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泽东诞辰114周年
张宏良
第五，人民为本符合天道的现代法律制度。
司法领域是目前人类社会历史性转变最突出的领域，是世界政治发展进程中最早表现出大众政治色彩的领域，也是文革中国对世界政治文明的贡献已经得到验证的领域，目前推动世界司法领域发生历史性转变的两大核心原则——自然法和公众立法，就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大众政治建设的伟大成果。可惜文革结束后，在疯狂的非毛反毛浪潮推动下，毛泽东创建的这两大现代法律原则，虽然在西方国家已开始开花结果，但是在中国却被彻底否定，并且时刻不停地被咒骂了近30年，使中国走上了背离世界政治文明进程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恶法治国的悲剧现象。以往任何社会，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其法律本质都是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但是其立法精神无不闪耀着统治集团内部理想主义者的神圣光环，从最早的古巴比伦王国的《汉谟拉比王法典》，到后来支配欧洲200多年的《拿破仑法典》，以及中国历代律法，都充满着惩恶扬善、维护天理人伦的人文精神。像文革后中国这样，立法初衷就是为某些人作恶服务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可谓是绝无仅有。恶人治国历史上很多，恶法治国历史上罕见，法律是社会最后一块遮羞布，古今中外历代王朝即便是亡国灭种也不会撕掉最后这块遮羞布，如同一个人到死也不会裸体到大街上一样，可是唯独中国撕掉了最后这块遮羞布，在光天化日之下赤裸裸地把法律变成了作恶工具。这已经突破了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文明底线，完全属于反人类反文明的罪恶行为。现在要建立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这种恶法治国的邪恶状况，应该结束了。就总体来讲：
首先，恢复人民为本的公众立法原则，以大众立法取代精英立法，彻底消除法律存在的权力基础和资本基础，重新引领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潮流。毛泽东时代中国确立的公众立法原则，已成为当今世界立法的主要发展趋势，但是世界原有的资本主义政治框架限制了公众直接参与立法过程，公众对法律的影响还只限于舆论和司法层面，例如通过人民陪审团确定有罪无罪的方法，来纠正立法过程中违背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地方，由人民陪审团断案，在是否有罪的问题上，法律再多也等于无法，因为人民陪审团不是根据法律，而是根据天理良心进行判断。这和中国文革期间宏观只有一部宪法，微观只有一部婚姻法那种极少法律文本的状态，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具有异曲同工的作用。文革没有法律文本并不是没有法律本身，许多法律是用“群众专政”的条条框框形成的，是典型的公众立法。公众立法的优点在于，每一个公民都感觉到自己是立法主体，因而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爱护法律，像忠于生命一样忠于法律，这也是那个时代那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一个重要原因。文革后中国之所以形成恶法治国，根本弊端就在于精英立法，并且不是“武松式精英”立法，而是“西门庆式精英”立法。比如《证券法》就是由原本是法律约束对象的庄家起草制订的，所以不仅不能起到净化市场的作用，反倒成为恶庄造市的作恶工具，中国成千上万投资者的血本无归，就是这个保护庄家的《证券法》造成的。目前西方国家的有罪推定制度，也叫辩方承担举证责任，也属于大众政治的范畴，实行这个制度的哲学依据就是“富人天然有罪说”，如同文革期间讲的成分论，富人天生就有罪，要证明自己清白，就必须拿出证据来，拿不出证据就是有罪。为什么西方国家会有这个转变？随着现代经济特别是虚拟经济的发展，富人越来越成为犯罪主体，穷人除一般刑事犯罪外，越来越失去了犯罪资格，比如在证券市场上，穷人想犯罪都没有资格。并且作为受害者的穷人永远不可能拿到富人的证据，如果让受害者提供证据，等于是保护和鼓励富人犯罪，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如果由司法部门进行调查，又是拿广大纳税人的钱在为富人开脱，对广大公众不合理，所以只能由富人自己去寻找证据，找不到就是犯罪，就要赔偿就要破产。并且为了发动群众监督富人，美国法律规定，违规者一经查实，违规金额中20%奖给举报者，由于证券市场上违规金额动辄就是几亿几十亿乃至上百亿，举报出一个违规者就能发大财，这就把富人至少是那些为富不仁的富人，置入了人民监督的汪洋大海之中。
公众立法的本质就是以人为本，并且是以人民为本。以人民为本的公众立法，不仅是体现在立法程序上，更重要的是应该体现在法律内容和法律本质上，这是只有毛泽东时代才达到过的立法水平，是建立在以人民为本基础上的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平等。以往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么是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人人平等，其实是权力面前人人平等；要么是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人人平等，其实是资本面前人人平等；真正的人人平等从来就没有过。权力集团立法的主要目的是约束权力集团之外的其它社会集团，所以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法律，规定了凡是运用权力手段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不属于犯罪；同样，资本集团立法的目的是约束资本集团之外的所有其它社会集团，所以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法律，又规定了凡是运用资本所从事的任何活动都不属于犯罪；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才开天辟地第一次规定了无论采用任何手段作恶都是犯罪，无论是采用权力、财力还是暴力形式，一律同等对待。法律不再只是约束某些集团或者某些群体的犯罪方式，而是同时约束所有集团所有群体的犯罪方式，彻底结束了以往那种运用权力或者运用资本抢劫强奸甚至逼死人命也不属于犯罪的黑暗时代，最典型的就是刑法关于流氓强奸罪的演变过程。毛泽东时代的刑法规定，无论采用任何手段违背妇女意志发生性关系，都属于流氓强奸罪。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取消了权力和金钱在强暴妇女方面的法外特权。人有三种支配社会的强制力量，即权力，财力和体力。官僚用权力支配社会，并能强制妇女服从自己；富人用财力支配社会，并能强制妇女服从自己；穷人用体力也就是暴力支配社会，并能强制妇女服从自己。所以采用其中任何一种方式违背妇女意志发生性关系都属于流氓强奸，才真正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无论你是官员，富人还是穷人，只要你做同样的事情，就用同样的善恶标准来衡量。可是文革结束后，面对满街的西施貂禅，被几十年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憋坏了的官僚富豪，急不可耐地于八十年代初修改刑法，删除了运用权力和金钱违背妇女意志发生性关系属于犯罪的条款，只保留运用暴力手段才属于犯罪的条款，于是，只有穷人违背妇女意志发生性关系才属于犯罪，官员和富人别说违背妇女意志，就是违背妇女全家意志发生性关系也不属于犯罪。为了能够占有更多的妇女，便进行权力下放的改革，把所有老百姓的命运都集中到各级官员手中，妇女的悲惨命运开始了，上千万中国妇女被逼良为娼，包括大量未成年少女，为了能够安全地玩弄未成年少女，后来又进一步改革刑法，把和14岁以下未成年少女发生性关系属于强奸罪的条款，附加上一条：在不知道对方年龄的情况下和未成年少女发生性关系不属于强奸。如此一来，穷人的妻女从8岁到80岁，无一漏网地全部被纳入了被侮辱被损害的悲惨地位。这就是中国右派叫喊的所谓法治，这就是中国知识精英叫喊的所谓法治。如果说西方国家的法治向大众政治的转变有希望通过量变完成的话，那么中国向大众政治的转变则必须废除现有的所有法律，并且要追究这些法律设计师反人类反文明的刑事责任。
其次，重建整个法律体系，理顺道德和法律的关系，确立符合天理天道，道德和法律相统一的法律原则。道德为本，法律为用。法律是强制贯彻社会道德的工具，道德是法律运行的根本，天理良心是最高的法律，这是毛泽东时代留给世界人民的重要政治遗产。如同西方国家主要依靠宗教调节，中国古代主要依靠天道调节一样，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主要依靠道德调节，道德是无形的法律，又是最高的法律，最可靠的法律。所谓道德调节软弱的说法，是因为道德调节脱离了人民群众，是与人民群众像对立的道德，只要道德调节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就具有巨大的调节力量，甚至超过法律文本的调节。这就是前面提到毛泽东时代能够2部法律管天下，并且能管好天下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当时两部法律的设置本身就体现了崇高的道德精神：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人民始终是弱者，是被压迫者，而中国妇女又是弱者中的弱者，所以宏观一部保护人民利益的宪法，微观一部保护妇女利益的婚姻法，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上看就已经足够了。其他专业性法律都是开放式的法律，人民群众可以根据社会发展和道德建设的需要随时进行修正，防止法律和道德相背离，保证法律和道德始终相统一。可以说，中国大众政治中道德为本的法治原则，概括和继承了中国古代社会和现代西方国家政治文明中最优秀的文明成果，是迄今为止人类法治文明发展的最高成就。
古往今来中国人一直在讲道理，天道和天理是中国人最高的法律准则。政治生活把道看得高于一切，皇帝统治是是顺应天道，百姓造反是替天行道，好皇帝是有道明君，坏皇帝就是无道昏君，等等。道是什么？道法自然。可见这个道就是西方人讲的自然法。老百姓则把天理看得高于一切，凡事要讲天理，违背天理必遭天谴。天道天理构成了灿若星河的辉煌中华文明运转的轴心，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唯一流传下来的古代文明，不仅没有消亡，反倒成为21世纪人类发展的先导文明，就在于自始至终支配中华文明发展的是天道天理。其实现代西方国家的政治文明也在向着这个方向转变。法国《人权宣言》中的“天赋人权”，美国《独立宣言》中的“不证自明”，都在表示社会立法必须遵循一些带有终极性的真理和道德，和中国人讲的天道天理完全相同。由于西方文化本身有逻辑无道理，无法实现人们的道德追求和道德完善，便用宗教来补偿这个缺陷，所以西方国家几乎所有的法律宣誓都不是手捧法律，而是手捧《圣经》，表示宗教道德超过任何法律条文。
为了防止浩繁的法律文本侵蚀和扭曲社会道德，便设置了人民陪审团这种法盲判案制度，唯一有权判决有罪无罪的陪审团成员，从全市市民身份证中摇号抽签产生，这些由身份证摇号产生的陪审团成员没有任何法律专业知识，从头至尾都是在根据道德良心进行判决，这和中国文革时期的群众判案完全一样，虽然决定罪行大小的是法律和法官，但是决定有罪无罪的不是法律，是天理良心。中国精英集团在所谓法治建设上对中华民族所犯的最大罪行，就是在所谓“法律不讲道德”的旗帜下，摧毁了中华民族六千年文明发展形成的所有道德资源，这是超越任何刑事犯罪的最大犯罪行为，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严重罪行。为了捍卫道德对法律的绝对支配地位，不仅在判决过程由道德裁定，判决结果也由道德裁定，这就是美国推广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赔偿分为事故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两大类，前者按照实际损失来赔偿，后者的赔偿往往要破产，区别就看造成事故的原因是否属于道德品质问题，属于道德品质问题就要重罚，原则上罚到破产程度。这和文革时期中国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完全相同，一般性问题从轻处理，属于道德品质问题则从重处罚，并且载入个人档案成为一辈子的污点。惩罚性赔偿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在财产处罚上实现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真正的平等，许多富人财大气粗不在乎打官司，那就通过惩罚性赔偿让你立刻变成穷人。
中国的官僚和富豪之所以随便欺负穷人，甚至敢开着汽车随便撞穷人，就是中国惩罚穷人的法律制度决定的。中国法律表面上看，好像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富人穷人都按照一个标准判罚，但是同样数额的赔偿，对富人可能只意味着一顿饭钱，对穷人则意味着全家破产。再加上取证的困难和高额成本，决定了穷人打官司无论输赢，往往都意味着家破人亡。通过所谓法治，把富人的侵权成本设置得很低，把穷人维权成本设置得很高，导致无数百姓家破人亡，上访民众惨绝人寰，神州大地冤狱累累，这已经不仅仅是搞什么主义实行什么社会制度的问题，完全是一种反人类反文明的犯罪行为。旧时中国有句话，叫做“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这里的衙就是指现在的公检法讼四大家，虽然上面这句话放到现在是错误的，但是中国法律制度的设计，在整体上把中国司法领域变成了一个不讲天理人伦的魔兽世界，无论其中无数个人的品格多么高尚，只要他穿上法律外衣，就必须彻底抛弃所有道德，这就是制度设计的根本作用。如同马克思所讲的那样，资本家中也不乏品格高尚的绅士，但是只要他进入资本领域，他就只能执行资本的职能，成为人格化的资本。从这个角度来讲，用道德力量重建中国法律制度，同时也是对司法领域人员的道德拯救和人格解放。
最后，恢复权利和责任相均衡、收益和风险相适应的法律原则。权利和责任相均衡相适应的原则，是人类古往今来最根本的组织法则，也是现代社会最核心的组织法则，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几乎是整个世界所有国家无一例外的基本法则。可是中国精英集团却成功设置了一套权利和责任相分离、收益和风险相分离的法律制度：就是精英集团只享有社会权利，而不承担任何责任；只拥有社会收益，而不具有任何风险（爆发革命的风险除外）。这是自有国家以来古今中外从没有出现过的政治乱伦现象，它把中国封建社会的裙带关系和现代民主国家的非株连惩罚嫁接在一起加以推广，同时把封建社会的株连政策和现代民主国家的利益原则捆绑在一起加以批判。本来，封建社会的裙带关系和株连政策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株连政策是针对裙带关系设置的，既然在利益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么在责任上就是一人犯法鸡犬不留，所以在没有消除裙带关系的情况下，只有实行犯罪株连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否则就会出现目前中国这种“豁出我一个，幸福三代人”的不合理状况：如果腐败行为不被发现，包括腐败分子本人在内的所有家人都会世世代代享受幸福生活；如果腐败行为暴露，则是除腐败分子本人之外的所有家人仍然能够世世代代享受幸福生活，并且只要不被枪毙，将来等待腐败分子本人的也仍然是幸福生活。这种脱离犯罪性质的惩罚方式不仅在客观上起着保护和鼓励腐败的作用，同时也是对人民血汗劳动的最大不公平。所以，采用什么样的惩罚方式，是由犯罪性质决定的，绝不能孤立地看待哪种惩罚方式好，哪种惩罚方式坏，这是30年来中国人民的一个沉痛教训，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耻辱，在大力发展裙带关系的同时，大肆批判所谓文革株连政策（其实文革很少株连），是知识分子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历史悲剧，直到今天许多知识分子还在张口闭口地批判所谓株连政策。
目前比实行家庭连带责任更重要的是实行政治连带责任，这是惩治腐败恢复政治清明的一个重要法律制度。由于中国精英集团的妖魔化宣传，人们对株连政策形成了黑色偏见，把株连看作是十分邪恶的东西，其实包括市场经济在内的整个现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就是连带责任原则，商品三包售后服务就是一种连带责任，谁生产的产品谁承担责任，谁施工的项目谁承担责任。可是目前中国却存在一种十分荒唐的现象，社会所有的人都要为自己生产的产品负责，唯独各级官僚对自己生产的产品——提拔的干部，不承担任何责任，这是中国干部任免任人唯亲的一个根本原因。道理很简单，如果实行连带责任，谁提拔的干部谁负责，即使从最自私的角度出发，各级干部也会千方百计提拔那些清正廉明的人，因为提拔的干部越廉洁，自己就越安全，否则即便是退休在家，也有可能因为株连而被投入监狱。党中央从来没有号召并且严格监督厂家要生产最好的产品，但是一个连带责任制度，就保证了厂家想尽千方百计要生产最好的产品，同样，如果各级官员对提拔的干部也像厂家对产品一样承担连带责任，中国干部的合格率将不会低于任何名牌产品的出厂合格率。总之，既然每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也必须适应于干部任免制度。
第六，条条道路通罗马的现代社会分工制度。
前面所谈到的现代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平等，对于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来讲，只是具有利益保障作用，毕竟绝大多数老百姓并不直接参与政治生活，对老百姓更具有直接作用的是分工的平等，有分工就有尊卑贵贱，就有阶级差别，人与人之间就不可能具有真正的平等，这就是马克思讲的旧的社会分工的作用，是人类社会最深层次的分工压迫。分工压迫是人类社会最后一层压迫，也是目前人类社会无法摆脱的压迫。人类社会一开始就面临着三种压迫：自然压迫、政治压迫和分工压迫。人类社会通过农业革命摆脱了自然压迫；目前正在通过工业革命摆脱政治压迫；但是目前却不具备摆脱分工压迫的技术基础。虽然新兴产业的发展让人类看到了最后摆脱分工压迫的希望，但是这个过程还只是刚刚开始，还只是刚刚接近历史发展的起点，要达到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彻底消除旧的社会分工的发展水平，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由分工形成的尊卑贵贱的阶级差别，如果不加以限制，往往会抵消掉政治平等和法律平等的积极作用，把政治平等和法律平等变成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一种纯粹社会摆设。如果说在实现政治平等和法律平等方面世界各个国家都曾做出了不同贡献的话，那么在解决分工平等的问题上，世界各地却没有丝毫作为，甚至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需要解决这个问题，无论目前人文发展水平最高的北欧国家，还是当初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心一意为人民谋幸福的人民领袖毛泽东，意识到并着手解决分工所导致的阶级差别问题，这就是创建了一套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现代分工制度。其特点是社会所需要的所有职业，都设置一条能够通向社会荣誉顶端的天梯，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是领导干部还是工人农民，是专家学者还是贩夫走卒，是大学教授还是掏粪工人，只要你爱岗敬业，能够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事迹，就可以直接达到社会荣誉的顶端，就可以受到包括最高领导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尊敬。当掏粪工人时传祥和毛主席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俯视广场上万众欢腾的场面时，当广场上的教授名流、专家学者仰望着城楼上这位掏粪工人时，他们之间由分工形成的社会鸿沟，会在不知不觉之间被悄悄填平。
当时这套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分工制度，不仅能够保证社会所有职业都有希望达到社会荣誉的顶端，后来在文革中经过不断完善，甚至可以达到社会权利的顶端，文革后期各行各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劳动者直接进入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包括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内的各个领导岗位，源源不断地都有来自最基层的优秀劳动者担纲上任。这套分工制度的最大优点，就是让社会所有人都能看到希望，都有机会拥有美好明天，都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要你在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好好干，你就具有出人头地的光明未来。每个人生命价值的实现，不再取决于你在什么职位上干什么工作，而是取决于你怎么干能干出什么；社会的较量，也不再是客观位置的竞争，而是主观努力的竞赛；当每个人的未来发展主要掌握在自己手中时，个人价值的实现和劳动人民整体当家作主，便达到了和谐统一的完美阶段。只有在这时，社会才能逐步消除分工和私有制形成的异化发展性质，淡化由分工形成的尊卑贵贱的阶级差别，社会才能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真正属于人民，不仅是属于人民的整体，而且属于包括普通劳动者在内的每一个具体的个人。这就是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所创造的伟大的政治制度，是一个没有竞争只有竞赛的制度。竞争是野兽的生存法则，竞赛是人类的生存法则；竞争的结果只能导致绝大多数人陷入绝望，竞赛的结果则会推动整个社会朝气蓬勃。毛泽东时代是竞赛的时代，后来则是竞争的时代；由竞争时代重新转变为竞赛时代，是21世纪初期中国人民伟大的历史任务。既然我们昔日曾经辉煌过，我们就有信心能够再次创造辉煌，并且是和整个世界携手创造更大的辉煌！
第七，生命崇高的偶像化原则。
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历史都是偶像崇拜的历史。人类在探索生命本质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偶像崇拜，不同的偶像崇拜形成了不同宗教的历史基础。后来私有制把人类变成了外物的奴隶，生命崇拜也就随之异化为对外物的崇拜，集权专制把人变成了外在力量的奴隶，形成了对权力的崇拜；资本统治则把人变成了金钱的内在奴隶，形成了对金钱的崇拜。在消除了私有制和政治压迫的毛泽东时代，偶像崇拜开始重新回归生命本身，形成了对生命本身的崇拜，即把生命理解为是一个十分崇高神圣的精神过程，追求在高尚神圣的情感中度过一生，通过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来达到生命涅磐的至高境界，实现生命的不朽和永生。由此得到的幸福快乐绝不是一般的权钱名利能够替代的，中国文化对快乐的理解就是“助人乃快乐之本”，助一人便能得到快乐之本，助大众助人民所得到的那种大快乐更是难以想象地幸福！释加木尼发愿普度众生，不是因为他善良，而是因为他幸福他快乐！毛泽东时代之所以整个社会干净健康、蓬勃向上，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就是因为整个社会都笼罩在一种生命崇高感的高尚纯净氛围之中。这种对生命本身崇高神圣的偶像化追求，也是整个人类社会最终摆脱单纯物欲，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根本出路。
右派诬蔑那个时代最常用的理由就是所谓个人崇拜，其实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人民自我崇拜的一种方式，是生命崇拜的一种方式。人民崇拜毛泽东，不仅仅是因为毛泽东代表人民的利益，更是因为毛泽东反映了人民对生命崇拜的偶像化原则。世界上唯有毛泽东揭示了生命的本质和幸福的源泉，就是“做一个纯粹的人，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生命不朽的全部奥秘就在这里。可以说，这段话概括了包括五大宗教在内的世界所有宗教的最高生命信条，是能够点燃生命崇高之火的经典中的经典。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的至刚至强，完全来自于这个生命信条；毛泽东时代中国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消灭过黄毒赌黑的国家，也是来自于这个生命信条。正是因为毛泽东点燃了人们生命中崇高的理想之火，所以人们在对毛泽东的崇拜中不仅不会丢失自己，甚至还会得到生命更高的升华和快乐。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左派和右派之所以找不到能够彼此沟通的共同语言，是因为中国左派和右派对生命的理解根本不同。在中国左派看来，生命是一个崇高的精神现象，本身具有内在的崇高追求；中国右派则把生命看成是一个纯粹的生理现象，人和狗没有任何差别，需要的就是一块带肉的骨头。所以中国左派认为，人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是为了实现崇高的追求；右派则认为，人活着是为了吃饭，吃好喝好才是目的。所以便有了生产力标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甭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有奶就是娘的道德信条。中国右派对生命的这种理解，原本来自于西方文化本身的缺陷，中国右派大都是西方文化的崇拜者，西方文化历来就把生命理解为一种单纯的物质现象，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又为这种生命观涂上了一层厚厚的物欲色彩，只是西方宗教的发展弥补了西方文化生命观的这个致命缺陷，才相对平衡了西方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右派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把西方生命观的物欲、肉欲色彩推向了极端，结果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兽性化发展，把中国变成了有史以来人类社会最堕落的地方，人类历史上所有邪恶的东西都在这里达到了极端，并且还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闻的各种新的邪恶。现在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但是要建立核心价值观，就必须首先回答生命是什么的问题，就必须回答人和狗有没有区别的问题，就必须回答人性发展和兽性发展的区别问题，否则，就不可能彻底摆脱30年来的兽性化发展轨道，就不可能改变金钱拜物教的极端异化状态，就不可能恢复社会的健康发展，中国就很有可能在物欲横流的历史沼泽中迅速沉没，最终陷入灭顶之灾。就这个角度来讲，仅仅就这个角度来讲，也是只有毛泽东能够救中国了！
第八，人本主义为基础的微观管理制度。
当今世界，不仅宏观上人本主义的大众政治制度来自于毛泽东，微观上人本主义的管理制度同样来自于毛泽东。无论是当初八十年代垂范天下的日本微观管理制度，还是目前跨国公司人本主义管理原则，其理念和原则无不是源自于毛泽东时代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所谓“两参一改三结合”，是指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由厂长、技术人员和工人组成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模式，不仅能够使企业充满和保持强大活力和创造力，更重要的是把工人由以往的管理对象变成了管理主人，这是企业管理制度根本性质的变化。它标志着人类生产管理模式，由最初奴隶社会的棍棒式管理，再到后来资本主义的饥饿式管理，发展到了现代社会的尊严式管理，即把管理建立在尊重全体工人尊严的基础上。这是人本主义原则在微观管理领域的根本体现。它的革命性质变就在于，由于工人成为了管理的主人，企业不再是工人单纯挣钱谋生的地方，如同现代企业家一样，企业同时还是工人人格力量的外化，是工人生命价值实现的地方，是工人生命的外在形式，因此工人才会爱厂如家，像关心家庭那样关心企业。虽然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现代企业的基础和运行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具体管理方法也随之不断变化，但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确立的人本主义管理原则，仍然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核心和基础。只是让历史老人不知该哭该笑的是，创建了人本主义微观管理原则的中国工人，后来却成为工业社会以来最悲惨的工人，不仅工资比重被压低到历史最低水平，甚至连罢工自由的权力都被取消了。更让人不知该哭该笑的是，中国的右派居然认为拥有罢工自由的时代，是没有人权的专制时代；而取消罢工自由的时代是人权发展的民主时代。中国右派越来越异常的思维方式，使得中国右派和民众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变成物种之间的差别，彼此之间越来越找不到生物共同点了。
总之，毛泽东给当今世界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几乎涵盖了大众政治的所有方面，是世界一体化过程中唯一能够整合东西方文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指导思想，如果说新兴产业的发展是推动世界历史发生根本转变的伟大物质力量，那么毛泽东思想就是推动世界历史发生根本转变的伟大精神力量。在人类社会经历了集权政治和集团政治两个发展阶段后，这两股伟大力量正在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新的大众政治的发展阶段。世界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大幕已经拉开，是背离世界政治大潮，建立精英民主的集团政治制度；还是顺应世界政治大潮，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是决定中国和谐社会能否建成的重大抉择，是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抉择。凡是真心希望中华民族能够实现世纪性崛起的所有先进的政治力量，都应该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为创建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而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