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和中华复兴，这不是一个用口号能解决的问题，而必须用实力来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首先集中一切优势资源解决经济实力问题，打了一场国家工业化的攻坚战，为中国打造了基本完整的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给中国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朝鲜战争为毛泽东提供了快速推进工业革命的机会。建国后，在如何推进中国经济建设方面就有不同的争议，但是朝鲜战争一仗下来，领导们多数就比较清醒了，或者比较知趣地不在抵制毛泽东了。毛泽东强力推进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为集中社会一切优势资源进行工业化攻坚战创造了条件。
工业化的基本成功也有效地堵死了中国整体上倒回传统农业国的退路。工业化的基本成功，意味着中国从过去传统的农业国进展到现代的工业国。这个变化的意义在于，一旦中国基本进入工业化国家，那么工业规律就将发挥其固有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改革后中国农村出现小农经济的传统农业耕作生产方式的倒退，但是已经无法从整体上将中国倒退回传统的农业国了。不过，由于中国农村倒退回小农经济，必然导致农业生产能力下降，这就必然造成农民收入下降，也就必然造成农村购买力下降，这样一来也就逼着中国的工业产品只能走向海外，到世界市场上去寻找出路。这就造成一个强烈对比的奇怪现象，一方面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过剩，一方面中国农村却享受不到现代工业产品而极度凋敝。于是中国农村无法避免地出现了“三农”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在中国整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国家的条件下，工业规律已经开始逐渐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中国农村却倒行逆施，倒退回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显然这是背离工业规律的要求的，结果当然必然遭到工业规律的惩罚，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三农问题了。三农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农村没有与时俱进实现现代化，没有发展到现代生产力。不过，三农问题的出现也可能坏事变成好事，坏事就是农村的发展被耽误了，好事就是人们逐渐认清了问题所在，现代工业规律逼着人们去反思，逼着人们必须去探寻新路。现在要解决农村问题，必须想办法从有效提高农村的生产力着手，发展新型现代化道路。
这里插一句，就是有人说什么朝鲜战争耽误了中国收回台湾云云。以中国当时的实力，若是美国刻意阻拦的话，要收回台湾可能性几乎为零。再说了，中国在参加朝鲜战争之前，美国就提前把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这明摆着就是阻止中国收复台湾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若强行发动收复台湾的战役的话，结果反倒真可能把台湾给打独立了。再说了，当时蒋介石在台湾维护凝聚政权的一个口号就是“反攻大陆”，所以当时蒋介石本人是不可能主动搞台独的，否则他的政权当时就极可能会垮台。
表面上来看，中国暂时未收回台湾是坏事，不过现在换个角度来看或是一件好事。假如毛泽东把台湾过早收回的话，那么党内多数人一定会产生一种功德圆满的感觉，那么接下来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可能真的全部就马放南山了，中国的军力可能早就全部废掉了。但是，由于台湾这个问题挂着，再加上台独势力一再鼓噪，那么大陆这边就不敢掉以轻心，就总的把这件事挂在心上。在改革开放中，不是一度出现军队走私搞经济活动的问题吗，倘若不是因为台湾问题需要保持军力的话，可能大陆的军队早就彻底烂掉了。所以说，用台湾这个问题挂着，大陆就不敢懈怠。这不就是坏事变成好事了吗。解决台湾问题终究是个实力的问题，实力到了，台湾回归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说，台湾问题和现象倒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作为反映大陆实力的一面镜子。
毛泽东在设计中国政治制度方面成功地解决了加强统一合作避免分裂内耗的问题。国家的稳定与否，根本在于这个国家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能否得到保障的基础上。基于这个客观原因以及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的一致性，毛泽东在中国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制度架构。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社会的多种利益群体诉求共存的实际情况，在不同利益代表的政党制度方面，毛泽东确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共产党的党章要求必须代表工人阶级等多数人的利益，所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必要的，但是同时也要照顾到其他社会方面的利益，那就要允许他们的代表党派也有说话参政的地方，所以就设立政协，否则的话，如果盲目排斥其他党派，这些党派为了争取利益，就必会以在野党的身份乱折腾，而搞了政协就极大地避免了这种内耗。再就是中国多民族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效地保持了中国各民族之间松紧相宜的关系，有效地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毛泽东全面广泛深刻地改造了中国的社会基础，促使社会基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极大地解放了人民群众的思想。社会基础的全面改造，实际上也意味着为共产党的可持续发展作了深刻地改造。人类嘛，总是要新陈代谢的，老的去了新的补充上来。显然，这也就涉及到一个培育社会主义合格的接班人的问题。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假如不对中国社会基础做一个基本改造的话，那么将来上来接班的人思想就还是旧的封建的或资本主义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前途是无法看好的。而对社会基础作了根本的改造后，这就有利于新型现代化人才的成长，有助于新的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发展，将来这些人中的优秀先进分子接班的话，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才可能得到坚持和发展。从历史和现实的情况来看，四五十年代人在毛泽东时代正年青，经历了多种群众政治运动的锻炼，又经过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冲击，有正反两方面的多种经验，应该说是当代中国思想最为开放的最为睿智的一个群体，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个群体中的人逐渐走上国家重要领导岗位，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应该是最能够胜任当前面临多重矛盾的中国的需要的，而一定有希望能够带领中国走出各种暗礁，开创新的社会局面。而之前二三十年代人主要在旧社会接受的旧式教育，那个时候能够接受到教育的人多是当时社会上层旧式精英人士的子女，这些人思想一般守旧，这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就表露出来了。在往前就是邓小平这一辈人，这些老革命经历过战争烽火的严峻考验，一般来说政治立场是相当坚定的，比如说坚持和捍卫共产党的领导方面就做的相当好。至于后来的六七十代人，表现大多就一般般了。再后来的八九十年代人却更值得看好，这个群体从出生到进入社会，一直就接受的是市场严酷竞争的锻炼，在这种竞争氛围内能够冒出头的人一般来说应该是社会的优秀分子，这种市场竞争中的斗争性也有利于锻炼他们将来为捍卫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能力。
基本改造社会基础，改造人民大众的文化思想，这是与党的建设和坚持党的领导相辅相成的。不搞好党的建设，不坚持党的领导，则群众就群龙无首，社会就是一盘散沙。不对社会基础进行基本改造，不改造群众思想，就不能持续为党提供合格的人才，就无法坚持党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就必然连党的领导也无法坚持下去了。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面临夭折失败的危险。
毛泽东在中国确立崭新的人权法则，即“人民万岁！”简而言之就是，是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逐渐成为判断一切社会现象是非对错的根本出发点和标准。这一崭新的人权法则的确立，也对保证后来的改革开放不至于出现崩溃立下了汗马功劳。人们会发现，在改革中，即使那些所谓的“主流”精英要反对社会主义道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是经常喊着为人民的口号，举的社会主义旗帜，甚至还要把马列拿出来装门面。当然，“主流”们的这种“打左灯向右转”的搞阴谋诡计的手段的确也蒙骗了一些群众，但毕竟纸是包不住火的，随着人民利益的不断被侵犯，群众的眼睛就越来越被这些反面教材擦的越来越亮了。这样的结果就是，“主流”们的言论的市场会越来越不断萎缩的，他们一发话，就引来虚声一片。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造成这样一种局面，难道不是“主流”们自找的吗？
毛泽东等老一辈政治家打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打开了中国开放全面走向世界的大门。一方面，随着中国工业化的成功，使中国成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事实上造成中美苏三足鼎立的新的世界格局，另一方面，毛泽东大力援助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为中国进一步拓展国际空间埋下伏笔。中国的外交特点就是，一方面立足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这是中国能够在世界范围内纵横捭阖的世界群众的力量源泉，另一方面又不断向高端伸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伸展国际发展空间。这就等于是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就像中国革命战略中农村包围城市一样，逐渐把少数发达国家包围起来，将少数发达国家陷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汪洋大海中，最后一定会缴了这少数发达国家的械的。
说到这里插一句，就是有人抨击建国后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的问题。按照某些人的逻辑，当时要是对美国妥协一下子，中国就会怎么怎么样似的。其实，这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空想。大家都知道，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了，那么世界上哪个国家对中国搞技术封锁最严重呢？不错，就是美国。倘若中国当年表现的三心二意的话，不是“一边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的话，那么苏联等国家是不可能大力援助中国的国家工业化的。当然，朝鲜战争也起到了推动苏联的作用，对苏联来说，增强中国的工业能力，也有利于抵御来自太平洋的美日的威胁，这样也可以避免苏联对欧洲和对美日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正是由于中国表现出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的立场，才赢得了来自于苏联等国的工业建设援助。也正是有了这些工业援助，才在中国打下了初级的工业基础，最后在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奋斗中，最终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建成了基本完整的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及国防工业体系，使中国具有了真正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真正实力。
能不能捍卫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根本是决定于各种代表不同道路的社会势力的实力的斗争过程。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进行全面的根本的改造，其历史意义和作用就在于培育和锻炼出新型的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进入新世纪，看到新的中央的一系列措施，已经体现出效果来了。如中央提出的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方针，从根本上校正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如中央严厉整肃腐败，加强党的建设，这是解决龙头问题；如中央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就在于继续完善和夯实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如中央加强推进环境保护工作，这是保证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如中央提出和谐理念，以及和谐世界的呼吁，一下子就抓住了重建世界新秩序的文化思想导引的最高点；等等。
至此可以说，毛泽东已经高瞻远瞩地从战略意义上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方向。这同时也是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方向，任何个人在其中作出什么样的选择，都会得到相应的结果，但总的来说，这个根本的方向造成的总的趋势，是不可能改变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