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无疑是中国近现代以来最著名的政治人物：在两千多年以来的治乱分合中，他又完成了一次伟大的统一，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革命者”，其思想与实践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化序列中的重要一环。是非功罪，自可探讨，但其思想与实践给中国留下了至深至远的记忆。
毛泽东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在生命中遇到并跨越了九个“坎”，像一条金色鲤鱼越过龙门而化龙。一般人之所以碌碌终生，是因为没有机会遇到这样的坎，或没能跨过去。
第一个坎：性格坎
毛泽东，字润之，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湘潭县韶山冲一个日益发达的农民家庭。他的家乡与曾国藩的家乡湘乡县仅一山只隔，而他的母亲就是从山那边嫁过来的。他的父亲毛顺生当过兵，是一个见过些世面精明肯干的人。退伍后通过经营粮食和生猪贩运，获得了一笔积蓄，于是，买进田产，成为一个雇人为他种地的富农。在韶山冲，毛家成了少有的富户。
毛泽东来自一个真正的农民之家，他的家世仅比洪秀全和孙中山的略好而比不上曾国藩。但作为家中的第一代读书人，他更象洪秀全和孙中山。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非常压抑，原因是他有一个严厉而暴戾的父亲。但正是摊上这样一个父亲，他也由此产生了极强的自尊心和敢于反抗的性格。而当这一且又和他读书人的背景结合在一起时，他就成了一个狂儒。
在后来与斯诺的谈话中，他回忆说他的父亲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同时，也许是因为毛顺生发家的经历太不容易了，因此他常常以自己的标准对待儿子，“喜欢责备”儿子的“不孝和懒惰”，并且还是“一个严厉的监工”，看不得毛泽东“闲着”。
幸而，毛泽东的母亲文其美是一位“慷慨厚道”而“仁慈”的人，她宠爱并在关键的时刻能够保护自己的儿子，使他的性格发展不至受到过分的压抑。所以，毛泽东没有成为一个被吓破了胆的“挨死打”的孩子，在忍无可忍的时刻，他总能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而展示自己的不屈的性格。
他的私塾老师据说也是一个“要求苛刻”、“粗暴严厉”的人，常常打骂他的学生。一次毛泽东因拒绝站起来背书，与老师发生了争执，十岁的毛泽东尝试反抗。他逃离学堂并向县城方向走去，此时，他脑子想的是《水浒传》里的好汉。最后他迷了路，只在附近的山里兜了三天的圈子。但他没有想到的是，通过这次抗争，老师对他的态度明显得到了改善。
由于尝到了斗争的甜头，毛泽东开始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自己家中的暴君——父亲毛顺生身上。在他十三岁时，当他的父亲又一次当众骂他懒惰而无用，他回骂了自己的父亲，然后从家里跑了出来。他的父亲气冲冲追出来要责打他，而他站在池塘边，不让父亲过来，并以“投塘”相威胁。最后，毛顺生不得不向自己意志坚强的儿子妥协。这个少年意识到“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来”，也许他一生所信奉的斗争哲学最初就是在这里奠基了。
毛泽东成为一个有“胆”的人！成为一个“吃软不吃硬”的主。他成功地迈过了生命中的第一个坎——性格坎。男儿先看胆，假如他是一个性格软弱的人，他不仅不会取得日后的成功，甚至根本不会迈出韶山冲一步，也许就会终老在那里！
第二个坎：求学坎
中国近代以来，创造历史的人都是书生，没文化的最多只能做二流人物。成为中国近代伟大人物，求学是必要条件。在求学问题上，毛泽东又面临着一个坎。
显然，年少的毛泽东像绝大多数的儿童一样不喜欢读四书五经，但在没有读书传统的家里以及村中各家，当然不能发现像鲁迅童年读到的那类书，而只能找到《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和《隋唐演义》之类的小说。对于一个生活在农村的少年，这些动人的故事更能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这些文字里所体现出的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和思维方式以及反抗精神，成了摆脱压抑生活的精神慰籍，并且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时，毛泽东的才能主要体现在日益提高的写作能力上。当然，这与任何具有这一特长的人一样，与其说是文章写得好，倒不如说他们是善于思考。父亲暴戾的管束，使少年毛泽东总是乐于追求思想上的自由。
毛泽东十三岁时，面临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他被迫中断了学业，因为他的父亲，并没有让他继续求学以改变门风的愿望。毛顺生认为儿子通过读书学会了记帐已经足够了，并应该像一个成年劳动力那样工作。按照当时的习惯，他还在儿子十四岁的时候，为他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媳妇。毛泽东被迫同她成了亲，却坚决拒绝同她住在一起。
毛泽东没有按照父亲为自己设计的人生道路走下去，学堂已经激发起他强烈的求知欲和上进心，这一点终其一生也没改变。他尽一切可能去寻找书籍并如饥似渴地阅读，甚至经常步行十多里翻山越岭地到湘乡的外婆家所在的棠佳阁找人借书。自戊戌维新以来，湖南风气日开，即使在棠佳阁这样的偏僻小村，毛泽东竟然也能找到《盛世危言》这本著名的小册子。这是毛泽东看到的第一本涉及时政的书籍，给他带来的震动和影响是巨大的。以至在几十年后，他还能记起这本小册子开头：“呜呼，中国覆亡无日矣！”他深有感慨地说：“我读到这些史实时，觉得祖国的将来非常可忧，我开始认为努力救国是每一个人的天职。”这类小册子进一步激发起他的求知欲，为了怕吝啬的父亲看见他晚上读书，他常常在用被单遮上油灯。
为了继续求学，他和父亲闹翻了。他又一次离家出走，住在一个学法律的本家的家里。在一个老秀才那里，他又读了半年的四书五经。
毛泽东为自己争到了继续读书的机会，读的书却也曾和大同乡曾国藩一样。但时代毕竟大不相同了，社会越来越动荡不安。1910年，在曾国藩的崛起之地——长沙，饥饿的人群甚至自发地去攻打巡抚衙门。第二年，抢米风潮甚至波及到韶山，饥民们纷纷跑到地主富户家里“吃大户”、“吃排饭”，连毛家的一些米也被饥民们没收了。以往曾国藩和手下的一般湖南儒生们，面对太平军的进军，无不主张毫不留情地严厉镇压，因而成了太平天国的死对头。而现在，毛泽东和他的私塾同学们却普遍对农民暴动包有同情，甚至在韶山起事的一个哥老会首领彭铁匠竟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
时代为毛泽东提供的新的影响，还不止于此。这时，韶山冲回来了一个从法政学校毕业的新派人物李漱清，他象十几年前广东的孙中山那样反对佛教和迷信，并且主张把庙宇改成学校。由于从他那里，毛泽东看到了反抗的精神和新的思想，为此他常常去李老师家里请教问题。
毛顺生想把十六岁的儿子送到湘潭城里的一家米店去当学徒，以他的见识，无疑觉得这是儿子最好的前程。但毛泽东这时已经越来越认同自己已经是一个读书人了，他当然不可能按照父亲的想法塑造自己的人生。当他听说湘乡县的东山书院已经改为新式高等小学，他的两个表兄已经在那里就读的消息后，他在也不能在家呆下去了，执意也要进这所学校。毛顺生成了毛泽东继续求学的最大障碍，但万幸的是在毛泽东的身边有另一些亲人为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新派教员李漱清无疑是毛泽东的最热心支持者，毛家仅有的一个有功名的人——毛泽东的堂叔毛钟楚以及毛家另外一些见过些世面的亲戚都极力劝说毛顺生让毛泽东去读书。最后毛泽东从母舅家和一些亲戚那里借来一些钱充作学费，并支付了雇来替他劳动的长工的工资——十二块银元。毛顺生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儿子给他的这十二块银元，换来一个新中国。
1910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十六岁的毛泽东用扁担挑着装着一件长袍、两条床单和一顶蚊帐以及《水浒传》、《三国演义》的小筐，没有和父亲告别就独自上路了。从此，他走向了自己的世界。
毛泽东又成功地迈过了生命中的第二个坎，即求学坎。假如迈不过去，他一辈子也将是韶山冲一个读过五年私塾的小地主。
幸而他的胆子没被父亲吓破，而且求知欲已经被培养起来，母亲家族又可以提供了必要的资金，这样他才能去跨越人生中的第三个坎。
第三个坎：成才坎
毛泽东性格顽强，并得以继续求学。但假如他没有天分，不会崭露头角，也会泯然众人。在此，毛泽东又面临着一个坎，他会不会成才？
在东山小学，毛泽东这个外乡人显然是以一个“怪人”的面目出现的。由于他来自一个刚刚发迹起来而质朴无文的家庭，显得土里土气；作为一个小学生，他的年龄和个头都显然太大了，自然他受到了同学们的冷遇。在私塾里读过五、六年四书五经的毛泽东，此时更想一个儒生，对于这里开设的象数学、音乐等新课程，没有多少兴趣，他最喜欢的还是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学。他回忆这段时光说：“对于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记载使我着了迷，我读了许多有关他们的书。”在这所学校里，他初次展露了过人的写作功夫。作文是儒生的最重要的本领，但事实上在新式学堂里仍被看重。正是由此，尽管他对一些新的课程一窍不通，但仍能顺利入学，并受到了老师和校长的青睐，甚至认为“学校取了一名建国材”。
在东乡小学，毛泽东开阔了眼界。他看到了戴着假辫子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假洋鬼子”，也阅读了《新民丛报》，知道了康有为、梁启超的名字和他们的活动。更重要的是，这个饱受压抑的农村少年，在新的环境里萌生了继续求学建功立业的志向，而这正体现了一个纯正儒生的本色。多少年以后，他还能回议起，他从同学和好友肖三（肖植蕃）那里借来的那本《世界英杰传》，他第一次知道了拿坡仑、彼得大帝、叶卡德琳娜女皇以及华盛顿、林肯、卢梭和孟德斯鸠。当时，年少的毛泽东只注意着他们的英雄行为，而无意区分他们。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在他的记忆里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他只记得“假洋鬼子”教给他的一首叫做《黄海之战》的日本歌曲。
毛泽东顺利地通过了一个学期的学业，在湘乡县城这个新的立足点，他又滋生了去省城长沙的愿望。校长和老师建议这位已经十七岁的小学生去长沙考中学。国文老师贺岚岗正好应聘去湘乡驻省中学堂任教，也愿意把他带去读书。毛顺生照例仍要阻挠儿子的读书志向，但仍由于毛泽东的舅父和亲友们的说项，毛泽东最终还是如愿了。
一九一一年九月，十七岁的毛泽东和肖三挑着行李，步行到湘潭，然后乘船前往长沙。
少年毛泽东的性格和学识的走向已经展示出与众不同的特点。在我们叙述的人物中，毛泽东的家庭是最为压抑的，因此，毛泽东的性格也最锋芒毕露的，他爱憎分明、疾恶如仇、自尊心极强。他懂得叛逆性格最初来自对家庭的反抗。同时，他的父亲严厉要求，又使他不尚浮华和物质享受，而追求精神上的充实，这成为他不断向上进取的坚实动力。他所受到的私塾教育于以及对传奇小说的爱好，也使他有别于一般新式学堂出身的读书人，他初步显露的写作能力，将为他在长沙的知识界找到立足点。这个倔强的乡下少年，应该是自信的。为此，临行前为了表达自己那跃跃欲试的心情，他抄了一首当时在乡村读书人广为流传的诗，送给表兄文鉴泉和文运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何处不青山。
长沙是这个从韶山冲里走出来的倔强少年的下一个目标。他现在具备的是只是叛逆的性格和他不负自己的誓言，十年的时间，他便成为长沙知识界的一个风云人物。
长沙时代的毛泽东，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学生，而更象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儒生。他所学习的不是一技之长，而是定国安邦之略。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他终于认清在一切可以超越他人的要素中是意志，并且为此而苦苦地磨练自己。长沙是毛泽东走向人生辉煌的真正起点，但与几十年前他的邻乡曾国藩不同，在第一师范里校长要开除他，而他却赢得了部分老师和绝大多数同学们的欣赏，为此他有机会向下一个目标前进。时代不同了，时代还在需要叛逆，而毛泽东走的是一条成为杰出叛逆的道路。
楚国故地长沙，拥有悠久的历史。在它众多的名胜古迹中，岳麓山下由南宋大儒朱熹创办的岳麓书院无疑是最令湖南人感到骄傲的。正如书院前赫曦台上的楹联所标榜的“至斯为大，唯楚有材”那样，湖南学界以其特有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杰出的人材。尤其近代以来，在历次政治风波中，湖南的读书人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出身岳麓书院的湘乡人曾国藩和归善人黄兴，前者是镇压太平天国的“中兴名臣”，而后者却是推翻满清的革命元勋和第一军事领袖。而来自浏阳的谭嗣同和唐才常，一个是为变法而留血的中国第一人，一个是发动自立军实行反清的国内最早的读书人。作为国民党的实际领袖宋教仁，在中国首次尝试了议会政治并为之付出了生命代价。发动护国战争的邵阳人蔡锷，成功地捍卫了中华民国，使袁世凯的皇帝梦终成泡影。
时逢乱世，却是读书人大显身手的时机。十七岁的湘潭读书人毛泽东挑着行李，来到长沙。或许，当时他还没有预料到，自己将为湖南读书人的业绩增添辉煌的一页。
1911年春天，在辛亥革命的前夕，毛泽东顺利地进入湘乡驻省中学堂，然而正象他当了半年小学生一样，在这里他也只做了半年的中学生。长沙的繁荣和喧闹，使这个农村少年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与以往的书籍不同，他第一次看到了讲述着近期发生的事情的报纸。报纸无疑让这个想迫切了解世界的年轻人感到好奇和惊喜，并成了他终生的朋友。在长沙，他更真切地感受到了政治，从《民立报》上，他看到湖南人黄兴在广州亲自指挥了一次起义。在这块曾经养育曾国藩的土地上，毛泽东同几乎所有的学生一样都站在革命的一方，并也渴望着行动。毛泽东发挥了自己的特长，把自己的政见写成了一篇文章，贴在了学校的墙上，用一连串刚刚知道不久的人名来表达他新的见解：孙中山担任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和梁启超分别担任国务总理和外交部长。他的想法表明了当时的幼稚，但也证明了他的敢做敢为。许多年以后，他又贴出一张“大字报”，从此发动了一嘲大革命”。
武昌起义爆发了，在此之前，毛泽东和许多学生已经剪掉了辫子，而这时他们的愿望则是加入军队。事实上，湖南的学生们最后真的组织了一支学生军，这在全国也是罕见的。后来，毛泽东还能回忆起，比他大三岁的湖南东安人唐生智也在这支队伍里，并抓住这次机会在军队里站稳脚。在十六年后，正是为了策应他的起义，南方提前发动了北伐战争。最后成为国民党的一级上将。但是，毛泽东却讨厌学生军里鱼龙混杂的气氛，而加入了正规军。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读书人有时更愿意同质朴无文的人打交道，尤其是在双方都承认读书人的优越地位的情况下。在军队里，毛泽东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学生，不屑于象普通士兵那样到城外去挑水，而花钱向挑水夫买，但同时他却很愿意为没有文化的士兵做代写家信之类的事情。毛泽东的军旅生涯又没有超过半年，因为革命已经结束。尽管在这里能够体验作为“秀才”的优越，但普通一兵的生活毕竟不适合他。在十无年后，当他再一次回到部队的时候，他是以一个省的统帅的身份出现的。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对前途失去了目标。他驻在湘乡会馆里的一间阴暗的小房间里，每天浏览着报纸，被各式各样的招生广告所吸引。他几乎同时报考了警政、法政、商业、实业等四、五个学校，最后学则了一所商业学校。但由于不喜欢各种限制和英语讲授课程，很快就退了出来。后来。他又考进了省立一中。他对所学课程仍没有多大兴趣，课余时间全部用来阅读一为国文教员借给他的一本厚厚的书——《御批通鉴辑览》，一本长达一百一十六卷由皇帝批注的中国古代编年史。不知是历史还是帝王们的伟大业绩，重新激发了他对政治和社会科学的浓厚兴趣。省立一中的文凭对他没有丝毫的吸引力，为了自由自在地读书和思考，他又一次结束了自己的学业。此后，在半年多的时间里，他每天都要到王台省立图书馆看书。他总是第一个进馆，最后一个出馆，中午只以两块米糕充饥。他对严复翻译过来的一些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发生了兴趣，不过图书馆里大部分图书大概他都翻阅过。墙上那幅巨大的《世界坤舆大地图》也引起了他的兴趣，每天他都要凝视它一会，世界就展现在他的面前。广泛而近似随意的阅读也成为他一个终生的强烈爱好。
这样的社会经历，不回发生在任何普通人的身上的。如果不是受到家庭的压力，毛泽东是不会结束这种汪精卫上无拘无束的社会的。他的父亲对他“无所事事”的社会已有耳闻，严令他进学校读书，否则变停止供给他金钱。现在，毛泽东必须认真对待上学的事情了。最后，他学则了不收学费、膳宿费又很低廉的师范学校，这位在城没有任何背景和亲戚的少年认为自己将来最适合教书。毛泽东轻易地考取了公立第四师范学校，由于入学考试的方式仍是他的最大特长——作文，他又一次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同时，他还替两个朋友当“枪手”完成了作文，并也通过了，这也就是意味着他顺利地三次考如了这所学校。
经过三年的实验性的城市社会，二十岁的毛泽东终于算稳定下来，在一九一三年的春天进入第四师范学习。次年春天，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于是毛泽东又做了第一师范的四年学生。
毛泽东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学生，而是一个有志之人。他之所学，无非“帝王术”。而正是靠这个，他的名字被中国历史所铭记！
迈过这三个坎，毛泽东从一个农村的小蝌蚪已经成为长沙城中的一小鱼了。
第四个坎：成为地区名流坎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又一股浪潮，最初的五十几个人或为陈独秀、李大钊这样的学界领袖，或为各地“新青年”之代表,如上海之李达、李汉俊，北京之刘仁静、张国焘，济南之王尽美、邓恩铭，湖北之董必武、陈潭秋，湖南之何叔衡，广州之陈公博，日本东京之周佛海。毛泽东光有才还不行，他还必须成为长沙知识界激进派的代表！而他又做到了，顺利迈过成为伟大人物的又一个坎。
毛泽东在一师取得了很大成功。当然，这绝不是指他得到了一生中唯一的一张毕业文凭，也不仅仅说在这里他取得了社会经验并开始形成了政治思想，最重要的是他在一师培养并展露了多方面的才能，由一个普通学生而成为风云一时的学生领袖，最后成功地在长沙知识界站稳了脚。鉴于日后主宰中国命运的中国共产党最初是一个由大学教授和各地学生领袖组成的纯知识分子的团体，在长沙毛泽东正好踏上了通向这一组织的道路，也就是说其一生的事业的基础是在长沙知识界获得的。
在长沙古城，到处弥漫着传统文化的气息。第一师范也不例外，它就建在南宋著名的城南书院的旧址上。在一师的墙上，赫然入目的便是它的校训：实事求是。湖南人这种优良的学术传统的确被一些一师的优秀教师所继承和发扬，后经毛泽东的阐释和大力宣扬而为全体中国人所熟知。一师所采取的民本主义的教育方针，至今看来有些内容仍感新鲜。一师强调，教育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道德实践，二是身体活动，三是社会生活（包括知识和课程教育）以及职业训练（包括智能实习和各种学生回活动）。道德实践是今天的学生所陌生的，然而在当时却是教育的核心。这种教育把儒家“内圣外王”的伟大理想赋予每一个学生，并为学生提供了切实可行循序渐进的具体目标和方法。这种教育的最高理想是为社会培养出有着圣人修养和哲人智慧以及王者行动能力的君子，即集“立德、立言、立功”于一生身的人。现在看来，这种教育目标是不可理解的，既大而无当又可望而不可及，然而在以往却被视为当然。古今中外的英雄豪杰、仁人志士以及名哲大儒乃至《世说新语》上的特立独行高士隐者都是他们的榜样。在毛泽东当年的笔记上，充满了他所崇拜的名字，上至西周的周公、伊尹，西汉的张良、司马迁，中有北宋的范仲淹，下有顾炎武、王船山、黄宗羲、严习斋。而与毛泽东时代相去不远的曾国藩和谭嗣同有为儒家理想提供了额有力的最新证据。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极力推崇因学问有“本源”而集修养和事功于一身的曾国藩，他写到：“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而玩命无缺，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致黎锦熙信。）而杀身取义的谭嗣同则更为毛泽东所激赏不已。而且，在毛泽东的身边，就有这样的人。他就是毛泽东的老师“一个有高尚道德性格”的杨昌济。
杨昌济（又名怀中），因世居长沙板仓，人称板仓先生。自幼喜读程朱之学，曾留学日本和英国大十年之久，对哲学和伦理学颇有研究。辛亥革命时归国，进入了教育界，在一师教书，在学界享有盛名，并在一九一八年为蔡元培所聘到当时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任文科教授。他尊尚宋明理学，又相信精神和意志的强大作用。在一师，他把自己“贯通今古，融合中西”的思想学问传授给他的学生们，从立志、修身，到怎样读书治学乃至谋事、办事。于是，在他的身边，集合了毛泽东、蔡和森、罗学瓒、陈章甫等有志青年，而正是以他们为核心新民学会由此产生。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毛泽东对哲学和伦理学的兴趣更浓厚了，在新康德派泡尔生所著的仅十万字的《伦理学原理》上，他竟六下了一万二千字的批语。而他把自己的心得写成一篇名为“心力”的文章，也为杨昌济打了一百加五分。在数以千计的学生里，他和蔡和森被杨昌济视为佼佼者。
我们今天，已经无法描述那个时代的学生。生逢乱世，他们是不幸的，但同时有是幸运的，伟大的事业离他们并不遥远，尤其那种改天换地江山易色的伟大事业还存在着。社会在动荡着，注定它还要经历一次深刻的革命，天将降大任于新一代的读书人的身上我。毛泽东所在的一师，在为新一代知识分子提供的学堂中，处在什么位置上呢？一师所面对的是是那些家境贫穷或得不到家庭接济的青年，想上大学的人是不会到这所培育小学老师的学校里。面对众多的大学生，乃至留学生，作为这所学校的学生，毛泽东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资本。而事实上。不论是新文化运动，还是五四运动，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在唱主角。但后来，历史的天平终于倾向了毛泽东这一边。当我们追寻其中的原因时，只需注意这一点就已足够了：就学于一师的毛泽东，他的血液里流着更多的传统的东西，他的爱国思想、志向、学识和手腕，更多地是来自中国的土壤。当革命降临到现实的土壤上之时，只有那些能驾驭现实的人才能驾驭革命。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陈独秀才被革命所抛弃，毛泽东成了最后的胜利者。
君子不器，在一师求学的毛泽东不自觉地将自己向一个职业革命家的方向塑造，他只想探求真理，找寻“大本大源”，而不想让自己的仅仅成为一个合格的小学老师。在某种意义上，他不是一个好学生，甚至可以说他不是一个学生。他仍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儒生。事实上，他也不想学习学校里的那些课程，他为自己制订了读书计划，只想专修社会科学，“反对把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对于静物写生这门课，他极感无聊，总是应付了事。一次，他画了一条直线，上面加了一个半圆，把它说成“半壁见海日”。而在图画课的考试中，他仍敷衍了事，只画了一个椭圆——鸡蛋，最后他这门课只得了四十分。幸而，有于他在社会科学课程上的优异成绩才把数学、物理、化学以及图画这类课的坏分数扯平。
同时，对学校里的一切规章制度的，毛泽东也深深厌恶。为此，在一九一五年的冬天，他差一点申请退学。后来，他为自己找到了折中的办法，他决定自己在图书馆和宿舍里自习，而很少去上课。当然，毛泽东绝没有浪费他的时间，他少有的外出，也仅仅是为了去玉泉街、府正街买书。
在一师最初的二、三年，毛泽东权利钻研自己深爱的国文、修身和地理。在国文老师袁大胡子的影响下，他借来了《韩昌黎全集》、《昭明文逊以及东汉孔融、北宋“意志慷慨”的叶适和南宋注重“事功”的陈亮等人的文集，至此使自己的写作获得了更为深厚的根基，从而抛弃了曾经十分流恋的梁启超的“新民体”。由于他的协作能力得到长足进步，几乎每一文出，都被视为范文，得到传诵。与此同时，毛泽东继续发展着对历史的热爱，北宋司马光所著的那本有名的为肉食者写的《资治通鉴》成了他真正的必修课。与其说他关注历史，倒不如说他也想象帝王那样从一千多年的兴衰治乱的历史轨迹中寻找到有价值的东西。（他的一生将这本书看了十七遍。）另外，明末清初人顾祖禹所著的《读史方舆纪要》也被他从图书馆里借了出来，对于书中详载的中国地域形势、山川险易以及古今战守、攻娶得失的事迹，毛泽东大感兴趣。当时，正向“孔家店”发起冲击并劝青年“少读或不读中国书”的大学教授和留学生们，是不会知道新文化的政治果实结在了《资治通鉴》和《读史方舆纪要》上。而事实是，一个正在潜心研究《韩昌黎全集》和《资治通鉴》的中等师范的年龄明显偏大的学生，将带领着共产党取得天下。
在一师，毛泽东很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作为一所中等专科学校，一师的目标显然不是把学生培养成学者，也不能为学生们提供继续深造的机会。来自不是非常富有家庭的学生们，在读书时代就必须考虑自己的出路。他们的思维方式是现实的，很少有人愿意进行纯学究式的探索，更注重实践哲学。当时的学生们很推崇象毛泽东这样的学生，在一九一七年上学期，全校四百多名自发组织的一次“人物互驯活动中，毛泽东得票最多，被视为德、智、体均有过人之处的杰出人物。为此，毛泽东从一九一五年到毕业，每学期都在学友会负责重要工作。当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风潮席卷全国之际，湖南的学生当然也闻风响应，而一师成了河南学生界的中心。后来，国民党也认为第一师范是专出“暴徒”和“过激派”的地方，于是在一九二九年迫令一师另觅校址重建。毛泽东在一师不久就结交了蔡和森、肖子升、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罗学瓒等十来人。越来越自信的毛泽东，想结识更多的朋友，为此，他在一九一五年的秋天，发出了“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毛泽东三字的繁体字共二十八画），分寄长沙所有重要学校，希望结交有救国理想的朋友。毛泽东得到了“三个半人”响应，当然他都是有志青年。历史注定要把这些有志青年，推上前台，尽管他们将要扮演的角色并不一样，但却都是重要的。其中有两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分子”，而罗章龙和见了半次面的李立三也加入了毛泽东所为之奋斗终身的组织，而且一度他们在党内的位置要比毛泽东重要得多。
有了杨昌济这样的老师，有了蔡和森这样的同学和朋友，“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就不再是遥遥无期的事情了。毛泽东常常和他的朋友们纵谈修身救国之道，而不屑谈及女人和金钱以及日常琐事。一次，毛泽东到一位朋友家里，而他的朋友让用人去买些肉来。这让毛泽东很恼火，从此竟与这位朋友绝交。这一切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所无法理解的。
从一九一五年以来，新文化运动开展起来，敏感的湖南学界当然不会落人之后的。《新青年》和陈独秀成了毛泽东的新偶像。然而，批判传统文化，只是在“伦理觉悟”层次上的“武器批判”，而毛泽东则更愿意寻找“批判的武器”，而且更多地是从传统文化里寻找。从一开始，毛泽东对传统文化就不是全盘否定的，至少许多东西已渗入到他的骨髓了面了。尤其是“修身”和“治国”这一套，他从来没有认为有什么不对。在传统古籍里，具生命力的东西当然不止这些。一天，在雷电交加大雨瓢泼之际，毛泽东满身淋漓地跑到了蔡和森的家里。他告诉惊异的朋友，他刚刚从岳麓山颠上跑下来，是为了体会《书经》上“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那句话的情味。中国古代的“圣贤”和“豪杰”仍是他理想中的英雄，事实上，中国何时有过做克仑威尔和华盛顿的土壤。毛泽东在自己的《讲堂录》里写道：“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同时他又说：“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他也要成为中华文明史上圣贤与豪杰（修身与事功）于一身的“内圣外王”式的英雄。
年轻的毛泽东相信锤炼意志和道德自律是通向成功的唯一途径。为此，他把这一切发挥到了极致。他多年实行冷水寓静坐并废止朝食。他和朋友们在假日里，上山下山，涉水渡河，在霜天里露宿，在风雨中漫步，在冬天的河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锻炼身体”的名义上进行的，但实质内容是磨练意志。在他的面前，没有什么障碍，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们的前进。肖三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在日记中曾豪迈地宣称“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于人斗其乐无穷！”一九二一年毛泽东的亲密伙伴罗学瓒在在他的一首咏怀诗中也气魄宏大地表明自己的志向：“安得异人起，拔剑斩妖氛。倾洋涤宇宙，重建此乾坤。”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坚信，拯救这个危亡的国家，必须靠他们这样的“异人”。而他们这些“异人”又依恃的什么超凡脱俗呢？依靠的是过人的意志。正象毛泽东在其《讲堂录》里毫不犹豫地所说：“山河大地，一无可据，而恃者惟我。”
历史怎会不赋予毛泽东等辈以很高的位置呢？贵我、敢斗的使命感和勇气，使他们敢于冲在时代的潮头上；坚强的意志又使他们不惧任何艰难险阻；而注重实际、不尚玄谈的实践家的作风，又使他们总是实事求是地去解决问题。在一师，由于在实践中勤于锻炼，毛泽东很快增长了自己的组织才能。一九一五年，为了反对多缴学杂费的规定，毛泽东发动学生，在杨昌济、徐特立等教员的支持下，赶走了校长张干。紧接着，毛泽东又带领同学们同湖南军阀做斗争。湖南地处南北军阀角逐的焦点，政局一直动荡不安，而一师就在铁道边上，是交通要冲，校舍又很宽大，所以只要战火一起，这里往往就成了驻兵之所。一九一七年，作为学友会的负责人，毛泽东成功地带领学生们抵制了军阀对学校的骚扰，甚至还制造了轰动一时的迫使北洋溃军三千人全部缴械的传奇故事。
在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表现出过人的才智，为此他被师友们视为“异才”、“伟器”、“智囊”和“怪杰”。一九一八年四月，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组织了新民学会，会员大都是就读或已毕业的学生。最初有十三人，后来发展到七、八十人，湖南共产党的早期骨干大都出自于此。其中不乏未来的著名人物，如蔡和森、罗章龙、李维汉、何叔衡等。湖南似乎有数不清的人材，事实上毛泽东这时知识其中的一员，新民学会的总干事就是其老朋友肖子生担当，而毛泽东和另外一个人担任干事。只是由于肖子升和蔡和森后来赴法留学，毛泽东才得以主持新民学会。
成立新民学会成了毛泽东求学时代的一个最好的总结，他刚好在两个月后结束了学生生涯。他和一些朋友寄住在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即岳麓书院半字斋），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但他的精神却充满了希望，因为通过几年的奋斗，他获得了不小的成功。在一师及其更多的学界同行那里，他都获得了一定声望。在长沙，毛泽东站稳了脚跟。更重要的的是他还获得了杨昌济至关重要的赏识和提携，这将是他通向更高境界——北京的阶梯。
这些“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书生，渴望着用世救国。从“治国、平天下”到“大同书”、“物竞天择”再到“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都曾被当作救国之策。但他们还在期待和追寻着。
毛泽东，性格顽强，有才有识，又得恩师器重，毕业后成为长沙的一个小学校长（主事）。事实上，他已成功地融到长沙的名流之中。他是长沙知识界的一颗耀眼的明星。
他现在是长沙知识界的一条名鱼了。
第五个坎：做大事坎
毛泽东成为长沙“新青年”的代表之一，然而未必会干一番大事。然则历史又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
那时，国民党的革命潮流还没有结束，而因为得了苏联的援助，乃不得不把共产党一般年轻小将吸纳进来，使得共产党的“新青年”迅速进入到中国历史的旋涡中心。毛泽东又适相逢其会，迈过了做大事的坎。事实上。中国的历史又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而毛又得到了！
毕业后，毛泽东实际选择了职业政治活动家的道路。毛泽东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他倾注了比别人更多的期望和热情，他积极肯干，都每一件党交给他的工作都尽心尽力，但他也许还找不到头绪，这是因为在莫斯科直接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自己还没有开始自己的思考。
……
一九二一年六月的一个大雨将至的夜晚，毛泽东和何叔衡要动身去上海。他们的同志们都感到“突然”，但两个将要远行能够的远行的人并不想做任何的解释，并拒绝任何人送他们上船。（谢觉哉：《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在去汉口的船上，毛泽东惊奇地发现萧子升和他在一个船舱。萧子升被告知毛、何是要去上海代表湖南的左翼青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他对应该有谁来代表湖南的问题提出了质疑，并就他们在政治上的分歧进行了争论。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时代过去了，二十八岁的毛泽东把生命同一个政党联系在一起。他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一九二一年七月，毛泽东成为陈独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来自上海、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和东京的十三个代表，在上海法租界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给予毛泽东两个头衔：湘区（包括湖南和江西安源）书记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他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省之长，他的使命则是发展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也就是说除了学生，他还要和工人打交道。
人才济济的湖南，为早期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最多的追随者，没有别的省份可以比拟。
但是毛泽东还要同他陌生的工人打交道，事实上这才是他最重要的任务，而且他必须得去安源，因为安源已经划归给共产党的“湘区”。
毛泽东曾四次到安源。六十年代有一幅油画，再现了这一历史画面。画中的毛泽东身着长衫，手拿雨伞，顶着狂风，象一位牧师。而事实上，这幅画的确引起了如此误解。当它的复制品于一九六九年在梵蒂冈展出时，竟被冠以这样的标题：年轻的中国传教士。
将近八十年前，广东的一个落第儒生，为了自己的理想，曾深入山区布道，而现在已有毛泽东这样的热人为了求得更多的人的解放，而跋涉在崎岖的山路上。
回到上海后，毛泽东在党内开始走下坡路了，他没有在《向导》上发表一篇文章，相反国民党的农民部却为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工作。澎湃，这个大地主的儿子，由于在家乡发动农民运动而成为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他假如了共产党并成为国民党的第二任农民部长。一九二四年七月，当他在广州着手创建一个以培养农民运动的组织者的学校——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他想起了中共中央里唯一的一个农家子弟毛泽东。毛泽东为来自农村的学员们上了几次课，但他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的东西，这里使他认识到了蕴藏在农村中的革命激情，并成为他开辟新事业的起点。
但是，他的成果还没有来得及遏制在党内地位下降的趋势，一九二四年年底，他离开了中央工作部。对此事，他回忆说：“那年冬天我回到了湖南去休息——我在上海生了玻”转过年来的一月，他从长沙回来，在上海参加中共四大。在这次批判“取消我们党的工作”右倾错误、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大会上。毛泽东没有继续当选中央委员，而他的老朋友蔡和森则留在中央，而另一个原新民学会会员李维汉也进了中央。
毛泽东在伤痛的时刻回到了长沙，回到了韶山。他的妻子和孩子、两个弟弟、养妹都来陪他。在他严厉的父亲去世后，他常常回家，尤其是在“生脖的时候。韶山有属于他的土地，这里是他的休憩地。有半年时间，他自由自在地游荡在乡野田间，对于其他共产党员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他坐在田拢上微笑着询问农民们春种的种子好不好，他发现同农民打交道游刃有余。结果，他在韶山、银田等二十多个乡建立了农民协会，让他们领导农民同地主斗争以减轻租额。六月的一个晚上，在他家的阁楼上，他使三十二名农民成为中共党员。
但这一切似乎都难以消除他心中的苦闷。一九二五年，毛泽东在那阙著名的《沁园春-长沙》里，记述了自己的情感波澜。寒秋时节，他独自负手徘徊在橘子洲头。他熟悉的长沙，在秋色中是那么美丽，音容未改。然而他自己的命运，正象共产党的事业一样沉浮不定，不得不发出这样的声音：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他不能想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往昔岁月，那时他和风华正茂的同学们，热情似火，对一切充满着希望，这一切也许能够给他带来一丝慰籍，他深情地遥问不知在何处的同学们：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远在上海的中央，显然没有太多的时间顾及毛泽东在家乡干了些什么。整个一九二五年，中共重新把发展工人运动作为工作的核心，而且确实获得了巨大成功。中共领导的五卅运动，成为继五四运动之后的又一次声势浩大全国性的向北洋政府和帝国主义示威运动。共产党证明了自己的力量，吸引了更多的追随者，其人数在半年时间从不到一千人扩展到一万人。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从乡下回到长沙，想有所作为。但他发现自己仍遭受着通缉，于是他“逃回广州”。
毛泽东现在还没有被中央重新接纳的理由，但他却在国民党中央那里得到了重任。一九二五年年底，他成为刚刚创立的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政治周报》的主编，撰写了发刊词和一系列文章。紧接着。在下个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他成为中央候补委员和宣传部代理部长。现在，他在国民党中的位置要高于在共产党的，对此，他不知道是欣慰还是遗憾。
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发表了不少文章，其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引人注目。“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一开始他便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当然这是他去掉枝蔓抓住问题核心的独特思维方式的体现。同时，他提出把农民问题提高到一个生死攸关的位置上，这使他成为农民问题的最著名的代言人。
从一九二六年三月开始，蒋介石向共产党发动了一系列的挑战，但是共产国际和陈独秀步步退让，共产党被迫离开了国民党的各个重要岗位。毛泽东也不再是国民党的中央候补委员和代理部长了，但是国民党还是任命他主持第六界农讲所（一九二六年五月—九月），现在他成了少数担任国民党要职的共产党员之一。对这个工作，他尽心尽力，并亲自负责《中国农民问题》等四门课。他改革教学方法，带领着学员们参观农民运动的圣地——海丰，同时还加强了军事教育，请周恩来授课。有三百名学员从这届毕业，这是一个空前的数字，他们将成为日益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的领导者。
一九二六年七月，北伐战争正式打响了。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成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被任命为书记。共产党对农民运动的关注以及毛泽东在农讲所获得的成功，使他在中央重新得到了一席之地。但直到十一月，他才从广州回到上海。这时北伐军已攻克了湖北，毛泽东于是随中央来到汉口。
现在已经不是发动农民的问题了，而是如何面对几百万农民协会的会员和上千万受到革命影响的群众。农民运动的发展方向结局现在已经成为一切问题的中心，国共两党在此面前面临着最后的抉择。革命的越来越多的人在诅咒农民运动，常用的语句是“痞子运动”和“惰农运动”。陈独秀的反应是反对“耕地农有”，“防止我们过于向左”。
在这个关键时刻，二七年的早春，毛泽东采取了出人意料的行动。他又一次来到了乡下，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漫游了湘潭等五个县，他的收获是带回一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用《湘江评论》时代的激情描述了农村大革命：“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祝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藏入坟墓。”
毛泽东住在武汉国民党为他找的一座漂亮的别墅里，杨开慧带着孩子们搬来与他同祝他们游览了著名的黄鹤楼，并以它为题填写了一阙《菩萨蛮》。面对莽莽长江，他的心情格外复杂，他问道：黄鹤知何处？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后来他回忆说，那时“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也曾经提道，这时的毛泽东烦躁不安，在国共中央联席会议上，他常常沉默很长时间，然后发表一通锋芒毕露的演说，讲完后突然离去。他常常说的是：农民群众在湖南乡下受苦，我在这里住不不舒服。
共产党对自己面临的严重危机，还没有做出反应，甚至还没有意识到。四月份，蒋介石在上海已把枪口对准了共产党，但斯大林仍通过共产国际指示共产党不惜任何代价维持同汪精卫的合作。在不多的时间里，共产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回，它现在拥有近六万名党员和一千万农民协会会员。大会仍幻想继续维持同汪精卫合作，这使得它的政策仍处于摸棱两可之中。陈独秀的“向西北去”的主张被否定了，但毛泽东提出的加强土地革命、大力武装工农、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也没有获得广泛支持，以至于他被取消了表决权，同时他的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职务也被瞿秋白所取代。毛泽东为此中途退出会议。
共产党准备限制农民的“过火”行为，但隶属武汉政府的军队却迫不及待地在响应蒋介石的号令。武汉卫戍司令叶挺击溃了来自宜昌夏斗寅的叛乱，但驻防长沙的许克祥却仍亮起了屠刀。十万多工农群众准备围攻长沙，但陈独秀却严令他们不准进城，“静候国民政府解决”。但是，事实上农民运动已走向了自觉，他们的巨大力量即使共产党也无法控制。在二十多天内，一千多人的许克祥团屠杀了一万名毫无组织的工农群众。
从洋务谈到维新，从革命到不谈政治，从谈政治到国民革命。谈政治的陈独秀，没有想到自己将要面临这种血淋淋的场面。然而，他和他的学生辈们的分歧也体现在这里，除了他，即使象瞿秋白这样的书生都准备对国民党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蔡和森写信给陈独秀，说我们不能做釜底之鱼。毛泽东则对从长沙逃到武汉的群众说，要拿起武器，山区的上山，滨湖的上船，要坚决与敌人斗争。他还向陈独秀主动要求担当省委书记，回湖南工作。毛泽东化了装，然后上了南下的列车。但是，十天之后，陈独秀又收回成命。显然中共已经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共产国际下达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命令，让共产党人组织一只七万人的军队，大概他们是想效仿国民党的北伐，也要七万人的军队去横扫寰宇。既然国民党能够作到，为什么比他们更革命比他们更受人民欢迎的共产党做不到呢？陈独秀认为无法执行这个决定，拒绝把“五月指示”在中央扩大会议上公开，想避免年轻人的“冲动”。而罗易却拿给了汪精卫看，以此想获得汪的“信任”，但正好为他的公开反共提供了最好的借口。
七月十二日，共产国际指令陈独秀停职，成立临时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并从武汉国民政府中撤出来。汪精卫随即反戈一击，而且他喊出的口号比蒋介石的还要响亮：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
周恩来、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李维汉五人常委决定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他们准备在城市和农村同时发动武装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在南昌集结了贺龙、叶挺的三万人的部队，在八月一日发动了南昌起义。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中共仍被迫打着国民党的旗号，最后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宋庆龄、郭沫若等人的名字也被写入了主席团的名单上。起义部队按照计划撤离南昌，并向广州进军。他们准备在那里，依靠海口取得苏联的援助，进行一次新的北伐。起义军在广东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余部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转战闽、粤、湘边界一带。起义的部分领导人跑到了广州，在十二月又发动了一次起义。他们想将广州成为革命的饿基地，就象孙中山曾经做过的那样，但他们遭到彻底的失败。
以城市为目标的南昌起义，以及随后爆发的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一系列铤而走险的行动，虽然未获得成功，但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武装斗争和夺取政权已经被视为一条铁的法则。从南昌起义的队伍里走出来未来新中国十大元帅的绝大部分：朱德、贺龙、陈毅、刘伯承、林彪、叶剑英。
八月七日，二十二位中共中央领导人及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在汉口的一间阁楼里，找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武装推翻国民党政权和发动土地革命，已成为所有与会者的公识，而发动农民进行秋收起义被视为当前的主要任务。毛泽东在回上，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七个字是共产党员用了六年时间才认识到的。会上，瞿秋白、苏兆征、罗亦农等九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毛泽东是七位候补委员之一。作为中央特派员，他被派到长沙组织起义。
毛泽东的生命开始掀开了辉煌的篇章。问题开始变的明朗而简单，夺取政权，这已不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中国历史已经为他提供了超越时代的铁则，这是任何人都不能违背的。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学会了让书本上的革命讲义，适合战争法则和逻辑。在这场新的事业中，毛泽东当然要脱颖而出。
有谁象他那样崇拜历史上的“做事与思想并重”的贤哲英雄；有谁象他那样“独服曾文正”；有谁象他那样在洞庭湖边漫游；有谁象他那样在南京、徐州的城墙上漫步；有谁象他那样曾日日凝视着世界地图；有谁象他那样熟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有谁象他那样钻研着《孙子兵法》和《读史方舆纪要》；有谁象他那样热爱着农村和农民；有谁象他那样集诗人的浪漫与兵家的冷静与一身；有谁象他那样在烈日和暴雨中磨练意志；有谁象他那样为一次以打天下方式进行的革命、为中国热兵器时代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农民战争做好了一切准备。
共产党开创的新事业，的确在马列主义的经典中找不到，但毛泽东从别的地方找到答案。中国共产党不自觉地走上了正路，而毛泽东则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毛泽东成为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之一，跟着共产党一道做上了大事．但是由于共产党是一个城市的党，一个工人的党，毛泽东似乎很快就感到失落了。这个坎他迈得不好，因为共产党现在要做的事情不是他所擅长的。
但他很快就看到了属于自己的天地，因为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到农村，由游行转为游击。
大鱼已经游进了那条接近龙脉（武装夺取政权）的大河，在耀眼的阳光下，它化身为一条金色鲤鱼！
第六个坎：成功坎
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成员之一，毛泽东由此成为新一轮改造中国的中坚力量。然而，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者——国民党，却不想再带共产党玩了。中国共产党被迫开始了军事斗争。
与国民党进行武装对抗，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胜算，甚至他们连武装斗争的经验也没有多少。但在残酷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里涌现里一些新的英雄，他们把游击战玩的出神入化，为中国共产党夺带来一线生机，并让他们看到夺取天下的可能。其中最杰出者无疑是毛泽东。毛泽东终于又迈过了成功坎，他找到了与历史相结合的最佳点。从他少年时代翻看《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时，这一天就是他的梦想！
战争是毛泽东吟咏的对象，或者本来就是一首诗。毛泽东与其是在歌唱它，倒不如说是在感受它给自己带来的快乐。谁也不能在此如此时刻等闲信步，所以谁也不能在这样的时刻创立伟业。
一九二七年，毛泽东带着中央给他的权威，而成为湖南一省党的武装的统帅，而八年后他又带着这支武装所创造的功业回到中央并成为党的领袖。
不知毛泽东曾注意到没有，他回到湖南的经历颇有点象他曾“独服”过的曾国藩。七十四年前，儒生出身的曾国藩也是靠中央的权威，回家乡组织武装。当然他与毛泽东要做的事情只好相反，一个是镇压起义，而另一个是发动起义。
以进攻长沙为目标的秋收起义，事实上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但我们的热血男儿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都将要到来的胜利出，充满了信心。八月八日，毛泽东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他同湖南省委集会，被选为起义的最高领导——前敌委员会书记，然后立即起程去组织军队。在途中，他遇到了不小的麻烦，他被民团抓到了，并被两个团丁押向团部。在当时“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白色恐怖下，毛泽东当然知道自己面临的将是什么。为此，他他拿出身上的十几块钱去贿赂年纪较小的团叮但那个年长的团丁坚决不同意放他。离团部仅仅还有二百米了，毛泽东不得不假装腿疼掉了队，然后挣脱了年轻的团丁，奔向田野。他机灵地没有跑远，而是躲到水塘边的草从里，民团胁迫农民在草丛里搜寻他，有几次毛泽东甚至都能触到他们。最后，夜幕帮助了，民团停止了搜索，他赤着脚连夜翻山越岭，逃脱了险境地，与自己的部队回合。
秋收起义的部队，是大革命留下来的成果，他们集结在江西西北部的三个小城里，由三部分组成，原武汉政府警卫团被编为一团，安源的矿工被编为二团，浏阳的农民军被编为三团。原叶挺独立团的参谋长武汉警卫团团长共产党员卢德铭，担任这支部队的总指挥。毛泽东把这支队伍称作“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但这个称号和他为起义设计的由斧子、镰刀和五星装饰的军旗，都与中央存在着分歧。警卫团的国民党军官余洒度迫于部下的压力参加了起义，被任命为师长。后来部队又收编了夏斗寅的残部为第四团，但他们很快就叛变了，余洒度也套走了。
九月九日，毛泽东率领他的五千人部队，发动了起义。但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看到长沙，就在路途中遭到敌人的优势兵力围攻，损失惨重。毛泽东在罗霄山下的小镇文家市集结了起义军的残部。当前委们还在一所小学堂里为去向争论不休的时候，追兵的枪声已隐隐传来。毛泽东果断地专断了会议，决定让部队上山，到罗霄山去。这一决定的意义在于，没有象南昌起义那样想去广州寻找出海口，再进行城市到城市的进军，而是象过去的农民起义军那样要在农村继续生存下去。事实上，做出这样一个决定，绝不是轻而易举的，如果没有毛泽东这样的人，这场起义也许就该画上了句号。
占山为王，对于毛泽东来说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是他早就藏在心中的一个梦想。一九一七年的中秋之夜，他和他的同学们在学校的后山讨论救国之道当人们问起他的方案时，他回答说，“学梁山泊好汉。”现在正是实践的机会。
毛泽东带领着幸存者，翻过山到了江西，沿着罗霄山向南行军。九天之后，在永新县的三湾村，他们终于得到了喘息之机。在村外的一棵古老的参天大树下，毛泽东清点了他的的部队，发现不足一千人。现在的问题是，他如何巩固这支队伍，很显然，开小差的人远远多于战斗中的伤亡人数。
毛泽东的办法是，从连以上建制，各级建立党组织，各级党代表都有象同级指挥官同样大的或更大的权力。党对军队的领导经过毛泽东的设计，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有着坚定革命理想的知识分子和中共党员对普通群众的领导。这是理想和现实的结合。体现了思想上的精英领导群众的近代历史的运作模式，不论革命和反革命都是如此。昔者，曾国藩是“士人领山农”，今者党代表领导群众是也。
同时，毛泽东还看不惯旧军队里的一切不良制度和习气，如打骂战士、枪毙俘虏、克扣军饷等等，他一一加以革除。对于这些，在十几年前他当兵时就已经深恶痛绝了。一个为革命而战的士兵，他是不应该挨连长的耳光的。此外，毛泽东还将自己队伍的编制，缩编为更接近实际的一个团。
十月，队伍来到了宁冈县的古城，毛泽东觉得山井冈山。那上面有两支绿林武装，毛泽东派人给他们送去了一百多支多余的步枪，两位山大王王佐和袁文才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场面，便答应了接纳这支共产党队伍上山。毛泽东率领他的队伍到达大山深处的茨坪，这是一个山间盆地，它周围的五大山口，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为此，王佐把它当作自己的老巢，一般是上不来的。毛泽东找到了一个理想的避难所，从这里出发，二十二年后，他得到了整个中国。多少年后，一位来自第三世界的革命者在参观了井冈山之后，感慨万千地对身边陪同者说：“我现在明白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取得胜利的原因了。”我们的陪同人员欣慰地望着这个恍然大悟的革命者，这位革命者继续说道：“问题是我们到那里能找到这样一座山啊！”
不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人，无法理解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源。事实上，当毛泽东率领着他的部队到达井冈山时，胜利至少就已经到来了一半了。当然，剩下的一半需要蒋介石的配合，他的政权应当足够的腐败，而事实蒋介石恰恰做到了这一点。以往刘邦、朱元璋、李自成都能打下天下，现在国民党的飞机大炮也无法消除来自农村的革命，这是中国古代、近代以及现代最伟大的一种力量。分田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当然是出于革命的需要，但在当时也是生存的需要。毛泽东一开始便更看重后者，他拒绝在井冈山实施对地主抢、烧、杀的恐怖政策，自做主张地进行温和的改革、同白区自由买卖以及优待俘虏政策，而不怕被中央和省委说成是“枪杆子运动”和“改良主义者”和丢掉在政治局和湖南前委的职务。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现在由三个部分组成：莫斯科——革命的理论和组织上的权威；上海——一个由莫斯科控制并坚决执行莫斯科旨意的知识分子的城市政党；农村根据地——地方共产党要员领导的军事割据区域。这充分反应了中国社会变革发生、发展的模式：为救亡而接受新的理论指导——以往康有为借鉴俄、日变法，孙中山效法美国独立战争，到现在李大钊、陈独秀学习苏俄革命并接受来自莫斯科的直接指导：在新理想下的结合的知识分子团体，以往康有为和觉醒的士大夫们，孙中山和由留学生组成的同盟会，现在的从属与第三国际的中国共产党；变革实践，康有为从公车上书到借助皇帝的宫廷政变再到自立军，孙中山从军事冒险到借助军阀再到黄埔建军，而中共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到联合国民党再到创建武装实行割据。
康有为和孙中山都找到了变革的明确方向，但都没找到有效的方法。就孙中山而论，他的党从来不是一个团结的政党，他的革命策略只能给予旧世界以有限度的打击，不用找其他原因，仅仅因内部的不团结就足以导致辛亥革命的失败。后来，他改造了国民党，组建了国民革命军，但北伐军开始的是一场从城市到城市的战争，仍未能给旧世界以有力的打击，这使国民党得到了政权，但却背叛了革命。而且，大革命的唯一成果——统一也是有疑问的，蒋介石不得不在建立政权后，既要同有地盘的军阀冯玉祥、阎锡山战斗，也要同既有地盘又在党内有地位的军阀李宗仁斗，还要同一直还他不和的党内汪精卫那样的纯政客斗。究其原因，蒋介石得到天下的方式使他也不过仅仅证明自己是一个军阀。
相对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一开始便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得到一个成功的革命的榜样的大力支持，他有铁的纪律，最后他的实践也走上了正轨——到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去发动一场武装斗争，这预示着这样一场革命将获得最终的胜利。现在，上海的中央同莫斯科是和谐的，但问题仅仅在于这个得到莫斯科指示的城市政党同农村根据地的饿革命实践出现了矛盾，这个矛盾是在长征途中由毛泽东解决的。那时才由中国同志来解决中国问题。
可是，在井冈山时的毛泽东还无能为力。他不得不接受中央来人的斥责，其他的根据地的拉倒人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况。一九二八年四月，朱德和陈毅带领着南昌起义全部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五月四日，红军成立，朱德成为军长，而毛泽东任党代表。五四运动在九年后，终于在江西的深山里获得了一个最有发展前途的政治后果。朱德是一个保持农民本色的军人，他比毛泽东年长七岁，温厚的脸上常常挂着孩子般的笑容。他本来是带着上海的命令上山来指责毛泽东的，但后者却赢得了他终生的友谊与支持。毛泽东早在十几年前便学会了怎样与军人打交道，作为一个文人，他清楚自己不会成为一个好士兵，但会是一个好统帅。
朱德的到来，使毛泽东的队伍增加到五千多人，从此他才有能力实施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仅仅在二个月后，红四军便占据了井冈山周围的三个县和另外二个县的一部分，达到了井冈山时代的全盛时期。
在新占领的永新县，毛泽东爱上了十八岁的贺子珍。贺是一位开明绅士的掌上明珠，受过良好的教育，举止文雅而有魅力。就象第一次婚姻那样，毛泽东和她同居了。一天大家当他们起床后要求喝他们的喜酒，毛泽东笑着承认了这个事实。当我们来到这个象梦境般美丽的小城，再看到他们曾经居住过的那个屋子的时候，我们感到革命者的另一面。在革命的年代，也有那静谧得让人心醉的时刻。清晨，起早的人们会象往常那样，走在青石板上。城外的小溪的水依旧那样清泠而冰冷，城内的炊烟已阵阵升起，而我们美丽的少女和她心爱的人还没有起身。如果这不是革命的一部分，我们要去哪里寻找革命的意义呢？这是一个非常的年代，只有非常之人才能办非常之事，西方为毛泽东做传的人，对此他们懂得什，而么我们又能说什么呢？
现在，“朱毛”的名字已经远近闻名，这同以往的“洪杨”、“孙黄”一样令人生畏。有时敌人的判断，倒是非常公允，因为他们知道哪些是对他们是真正危险的。“朱毛”红军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而上海租界了的中共中央却没有引起国民党的更多重视。
但是，上海党的命令必须加以执行。井冈山刚刚获得一点成功，他们便让红四军出击湘南。毛泽东对中央这个命令虽不以为然，但朱德带来的不少湖南籍的战士渴望回乡，使得命令得以通过。朱德率领主力南征，但结果是一场后来称为“八月失败”的灾难。朱德被毛泽东接应回去，重回井冈山，从此对毛泽东更加信赖，毛泽东由此也成为这支部队的不可动摇的主宰。
这时在上海租界里的中共中央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于是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转到莫斯科召开。代表了四万名党员的大会，肯定了农村根据地，但只是把它当做等待革命高潮的一个过度，大会仍把城市工人当做革命的中坚，为此还让一个地地道道的工人向忠发当上了中央总书记，当然起作用的是政治局的其他六位委员：李立三，周恩来，项英，瞿秋白，张国焘和蔡和森。向忠发在三年后被国民党逮捕叛变。毛泽东重新回到中央委员会，这是他目前的最高职务，为此根据地的人称他为“毛委员”。六大的政策，在五个月后，才传到红四军，但毛泽东早已带着他的部队离开了井冈山。
事情一部分的起因是由于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部队——红五军来到了井冈山，加剧了粮食的紧张，饥寒交迫的战士们现在的理想是：打倒资本主义吃南瓜！在他们看来能顿顿吃饱南瓜，便是共产主义了。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泽东让彭德怀留下驻守，自己离开了井冈山，率部挺进赣南、闽西。
中央减少了对根据地发展的干扰，蒋介石也在军阀混战中忙得不可开交，红军获得了发展的大好时机。红四军在一九二九年上半年以瑞金为中心在赣南站稳了脚，但毛泽东在红四军的地位这时却发生了动遥六月份，红四军由于准备恢复军委而引发了一场主要是关于“党应不应该管一切”的争论，毛泽东与朱德在此问题上意见也不一直。毛泽东认为现在有人反对党管一切，有人反对一切归支部，有人反对对党员个人自由受限制，所以他现在的工作“完全做不起来”。而朱德认为恰恰在党员要严格执行纪律问题上，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做好，不仅自由发表意见，自由漫骂同志，而且对中央和省委的知识也不认真执行。几天后，毛泽东对此问题有了新的发展，认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是四军的主要问题”，具体地说有人“与党争权”。此论一出，四军内争论更加激烈。部队各级党支部也天天开会，但对此问题的争论七八天没有结果。当部队打下龙岩后，政治部主任陈毅立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的第七次党代会。
在为时一天会上，通过了决议案，毛泽东和朱德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都受到批评，他们并且分别被给予严重警告和书目警告的处分。毛泽东由中央指定的前敌书记的职务被选掉了，接替他的是陈毅。尽管他和朱德都被保留了前委委员的职务，但他还是被批准去苏联留学兼养玻毛泽东和江华等人而不得暂时不离开了自己的军队。
毛泽东一生在自己所属的组织遇到过各式各样的困境，这回他遇到的问题是来自下级军官和士兵的不满。现在部队中的不少人只愿意“走州过府”的日子，对于政权建设和党的领导产生了反感。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毛泽东某些性格上的弱点也促使了矛盾的激化。实际上，直到富田事件，我们还能看到不少人对他的某种工作方法是有意见的。下级军官竟然罢黜了自己的最高领导，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建军以来的第一次严重打击，他病得很重，并持续了三个月。一位信基督教的医生傅连救了他命，后来他成了新中国的卫生部长。
幸而，上海的党中央认清了问题的实质是日益壮大的红军同党的领导之间的矛盾。中央负责军事工作的周恩来对前来汇报工作的陈毅，指出“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周恩来显然不仅仅要维护毛泽东，而且更要维护党在红军中的绝对地领导地位。毛泽东是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湖南领导军事工作的，他是代表党的。而党的领导是不能由一群下级军官剥夺的，也就是枪不能指挥党，要允许犯错误，也要允许改正错误。（以上参见《关于红四军党的七大》，《朱毛红军侧记》，肖克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月第一版。）陈毅把周恩来的意见写成了一封信（即九月来信），回到部队后忠实地向红四军前委传达，毛泽东因此获得新生，十一月二十六日回到红四军主持工作。接着又在十二月底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恢复了毛泽东前委书记的职务，并通过了一个决议案，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但问题还有另外的一面，这个曾经保护过毛泽东的原则后来也极大地伤害了毛泽东。当中央认为毛泽东更多地是代表着地方和军队的时候，他们按照“党指挥枪”的原则毫不犹豫地罢免了他。
当然，现在问题还没有那么严重。到一九三0年五月，共产党在十一个省份建立了十一块根据地，控制了三百多个县的土地，并拥有十三个军的番号和十多万人的红军。这时，中共的实际负责人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李立三，在大好形势的感召下，开始了新一轮夺取全国政权的尝试。蒋介石正同各路军阀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战争，也助长了他的乐观情绪。他让城市地下党组织动员大城市的工人们举行总罢工起义，所有的红军去攻打大城市配合工人们的行动，幻想“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李立三的主张，最初没有被认为是错误的，当时又有几个人不愿意尝试尽快得到政权呢？北伐军不就是区区数万之众就打败了仅百万的吴佩孚和孙传芳的大军吗？
一九三0年六月，为了执行更大规模战争的需要，红四军同闽西邓子恢的红十二军、赣南罗炳辉的红三军组成了红一军团，毛泽东任总政委，朱德任总指挥，年轻的黄埔毕业生林彪仍任红四军的军长。他们进攻的目标是南昌。
七月，彭德怀的红五军和黄公略的红八军组成红三军团，他们进攻的目标是长沙。与此同时，贺龙、周逸群的红二军同邝继勋、段德昌的红六军组成红二军团，配合红三军团行动。在鄂豫皖，许继慎、徐向前的红一军，奉命进攻武汉，后来扩编为红四军团。在赣东北，周建屏、邵式平的红十军，奉命进攻九江。在广西，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的红七军奉进攻柳州。
李立三的尝试，带来了一场灾难。城市党组织几乎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上海的党员由两千人减少到六百人。毛泽东失去了两个亲人，妻子杨开慧和妹妹毛泽建，他的两个儿子也入狱了，但最终获释。何健掘了毛家的祖坟。贺龙和邓小平都丢掉了他们根据地，部队也都遭受重创。红十军由两万人减少到三千人。唯一值得称道的是彭德怀杀进了长沙，并坚持了十天，但在国民党军的合围下，部队退了出来，但遭到一定的损失。
毛泽东也不得不执行了李立三的命令，但当部队快到南昌时，他突然让部队向西折向湖南，因为他发现敌人的优势兵力正在南昌做好了一切欢迎他的准备。在离家乡不远的浏阳，毛泽东遇到了从长沙撤出来的彭德怀。这时，李立三传来了指示，让他们第二次进攻长沙，显然他还想做最后一次尝试。毛泽东和彭德怀兵合一处，组成了当时红军最大的一支部队——红一方面军，有四万之众，毛泽东是最高领导人——总政委。但这支要打阵地战的大部队，在国民党的重兵以及飞机大炮面前受挫。毛泽东说服了彭德怀及时撤退，分兵转攻赣南。
李立三的冒险计划给红军带来了重大损失，遭到了象毛泽东这样高级将领的抵制，在中央他也遭到了象上海沪东区委书记何孟雄的强烈反对。一九三0年九月，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一致让他下台，并让他到苏联“学习”。红军大规模的出击也震惊了蒋介石，在十月结束了中原大战后，便把矛头指向了红军，事实上，红军和革命的这几年间，都是在对付地方军阀，而现在这两个真正的敌手带着各自刚刚获得的成果真刀真枪地干上了。如此说来李立三的冒险给红军带来的也不尽是坏处，他至少让让红军最先尝试了大规模作战的方式，这对于即将到来的反围剿战争大有好处。
在国民党进行第一次围剿的前夕，毛泽东又面临一次来自内部的挑战。这一次，挑战者甚至采取了武装行动。毛泽东同赣西南特委及红二十军的领导人发生了冲突。赣西南特委是李立三路线的决定拥护者，这与毛泽东的态度大相径庭。但毛泽东同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夹杂打破着山头主义乃至赤裸裸的权利争夺。一九三0年十二月初。毛泽东逮捕了赣西南特委的几个领导人，罪名是他们可能是反共秘密组织“AB团”的成员，他们被关押在赣南富田镇。几天后，二十军的一位教导员采取了一个激烈的举动，他领兵到富田将被关押的为数惊人的人员解救出来，并躲到赣江对面的一个镇上，显然他们只想避免伤害，而根本没有叛变的企图。但毛泽东还是果断而严厉地镇压了他们，有不少于两千的红军官兵死于这场变故。但毛泽东在赣南的地位已坚不可摧。
一九三一年，毛泽东开始展示了他的军事天才。从一九三0年末到一九三一年七月，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连续发动了三次围剿，而毛泽东以三次痛快淋漓的“反围剿”回答了他。三个月前，红军打不下城市，但现在蒋介石也奈何不了农村。对于这样的战争，毛泽东充满了无比的自信，甚至是渴望。他渴望着运用早已谙熟于胸的“夜半劫营”、“声东击西”、“故布疑阵”等等《三国演义》里的故事，他渴望着象古代英雄那样创造出以少胜多、用兵力如神的伟大业绩。能步前人的后尘，重演“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撸灰飞烟灭”，这才是一个中国人的人生极至。毛泽东率领他的部队，在广阔的空间里同国民党军兜圈子，避开每一次危难，寻找每一个机会去歼灭敌人。毛泽东是一个即兴诗人和浪漫的幻想家，而林彪则是一个严肃而认真的执行者，他们相得益彰。蒋介石三次围剿的结果，是为红军留下了几万支步枪，并为毛泽东的诗集里新增添的那几首诗提供了素材。胜利和祖国大好河山的美景总能激发他的诗兴。在一阙词里，他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
没有毛泽东，没有他诗人的激情，谁能在热兵器时代赢得一场农民战争，写下这样浪漫的诗篇。
但革命不仅仅是一场战争，而最重要的它还是一个有着明确信仰和目标的政党所领导的社会变革。现在，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和最高权威都来自莫斯科，而不是中国的大山里，而且这种权威在一九三一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一群年轻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在他们的副校长米夫的带领下回国强行占领了李立三留下的位子。一九三一年一月，在斯大林的远东顾问米夫的极力支持下，二十六岁王明（陈绍禹）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取得了中央领导权。为了让他的最得意的学生上台，米夫甚至不惜违背组织原则，以至于毛泽东的老相识性格倔强的罗章龙带着不少人退出会议，另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及“第二省委”等组织，最后被开除出党，他的行动被中央定为“右倾分裂主义”。
通过使“回国学生团体”上台，莫斯科验证了它对中共的权威。而王明一伙对莫斯科的回报是，忠实执行“国际路线”。他们都是在去十七、八岁就留学苏联，对中国的事情知之不多，但却生吞活剥地从讲义上学来了马列主义。据说，王明可以用俄语熟练地背诵马列主义著作中的一些著名篇章。但对于中国，他们甚至缺乏一些常识。他们能够运用的是从斯大林“肃反”中学来的“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一些手法，很快他们中国党内进行了尝试。王明有一个颇具戏剧性象饶口令般的双重身份，他既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同时又是共产国际驻中共的代表。为此，在一九三一年年底，他又去了莫斯科，依靠电台给上海的党发来指令，这就更增加了其遥控中共中央的内涵。王明让他的好友比他小三岁人称“黑面木偶”的博古担任临时中央的总书记，他是这根纽带一端的代理人。
通过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农村根据地的革命战略证实了自己生命力。一九三一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的十四年纪念日，来自各个根据地和白区的六百一十名代表，在瑞金召开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国家和政府，毛泽东成为它的主席，苏区党的领导人项英和鄂豫皖根据地的领导人张国焘当选为副主席。但这一职务，对于毛泽东来说，只是标志着他是中央苏区政权的最重要的代表，而那时政府部门的地位远远低于党和军队。事实上，正是在这一时开始，毛泽东被逐渐剥夺了在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的权力，这难免使人想起“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对此，毛泽东回忆地说：在一九三一年直到一九三四年，我在中央根本没有发言权”。自从毛泽东当了主席，他的生命正好进入一个低谷。虽然毛泽东没有得到主席之“实”，但这个“名”也颇有象征意义，它昭示着这块土地的人望所在应该毛泽东，尽管现在党还轻视根据地的作用。
为了加紧控制各个根据地，“二十八个半”的做法是向各地派遣他们的代理人——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干脆换上新的领导干部，毛泽东所在的中央苏区尤其是他们关注的焦点。所以，在毛泽东当上主席的同时，却失去了根据地党的领导职务，理由是他的“富农路线”。但这仅仅是开始，更致命的打击还在博古的临时中央来到中央苏区之后。由于在白去的盲动政策，上海的租界也不能庇护这些留学生了，他们不得不来到“不能出马克思主义”的山沟避难。但到了这里，他们便要发号施令。在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又因为“游击主义”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被解除了他在一方面军的职务，而由周恩来接替。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全部搬到了瑞金。“无知的乡巴佬”毛泽东自然让他们很看不惯，但他们还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威望现在还是维系红一方面军的重要力量。为此，在中共六届五中会议上，毛泽东重新回到了政治局。但博古他们采取了指桑骂槐的做法，对他进行打击。毛泽东的支持者——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因“逃跑路线”被打成“罗明路线”，而在江西赶走工作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竣古柏也被打成“江西的罗明路线”。
而随着周恩来领导的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毛泽东在指挥作战上独一无二的威望也被打破了。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在应付“九-一八”事变所带来的危机之后，随即发动了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这一次，他把目标首先对准了中央根据地的外围，以限制中央红军的闪转腾挪的空间。经过几个月的苦战，鄂豫皖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和洪湖的贺龙的红二军团和湘鄂赣的红十六军团都不得不转移，致使中央苏区已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集中五十万精锐部队，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后向中央苏区发动进攻，这是国民党的“中央军”与共产党的“中央红军”之间的对抗。周恩来和朱德领导的红军取得了歼敌三个师的辉煌胜利。不管他们采用的是毛泽东的战略，还是王明他们的战略，结果都对毛泽东不利。而事实上，周恩来采用的“大兵团伏击战”，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毛泽东的思路。周恩来没有使得部队过多地穿插，而且他所指挥的两次战役都是让红军去同时攻击敌人的两个师，而在此之前，毛泽东每次歼敌都不超过一个师。为此，一九三三年四月的毛泽东，其威望降到了最底点，周恩来的胜利似乎证明了不只有他能够领导红军打胜仗。
这时，红一方面军发展到了十万人，全国红军共计三十万，根据地人口发展到一千万。但是根据地的发展也被沉重的阴影笼罩着。红一方面军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它北面的各个根据地的红军都转移到了偏僻西北和西南地区地方军阀的地盘上，在统治中心附近的中央苏区屏障尽失，而使蒋介石可以倾其全力加以打击。中国共产党此时面临的问题其实不仅仅是准备应付下一轮的“围剿”，更根本的是在民族危亡加剧的历史条件下，怎样看待土地革命战略的发展方向和前途。中共不应忘记，是为了中国的生存和发展，他们才选择了社会主义和革命，而不是为了革命而置民族危亡而不顾。推翻国民党的政权的任务不仅越来越遥远，而且到一天天巩固起来，而日本人的侵略却一天天加剧，共产党人应该怎么办呢？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以五十万兵力又对中央苏区发动了“围剿”，这是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这场战争是在两个德国人之间进行的。为了演好这场重头戏，蒋介石从希特勒那里请来了两位德国将军作为军事顾问，他们为他献上了“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的新战略，这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作为一个政权物质资源方面的优势，同时有效地遏制红军流动作战的长处。与此相应成趣的是，“二十八八个半”也请来了一个金发碧眼的“纯种雅利安人”奥托-布劳恩（即李德）作为自己的军事顾问。李德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在其后的德国革命中中，在慕尼黑的街头进行过街垒战，一九二八年他进入苏联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正是他的街垒战的经验，素来年苏联人才认为他是指导中国军事最合适的人眩他来中国已经一年多了，但除了对一个中国女人非常熟捻外，他对中国的了解几乎就是一张白纸，他不愿意学中国话，不吃米饭，而要自己烤面包。他的住所远离中国人，为此大家送了他一个绰号——独立房子——一个军事地形学上的术语。博古对这位莫斯科来客非常信任，把军事指挥权全部交给了他，而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的地位仅仅类似于他的参谋长。
最初，红军对这个陌生而神秘的外国人还是很信任的，李德的翻译伍修全回忆说：大家都把他当成了“太上皇”。但他给红军带来的阵地战和每次战役后二、三千人的伤亡却大出乎意料。在广昌，李德将红一方面军几乎全部主力一、三、五、八、九五个军团，同国民党的十一个师硬拼，结果使红军四千人阵亡，二万人受伤，这是以往从未遭受过的重大损失。周恩来后来告诉斯诺说，第五次反“围剿”，红军损失了六万人。
李德首先在高级指挥官那里遭到了反对，因为是与非对于军队来说是一个简单明了的问题。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与李德产生了争执，而一贯心直口快的三军团司令彭德怀则当面怒斥李德是“崽卖爷田”的败家子。
第五次反“围剿”已无法挽回，此时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了一次反蒋抗日起义，并主动同中共寻求联合。但王明对民族英雄十九路军的统帅蔡廷锴的态度是这样的：“我先啐在他的脸上，然后才会和他握手。”而博古的临时中央则举棋不定，最终错过了时机。联合地方实力派和打出抗日的旗号，中共本来可以获得转机，但他们只是后来被逼到西北才走上这条路。过去，正是在蒋介石的和地方实力派厮杀之际，才获得了发展的时机，而在一九三一年年底，第二十六军（冯玉祥旧部）的起义为红军平添了一个军团——红五军团，红军中最坚强的部队之一。而在以后的长征中，也正是靠着同两广、云南实力派的默契，才得以冲破重重封锁，而到了西北正是因为树立了“联合抗日”的旗帜并依靠同扬虎城、张学良的联合，才得以继续生存下去。
而一九三四年的夏天，中央已经无心恋战。为了转移蒋介石的视线，寻维洲、粟裕的红七军团和肖克的红六军团突围而出。鄂豫皖程子华的红二十五军向西转移。在此期间，中央根据地正在猛力“扩红”，数万名青壮年农民加入红军。十月，当中央红军动身时，它已是一支八万六千人的大军。
突围的红军摆出了一个奇怪而沉重的矩型阵。开路先锋是林彪、彭德怀率领的一、三军团，殿后的是董振堂的第五军团。中间则是庞大的两支中央军委纵队和用半年时间拆卸和包装好的重型装备的五千名挑夫。而有新兵组成的八、九军团则在部队的左、右两翼。这真象是四个轿夫担着一个轿子，显然，博古和李德都没想走得太远，他们的目标是同川黔边的贺龙、肖克的二、六军团回合。所以，他们带上了印刷机、纸币镌版和爱克斯光机。对此，毛泽东说，红军的行动象是大搬家，而斯诺则说，这是一个国家的迁移。
由莫斯科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中共临时中央的实际负责人博古和军委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负责指挥这次史无前例的行动。
如果说李德确实犯了“防守中的盲动主义”，但他的确没有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问题恰恰他们太安步当车了。
指挥红军的是由李德、博古和周恩来三人组成的军事小组，但这时的李德和博古的威望已经受到了怀疑。他们必须通过上海中央局的大功率同莫斯科联系，从莫斯科来的电波无疑是他们权威的生命线。但这个电台在长征前的一个月，被国民党破获了，李德和博古象是失去娘的孩子，他们必须依靠自己安排命运了。李德回忆说，这种情况“对民主是最有利不过了”。他们面对的是红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不满。在红军起程前夕，林彪和聂荣臻来到毛泽东的小院，向他们的老上级问道：“我们何去何从？”而留守根据地的项英则警告立德要提防毛泽东，他在军中的支持者下，一有机会就会重新攫取党和军队的控制权。李德回忆说，他和项英谈了很久，以至于第二天才赶上中央纵队。
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知识分子的组织，而成为一个有群众基础的政党，后来又拥有了一个政府，而现在却彻头彻尾地变成了一支军队。军队自然要按照军队的法则才能生存，作为这支军队的老领导毛泽东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事实上，现在也只有他才能力挽狂澜、扭转乾坤。
这条金色大鲤离着龙门来越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