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阁

之一

      当然俺觉得中国这10年还不会出现不可收拾的场面，并不等于说，未来不会出现麻烦。

     现在只要往网上看一眼，倒处似乎都是民情汹涌和危机四伏。其实对这些暗流，俺倒是并不太在意。虽然每年中国的各种群体事件不少，但是这些事件，大多都是非常地域性。这些事件所针对的事情和人物，都是具体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和针对具体的地方官员。

     因此这些群体事件，打击的是地方的官僚，对中央政府的权威并无撼动。而打击地方豪强，就是说削藩，不正是合乎整个国家以及中央政府的利益吗？

     在几年前，曾有人问俺，如果中国的地方上乱起来，怎么办？俺的回答，非常容易解决。派一个钦差大臣，手持尚方宝剑，带五千兵马，揣五万两银票。到了地方，询问民情，为何而反。原来是地方贪官和豪强官商勾结，鱼肉乡民。

     于是把贪官和豪强拿下，满门抄家，开虎头铡刀伺候。乡民人心大快，分了抄家的浮财，外加朝廷的五万银票慰问。然后皆大欢喜，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俺开心打黑，你开心唱红，大家继续创造和谐社会。

     所以对底下的民情，你只是满足于高高在上，不认为那是你的助力，反而认为是你的阻力，这样的政府，那只好杯具。唐太宗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汹涌的民意，如果你可以顺应而施政，比如说前一阵子的民工要求涨工资的罢工行为，你不把它看成是可以帮助减弱分配不公平的机会，不把它看作自觉的中国百姓，在帮助这个国家的经济转型，而是简单地引申为什么外部势力捣乱，或者觉得维稳重大，那么这些汹涌的水流，就可能成不了载你的舟的水。

     中国的稳定自然重要，但是有问题产生，趁机治理官吏恶疾，从而顺应民意之所求，体恤民生之艰辛，方才是人间正道。真不知道地方豪强的稳定，有什么值得你中央政府操心，还怕人家坐大的不够，撕裂整个国家才甘心？

     这让俺想起一件事情，当年美国密歇根州的工人罢工，资本家请来的打手和当地政府圈养的警察，对罢工的工人大打出手。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发布总统特别命令，派出军队来到罢工现场，把枪口对准了当地警察和资本家的走狗们。

     而正是罗斯福的中央政府对工人的支持，才真正开启了美国社会的中产阶级出现的局面。

     其实一个国家，有问题，甚至有大问题，都不是要命的事。这几天，俺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有什么方法，一个国家可以维持长治久安，不会经历周而复始的周期大动荡？

     苦苦思考的结果，俺终于体会到，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并不是在于一个特别的制度和政策，也不是一个人才选拔的体系，更不是政治权力的互相制衡。

     为啥这么说？因为你实行的政治制度和施政方针，如果把所有的名称和ism抛弃一边的话，都是在于一个利益在各个不同阶层和不同团体中间分配的问题。在这些利益的分配中间，各阶层和团体的代表，就是说大家各自的代言人，不论你的人才如何选拔，能够为自己代言的集团争取到最大的利益的人，自然会被推到前台。

     因此如果你看美国前任总统小布什，也许觉得他并没有资格胜任这个职位。但是看到他在任上的8年，为他的利益集团，美国的军工企业、国防承包商、和石油产业带来的暴利，你不能不说是人尽其才。

     所以说人才和制度的互动关系，不是人们简单的理解，一个好制度可以限制坏的政客。同样的民主制度，可以选出希特勒，也可以选出罗斯福。同样的独裁，可以带来希特勒的失败，也可以带来罗斯福的成功。制度可以限制人才，人才也可以变革制度。

     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就是人才和制度同时腐败。目前在美国出现的问题，可以说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在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下，一个还没有腐败的制度，和还肯为大众服务的人才体系，基本上可以维系一个国家分配上的相当公平。

     可是在腐败的人才和制衡严格的体制的双重束缚下，那么就算是少数的领袖人物，锐意革新，打破困局，也是颇有回天乏术的无奈。

     比如今天美国要改一个街名，需要60个国会参议员的一致同意，就是这样的例子。想一下中国历史上，北宋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都经历过这样的手脚被绑缚的局面。而美国的罗斯福可以杀一条血路出来，还是靠借了二次世界大战的东风，可以趁战争之机，突出重围。

     因此看中国的未来，和看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样。

     那就是处于这个国家权力最中心的政治领袖们，在自身和自己背后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格局中，如何可以做到为了整个社会的总体利益，可以调整自己的集团利益。因为不是所有的时候，你都可以只是为增加自身的利益而施政。因为不是所有的时候，你都可以靠斩杀过气利益团体，或者说政治权力利益分配结构中，处于弱势和代表性不足的团体来过关。

     你也不能老是靠剥夺中产阶级，来满足底层贫穷阶级的不满。比如说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方案，就是这样的一个路子。而中国政府的利农政策，也不能建筑在让中产阶级出血一样。

     因为在关键的时刻，作为一个民族的最精英的人物，俺们小民是看着你作为主心骨的。俺们是有资格要求，政治权力的最高决策人们，可以为了整个民族的福祉和国家的未来而做出个人的小小让步的。

     有人说要人家壮士断个小指头，岂非是与虎谋皮？

     当年罗斯福就任总统之后，他的一位朋友来访，说如果你可以实现你的计划，你就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罗斯福回答说，如果俺的计划实现不了，俺就会是美国的最后一任总统。因此罗斯福知道，什么叫做背水一战，因此他可以推行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许多新政，而这些政策是损害他自身的家族和集团利益的.

之二

 

     在1948年的时候，中国也有一位俺们民族的精英人才，叫做蒋中正。身居高位的他，在整个社会和政治处于危局之时，仍然放任自己的家族人物孔祥熙和宋子文，以扰乱国家经济次序来中饱私囊。老蒋推行的金元券强行换取民间黄金和外钞的手法，被人称为旷古未闻，其实是和罗斯福的缴金令差不多。

     可是人家罗斯福收黄金，是为了国家的危机，而蒋介石的收黄金，是为了中饱私囊。结果就算是他把这些黄金全部搬到了台湾，人家陈云从北京到上海，就算是手上没有黄金，也一样把持续了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压了下来。

     并不是陈云的本事要比老蒋大，而是当时的共产党，不是为了自身的私利。所有历史的经验说明，坐在高位的老虎，如果不能适当地限制自身的利益集团的膨胀，在该让利给全民的时候，不能让利，人家老百姓当时不能和你谋皮，但以后一样可以打下你这只老虎。

     所以俺思考的结果，就是政治核心人物，可不可以在需要限制自身利益的时候，大义灭亲，牺牲自己的一点小利益，是整个国家可不可以长治久安的关键。

     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权力制衡和人才选拔制度，当然也很重要，但是这些因素往往在历史的关键时候，起不了作用。当一个体系面临困境的时候，权力制衡越好，形成的僵局就越严重。

     当身居高位的人们只为自己和自己集团利益而拼搏，能力越强，社会的撕裂越厉害。

     在一个国家的经济情况比较好的时候，因为整个社会的大饼在不断的快速扩大，那么大部分的民众多多少少的，都享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分红。这个时候，当权者往自己盘子里扒拉多一点，老百姓也许骂两句，也不损害整个社会的安定。

     但是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开始出现放缓，甚至停滞的情况下，当政者的个人作为，就会对整个社会造成撕裂作用。远的例子不说，看一看俺们的台湾地区，当年当政的国民党，贪污起来不比陈水扁要轻微，但是在一个发展迅速的经济局面和一个停滞的经济局面，形成的社会的容忍度，就大大不同。

     而中国在今后的10年之内，还是可以保持一个快速的经济增长，因此算是为当政者赢得一些宝贵的经济转型和政治改革的时间。如何好好的利用这些时间，真正地推行切实的针对官僚体系自身的制度改进，而不是虚晃一招，打一下太极，是未来中国发展可不可以持续的问题。

     最近推出来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一个好的征兆。但是俺的态度，还是听其言，观其行。因为这个议题被社会舆论呼吁，已经20来年了，各种各样的试点啊，特例啊，也体验过了。现在需要的是中央来个壮士断腕，自己先来个表率作用。或者是地方的仍然有政治理想的官员，率先实现个人财产的公开化，来形成一个强大的压力。

     之所以要对官员如此苛刻，是因为你掌握做国家的权力，享受着国家的优惠，自然就必须接受大家的监督。总不能好处就是你占了，责任就没有，那也于常理不符。

     考虑到中国历史的各种选拔制度，从汉朝的举孝廉、魏晋九品中正、到隋唐的科举制，在到现在的共青团制度，中国的官僚系统，一直要解决的是，一个是官的问题，另一个是吏的问题。

     解决官的问题，以前靠的是道德贤良、人伦孝悌，靠的是贵族传承和荣誉，靠的孔孟之道和四书五经，后来也出现过共产党员的修养，和现在提的八荣八耻。当然舆论的监督，那是从古到今，从以前的清流，到现在的互联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但是对官的道德要求，并一定会解决吏的问题。

     当年在元朝的时候，科举制度没有完全恢复，所以实行了一种制度，叫做吏员入阁制。就是说没有科举制度提供人才供应，就从地方和基层的干吏中提拔能者做官。这个做法，因为没有读书人的全面道德熏陶和要求，导致了元朝地方政治的腐败，更甚于其他朝代。结果导致了元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寿命比较短的朝代之一。

     如果看一下今天的官僚制度，可以说官一层，确实有问题，但是问题还不是那么严重。可是吏一层次，已经到了相当恶劣的程度。尤其是在地方和基层上，政府公务员系统的血缘和宗族关系，七大姑八大姨的，已经把最底层的政府结构，给搞得乌七八糟。

     比较好的状况，就是人浮于事，机构臃肿，比较差的状况，就是黑社会化，横行霸道，鱼肉乡民。看一看中国近年来的不少地方群体事件，那一件不是和这些小吏有关？从野山关，到马鞍山，不就是一个所谓科级的小土皇帝，以为自己是国家罗汉，可以为所欲为？

     因此严吏治，首先就是清除最底层政府，面对最基层人民，开始失去了服务人民的基本功能。在短期，要做到除恶必尽，把黑社会势力清除出去。在中期，要做到严格吏员队伍，防止地方宗族控制地方政府，建立一套行为考察和监督的制度。在长期，要做到裁减编制，还权于民，把地方小政府化，回到中国传统依赖地方各种自主的行业协会等等，来协调地方的利益分配。

     把吏治搞好了，官治就比较容易了。以前的科举制度，解决了官员的“红”的道德问题（当然世界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这个道德，也是相对而言），但没有解决官员的“专”的问题。结果是培养出来的官员，很多是熟读四书五经，长于八股套文，但缺乏经世致用的才能。

     今天的“专”解决的不错，很多中高层官员，都有比较专业的知识，要下功夫的是“红”上面的着重。这个“红”一定要强调，要大力倡导。前几十年中国的一个误区，就是盲目的提倡，以“法“治国。要知道，光靠法律，是解决不了当政者和社会强势集团，专门做些“不合符道德，但是合法，你奈我何？”的勾当。

     这些既违背常理，又违反道义，但就是披着冠冕堂皇的“法律”马甲的无耻行径，最后也是会摧毁你一个社会的根本道德基石。这样的法律，最后就是统治集团、法律讼棍，任意鱼肉百姓的工具而已。

之三

 

     这里俺对官吏的划分，是和人们通常的认知有所不同。

     在西方国家里面，官员大概是分成两种官员。一种是政治任命，其中包括通过选举出来的，比如说总统和副总统、州长和市长、国会和州议会议员等等，和政治任命的，比如说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的法官、政府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国务卿和其他部长之类。

     另一种，就是所谓技术官僚，或者准确地说，就是大家通常说的公务员。这些官员，不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而出任职务，而是因为专业的关系。

     而这些人，在俺的眼里，就是吏。对应中国，那么就是除了各级政府部门的首脑的其他公务员，都可以算在这个划分之类。

     最近俺附近的一个城市奥克兰，麻烦比较多。这个城市是美国加州的第4大城市，人口超过40万，大概有警察800多人，算是每500个人可以摊上一个警察。

     奥克兰的人均年收入大概是3万多美元。那么奥克兰警察的平均收入是多少呢？说起来，你可能不信，超过18万美元，是大家平均收入的6倍。要知道，在美国硅谷一带，做一个资深的软件工程师是很牛的事情。但是你做工程师的平均工资，大概就是8万多而已。

     要想拿到18万一年，大概得是当CEO的才行了。而这是人家的平均工资。

     现在是因为这个城市的财政破产了N年了，要让警察叔叔们也付出一点贡献，把收入下降到2006年的水准，就是说16万一年，结果人家不干。政府和警察工会谈判破裂，于是警察局宣布裁员，裁减警力到695人。

     然后警察局长宣布，因为俺们人手不足，所以你见到什么罪案，如果不是杀人放火，就不要打电话报警来烦俺们了。

     结果上一个星期，一个原来来自中国，从弗吉尼亚州跑过来去谷歌见工的华人软件工程师，就在奥克兰探访朋友出来后，遭到打劫，被人一枪索命。

     奥克兰这种官吏的工资制度，可以算作高薪。但是不是养廉了，大家也不清楚。比如说，在奥克兰做餐饮生意的老板，都比较喜欢提供免费（或者是3块钱吃10块钱的价值）的午餐和晚餐，给警察叔叔们。因为你外面停着警车，里面坐着警察，自然来劫匪的机会就小多了。

     而高薪下的治安情况也好不到那里。前2年有一段时间，俺们附近比奥克兰治安要好N多倍的几个小城市，也出现过10天发生11桩打劫餐馆的罪案，害得大家那一阵子都不敢出去吃晚饭。毕竟就算人家劫匪手下留情，只对你的钱包感兴趣，可是看到一个红点在你的心口那里闪来闪去，对你的心脏机能也没有多少好处，是不是？

     那么其他政府部门的状况如何呢？其实好不到那里。反正大家平时也没有兴趣去打听，但是实际上公务员的收入，尤其是所谓加班收入，是高得惊人的。曾经出现过政府工程部的人员，年收入高到50万美元，因为人家每个星期加班加了60个钟头。这样的数据，大概鬼都不会相信。

     至于政府的公务员队伍，做事拖拖拉拉、议而不决、推卸责任、态度冷漠等等，大概是全世界通用的毛病。权就想抓在手里，责就想卸出肩外，事情总是借口一堆干不完，但是加工资的谈判就一点都不落后。翻一翻全世界地方的小报，问一下全世界国家城市的居民，大家都会给你比较相似的法案。

     俺就亲身经历过一件事。因为要到本地警察局去报案，以为就是花10来分钟填个表之类。结果人家接待员说，俺们只有一个警察负责接受报案，现在该仁兄在外面忙乎着呢。请你等一下吧。

     结果就是等了一个钟头，而同时警察局里面，十几个身材是俺两倍粗壮的警员和文员们，则是边吃零食，边谈笑风生。后来俺问，要等多久，为啥你们不处理？人家说，俺们一天只是一个人接受报案，再等2个钟头，估计那位当班的仁兄就会回来了。

     当然美国的政府公务员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你有事要办，需要他们，自然就是一大杯具。可是如果你平时和他们屁都臭不到一起去，那么你的生活里面，还是不需要看到这些可憎面孔的。

     相对于中国的公务员，还居然出来和居民对撼，搞出一大堆群体事件出来，那真是得寸进尺了。而要把这些气焰大下去，就得大幅度削减地方各级政府的权力，慢慢把公务员的编制缩小，完成地方小政府和大社会的转变。

     俺在前面对官，尤其是高官，在道德层面上的要求，也许被人认为是缘木求鱼。而且俺对法律体系，可以在这方面达到的实际效果的怀疑，也被人认为是反对法制。

     在谈到法制，或者说依法治国这个概念的时候，千万不要怀有幻想。法制，或者是法律至上，从来都是掌握做制定、修改、解释和实施法律的权力集团，用来压制一般民众的工具而已。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人人，只是俺们这些小屁民。有权和有钱，可以掌握法律运作的人，是比俺们更加平等的。比如说，美国国会通过救助华尔街的金融法案，就是一个立法文件，其中不光要追认这之前美联储的所有违法的行为，还要确定被救助的金融公司，将救助金拿去发奖金，是合法的。

     对这些人，比如说把美国拖进两场战争、手上沾满屠杀妇女和儿童的钱尼这样的恶魔，或者说摧毁墨西哥湾生态环境的BP总裁Howard，如何靠法律去制裁？

     刑不上大夫，从古到今，都是事实。真正能够打击这些人的胡来，靠的就是大家吐口水。

     其实钱尼最怕的就是，他被册封为“虐待副总统（The  VP of Torture）”。BP的Howard在死了11个工人和大面积污染之后，还忙着参加游艇比赛，就算是现在下台，也可以拿着2千万美元的遣散费，到另一家公司当总裁。

     但是他最挂不住的，就是大家一看他，就是各种口水狂喷。

之四

  

     所以说，对那些位高权重、一言九鼎的权力集团领袖们，估计真正可以起到制约的，应该是历史的千秋一笔。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一直设有史官一职，就是把你皇帝和大臣们的作为，一笔一笔记录在案。如果你敢胡来，就要有敢于承担千秋骂名的勇气。

     记得唐朝的贞观年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就是唐太宗李世民要求把史官关于他的一段记录拿来看一看。这个提议，当时受到了大家的抵制。因为按照中国文明的传统，皇帝是不可以干预史官对他执政的记录的评价的。

     李世民说到，如果让我看到自己做得不对的地方，不是可以很好地改正吗？于是大家给了他一份拷贝，看一看对自己的记录。结果李世民发现，史官的记载，对玄武门兵变中，李世民杀亲一事，进行了为尊者讳的描述。于是要求史官客观地把整个事件记录，并表明自己为天下生民，不拘泥于个人行为的态度。因此天下人之口诛笔伐，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道德利器。当然如果连这个民心悠悠之口，都无法制止领导集团胡作非为的话，那么天下大乱，大家重整河山，也是不可避免的办法了。

     这里提倡道德约束，在社会中的作用，并不是要否定法律的有效性和公正性。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来都认为法律只是人类社会道德体系之下的一个组成成分。 因此法律的作用，只是保证社会的公平性，就是社会中的个体，规定所拥有的权利，应该得到保护，而破坏社会的正常运作次序，必须得到惩罚。而且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必须有一个仲裁的依据，也保证一定的公平性。

     因此在中国人的思想体系中，从来都不认为法律是可以真正约束人们的行为。法律至多只是作为一个惩罚的手段，来处罚犯法的人。所以中国传统的官府，都是劝谕人们，如果大家之间出现争执，应该先利用协调的方式，在家族之中、家族之间，寻找解决方式，而不要轻易诉讼。

     而对个人和社会进行约束的真正利器，是来源于儒家道德体系的教化行为。在这种体系下，基本上你可以说，凡是非道德的，必然是非法的。

     这种文化传承，是和西方社会以契约为基础发展起来，是完全不同的。西方的法律体系，是不以道德原则为考量的。因此在美国，才可以有《排华法案》存在，才可以有禁止白人和有色人种通婚的法律存在。

     最近因为奥巴马这个黑人当了总统了，所以美国国会算是给了点面子，对美国的贩毒法律进行了修改。

     以前的法律是，如果你带有5克重的可卡因块，那就是5年的监牢。而你要是带的是高质量的可卡因粉，那要带足500克，才是5年徒刑。为什么这样？那是因为以美国2009年的价格为例，1克可卡因块，是10-25美元之间。而1克可卡因粉，是要80-100美元。

     因此便宜货，是穷人们和黑人们和拉美裔人们在用的，而贵价货，是白人们和富人们在用的。 所以说，这条法律，基本上就是给白人网开一面。你要犯下100倍的罪行，纸面上的法律，才可以让你和老黑们同罪。

     可是具体的执行上，比如说洛杉矶在1995年的报道，人家最后抓的人中间，是一个白人都没有。

     这说的是，本身法律就是不公平和非道德的。但是就算是法律在文本上是公平而道德的，由于法律是由人掌握的，是经过一个一个案例之后，最后形成了非常繁杂和冗长的一个文件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如何对文本的意思进行某种倾向性的解释，就被熟悉这一套法律系统的讼师们，就是今天的律师们，和官府大老爷的师爷们，就是今天的法官们，来具体操作了。

     在这种现实的情况下，出现的局面，就是“法院大门整天开，没钱没权莫进来”。

     那么只要人家钱财和权力够大，就可以来操纵这一套系统。如果犯案的嫌疑人，是某位大人物的公子，你说人家不能以权干涉，那么老子有钱，请一个全世界最贵，最牛叉的大律师，你总不能不让吧？ 而人家当地法院，看这个架势，后面你也不知道有没有多少利益交割，苦于俺们这个地方，检察官就是这个水平，出来就是打不过人家牛叉大状，你也不能怪俺，是不是？

     只要是人运作的法律，自然就不可能有不被掺水的法律。 这个时候，一个案子是不是公正，似乎不是由你的法律系统可以决定。无论你自己把法律至上，吹到什么程度。

     这个时候的真正约束，就是公众舆论。因为你不能犯了众怒。 如果你犯了众怒，洛杉矶的黑人们，就上街暴动了。中国的某县某市，就有群体事情了。而这种群众的口水，才是真正让利益集团有所收敛的真正武器。

     因此在国家面临困境的时候，从核心集团，如何开始自我约束，并以此作为表率，要求其他社会各利益集团如法炮制，是一个国家可不可以主动调整的主要契机。只有在这种自律的道德约束下，大权在手的核心利益集团，才可以动用法律和其他的各种工具，强力推行必须实行的改革。

     中国历史上，从清朝的同治中兴，明朝的万历新政，宋朝的熙宁变法和庆历新政，都是向这个方向的努力。而从历史上，俺们可以学到的经验，就是这样的努力从来都是不容易，而且遭遇到各种利益集团的重重阻扰。 而在最后，由于这种阻力之大，导致改革功败垂成，功亏一篑，从而使得中国在多年以后，陷入国破家亡的悲惨结果，令无数生民涂炭，又是常常令俺们这些读历史的人，悲从中来，不可断绝。

之五

     虽然这个民族最后，还是产生了如李世民领军的关陇集团，或者是朱元璋带队的江淮集团，和近代由毛泽东统率的共产党集团，最后出来平定山河，由乱到治，但是这中间作为民族和国家这个整体，和作为无数满天繁星的星斗小民，要经历的凤凰涅磐的地狱之火的翻烤，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因此如何保证一种非暴力和非剧烈的变化方式，就是说能够在体制内部形成一种新的思想共识，能够组织一个新的关陇集团，做好思想和舆论的准备，在未来可以预见的一个时间段内，能够保证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继续繁荣和稳定，当是对80后人群的期待。
     这大概也是俺最终决定写些东西，而不是继续隐居山林的主要原因，因为毕竟时间只有10来年可以等待。要是继续被当政者在位置上，得过且过，做过维持会，就会把这个拐点，给忽悠过去，那么让未来的人们形成极大的困扰。
     当然中国相比较于美国，这个拐点大概还有10来年，但是美国的拐点已经到了。

     这两天看了美国前任两位财政部长，一位是民主党的鲁宾，一位是共和党的奥尼尔，对美国经济的现况和未来走向的访谈，他们提到美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美国政治制度悲惨性的破产。说到底，这种困境是一种囚徒困境。需要很大的自省能力和自绝的决心，才可以走出。这个对中国如此，对美国也是如此，对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如此。
     因此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必须包括道德体系的重建，而法律作为这个道德体系的一部分，才可以真正发挥应起到作用。如果一个国家的权力集团，不能做到对自己的利益约束，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都与事无补。不要以为有了民选制度，就可以逃避这个囚徒困境。以美国为例，喊着改变的奥巴马上台后，送钱给华尔街的大鳄们，不比他的前任小布什要少要慢。
     因为只有处于权力核心的华尔街的金融大亨们，决定牺牲他们的小小利益，哪怕只是短短的一年不要发天文数字的奖金给他们自己，而为这个国家和民族尽一份力，才有可能改变美国的困局。当然除了华尔街，美国的利益集团中的强势团体，就是以美国国防部和国务院为前台，以国防工业、国防承包商和石油公司为后台老板的军工集团。这个集团，现在在美国政府预算里面是最大的大头，也是美国不断在海外穷兵黩武的主要推手。
而近年这个集团的种种动作，总是让俺不由自主的想到了后奥勒留时代的罗马帝国的近卫军Praetorian Guard。
     当然一个制度的建设，就是要在最大的程度上保证一个利益集团不可以霸占权力太久。这也是任期制在中国的出现是一个很好的变化，因为就算是你当政者被大家吐的口水淹没到了鼻子底下，人家还是可以安之若素。可是，以中国这样的10年2届的时间限制，你到了时候，就得走人。而且人一走，茶就凉，那么在你任上拖而不决的政策，也许就有了一个好的开始。
      以美国为例，虽然其总统的选举，是任期制，可是国会的议员和高等法院的法官，就不是任期制。虽然国会议员靠选举，但是因为具有划分选区的权力，因此美国大多数时间的国会选举都成为走过场，大部分的现任议员，都可以轻松继任。比如说爱德华-肯尼迪，在死之前，是做了47年。要是以中国的两届为例，那么现在美国参议员中，有51个，就是超过半数，是超过10年。有24个，就是差不多4分之一的人，是超过了20年。有7个，超过30年。最老的是夏威夷州的井上建，是1963年1月任参议员，现在是超过了47年。那么众议院也是这样，总共有215个议员，接近50%是超过10年。时间最长的是密歇根州的丁格尔，是1955年出任国会议员，现在是55年了。
     要是你霸住权力的位置这么长时间，说要是不弄权，那才是见怪了。而对美国这个三权分立的国家，你行政部门，要想做点事情，就不得不受到国会这个立法部门，和最高法院这个解法部门的限制。从限制权力的角度上来讲，自然可以防止行政部门的独断专行（当然如果人家布什政府那样，把反恐牌打出来，你也没办法制止伊拉克战争），但是在另一种局势下，行政部门想推行任何一样改革，也会被国会和法院给绑得死死的。
     当年罗斯福新政的实现，基本上靠的是美国民众对政府专权的支持，和对腐败的国会和法院的抵制。当然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形成的战争紧急状态，也为罗斯福提供的便利。不然的话，他的提高工人工资的做法，就会面临美国最高法院将最低工资制裁决为违反美国宪法的阻击，而使得政府政策失去效应。而现在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企业可以无限制地投钱主导选举的做法，也是干扰这个制度本来就非常有限的自我修正的能力。
     当然现在的一个问题是，大部分世界上的国家，政治权力都是在政党集团的控制之下。无论是中国这样的一党执政，还是日本的自民党一党独大，或者是美国的民主共和党的两派轮流（其实美国的两党，基本可以看成一个政党的左右两翼），有限制的任期可以解决个人执政时间过长，但是还是解决不了权力集团长期执政问题。
     因此要打破这个局面，主要的是要解决你是代表谁的问题。美国的民主党左翼，代表的主要势力是华尔街金融界、硅谷高科技界和好莱坞娱乐界，再加上律师和其他各种工会。而美国的共和党右翼，代表的主要势力是国防工业、石油能源工业，以及其他的各种宗教保守组织。在这样的利益集团博弈权利格局下，当政党集团不是去代表社会大众的整体利益，而是代表内部的少数利益集团的利益，那么你博弈的程序做得再好，最后导致的结果，还是以社会崩溃作为代价。

之六

(最近因为比较忙，加上“兴衰周期”是一个比较大的题目，算是古今中外很多智者都思考过，而我自己在很多方面还没有想透。这里只是先把自己的一些肤浅的想法抛出来，与各位朋友探讨，将来会进一步完善这些思考。非常感谢各位朋友，尤其是河里的梅西兄和新浪的一井兄的批评和指正。)

     看了很多朋友对这个系列的一些看法，觉得有必要把思路好好的梳理一下。
     大家的主要意见，一个是认为俺对官和吏的区分，不是太清晰，与现在中国的政治现实相距太远，而且并得出俺认为吏比官腐败要严重是错误的推论。这个意见认为，上梁不正下梁歪，与其要花功夫，拿小吏来说事，不如好好考虑一下如何解决官，尤其是高官腐败的问题，在制度上（比如说通过选举制度等等）来约束官员的腐败。这种看法包括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俺提出的道德自律，尤其是对核心领导阶层的道德自律，是一种靠内在体制驱动力的方法，是达不到效果的。只有靠外在的力量，比如说左手边的朋友，提倡的人民民主力量，或者是右手边的朋友，提倡的法律至上和选举民主的方式，才可以提供这种制衡。
     首先再次解释一下，俺对官和吏的区分，不是立足于现有的实际情况，而做的划分。俺的区分，就是把你需要政治程序任命的官员，这在选举民主制度下，就是投票选出来的官员，在中国现有体制下，是通过党内小圈子投票、广泛征询和各派利益平衡，然后通过当地人大投票认可的官员，放在了官这个概念。俺然后把各种通过官员任命，或者体系里面的其他各类人等，算作吏。
     之所以这样做，因为在俺的思考里面，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由于科技的进步，信息的广泛和快速的传播，加上中国在高速铁路上的发达，最终的结果，是会形成一个社会结构扁平化的局面。
     俺曾经在《说文论武》中提到过这个趋势。那就是以中国国土的广袤和人口的众多，俺们的老祖宗，一直要解决的是，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大国，实现政治的统一之下的有效管理。
     要解决地理上的客观限制，除了秦始皇的国家大道、隋炀帝的大运河等等交通基础建设，来缩短地理上的距离，使得信息流通速度加快，可以快速进行下情上达和上令下传，可以减低统一市场的经营成本，可以快速投放国家灾难救援力量和稳定地方的镇压力量。 另外一个解决方法，就是发展一个专业的管理阶层，就是官僚系统，来行使国家赋予的代理管理的权力。
     简单的归纳一下，中国的民权概念（不是单一个体意义上的民权，而是整体族群意义上的民权），是巧妙的通过民意和天意的沟通，从而和君权挂上的关系。这种民权和君权在某种意义上的合一，就代表了中国政府管理国家的合法性。而因为地理和人口的客观条件限制，那么作为这种合法管理国家代表的官僚阶层，就获得了代理国家管理的名义，不论是在京都，还是在地方，都行使了这个合法的权力。所以中国的官员阶层，尤其是地方官员阶层，才会有异地为官的传统。也有“当官不与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提法。
     当然因为文化和语言的原因，代表着广义民权和君权的异地为官的官僚们，又必须依赖于当地的权贵系统的支持，来解决各种地方形形色色的不同问题和利益平衡。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利益驱使的原因，自然就出现了皇帝派来的地方官，与地方势力结合，导致了对上敷衍皇帝，对下压制乡民的情况。这种“有负皇恩”的情况，自然就违背了原本作为民权和君权代表的身份，从而导致这套政治系统的失序。而以维护民权和君权出现的制衡系统，除了清流的舆论压力之外（可以考虑是民间的力量，也可以考虑是内部斗争的官僚派系力量），就是东西厂、巡按使和钦差大臣这些体制内制衡制度。
     因此有一种分析方法，把处于中间阶层，行使国家管理代理权力的官僚阶层，称之为中权阶层。并认为官商一体化（以前是官僚地主身份一体化）而导致的中权阶层势力庞大，是中国社会失序的主要原因。
     所以在政治和经济上，出现了所谓“国退民进”（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民，是代表中权阶层的豪民，而不是俺们屁民），其实就是这样一个中间庞大的过程。而一旦当下层屁民被压制到了铤而走险的地步，上层的君权权威荡然无存，那么系统崩溃，生灵涂炭，就不可避免了。

      在看一下西方的主要国家，比如美国在政治上是如何考虑治理国家的。
     首先美国的民主制度，考虑的是政府管理的权力，是来源于被管理的人民。这个和中国的政治考虑，并无不同。但是美国的制度考虑，不是通过中国传统的整体民权和君权联系的方法，而是通过对民的身份界定，通过特殊身份的民的界定，来达到限制民的目的。
     从美国建国1776年开始，民的限制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有产男性。因此性别上来讲，妇女，种族上来讲，黑人、印第安人和其他有色人种，民族上来讲，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等等，都是被排除在民这个范围之外的。然后在这个大致是总人口10几个百分比的特权阶层中，订立了由下到上的选举制度。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的各个地方政府的权力则是来自于这个特权阶层的选举而授权，然后联邦政府的权利是来自于这些地方政府（主要是州政府）的授权。 这种以“邦”作为联系的组织联邦的方法，当时是参考了印第安人的部落联盟的经验。但是一少数特权人群作为选举的基础，也可以和希腊和罗马的做法扯上关系。
当然后来因为历史的发展，美国的选举民众的基础，慢慢在1910年左右开始有所扩展，最后是到了1970年代，主要是黑人民权运动开始出现对有色人种的宪法权力的落实，和降低选举年龄到18岁（因为但是要逼人家18岁的孩子上越南战场），算是真正的把民这个概念普及到了全民。
     但是在这近200年的精英民主运作中，各种由财富精英制定的规则，经过长期的运作和修改，已经事实上导致了大众民主因为是后来加入者而处于不利的逆势地位。

     所以从俺个人的眼光来看，美国的真正全民选举民主历史，只不过是短短的40年左右，其中的优劣和长短，还远远没有到盖棺定论的时候。因此不论是推销这套民主体制的，还是批评者，大家都有很多功夫要做，有更长的时间可以观察。
     可是要是把美国之前200年的精英民主也给忽悠成了大众民主，那就是对己对人，都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如果还要把这个作为中国改革的唯一蓝图，那就是要贻害天下人了。

之七

 

     因此美国制度要解决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地方政府和管区内民众的关系问题，另一个就是地方政府和联邦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

     美国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许多是依靠法律上的各种攻防战，通过一个一个的案例而形成今天的局面。最主要的是通过联邦法律对州法律的优先权，从而确立美国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当然在1791年通过的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0条中的规定，是联邦政府只拥有被各州政府授予，而不被各州政府禁止的权利。其他的各种权利，都应该在各州自己的手上。但是在实际的运作中，这种关系主要是通过各次法律案例来界定。到了法律解决不了的时候，还诉诸了暴力。这主要是当时美国联邦政府和犹他州摩门教政府的战争，以及美国联邦政府针对南部各州要求退出联邦（完全合法）的美国南北战争。

     在南北战争之后，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事实上大幅扩大。然后就是1930年大萧条之下，罗斯福政府的联邦权力扩张，和黑人民权运动的后继行为。但是美国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最终确立，还是主要在于联邦政府虽然平时和各州民众的直接交流不多，但是在税收上，抢占了75%的收入（这一点要胜过中国的51%的中央政府税收），而且还控制了货币的发行权。这个时候，各州政府在运用其名义上更大的权力的时候，只能通过要么增加州的税收，要么通过发行州债券（而这两种方法，都令其治下的选民不爽）的渠道来实现，从而受到很大的制约。而最近出现的以亚利桑那州挑头，其他各州颇想跟进的针对墨西哥非法移民的州移民法案，其实已经是踩进了联邦政府的地盘。倒底最后的博弈如何，还未尝可知。

     因此当美国地方的民众和地方政府有冲突的时候，一个方法是走美国最高法院的路子，另一个方法是走自己选举投票的路子。

     反观中国，因为地方政府的权力是来源于中央的授权，而且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君主制度消亡，那么没有君权的中央政府就扮演了这个君权的角色。

     那么当中国的地方民众和地方政府出现冲突，因为没有自己来替换这个地方政府负责官员的渠道，就必须由中央政府来完成这个使命。而一旦中央政府放弃了自身的责任，采取对地方政府的放任，从而摧毁中央政府自身的权威，那么民众所代表的民权，就和中央政府所拥有的准君权，俺就称其为央权吧，产生法理上的脱节。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所谓中央和地方穿一条裤子的时候，你的法理管理基础就已经消失了。所以俺多次说过，如果中央放弃了对地方政府的监管之权，从而导致了地方政府侵害民众利益，那么你中央政府就同时失去了管理国家的权力。

     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的地方政府和地方民众的关系，比中国的同等关系，有更好的合理之处。

     当然对那些主张在中国实施美国制度，就是说要走邦联和联邦体制的人们来讲，应该明白中国的历史传承和现实情况，都和美国大不相同。要是把中国的由中央政府授权地方政府权限（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和香港的基本法），这个基本政治制度，给转换成像美国那样，由地方政府授权给中央政府的机制，基本上就是要求推翻和抹杀自从秦朝以后，中国2000多年形成的政治体制，而希望中国走一条欧洲人已经走出的老路子。

     而欧洲人一直羡慕的，就是中国没有形成欧洲式的分裂成大大小小的各类民族国家，一直保持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统一。以中国的各民族和各族群的文化差异，要是走欧洲的路子，那可是搞出一百个国家，都不是什么难事。

     因此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道路，必须考虑的问题，一个是君权消失之后，央权作为替代机制，如何保证央权的构成，就是最核心的权力机构，仍然和广泛民意（不是资本和利益集团的媒体和互联网喉舌）的相通。也就是说央权和广义民权的一体化，必须在制度上得到保障，不然的话，你的法理基础就不存在了。

     从俺自己的实际经验和观察来看，虽然现在中国的权力机构人员，比如说政治局的大佬们，是从各个地方升迁上来的，也有自己的组织班子和人脉，但是在具体的立场上，还是做到了屁股动了，脑袋就跟着动了。不乏很多地方大员，在政治语言上，在广东就将广东话，在上海就讲上海话，在和中央进行央地利益博弈时候，为自己的地方争取最大利益。但一旦这些大员上了中央，政治语言就改成了普通话，马上就转过来为中央争取最大利益了。因此那种担忧地方大员升迁成为全国的权力核心成员，就代表着为自己过去的地方势力谋求利益的情况，比如说美国的各州来的国会议员在华盛顿为自己的州分猪肉的情况，并未成为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保证中国的地方政府管制权力来源于中央政府授权，但是又要极大的允许当地人民的介入，是解决好中国目前比较严重的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一级）和当地民众的关系紧张的一个路子。

     所以俺的思路是，当社会结构因为高铁的普及，出现多区域的各城市的同城化趋势，又因为互联网的出现，出现底层声音被压制的成本增加，中国过去那种需要庞大的中间阶层来代理管理的需要，应该可以大大减低。就是说很多中间的政府层级，比如说地区一级等等，是可以消除的。很多的社会功能，就是基本的政府服务功能，警察消防等等之外，是可以取消的。而且这个政府人员的数量上，是可以大幅度缩减的。

     这个就是为啥俺有意忽略现在的政府机构里面的各种功能组成，以及对官和吏的划分上面，采取了和现有实际情况不符的方法。因为很多现在存在的位子，其实是应该取消的。因为你考虑到官吏的腐败，要想很多方法去防备它，那就是神秀老哥的菩提树和明镜台，需要时时勤拂拭，不然的话，尘埃就会布满了。

     而俺的考虑，就是要走慧能老哥的路子，把这些菩提树和明镜台全给取消了，那么你的反腐工作的责任和成本，都大幅度降低了。

     当然另外一个俺比较反感的例子，就是把腐败合法化和法制化。这个就是海地的一位部长说的那样：你来的救灾款，如果俺拿来10%好处费，用了90%在灾民身上，你们说俺这叫做腐败。可是你换了一个美国的NGO，人家拿走了60%，只有40%用在灾民身上，你们叫那合法的管理费用。

     所以说精简政府机构的好处，就是在于一个腐败的官员，总是好于一群腐败的官员。

之八

 

     其实如果你一直追踪看俺的思路，那么大概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那就是俺认为在社会扁平化出现之后，很多处于中间阶层的政府功能，是应该从官权还原为民权。

     比如说，你南京到上海的高铁通了，然后上海到杭州的高铁也通了，最后杭州到南京的高铁也通了。那么这个城市圈，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大概就是3小时之内，那么是不是要每个城市都有个旅游局啊？然后还要一个马鞍山市下面的花山区也来一个？这样的机构，其实就可以完全回归民间，由各地方的和旅游相关的企业，搞一个长三角旅游促进协会，然后在上海有一个办公室，就解决了。而另外一些的政府功能，比如说有关社会福利安全网，就可以由中央政府包办，靠中央的各地办事处就解决了。

     那么地方政府的功能应该在哪里呢？首先是你地方政府的首脑，就是一个县长，加上一个县长助理。这个在美国的一些中小城市里面，叫做城管（City Manager）和城管助理（Assistant City Manager）。在中国古代，叫做七品芝麻官县太爷加上其助手师爷。

     在美国的地方政府制度里面，有两种方式。一个就是很多大城市，比如说纽约和旧金山等地，市长是选出来的，权力很大。这些大城市也有一些城市参议员，是各个地区选出来的，但是对市长没有多大制衡。这个时候，市长独断专权，如果不出丑闻，一般还是可以一直做下去。直到下一次选择，你自己离开这个职位，想去做州长，或者现在经济情况太差，大家选别人。而在中小城市，就不是这样。通常这些地方，是各个区域选出一些市参议员，大概几个都是兼职，拿部分工资。然后里面的一位，被推选为虚名的市长，就是大家的召集人。然后这个参议会雇用一个专职的城管和城管助理，来经营城市的义务。

     按照美国的经验，反而越是小的城市，越接近基础，反而不是靠选择出管理员。倒是越大的城市，越是由选举产生。估计这个问题，和中国以及全世界国家一样，就是国家的人才群体，往大城市集中得比较厉害，使得大城市里面，出现可以出任的人才储备要大。当然大城市的肥肉也大，导致竞争趋于激烈。而小城市，因为人才流失，尤其是中间的壮年人才少，不少青年人上了大学，就离开了故乡。这种情况，导致的竞争需求少，因此看美国地方新闻，常常出现中学生或者社区大学低年级学生，出任地方参市和市长的例子。

     而且从中国在农村和乡镇一级搞普选的经验来看，地方的宗族和氏族势力有所回潮，出现某种部落化趋势。而且这种遍地英雄下夕烟，处处皆见祝家庄的局面，又因为各类的地下教会、五花八门的民间宗教、传统的袍哥洪门，然后通过对地方政府部门的人员输送关系，已经有种白社会和黑社会合流趋势。这样的情况在美国也有出现。比如说在美国南部各州的地方政府里面的白人至上团体力量，在中西部犹他州、科罗拉多州等地的摩门教和其他奇怪教派力量等等，都使得地方政府的执政水平，大大有待商榷。

     因此俺以为，要解决这些基层地方的问题，光是靠乡镇普选，或者并不是出路。也许通过适度的城市化，通过交通工具的提高，让每一个穷乡僻壤，都可以在一个中心大城市群的3小时辐射范围之内，是一个防止地方宗族势力复兴的办法。

     这个情况下，跨地区的带有大城市思维方法和人才构成的民间部门，取代地方政府的部分功能的意图，才有实现的可能。

     那么在俺这种城管和助理城管的领导下，一个小地方政府，还有哪些功能呢？

     一个就是社区建设，这个应该包括城市规划、城市建设（指的是城市公共工程，道路路灯等等）和社区服务等领域。一个就是经济发展，包括招商啊、税收啊等等。一个就是治安和消防。其他的东西，比如说法律体系，是国家的，就应该由中央政府包办，把各个地方的法律分支机构，放在中央编制和预算里面，从而杜绝地方政府和法律体系狼狈为奸的局面。还有就是地方的群体事件，本来就不是普通的社会治安事件，不是由地方警察处理，而必须有中央政府的武警处理。在高速铁路通畅的情况下，武警总队只要驻扎在交通要道，那么只要中央令一下，马上就可以调动。这样的话，地方的警力也不需要那么多了。

     那么相对于美国的市参事，这个可以由地方的人大来对应。这个在中国古代，就是地方士绅联席会议。通常这个联席会议，取决于你一个地方的经济情况，在山西，就是以前的票号总商会，在美国硅谷，就是高科技企业联会等等。

     最后就是这个人大，也是按照地区名额选举，然后最好就是兼职的。然后这个代表大家的小圈子，就可以任命一个城管，报省里和中央批准。颇有点香港特别行政区那样的走法，就是大家选出来一个行政长官，然后中央具有否决权。当然小县城和小城市，是可以走这条路，但是大城市，比如说省城等等，还是维持现在的做法，就是由中央任命，但是必须经过地方人大的认可。

     为啥这个层面的政治改革，中国必须进行？这就要谈到俺在官吏的划分上，有读者批评，说俺认为吏要腐败过官，是不对的。其实俺从来没有说过这个，官也许比吏更要腐败，但是因为吏的特殊性，和老百姓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其腐败相对于上面的官员来，尤其是省城和京城里面的官员来说，危害性比较大。所以俺的治理方针，是先从吏开始，先从县城做起。

     最近美国发生的一个小城市，加州的贝尔，被人发现城管的工资是79万美元，助理城管是43万，消防队长是47万。这个4万人的小城，大家平均家庭收入是2万8，却要花这么大的价钱，去养一帮不做事情的蛀虫。而要命的是，这个事情败露之后，人家城管辞职，还要多拿80万美元的合法的补偿金走路，简直就是对选举和法律的双重嘲弄。

之九

 

     美国贝尔城发生的事情，引起了俺的深思。

     美国思想家和开国之父之一的杰弗逊，曾经有一个观点，就是美国的选举制度，需要有对选民负责的政客和有教育水平的选民，才可以合理的运作。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当然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借口，为啥当年的美国选民，被限制在有钱有教育的白人男人群体。但是从贝尔城发生的事情来看，当时确实是选出来的蛀虫们，推出了一个议案，就是由他们来决定工作人员的工资。这个议案，因为利用了美国法律条文繁杂艰涩的特点，因此将法案的危险性隐藏得很好。所以在投票的时候，只有400个人参与了投票，因此非常轻易的通过了。

     因此等到一个捡破烂为生的大妈，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从市政府扔出来的垃圾中间，发现了没有被摧毁的工资单，这些蛀虫的作为，才曝光了。可是曝光虽然曝光，闹得全国风风雨雨，人家一样大大方方辞职，合法地拿自己的80万美元辞职补偿金，高高兴兴地走人。法律在俺手里，法律至上，你奈俺何？

     这个也是俺认为法律至上的另外一个问题。除了法律和道德脱钩，制定、解释和施行法律的人，可以大行非道德的行为，挖空一个社会的根基（不要以为这些非道德的做法，不会动摇美国屁民对法律的信念），而且这种法律的条文化和繁复化，其实就是用来抵消这么多年来，人类社会进步发展之中，屁民们开始越来越受到教育，没有办法被传统的政府管理给忽悠了。

     就是说，你本来有一个游戏，就是唯有读书高。你这帮贵族弟子才有机会读书，因此垄断了整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权力。那么现在教育开始普及了，大家都可以读书了，开始明白这个游戏了。于是俺们不这样玩了，俺们开始引进繁杂的法律游戏。反正搞出一套更复杂的东西，你又变成了游戏盲了，从文盲到法盲，到条文盲，就把你又从权力游戏给忽悠出去了。

     当然杰弗逊的假定，也有一个漏洞。就是俺们这些号称要为民申命的人，会犯一个大的错误。那就是俺们经常确信，在位置上的权力集团，为了一己私利，常常违背了应该为其管制的人民或者是选他们上位的选民的承诺和责任。正如英文的政治Politics一词，有笑话说，poli就是希腊词汇“很多”的意思，而tics就是一帮“吸血的昆虫”。

     但是俺们往往忘记了不在权力位置上的屁民们，也可以为了一己私利，而做出损害整个社会整体利益的事情。就是说俺们为民请命的时候，也要搞清楚，不是所有民的诉求，都是正确的。这个在没有受到教育的乡村村民里，和拥有不少学位头衔的高知人群中，都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在西方受教育比较高的人群中，现在有两个非常明显的趋势。

     一个就是NIMBY，英文全称“不要在俺的后院（Not In My Backyard）”。就是说任何对大家，包括俺自己，都有好处的事情，应该去做。可是，只要不在俺的后院。就是说，俺们城市需要一个高铁，好事，俺支持。但是不要从俺家后院过。结果全城人民都支持，但是都不要从任何俺们城里任何一家门口路过。最后结果，可能就是没有高铁从这个城市经过。前一阵发生在香港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中学生吸毒问题比较严重，因此社会共识，就是要成立少年戒毒中心，帮助染上毒瘾的中学生戒毒。大家完全赞成，只不过，不要在俺们这个区里做。其他区，一定支持。

     另一个是在美国和欧洲，都可以看到的事情。那就是任何增加社会服务，提高大家好处的事情，俺们选民们全部支持。只不过，你要俺们交税来支付，嘿嘿，修想。有钱人说，你敢加税？俺知道你选举要靠俺的钱，看你下一次怎么混下去。没钱人说，你敢削减俺的好处？俺知道你选举要靠俺的票，看俺下一次还选你不。所以美国国会通过医疗法案的时候，国会议员们说，俺们搞不记名投票，免得被你们有钱人和无钱人算账。最后的结果，就是俺们举债吧。街上见到了一个可口可乐空罐头垃圾，谁都不会捡起来，只是一脚向前踢。倒最后，总会有一天，你整个国家，会混不下去。

     因此，现在谈到中国政改的方向，大概很多专家注重的，都是如何增加民众的监督，如何提高中国政府行政的透明性，如何限制政府权力，如何推行以法治国等等。这种偏重也没有什么错。只不过，不考虑到另一个方向的优劣，尤其是制度缺陷，你就要付出从一个陷阱，走进另一个陷阱的代价。就像以前推行的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和住房产业化一样，你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现在造成的社会乱象和发展困境，不是很清楚吗？

     因此俺提出的在道德体系的回归之下，建立非条文繁复化的法律体系，来治理国家的基本路线，既不是否定法制，也不是强调德治，而是倡议综合治理。而且道德体系的重建，也不是只是针对权力拥有者，还针对将来要发挥更大作用的一般民众。只有这样的话，在平衡社会整体利益和个人私人利益，在平衡短期利益和中长期利益，俺们才可以有清晰明了的法律规则，有合理合情的道德仲裁，而避免走西方社会短期利益损害社会中长期利益的弯路。

     这个是俺对中国政治改革，在底层的一个想法。这个底层，基本上就是以中国的县，或者县级市为一个主要的考虑。而俺认为现在中国的政改的争论焦点，其实没有关注在这里，而且为了短期的安定红利，现在的中央政府，反而有借重县级政府和警察力量的更密切的结合，来达到目的。这种做法，和俺说的那种踢空罐子的脚法，是没有太大区别的，也可以说是另一种饮鸩止渴。

     当然现在推行的省管县，在取消中间层次上面，是一个好的做法。另外就是尽快达到县一级官员，通过差额推选的方法，解决了上位子的程序。倒是如何发展出一种由管制区的老百姓，对任上官员进行中期评估，对不合格官员进行罢免，来解决下位子的程序，是一个需要好好探讨的方向。

之十

 

     一谈到精简机构，马上就会有读者指出，在N多年以前，一位在宁夏银川市邮政局工作的邮递员李自成同学，就是因为在送信的时候丢失了政府文件，正好被中央政府精简邮政局，而被迫下岗。当然李同学下岗了之后，经济状况不好要借债，借了钱之后还不了，被债主到法庭告状追债，从而下了大牢。而这期间，老婆又有了外遇。不知道是为了贴补家用，还是因为看你太穷和人跑路。结果就是李同学的好友们劫牢狱成功，先把债主艾举人（知识分子啊！）给砍了，然后把老婆也砍了，两条人命在身，只好参加革命了。

     那么李同学的经历和今天的官吏们有多大相似性呢？今天俺认为应该被精简的官吏们，大概油水已经给刮了10来年了吧。因此这些人出来，恐怕做债主借钱给人的机会，要大大多于向人借钱的机会。以他们油水的富裕，老婆和人跑路的机会也不大。更大的机会，是跑到大学去包一个女大学生做小三。

     当然在1990年代中期大批工人下岗的时候，失业人士中不少人被人教导转轮子转得脑袋有点晕乎乎的时候，俺是不赞成当年的当政者精简官吏体系的想法的。那个时候，倒是和李同学的时代有些类似了。而今天在转换政府功能的时候，就是说把这些政府里的官员本来就负责的东西，转移到民间，然后政府财政上扶持一把，给人家一个平稳过渡，就应该没有太大问题。而且在人才缺乏的中西部的中小城市，你政府里面的官员还是这些地方比较优秀的人才。放在办公室里面，好一点的话，就是消磨，差一点的话，就是出来残民。还不如让人家在外面风风火火搞一场，反而会对经济发展和地方复兴出一点力气呢。

     有读者说，在中国动一张凳子也是要流血的。这个让俺想起了范仲淹的话，让一家哭要好过一路哭。以现在的官吏体系这种腐败方法，你不治理，怕让几个人流血，最后的结果，就是让全国一起流血。

     前面说到中国的基层县一级改革没有受到太大重视，反而发现各种舆论的指向，倒是直接指向中央。

     俺一直强调，中国的任何政治改革，都不能以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为代价。看来别人的所谓政治改革，其实就是要针对这个关键点。

     看现在中国的最高层核心权力机构，其实就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产生的中央委员会，然后中央委员会产生的政治局，然后政治局产生的政治局常委会这样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里面，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性还是比较普遍的。大概可以说每个省区、各民族、军队等等代表，都有自己的份额。而在权力分配上，你要上升到政治局，当然和上面的推荐有关系，但是也和下面的各地代表的支持分不开。

     这种权力分配体系，颇有点像罗马天主教会的结构。

     也许有人会小看罗马天主教会，但是不知道人家这个教会的教众，在全世界可能达到12亿人口，也就是中国和印度在总人口上才可以与之相比。罗马天主教会的基层单位，就是教区，大概有2795个（中国的县大概是2862个）。在这些教区，都是由主教领导。当然在教区之中，还会有细分的小教区，就是由牧师们带领了。那么在上层机构上，就是由枢机主教组成的枢机团。在2008年的时候，这个枢机主教团，大概是194人（中共17届中央委员会是204人）。在主教团里面，又分成不同的三个层级，处于权力最高层的，是主教级枢机，现在是9位成员（相对于政治局常委）。而罗马天主教会的财政运转，主要是靠教众的十一税，就是10%的税收（比较接近中国的井田制的税率）。当然天主教的教营企业（类似于中国的国营企业），经过N多年的经营，涉及金融、地产、旅游、高科技等等，都为教会提供了更强大的财政支持。罗马教皇，就是大家的领袖，在历史上本来是由有选举权的罗马公民选出来的，后来就被限制到了枢机主教团选举，而且只有枢机主教，才有资格当选。超过80岁的枢机主教，自然就是去罗马顾问委员会了，不能参加选举了。

     其实看一下罗马教会的制度，可以看到其长期稳定的特点。一个就是最高领导人的选举是小圈子，但是这个小圈子，却含有普遍教民的民意在内。

     首先就是领导人资格认证。在有资格出任教皇的人马之中，你必须是枢机主教。这个和中国的领导人必须当过地方大员比较类似，就是你要有足够的领导经验。在看一下美国的总统选举，虽然没有明确的资格认证，但是很大一个比例，是你当过州长，有行政管理经验。或者是像艾森豪威尔和老布什那样，虽然没有干过州长，但是有不少军队和政府部门的管理经验，也可以管理国家。但是以嘴巴为主要经验的参议员，也有出任总统的。管理国家能力如何，就要看造化了。

     其实俺看选举的诀窍，就是你如何把握候选人资格的界定。如果你把候选人资格界定清晰了，把标准提高了，你可以出来竞选的人，大概也就是那么几个了。这个时候，你真的靠194人，还是204人，还是香港的800人，还是几亿人投票，差别并非太大。当然你这几百人，还是要看可不可代表大多数的民意，是不是可以客观的投票。

     而中国在高层的选举中，从上到下的影响有了，可是从下到上的影响，显然还不够。如何增加全国代表大会对上层选举的影响力，促进党内的民主程序，是高层改革的一个方向。

     当然现在看来中国要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就必然会带来国内各阶层经济利益的不同分配，而这个不同分配，必然会要求相应的政治改革出现。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非常明显的是，中国必须一方面扬弃极右派全盘西化，引进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全民选举的路数，另一方面必须防备极左派的文革复辟，把中国拉回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经济模式。

     不过，俺倒是强烈支持，在中国进行不同方向的政治改革试点。像中偏右的，比如说深圳模式那样，以香港模式作为终极目标，可以好好探索一下，在行政主导的基础上，如何将人民代表大会引进香港立法会那样的选举和监督机制（当然香港政改方向希望由立法主导，取代行政主导的方法，也不妨实验一下）。

     另外像中偏左的，比如说重庆模式那样，也可以好好探索一下，在唱红打黑的引导下，如何找回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执政责任，解决城市化这个大进程中面临的挑战，实现贫困山区人民可以搭上共同富裕的发展快车。

     对深圳来说，如何解决贫富差距和保障穷人的政治经济权利（香港在这方面，应该是属于担楼梯的表现），而不是将民主监督停留在富人和精英的手里，在立法上保护穷人，而不是富人和贪官，是一个挑战。

     对重庆来说，如何解决政府执政官员可以真正地遵从民意，将目前实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制度化和程序化，而不是依赖于主要官员的个人努力。如何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民主监督制度，也是一个难题。

     也许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方向，就会在这些中间的、中偏左的、和中偏右的几种不同模式中，互相补充和学习，为中国的政治实践提供一条崭新的道路。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