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苏振兴
记者：您主持的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拉美国家现代化道路研究”已于2006年完成，并出版了最终成果《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请您谈谈这项课题的研究情况。
苏振兴：“拉美国家现代化道路研究”这个课题具有对象国众多，时间跨度长，涉及面广，内外环境和发展模式变化大等多重难度。我们在研究目标的设定上只能从实际出发，第一，对拉美国家迄今为止的现代化过程做出比较完整的介绍；第二，对拉美国家现代化遵循的指导理论和所涉及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基本层面重点进行研究和论述；第三，以拉美国家先后实行的三种不同发展模式及其配套政策为中心，以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为重点，进行分阶段的、以点带面的分析；第四，在上述研究基础上，着重探索某些具有重要影响、并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力求从中总结一些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有借鉴意义的启示。经过我们课题组的共同努力，上述目标基本上达到了。
记者：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拉美国家的工业化有哪些特色和值得关注的问题？
苏振兴：拉美各国工业化的启动有先有后。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部分拉美国家的工业化肇始于19世纪中期（以1870年为标志性年份），前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阶段（1870~1930年）、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阶段（1930~1982年）和外向发展模式阶段（1982年以来）。
这三种模式的交替可以概括为“外向———内向———外向”的“断裂式”转换，形成一种“钟摆现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每种发展模式的选择都有其合理性。早期以农矿业初级产品出口为中心的模式带来了数十年的出口繁荣，推动了资源加工产业、日用品制造业的发展和工业资产阶级的出现；进口替代工业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也取得了明显成就。但是，这两种发展模式分别在拉美延续了60年和50年，造成的后果也相当严重。
英国学者罗斯玛丽指出，拉美国家在转换发展模式上出现了“历史性延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初级产品出口模式的危机已经显露，但没有适时调整，直至遭到资本主义大萧条的沉重打击才被迫转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历史性延误”再度发生。20世纪50年代，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在部分拉美国家已呈现出“活力衰竭”现象。而亚洲“四小龙”在60年代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模式，短短20年内其发展水平就超过拉美国家。拉美却在原来的模式下继续徘徊，直到1982年债务危机爆发才被迫终止。可见，拉美国家总是把一种发展模式推到某种极端，最后不得不在危机中进行“断裂式”转换。这种转换方式往往具有新模式对旧模式全盘否定和政策大转向的特点，对生产力造成破坏。拉美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任何一种经济增长方式都不可能一成不变，当某种特定的经济增长方式不能持续时，必须适时调整、转换。拉美国家不能适时转换发展模式的原因很多，受既得利益集团的牵制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在长期进口替代模式下，拉美国家工业发展走的是非耐用消费品———耐用消费品———中间产品———资本货逐级替代的路径，具有投入高、效益低、国际竞争力差、依赖进口技术、产业结构“小而全”等特点，并逐步形成“结构性发展危机”。1982年债务危机的发生实质上是一场结构性发展危机的大爆发，迫使拉美国家转入外向发展模式。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先是在国际债权人俱乐部的压力下，拉美国家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生产可出口的初级产品，以获取外贸盈余来偿还债务，制造业成为重点牺牲对象。1980~1990年，拉美地区制造业年均增长率仅为0.1%，工业化进程出现一次“大断裂”。在随后的结构改革中，一方面，由于市场开放过快，大批制造业企业破产倒闭（80年代智利倒闭企业8000家，阿根廷12000家），工业化程度普遍倒退（拉美制造业产值1980年占GDP24.3%，2000年降为18.9%）；另一方面，工业化的指导思想又向“资源比较优势”论回归。工业化进程的“大反复”严重影响了拉美国家产业竞争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
记者：您认为拉美国家城市化步伐过快，其带来的问题不少，而这种现象又与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直接相关。请您谈谈这二者的关系。
苏振兴：拉美国家人均农业资源拥有量比中国多得多，但是，早在欧洲殖民统治时期就形成了大地产制度，资源被少数人垄断。19世纪后半期的“自由改革”进一步强化了资源垄断程度。在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上，拉美国家曾经出现过两种主张，一是主张通过社会变革实现农业资源的转移和分散；二是主张农业走机械化、化学化、绿色革命等的“技术变革”道路，反对社会变革。最终是后一种主张得势。背景就在于拉美国家传统势力过于强大。在战后年代里，拉美的“精英意识形态”依然是所谓“现代传统主义”，即拉美社会的精英阶层虽然也追求现代化，但实际上是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与财富扩张，因为他们要求保持传统，反对在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权力分配等领域进行变革。“现代传统主义”有助于我们理解在拉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许多“反现代化”现象。拉美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模式是在保持传统大地产制的前提下进行技术变革并向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转变。在这种模式下，农业的规模经营和产业化程度比较高，但是，中小农户的发展空间被大大压缩，农村中“人无地种”的冲突不但没有缓解，而且大批农业劳动力被农业技术现代化过程加速排挤出来。
于是，拉美的大量农村劳动力自发地向城市迁移，并逐步集中到少数大、中城市，加剧了区域发展失衡。各国政府既把这种移民潮视为缓解农村社会冲突的“排气阀门”，又深信工业化与城市扩张能为这些移民提供就业机会，没有采取任何调节措施。因此，拉美的城市化进展很快，目前地区平均城市化率已超过75%。实际上，城市现代经济部门根本不可能满足农村移民的就业需求。城市就业普遍出现“第三产业化”与“非正规化”，公开与隐蔽失业现象迅速增加，“人口城市化”与“贫困城市化”几乎同步出现，贫民窟的规模越来越大，等等。拉美国家巨大的农业生产潜力并未得到充分利用，而快速的城市化却带来诸多难以解决的经济与社会问题。看来，发展中国家单靠工业化和城市化来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不现实的。
记者：在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贫富分化现象相当严重。应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苏振兴：拉美国家存在贫富分化现象并不新奇。值得关注的是，拉美地区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70年前后到现在30多年一直保持在40%左右，其中1990年曾达到48.3%。学术界对这种“刚性很强”的社会现象的解释各式各样。有些学者强调拉美国家的历史与制度因素，即拉美传统社会具有财富占有高度集中、社会等级森严、种族歧视严重等特点。但是，为什么这些因素经过100多年的工业化与现代化依旧改变不了？这恐怕就要从现代化过程是否伴随必要的制度与体制变革的角度去思考。例如，拉美的印第安人有3500万，黑人则更多，仅巴西就有7000万。这两个群体是拉美贫困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使他们享受平等的权利和给他们提供发展机会，迄今仍是相关拉美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
美洲开发银行（1999年）根据“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提出过一种说法：发展中国家的初期发展与收入分配之间呈现出负相关，在达到某种阶段之后，发展与平等之间就会转为正相关；但直到这个阶段到来时为止，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结果也可能是令人失望的。这个观点反映出，人们依然相信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和收入分配不平等会随着经济增长自然而然地获得解决，实际上掩盖着一种“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公平”的指导思想。拉美地区曾把人均GDP600美元设定为由上述“负相关”转为“正相关”的“拐点”。实际情况是，现在拉美人均GDP已接近4000美元，这个“拐点”依然没有出现。拉美最近30多年的发展还表明，当经济处于扩张周期时，贫困发生率会随着就业和收入的增加而有所下降，一旦经济衰退，形势又会逆转，甚至进一步恶化。这种情况表明，不在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相关政策上做出大的调整，恐怕很难改变某种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
记者：您在上面集中谈了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一些特点，那么拉美国家的政治体制在现代化过程中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
苏振兴：拉美国家政治现代化进程相当曲折，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周期。第一个周期从独立之初到20世纪初期大约100年左右。独立之初，拉美各国都致力于将西欧、北美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体制移植过来，但这种体制却在拉美遭遇“水土不服”的尴尬，未能使拉美国家获得起码的政治稳定。19世纪中期以后，拉美国家逐步建立起考迪罗专制独裁政权，才迎来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第二个周期从1910年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到70年代末。在此期间拉美的资产阶级民主体制有所前进，但其突出特点是民主与专制频繁交替，政党体制脆弱，每当社会与政治危机激化，往往只能由组织程度更高的军队出来控制局面。第三个周期始于70年代末期兴起的“政治民主化”运动，军人“还政于民”，恢复代议制民主。但是，许多国家民主体制的运行依旧步履艰难。例如，自1997年以来拉美先后有7位民选总统在群众运动冲击下被迫中途退位，巴拉圭一位副总统被暗杀，秘鲁的藤森总统“自我流亡”，阿根廷2001年底发生经济危机时两星期内更换了5位临时总统，墨西哥2006年大选一度引发政治动荡，如此等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4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对拉丁美洲来说，十分紧迫的事情是要恢复强有力的、高效的和有威望的国家概念；需要有一个有监督能力、调节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国家，需要有一个民主的、尊重和保障所有人权利的国家。”这段话包括三层含义。第一，强调恢复“国家”概念是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否定。第二，强调国家必须加强相关能力建设，而这种能力建设必须通过不断深化政治体制变革去实现，使国家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第三，国家加强能力建设的目的是为了尊重和保障所有人的权利，既不是走向专制，也不是侈谈所谓“政治民主化”。
记者：如何看待拉美国家探索现代化的指导理论？
苏振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现代化发展阶段以来，一方面，以美国社会科学界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不遗余力地向发展中国家推介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学术界也在积极进行现代化理论的探索，在拉美地区就先后有拉美结构主义和依附理论问世。不论是西方理论还是拉美的“本土”理论，都对拉美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从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中发现，就西方现代化理论而言，不论是前期的经典现代化理论，还是近期的新自由主义，都不能为拉美国家提供正确的指导。究其原因，主要是西方现代化理论是以西方国家的经验为基础的，并不适用于今天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所面临的独特国情与内外环境；更有甚者，西方现代化理论往往为了达到使发展中国家“西化”、“美国化”的政治目的而不顾科学性，成为一种被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强加于人的理论。拉美国家的学术界在现代化理论创新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和有益的贡献，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我们也发现，无论是拉美结构主义理论还是依附理论，其理论体系都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与不成熟性，并对拉美国家现代化实践产生了某种误导。
记者：最后，请您谈谈拉美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对我国的启示。
苏振兴：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段论述深刻阐明了借鉴与创新的辩证关系，既强调要借鉴外国经验，又坚决反对照抄照搬；“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就是要坚持走理论创新之路，努力去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借鉴是为了更好地创新。
现代化研究在西方经历了半个世纪，在我国也有20多年了。可以说，对于西方国家现代化理论中哪些反映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哪些属于意识形态偏见，我国理论界的分辨能力已经大大加强了。但是，我们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研究还刚刚起步。从借鉴的目的出发，我们观察和研究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视角应该、也必然与许多西方学者有明显的不同。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有许多重要现象值得我们认真关注。我们应当从这些现象中去辨别某些在国际上流行的现代化理论观点的偏差与局限性，努力为解决我国现代化面临的实际问题开拓新思路，寻找新办法。《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一书的“前言”，在肯定拉美国家现代化成就的同时，着重归纳了10个方面的问题。其中，绝大多数问题无论从政策实践还是理论探讨层面都对我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过程具有借鉴意义。
在研究方法上，我想着重强调一点，我们没有采用某种现代化指标体系来进行评估。主要原因就在于，拉美的许多“指标”看起来很令人鼓舞，但其背后所掩盖的问题也很令人深思。例如，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为农业8%，工业32%，服务业60%（1999年），有些国家服务业占的比重比发达国家还高，拉美城市化率已超过75%，但这些指标并不能反映拉美现代化的真实水平。拉美人均GDP已接近4000美元，但同时又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因此，过分追求某些指标同样会对现代化实践过程产生误导。（本报记者黄永光）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