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绵薄兮入他耳，替贱民兮大声扬。
难隐忍兮铜之臭，洗铅华兮着素裳。
八十一
可惜的是，中国大城市里现在的房地产和全球一样，开始跳水而不是做俯卧撑，就将很多地方政府走香港之路的美梦给打破了。虽说是各地纷纷出台各种救市措施，可是这个全球通货紧缩的大势，岂是你一个小小芝麻市长可以扭转过来的？考虑到很多地方，靠刮地皮的收入已经超过了其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那么这些政府如果应对这个财政挑战呢？
下一招估计是要求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公债，作为地方政府的财政主要来源。
本来所谓地方债券，不论是以省政府的名义发行普通债券，还是省政府下面的一个部门，例如铁路局发现铁路建设的专门债券，以及市和县政府发现的债券，和国家发行的主权债券其实是一样的。其基本的表现就是要么以增加税收逐年还债，或者是债滚债，以新增债还旧债。
美国的地方政府都是发债的高手，所以在今天这个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几乎个个政府，如号称世界经济第六的加州政府，都在破产边缘，需要联邦政府的注资（即印钱）。中国的地方政府由于在利改税之后的财权和事权不对应，需要支出的项目（包括建设项目多），却缺乏足够的财力，所以不得不绞尽脑汁，来想方法。
当然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看，和诸侯们的经济博弈，因为每个诸侯都觉得其地区应该大力发展，而中央又成天想调控，就是个必须解决的矛盾。在以前统收统支的年代，计划经济的博弈，就是所有省里的诸侯，拿着自己的宏伟经济发展计划（因为大家都觉得自己要以最快最好的速度发展自己的经济，没人说俺们山东省人民自愿今年经济不发展），到中央计委开会。然后等各个省长的计划加在一起，就是5万亿。下面就是总理向大家讨论一番国家的总体经济情况，哭一哭穷，也不是俺不想俺们山东乡亲父老可以每年来个20%，赶紧奔小康的好日子去，真的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烟贵哪！不信，俺让财政部长把所有的储钱猪端过来，让大家打烂了，算一算。
结果诸侯们当然要体谅总理和国家的难处，不发展20%了，俺就发展12%吧。于是所有的宏图大略，都是见人一刀，从膝盖开斩。而俺们的诸侯们，没一个是省油的灯，自然早就想那些踩高跷的人一样，早已经在头顶上戴了一顶向金茂大厦那样高的高帽，所谓是头戴三尺帽，不怕砍三刀。
自然现在情况不同了，中央的侩子手们的衙门改了个匾额，叫发改委了，不再砍工程预算（以前对付的方法就是尾巴工程，投资到一半，预算完了，看你丫加不加），而是砍整个工程。那么地方政府的对策，就是多报一些工程，砍来砍去，最后还是会留一个下来。而被砍的工程，暂时放在柜子底，下次一有机会，就再次递进去。
可不？这个好机会就来了。中央刺激计划说是要上4万亿，大家把抽屉里的旧货色一拎出来，就变成了20万亿。现在是实行宽松的财政政策（就是赤字财政）和积极的货币政策（就是银根放松），如果中央的投资和银行的贷款不到位，那么发行地方债券不失一个好的方法。
不过如果发行地方债券，应该有哪些限制，如何确定偿债能力风险，让地方政府在能力允许范围（不过如果能力强，还发债干嘛）不要过度发债，以免陷入偿债危机（当然中央政府肯定会来擦屁股，因为社会稳定问题）。另外这个聚宝盆到手，会不会出现盲目发展，不计后果的投资过度冲动和膨胀（当然对官员来说，改善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多了钱，自己有了政绩，可能私下里还收了好处，不能不为之）。还有就是你钱越多，人家银行就越愿意借钱给你，那么发地方债券也是一样，富裕的地方自然举债能力强，贫困的地方可能高利息，都难以借钱，就会使贫富地区发展的两极分化越演越烈。
八十二
不过无论如何，用地方债券的方法来支持地方财政和支出，比用香港式的刮土地方法要好得多。有时俺真要感谢上苍，一个金融危机就逼得中国的城市政府们不得不转向，让俺们的败家子们想做坏人的机会都没有，想在城市里搞高地价下的两极分化，发展贫民窟的梦想破灭。
俺自己认为地方债券如果在财权和事权不对称的情况下，即要么中央财政让更多利给地方财政（或者是财政支付更多），要么中央财政支付地方的非商业公共支出(如全民统一的国家医疗保健系统等等)，这个方法是一个比较好的可行方法。
在限制地方过度发债的情况下，可以用总债务占GDP的比重和年度债务占财政总预算的比重这两个数字来限制。这个方法其实和国债是一样的，就是令地方政府（没有发钞权的非主权政府）可以负责任的运用这个财政融资方法。
在解决地方的不平衡问题，有一个新颖的方法就是有富裕地方向落后地方借债，比如说上海政府担保的为甘肃政府的专项债券，可以享受免税的收入优惠。
俺在前面的文章中，谈到了三个词汇。一个是罗斯福新政，其实就是今天中国政府施行的宽松财政和积极货币政策，通过民生和基础设施的货币投入，以推动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俺是20年前，在中国对外开放，搞沿海国际经济大循环时代，少有的喊出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拉大隐患的人，而今天在全球经济危机里逼出来的新政，恐怕是改革这么多年里，让俺最为开心的一刻。
中国今天的特点，在经济中国有企业的影响力，政府功能的完善，和制造业的强大，都可以和罗斯福时代的美国相比，因此比今天的美国更有机会实行这个新政。俺可以预料的是，通过大规模的新交通，新能源和新农村的建设，以及医疗，教育和廉价房的投入，中国的普通民众应该可以真正的开始享受30年改革的经济成果，和谐社会的理想才开始真正施行。
第二个词汇，就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何为马歇尔计划？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一片废墟，需要重建，而美国生产能力强大，大把的钱，但由于战争结束了，庞大的产能靠国内需求无法消化，工厂要停产和关门，工人要失业。当时的美国政府决定对欧洲国家进行贷款（开始还想着还的，后来就变成了无偿援助），让欧洲人买美国生产的货物，使美国的经济继续发展。
那么这个计划对中国今天有什么启发呢？
先看一下现在广东的情况。广东，就和当年的美国政府一样，很有钱（当然表现在中央银行那里的很多美元储备是广东的工业赚回来的），生产力庞大，你下多少订单，俺就交多少货到你手上。现在的情况同样是西方国家的需求少了，工厂要关门，工人要失业（虽然很多开厂的是俺们香港和台湾同胞，干活的是湖南和四川同胞），经济有困境了。
可是，是不是之前的需求就是真正的需求呢？不是。因为美国来广东买产品的钱，不是美国人的钱，而是广东人（以中国中央银行买美国债券的名义）借给美国的。用自己的钱，借给消费者，再来买自己的东西，好像很傻，其实不然，正如俺的小老弟久公子所言，货币就是在流通中，方起作用，不流通放在地毯底下，是不会增值的，也不会带动经济发展。
广东人的慷慨，使一个扩张型的经济活动产生了。结果是所有参与了这个经济活动的人们，广东的香港和台湾老板，广东的湖南和四川工人，广东的地主和俺们官员，美国的消费者们都获得了这个经济增长的好处。那么如果俺们现在把最后这句话里的“美国”，改成“贵州”，又如何呢？
八十三
立即有读者抗议说，为啥只是贵州，不如把美国改成“川陕云贵蒙疆藏”，其实没有问题，还可以加进去“甘宁滇桂湘青赣”。不过为了把问题说得清楚一些，就让俺这个万分拥护中华天朝统一的死硬分子，把中土分裂半个钟头，讲解完毕后，像始皇帝一样，重新统一。
话说这个南越国很有钱，生产能力极高，被人称为世界工厂。但是大多数的产品都是生产给海外的花旗，欧罗巴等地的红毛外蕃用。有一日，花旗红毛说，俺们囊中羞涩，不如借给俺点钱，然后拿来买你的东西。你借给俺的钱，马上就回流到你的手里，俺这边还给你付利息呢！岂不是两赚！于是南越国手上的闲钱就转起来了，货如轮转，钱出钱进，花旗人买的货也是愈来愈多，自然那欠的债也是愈来愈高了。可是终于有一天，花旗红毛们不敢再借钱，因为债务高到自己把自己吓出心肌梗死来了。这一下可坏了，南越国的外部需求没了，世界工厂要歇火了，公司关门打烊，工人被炒鱿鱼，老板做了范跑跑，大家的收入全部炖了冬菇，要开始喝白果粥了。
这时原来发现在西边千里之遥，有一个黔中国，原来南越国的一位移民居然做了国王，也算是兄弟之邦。大家临机一动，何不借钱给黔中的蛮子，把花旗红毛的勾当再玩一把？当然最容易的做法，就是南越政府借一笔外债给黔中政府，大家一股脑拿着钱就回南越买东西。不过，黔中国里有明白人摇晃脑袋，不好不好。山里的蛮子不如海边的蛮子，手脚勤快，台风一来，你不跑快就兜进南海龙宫了。山里的蛮子，爬山倒是伶俐，但是不够勤快，一白吃白拿就养得更懒了。反正山里缺路，交通不便，不如用这些借来的钱，僱他们修路，然后然他们拿了工资去南越进货，这样的话，南越的工厂兴旺了，黔中的交通也发达了，可以让南越的产品顺畅的进来了。
不过南越国的大臣们心里却起了疙瘩。人家红毛外蕃虽然囊中羞涩，但好歹还是大款，借钱的信用还是不错。可是这黔中国却是亚非拉第三世界，不知钱借出去会不会泥牛入海，一去不回。另一个问题就是黔中国穷，自然基础设施和软体建设都太差，南越国企业出货过去，还不知可不可以收钱回来。
于是一番讨价还价之后，发现原来黔中国里有大量的煤炭可以开发，作为抵押，就解决了头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不是没有先例，原来南越国为了得到生产的原材料，已经和遥远的阿非利加的众酋长们签定了借钱建设，以矿产抵押的合同，于是转身就在黔中国这里用了。而当初向西洋红毛出口时，也是担忧收不到钱，需要双方政府签订合同，成立进出口银行来保证双方厂家不会陷入三角连环债，通过政府银行结算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一下真是皆大欢喜，南越国的生产机器又开起来了，大家都有钱赚了，多出来的货币流转得很快，就变成了利滚利。而黔中国的交通也发达了，山里的蛮子们有鞋子穿，有“不拿是马”大电视看了。后来蛮子们也变得勤快了，可以生产鞋子了，南越的企业主们一高兴，就把鞋子厂搬过去了。
好了，胡扯完了，现在咱们又重新统一中国。突然发觉在一个国家里面，反而糊涂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其实俺提到的解决方法，就是用中国向美国贷款的方法，向自己的西部地区贷款，和用中国开发非洲的方法，来开发西部的地区。
于是有人要问，为啥不用国家的拨款方式？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国家财政的余钱并不太多，印刷更多钞票，还不是最好办法。如何让所有社会上的余钱，包括地方政府和民间的货币，都可以流动起来，应当是一个好办法。
可不可以让人们用消费的办法，来带动内需呢？当然可以，但是问题在于货币财富的分配并不均匀。穷的草民们没有余钱可以花，而富的大款们却钱太多花不掉。当然最为理想的方法，就是让花不掉的人，把钱给没有钱花的人，就可以促进消费了。
八十四
于是有人会说俺在鼓吹劫富济贫，要把富人的钱抢了，去给穷人，打土豪，分浮财，做现代的罗宾汉。当然任何一个社会，贫富差距过大都是一个问题，看了网上的一个资料，谈到美国近三十余年来，扣除通胀因素，全民的平均工资从1970年代的时薪18美元，降低到现在的10美元。而中间企业高管和普通员工的差距则从40比1飞涨到350比1，导致普通工人的工资其实更低。这样的社会经济不陷入危机，社会不产生乱局，那才叫奇怪呢。
而中国面临的不光是贫富差距的增大，还包括先富起来的那些大款们，其财富的来源大多是灰得灰，黑得黑，不是太好拿到阳光下来晒晒。一个数据说是在身家过亿的大财主中，三分之二的恐怕都是朝中有官好发财。这些社会发展中的不公平，恐怕不是像某些要求政治改革的势力希望的那样，轻易的可以放过。这些势力希望中国彻底实行私有制和美国式自由经济制度，通过立法来合法化这些灰金黑银，大喊几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轻而易举，像前苏联和东欧诸国一样，通过一个私有化，就把国家的好东西，妙手空空到自己的兜里。或者是大喊和国际接轨，开放市场，就把国有的值钱货，比如说大银行的股份送出去了，让外国财团们可以一亿投资，很快就变成了十亿。
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是在国家有限干预的市场运作下，让所有人可以发挥其才干，先是谈生产效率。然后再通过国家的递进税收政策，实现多赚钱，多交税，少赚钱，少交税来做到分配公平。最后通过对弱势团体的福利，来做到社会关怀。中国不能走欧洲式的福利国家之路，搞得全民好吃懒做，缺乏生产效率，在世界经济竞赛场中没有足够竞争力。也不能学美国的分配不公，对冲基金的索罗斯们年入10亿，税率是15%，而年入几万的水管工乔伊们，却要交28%的税。更不能学印度和巴西，穷人们挤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倒毙在路边都没有人收尸。
中国的新富豪们确实有太多不干净的东东，可是要是说，俺们把那些灰色地带发财的人，也通过法律关到笼子里，把他们的不义之财给分了，也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一个国家要发展，还是要有些头脑灵光，胆大敢闯的人，而且将来要出去和外敌对抗，你也不能靠遵纪守法，循规蹈矩的绵羊出去迎战，还是要靠一些豺狼虎豹才行。不是说很多企业家有原罪吗？那么咱们也不要你接受法律惩罚，根据你的原罪的大小，开张赎罪券买了。俺们就拿作你赎罪的钱，该干什么社会关怀都可以，帮你积一些阴德。然后希望你继续搞你的企业，在自己国家里不要再犯法，但出去为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斗争的时候，该耍流氓就耍流氓，一定要心狠手辣，不要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砍自己家人是猛龙过江，见外面虎狼是死蛇翻肚。
那么如何将遵纪守法的有钱人用不掉的钱，均贫富的平均给没钱的穷人，来提高内需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发行国家担保，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余钱在沿海一带省份，如广东和浙江，消费不了。那么大家还是希望钱生钱，有个好的收益。俺们就可以发行一个5%收益的贵广高速铁路的30年债券（当然人民银行先得把存款利率降到3%，不过人家美国已经差不多是0了）。然后通过高速铁路的营运模式，通过对铁路沿线的商业专卖权(车站里的商业租金和地方政府分成)，客运票价，和货运收费，可以保证债券的利率支付。在铁路开始运行后，可以在公开市场上允许这些债券买卖，和高铁公司上市后的券换股选择权，或者在30年后债券到期后，通过上市公司的股票发行来支付，或者是国家购买，由国家来享受每年的红利。
这个方法是有效的把有钱人的余钱从无法消费从而无法流通的死结中，用可以赚钱的方法拿出来，下一步就是通过在贵州当地雇用劳动工的方式，把这些钱交到了没有钱消费的穷人手里。
八十五
在考虑促进消费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不愿意消费。大家都觉得，如果用雇工的方式，让人民可以获得工资收入，要比直接把现金交到他们手上要好，因为怕把人给养懒了。
还有人就担心，如果中国的内需方案只是着重于基本建设，岂不是令那些所有回乡的农民工，都改行变成了建筑工人，并非人尽其用。其实只要一部分资金在基建中用起来，而这些建筑工人的工资比较合理的话，那么他们对各种产品的需求，就把其他行业带动起来了。原本在广东生产鞋子，帽子和衣服的工人，就可以重操旧业了。
如果不明白人们的心里状态，就算政府把钱递给大家，可能对经济刺激没有什么真正的效用。人们现在不肯消费，一个是因为后顾之忧，没有工作的人自然不敢乱花钱，有工作的人又担心会失业，个个准备储粮过冬。另外一个就是即使手上有余钱可以花，但因为对未来有通缩的预期，觉得将来东西会更便宜。在这种心理预期下，即使你有房地产商雇佣的伪经济学家出来大喊，买房子就是爱国，老百姓也不会吃你这一套。
因此退税刺激经济的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不会有效果。发钱给大家，大伙儿要么用来还债，减轻债务负担，要么存起来，应付不时之需。欧元之父蒙代尔提议中国政府发购物券给人民，是一个方法，但不是最好。因为人们担心的是医疗费用而不敢花钱，其实可以用发医疗劵的方法，来解决人们的担忧，使其可以用现钱消费。购物券和医疗劵的不同在于前者是肯定用出去的钱，后者是不一定会用出去的钱，但可以促进同样的消费，而使政府手上可以储备更多的弹药，为进一步刺激经济留下空间。
现在实行的电器下乡，是一个好的尝试。政府补贴的13%，恰恰就是外贸的出口退税额，使政府没有增加任何多余的支出。如果可以把这个退税额向所有的消费产品扩大，就事实上把出口的商品转为了内销，把政府退税的那部分，补贴了消费者，应该对内需有促进作用。
在通货紧缩预期下，人们自然不敢花钱。在新闻舆论上，应该警惕某些利益集团掌控的媒体枪手，以“唱衰”和夸大经济困境的方法，一方面恐吓政府，另一方面企图挑起基层人们的不满，从而导致中国的社会不稳定。中国政府应该把真实的经济情况向全体人民通报，尤其是在美国，欧洲和日本大量的进行低利率的货币投入，在未来的日子里，不排除全球性的物质通货恶性膨胀。如果中国不趁着现在全球物质价格低廉的好机会，赶紧吸纳和储存，而中国人民不趁机花钱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错过了这个机会，恐怕以后同样的存款买到的东西就会缩水，要为西方国家的金融危机交费。
上次俺已经对中央政府关于4万亿的刺激计划，表示其实应该可以更多一点，不妨在8万亿和12万亿之间选择一个数字（比如说10万亿）。中央政府的 原来想法，就是想在煮酱油鸡的时候，自己只是出1万亿的酱油，而让各地方政府和部门出3万亿的鸡。这个想法在其他经济状况下，不失一个好的方法，但在这次全球经济面临崩溃的超大危机时候，就不是太管用了。
中国的中央银行在这次危机之前和之后的举动，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无能。在美联储的基本利率已经降至0的时候，中国的一年期贷款利率还是在5.31%，真的是怕中国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负担能力太强，死得不够快。
以美国为例，从今年初开始，美联储总共降息5次，分别是75点，50点，75点，50点，和100点，共350点到现在的0%利率。自从中国人民银行在去年12月份最后一次上调，一年期贷款利率到了7.47%（当时很多小企业拿不到贷款，流动资金奇缺，民间非法贷款暴涨到了40%），和美国的3.5%相差了几乎397个基本点。而今年中国人民银行连续下调的4次利率，分别是27点，27点，108点，和最近的一次27点，共189点，使一年期贷款降到了5.31%，和美国相差531基本点。所以说在经济危机爆发后的今天，中国的货币政策相对于美国，比爆发之前还要紧。
当然美国是全年在降，中国是下半年才开始降，下降的幅度其实差不多。可是问题是，两个关联如何紧密的经济体，为啥货币政策差距这么大？
八十六
在看一下，欧洲中央银行的利率，在2%，和美国的差距就是200点。而日本已经是多年的低利率，现在的利率也是0.1%。难道是中国的经济现在还在过热吗？这里就要好好的对中国的货币政策思考一下了。
首先俺们要看一下，国际货币基金会在货币政策上，从来都是建议发展中国家采取负责任的紧缩货币政策。可是反过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在1980年以来，自己采取的政策却是货币宽松政策。当然这些“砖”家们有很多理论可以劈下来，说得你哑口无言。可是以俺们最简单的脑袋，和最无知的思想来看，却是非常清楚。
当一个发展中国家开始发展，自然其经济增长速度会比发达国家成熟的经济体要快一些，而这个国家自然需要大量的资金。当一个国家自己采取货币紧缩政策，而国家发展百业待兴，需要大量资金，怎么办？当然就是吸收外资了。这些外资哪里来？自然就是那些采取货币宽松政策的西方国家了。而发展中国家，虽然有比较高的储蓄率，但由于其政府采取紧缩政策，自然出现资金不足，很多项目无法上马。各个地方官员不得不绞尽脑汁，千方百计的想办法吸收外资，不惜在各种政策和资源优惠上做出让步。俺本人在20年前，因为认识几个外商，居然就有俺们的一省诸侯，希望俺帮他的省牵线引资。当时俺的感受是非常的难过，以俺们的诸侯之尊贵，不得不靠外资来发展当地经济。
而相对于这些“资金”缺乏的发展中国家，储蓄率极低的发达国家，却可以毫不犹豫的以宽松的货币政策，让企业以低息贷款，让这些企业可以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和扫货，来享受这些国家较高速度的好处。当然不是所有这些投资都是获利的，在东亚，东南亚和中国的投资可以说成功的，但是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当年就不是太理想。
不过俺们可以看到掌握经济理论主导权可以给发达国家带来的经济好处。当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明明是这些东南亚国家的储蓄率仍然很高，应该采取政府干预的政策，管制资本流出和汇率变化来稳定金融，并进行政府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可是在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威胁下（因为这些国家缺美元，不得不就范），这些国家的政府不能对经济进行干预，只有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经济建设成果毁于一旦，真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可是当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这些发达国家马上进行政府干预，财政刺激和货币更宽松，甚至是0利率。这些措施都是当年东南亚国家想干，而国际货币基金会坚决反对。所以当年亲临其境的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最近写文章，对西方政府和国家货币基金会口诛笔伐，算是出了口恶气。
因此中国政府虽然不应该学习西方发达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为壑的不负责的货币政策，但是中国不应该采取过于强硬的货币紧缩，保持和西方国家的利率一个合适的水平。以现在美联储的0利率，中国的利率水平似乎还是太高。比如说Libor一年期的利率预测，大概是2%，因此中国的一年期贷款利率似乎应该降低到3-4%之间。
当然中国人民银行的想法可能是留一个后手，以免在2009年情况更加恶化的时候，可以在调。这种看法其实是很愚蠢的，一个是明年三月到年中的日子可能是最难熬，现在调整可以正好在那个时候起作用。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现在银行体系还没有受到大损害，企业和消费者的信心还存在，你的利率调整，准备金额缩小，和贷款额增大，还有运作的空间。等你在拖几个月，把企业拖垮了，把小老百姓吓怕了，那时候，你就是来个0利率，恐怕也没有人敢借钱来消费和生产了，美国现在的例子就是一个教训。
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给俺的一个感觉是乱了章法，该断不断，必会自乱。非常时当用非常之策，俺的建议是将贷款利率调低到3.5%，中央政府加大经济刺激的力度，不是宣布了4万亿吗？就直接从中央出4万亿，然后不在乎地方应该怎样做。
八十七
也许有人会批评俺的计划，太过激进，如果中央直接出4万亿，那么地方一起上，可不是要超过10万亿？会不会通货膨胀？这种看法的人，有很多是因为完全接受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教条，完全不明白，一个像中国这样生产力和产品制造力超强的国家，如果外来的能源和原材料，不成为价格的瓶颈的话，可以生产足够的产品，供应整个欧盟，美国和日本，其总和估计和中国全部人口差不多了吧。而这些国家的总人口的商品需求量，估计比中国人的总和要高吧。中国既然可以满足这个量的需求，就不会出现生产力缺位的问题，而生产力不缺位，那里会有什么通胀危险？
那么中国会不会受到今年年中那种，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疯涨的局面？俺的看法是，现在的西方国家因为银行系统瘫痪，虽然各国政府扔进了巨额的初始货币，例如美国已经扔了差不多8万亿美元，但是由于银行的问题，货币再生功能无法恢复，暂时会对世界原材料和能源市场，造成价格飞跌的下挫压力。中国要是能够抓住这个大好机会，赶紧把今后数年的原材料和能源锁定，在西方经济堰塞湖大坝跨掉之前，布好局。
另外一个考虑就是财政政策的保守是中国这次比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穿了大棉袄过冬。但是在这个西方世界五百年未见的大变局下，非常时期行非常政策。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考虑，在每个国家已经被忽略，所有的政府都介入经济活动，注资给银行和各行行业，以求保住就业率。因此财政上的收支平衡思维也需要改变，不能再以平时的规则来处理危机下的局面。
其中一个办法就是，专门成立专项的经济救援和转型基金，把这次经济危机需要花的钱，和平时运作的财政预算区分开来。首先是考虑一下，在中国的1.2亿农民工中，如果有一半的人，必须回乡，那就是6千万人可能会失业。大概有人会抗议俺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认为现在的失业率估计是7-8%，即是8-9百万左右。俺的看法是，最好把情况考虑的坏一点，以最坏的情形做准备，就希望最好的局面会出现。
如果以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每月人民币1千元作为一个基本衡量（在内地的家乡就业，估计要低于沿海），一个农民工一年就需要1万二千元。那么6千万人，就需要一年7千2百亿。在加上今年的6百万大学毕业生，如果以每个月3千的工资收入计算，一年就是3万6千元，那总共是2160亿。所以看来1万亿是可以保证这个就业的，当然这是以最坏的打算来考虑明年的事情。
中国经济的困境，基本上的问题在于出口企业导向有三个特点：一是外来资金，二是本地工人的低工资，三是海外市场。而中国经济的转型，也是在这三个方面。一是以内部的资金，代替海外的投资。这个想法就是经济学家廖子化老爷子的主张，即不是以财政支出，而是以主权信用（Sovereign Credit），即是国债的方式，来替代海外投资，支持以就业为主要目的的企业。
第二就是用自己的内需市场来替代（最起码是部分替代）海外的需求市场。第三条，也是这个计划的关键，就是以本地工人的工资增长，来支持内部的需求增长。如果这个做不到的话，只是让工人以现在或者更低的工资水平来维持局面，增加内需恐怕只是空谈了。
那么这些投入的国债又如何还呢？如果经济发展起来，通过增加的税收，就可以解决了。一个更迫切的问题，倒是如何让工人的工资增加起来。如果你还是让这些工人做同样的低技术活，恐怕加他们的工资，也不可能加多少。
这里就牵连上另外一个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要转型，光靠投资和市场都不行，还必须有一支技术水准高的队伍，没有这样一支队伍，中国的经济转型，只有一个字，难！
八十八
前一阵子，好像有个海归回来的清华大学教授，大放厥词，说是中国的大学生太多，就业市场无法消化，其实中国最需要的是农民工。这位仁兄，简直就是胡言乱语，口不择言。中国的大学生确实大幅度增多了，但问题不是在数量，而是专业分布。中国的农民工也不是最需要的，教育水平低和缺乏专业技术，是导致他们不得不集中在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力密集行业，而中国现在最缺乏的是技术工人，尤其是高级技工。
培养技术工人的学校，就是以前的中专和技校，和以培养技术员为主的大专（大学培养的过去叫工程师），这两种专业学校，随着中国的改革，估计是大部分的大专变成了本科，而中专估计慢慢就势微了。那么现在这个技工的缺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
据今年7月的数据，在中国技术水平比较高的长三角地区，技工非常短缺，在16个城市中，高级技工缺口占总需求的70%以上。以江苏无锡市为例，数控机床，热处理，机械检查等专业高级技师以上的岗位，求职人数只是岗位需求的3成。
由于今年以来，广州等南方城市的制造企业内迁或者外迁，导致了许多技术工人流动到了长三角，部分缓解了技工荒，但是上海等地由于技工，尤其是高级技工的极度缺乏，已经为产业的升级造成了很大的困扰。现在一些企业对高级技工求贤若渴，如果你可以把模具拿来，看得懂图纸，又懂操作，而且有几年经验，那么工资真是随便你开个价。在上海的模具制造业，技术年薪20万不是什么大事。而且这些职位的工资，比那些白领职位，如外语翻译等等，高得多。
以全国来看，总数7千多万的技术工人中，高级人才只是4%多一点，中级工是36%，初级工是60%，和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大国相比，人家可是学徒和初级工大概是15%，中级达到50%，高级是35%，甚至达到40%。而领先于全国的上海，高级工大概是19%，而学徒和初级工是46%，离世界水平差一截子。
没有这个弱点的克服，中国的制造业水平，恐怕就会卡在工艺水平上不去这个关口，要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估计很难。这种局面是如何造成的呢？很简单，看一看上海就知道。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上海有技术学校500多所。改革25年后的2003年，上海只剩下了83所。不光是学校少了，而且学生少，师资流失严重，以前是一个老师教7个学生，后来变成了一个带30个。
这些问题的出现，是2000年的中国政府对教育的盲动改革，大幅度改革大学招生制度，导致大学生招生人数快速增长，从而抢夺了原来大专，中专和技校的生源。而由于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改革后对白领工作地位的吹捧，都导致的原来希望进入这个领域的学生，削尖了脑袋，钻进了大学的校门。
这个空出来的空档，没有被更低一级的农村人口所补充，结果就造成了农民工停留在低水平的中学毕业的劳动密集型工作上，而增加出来的大学生们，又面临僧多粥少，大家打破头去抢未能跟上发展的白领工，而制造业却是工作机会大把，找不到人才。
解决这个情况，自然是首先发动一部分愿意做高级技工的非名牌工科大学毕业生，向这个职业流动，另外就是开始对农民工里的部分人才，进行职业培训，将这部分人的技能升级。虽然说很多城市看到了技工短缺的现象，这一两年也有动作，比如说上海开展了和企业的定向招生和专门培训计划，希望能够在2010年，把高级技工的比例提升到25%。而且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在全国举行的数控技术大赛，也是为了激发工人们的积极性，来填补这方面的职位需求，比如说60万个操作机床的职位短缺。
中国政府可以做到的就是，不光在发展和建设基础环境的硬件工程，还要在增加技校和专科这种软件基础工程上，花钱投资。一个好办法就是在各类工科院校里，开设短期的技校，为职位需要补充的企业量身定做，尽快建立起一个好的技工队伍，会下一步中国经济的转型打下坚实的基础。
八十九
在接下去的几年里，对所有的国家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哪个国家撑不住，自己乱了阵脚，比如说希腊的例子，就会先倒下去。而能够撑下来的国家，并不仅仅在于其经济层面比其他国家好多少，而是在于这个国家和民族有没有决心，在困难的时候，可以同舟共济，咬紧牙关，用一个“挺”字诀，硬顶过去。
中国在这个挺字上，还是比其他国家占有一些优势，就是经过了2008年的洗礼，中国的基层民众算是明白了很多道理，不会被内部和外部趁火打劫的势力，忽悠出来当枪使。如果中国的各阶层人士不明白这个问题，在危机四伏的2009年，不以大局为重，响应海内外的各种忽悠，把中国的社会和经济次序搞乱，那么就算有2万亿美金的外汇储备，甚至是20万亿美金，都对中国度过这个难关毫无用处。
对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来说，任何数字上的游戏，比如说明年的GDP到不到得了9%,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俺个人一直认为，美国今天的处境的最根本原因，既不是华尔街的贪婪，也不是华盛顿的腐败，而是美国制度已经不再为普通的民众的根本利益服务，从1980年以来的近30年里，基层民众的收入一直呈下降趋势，不得不靠金融创新这些新骗人把戏来维持生活水平。因此对中国来说，只要中国政府的施政重点，真正做到以民为本，切实把基层民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放在首位，从全民医保和社会安全网作为突破点，发挥政府的税收，金融，财政和货币政策，集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和民间的力量，集中在保障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和对暂时失业的人士提供适当的社会保障，度过这个百年一遇的难关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在考虑就业问题上，6百万新毕业的大学生应该是一个着重点。除了温总理提到的增加留校学生做研究和教学助理的同时，俺之前提到的增加国家货币注入口的研究所也是一个出路。这个做法的好处就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来减轻国有企业和国内的民营企业在科研和技术开发上的负担，利用国家的科研力，为整个国家在行业上的国际竞争力协同合作，以争夺在国际上的科技优势和领先地位。
这种以政府主导和协同行业的做法，是当年日本产经联的玩法。对这种玩法，俺们的主流经济学家们自然是大力反对的，因为这种做法，不符合“市场换技术”的原则，虽然俺要是坚持问一下，到底中国有没有市场换到成功技术的产业，没有人可以给一个肯定的答案。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中国的企业要想搞自己的技术革新，可谓是难上加难。本来中国新兴的企业，在和全球已经称霸几十年的大公司竞争时，在财力和技术能力上都占劣势，再加上中国很多行业对外开放度过高，到处都是外资和合资的影子，外国资本加上他们的中国买办代理，伙同利益攸关的政府官员，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些企图创新的中国公司给干掉。
另外一个问题是，基本科研和技术的研发，没有赚钱的。你要是以利润要求来考虑这些机构，那就是赔钱，如果你靠一个以利润和市场为主导的思维来考虑，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些技术研发，会把一个企业拖垮。
但是日本的经济学家，至少是1980年以前，没有被新自由主义思想洗脑之前，是不会对这些问题太在乎的。因为产经联代表的是一个工业国家的最核心竞争力，是一个餐馆里的大厨。没有这个大厨在那里顶着，一个国家就没有真正的实力。依靠外来的技术，变成一个世界工厂和装配车间，只不过是把人家大厨炒出来的菜，最快速和最便宜地端给客人享受，和最快速和最便宜地把客人吃完的盘子，洗刷干净。一旦人家大厨，往东南亚一走，去找一些更便宜的端盘子的和洗盘子的，你那个餐馆就只好关门大吉了。
明白不了这个道理，中国这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恐怕就是会停留在端盘子和洗盘子的成就，靠外资投一下，或者靠房价涨一下，搞上来的泡沫GDP，没有自己脚踏实地的工业基础，和美国靠律师打亿万官司，和靠金融衍生品花出来的GDP，其实只不过是50步笑百步而已。
九十
其实产经联的玩法并不复杂，就是由三大块来建构一个国家的工业科技基础。一块就是政府，通过退税，投资，政府采购专门产品等等的方式，帮助基础工业板块的行业来做到收支平衡，账面不赔。美国一个常见的例子，就是军用品采购，正是美国政府采购的大方，才会从军队的实验室里，搞出来互联网这样的新科技。政府的这个行为，其实和中国过去的计划经济是一条路子，通过长期战略和国家发展的思考，具体体现在对科技发展的大战略，而不受所谓的市场经济的及时利益追求所支配。
第二块就是工业基础的产业，为其他产业提供主要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这一方面要考虑的就是如何通过专利保护，为自己国家的中下游产业提供先进但价格低廉的商品和技术，保证这些企业可以在国际上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在对这些商品和技术的运用上，必须做到内外有别，比如通过不平等的对内和对外价格来保证自己国家的企业具有优势，或者是通过各种技术出口管制，比如说美国多如牛毛的国家安全出口限制等等，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第三块就是由政府和各个行业组织支持的研究院。这些研究院应该不同于现在大学的研究所，以学术上的研究为主，而更接近中国过去各工业部下属的研究院，专门为定点行业提供针对性强的攻关项目。
这第三块，在当前的形式下，应该是作为当前大学生就业问题的主要出路之一。就是通过各个基础行业里，由国家大量成立研究所，在纳米技术，新工业和建筑材料，新能源电池，太阳能等等领域，投资研发。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对中国所有需要进口解决的各项中间产品，列出一个清单，搞一个100个顶级产品“进口替代”的项目，让这些研究所成立专门课题组，解决如何绕过外国专利和技术上的问题，不断解决中国的自主研发能力。
不要以为这些研究都是赔钱的，在这些技术的支持下，中国的中下游产业全球赚回来的利润，通过国家的税收，就补回到这些投资上去了。以美国为例，由国防购买带动的高新技术发展，和对美国工业的贡献，可不是那点投资可以衡量的。
最近美国的14家电池和新兴材料公司组建了国家交通先进电池制造联盟，希望以美国政府和行业协同的方式，来抢夺新交通工具—电动汽车里的锂离子电池的技术领先地位。这14家公司，分别是3M, ActaCell， All Cell Technologies， Altair Nanotechnologies， Dontech Global， EaglePicher Corporation， EnerSys，Envia Systems， FMC， MicroSun Technologies， Mobius Power， SiLyte， Superior Graphite， and Townsend Advanced Energy。这个联盟的宗旨是成立大家行业共享的研发和模型中心，开发出来的技术和产品大家一起享用。该计划决定在以后的5年内，会投资10-20亿美金，而大部分的资金将来源于联邦政府。
这个计划，非常类似于美国在1987年建立的半导体制造技术联盟（SEMATECH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当时美国半导体制造业已经被日本超过，需要政府和行业的合力，来夺回武林盟主的宝座。美国政府通过国防部在5年内投资了5亿美金，和14个美国大公司，包括英特尔（Intel），惠普（HP），国际商用（IBM）等等，建立了伙伴关系，终于为美国半导体工业抢回了竞争优势。这个关系一直延续到了1996年，算是为美国在这之后的高科技革命创造了硬件上的基础。
从这个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的企业，比如说比亚迪等公司，要想在竞争中单打独斗，来应付人家国家和整个行业之力，前景真是堪忧。不过比亚迪的电动车方向，从来就没有受到中国政府专管新能源汽车项目的科技部的支持，是靠了美国大亨巴菲特的资金才有机会出来玩一大把。从这个方向走下去，看来最后还是被美国公司买掉的机会比较大，不然的话，中国缺乏整合的行业，互相内斗一下，然后科技部的专家们再以门户，意气，和利益的分歧，打压一下，恐怕再撑下去，就会比较难了。不过不要怕，等美国人抢回了新电池的国际霸权，俺们的专家们又可以喊“市场换技术”，继续为外商和外资们洗盘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