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英国没能像西班牙那样大量抢掠贵金属，只能靠生产解决贫穷的国民经济。英国拥有丰富的煤铁资源和廉价劳动力，采煤、制铁、纺织、造船、海运等行业，便成为18世纪英国主要的经济来源。伴随着采煤业的发展，逐步出现了曳运机、掘井机、抽水机等最原始的机械。由于英国的煤矿水位较高，抽水是一项重要任务。 1698年，英国煤矿技师托马斯·塞维利，制造了一种无活塞式蒸汽机（唧筒），用于煤矿抽水，但效率很低。1712年，苏格兰铁匠托马斯·纽科门，研制出活塞往复式抽水机，并获得专利，用于达德利堡煤矿，功率5.5马力。这是世界第一种实用的蒸汽机，但效率依然很低，而且要消耗大量煤炭，只适用于煤矿。纽科门蒸汽机在欧洲采矿业广泛使用了60多年。直至1776年（清乾隆41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技师詹姆斯·瓦特，在纽科门蒸汽机的基础上，由企业家罗巴克和博尔顿赞助，经过10年研制，改进出瓦特式蒸汽机，使得效率提高了5倍。
工业经济——血泪交织的人类变革
几乎与此同时，1769年，英国理发匠阿克莱特，仿制了海斯的水力纺纱机，以发明者资格取得为期14年的专利权。1771年，他与人合伙在英国曼彻斯特，创办了世界第一家机器纺纱厂，其后发展至5000多名工人。阿克莱特为工厂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被称为“近代工厂之父”。欧洲工业化大生产和残酷的劳动力剥削，就这样开始了。赤脚的童工和女工，成为工业化的首批牺牲品。1776年3月8日，英国伯明翰，博尔顿-瓦特公司正式成立，开始批量生产蒸汽机。企业家和发明家联手，掀开了工业革命的大幕。1785年，在诺丁汉舍尔纺纱厂首次安装了瓦特蒸汽机，机械动力很快从根本上改变了采矿、纺织等行业的面貌。英国煤炭产量成倍增长，棉纺织技术进步，使得产品价格大大下降。1786年，英国棉纱每磅价格是38先令，1800年下降到9.5先令，其他国家的棉纺产品迅速失去竞争力。到1834年，英国出口棉布50841万米，棉纱34473万吨和价值120万英镑的棉针织品。同年，英国棉纺织业中使用了800多万锭子，11万台动力织机和25万台手工织机。英国的工业经济比较优势由此确立，其背后是无数英国纺织女工的血泪。根据1840年的调查，利物浦工人的平均寿命只有15岁，曼彻斯特工人的孩子，57%以上活不到五岁，罢工斗争在英国各地此起彼伏。
与工人的困苦生活相反，一大批技术发明者，在工业革命中改变了命运。技术进步是欧洲能够实现工业革命的核心，其中专利保护又是技术得以进步的关键。早在 1624年，英国就已经开始实施《垄断法规》，将专利权授予最早的发明者，并给予14年的专利保护期，此外还限制技术外流。1774—1785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禁令，不准技师、机器出境，对私带图纸“闯关”者，判刑1年，罚款500英磅。为了鼓励创新和发明，英国政府还给予发明人以爵士头衔、巨额赏金等奖励。对财富和荣誉的渴求，使英国人陷入了一种对新技术、新发明的狂热崇拜之中。据统计，到1851年为止，英国总共颁发了13023项专利，稳居世界第一位。
这样，以蒸汽机为龙头引发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迅速衍生出众多的工业产品。1803年英国人特里维西克研制出蒸汽汽车和蒸汽火车雏形。1807年美国人富尔顿研制出世界第一艘蒸汽明轮船。1825年英国人史蒂芬逊，主持修建了世界第一条客运铁路。1835年美国人威廉•奥的斯发明蒸汽铲（挖掘机雏形）。 1836年法国施耐德兄弟成立克鲁索铸造厂，开始用单臂蒸汽锤，制造蒸汽火车。1837年英国人佩蒂特·史密斯发明螺旋桨推进的船舶。1842年英国人内史密斯研制出双臂蒸汽锤。1843年美国人莫尔斯建成世界第一条电报线。1845年美国人菲奇发明转塔车床。1854年德国人贝斯麦发明酸性转炉炼钢法。 1864年法国人马丁发明平炉炼钢法。1866年德国人西门子发明实用化的直流发电机。1867年瑞典人诺贝尔发明黄色炸药。1876年（清光绪2年）美国人贝尔发明电话。
如此，从瓦特式蒸汽机诞生以来的一个世纪时间里，欧美国家陆续建成了一套门类齐全的现代化大工业体系。修建铁路、开掘矿山、冶炼钢铁、制造机器、发展纺织业，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巧合的是，从美洲传入欧洲的玉米、番薯、马铃薯等高产粮食，和东欧形成的大片产粮区，初步解决了欧洲的粮食问题。从16-18世纪，欧洲人口数量由8000万增长至1.9亿。人口急剧增长，为欧洲工业革命提供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庞大的人口数量，和急剧增长的工业产能，促使欧美国家借自由贸易之名，走上了对外武力扩张之路，在全球各地欠下累累血债。
天朝帝国——工业革命何以未在中国发生
我国资本主义萌芽，自宋代（960-1279年）即已出现，比欧洲国家早了整整600年。但是由于发展过于超前，未能突破技术限制，最终还是没能叩开工业革命的大门。宋朝是我国古代唯一长期实施重商主义的王朝，工商业和海外贸易极为发达。北宋时期就大量官办机构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据《宋史·食货志·坑冶》记载，宋代铁课在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年）产铁824万余斤，相当于唐宣宗元和初年（806年）的四倍。灌钢法、焦炭冶铁比西方国家早数百年。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宋代的煤铁经济已经非常发达，如北宋时期河南鹤壁的中新煤矿，拥有4个巷道，总长500余米，通向8个采煤区，圆形竖井深达46米。据此估计，该煤矿拥有数百名工人。北宋初年在徐州铜山县东北设立的官营冶铁工场称“邱冶务”，后升为利国监；至宋神宗时期有三十六冶，冶工达三四千人，规模甚大（《太平寰宇记·徐州》）。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年采掘铜1460余万斤，铅919万斤，锡232万斤。
宋代还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国营制造工厂和加工工厂。如造船厂、火器厂、造纸厂、印刷厂、织布厂、各地的瓷器官窑等，厂里的工人按期领工资。南宋时的军器所工匠竟达七八千人，造会子局（印刷纸钞）有徒工1200余人，绫锦院织工达到四百余人，甚至出现了铜板印刷的广告。宋代制造的“匹纸”，宽达3丈，中间毫无接缝（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其制造技术令人惊叹。北宋哲宗元箬元年（1086年），政府岁入绢帛2445万匹，相当于盛唐时期的三倍。宋代的海外贸易船队，航迹远达东南亚、印度、阿拉伯、东非、日本与朝鲜，进出口货物达410种以上，对外贸易港口有11处。大批外国人抵达中国，仅有记载的北宋首都汴梁（开封），就有17个犹太人大家族。
经济的空前繁荣，使得宋朝的财政规模异常庞大。以北宋熙宁10年（1077年）为例，当年税赋总收入7070万贯，其中农业的两税2162万贯，占 30%，工商税4911万贯，占70%（一贯约合1两白银）。宋代也是我国最后一个以铜钱为主要货币的朝代，铸币量极大。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年铸币量达500余万贯（1000文一贯），是唐天宝年间的16倍。大量铸币导致铜币严重贬值，甚至出现钱比铜贱的情况，民间私自炼钱为铜。银和铜通过走私流入日本，再从日本兑换黄金流入中国牟取暴利。铜材紧缺以致出现钱荒。为了缓解铜钱紧缺，宋代出现了世界最早的纸质钞票（还不算货币，只能算代币券），可以在钱庄异地兑换。北宋天圣元年（1023年）11月，宋仁宗赵祯下令设立益州交子务（成都印钞所），每年发行125万贯交子（纸钞），这是世界最早的官方印钞厂。经济繁荣还使得文化兴盛，宋朝闻名的四大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嵩阳书院），号称“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
宋代也是中国古代科技的一个顶峰，四大发明中的三项（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始于宋朝。沈括写的《梦溪笔谈》（成书于1086-1093年）记载了大量科技成果与科学发现，如地磁角的发现、摩擦起电现象、声音共振现象及光学问题等等。沈括还提出了冲击成陆、水的侵蚀作用等观点，并命名了石油。此外，他对当时科学发展和生产技术的情况，如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金属冶炼的方法等，皆详为记录。《梦溪笔谈》被西方誉为世界上最早的科技百科全书。此外宋代还形成了法医学，宋慈写的《洗冤集录》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比西方同类专著早了三百多年。但是中国古代科学发展中存在一个严重弊端，即重观察经验，轻逻辑论证，没有能够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这是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独立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其背后也潜藏着深远的文化因素。
至北宋中叶（1109年），中国全国人口已达1.04亿，相当于汉唐的两倍。十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十余个增加到40个，汴京、临安、长安、洛阳、南京五个城市人口超过百万（1851年英国10万人以上城市只有7个）。正是由于宋朝的高度繁荣和发展与开放的经济政策，导致了人类史上空前的东西方技术和物资交流。中国的火药、印刷术、指南针、船舶水密舱等先进技术传入欧洲，对欧洲的航海时代产生了重大影响。早在1550年，意大利数学家杰卡丹便提出，磁罗盘、印刷术和火药是中国的三大发明，并认为它们是“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
由于宋代经济极为发达，一般人不愿意从军，遂长期采用募兵制。至1041年（岳飞时代）兵力达125.9万人。庞大的兵员数量和频繁的战事，使得宋代养兵成本极高。军费开支常占财政支出的40%以上，这是一个令人瞠目的数字。也是这个人们印象中很软弱的宋朝，一共延续了319年，在中国封建王朝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汉朝。到了元代初年，蒙古铁骑踏平欧亚大陆，暴力杀伐对中原经济造成了极大破坏。至1279年灭南宋，结束了中国自唐安史之乱以来500多年的分裂局面。元世祖即位后采取了鼓励生产的措施，社会经济得到恢复，海外贸易兴盛一时。泉州是当时最大的外贸港口，也是外国使臣、商人、学者来华最主要的入境口。元至正七年（1347年）到达泉州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在泉州看到大船百艘停于港内，小船不可胜计。元朝航海家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记载：与元代泉州有过海外贸易的国家达到98个，物资品种达250种以上。大批外国商人、传教士定居泉州，对于东西方宗教文化、科技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海禁政策——片板不许入海，寸货不许入蕃
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命徐达、常遇春等北伐，攻占元大都（北京），中国恢复了汉族政权统治。此时天下初定余乱未平，张士城、方国珍余党勾结倭寇（日本浪人），入侵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当时恰好处于日本南北朝时期，因战乱不止，大批日本浪人入海为寇。明朝正准备北上消灭元朝残余势力，朱元璋担心南方余孽勾结倭人作乱，便实施了海禁政策。海禁最早始于宋元时期，但持续时间较短，而明清时期的长期海禁，对中国近代产生了深远影响。1370年，朱元璋下令关闭“太仓黄渡市舶司”。市舶司始于唐代，是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也是现代海关的雏形。1374年，又撤销了自唐代起就设立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个市舶司，官方海外贸易市场彻底关闭。1390-1394年，明太祖连发两道“禁外藩交通令”，禁绝一切民间海外交流。并将浙江舟山46岛居民全部强行迁入内地。为严防入海通商，明朝法律规定：擅造三桅以上大船，带违禁货物下海者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充军。明代海禁原本目的是为巩固海防，然而如此严厉的措施，连沿海渔业生产也遭禁绝，逼得大批沿海渔民入海为盗。舟山附近废弃的民居，成了海盗的巢穴，直接导致明代中期严重的倭患。
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驾崩，皇孙朱允炆继位，年号建文；因削藩导致叔父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短短四年便丢掉了皇位。1402年，朱棣在南京登基，改元永乐。令人不解的是，朱棣一面继续施行海禁政策，一面开始了世界历史上最为壮观的远航。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明成祖命郑和率领由二百四十多艘海船、2.74万名船员组成的庞大船队，从江苏刘家港出发，远航印度洋。此后直至1433年，郑和船队七下西洋，穿越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最远到达西亚和非洲东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的航行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87年，比达伽玛早92年，比麦哲伦早114年。开辟了贯通西太平洋与印度洋的直达航线。但明成祖和郑和死后不久，中国船队便绝迹于印度洋和阿拉伯海。航海事业突然中断，使得中国与西洋各国业已建立起来的联系戛然而止。
至明代中期嘉靖年间，中国南方的工商业再次兴盛，并且由宋代官营主导演变为私营为主。此时海禁政策依然在实施，但查禁有所松动，民间商人冒险造船下海通商，甚至与倭寇勾结作乱。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汪直、徐海，两人均为安徽歙县人，由海商走私集团首脑，演变为雇佣倭寇作乱的巨匪，俨然一方枭雄。1559 年，汪直被浙江巡按御史胡宗宪设计捕杀，倭患更加难以控制。1566年，嘉靖帝掌国45年后驾崩，由三子继位，改元隆庆。1567年，隆庆帝为缓解海患，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设立福建漳州月港（紧邻厦门鼓浪屿、金门岛和胡里山炮台）为对外通商口岸，史称“隆庆开关”，实为一口通商。明朝执行两百年的海禁政策，终于打开了一条口子。此时恰逢日本、美洲白银产量大增，由此至明朝灭亡的1644年，在短短77年间，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至少达8000万两（2984吨），美洲白银输入1.5亿两左右（折合5595吨），总计是明朝白银开采量的三倍以上。
白银流入——明朝如何灭亡
白银货币在宋代即已出现，然而由于我国白银开采数量有限，一直未能成为法定主币。元代实行宝钞制度，曾以银为钞本，并在对外贸易中使用白银。这些都为明代白银货币化奠定了社会基础。白银货币化经过长期的博弈过程。明朝立国之初曾建立了宝钞货币制度，洪武八年（1375年）发行“大明通行宝钞”之后，明朝下令禁止金银流通，后来连铜钱也一并禁止，专行纸钞。可是由于宝钞发行没有贵金属作为发钞准备，宝钞在流通中投放多而回笼少，且易于伪造，造成通货膨胀，贬值高达百倍。加之铜币原材料的匮乏，客观上造成了民间白银流通大增。
白银交易在正统三年（1438年）后大增，占总数的64%，至明成化年间已基本实现交易皆用银钱，但朝廷官俸、军饷这两项最大财政支出，及盐税、茶税、关税、商税等税赋仍采用钞钱为主。至嘉靖前期（1540年前后），白银已经通用于国家各项财政收支。社会对白银的巨大需求，造成了供不应求的局面，以致出现 “银荒”。到1567年隆庆开关后，通过海外流入中国的巨额白银，满足了商品经济发展对贵金属货币的需求，使得中国再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到1581年（万历九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将丁粮赋税统一折算成银征收，极大改善了万历朝的财政状况，至1592年太仓（国库）岁入白银达472万两。
然而明朝自身的银矿产量是极为有限的。据全汉昇《明代的银课与银产量》估算，明代每年白银产量仅有30万两左右，主要来自云南。国内银矿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不足部分便主要来自海外。1542年，葡萄牙人到达日本，他们很快发现这里盛产金银。随着日欧贸易的开展，葡萄牙商人从澳门走私中国生丝至日本，再从日本将巨额白银走私至中国，通过兑换差额牟取暴利。1545年（嘉靖24年）和1548年（嘉靖27年），西班牙殖民者相继在秘鲁波托西（Potosi，今属玻利维亚）和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发现了特大型银矿。1571年（隆庆五年），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宾马尼拉建立殖民首府。由于菲律宾生产落后，而西班牙强盗手里有巨额的美洲白银。用美洲白银贩运优质的中国商品，如丝绸、棉麻、陶瓷、火药、工艺品至美洲，便成为西班牙人转手获利的重要来源。到万历时期，菲律宾马尼拉已经成为中欧贸易的重要交易中心。形成了美洲—亚洲—欧洲贸易体系，并使西班牙能够控制中国出口商品的很大部分。
仅1631年（崇祯四年）一年，由菲律宾输入澳门的白银就有1400万两（何芳川《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大约相当于永乐元年至宣德九年（1403-1434年），明朝官银矿30年总产量的2.1倍，相当于万历年间国库岁入的3.8倍。短时期骤然涌入的巨量白银，追逐有限的商品，其结局必然是引发物价高涨，推动通货膨胀。此时，明王朝正忙于清剿高迎祥、李自成起义和满洲后金军队的入侵。崇祯帝为应付战事，将全国田赋提高了一倍，三饷征收最高时期达2100万两白银（约占全国田亩总产出20%）。民间预期白银会升值，甚至将白银窖藏起来，导致白银流通量锐减，进一步推高银价。为弥补货币不足，市场上私铸铜钱剧增，进一步加剧铜钱贬值，推动了通货膨胀。商人趁机大发横财，官吏贪腐严重，民众生活陷入困顿。银价高涨引得大量白银持续流入中国。然而这条白银通道，却被小小的郁金香摧垮了。
1637年2月4日，荷兰郁金香市场崩盘，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以西班牙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中欧贸易衰退，使得中国商品出口量和美洲白银流入量锐减。根据索萨对美洲白银通过太平洋航线运往菲律宾的数量统计：1590-1602年约为2010吨，1603-1636年约2400 吨，1637-1644年约210吨，总计4620吨。可以看出1637年后美洲白银数量锐减了90%。而且祸不单行。1639年7月，日本德川幕府下达第5道“锁国令”，严禁日本人与外国贸易，防止金银外流和基督教入侵。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几近断绝。1639年冬，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屠杀。1641年，南洋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印度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中国的白银进口陷入严重困境。
在白银进口量骤减期间，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衰落。与此同时，天灾和疾疫又一起袭来。明朝末期正处于“小冰河期”。全国大面积的水旱灾害，使得庄稼歉收，农产品价格暴涨，出现物资匮乏型通货膨胀。从而导致军队粮饷短缺，灾区赈灾困难。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进一步加剧饥民暴动。1644年4月25日，李自成的大顺军攻破北京城，崇祯帝在景山上吊自杀殉国，延续276年的明朝宣告覆灭。在大顺军占领北京城的短短42天内，从王公富贾家中抄出白银7000余万两（毛奇龄《后鉴录》）。明亡之时，中国白银存量估计为2.5-3亿两（折合超过1万吨，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占世界白银流通量的一半以上，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然而财富分配严重不均衡导致的“银荒”，从明末一直延续到清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