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落案兮花正谢，冬飞雪兮夏送凉。
煮新茗兮寒衣成，饪佳肴兮小碟香。
六十一
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大家整天谈论的就是如何将中国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迁到中西部人口密集的地区，如四川，陕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和江西等省，并讨论如何在沿海地区，将产业升级换代，从简单的代工（OEM），走进设计加工（ODM），并进一步走进品牌加工（OBM），变成高附加值的品牌生产。
而所有为这方面所作的努力，都不是成效太大。西部和中部的省份，派出了各种招工团，希望将自己输出的劳工里的家乡父老，尤其是做了技术领工，和从事比较高技术的人才挖回来时，这些人才又因为前一阵的劳工缺位，到处成为香饽饽，而不肯回乡。而沿海地区，虽然大谈特谈腾笼换鸟，大家在认知上一致，可是在具体处理方法上，估计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来了新凤凰，才想着怎么踢走老母鸡。
现在好了，金融危机带来了严峻的国外市场环境，中小企业或者经营不善的企业开始倒闭了。大量的农民工开始凤回巢了，整个局面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大家希望发生的转型，现在被强制的经济规律，逼上了台面，看来不改就是一个死字。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如何做到成功转型，重新整合外贸加工业，并在国际市场上抢夺品牌，就需要一个国家级的机构来进行运作。
在20年前，当中国兴起了从广东沿海地区，进行三来一补，以国际贸易为目的外向型经济时，笔者就很鲜明的提出了要注意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当然笔者当时是赞成沿海发展外向型经济，但是相信中西部经济的发展不平衡，不是外贸经济可以解决的，而且只有把外贸经济当成一个过渡时期的工具，才可以保证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政治统一。
而中国改革到了今天，自然取得了经济的长足发展，但是也创造出了一个依赖于继续维持这个经济发展模式的强大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的主要诉求就是以维持这个发展模式，继续在不利于中国整体利益的情况下，满足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中的现有利益。如果中国继续被这些利益集团挟持，中国走下去的道路，就是拉美化。
这个集团在政治上，要打的旗号就是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搬出来，修修补补，作为己用。光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不谈之后在邓小平理想中的“共同富裕”和“小康社会”。其主要要求是继续外贸企业的出口换汇，利用中国的低廉劳工，满足于在世界体系中垂直分工的低端地位。在这种思考方式下，自然就是反对新劳动法对工人工资的提高，赞成国家出口退税，贷款优惠的倾斜政策。
在舆论上就是夸大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难度，用不准确的流言和报道，来干扰中央政府的决策，以大规模企业倒闭，经济发展跳水而不是周期变化的俯卧撑，来吓唬政府和人民。而一些对真实情况比较了解的报告，只可以在网上流传，而无法上该上的媒体，终于惹恼了俺们的广东汪洋大佬，出来大声说，广东的情况基本面良好，对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不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倒闭企业，就是要让他们倒，不要救。
其实汪洋大佬的底气足，是有原因的。因为由中央政府推动的出口企业转型，使中国产品中的机器设备和运输产品大幅增加，而低附加值的玩具和鞋类占中国总出口量低于5%。不是因为中国这几年，增加自己的技术研发投资，和有意识对产业扶持，这种局面是不可能做到了。在现在这个大好的大浪淘沙的情况下，对外贸企业的退税和扶持，要区别对待和适可而止，不要又救了一些需要被淘汰的不良企业。
六十二
在中国开放的政策中，一定要明白，开放的目的是要对中国有利，而不是为了开放而开放。尤其是对中国未来在世界的定位问题上，不要被一些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其实就是上面讲的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枪手，继续号召以“市场换技术”，把各种国家的重要和利润丰厚的行业向外资开放，并以所谓国际接轨和国际市场分工的口号，扼杀中国企业自主研发创新技术的生存空间，而迫使中国的工业只能停留在技术的最底层，成为国际工业分工的廉价人力，土地和环境资源。
在中国改革的政策上，则以新土地改革为幌子，希望中国放弃以保护农民权益为基本考虑的农业集体化和农民协会这些在欧洲，日本，南韩和台湾都有一定成效的做法，号召土地私有化，和以美国式的农业生产化道路，希望为靠近十几年发展起来的利益集团主控的城市资本，到农村圈地，企图为农村的大规模土地兼并，而迫使农民流浪进城市，而为他们的外贸型经济，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工。
在这些利益集团的眼里，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应该让中西部人民和农村的农民多穷几十年，这样才可以对中国的整体发展更有利。不信的话，你可以查一查那些反对新劳动法的经济学家们的“宏论”，看看俺有没有说错。
因此在新土地改革的看法上，与俺这类希望确实保护农民利益，希望他们可以通过土地升值而快速致富的人不一样，这些人希望看到的是中国向拉美化的方向前进。比如说菲律宾农村改革的例子，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一样，就是创造出庞大的城市贫民窟，来保证源源不断的低价劳工。而中国政府的城市发展的底线，就是不允许创造出这样一批的城市流民。而中国居然就有所谓的学者，跳出来要求中国建立城市贫民窟。
好在中国有很多为了农民利益而思考的学者，不论是在朝的还是在野的，如陈锡文，李昌平，温铁军，曹锦清等人，都会令中国土地改革，不会被利益集团分子绑架。而且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信息传递的快捷，也为农民们保护自己的利益不被城市土地资本集团侵袭，增加了一定的保护力。这些学者对三农问题的研究，算是直追前辈晏阳初和梁漱溟等大师，为中国农村的发展提供很好的政策选择空间。
而利益集团在金融上的主张，就是当时对美国金融危机救市的鼓吹。因为美国人实在没有钱了，中国就必须借钱给美国，买美国国债，这样美国人又可以大手花钱，然后这些外贸工业的得益者，有可以继续玩下去了。那么中国自己那些穷人，是不是应该借给他们呢？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看法是，可以。但这些穷的中国人，必须先搬到美国，才可以借到这些钱。
不过真是人算不如天算。现在是美国人民给吓怕了。你把钱借给他们，他们也不敢借了。美国联储局的目标利率是1%，但实际交易的利率，大概是0.25%。美国人前几年的乱花钱，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在经济发展好的时候，通货膨胀不太高的时候，几乎是各种实物在家里堆得如山，时不时要捐给救世军去帮穷人。所以美国人民是只要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就算是被你赶出住房，已经有人民开始在户外的公共土地上，开始建设临时帐篷城市了。这样的话，两年都节衣缩食，看你中国的那些外贸商人们，还可不可以靠血汗工厂吸血。而就算中国政府里有人想走拉美道路，这下都没有机会可以走了，真是中国人民和国家的大好事情。
而在这个被逼出来的经济转型，就需要沿海和内地省市的配合，来把这个关系中国人民的未来福祉的大事情做好，下面俺就会为这个转变的几个步骤，提出一些看法。
六十三
首先在应对当前这个形势的时候，千万不能有侥幸心理，以为只是这个年关难过，如果政府各种救援措施得当的话，比如说新劳动法不要搞了，取消最低工资制度，调高出口退税，放水银行信贷等等，顶过去就行了。更有甚者，连将人民币再度贬值的口号都喊出来了。这些办法，也许可以救急，但不能救穷，可以就一时，不可能救长久。
为啥这么说呢？因为真的经济衰退还没有开始。笔者上次说过，因为中国的产品相对于德国和日本，还是在低端和常用品市场，要比这两个国家的高端产品市场，受到全球需求萎缩的打击要迟到一些，大概是6个月吧。而中国现在面临的经济速度急速下滑，并不是因为受到了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而是俺们中央银行的重手调控措施在经过一系列的增准备金，提高利率，再加上原材料价格暴跌，导致产品最后价格的急剧下降，而使很多中游企业经营困难。
现在欧洲，尤其是全球主要出口国德国，和亚洲的主要出口国日本，都已经步入了衰退，而中国的出口主要的标志之一，沃尔玛商场的销售情况还不错，可以说保住了一个底盘。但随着美国和欧洲开始大规模的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熬过这个西方世界的圣诞节假日销售季节后，零售业就开始大量裁员。从明年初，那时中国出口商的困难日子将会正式开始。如果这些出口商可以注意一下国内的内需市场，那么中国的春节也许可以帮助一下过难关。那么在3-4月间，就是中国外贸加工业的衰退开始。
美国在那个时候，应该有一个退税刺激经济计划。但是以俺的估计，按照“债务通缩”的推断，这些退税刺激，估计会大部分用于减低美国家庭的所欠债务，不会对中国的出口贸易有太大的帮助。
基本上，不论中国想不想转型，可能都没有选择。因为中国政府的犹犹豫豫，不能料敌之先，在新劳动法和环境保护法上拖拖拉拉，已经错过了转型最好的时机，使现在转型的社会风险和经济代价要高很多。不过人类的一个通病就是得过且过，不被逼急了，就不会屁股挪个窝，不被打痛了，就不会主动变革。在要么转型，要么死亡的两难选择下，大概还是会走转型之路的。只不过现在越转得快，将来的问题越小些，再用救各种企业的方法，左拖一下，右拉一下，半年后这些企业一样生存不下去，还是一样要面对为新失业的工人创造就业机会的问题。
现在与其如浪费财政资源，还不如尽快安排企业的内迁。最好的办法是，成立一个国务院转型办公室领导和协调这个工作。在沿海的广东和浙江等地，首先看紧问题企业，防止有不良企业主卷款外逃。根据各行业的企业运作情况，有计划的实行关停并转的工作，可以在剩下来的整合后的企业中，进行各种金融扶持的帮助政策，协助这些企业度过难关。而在主要民工回潮的省份，可以安排以现有的技能为首选，在这些地方的农村兴办工厂，以国家扶助的方式，实行补贴政策，让这些新企业可以做到盈亏平衡。然后由国家帮助，在中国的中西部省份寻找销路，或者是以扶贫的方式，将这些生活必须品发放到扶贫的地区，或者以中国外援的形式，将这些消费品，运到非洲和拉丁美洲去帮助穷人。比如说，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援助，无息贷款，都可以考虑以部分用中国货的方法计算。
在企业的内迁方面，如何把倒闭的中小企业的工人，根据其回流的省份，整合成大型企业，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课题。通过整合，建立起一个产业链，才可以真正完成中国的这个产业转型，使内地省市，成为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心。
六十四
而在广东和浙江沿海的企业，就可以用来保住萎缩的海外市场，并争取开拓中东的新市场。其中一个方法就是留意美国和欧洲的消费品国际品牌，一旦当这些品牌出现困难时候，趁机以低价吃尽来，然后将其设备和设计人才争取全部搬回来。因为广东和江浙一带，生活水平素质比较高，又有两个国际大都市香港和上海，可以为这些人才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然后以这些设计人才作为技术领导，带上一帮江浙和南粤本地的心灵手巧，脑袋灵光的设计人才，尽快把这些软的实力建立起来，为将来占领消费品的全球高端市场打下基础。
而一旦将品牌的设计和营销中心建立起来之后，沿海地区就没有必要继续进行实际的生产，可以将下属的工厂搬到中西部去，利用中国这几年发展起来的地区高速铁路来解决运货问题。
这种方法对沿海和内地双方的好处都很大。当沿海地区成功的建立起高收入的品牌设计和行销中心后，由于创造的工作职位是属于附加值及其高的高端职业，就会自然而然的带动起整个地区的地租价格，从而带动整个地区的土地价格。而内地的制造产业的兴起，同样会带来当地的土地价值的增长。一个例子就是北京的首钢搬出首都的石景山区，到唐山的曹妃甸，对前者来讲，原工业园用地将变成价值更高的城市商业和办公用地，造成地价大涨。而对后者来讲，新工业园区则将原来的荒岛沙土地变成了更高价值的工业用地，也造成地价的是上涨。因此将产业分布的合理化，应该是对中国的整体，以及内部的各个地区都是皆赢的结果。
以广东的情况为例，现在开始建设的贵阳--广州高速铁路和南宁—广州高速铁路，再通过南宁—昆明高速铁路，贵阳—六盘水—昆明高速铁路，贵阳—重庆高速铁路，和贵阳—成都高速铁路，就把整个大西南和华南联系在一起，通过珠江三角洲的龙头作用，可以把一盘棋完全走活。通过整个产业链的分工，尽量让劳动密集型的部分，靠近密集劳动力的地区，而让对市场观念，国际贸易，世界风潮都比较了解的沿海地区，与世界各国争夺高科技发展，新产业开发，和高消费品品牌等软活，使中国自己内部的产业分工，趋于合理化。
其实很多人不明白，中国的沿海地区相对于内地地区的富裕，和美国的东西海岸相对于中部的内陆地区的富裕，原因是差不多。除了地理优势之外，这些地方的人民思想比较开放，见识比较多，行为比较敏捷，是其中一个决定的因素。如何利用这个现实存在的地区差异，加强中国产业的整体竞争力，让各地区可以吃到应得的那份蛋糕，并在未来发展中，如何缩小地区的差距，需要在这次的经济大调整中，有可全面的思考。中央的政策，不能过于短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被眼前的困境吓破了胆，搞得政策的出台，毫无章法，惊慌失措，是无法有效的解决未来的发展问题。
笔者本来和大多数人一样，对中国的GDP的产生方法不甚了解，就流于和大部分的专家一样，常常用西方GDP的算法，试图来解析中国经济的发展。后来经过这方面的一些专才的解释，才算明白的以前的一些看法，是错把冯京当马凉，而分析出来的结果自然是鸡同鸭讲，隔靴搔痒。
这里俺不想在具体的计算方法上，比如说美国用的支出法，中国用的生产法和收入法的异同方面，把这些专家的说法照抄过来，只是想说世界上任何的国家GDP其实都有忽悠的成分在里面。而中国和美国不同的是，美国是往大的方向忽悠了，中国是往小的方向忽悠了。
当然GDP的具体数字是不是准确到不重要，而是看这些数字的变化，是不是可以得出一个对整体经济形势的把握。比如说，一个大家似乎都可以接受的看法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至少在8%的水平，如果达不到这个水平，中国就不能创造出足够的工作机会，而中国政府就会面临社会不稳定。而这个对经济的基本判断本身似乎就不是很正确。
六十五
听起来很明白，那么这个8%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呢？其实这个数字是在1990年代中期弄出来的，而且原先的数字是7%。好像有一阵子，俺们听到的是9%，还常常听到要保10%，现在才开始听到保8%。当时提出这个数字的时候，中国要解决三大部分的就业问题：首先是大规模下岗的国营企业职工，然后就是每年城镇里新增的适龄劳动力，再就是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
其实把农村跑到沿海地区打工的劳动力称为剩余劳动力，本身就是一个荒谬的叫法。这些劳动力背井离乡，路途遥远的跑出去打工，并不是家里没有农活，而是农产品收购价格国家补贴太低，导致务农收入太少。再加上中国的农村投资太少，基础建设中的水利，电力和交通太过落后，导致农村的金融投放量极度贫乏，使农村的各种轻工业，商业和服务业，极度滞后。中国政府近年来，在免除农业税收方面的政策是值得称赞，但还是要加大更多的资金投入来发展农村的这些产业。可是从GDP的角度来讲，大部分这些产业都没有计入，很显然中国今天要为农村人口在沿海创造就业机会的压力，要比十年前低得多。
第二个就是中国今天是否面临着十年前大量国有企业员工下岗问题，当然不可同日而语。第三个就是今天开始走进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大约是计划生育实行后，出生在1988年后（如果用20岁来划界）。那么这个就业新增人口压力，是不是比人口高峰期出生的前10年，要小一些呢？
如果这些答案都是对的话，也许中国基本就业的GDP增长率并不需要这么高。而根据中国的现有经济情况，在没有任何政府财政刺激的情况下，仍然增长良好的消费，投资和外贸，估计会形成GDP增长5-6%，和1998-99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情况比较相似。
那么是不是中国就不需要这个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呢？当然不是，在全球面临萧条的时候，中国需要的不仅是要加快国家建设，快速提高中西部人民生活水平，还要趁着自己手上拿了一大把美元，在全球原材料，能源，技术，设备，和人才等等都比较便宜的时候，赶紧大购买，在美元还没有变废纸之前，大量储货。搞石油战略储备，进行保证中国所有地方现代化所需要的原材料储存，解决所有对柴米油盐等民生性物质生产的短缺软肋，比如说硫磺原料，和任何中国稀缺的化肥原料等等，买了存起来，可以不再受到国际市场未来的波动影响，好比今年和去年的情况。
在美国现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不要去买更多的美国国债（好像又买了600多亿）来增加自己的未来废纸储备，而是买一些对中国有好处的技术（可以向美国施压）。比如说高端医疗器材技术和公司，然后搬回中国消化和制造，将生产成本降下来，然后用这些低成本生产，但技术又是高端的医疗设备，建立起涵盖全国城市乡村的基础医疗设施，降低中国全民医疗保健的开支。
在就是买断美国或者德国的煤炭开采技术和设备，以及清洁煤等技术，将中国煤矿开采业变成一个清洁和安全的绿色工业。通过国家控制的大型国有企业购买，然后以低价的方法收取一点技术使用费，或者免费让中国的其他企业使用。在这些问题上，中国政府要用一个国家的战略眼光看问题，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为利润而思维的企业。让中国的煤矿工业少出事故，让煤矿工人不死于非命，让山西等地方可以有个干净的天空，让中国医疗系统不用花费大钱去治疗肺癌，比在美国的国债上赚几个利息，要实在得多，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眼睛里，只盯着几个铜板的守财奴。
在农村建设上，现在一个误区好像就是如果农民不去沿海地区打工，那么他们就不算有一个职业。那么中国的8亿农民可不是一大半都在失业？问题的实质是，只要政府的农业政策对头，农产品价格收购合理，其他综合性的产业产业发展起来，农民的实际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好了，是不是一定要在工厂里打工，并不重要。
六十六
中国农村发展的误区，就是本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太重。本来对农业经营的模式，分干有分干的利弊，集体有集体的优劣，应该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比如说，南方的水稻田的插秧工作，不管你是当年的人民公社，还是今天的包产到户，都是需要村里的人们互相协作，才可以完成。而当年毛泽东治下的人民公社似乎忽略了私人利润对劳动积极性的刺激，但是在邓小平治下进行的包干到户，似乎走了另一个极端，开始忽略集体协作对农村公共工程的重要性。今天农村的生产能力得到释放，和当年集体模式下，对农田水利等等的基础工作是分不开，而这些工程的潜力似乎有被用光的情况。可是今天一谈到这一点，马上就有要拔邓小平红旗的嫌疑，使农业发展的思路，被自己的意识形态限制住了。
说了这一大堆，意思就是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不应该以保住GDP增长为基点，似乎某个数字没有达到，大家就是一脸的花容失色，面如土灰。本来GDP（曾有高人在网上把其翻译成“鸡的屁”，真是话粗理不粗）那个数字，就是大家用自己拿手的功夫像按摩一样，搓出来的。中国的就是气功推拿，欧洲的是瑞典按摩，美国的是牛仔撒野，不要那么当真。如果你像津巴布韦那样，本币计算GDP增长百分之几千，人民不是一样双脚齐跳。如果中国的经济刺激，为全体人民提供低价高质的医疗保险，让大家接受教育的费用低廉，开辟了许多第三产业中，现在没有计算在GDP里的工作机会，就算你明年GDP增长是零，大家还不是一样一笑了之，毫无抱怨的过日子。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那么建立廉价房，让全国人民，尤其是低收入的家庭，可以做到居者有其屋，就是一个好的刺激政策。如果这个刺激可以带动其他如钢材，水泥等等中游产业，增加了GDP，当然很好，但不能让其喧宾夺主。如果为了GDP增长，而保住现在已经高得惊人的某些大城市的私人房屋价格，继续鼓励没有出息的各地方政府，学习香港殖民地时期政府，以短视和收刮普通人民的土地出让政策，来完成GDP增长的2个百分点，就是坏的经济刺激政策。
在这4万亿的建设上，不是一定要建设这么少。如果有可能的话，那么投资8万亿，甚至是12万亿都不为过。关键是要明白，笔者一直试图说清楚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扩张，需要的是生产能力和货币投放的一个同步过程。而前几年的货币投放，似乎还是建立在一种美元迷信的自卑心态，仿佛只有美元是钱，而人民币就是一张纸。其实这两种货币（所有的货币）都是一张条子而已，美元是绿条子，人民币是红条子。倒底谁是真的硬通货，谁是一张破纸，在于是否有人接受其作为一个易物的符号。今天似乎世界上大多数的人民对人民币的爱好和信心要高于美元，当然除了中国那帮糊涂蛋经济学家，被糊涂蛋忽悠的政府官员，和心怀叵测的利益集团之外。
俺在大国游戏中说过，如果沙特的老王爷，决定停止以美元作为唯一的买油货币，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就会崩溃，美国就会变成一个破产的国家，今天尤其如此。中国要做的是，停止通过依赖出口贸易顺差换取绿条美元，来作为中国自身货币扩张的工具，而直接进行人民币扩张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多于平时兑换需要的美元，都是废纸一张。美元的背后不仅没有黄金，可是连什么支持的没有。而人民币的背后，却是庞大的生产能力，可以为其他国家换来任何生活必需品，换来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建设，换来港口，医院和大学。
当然那帮所谓的金融界的经济忽悠们，马上就会搬出韩国啊，印尼啊，那说明美元的硬通货的硬度，就忘记了世界人民不接受韩币和印尼币这些小国货币，并不是不接受人民币这样的大国硬货。在美国这次千疮百孔的经济泰坦尼克号在向下沉的时候，不是鼓励糊里糊涂的中国政府，赶紧和美国经济切割，而是要中国再绑多几条铁链，将中国经济这个大船，一起拖到海底。
六十七
相对于中国对美国国债的增持，在中国买进660亿美元国债的同时，日本减持了128亿美元，从而把美国国债第一债券人的大帽子，拱手转让给了中国。同时，美国的各位大佬们，从索罗斯，罗杰斯，到巴菲特等等，都早将手中美元脱手。事实上，在美国2004年开始发行的平均每年4千亿美元的国债中，94%的买家是外国投资人（中央银行和私人投资者）。
根据日本人的估计，除去美国金融救市的7千亿美金之外，美国政府必须再增发1万亿美元的国债，才可以勉强过日子。而整个市场对美元汇率的期待是，当美国的投资从世界新兴市场回流而带来的货币猛涨完成后，美元的跌势就会开始，通过跌美元来减轻债务负担，就是美国政府的唯一法宝。
在针对日元今年已经在对美元猛涨15%的情况下（对欧元33%和对英镑53%），日本在事实上已经在开始为西方经济付账。日本政府估计不得不在日元90点的价位上，进行干预，但是估计日元涨到85的可能还是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会不断的减持对美国国债的持有量，其中一个方法是，为了“帮助”美国应付欧盟在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挑战，日本已经借了1千亿美金出去，使手上的活钱很少了。所以日本的经济学家们建议，如果美国需要向日本借钱，可以参照美国卡特政府在1978年发行了以德国马克和瑞士法郎为币值的“卡特债劵”，明年发行以日元计价的“奥巴马债劵”。这样日本就可以不管你美国如何贬美元，俺都可以高枕无忧了。
当然日本的难处在于美国要借，不敢不借。但是日本手上的美元已经快光了，那么借日元，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不过日本这个担忧是多余的，俺们中国政府手上的美元大把的是，而且大家对美元国债的利率那几厘，看得心的跳出喉咙里了，哪管人家信用违约市场上，美国国债已经是40多点，已经比垃圾债券好不到那里去了。
中国人在经济上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对美元的过度迷信。以为只有拿货真价实的商品，去换人家鬼画符的绿条子，赚的钱才可以支持自己国内的经济扩张，而不明白一个世界经济大国，是可以用自己的本币来支持经济扩张。
如果俺们回到金本位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因为不能在大自然里，开采出足够的黄金，当一个经济体规模过大，就会发现货币投放量不足，无法支持整个经济的运作，更不要谈经济的扩张。因此为了支持经济发展，大自然就要不断的向人类社会贡献黄金，以满足经济规模的需要。如果俺们把大自然看着是一个经济实体的话，那么它的账户里，就必须不断的增加赤字，才可以保证经济的正常发展。如果老天爷开始玩收支平衡，就是全球金矿挖完了，那么经济规模就扩张不下去了。要是老天爷开始玩账户盈余，那就是一船装满黄金的货轮，比如说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潜艇给挂了，这些黄金全部沉到大洋底，没得捞，“还给”了大自然，那么世界的货币量就少了，经济规模就得降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纸币的出现（包括通用的现钞，支票，银行汇票等等），后来到今天的塑料币（信用卡，银行卡，现金卡，礼物卡等等），以及银行中的电子币（银行账户中的电脑记录等等），之所以可以不断的增加，来推动经济实体规模的扩大，你所有货币的来源，中央银行就必须象老天爷一样，保持一个赤字的资金账户，不然的话，你经济规模的扩大，就成了大问题了。
之所以在布雷顿森林协定后，美国的国债会上升，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必须保持一个国际收支的赤字状态，才可以保证全球经济的扩张。当然还是那句老话，就是实体经济的发展，必须可以和你的货币投放量匹配，不然就是通货膨胀。不过在这个安排下，除非全世界只有美元一种货币，不然持续的国际收支赤字，比如导致美元和其他货币的币值相对贬值。
六十八
在中国决定放弃靠美元储备来推动自己的经济扩张，而采取用自身货币的时候，就必须考虑用何种方法，才可以最有效的进行货币投放，而又不影响经济活动的逐利机制。
经济的机制就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因为钱来得不易，大家就要努力工作挣钱。你赚了钱，就可以去买商品消费，而你有的钱，才可以去作生产投资，创造出更多的商品。所以从逻辑优先来说，钱是先于商品存在，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增发的货币总量，就不可能有增大的经济规模。
那么这个货币总量的增加，俺以前也谈过，是通过中央银行投放的基本币，和银行系统借贷活动的再生币来完成的。而俺们也知道，中央银行调节最后的货币总量，可以通过调节准备金来变化货币乘数，也可以靠利率调节，来影响消费者的借贷行为，还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购买国债，从而把手中的货币发给银行。
但是无论是美国私人拥有的联储局把资金注入私人拥有的商业银行，还是中国国家拥有的人民银行把资金注入国家拥有的商业银行，作为货币创造最终端的央行，其行为就和黄金本位的老天爷一样，必须有一个不断增加的赤字账户，才可以推动经济规模的扩张。佛里德曼老爷子曾根据美国历史上的货币发行量，得出一个3%的货币增长投放量，认为只要把联储局收归国家所有后（不知道为啥中国的那些号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反而主张中国央行从政府独立），就控制基本币的发行量就行了，然后让自由市场去接受调整的利率。这个做法的结果当然就是导致市场利率的大幅波动，引起经济的过度震荡，而后来被美国联储局放弃。
而现在基本上表现这个赤字账户，就是靠的是国债来实现的。你可以把国债理解成类似于你存在商业银行里的储蓄，就是把钱存到了最终极的货币发行机构，然后你就每年拿你的利息。而作为政府，其支付你的利息这部分钱，也是一种新的货币投放，并通过未来的收益（就像商业银行放贷一样）来解决支付问题。就像一个商业银行，如果运行不良的话，所有的存款人就会去挤提，而导致这个银行出现资金链断裂，不得不倒闭。一个国家的国债以必须运用得当，可以通过不断借新债，或者是税收收入来支付每年的利息，而不会导致大家来“挤提”你的国债（当然表现在你的新国债没人买），和政府的破产。
一个国家怎样才可以把这个用国债来达到货币投放的尺度把握好？俺提出的就是两条，一是以小杠大，国债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长速度，结果是国债占GDP比重下降；二是最好保守一点，保持总债务不要超过40%。如果以中国的GDP总值在后两年会达到30万亿的话，那么40%就是12万亿。可以说中国政府的4万亿计划，虽然让人们大吃一惊，其实还是相当的保守了。
那么在中国靠人民币本币的货币投放，来支持中国的经济扩张，还要考虑一下货币投放的接入口问题。和几个专家的讨论中，大家的想法基本上有这两条：
一个是中国高速铁路的建设口。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的高速铁路对整个经济的推动最大，带来效益最高，应该成为一个主要的切入口。但是中国现行的运作，是过度把铁路建设企业化，试图依赖企业自身融资，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以及私人投资的合作，事实上是把建设高速铁路的时间拖慢了。比如说青藏铁路的建设，对国家的发展意义非常重大，为青海和西藏两个省区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效益不是可以简单的用这条铁路是否可以收回成本，自负盈亏这样的企业眼光来看待。如果这样的工程，也要用简单的商业投资来看，就会走日本新干线的老路，使一个对国家经济带来巨大发展的基础项目成为负债经营，这种做法是非常短视的。
六十九
另一个货币投放口，就是以国家的名义成立各种研究所，接受各种企业的要求，进行科技创新。创新出来的科技，由中国国家所有，但让所有的国内企业来挑选，并附一定低廉的使用费。这个办法就是在中国现有的企业还无法大量投入科研开发费用，和国外的大公司进行竞争的时候，以国家力量，对关键性行业进行支持，减少企业的运营费用，是整体的行业可以和外面竞争。
这两种投放货币的方法，都是既做到了增加社会的货币投放量以驱动经济扩张，又使其切入口对整个社会的总体综合效益最大，还没有破坏微观经济的唯利是图的规律，这个方法值得中国政府认真思考。在高速铁路建设上，除了比较富裕的省份，比如说京沪高铁中间的各省市，如北京，上海，江苏，和山东，都是中国的大富翁，而河北和安徽，还是相对比较穷，就没有必要刮他们一个份子了。中央政府可以用国家贷款的名义，把资金注入铁道部，然后就不需要还款。而铁路运行的收费，就可以考虑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可以满足铁路的维修，护理，运作，以及铁道部门的员工收入。再赚多的部分，则可以用来补贴有困难的铁路，比如说青藏铁路等等。
最近看到了纽约时报关于中国应该怎样做的评论，俺的看法是西方关于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观点，和中国经济不平衡的基本事实是完全不符合的。把美国GDP消费的70%，拿出来反证中国消费的30%太低，从而要求中国扩大内需，是连基本的经济可比性都没有搞清楚。
中国是应该扩大内需，但不是以西方模式，通过高昂的教育支出，沉重的房屋压力，和不堪支付的医疗费用，象美国那样增加上去。中国的扩大内需，必须着力在如何提高中国中西部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在电力系统（太阳能，风能），水利系统，取暖系统（城市的天然气，热能，农村的沼气等等）上，在农村和城镇之间的公路建设上，在推广节能和实效的电力单车和摩托车上，在各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间，保证电力动力的高速铁路上，在信息高速公路和电信建设上，把整个中西部的基础做好。然后在这个之上，发展四通八达的物流网，人流网（通过各种客，货运交通设施），资金流网（通过各种银行，信用社的建立），和信息流（电信，移动电话，和互联网），把各个孤立的中西部地区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以中西部的大中城市为中心，将产业分工合理分布。
其他可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带动内需的包括医院，卫生所，心理辅导诊所，老人看护中心，托儿所，各种技术培训中心，等等，都可以带动经济发展。
最忌讳的推动内需方法，就是以美国式的借贷方式，鼓励人们去追逐高企的房屋，或者是毫无止境的信用推动，依靠城市里的小部分中产阶级，去消费高端奢侈品。前些年，包括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试图把房地产业，汽车工业，和金融业，作为未来的中国支柱产业的想法，不是太明智的。中国还有很大的商业空间，尤其是中西部，去发展价廉物美的“山寨版”的基本生活用品。争取可以在住房，看病和教育上，不要把价格抬到普罗大众高不可企的水平上，把基本民生的水，电，暖气，和食品都保障了，人民才可以有余钱去花了。
中国政府的这个4万亿，至少从表面和大局来看，算是用对了地方。如果可以完成8%的GDP拉动，解决上千万的就业问题，减轻外贸工业所受的打击，当然中央政府会很高兴。而各大企业部门，各省市之间，为这块大肥肉而下筷子，再加上地方的投资蜂拥而上，自然是各个官员容光焕发，利益均沾。对普通的贫民百姓来讲，多了就业机会，钱包里可以鼓一点，自然不会反对。一旦经济发展继续下去，就是皆大欢喜。如果中央政府可以在这时候，再加强吏治，把派出来的六路按察使四处监督一下，让前些年赚得脑满肠肥的利益集团们，这次发挥一定共产主义的先人后己精神，让前些年没有拿到好处，或者拿得少的弱势阶层们，也放开肚子，吃上一次饱饭，那么和谐社会的路子，就算是有个开头了。
七十
考虑中国经济的地区性发展，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地区之间的博弈。通常人们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动不动就说什么大一统，集权政治，一刀切等等之类的空话，而不明白中国之大，每个地区的情况不同，经济发展有差异，就像世界各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一样，在中国的各地区之间，比如华南的香港，华东的上海，华北的天津，争相成为世界级金融中心之争，和地区之间的各省之争，以及同一个省中间的各城市之争。
这些竞争，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造成中国经济欣欣向荣，充满生机的一个最主要原因。由于大家希望在经济发展和地区整合上占据重要地位，导致各个地区政府官员蛇有蛇道，鼠有鼠道，上面向中央施加压力，下面向基层凝聚合力，中间在各级政府组织中，拉关系，走后门，居然就个个不甘人后，将当地的经济发展的起来。这也是今天中国繁荣图景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对地方发展的研究上，增加了很多精彩的内容。
这里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就大作点胆子，把俺家乡里一段事拿出来和各位分享一下。
话说俺的家乡是中国西南的贵州，算是中国最穷的地方了。那里九山一水，风景如画，可惜是耕作艰难，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称号。当然这种地方也有好处，比如说俺们山里人，肺活量大，行山路如履平地，急步如风。在城市里那几十级地铁的出口，当人们还站在移动电梯山，俺这山人也就是一路小跑，口里哼着小调，面不红气不喘，就冲上去了。而缺乏日晒的结果，就是皮肤居然比所有的白人同事还要白，就落下了一个“白佬（White Man）”的外号。穷地方出来的人，另一个好处，就是不论以后做什么工作，生活都提高了，就少了那一份贪财之心。
贵州还有另外一个“三不”， 就是“不沾海，不沾江，不沾边”。和邻近的其他各省相比，四川和重庆，人家有条长江可以“轻舟已过万重山”，云南人家有一大堆外国可以搞边贸，广西人家还有一个北部湾海岸线。贵州虽然是骑在中国两大水系的长江系和珠江系上，具有各种天然资源，却苦于交通落后。贵州人也不是全是蠢如黔驴，好歹以前清朝也出过张之洞，今天还有位戴秉国仁兄在朝为官，一眼就看出贵州人的出路是傍上个大款。转眼四处一看，这个大款就是中国的华南大省广东。如果可以解决贵州到广东的交通，就可以把大都市香港，广州，深圳和澳门，都和贵州扯上亲戚关系了。
可以谈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从贵阳到广州，要绕两条线，一条是往东的湘黔线，经湖南株洲，然后转京广线，南下广州，全长1566公里，要跑21个小时。另一条是向南的黔桂线，经广西柳州，然后在广西绕来绕去，从广东茂名去广州，全长1430公里，却要走上27个小时。
贵州土老冒们看到了问题，解决方法就是求也是穷人，但就是五十步穷的广西老哥，是否大家可以来一个贵阳—柳州线提速建设，然后开一条柳肇线，从柳州到肇庆，就把贵阳给接到广州。其实要求也不过分，而且柳肇线还在2004年上了国家的中期规划，由国家投资建立。
可是广西南宁的官老爷们心中打着自己的一个小算盘，就是不想让大西南的人物流跑到广东那里去，而是希望搞自己为龙头的北部湾大开发，以湘桂线，黔桂线，和滇桂线，全部转向北海出海。因此对贵州小老弟采取了阳奉阴违，能拖就拖的方法。
这一下搞得贵州老倌们除了双脚跳，是毫无办法，只能干瞪眼。这一切到了2006年7月突然有了转机，就是一位眼光敏锐，行事老辣的广东蛮子，时任广州市委书记的林树森老哥，来到了贵州出任省长，一下子就把整个满盘皆输的棋局扭转了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