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历史上由于强政府曾带来过很多问题：宗教迫害、极权主义、民族主义引起的战争等等，所以西方很多人把政府看做是坏事的祸根，一种“必要的恶”(necessary evil)，也就是说，最好不要政府，但这看来又行不通，所以要对它多多限制，防止其做坏事。西方今天也要求发展中国家与它一起削弱政府，但忘记了在发展中国家更大的问题是政府能力普遍太弱。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国内政令不通，甚至政令出不了自己的首都，税收不上来，军队警察也管不好。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关键是改善和加强政府能力。发展中国家如果是一个弱政府，往往连自来水、供电、社会治安、儿童免疫、初级教育等最基本的服务都提供不了，更不要说实现现代化，赶超西方国家了。
中国是另一种情况。中国的历史传统也和西方不一样：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时代都和强势朝廷联系在一起。中国人传统中把政府看做是“必要的善”。我们的文化中，农民把县长，甚至村官叫做父母官，这个概念西方人难以理解，但这是中国政治文化传承的一部分。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一旦形成，一定有其产生的原由及其存在的历史原因。你可以不喜欢、不赞成，你可以尝试着对它进行改造，但其真正的改变一定是耗费时日的，甚至是难以改变的。有人说过去历史上，中国自然灾害多，为了防灾治灾，强势政府就应运而生了，强势政府的传统就逐步形成了。强势政府确实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一旦形成了，就有其相对的稳定性。强势政府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优点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弱点是容易导致专断。
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对于自己的制度，应该扬长避短、趋利避害。邓小平比戈尔巴乔夫高明得多。他认为没有必要放弃强势政府的传统，而是要使之转型，从过去为实现一个乌托邦理想而奋斗的政府，转化为一个为实现现代化而工作的政府。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比另起炉灶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制度和管理体系要有效的多。一种新政治制度从创立到运作，绝非轻而易举之事，俄罗斯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直到普京上台，才开始理出一些头绪。中国通过政府转型，为改革开放服务，虽有不足，但总体上是一种利远远大于弊的选择。
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930年代强调政府干预以来，政府的作用，除了极端的新自由主义信徒之外，已经很少再有人否定了。从保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到提供各种社会服务，到防止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都需要政府发挥作用。毕竟现代国家的功能已经非常全面了。即使在西方国家里，法国这样的国家也是以强政府著称的，其总统的权力明显大于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发展中国家有一个现代化导向的强势政府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幸运。古今中外，有这么多强势政府，但真正致力于现代化、致力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不多。在非洲和拉美，很多强势政府没有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而是大搞独裁，贪污腐败，老百姓怨声载道。换上了民选政府，往往又太弱，无法整合不同意见，无法形成全社会对实现现代化的共识，更无力推动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各种改革。但是在东亚，“四小龙”在强势政府引导下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中国也在强势政府的领导下迅速地崛起。
纵观这个世界，没有一个现代化导向的强势政府，发展中国家很难实现现代化，更不要说赶超发达国家了。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有一个非常清醒的估计。邓小平认为当代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是非常不合理的，本质上很难让世界上的穷国富裕起来。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它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利用中国的强势政府，来组织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参与国际竞争，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发达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的附庸。1989年，邓小平曾坦率地说：“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邓小平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不是要中国和西方主导的秩序一味对抗，而是要我们参与进去，发挥自己的体制优势，利用这个不甚公正的秩序来发展自己，并力求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影响它、改变它。
在一个游戏规则完全由发达国家制定的世界上，不通过强势政府来推动经济，参与国际竞争，要发展起来是很不容易的，恐怕最多也只能跟在发达国家后面爬行。实际上，西方国家在自己的历史上，也是国家开路的，英国的炮舰政策，就是一个例子，商人扩张到哪里，英国的军舰就跟到哪里。18世纪时，英国还从印度进口棉布，政府采用了关税保护政策，待自己经历了工业革命，由进口纺织品转为大量出口纺织品的时候，他就要求别人开放市场，而背后是炮舰政策的支持。英国对整个印度的控制，很长时间内都是通过英国政府主导的东印度公司进行的。当前的世界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挑战，如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美国引发的金融海啸、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等。这些危机的主要成因是西方制度深层次的问题以及西方所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但政府能力弱小的发展中国家总是这些危机的更大的受害者。
当然，政府作用过大，也会产生副作用。政府权力过大导致“寻租”腐败增多，这是一个需要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的大问题。关键是要加强体制化的监督，包括媒体的监督、公民社会的监督和法治社会的建立。一位哲人说过，政府有两个功能：第一管好人民，第二管好自己。我们要通过政治改革，加强人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建立人民的监督机制，建立令所有腐败分子望而生畏的反腐败机制，把强势政府的积极作用继续发扬光大，把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降到尽可能低的水平。
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强势政府指的不仅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且还包括利用自己的力量，来转变、弱化、减少甚至放弃政府的一些职能。我们今天说转变政府职能，第一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企有各自的分工，政府从一些只有市场主体才能进入的领域中退出。第二是要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建立一种既是强势的，又是公共服务型的责任政府等，让社会力量逐步壮大，逐步实现更多的社会自我管理。我们试点的“小政府、大社会”就是这种思路的有益尝试。这种改革是一个强势政府通过“革自己的命”来实现的，这也是中国国情下政府“必要的善”之一部分。
总之，我们的政府职能转变，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很多的关系要理顺，还有很多的矛盾要解决，我们政府的职能，有些要加强，有些要削弱，有些要调整，但中国在很长时间内仍需要一个现代化导向的比较强势的政府，这一原则不能动摇，这对于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走自己独立自主的道路，至关重要。对于很多笫三世界国家来说，他们的历史和我们的不一样，他们很多国家在历史上，也曾有过强势政府，但大都是非现代化导向的腐败政府，结果国家没有搞好。现在这些国家中有不少又采用了西方民主模式，但效果也不好，政府往往没有整合能力，贪腐问题也没有减少，甚至更为严重。这些国家还在探索自己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从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经验来看，不管通过什么方法，普选也好，多党制也好，一党制也好，无党制也好，一党独大也好，君主制也好，如果不能形成一个致力于现代化事业的比较强势的政府，那么实现现代化，赶超发达国家，永远只能是纸上谈兵。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模式感兴趣，说明他们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最终会通过实践和比较认识到“政府是必要的善”，在全球化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更是一条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