中间，选择有才干的能臣来巩固自己的力量，而是大量重用一批缺乏实际从政经验，但嘴皮子了得，成日家一上疏就是过千条改革建言的书生小子。这种情形，在中国后来的历史上也出现过两次，一次就是清朝的光绪年间的戊戌变法，长于清谈的维新派，在百日之间，就推出皇帝的改革政策上谕110多件，就是说比一天一个政策还要多。再次出现这个局面是人民共和国的80年代，也是一大批少壮派的智囊们指点江山，各种改革措施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乱。
对新文臣的倚重导致了武将们的失落感和不满，而许多老臣子被靠边站，是官僚体系对新政府的忠诚度可疑。而针对内廷宦官的严厉控制，也导致了这个阶层大部分投靠燕王，其中如郑和等人都对后来的削藩之战起了帮助燕王的作用。
当时朱元璋分封藩王，和汉朝还大不相同。汉朝的分封，是因为全国人民对新的郡县体制，不太接受，尤其是这个体制贴上来秦始皇暴政的标签，所以要搞一国两制，给那些原来的诸侯国一个过渡阶段。
朱元璋的分封，还主要是定边，防止蒙古北元的反扑，因此藩镇的自主权相当之大。这个也就形成了另外一个隐忧，就是朱允炆问他太祖爷爷的一句话：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
其实答案就是官员御之，那么官僚不靖，孰御之？就是外戚和宦官御之。而从明成祖朱棣起的明朝宦官一条线，其实可以从朱元璋在胡惟庸案之后，削丞相，皇帝自己掌管六部有关。官僚体系权力受到了削弱，而皇帝政务负担太重，好像朱元璋那样，每天处理几百个政务，非得是超人才可以。
于是皇帝也要找帮手，这些帮手就是宦官。而中央官僚体系权力弱化，又导致地方官僚体系实权过大，尾大不掉，如何监督这些贪官污吏？结果就是锦衣卫、东厂、西厂和内行厂的大行其事。这些特务机关，对官僚体系的打击是丝毫不留情面的，敢对皇帝提反对意见的，就会当场在朝廷上，被人扒下裤子，让锦衣卫一阵大棒，来个廷仗，打得你皮开肉绽。
这些特权机构，还有一个叫做“种妖言”的手法。就是在当年朝廷禁止妖言惑众的邪教传播时，派人装扮和尚教士，在街市上传播，一旦屁民们围过来看热闹，马上就出来把大伙儿一网打尽。好像现在上海市闵行区的执法先锋们，开始学习了这个经验，发明了新的“倒钩法”，用来对付小老百姓了。
之四
最后宦官势力的坐大，和官僚体系的清流化，导致了明朝政治的分裂，成为阉党和东林党的对抗。这个内斗也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一大主要原因，两派官员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在清军入关之后，仍然忙于在南明小朝廷继续斗争，一直到大家都投降满清之后，仍然在朝廷上对垒。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可是在明惠帝的时候，他没有明白如何建立自己稳定的官僚体系，来御不靖的诸王，这个应该是他受到手下那帮靠嘴皮子执政的少壮文官的拖累。
当时在明朝建立的时候，如何清扫元朝残余势力，防止流荡在大漠的北元势力复辟，是政务的着重点。元顺帝北逃之后，经历几代，蒙古各部族内部分裂，大致形成了3大势力，就是鞑靼、瓦刺和兀良哈三部。
这三个蒙古部落联盟，兀良哈在东部，大概就是在老哈河和辽河流域之间。瓦刺部在西部，大概就是从新疆的准葛尔盆地到蒙古国的西部一带。鞑靼部在中部，就是蒙古国大部分地区到现在俄罗斯的贝加尔湖一带。
为了防止蒙元复辟，朱元璋在北方防线上，布置了9个边防重镇，从东到西，分别为辽东（现辽宁辽阳）、宣府（现河北宣化，在张家口之南）、大同（现山西大同）、延绥（现陕西绥德，后来北移到榆林）这四个，加上后来增加的蓟州（现天津蓟县）、太原（现山西太原）、固原（现宁夏固原）、宁夏（现宁夏银川）和甘肃（现甘肃张掖），算是衔制住了蒙古各部落。
在长城以北地区，朱元璋还建造了三个卫城，就是大宁卫（现内蒙古的宁城）、开平卫（现内蒙古的多伦）和东胜卫（现内蒙古的呼和浩特东南），和九个边境重镇形成互为犄角，保证了九边的整体防御。
当然这个防线比起以前的秦朝、汉朝和唐朝，就要差一些了。比如说，在西北的防线，本来都是要在黄河以北，乌加河以南，建立五原卫（现内蒙古的五原），以保证控制鄂尔多斯这个养马草场，来保证军马的供应。明朝在银川和榆林的防线，已经在河套草原之南。
另外就是汉朝和唐朝在西北走得很远，至少是把河西走廊，从嘉峪关那里，控制得稳稳的。然后在新疆建立了各个都护府，以保证西北方向的安全。
可是这样的防线，又因为削藩之战而削弱了。燕王朱棣因为得到了兀良哈部的朵颜三卫的蒙古骑兵的助战，得到皇位后，就把大宁卫送给了兀良哈部。因为没有了这个卫城，开平卫和东胜卫没有的声援，只好放弃而内迁入长城。而最要命的是，辽东和宣化、大同之间的联系，因为没有了大宁，就被隔断了。
因此明朝的削藩，和汉朝的不同，虽然失败了，只是换了一个皇帝而已。原因就是中央集权制度已经深入民心，不会像汉朝那样，削藩失败就导致新制度的失败。不过因为削藩而导致的北方防线的虚弱，就为后来蒙古势力开始重新坐大，提供了机会。
这也是导致永乐之后，明朝的边防形式从此变得比洪武时期薄弱。后来朱棣利用分而治之，互相牵制，挑动蒙古三部之间的互斗，谁势力强大就干掉谁的做法。在永乐8年（公元1410年），朱棣亲自领军征伐鞑靼，在斡难河（现俄罗斯鄂嫩河）之战，打得鞑靼可汗本雅失里只剩下7骑而逃。在永乐12年（公元1414年）亲自领军征伐瓦刺，又打得瓦刺溃不成军。
但后来在明英宗年间，蒙古瓦刺部开始崛起，在也先可汗对蒙古各部进行部分整合之后，不断冲击明朝北方防线。明朝掌权的宦官王振处理失当，明英宗儿戏一般亲征大同，最后在撤军时，酿成土木堡之变，不光是全军崩溃，连皇帝自己都成了战俘。虽然在于谦的主持下，北京保卫战打退了瓦刺，明朝从此在北方防线上一直处于被动防守的状态。
土木堡事变之后，瓦刺部又开始陷入内乱，但鞑靼部却开始兴起，在占领河套草原之后，开始以这里为基地，攻击明朝西北的陕甘宁地区。在弘治年间，鞑靼部的达延汗统一各部，以十万骑兵不断骚扰西部。后来其孙俺答汗在嘉靖29年（公元1550年）从古北口入侵，在北京郊外大肆抢掠，而明朝北京城的守军不敢出战，作壁上观。
当年俺答可汗在军事实力上，其实已经可以号令蒙古。但在法理继承上，却因为虽然是成吉思汗后人，但不是忽必烈一系，因此无法名正言顺的号召蒙古各部。当时的忽必烈后裔，是林登可汗，虽然名正言顺，却缺乏军事实力。结果就是在西藏的新兴起的黄教首领索南嘉措，和俺答汗形成政治联盟，索南嘉措确信俺答可汗为忽必烈大汗的转世，因此应该可以合法的统领蒙古各部。
作为报答，俺答汗封索南嘉措为达赖喇嘛，开启了达赖喇嘛的转世制度，并答应以蒙古各部的军力，帮助黄教对付西藏的其他教派。当然这个转世忽必烈的忽悠，没有搞定蒙古其他的汗王们，因此迫使俺答无法对明朝形成更大的威胁，不得不妥协，而接受了明朝顺义王的封号。倒是俺答的孙子，云丹嘉措成了达赖四世，在蒙古军队的扶持下，杀回西藏。不过这个非藏族的黄教领袖受到藏地其他教派和藩王们的打击，到了下任达赖五世，才靠着蒙古和硕部的力量，在西藏建立了黄教法统。
明朝在国防上的困境，也表现在东南沿海一带，兴盛起来以日本武士、福建海盗和当地官员利益共同体，希望打破明朝政府禁止海外贸易的倭寇之乱。这个南部和北部收受到的挑战，和政府应对的乏力，体现了中央权威衰弱，地方势力各自为政的情况。这个情况，一直到明朝灭亡，都没有得到改进。
之五
其实当朱元璋在南京建立政权时，他在政府体制的传承上，基本上有三个来源。第一个就是他本人和其他反元武装在兴起时，借助的民间宗教势力。在董仲舒汉朝时候，将儒家建立成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儒家思想中那些积极和革命性的主张，比如说孟子关于革命的看法，已经非常弱化，儒家思想更是变成了保守维持的政府工具。在中国后来的多次改朝换代中，民间宗教成为了主要的思想组织手段。
比如说在宋朝出现的钟相、杨幺起事，和方腊起事，都是源于来自于波斯的摩尼教，就是中国的明教。在宋朝和元朝的打压之下，以佛教为外衣，从净土宗源生出的白莲教，供养的是代表光明的阿弥陀佛，就是明王，其实和摩尼教的明王崇拜已经融合。这个教派宣扬的光明战胜黑暗的宇宙真理，人死后上西方净土白莲池过好日子，再加上佛教天台宗的各种戒律，已经慢慢在民间占据重要地位。
另外一只净土宗衍生的弥勒教，就是信奉弥勒佛，其实和白莲教、摩尼教差不多。白莲教在元初时候，就有教徒杜万一用五公符和推背图来号召大家起事。这个其实和后来清朝出现的洪秀全和杨秀清的太平天国，用的是基督教的拜上帝会，发动的反清斗争，走的是同样路子。其实看一下中国共产党靠的共产主义思想来改变中国，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重建中，如何思考宋明理学的弊病，重新寻找儒家原始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是中国未来文化重建的一个重要课题。这方面的仔细探讨，俺会在说文论武的文化篇里面展开叙述。
朱元璋的第二个来源，就是源于中国传统儒家的文官体系。在明朝建立政权以来，科举制取士，在南宋灭亡之后，大概已经中断了100年了。 元朝的仁宗在（公元1313年）算是恢复了科举考试，但是得其名而不得其实。因此明朝的建立，在某种情况下，肯定要满足宋朝因为活字印刷术普及之后，带来的教育普及和读书人增多这个出路问题。
在元朝时代，读书人受到压制变成了臭老九，于是大家的精力用到了文化建设，在宋朝开始后中国出现的城市化产生的大城市中间，发展起来小说和元曲之类的市民文化。明朝的建立，就给了大家要求回到政治权力的一个好机会，在1373年恢复了科举制度，重新恢复到政治由文人主导的局面。
朱元璋本人出生贫寒，但对知识分子比较尊重，但是他对文臣的厚待，一方面仍然受到敌视屁民的一些文人的抵制，将朱元璋这个红巾军看着红寇。另一方面，又受到了老大粗行伍出身的武将们的反对。朱元璋曾向武将们解释，世乱用武，世治用文，不是俺偏爱读书人。就有武将说，你信得过这些酸臭书生吗？张士诚也厚道文人，你知道这些人怎么玩他吗？张士诚本名张九四，是在漕运码头上，扛盐袋子上船的搬运工出生，真正苦大仇深，大字不识一丁的主儿。后来也参加红巾军起义发迹了，于是找文人们给起个名字，叫做士诚。朱元璋回答，这个名字不错啊。嘿嘿，武将们笑道，这个名字来源于《孟子》，叫做“士诚小人也”。你看看，这些文人是啥好东西啊！
中国人起名字比较讲究，认为名字会影响人的一生，因此不光是官宦富裕人家起名字，非常讲究，要在《诗经》、《楚辞》、《左传》、《论语》等等古籍中找典故，就是大字不识的穷人，也要找一下村子里的私塾先生，来取个好名字。但是在元朝的时候，小屁民们是不给起名字的。可是大家总得有个叫法吧，于是一个方法，是按排行，比如朱元璋本来叫朱重八，前面堂兄弟们当然就是重一到重七了。朱重八的老爸叫朱五四，当然就有五一到五三，这三个伯父或者堂伯父。因此张九四的来历，也是差不多。
从这里可以看出，明朝初期读书人势力还是比较弱小，靠的是草莽出生的武将们撑起局面，必须有一个过渡时间来完成这个转折。建文帝的新政，必然牵涉到这样一个权力转换带来的动荡。在这个时候，匆忙削藩，显然时机上不是太合适。
朱元璋的第三个来源，就是继承了元朝的政治传统，尤其是军队建设上的传统。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直就在军事上占有优势，如何向游牧民族学习先进的军事技术和战士，从战国的赵武灵王，到汉武帝，到唐太宗，都一直没有松懈过。自从唐朝灭亡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一直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独大的场面，因此对朱元璋来说，如何建立一支可以和蒙古铁骑相似的明朝军队，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
通过对征兵制和募兵制的比较，朱元璋在和刘基长期讨论后，最后得出了用卫所制度的结论。征兵制，和现在很多国家实行的义务兵制比较类似，而募兵制则和志愿兵制比较相近。征兵制的好处是，有战争大家来报到，平时就在家务农，平时军费开支小。但坏处就是，如果战争时间长，农业生产就耽误了，而且平时训练，就是所谓后备役的质量得不到保证，临时召集后，又没有太多时间训练，战斗力不行。募兵制的好处是当兵为职业，可以保证长期训练，军队战斗力要好。但不好处就是军费负担太重，国家财政是个大问题。
而实行卫所制度，就是将军人列入军籍，搞职业军人家庭制度，可以说是向游牧民族学习了。这些军人户籍完全不受地方政府管理，而是归入都督府管理。为了降低平时军费的负担，这些卫所平时需要耕种来负担自己的生活。但是和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不同，人家平时的生产活动，比如说围猎等等，就是好的军事训练，而农耕生产活动，和军事行动不搭架，只好拿出专门时间来做军事训练。
之六
因此当初希望靠卫所在财政上自给自足的想法，在现实上是行不通的。大家都要吃饭，而且那些军头们还想发财呢？怎么办？把军田租给人去种植，军队开公司，做生意。谎报数字，因为疾病出现的军户人数短缺，不补充，而是把军田自己分了。或者毕竟边远地区太艰苦，军户后代悄悄回流家乡，诸如此类，就是说俺们在中国1980年代，看到的军队怪象，大概都在明朝的卫所制度发生了。
本来人家边远地区的军队，要花很多时间实战和训练，花在种田上的时间就无法太长，又不是种田高手，因此不光是活得不滋润，连维持的粮食大概都不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颁布了“开中法”，就是说如果你那些商人可以把一定量的粮食，运送到军队需要的边远地区，俺政府就批给你政府专卖的盐，你就可以把这些盐运到全国各地，卖盐赚钱。
由于从江南一带，运送粮食到北方各边防地区，比较远，运费贵，于是有商人自己开农场，在这些地方，经营商田，来降低成本。这都在某种情况下，算是以国家财政补贴，就是以盐的利润，补助了卫所的经济。
这个专利权，在中国改革开放时候，出现过，叫做批文。只要有了批文，你就可以进口某些垄断物质，或者出口某些产品。那么谁才可以拿到这些批文呢？自然是因改革而得益的大改革家们了，当年因改革最出名的赵家，就是批文的一大垄断商。
因此就像当年1980年代，位高权重的大官们掌握了批文之后，在明朝的时代，也是皇亲国戚，宦官贵族，地方豪强等等，把批文给拿去了。其结果就是由批文而获得的盐卖专利利润，和为卫所提供粮食补助毫不相干了，而由于专卖批文有配额，不然的话，国家财政更吃不消了，那些靠提供粮食给军队的商人，反而拿不到批文了。
这些卫所除了要保卫边疆之外，还有镇守地方。人民共和国早期的新疆建设兵团，走的就是这条路子。明朝当时卫所的主要来源，是早期和朱元璋起兵的部队、蒙古各部的降兵、其他军阀招安和投降部队，和犯罪充军的队伍，以及按人口比例招的兵。
朱元璋这种建军的思路没有错，但是在执行上因为卫所的费用问题，最后就导致的卫所制度的衰败，军队的数量名不副实，训练水平低下，战斗力衰弱，结果就在土木之变中，彻底地暴露出来。这就导致了兵制向募兵制过渡，比如说后来的戚家军等等，都是募兵。但这个体制对财政支出的要求，一直无法得到满足，从而导致了这个制度的衰败。
在军队指挥权的问题上，朱元璋采取的是都督府和兵部的双重领导制度。草原游牧民族军事体制的一个特色，是在于靠的是各部族的军事首领，对单于或者可汗的效忠，因此在治军上，各作战部队的独立性非常强，战斗力很可观。但问题在于这种非体制，依靠个人能力完成的整合，只有在强势领导人的掌控下，才可以完成。不论是匈奴的冒顿单于，还是成吉斯汗铁木真，还是努尔哈赤，都是这个路子。
这种靠大英雄来整合，通常的情况，就是一整合成功，就可以拥有10-20万精锐骑兵，那可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了。可是等到大英雄一闭眼，这个军事同盟很快就开始分化，很快就失去强盛时候的锐利，可以说是兴也快，衰也快。以满族无坚不摧的八旗兵，到了削三藩的时候，战斗力已经不行了。
北方游牧民族在冷兵器时代，在军事能力上的优势，主要在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当时的战争方式比较接近，从而在生产和训练上，比较容易一体化。而农耕民族，其生产方式和战争方式差距太远，必须依靠专门训练的职业军人，来弥补不足。但是用职业军人，就是说募兵制，必须要求国家对国防支出必须足够。
当热兵器出现后，战争模式发生了变化，导致游牧民族的这个生产和训练一体化，类似于农耕民族一样，而失去了内在联系，最后导致了游牧民族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衰落。中国虽然是火药的发明地，而且在北宋时期，火药武器已经在军队中运用，但是未能发展成应付北方强敌的武器，让辽、金、西夏和元不断地杀过来。这个过程后来在欧洲人的手上完成了，让俄罗斯占据了游牧民族的大部分故地，而在东方，最后的一支游牧民族冷兵器大军—准葛尔蒙古，也在康熙的火炮之下灰飞烟灭。
当生产方式和战争方式不能一体化，军费开支就是建立强大军队的一个必要条件。以美国为例，国防预算一直都是政府财政的大头，在高科技武器上的开发和应用，只是国防预算中的一个部分。熟悉美国的人都知道，美国民用科技中的许多突破性技术，比如说互联网，卫星定位系统等等高端科技是来自于军队基金，甚至包括很平常民用技术，比如说不含有机挥发物的油漆，都是五角大楼的资金研发出来的。
中国的军费开支在1990年以前，其实是不正常的。因为大力裁减军费，把军队赶出去经商，真是自毁长城的做法。好在这个政策在后来，尤其是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之后，算是改变了。
那么明朝的军队建设，因为军费的不足，自然就导致了明朝军队，从朱元璋和朱棣时代，把蒙古各部打得满地找牙的态势，变成了被人家也先和俺答打得满地找牙。军费不足，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政府的税收太低，另外一个就是政府的领导人们，从皇帝到大臣们，都觉得低税收是一件大大的好事。
之七
朱元璋由于自身出生贫寒，小时候经常是饿肚子，没有饭吃，自然对劳苦大众的艰辛有亲身体验。他在订立税收方面，土地税就比较低。在洪武26年（公元1393年），朱元璋宣布税收的总额是3278.9万担谷，应该固定不再改变。当然，政府财政除了来自于主要是自耕农的农民的土地税外，还来自于人口税、徭役、各种主要民生产品，比如说盐业、矿业和酿酒等等的专卖制度。
从现在的财政观点来看，明朝政府的税收负担，大概是10%的国民产出，因此是比较低的。考虑到中国各王朝历史上，主要是两大笔财政支出，一个是国防，就是要防守，从东边的北京，到西边的天水这样一条长长的国防线，军费开支要求比较大。另一个就是治理洪水，主要是黄河和淮河的水患，和干旱和洪水带来的经济损失和救灾行动，需要大量赈灾款项。
要保证政府的税收可以落到实处，就是一方面对农民的负担不可以过重，一方面又可以保证政府能收到税，那么在人口普查和土地丈量上，就要下大功夫。可是在现代的卫星测量技术出现之前，这两项工作，不论是在中国的那个朝代，还是在西方的罗马帝国，甚至在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都是需要在基层工作的官僚系统去进行。
当事情需要动用从上到下的官僚们来参与的时候，其结果的准确性就比较怀疑。在前几年，即使一个守法的县委书记，为了应付上级的粮食生产任务，也免不了要隐藏几百亩田地，应急的时候才拿出来充数。这还是清廉的官员的作为，要是田亩的真实数字，和自己的私人利益有关，那么这些数字上的折扣，就大有讲究了。
这个世界上放之四海，颠破不灭的真理，就是老百姓们是不愿意交税的。不论是美国的老布什总统的竞选名言“读我的嘴唇，绝不加税（Read my lips，no more taxes）”，还是清朝的康熙皇帝，对人口税的“永不加税”的保证，都是为了迎合大家的这个心理。一方面让大家多留点钱自己花，一方面摆出一副非常亲民的形象，大家私人利益的实实在在，在外表上就摆出了一副非常道德凛然的姿态出来。
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共和党人的自由派经济思想，和中国黄老经济思想，其实是一套路子，就是政府低税收，其实是可以带来经济的增长和繁荣的。对以鼓吹退税，实行小政府的自由派经济学家而已，因为退税导致了经济增长，而因为经济增长，导致了税率虽然低，但税收总数，却因为基数变大而增加。这点确实比黄老政治有所进步，因为对黄老政治来说，小政府的无为而治，是在道德上合乎宇宙真理。财政收入不够，那政府就节省一点嘛。那国防费用怎么办，就不是黄老人士们要考虑的了。
当然共和党自由派的经济思想，最后表明是一个胡扯而已。因为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光是靠税率降低而增加的税收，是可以解决政府财政问题的。可是从里根开始的美国政府财政，似乎不是靠减税，而是靠发行国债来解决。
靠发债来解决政府重大支出，在中国历史上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从晚清的左宗棠融资在新疆平叛，一直回到当年汉景帝需要在长安找高利贷者们借钱，来对付七国之乱，走的是同一条路子。
当然政府要借钱，也得有信用，就是说你必须有东西抵押，让大家心里可以安定一些，放心借钱给你。当年清朝的抵押是海关的关税，而汉景帝的抵押，就是打胜了平叛之战，就好好抄家一把，至少吴国的铜矿和盐业是摆在那里的。可是当初还是让人家高利贷的人们心里嘀咕，不敢借钱，因为不能确定你一定可以打赢。
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美国，借钱打伊拉克和阿富汗，好像是赔本了。当年美国打伊拉克战争的主导人物之一，国防部副部长沃尔夫兹，在美国国会给大家算的一笔账，就是伊拉克石油收益里面的三分之一付美国打仗的军费，三分之一付美国公司的伊拉克重建费，于是国会议员们签了字，做这笔打家劫舍的大买卖，结果做赔了。
当年常凯申先生，也发行了海外公债，用来在中国大内战，要消灭共产党，那笔买卖也因为国民政府在大陆跨了，就石沉大海了。
当然除了借债这个途径，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印钱。在古代，印钱是比较困难的，因为那时候用的是硬通货，你要发行新货币，就得真正的去开采铜矿，或者向明朝和清朝那样，通过海外贸易，换取来自日本和菲律宾，以至于南美洲的白银。
不过中国在唐朝时候，就开始出现纸币。首先出现的是方便于携带的汇票，解决你远距离经商时候的付款问题。后来在宋朝时候，定期3年的国库券开始出现，后来就有了纸币。而在元朝的时候，纸币运用非常广泛，政府狂发宝钞，引起恶性通胀，是元朝覆灭的一大原因。朱元璋早年也试过发钞解决问题，算是尝过通胀的苦头。
其实除了这两个办法之外，政府解决财政问题的另一个法宝，就是摊派。这个摊派不是摆在明面上的，而是通过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僚一个约定俗成的君子协定。从冠冕堂皇的官方记录上，和正式公布的税收法令上，这些协定是看不见的。
朝廷有困难，大家各地官僚，也会识趣一些，帮忙解决皇帝的问题的。根据特殊情况，摊派一些份子钱，如果地方官员做得好一点，这些钱也许就是从士绅大户那里来，如果差一点，就会从小民那里来。所谓苛捐杂税，指的就是这些。而这些摊派，摊到了谁的头上，就成了王朝是继续兴旺，还是面临崩溃的关键所在。
之八
在传统农业社会里，土地税收的基础，是在于大量自耕农的存在。当经济发展导致了土地兼并的贫富差距的时候，具有政府人士关系，或者本身就是政府官员的土地拥有者们，因为对地方政治实际权力的掌握，就可以通过政治影响力，来保证自己的土地税，可以交得少一些。
其实这个路子，和美国民主体制下，富裕阶层通过政治影响力，通过了种种减税法案是一丘之貉。也和美国一样，税收的主要负担，压在低薪和中薪的所谓中产阶级头上，中国古代的土地税收也压在了越来越少的自耕农们的肩膀上。
佃农没有地是无法交土地税的，就像美国的穷人一样，交税是没有份的。因此当贫富差距变大的时候，政府财政状况肯定会恶化。而当名义税率低，实际在中间层次吃油水的地方官僚们坐大而养肥，一方面抽下面屁民的血，一方面断中央政府的奶，就是每一个朝代，到了中期的一个必须解决的难题，就是要进行削藩的决策。
在中国历史上，因为话语权是被鼓吹黄老政治的人们掌握，所以一翻开历史书，俺们看到的就是宣王中兴、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当然雍正的加强中央财政的行为，是要开骂的）等等，却看不到对周厉王、汉武帝、王安石和张居正等等政策的支持。而这些企图压缩中间官僚阶层对国家财富的过大占有的革新，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汉武帝死后的桑弘羊的结局，因为改革的成功，其下场反而比改革失败的王安石和张居正要惨得多。
不过回到建文帝的削藩上面，和汉景帝的比起来看，显然是削得太仓促。建文帝的时机，更像是在汉文帝那时候的开削。和汉朝不同的是，军事要地，防止北方匈奴的重镇，比如说守大同的代王和守北京的燕王，都不是问题，反而是其他地方的七王是反叛的主儿。在明朝的削藩，削的是守护北京的燕王朱棣，因此成功不成功，对王朝的国防，都会带来影响。成功了，反而要比不成功糟糕。
如果当初建文帝，没有被手下那帮少壮派文人忽悠，等他个10年，一方面加强中央的官僚政治实力的建设，一方面等自己的四叔父更老一点，也许不会搞出最后的悲惨结局。而且自己的叔父还是打仗的高手，哪里是汉朝的吴王刘濞可以相比。
清朝康熙的削三藩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因为毕竟平西王吴三桂是员猛将，如果等他死了，换了个公子哥儿的儿子，削起来就顺手得多了。
削藩镇削得最快，也最和平的就是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一顿宴会，就搞定了。不过这个削藩因为削得太快，过早的造成了干强枝弱的局面，导致了宋朝的军事实力削弱，从而成为中国历代最窝囊的王朝。
前面俺谈到过历史上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争斗，因为生产方式和战争方式的相似性高，而使游牧民族占有技术上的优势。但是游牧民族，在团结和整合上，能力要低于因为成天要应付天灾，要治理黄河的中原农耕民族，导致游牧民族武装的短期冲击力比较大，但对抗的持续性比较短，就是说打闪电战，是游牧民族占先机，但是打持久战上，形式就转了个头。
这个在现代战争史上，颇有些类似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苏联的对比。同样是人员和资源缺乏的德国，靠的是军事技术上的先进，对苏联进行突击和闪电战。而土地辽阔和人力资源比较多的俄罗斯人，则靠做拖的办法，把德国人给打败了。
当然战争的胜利，靠的不光是军事技术，还要靠大家的武器装备、后勤和民心。在中国历史上，用于战争的资源主要是两个，一个就是打仗用的战马，算是主要军事物资。另一个就是军队吃的粮食，是打仗不能缺乏的基本供应品。
不打仗的时候，大家干的就是贸易，游牧民族就会赶着马，过来互市，换取农耕民族的余粮。对中原的王朝来说，要强兵，除了军费要增加之外，当然就要有马的来源，而主要的一个马场，就是河套的鄂尔多斯草原。因此当中原王朝掌握了这个地方，基本上就是保证了自己的战略物资，并可以在粮食的互市上，用贸易制裁的方法，来遏制游牧民族的物质供应。
明朝在明宪宗成化7年（公元1471年），由延绥巡抚余子俊开始在西北建立长城。这段长城基本上就把鄂尔多斯给放弃了，导致明朝的北方战略陷入守势。但是由于鞑靼各部族还是需要和明朝交易来获得粮食，最后俺答不得不妥协。
可是在宋朝的时候，局面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那就是在后唐时代，明宗李嗣源死后，其养子李从珂篡位，其女婿石敬瑭不甘心，向辽国称臣，借辽国的军力建立了后晋。作为交换条件，将燕云16州割让给了辽国。
这燕云16州，就是今天的北京的燕州（幽州，今天北京）、檀州（今北京密云）、顺州（今北京顺义）、儒州（今北京延庆），天津的蓟州（今天津蓟县），河北北部的瀛洲（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丘）、涿州（今河北涿县）、新洲（今河北涿鹿）、妫州（今河北怀来）、武州（今河北宣化）、蔚州（今河北蔚县），和山西北部的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州东）和朔州（今山西朔州）。这个地区，基本上就是今天的北京、天津、保定、沧州、张家口、大同和朔州这一块北方的重镇地区。
这个地区被游牧民族掌握，其后果主要有二。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中原的北方门户大开，基本上除了城池之外，无地域之险可以守，方便于骑兵部队的大规模作战。第二个后果就是，当游牧民族掌握了华北这块农业地区之后，自己变成了手上有粮，心中不慌，不再受到农耕民族的要挟。在华北这块地方经营，导致契丹人不光是可以为自己仍然强悍的骑兵部队提供足够的粮食，也为他们进一步汉化，学习和掌握先进的政府管理体制，提供了很好的实践机会。
之九
本来是游牧民族手上有马，可是仓里没有余粮，在辽国的时候，就变成了马粮齐全了。而宋朝在西北受到党项的西夏的威胁，连鄂尔多斯的马场也无法拥有。
当年辽国和宋朝通商的时候，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不许将马匹卖到宋朝。这个规定，大概和今天美国和欧洲，对中国实行的武器禁运政策差不多。当然因为那时候，鄂尔多斯和河西走廊都在西夏的控制下，宋朝还是可以用银子、茶叶和丝绸从西北买马。
朱元璋在削功臣武将的时候，还是比较知道时机的掌握，就是在人家蓝玉大将军，在漠北打垮了北元主力，才会出现蓝玉案的。可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位置，不是实打实和各类诸侯中原逐鹿打出来的，而是靠一个兵变起家，因此对各路拥兵自重的军头，就非常忌惮。
可是你就算要把这些军头敲打掉，也应该在收回燕云16州之后，再作计议啊。结果就是后来赵匡胤的弟弟宋太宗赵匡义，在打北汉的时候，还敢和辽国叫板。但是后来在太平兴国4年（公元979年），灭了北汉之后，在高粱河（今北京西直门外），北上征伐的宋军被辽军大败，赵匡义差点做了俘虏。几年过后，准备充分的宋军，在雍熙3年（986年），再次试图拿回燕云16州的时候，又遭到失败，在歧沟关（今河北涿州西南一带）主力被击溃。从此宋朝开始靠进贡的金钱，来买和平的外交政策。
由于在首都汴梁的北边，没有什么天险防守要地，拥有了游牧和农耕两种经济模式，和在文化上已经半汉化的辽国，迟早都会打下来。在北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的宋辽战争中，辽军20万精兵南下，直接威胁黄河北岸地区。宋军在澶州（今河南濮阳）由赵匡义的儿子宋真宗赵恒，在宰相寇准的支持下，没有接受其他官僚要求迁都金陵的建议，而是御驾亲征，终于遏制住了辽军的入侵。由于担忧辽国会在冬天等黄河结冰而攻击汴梁，宋朝在军事结果有利的情况下，赶紧签了屈辱的“澶渊之盟“，靠进贡来维持和平。
这个时候，宋朝的黄老政治开始逐渐出现各朝各代，都见过的问题。于是在宋真宗的儿子宋仁宗即位之后，新皇帝觉得不改革是不行了。
问题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财政问题。黄老政治，其实搞的就是美国新自由主义那一套，就是无为而治，要求小政府，就是俺们说的国退私进。名义上的税收很低，但实际上政府的财政需要想办法挖潜力，而地方上的官员，就把这个挖潜，挖到小老百姓的肉上去了。
另一个就是军力问题。那个时候的宋军，连小小的西夏国都打不过，实在是不成体统了。
解决的办法也是很简单，就是在北魏鲜卑人的治下，创造出来的均田制，后来在北齐、北周、隋朝和唐朝都有应用。虽然大家具体的均田方法不同，但其中心思想都是一致，就是遏制官僚体系里的土地拥有者们，利用自己手上的官权优势，不断的进行土地兼并，使国家的税收基础越来越单薄。其实并不是要真正，或者有可能做到均田，主要是希望能够遏制无土地农民的增加。
这些有土地的农民，不光是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而且还是王朝的兵员。如果他们变成了无立锥之地的流民，那政府不垮台才怪呢。
其实中国今天，这样的土地兼并情况也同样出现。只不过现在的政府税收，在工业化社会中，已经变成了以工业和商业为主，而不再收取农业税。因此土地兼并的形式，就不再是抢夺农民的耕地，然后租出去给佃农耕种，而是变成了强迫拆迁，用来开发房地产。当然现在的名称是变化了，不再是官僚和地主利益团体，而是成了官僚和地产商利益团体了。
第二个解决军队建设的问题，一个就是国家财政要起来，可以投入更多的军费。另一个就是要提高军人待遇，让人们感到做军人，不光有社会地位和荣誉，还有比较切实的经济利益，那么才会吸引更多的人才，发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誓言。
可是这个富国强兵的想法，和宋太祖赵匡胤的国策是有所抵触。因为当年鉴于五代时期，军人跋扈，造成各地藩镇坐大，国家分崩离析，宋朝的政策是恩待士大夫，就是读书人和知识分子，而打压武人。估计俺们民间流行的那句“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就是来自于那个时候。
在北宋一片尊重知识分子，大量开科取士的情况下，一项重大的科技突破，大概就是在那个时代产生了。那就是被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活字印刷术。
活字印刷的出现，是和科举制度的蓬勃发展相关的。其实在隋朝开始科举制度以来，因为大家要好好学习，考试向上，对书籍印刷的要求就大了。有了市场需求，于是出现了雕版印刷。雕版印刷虽然可以大量印刷书籍来满足学生增多的要求，但是雕刻费工费时，不容易保管，而且一旦出现错别字，一块板就要重雕。
在唐朝时候，虽然科举是做官的一条道路，但是因为唐朝在中亚的用兵，通过军功而成为万户侯，还是一条选择。
宋朝的科举，比起唐朝来，则要更加爽快了。唐朝录取进士每次不过多则二三十人，少则十几人，甚至几人。宋朝却是每次录取，就是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而且光是进士，就分成及第、进士出身和赐同进士三等。唐朝你科举通过了，只不过获得做官的资格，要真的拿到实际官位，还要通过吏部考核。可是宋朝不同，一旦科举过了，马上就任命，而且考试排名在前面的，还可以一下子做高官。
在这样一片朗朗读书声下，对书籍的大量需求，活字印刷的出现就不奇怪了。自然这个伟大科技的发明，又推动了朗朗读书声的响彻云霄，暂时压住了远处游牧骑兵的铁骑和金戈之声，于是在多年之后，大家发现原来用来读经书的脑袋，还可以用来和人家金兵的狼牙棒对抗。
之十
宋仁宗看到了这个问题，那就是要改变百夫长和读书人的社会地位。而他找来改革的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提出来的改革方案，其实也比较简单，就是在吏治上下功夫。
从严吏治作为切入点，确实是一个纲举目张的好方法。这个被称为庆历新政的改革，希望通过精简官僚机构、减少冗员、选拔良才、降低俸禄等方法，来提高行政效率、压抑地方官吏势力和改善政府财政。而减少官僚人数，自然同时要减少科举的录取人数，这下子又影响了抱着书本死读书的士子们。
同时在打击官僚势力的同时，实行均公田、减徭役等等有利于非读书人的农民的政策，当然也损害了官员们和文士们的利益。
所以庆历新政很快就短命了，不足为奇。一个最出名的例子，就是在削减官员的时候，富弼曾对范仲淹说，你是不是下手太狠，你就是一笔，人家官一没有，一家的饭碗给打碎了，就是一家哭号啊。范仲淹回答说，这样的官员管理一路的地域，那就是一路的百姓民不聊生，一家哭胜过一路哭啊。
在庆历新政出笼之前，宋真宗时代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那就是在“澶渊之盟”之后，虽然身份上确定了宋朝是兄，辽国是弟，但是哥哥是每年要送钱给弟弟的。本来如果对这个耻辱不满意，你就应该学习越国的勾践，来一个卧薪尝胆。可是当时宋朝朝廷里面，热爱和平的官员占了主流，宰相寇准给踢到雷州，就是今天广东的雷州半岛，湛江那一带去了，大家对军备的东西非常反感。因此只要有人一提增加军备，马上就要道德分子，出来反对，说是那样会造成“友邦惊诧”，俺们要和平发展，搞啥子军备呢，缩头乌龟做做就没有事了。
不过，虽然在武备和国防上不敢有什么作为，但是因为考虑到契丹这些戎狄，都是老土，敬天地，怕鬼神，如果皇帝可以搞些神神兮兮的道道出来，就会从心理上收复这些蛮夷。
于是在当年主张迁都金陵的大臣王钦若的主持下，宋真宗有一晚上，梦见了老天爷从天上下诏书给他，结果就居然在汴梁上空跌落长2丈多的天书下来（看来宋朝时候的高科技不是盖的）。这之前秦朝的陈胜靠的是吃饭的鱼肚子里，找到张“陈胜王”的天书，这之后元朝的韩山童靠的是黄河工人挖出的“一只眼铜人”，在古代也出现过河图洛书，，都是从地面上挖出来的和水底下冒出来的，不知宋真宗这个天书，是靠什么办法，搞到天上去的。
自然天书一到，善莫大焉。于是皇帝上泰山封禅，诸如此类就搞了一大堆面子工程出来。这中间的面子工程，主要是强调中原本土文化的猛烈，因此源自于中国的道教，就成了热捧的对象。大兴土木的结果，当然令到各级政府的经手官员们，个个赚到眉开眼笑，可是财政的烂摊子就甩给了后来的宋仁宗了。
虽然在友邦惊诧论的反对之下，宋朝坚决不发展军事力量，要和平发展，幸运的是，当年契丹的掌权的萧太后，是一个非常英明神武的领袖，在她去世之后，辽国自己陷入了内斗，也无力来征伐宋朝，算是有了120年的和平。
在王朝建立初期，人口因为上一个朝代的崩溃，导致的战乱、灾荒和疾病而减少，通常土地比较多，使耕者有其田这些保证农业生产和保证税收基础的政策容易实行。而随着初期到中期的休养生息，政府的财政支出，比早期节衣缩食的状况有所改变，名义上的低税收制度，就越来越需要官僚们发挥想象力，来财政创收了。
因此任何政府的政策，都有赖于官僚系统的配合。但是随着官僚们的招亲荐友、拉帮结派、买官卖位、结党营私和得过且过，就开始产生了尾大不掉的毛病。
其实宋朝虽然大力推广科举制度，希望通过建立学校教育系统，通过培养忠于政府机构的文官，来防止出现五代那些以自己利益为上的武将，来成为政府和社会的主导力量，但是在真正的实际运作中，你还是很难防止官僚的腐化，利益自己手上的权力，来谋求自己的子弟在官员中优先被录用的机会。
其中合法的方法，就是“恩荫制”，意思是高级官员，可以指定自己的孩子们成为官员候补。范仲淹的改革中，专门一条是对付这个。
当然改革失败后，出现的情况就是宋朝的科举取士，越来越不重要。在宋仁宗改革期间的庆历6年（公元1046年），全国政府部门中，靠科举考试出任官员的比例是57%，就已经让皇帝不满了。可是到了宋徽宗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这个比例下降到了45%。
南宋的情况更加恶化，在宋光宗绍熙2年（公元1191年），科举出身下降到31%，而到了宋宁宗嘉定6年（公元1213年），比例是27%。
当然这个比例还是高于唐朝中期的15%，但显然这种变化导致的结果，就是掌握政府权力的官僚系统，开始慢慢出现唐朝以前的门阀化和贵族化趋势。
当然在范仲淹时代的官僚体系，43%的官员是靠裙带关系带出来的，已经给社会造成了很多问题。土地兼并严重，影响到政府收入基础，而北宋人口的大量增长，带来的人均耕地减少和城市人口增加，其实使工业和商业都得到大的发展，而这些新的行业利润，又大部分没有使国家财政得益。
要改变这个局面，国家财政要做的就是开源节流。开源，就是增加新的税收的源泉，当然就会触及现存的利益集团格局。而节流，首先就是要把冗余的官僚体系精简，把人浮于事的局面改变过来。而这个改变，当然要先在吏治上开刀，自然改革的艰难程度不小。官权过大，官商一体，国家的能力自然就被削弱，真正的小屁民就变成了刀俎下的鱼肉。可是掌握舆论话语权的利益集团喉舌们，仍然大喊“国退民进”，强烈反对“国进民退”，这个大概是真正的普世价值，是今天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都可以看到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