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醉眼兮天何苍，低回眸兮路亦长。
沁芬芳兮春叶青，感飘零兮秋木黄。
十一
那么美国国债的前景如何呢？根据最新资料，救市计划通过后的美国十年期国债的信用违约合同，已经涨到了破纪录的40个基本点。虽然说信用评级公司摩迪和标准普尔不敢将美国国债的行用降级，但通常AAA债券的风险是在15-20基本点之间，道路40点，已经是被市场将了级了。这种信用风险的增加会使美国政府借款更难，导致10年期的国库券利息增加，而30年的长期房贷是以这个为基点，就会增加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压力。
现在的一个主要看头是美国可不可以挨过今后两年，一旦当美国经济增长率过低，市场上筹钱困难，无法支付高昂的利息的话，美国政府就不得不宣布破产，进行债务重组。对债务重组的估计是，暂停向主要债权国家付款，将长期债务推迟到期。对短期债务，则可以向联邦保险计划一样，根据金额的不同，以一定的百分比还款。由于美国仍然具有超强的军事实力，估计大家也没法打上门的追债。其实当年国民党向美国公众发行债券打内战，共产党得胜后，完全不承认其债务，美国的债权人，还不是一样干瞪眼。
现在最大的美国债券持有人是日本（21%）和中国（大陆19%和香港2%）。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中东石油输出国，因为曾经吃过大亏，所以只持有6%的美国国债（当然考虑到英国已经被中东阿拉伯人买光了，英国的11%，也可能是背后的阿拉伯人的钱）。而那些和美国有仇的国家，如伊朗和委内瑞拉则更爽，大部分钱连美元都不是，而是人民币和欧元。中国该如何应对这一个危机，当是对中国经济决策人士的一大挑战。
看美国联储局救市，会令许多专家都昏头。其原因就是美国联储局基本上，打破了所有法律和惯例对其限制，算是为所欲为（当然这些违法行为，被美国国会救市计划全部接受，合法追认）。比如向非联储系统的商业银行借款（TAF Term Auction Facility 和PDCF Prime Dealer Credit Facility），和好券（国库券）换坏券（次贷券）（TSLF Term Securities lending Facility），以及财政部授权为联储局专发债券等等。
但是要看联储局的救市效果如何，你可以追踪两个数据，一个就是LIBOR利率，即银行和银行之间的同业拆借，如果这个数字大大高于联储局的目标利率1.5%（比如说3-4%），那么问题就没有得到缓解。另一个就是资金市场是否继续向短期国债市场逃逸，如果那样的话，企业还是存在融资困难，那么既然大家都不干活了，联储局就不得不赤膊上阵，自己向企业贷款了。
在这样一个大形势下，联储局自身的信用，就和其他金融机构一样，不再为市场带来任何信心。本来联储局作为一个金融权威的最高机构，手出得越少，其受到投资人的尊重越高。当你联储局这个中央银行，开始为存款付息，开始为企业放贷，忙得满头大汗，不亦乐乎，象一家业务蒸蒸日上的商业银行，你就不要怪整个市场没有信心。
看来是大家好好研究当年日本，是如何努力把经济崩溃，转变成快要到20年的长期衰退。如何避免美国政府财政不破产，似乎是比救市这个短期行为，更需要全世界关注的问题。最怕的就是，救市没有成功，反而让救市的大笔政府支出，搞垮了财政，才真的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十二
那么要怎样才能至少稳定市场呢？一句笑话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可以救美国”。
在当前资金筹措的困难条件下，一方面是企业还是积谷防饥，另一方面是各类基金，尤其是对冲基金，无法靠筹资来还债，自然只有尽快清货，这样就会导致美国的股票市场的持续大跌。那么什么时候这个大跌可以停止？一个是联储局直接向企业贷款，或者是收购商业银行，学习中国的方法，利用行政命令，强制银行贷款。二是用罗斯福新政的方法，好像放银行大假那样，放股市大假，停止股票交易，然后有联储局来处理各基金的欠债事务。不过美国政府下不下得了这个狠手，还是未知之数。
而中国的庞大外汇储备，当然会在美国政府破产和赖帐的情况下，大失血。那么中国的应对之策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不要再往坑里面砸钱了。现有的债券，要看机会慢慢放，而手上的非债券美元，要把它花掉。有人建议去买黄金，那是一个劣招。因为人家就是把金价吊高，等你去抢呢！
一个建议是如笔者说的，到非洲和南美洲去扫货，集中在土地和原材料，尤其是对生产粮食，和民生重要的产品。和粮食生产有关了技术和公司，都在考虑之列。
还有就是在美国经济出问题，美国公司可能会将其海外资产变卖的时候，买这些资产。比如说雪佛龙在哈萨克斯坦的石油资产，在缅甸的天然气资产，以及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能源资产，都是首选。
当然有些建议是，中国成立一个中国企业外股回购基金，有中投和汇金融资，然后有国内企业贷款，回购中国优良企业中的外资股份。考虑到中国非常有可能成为世界未来几年最有利可图的市场，这个办法也是一个出路。
不过在回购中，应该以非美国的资产作为首选，以防万一美国政府想赖掉中国的8千亿债券，就可以冻结美国企业的在华财产，作为抵押。
中国政府要明白的是，发展自己的内需市场，才是唯一的正道。只有中国的内需市场发展，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火车头的功能，才可以实现。而通过中国的需求，使美国经济可以减少消费，增加出口，把美国人民的债务还清，并可以把储蓄率提高，才是真正的帮助美国之道。
继续把钱扔到美国，就等于你看到一个不能自拔的酒鬼，反而给他一瓶茅台。这种行为不仅不是“救人即救己”，而是“害人又害己”。参加美国救市，当然可以得到华尔街的大声叫好，但是美国民间却不会对此心怀感激。很多美国人在反思自己的过错的时候，也把矛头指向中国，认为中国不断扔过来的钱，也是他们在泥坑里越陷越深的一大罪魁祸首。有些人就认为中国只是利用美国人的弱点，借钱给美国人买中国货，而乘机坐大。更有甚者，就会认为这是一个共产党红色中国的阴谋诡计，为的是打垮美国经济，从而将民主自由的国际社会一锅端掉。
中国没有必要去做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把中国的经济弄好，就是“救己即救人”，就是对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保证中国的增长，顺便将世界经济拖到，正如中国在上次亚洲金融危机时，将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从废墟中拯救出来，才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理所应当担起的责任。
中国现在的首先考量是，如何应付因为海外市场萎缩而导致的出口工业，受到严重打击的局面。在广东和浙江的这些行业，必然带来大批的工厂倒闭，和失业民工回潮。而如何安置这些民工，是两条道路可行。一条就是笔者已经大力鼓吹的城市圈发展计划，加重在重庆—成都，武汉—长沙—南昌，以及河南。现在已经红火的天津和东北应该继续其势头，通过大量财政支持的基建，吸纳失业的工人。
另一个方法，也是笔者鼓吹，似乎已经列上日程的土地改革。发展未来几年最有利可图的农业，如何让中国的农民在其中得利，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未将来的城市化，制造条件，是中国经济里最重要的一个基点。
十三
在笔者的中国发展战略中，农村经济发展占有一个关键性的地位，它是解决中国经济模式内需化，缩小贫富差距，和城市化的一个最重要的接口。但在读者的反馈中，这也是最多人反对的改革之一。
大部分读者的担忧是来源于中国历史上，历来兴衰更替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大规模的土地兼并，而导致失地的流民，造成整个王朝经济的崩溃和政治的紊乱。在今天，仍然有很多农民入城，而变成城市贫民，在各大城市形成贫民窟，例如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和印度的孟买，都有这样的先例，而且在东亚除了土地改革成功的日本，南韩，以及中国的台湾，也有走美国农业道路而失败的菲律宾。
而更多的担忧，则是中国的农村土地改革，到了具体的地方，会不会变了味，成了城市房贷产资本的一个骗局，即通过城市里的商品房，把农民的宅基地换到手，然后就转手开发成高回报的新房地产。被换进城的农民，除了拿到一份看起来很光鲜的城市户口之外，一旦城里的工作出现问题，是不是连一条退路都没有？这些担忧并指出，之所以中国没有出现城市贫民窟，真是因为农民有了土地作为根本的保证，一旦进城打工情况不妙，马上就有条退路，可以做到进可攻，退可守。
最后的担忧就是一旦土地允许流转，就会导致中国总耕地的面积下降，而使１８亿亩耕地的底线被打破，使中国的粮食生产安全成为问题。
即使改革的目的可以增加规模性农业经营，会吸引资金下乡，并使很多在农业经营方面的技术公司，参与到农业生产，而导致中国农业走出小本经营和依靠劳力为主的分散化生产方式，但会不会农民缺乏组织（比如说像日本那样的农民协会），从而在和这些公司打交道的时候，处于劣势？
或者俺们中国农村的官员水平不敢让人恭维，而农民又没有想清楚，从而被一张城市户口诱惑，即使是以志愿为原则，但农民的情愿，并没有搞清楚其长期利益？
对农村问题来讲，中国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幅员辽阔，情况复杂，不要说笔者这种半吊子，就是很多长期做地区性研究的学者，恐怕也无法拿出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统一方法出来。当然最好的方法，还是在总的政策上有过明确的指引，然后让当地的农民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群策群力，效果可能比较好。
但以笔者的粗浅想法，和一些可能在中国沿海地区施行的实践并不是那样成功（例如苏南的农村模式，就是一个很好的成功例子），任何土地改革都要防止成为一种变相的为土地开发商提供廉价土地的工具，和有意将农民赶出土地，导致一大批廉价的劳动力，可以为出口导向的血汗工厂提供一批又一批源源不断的劳工。
不过好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席卷美国和欧洲，靠这个经济模式发财的利益集团们，希望由圈地运动为他们带来永无短缺的劳工供应的念头，估计是没有希望实现了。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无法在依赖几个沿海地区，吸引过亿的内地劳工，形成举世罕见的春节运输人潮。新的出路必须是以地区性，和本地性为主，将工作带到人力资源多的地方，使农民的进城变成区域为主的模式。
十四
农村土地改革的主要考量，在于如何处理农民的宅基地的流转，耕地的农用流转，和耕地变非耕地的流转。
对宅基地的流转，现在的一些地方，如天津，采取的是以城市商品房来替换农民的宅基地和住房。那么被换掉的宅基地和住房，如果马上用来做其他的商业性发展，比如说变成工厂，或者是新开发的房地产，如何考虑农民的利益，需要细细思量。在某种情况下，这种做法有点象城市里的老城区改造计划，但对农民来讲，城市里的就业机会，和其他的配套措施，如医疗，社会保险，教育等等，是不是跟得上，
以天津的例子来看，东丽区华明镇十二个村，共有宅基地一万两千零七十一亩，总人口四点五万，新建小城镇需占地八千四百二十七亩，就是说可以把三千六百四十四亩宅基地复耕，增加了耕地的规模。在新建小城镇用地里，其中规划农民安置住宅占地三千四百七十六亩，结果是可以腾出四千九百五十一亩可以开发。华明镇用于农民还迁住宅和公共设施的建设资金约三十七亿元，可出让的商业开发用地预留了四千多亩，土地出让收益预计达到四十亿元，可以实现小城镇建设的资金平衡。
这里笔者不知道该镇出让了多少商业用地，但从这个思路来讲，有点和苏南的模式相似。就是对宅基地的处理方法，不是农民一次性的卖断土地（即使以市场价），让发展商去享用未来土地升值的好处（当然那些将农民土地低买高卖的行为，必须用法律制止），而是可以让农民得到土地的未来收益，是所有土地改革的重中之重。
因为宅基地是由农民集体所有，因此将农民土地转农村为市镇，这些宅基地成为城市同价的工商业用地，就必须保证农民可以得到土地的升值利益。可以考虑一个强行的规则，比如说当农民搬进共度房等住宅新区后，节省出来的土地（除去政府必须用的公共工程建筑，例如学校，医院，消防，公安，道路，供电站，废水处理厂等等），给与非政府的农民协会作为法人，保证农民可以得到升值的好处。并为了防止农民一次卖断的短期行为，就是不能让农民卖地卖得太快，规定５０％的商业地在１０年内不得出售，和２５％的地必须由农民进行商业运作，以保证农民的长期利益得到保护。
别小看了这个２５％，如果农民今天只能开个小卖部或者停车场，１０年也许就可以开一个王府井之类的商业区，对农民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在耕地流转上，也要考虑到农民获得所有的地租的好处，或者可以利用土地价值入股，与下乡的农业公司和资本合作经营现代农业公司，并享受企业发展的利润。当国家发展需要必须将耕地农转非的时候，就可以考虑国家和农民对转出来的土地均分，国家的地解决公共设施问题，把剩下的地公开拍卖，将赚到的钱用于医疗和社会安保基金。农民得到的地，按照宅基地方法同样处理，保证农民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利益都得到保护。
对笔者而言，一个好的土地改革政策，不在于土地所有上的名词争议，是私有制还是公有制，而是在于如何保证农民得到土地增值的大部分好处，和农民可以以土地资源参与经济活动，而不是靠简单地出卖体力，而仅仅够糊口而已。
十五
当然天津的例子很特殊，因为处在滨海新区，在大天津的发展计划中，所以可以只卖比较少的土地，就可以拿到比较可观的收入。但是之所以这些地值钱，主要取决于中国对天津发展的计划。利用一个大城市的发展将附近的农民的宅基地价格拉起来，然后再让农民从中受益，就是笔者一直鼓吹的土地改革和城市圈发展的结合。
现在各地的地方政府热衷于土地改革，自然是看上了这个改革对城市建筑用地的增加。无论是中央政府有没有条例，估计地方政府也会通过林林总总的各种措施，瞒天过海，来绕过土地法规的限制。倒不如改变城市用地必须是国家所有这一条，允许农民的集体所有用地可以成为城市用地，让农民集体享受土地增值，免得地方政府借口来征地，让农民只能得到一次买断的利益。
当一块农村建筑用地，变成城市建筑用地后，其价值的增长是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当前市价表现出来的土地增值。第二部分，是未来的长期土地增值。由于城市建筑用地必须是国有地，那么农民就无法让自己的地变成城市用地，必须由地方政府向农民收购，然后再转手卖给地产开发商。那么如果地方政府要想增加自己的财政收入，必然会用各种方法，压低农民的收购价格。当这种压价方法，低到要动用警察运用暴力强逼撤迁，你就不要怪会有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和官民对抗产生。
而在地方政府拿到了土地转卖费后，第二部分的未来长期土地增值，就落到了发展商的手里。即使你地方政府不参与转手，而是自己让发展商用现在的市价向农民买，仍然无法保证农民的第二部分权益。
正确的做法是，取消城乡在土地一体化的壁垒，允许农民集体所有土地为城市建筑用地。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则不是从一次性的土地买卖，而是从每年增收的城市用地地产税中来。对农民来讲，他们可以买一部分地给地产商去收取现金，有可以保留一定的地，用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但就必须缴纳地产税。
而中央政府的作为，则在于通过笔者主张的3小时城市经济区的计划，使最边远的农村也可以在1个半小时，就到大城市的距离，那么就可以把整体的土地价格提高。当这些土地价格提高后，农民的钱多了，可以增加消费，当地政府的钱也多了，因为地价上去了，当然地产税就上去了，也就可以改善当地政府官员的收入，从而吸引有能之士，并可以增加对地方的教育，医疗和各种公共服务。
这就要求在城市的规划上，应该以大城市为中心，在两个大城市中间的3小时路程中，即1000公里之内，发展出1到2个一百万左右人口的中等城市，可以使大城市的经济放射功能，像变压器那样被传送到农村里。当然最理想的就是像南京和上海之间的一系列中等城市，可以把整个地区的经济覆盖。而没有这样发达的地区，比如说在江汉平原上，你可以通过武汉和南昌两个大城市的建设，通过黄石和九江两个中等城市的扩展，把整个地区的土地价提起来。
十六
这种发展的方式，对中国的基层政府行政管理能力的提高是非常重要的。和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不同，中国这样的古老国家具有很多以十几代血缘为联系的亲族和同宗，聚地而居的历史。这些家族基本上分布在农村和小城镇，由于人际关系错综复杂，就会给整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带来深厚的家族烙印。有法不依，有令不行，假公济私，以族群关系代替是非，以血缘关系决定利益，就是这些小地方比较容易出现的情况。说得难听些，就是社会，包括政府的运作，出现黑社会化。
如果一个公民，觉得本身利益受到了侵犯，就不会象大城市的居民一样，会通过法律手段去争取自身权益，而更会以同宗，同族，同姓，或同村这种宗社组织关系，拉上数百人，甚至数千人之众，去对方（也是同宗，同族，同姓，或同村这种宗社组织关系）或者政府那里去，声势浩大的谈判。而且在这样的小地方，你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可能有是这些关系中的一个部分，就会令社会的运作，变成以非政府的社团运作。
而大中城市的不同，在于其人员的流动性构成，打破了这种固有的结构。即使在中国古代的大城市，如长安，洛阳，汴梁，或者临安等等，都没有这种社会部落（黑社会化）的情况。而这种部落化情况不光是中国，而且是任何前工业化和前城市化国家的通病。
要打破这种情况，就在于发展一百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将这种旧传统打破，使城市的人口流动起来，而不被传统的血缘关系，扰乱法制的建设和政府的施政。
另外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向是，在农村一级，慢慢发展起来的农民协会，就可以替代乡镇一级的政府机能，达到精简这一级政府机构，甚至可以取消的目的。
中国农村的发展，和土地的改革，是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核心，因此不能只是一味的求稳，而导致变革的停滞。如何有效的让中小城市的居民，和农民享受开放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好处，做到储富于民，而不是少数的沿海大城市居民，是中国能不能持续发展的关键。
如果中国的领导人们对此认识不足的话，整个经济的着重面还是在于如何进行金融，股市和房市的全面开放，推陈出新，为得利阶层创造很好的发财机会的话，中国走上拉丁美洲的道路，不是没有可能的。
好在现在对农村的关注已经成为了中国政府下一步的重点，虽然在如何进行改革上，各方意见还争吵不休，未有定论，但有一点必须明确，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之后三十年高速增长，GDP在9-11%持续发展的基调就稳固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光是希望靠沿海地区不断的增加经济发展区，希望靠投资和出口两条腿带动经济增长，希望靠失去土地的农民提供廉价劳动力，希望靠股市上的融资融劵带动金融业，希望靠暴涨的房地产带动地产业，希望靠高耗能的传统能源汽车业，和希望靠环境恶化支撑的低成本，暂时的繁荣还是可以达到的，但可惜那种空中建成，缺乏根基的华丽楼阁一定会坍塌的。今天的美国就是中国最好的例子。
十七
在讨论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困境时，大多数的讨论着重在美国政府对胡作非为的金融界缺乏监管。但却忘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就是，美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不是致力于提高普通人民，尤其是中下层民众的收入水平，而是以提高美国人中最高收入的1%为主要政策考量。
在发展金融业作为基本国策后，实体经济要么转移了出去，要么困难重重。在华尔街轻轻松松就大捞一把，导致美国年轻一代的最杰出的科研人才，不是投身于科技创新，而是来到高薪的金融机构，用他们的才华，进行“金融工程（Financial Engineering），为各大机构设计出数学上和统计学里最安全的风险模式，让这些金融机构可以最大限度的运用财经杠杆。他们还绞尽脑汁，为这些公司设计出各种名目繁多，炫人耳目的复杂金融衍生工具，去绕过或者逃避金融监管的法规。
中国要从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困境吸取的第一个经验，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首先是要让中下层民众富裕起来，而不要让经济模式只是有利于少数金融业精英。第二条就是必须防止在金融业里，形成一个轻易致富的行当，从而把中华民族里最有创造力的头脑，吸引去做那些对整个民族和国家，没有建树的事情。
这里笔者还是要对金融业在整个经济的运行中说清楚一些，其目的是不光让中国政府的领导阶层，而且中国的普通民众，都真正明白其中奥妙，免得让目前霸占着中国金融资源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拿着些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垃圾，出来胡说八道。
因为笔者并非经济学专业，可以说只是个半吊子，这种普及大众的事情，更应该让经济学家们去做。可惜的是，以笔者的个人观察，美国确实还是有一些经济学家具有真货色，美国经济今天的失败，在于不听这些经济学家的意见。而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多是以忽悠为生，中国经济今天的成功，也在于不听这些经济学家的意见。这些所谓经济学家们，要么真是糊里糊涂，学错了理论，要么就是身为外国金融集团在中国的买办代理人，所以你搞不清楚这些人的观点，是因为自己糊涂，还是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本来损害中国利益，赚取私人或者其外国老板和外国国家利益，就是其在这个金融行业零和游戏中工作的职责。
所以这里笔者只好勉为其难，先是向一些有见地的经济专家们讨教，然后加上自我的理解，希望以一种简单通俗的方法，把这个问题谈清楚，然后大家就会明了中国应该怎样在现在这个国际金融危机里破局。
首先，要让大家知道为啥中国的外汇储备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在现在的运作方法下，对中国经济并没有用处。就是说白了，如果中国的1万9千亿外汇储备，不是用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和改善中国人民生活水平，其现在的投资方式，除了可以提高经手人的佣金水平外，对整个中国经济和国家并没有帮助，损失不损失掉，没什么大不了。
要明白这一点，笔者先要简单的介绍金融业在整个经济活动的作用。
一切经济活动，首先牵涉到的是两样东西，一个就是生产，一个就是消费。俺自己在家里养鸡，俺的鸡生了个蛋，那就叫生产。俺自己把那蛋拿来煮了吃了。那就叫消费。别看这里只牵连俺一个人，但所有的经济活动都在这个行为里完成了。
十八
先是任何生产都会牵涉到投资。要养鸡生蛋，就要花钱去买鸡，或者买个鸡蛋孵小鸡出来，养大生蛋。可是投资哪里来？只能是俺自己的积蓄。俺左手借了钱给右手，从积蓄里借钱去投资。或者就是向亲戚朋友借钱，还的时候连本带利。而这个功能，就是最初银行和金融业的主要工作，借钱去投资，只不过其积蓄并不是来源自身，而是来源于大家在银行的存款。
从鸡生蛋到煮蛋吃，还有一个经济环节，叫做流通。就是将鸡蛋从鸡笼，搬到厨房这个过程。你那一段捧着鸡蛋走路的过程，就是流通。其中消耗的劳力和成本，比如说走累了，中间歇一下，喝瓶可乐，这就导致了流通成本。或者是不当心，打烂了一个鸡蛋，都导致了成本的增加。
那么当这个消费主体和生产主体的关系，不是俺的嘴巴在消费和俺的鸡蛋，而是邻居阿二的嘴巴在消费，那么就开始了不同主体的交换。阿二或者拿了一根萝卜换俺的鸡蛋，即易货交易，或者给了两个铜钿，即货币交易。
在下一步，如果俺想把鸡蛋运到30里外的芙蓉镇，卖三根萝卜或者6个铜钿的价格，路远山长，中间或许还得在快活林酒家吃顿饭，成本自然上去了。可是谁在家里看那些鸡，保证生蛋呢？这就是流通主体的出现，即是临村的阿三，专门走乡串户，收购鸡蛋，然后运往芙蓉镇。
这里就开始出现了一个价格差，即是俺鸡蛋卖给阿三的价格，必须要低于阿三在芙蓉镇的卖价，因为阿三要考虑到路途中的一些鸡蛋会打烂，要负担在快活林的饭钱，和在悦来客栈的住宿费，而且阿三自己还要有利可图。当然阿三发觉，自己在镇子里找王大妈，李大姐等买鸡蛋，还不如卖给开杂货铺的阿四，让阿四去解决最后的和吃鸡蛋的那些口齿伶俐的嘴巴们打交道。当然阿四的进货价和卖出价，也必须有个差额，才可以解决他开铺头的杂费和有他的利润可赚。
所以说俺卖给阿三的价格就是出厂价，阿三买给阿四的是批发价，阿四卖给王大妈李大姐的是零售价。自然阿二可以跑来我这里买些鸡蛋，就是俺也可以直销。不过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如果俺的直销价格低于零售价，王大妈也想跑来买，那么阿三和阿四就叫苦连天了。
生产商和消费者地理距离越远，产品和市场信息越闭塞，那么流通商，其中包括批发商，零售商，和各个中间倒卖的贸易商的优势就越明显。因为现代社会的分工越专业，越细致，就要求你生产商用你之长，好好生产，而销售商用他之优，努力销售。但在许多情况下，生产商的利润最后只占了10%的利润，而90%的利润落到了销售商的手上。
当然从风险角度来看，销售商因为要存货，不是所有的货都可以卖出去，其风险要比生产商大。而生产商是有多少订单，就生产多少，在这方面要低风险一些。还有另一个趋势是客大欺店，店大欺客，大型的销售商，就可以挤压小而多的生产商，反过来，大型的生产商，也可以挤压小而多的销售商。
全球的两个经济发展中，有两个案例可以看一下。一个就是沃尔玛超市，另一个就是戴尔电脑。沃尔玛就是以最现代的库存管理体系，降低其存货成本，然后以全球性的采购网络，向弱势的小生产商压价，而导致了销售行业上的成功。而戴尔电脑，就是绕过各种中间销售商，直接以直销的方法，面对消费者，而获取比较好的产品价格，而导致其在生产行业上的成功。
十九
企业管理的数字化，和互联网在销售上的广泛应用，也打破了传统的地理和信息上的阻碍，使整个流通领域的成本大幅降低。比如说一个美国阿拉巴马州的消费者，在家里向戴尔电脑买一个笔记电脑，几分钟后，信用卡已经完成了转账，订单已经在中国苏州的一家电脑生产商的生产线上装配，而且运输公司，已经知道第二天会来拿货。
那么银行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在那里呢？就是银行通过吸纳了客户的存款，然后在扣除了准备金后，把剩下的钱，贷款给实体经济中的生产商和销售商，就是现代社会里的进行生产的工业，农业，建筑业等，和进行销售的商业，服务业等。
人们对银行的运作不是特别的清楚。一个最大的误解就是钞票是“印”出来的，尤其是中央银行印出来的。其实广义的货币包括现金（即钞票），和各种存款，而最大的制造货币的部门，不是中央银行，而是各贷款出来的商业银行和非商业银行。而货币的创造不是印出来的，而是贷出来的。
比如一个简单的例子，银行现在有1万元存款，那么根据准备金5%来算的话，银行可以贷款9千5百元出去。银行看到生产电脑的A公司不错，贷款下去了，就在A公司的账户里，一敲电脑键盘，就多出来9千5百元。那么A公司当然可以在其他银行开帐户，把钱存进去，或者拿一部分钱去买原料。但如果你把所有不同的银行都看成一个整体的话，最后增加在银行的存款额还是一样。
这么一贷款，银行的帐面就变了。现在是存款额1万9千5百元，贷款额9千5百元。就是说，通过贷款银行就自己创造出来了9千5百元新的货币。那么这新的9千5百元，又可以扣除那5%，再继续贷下去（即“印”出新的钱出来），直到贷款额用光。
那么这最初的1万元，通过银行贷款，创造出来多少货币呢？一个数学公式就是，如果你的准备金率是5%，那么用1除去这个准备金率，就是20。用20乘以1万元，就是20万元。
当银行把这些自己创造出来的钱贷出去，自然要收利息回来，因此其倾向就是尽量贷得越多越好。但是如果银行过于冒险，就会出现过多的贷款坏账，因为收不回来的贷款本金，无法用赚了的利息来消账，而导致银行亏损倒闭，从而造成存款挤提，和存款人损失的局面。这就导致了中央银行的出现，利用银行业的共识，对存款户口进行一定金额的保护，防止个别银行遭受挤提，和利用储蓄准备金制度，对银行的放贷总额，即货币的创造总额进行封顶。
当单个银行没有将其份额下“创造”货币额用完，就可以将这个用额借给其他超标的银行，让同业完成创造。而这个行业之间的拆借，通常是直接与中央银行试图定下的目标利率相联系（当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在市场上的直接干预来达到这个目标利率），但在特殊时候，比如美国现在面临的信用危机和杠杆撤杠（De-leveraging）的情况下，即使联储局不断降息，并提供银行间贷款安全保障，这个行业拆借利率仍然太高，就导致了银行放贷创造货币这个机制受损，导致可能出现的货币通缩现象，而影响实际的经济运转。
明白了这个道理后，你就知道按照新古典主义的供需理论是无法解释，当前世界面临的经济问题。而以自由放任和市场调节为神圣教条，希望中国金融体系向西方看齐的接轨派，是完全不明白国际贸易和全球化，对国内货币投放量的影响，而盲目向美国体系看齐，其结果就会是非常悲惨的下场。比如说现在韩国经济频临破产，就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国际接轨派大获全胜的结果。
二十
在国际贸易中，有四种形态的贸易交换存在：一是统一的单一货币，一是双向货币，一是单向货币，一是第三方货币。
统一的单一货币，一个例子就是欧元区，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交换。如果撇开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分界，而从经济和市场意义上来看，欧元区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和中国各省市之间的贸易没什么区别。当然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所有欧元区的商业银行，行使同样的规则，在资金流通和放贷市场上没有障碍。这其实比政治上同一个国家的香港，澳门和内地，就更要象一个单一经济主体。
这种交易并不增加银行体系的总货币量，只是货币在不同的交易企业的账户之间，互相流动而已。
另一种形式，就是虽然不是统一货币，但当一种货币过于强势，其贸易的对象国，不光完全接受对方的强势货币作为国际贸易结算单位，而且还允许这个强势货币在本国流通。这在许多小国家，比如说中东的国家，可以允许卖石油得来的美元在市场上流通。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这些国家的商业银行，不具有美元贷款的功能，就不会产生银行信贷的创造货币作用。而流进来的流通外币，当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无法消化，就会带动物价的上升，逼得你不得不将这个外币“花”到外国去（通过进口或者投资的方式）。
双向货币的例子，就是在欧洲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就是欧洲人进口美国货付美元，和美国人进口欧洲货付欧元。当一个美国公司进口欧洲货，就会付给欧洲公司欧元，而出口美国货，就会收到欧洲公司付的美元。欧洲的出口商和进口商也是同样。如果双方的贸易平衡，就是说出入相抵，那么两边的银行货币额应该没有变化。
那么贸易顺差的一方，比如说欧洲，多卖了东西到美国，那么就应该有结余，而这个结余，因为是美国人用欧元买欧洲货，就是欧元。可是美国公司的欧元哪里来的呢？是美国公司用自己账户里的美元，从市场上，或者是其他银行，或者是中央银行兑换来的。这里为了简便，假定美国的中央银行在欧洲有个账户，结果就是美国公司的这部分相应的美元，进了中央银行的钱袋，然后中央银行从它在欧洲银行的账户里，把钱转进了欧洲公司。
那么这个结果，对美国和欧洲的货币增长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首先是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因为钱从商业银行的账户进了中央银行。如果中央银行不把它投放出来，自然会影响货币供应量。但是如果中央银行马上将这些钱，用来在市场上回购国库券，那么这个同样的货币量，就会回到市场。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不断的向外国买产品，保持贸易逆差，但你的货币量没有减少，好像钱永远都花不完似的。
当然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中央银行并没有什么外汇储备。在1973年布雷顿协定完结之后实行的自由汇率政策，只是由美国财政部的外汇稳定基金通过联储局纽约分行操作。而这个基金只有区区的500亿美元，里面的欧元大概是140亿，日元是80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需要欧洲的中央银行，或者是欧洲商业银行，可以代替这个功能。那么当欧洲的商业银行，从其欧洲分行里拿来这部分欧元，换成了美元，放在其美国的银行体系之中，而美国公司把这个欧元支付回去，给欧洲公司，然后进入欧洲银行，那么欧洲银行的总货币量也没有变化。只是钱的分配进了不同的私人账户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