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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一直是大陆国家，陆地地缘政治占据国家的主导地位。今天随着全球化和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的日渐一体化，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显现出来。但是，这并不在任何意义上说，中国的陆地地缘政治不重要了；相反，同样的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更显陆地地缘政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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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如下两个层面来讨论:

第一个层面是国家的统一问题。从历史上看，中国国家的形成，走的是一个从中心地带向边缘地带扩张的过程。中原王朝是国家的内核，逐渐整合边缘地带。在这个过程中，边缘地带整合到体系中来的程度自然比较低。陆地地缘政治关系到中国边疆的稳定问题。国家的整合从中心到边缘。如果考虑到中国边缘地带和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重合，陆地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就不言自明了。尽管历史上，中原王朝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不同民族融合的过程，但到今天处于边缘地带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在西藏和新疆），很难再像传统上其他民族那样得到整合。这里有几个主要因素。

首先，无论是藏族和维吾尔族等民族，它们本身也有独特的文明性，尤其表现出强烈的宗教性。一个具有强烈的宗教性的文化，很难和汉族的世俗文明相整合。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们不能和平相处。中国传统上发展出很多相当有效的方法，和具有宗教性质的民族和平相处。今天，时代变化了，中国仍然需要找到符合现代精神的和平相处方法。其次，1949年以来的民族政策，一直在强化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反而使得民族的融合变得极其困难。其三，在主权时代，民族主义不仅对各国产生影响，也对一国内部的各少数民族产生影响。如果说民族主义意味着“一族一国”，对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主义就意味着分裂。很多多民族国家就是因为内部少数族群的民族主义崛起，而导致国家的分裂。中国尽管维持着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但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存在，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很显然，中国政府已经把“疆独”和“藏独”，列为对国家统一的其中一个最大的威胁，这一事实表明少数民族民族主义的存在。

更为重要的是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少数民族地处中国的边缘地带，也是社会经济不发达甚至是很不发达的区域。社会经济的不发达状态，对国家的整合产生着负面的影响。社会经济不发达，中产阶级很小，社会成员普遍受教育程度低，一些人行为往往难以理性。经验表明，极端主义往往能够在贫穷人口中间找到市场。贫穷人口往往较之富裕人口，易被极端主义所动员，并且容易走向暴力。这些年中国在少数民族地区所发生的暴力，无疑和社会的贫穷状态相关。一旦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尽管也避免不了少数极端因素，但极端因素很难动员到足够的力量，进行大规模的暴力行为。

当然也要意识到，一旦少数民族的教育水平提高，其成员的民族意识也会提高，从而产生另一类民族主义运动。但这一类民族主义运动是可以避免的，主要是可以通过国民教育，来减少和消除各民族的极端民族主义，把多民族国家维持在统一的水平。这方面，发达的多民族国家（例如美国）的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经验证据。

第二个层面和今天的全球化和区域化有关。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时代，中国的陆地地缘政治更受到区域甚至国际关系的影响。和传统陆地地缘比较，今天的陆地地缘更容易受外在因素的影响。简单地说，如果说在传统上，中国的陆地地缘的劣势，可以通过修筑长城而得到修正和弥补，在今天类似的方法已经毫无用处。也就是说，陆地地缘本身也在国际化。在中国，这方面的问题主要在西边，包括西藏和新疆。西藏和新疆问题的产生和处理，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主权国家的范畴，而往往具有了国际性。从概念上说，中国陆地地缘政治，往往和周边外交相关联；而周边外交，则往往也和大国政治相关。

在中国的西边，中国现在面临的是美国力量逐渐从中东地区消退而所留下来的遗产。二战之后，整个中东地区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在那里，无论是政权建设还是经济发展，都离不开美国（和广义上的西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是基于其能源的需要和对其盟国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需要的考量。无论是上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还是美国以反恐为名对阿富汗、伊拉克的占领，都和美国能源和其他地缘政治因素的考量有关。但是从近年来的发展来看，美国必须改变其在中东的政策。有几个因素显得尤其重要。首先，美国的帝国已经过度扩张，导致美国维持帝国的负担过重。尽管美国还是最强大的国家，但在维持一个扩张过度的帝国方面，已经显得力不从心。这表明美国必须收缩帝国战线。

其次，在中东，美国进行了大规模和持续的反恐战争，但多年下来，美国发现要消除恐怖主义因素，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美国调整心态，承认恐怖主义是一个常态，反恐是一件长期的任务。正是这种新的认知，美国要逐渐减少从事反恐的军队。其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国内进行再工业化的运动。页岩气的开发使用，正在有效减少美国对海外能源尤其是中东能源的依赖，美国正在快速地向一个能源大国转型。二战之后，美国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形成过程中，能源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力。美国成为能源大国，表明地缘政治格局会出现很大的变化。一旦美国不再依赖中东能源，甚至变成能源出口国，美国从中东减少军事存在的速度必然加快。

这种地缘政治的变化，对中国的陆地地缘政治意味着什么呢？一些人认为，美国从中东撤出，为中国创造了一个机会，就是中国可以填补美国撤出之后所出现的空间。但是，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的确，中国大量需要能源，在很多年里，中国也在积极地和中东国家发展紧密的经济贸易关系。

不过，美国的撤出对中国会产生三个大方面的挑战。

首先，中东的安全问题。在中东，整体安全构架是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一些人认为，到现在为止，中国在中东是一个“搭便车者”，中国“搭”美国的“便车”。这当然有些夸张，但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美国一旦撤出，中东整体大安全构架就不再存在。安全问题必然成为中东最大的问题。要建立一个新的安全构架谈何容易！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也就是说，中国必然面临如何保护其在中东的利益的挑战。

其次，美国的撤出中东并不会非常顺利，而会是一个动荡的过程。美国一旦撤出，那里的亲美政权必然遭遇困难。而且，美国承受“民主”的包袱，也就是要在那里推动民主化。尽管今天中东和北非的民主化革命大多是内发的，但美国的作用不可低估。美国（和西方）在逐渐撤出的同时，也在努力推动那里的民主化运动。这里也包括帮助推翻美国（和西方）所界定的专制制度（非民主政权）的努力。当然，新生的政权不见得是继续亲美的，更有可能是反美的。但是，必须认识到，不亲美甚至反美，并不是说这些政权可能会对中国更友好。

美国在中东的能源地缘政治招致了那里人民的不满。现在美国走了，中国要进入。但中国在中东的源政治，如何不招致那里的人民的不满呢？显然，这对中国是一大挑战。但这里更为严重的是，一旦现存政权解体，新政权如何建立？建立一个新政权并非容易。民主（主要是选举）可以产生一个新政府，但也容易推翻一个新政府。中东地区这些年的政局动荡就说明了这一切。如果政局不稳，中国又如何走向中东？在过去，美国力量能够在中东生存和发展，和美国在中东政权建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相关。中国完全不可能重复美国的道路，中国力量又如何走向中东？

再次，考虑到地缘政治的影响是双向的，中东变局也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的边疆政治社会稳定问题。能够对中国产生直接影响的，就是中东的宗教极端主义，甚至是恐怖主义向中国的延伸和扩张。随着美国的撤出，中国和中东的经济贸易交往变得频繁起来。这也必然促使两者之间的文化、人员（商人、学生、学者等等）的交往。这应当说正常现象，也应当加以促进。不过，应当看到的是，中东很多国家不能建立一个有效政权，甚至有迹象成为失败国家，宗教极端主义崛起。失败国家也往往成为宗教极端主义甚至恐怖主义的训练地。中国和这些地区的交往增加，也必然受这些方面的影响。从近期新疆的暴力恐怖主义事件来看，境外和境内的激进因素已经有了相当的关联。

和新疆问题有关的地缘政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来自中亚地区。在冷战期间，这个地区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解体之后，前苏联中亚共和国纷纷独立。苏联一消亡，美国势力就乘机进入这个地区。这个地区的政治和政府稳定性要比中东好一些，但也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在这个地区，政府以民主的方式产生，但民主仍然处于早期阶段，稳定下来需要很长的历史时间。事实上，如果这些政府不能引导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现在低度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并不能有助于民主政治的进步。这些国家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一方面，民主很难造就一个稳定有效的政府，有能力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低度社会经济水平制约着民主政治品质的提升。再者，这些政府也没有能力来提供一个有效的社会秩序，在旧（苏联）体制解体之后，新的体制还远未建立起来，这经常导致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中东地区一样，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经常为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提供有利的空间。而这些又必然影响这些国家的邻居，即新疆。

西藏也面临类似的情况。这些年来，中国政府和流亡在海外的达赖喇嘛之间不能达成共识。现在人们面临的情况是，一方面，中国政府不会向任何被认为是分裂国家的行为做任何的妥协，另一方面海外藏人组织近年来则越来越激进和暴力化。考量到西藏流亡政府设在印度，并且中国和印度之间存在着包括边界领土纠纷、军事竞争、民族主义冲突在内的问题，西藏问题的地缘政治含义的复杂性是不言而喻的。

尽管这些趋势的发展，并不是说今天的中国也要像传统那样，在中国和中东之间修筑一条“长城”，把境外极端因素隔离在外，但这种情况的确表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所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如何减低和消除地缘政治风险？中国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例如上海合作组织。也不排除中国也会再做努力，来推进这类组织的建设，从而回应新出现的挑战。不过，从目前运作的情况看，人们还不能确定，这类组织是否能够应付美国逐渐从中东退出所带来的地缘政治的大变局。

如果说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刚刚开始，所面临的任务是如何学会做一个海洋大国，中国也面临着陆地地缘政治大变局所带来的严峻挑战。这里，传统的地缘政治经验已经变得不那么相关，所需要的是寻找新的应付陆地地缘政治的战略和方式。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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