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巴尔干”这个词使人联想到种族冲突和大国的地区性争夺。欧亚大陆也有它的“巴尔干”，但欧亚大陆的“巴尔干”面积更大，人口更多，在宗教和种族上的差异也更大。它位于第二章所描述的那个标出全球主要不稳定地区的长方形地理区域之内，包括东南欧的一部分、中亚、南亚的一部分、波斯湾地区和中东。
欧亚大陆的巴尔干构成了这个巨大的长方形区域的内核，而且它在一个独特的方面有别于其外围区域：这是一个力量真空地带。在波斯湾和中东地区，虽然大多数国家也不稳定，但美国的力量是那个地区的最后裁决者。所以这个不稳定地区的外围区域是一个单一的大国霸权地区，并受这个霸权的调节。相比之下，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国家的确令人想起那些更加古老而熟悉的东南欧的巴尔干国家：它们不仅政体不稳定，而且还吸引和诱使较强大的邻国的入侵，而入侵的每个大国又都决心反对任何一个其他大国主宰这个地区。正是这样一个我们并不陌生的力量真空和对外界力量吸引的结合才使它们名正言顺地有了“欧亚大陆的巴尔干”的称号。
传统的巴尔干代表争夺欧洲主导权的斗争中的一个潜在的地缘政治目标。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在地缘政治上也是重要的，因为它们将控制一个必将出现的旨在更直接地联结欧亚大陆东西最富裕最勤劳的两端的运输网。从安全和历史野心的角度来看，它至少对三个与它直接接壤的较强大的邻国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有重要意义。中国对这一地区也表现了越来越大的政治兴趣。然而，作为一个潜在的经济目标欧亚大陆的巴尔干的重要性更加无法估量：本地区集中了巨大的天然气和石油储藏以及包括黄金在内的重要矿产资源。
世界能源消费在未来20或30年内必然会急剧增加。据美国能源部估计，从1993年到2015年世界能源需求将增加50%以上，而消费增长最大的将是远东。亚洲经济增长的势头已经产生巨大压力，促进了新的能源产地的勘探和开发。中亚地区和里海盆地被认为蕴藏着大大超过科威特、墨西哥湾或北海的天然气和石油。
得到其资源并分享其潜在的财富成了各方寻求的目标，这个目标激起了民族的野心，引发了集团的兴趣，重新挑起历史上关于归属的争端，唤起了帝国的理想，同时也激化了国际的争夺。由于这个地区不仅是一个力量真空而且内部也不稳定，局势就变得愈加变化无常。每一个国家都有严重的内部困难。所有国家的边境不是与邻国有主权争议，就是存在着种族仇恨，单一民族的国家极少，有些国家甚至已经陷于领土、种族或者宗教等的暴力冲突之中。
一、种族的大熔炉
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包括九个以某种方式符合上述描述的国家，另外还有两个国家被视为潜在的候补成员。这九个国家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它们都曾是已垮台的苏联的一部分。还有阿富汗。可能加入这一行列的还有土耳其和伊朗，它们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更有活力，也都在欧亚大陆的巴尔干范围内积极争取地区影响，所以两者都是本地区重要的地缘战略棋手。同时，两国都很容易受到内部种族冲突的打击。如果它们中的一个或者两个同时出现动荡，本地区的内部问题就将变得无法控制，任何抑制俄罗斯对该地区控制的努力甚至都可能变得徒劳无功。
高加索的三个国家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可以说是建立在真正具有历史性的民族基础之上的。所以它们的民族主义往往广泛而强烈，而外部冲突成了它们面临的主要挑战。相比之下，五个新的中亚国家可以说是在更大程度上处于国家建设阶段，仍有很强的部落和种族意识，所以内部纠纷成为它们的主要问题。在两种类型的国家中，这些问题已经开始被它们的更强大的、有帝国意识的邻国所利用。
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就像一个由不同种族组成的镶嵌画，其中各国的边界都是在二十世纪20和30年代各苏联加盟共和国正式成立时由苏联的地图绘制员们主观划定的（阿富汗由于从来就不是苏联的一部分，所以是一个例外）。它们的边界主要是以种族为标准划定的，但同时也反映了克里姆林宫的一个意图，那就是保持俄罗斯帝国南部地区内部的分裂以使其更加俯首帖耳。
所以，莫斯科拒绝了中亚民族主义者建议的把中亚各个民族（其中大多尚无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合并成一个单一的政治单位，称为“土耳其斯坦”的方案，而宁愿建立五个单独的“共和国”。它们都有自己的新的名称和犬牙交错的边界。可能是出于同样的意图，克里姆林宫放弃了建立单一的高加索联邦的计划。所以，在苏联瓦解以后，无论是三个高加索国家还是五个中亚国家对它们的新独立地位和必要的地区合作都没有充分的准备，也就并不奇怪了。
在高加索地区，人口不到400万的亚美尼亚和有800多万人口的阿塞拜疆很快就陷入一场关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位的公开战争。纳－卡地区在阿塞拜疆境内，但大部分人口是亚美尼亚人。冲突引起了大规模的种族清洗，成千上万的难民和被驱逐的居民双向逃亡。鉴于亚美尼亚信奉基督教，而阿塞拜疆是个穆斯林国家，这场战争还带有宗教冲突的色彩。战争对经济的破坏使两个国家更难巩固自身的稳定和独立。亚美尼亚被迫更加依赖向它提供大量军事援助的俄罗斯，而阿塞拜疆取得的独立地位和内部稳定则因失去了纳－卡而大受损害。
阿塞拜疆的脆弱性对本地区有更为广泛的影响，因为这个国家的位置使它成为地缘政治的支轴。它可以被形容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软木塞”，控制着进入一个装着里海盆地和中亚富饶资源的“瓶子”的通道。油气管道从这里通向在种族上与它关系密切、在政治上支持它的土耳其。独立的、讲突厥语的阿塞拜疆使俄罗斯不能独霸进入该地区的通道，这样也就剥夺了俄国对中亚国家政策的决定性的政治影响力。但是阿塞拜疆极易受到来自北方强大的俄罗斯和南方伊朗的压力。在伊朗西北部生活着人数两倍于阿本土的阿塞拜疆人，有人估算为2千万。这一现实使伊朗担心它的阿塞拜疆人中间的潜在分离主义倾向，于是就对阿塞拜疆的主权地位抱有矛盾的心态，虽然两国都信奉伊斯兰教。结果是，阿塞拜疆同时受到俄罗斯和伊朗的压力，限制其与西方的交往。
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种族非常单一的情况不同的是，格鲁吉亚600万人口中约有30%是少数民族。而且，这些小的群体在组织和特性上还有相当程度的部落特点，而且一直对格鲁吉亚人的统治非常反感。因此在苏联解体时，奥塞梯人和阿布哈兹人就借格鲁吉亚内部政治争斗之机试图分离出去。俄罗斯对此暗中支持，以便压格鲁吉亚向俄国让步而留在独联体之内（格鲁吉亚起初曾想完全摆脱独联体），并且使格鲁吉亚同意俄国在其土地上保持军事基地以阻止土耳其向该地区的渗透。
在中亚，内部因素一直是引起局势不稳定的更重要原因。从文化和语言上看，五个新独立的中亚国家中有四个是突厥语世界的一部分。塔吉克斯坦在语言和文化上属于波斯语系，而不属前苏联的阿富汗是帕坦、塔吉克斯坦、普什图以及波斯等种族的大杂烩。这六个都是穆斯林国家。多年来，它们中的多数都处于波斯帝国、土耳其帝国以及俄罗斯帝国的轮番影响之下。但这种经历并没有在它们之中培育起一种关于共同地区利益的意识。相反，不同的种族构成却使它们很易受内外冲突的打击。这些冲突积累起来又往往吸引更为强大的邻国的入侵。
在五个新独立的中亚国家中，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是最重要的两个。哈萨克斯坦是本地区的屏障，而乌兹别克斯坦是本地区多样化的民族觉醒的灵魂。哈萨克斯坦的面积和地理位置保护了其他国家免于直接受到俄罗斯的实际压力，因为只有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接壤。然而，在它的1800万人口中有约35%的俄罗斯人（全地区的俄罗斯人口都在逐渐下降），另外还有20%也是非哈萨克人。这种情况就使新的哈萨克族统治者更难以在民族和语言的基础上实现国家建设的目标。这些统治者自己变得越来越民族主义，但他们却只代表了全国大约一半的人口。
在这个新国家居住的俄罗斯人自然对哈萨克领导充满忿恨，他们作为过去的殖民统治阶级受过较好的教育，地位比较优越，所以害怕失去特权。而且，他们往往以几乎不加掩饰的文化上的鄙视看待新的哈萨克民族主义。哈东北和西北地区都居住着大量的俄罗斯移民，如果哈俄关系严重恶化，哈萨克就会面对领土被肢解的危险。同时，有几十万的哈萨克人居住在哈俄边界的俄罗斯一侧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东北部，而哈萨克认为乌兹别克斯坦是与他们争夺中亚领导地位的主要对手。
实际上，乌兹别克斯坦是担当中亚地区领导的首选国家。虽然在面积上和自然资源上都逊于哈萨克斯坦，但它有更多人口（将近2500万），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人口构成远比哈萨克斯坦单一。由于本土人口的出生率更高，而且曾经占主导地位的俄罗斯人逐渐迁离，不久其人口的75%将是乌兹别克人，而只有为数不多的俄罗斯人作为少数民族留下来，主要居住在首都塔什干。
另外，这个国家的政治精英有意将乌兹别克斯坦这个新国家说成是中世纪庞大的帖木儿帝国（1336－1404年）的直接继承国。曾是帖木儿帝国首都的撤马尔罕成了本地区著名的宗教、天文学和艺术的研究中心。这一联系给现代的乌兹别克斯坦注入了比其邻国更深的历史继承感和地区使命感。一些乌兹别克领导人的确认为乌是一个单一的中亚实体的国家核心，并认为塔什干应成为这一实体的首都。乌兹别克斯坦的政治精英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人民已经越来越具备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主观素质，并决心不论国内有什么样的困难永远不再回到殖民地状态。他们的这种意识比任何其他中亚国家都更加强烈。
这种情况使乌兹别克斯坦成为培育一种后种族的现代民族主义的领袖，同时也使其邻国对其感到某种不安。虽然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导人在国家建设和主张促进地区自给自足方面起了带头作用，但这个国家相对更大的民族同一性和更强烈的民族意识使其与相邻的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甚至哈萨克斯坦的统治者担心乌兹别克的地区领导地位会演变为对地区的统治。这种担心制约了新的主权国家之间地区合作的发展，俄罗斯本来就不鼓励这合作也使这个地区的脆弱性永久化。
然而，与其他国家一样，乌兹别克斯坦也不是完全没有种族矛盾。乌南方的部分地区，特别是重要的历史文化中心撤马尔罕和布哈拉周围地带，居住着大量的塔吉克人。他们对莫斯科划定的边界仍然十分不满。使事情更为复杂的是，在塔吉克斯坦西部有乌兹别克人，在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重地费尔干纳谷地（这里近些年来已经发生了流血的种族冲突）有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更不必说在阿富汗北部还居住着乌兹别克人。
从俄罗斯的殖民统治下崛起的其他三个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中，只有土库曼斯坦在种族上是比较有凝聚力的。土450万人口中大约75%是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和俄罗斯人各占不到10%。土库曼斯坦受天然屏障保护的地理位置使它离俄罗斯相对遥远，而乌兹别克斯坦和伊朗却在地缘政治上与这个国家的未来有更大的关系。一旦通向这个地区的管道建设起来，土库曼斯坦真正巨大的天然气蕴藏就会给这个国家的人民展现出一个繁荣的未来。
吉尔吉斯斯坦的500万人口则复杂得多。吉尔吉斯人占总人口约55%。乌兹别克大约占13%。俄罗斯人最近从20%以上降至略高于15%。独立前，俄罗斯人是该国工程技术人员等知识阶层的主要部分，而他们的离去给这个国家的经济造成了损害。虽然吉尔吉斯斯坦富于矿产资源，而且因有美丽的自然风光使一些人把这个国家称为中亚的瑞士（从而成为一个潜在的新的旅游胜地），但它夹在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中间的地理位置，使它的独立地位严重地取决于哈萨克斯坦成功地保持自身独立的程度。
塔吉克斯坦在种族上仅比吉尔吉斯斯坦略为单一。在其650万人口中，塔吉克人不到三分之二，占25%多一些的是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对他们有一些敌意），仍留在塔吉克斯坦的俄罗斯人只占大约3%。然而，像其他地方一样，即使是占主导地位的种族群体也以部落为单位相互尖锐对立，甚至发生暴力冲突，现代的民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只存在于城市里的政治精英之中。结果是，独立不仅带来了国内的争斗，而且给俄罗斯继续在这个国家驻扎军队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借口。由于大量塔吉克人居住在边界另一侧的阿富汗东北部，塔吉克斯坦的种族形势就更加复杂。实际上，在阿富汗的塔吉克族几乎与在塔吉克斯坦的塔吉克族人一样多，这是破坏地区稳定的又一个因素。
阿富汗虽然不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但其目前的混乱状况同样是前苏联遗留下来的。由于苏联的占领和长时间的抗苏游击战争使阿富汗四分五裂，其普什图人、塔吉克人和哈扎拉人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同时，反对俄罗斯占领者的圣战已使宗教成为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主导方面，在本已非常尖锐的政治分歧中又注入了教义的狂热。所以阿富汗不仅必须被看作是中亚种族难题的一部分，而且在政治上更完全是欧亚大陆巴尔干的一部分。
虽然前苏联的中亚共和国以及阿塞拜疆的人口主要都是穆斯林，它们的政治精英大多仍然是苏联时期的产物，而他们的世界观几乎都是非宗教的。这些国家在形式上也都是世俗的。然而，随着他们的人口从主要站在传统的宗族和部落立场上转而表现出更加现代的民族自觉，他们的伊斯兰意识可能会不断加强。实际上，伊斯兰的复兴已经不仅得到伊朗而且得到沙特阿拉伯的外部支持，很可能成为不断蔓延的各种新民族主义的推动力量，并决心反对俄罗斯控制下的因而也是异教徒控制下的任何形式的重新一体化。
诚然，伊斯兰化的进程也可能会传染给俄罗斯境内的穆斯林。他们大约有2000万人，比留在独立的中亚国家受外国人统治而没被感染的俄罗斯人（大约959万人）多一倍以上。这样，俄罗斯境内的穆斯林约占到俄国人口的13%。他们几乎不可避免地将在要求维护自己独特宗教和政治特性的权利方面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即使这种要求不像在车臣那样以要求实现完全独立的方式表达出来，它也将加重俄罗斯由于最近一次帝国式的卷入和在新独立国家中俄罗斯少数民族的存在而在中亚面临的困境。
使欧亚大陆的巴尔干更加不稳定并使局势更具有潜在爆炸性的一个事实是：历史上都在本地区有帝国、文化、宗教和经济利益的两个相邻的主要民族国家，土耳其和伊朗，本身在地缘政治取向上就变化无常而且内部也蕴含着脆弱性。如果这两个国家出现不稳定，很可能整个地区就会陷入巨大的混乱，使正在发生的种族和领土冲突失去控制，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地区平衡将被严重破坏。所以，土耳其和伊朗不仅是重要的地缘战略棋手，而且是地缘政治的支轴国家。它们本身的国内局势对本地区的命运有关键的重要性。两者都是中等大小的强国，都有着强烈的地区意图和历史自豪感。然而这两个国家未来的地缘政治取向甚至其民族的凝聚力都仍然是不确定的。
土耳其，作为一个后帝国的国家仍处于重新界定其身份的过程之中。它受到来自三个方向的牵引力：现代主义者希望它成为一个欧洲国家而倾向西方，伊斯兰主义者向中东和穆斯林大家庭倾斜而重视南方；抱有历史观点的民族主义者则认为，处于地区主导地位的土耳其在里海盆地和中亚的各突厥民族中具有新的使命，从而着眼于东方。三种观点中每一个都设定了不同的战略轴心。自从基马尔主义革命以来，它们之间的冲突第一次使土耳其的地区作用有了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而且，土耳其本身也可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地区民族冲突的牺牲品。尽管其大约6500万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土耳其人，其中约80%属突厥语系（也包括切尔卡西亚人、阿尔巴尼亚人、波斯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阿拉伯人等不同人种），然而多达20%或许更多的是库尔德人。集中在土耳其东部地区的土耳其库尔德人已越来越多地被卷入由伊拉克和伊朗的库尔德人发动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土耳其内部发生的任何涉及这个国家总体方向的紧张局势都无疑会鼓励库尔德人采更激烈的行动以寻求独立的民族地位。
伊朗的未来取向更是问题很多。二十世纪70年代后期取得胜利的原教旨主义的什叶派革命可能正进入其“热月”阶段，这使伊朗的地缘战略作用更加不确定。一方面，无神论苏联的崩溃为伊朗北方新独立的邻国改变宗教信仰打开了大门。另一方面，伊朗对美国的敌视使德黑兰采取至少在策略上亲莫斯科的态度。由于伊朗担心阿塞拜疆新取得的独立会对其内聚力产生影响，这种态度更加坚定。
这种担心来自伊朗面对种族矛盾时的脆弱性。这个国家6500万（与土耳其人口数量相似）人口中，只有略高于一半的人是波斯人。大约四分之一是阿塞拜疆人，其余的人口包括库尔德人、俾路支人、土库曼人、阿拉伯人和其他部族。除了库尔德人和阿塞拜疆人以外，其他的种族都没有能力威胁伊朗的国家完整，特别是由于在波斯人中存在着很强烈的民族、甚至帝国的意识。然而这种情况会很快发生变化，特别是一旦伊朗政治中发生新的政治危机，就更加如此。
而且，有两个事实对伊朗的库尔德人以及所有其他少数民族发生感染作用，一是目前本地区已存在着几个新独立的“斯坦”，二是连100万车臣人也能够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了。如果阿塞拜疆成功地保持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伊朗的阿塞拜疆人很可能愈发坚定地忠于建立一个更大的阿塞拜疆的理想。这样德黑兰政治的不稳定和分裂状态可能会升级为对伊朗这个国家的内聚力的挑战，那么欧亚大陆的巴尔干所涉及的范围及利益就会极大地扩大。
二、多重竞赛
传统的欧洲巴尔干牵涉到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以及俄罗斯帝国三者间面对面的争夺。还有三个间接的参与者，它们担心其在欧洲的利益会因某一个主角的胜利而受到负面的影响。德国惧怕俄罗斯的强大，法国反对奥匈帝国，英国则更希望由一个逐渐衰弱的奥斯曼帝国控制达达尼尔海峡，而不愿看到其他两个主要竞争者中的任何一个控制巴尔干。在整个十九世纪，这些大国成功地遏制了巴尔干的冲突且并未损害任何一方的根本利益。但到1914年，它们却没能做到这一点，从而给所有各方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今天在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展开直接争夺的同样有三个相邻大国：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尽管中国最终也可能成为一个主要角色。比较远距离地参与竞争的还有乌克兰、巴基斯坦、印度以及遥远的美国。三个主要的最直接的竞争者都不仅受到未来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驱使，而且也都受到很强的历史推动力的驱使。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曾在某个时期是本地区政治或文化上的主导国家。每一个都以怀疑的目光看待其他几个。虽然它们之间发生迎头相撞的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它们在外部争斗的影响积累起来会给本地区造成混乱。
俄罗斯人对土耳其人的敌视态度近乎过分。俄罗斯的媒体将土耳其人描述成一心想控制这个地区并煽动当地力量反对俄罗斯（车臣事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的阴谋家，并认为土耳其对俄罗斯的整体安全造成了与土耳其实际能力完全不成比例的巨大威胁。土耳其人则针锋相对，认为自己担当的是解放者的角色，目的是把教友们从俄罗斯的长期压迫下解放出来。土耳其人和伊朗人（波斯人）历史上就是这一地区的竞争者，这种竞争近年来又重新抬头，土耳其树立了一种现代的和世俗的形象，以取代伊朗观念下的伊斯兰社会。
虽然可以说这三者至少都在谋求自己的势力范围，俄罗斯的情况则是：莫斯科的野心涵盖的范围要大得多，因为人们对其帝国统治相对来说还记忆犹新，在这个地区还有几百万俄罗斯人，而且克里姆林宫也渴望使俄罗斯重新成为一个主要的全球大国。莫斯科的对外政策声明已经表明，它将整个前苏联空间看作是克里姆林宫有特殊地缘战略利益的区域，并且认为应当把任何外来的政治的甚至是经济的影响排除出这一地区。
相比之下，虽然土耳其获得地区影响的愿望带有一些尽管是更加陈旧的、过去的帝国的影子（奥斯曼帝国的额峰是在1590年征服高加索和阿塞拜疆的时候，虽然当时其版图并不包括中亚），这种愿望似更深地植根于与本地区的突厥语民族在种族和语言上的认同感。鉴于土耳其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更为有限，建立一个排他性的政治势力范围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土耳其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松散的突厥语大家庭的潜在领袖。为此它利用其令人羡慕的相对现代化水平、语言上的接近以及它的经济手段，力图在目前这一地区的国家建设过程中把自己确立为最有影响的力量。
伊朗的意图就更加含糊，但从长远看对俄罗斯的野心同样构成威胁。波斯帝国是一个更加遥远的记忆。在大约公元前500年左右的鼎盛时期，它的领土曾包括现在的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三个高加索国家以及阿富汗、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以色列。虽然伊朗目前的地缘政治抱负没有土耳其那样大，主要着眼于阿塞拜疆和阿富汗，但本地区的整个穆斯林人口，甚至包括在俄罗斯境内的穆斯林人口，都是伊朗宗教利益的目标。确实，中亚伊斯兰的复兴已经变成伊朗当前统治者野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相互竞争的利益在地图17上得到了说明：俄罗斯地缘政治的扩张用两个向南直指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的箭头表示；土耳其是一个向东穿过阿塞拜疆和里海指向中亚的箭头；伊朗则是两个箭头，一个向北指向阿塞拜疆，另一个向东北指向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这些箭头不仅相互交叉，而且可能相互碰撞。
目前，中国的作用比较有限，它的目标也不那么明朗。有理由认为中国更希望在其西部面对一群相对独立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俄罗斯帝国。这些新生的国家至少可以充当一种缓冲，但中国同时也担心其新疆境内的突厥少数民族可能把中亚新独立国家看作自己的有吸引力的榜样。正因为如此，中国已在谋求哈萨克斯坦保证压制跨边境少数民族的激进主义行动。从长远看，北京对本地区的能源资源必定会有特殊的兴趣。直接获得这些资源，而不受莫斯科的控制，必定是北京的主要目标。
这样，中国的整体地缘政治利益就会与俄罗斯追求主导地位的努力发生冲突，却与土耳其和伊朗的意图相互补充。
对乌克兰来说，主要问题是独联体未来的性质，以及能否更自由地获得能源资源，以减少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依赖。在这方面，与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更为密切的关系对基辅十分重要。乌克兰对那些更有独立意识的国家的支持是加强它自身对莫斯科的独立的努力的延长。同样，乌克兰支持格鲁吉亚成为阿塞拜疆向西出口石油的通道的努力。乌克兰还与土耳其合作以削弱俄国在黑海的影响，并支持土耳其为将石油从中亚直接输送到土耳其终端的努力。
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介入就更为遥远了，但它们对新的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可能发生的事情也都不是无动于衷的。巴基斯坦的首要利益在于通过其在阿富汗的政治影响获得地缘战略的纵深，不让伊朗在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发挥政治影响，并最终从连接中亚和阿拉伯海的输油管道的建设中获益。印度为了对巴基斯坦作出反应，同时也出于对中国在这个地区的长期影响的担心，更支持伊朗在阿富汗的影响以及俄罗斯在前苏联空间内更多的存在。
美国虽然相距甚远，由于它的利益是在后苏联的欧亚大陆保持地缘政治多元化，美国出现在背景之中并逐渐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也许是间接的棋手。它显然不仅对开发这个地区的资源感兴趣，而且要阻止俄罗斯单独主导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空间。美国这样做不仅是在谋求它更大的欧亚地缘战略目标，而且也通过争取毫不受限制地进入这个至今还封闭着的地区，维护其本身日益增长的经济利益以及欧洲和远东的利益。
因此，在这个难题中有利害关系的包括地缘政治力量、潜在的巨大财富的获取、民族和（或）宗教使命的完成以及安全利益。然而，竞争特别集中在能否进入该地区的问题上。在苏联解体之前，进入该地区的途径完全由莫斯科所垄断。所有的铁路运输，油气管道，甚至航空运输都得通过莫斯科这个中心来运营。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学家们希望这种情况一直保持下去。因为他们知道谁控制或主导进入该地区的途径，谁就最可能赢得这一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大奖。
正是由于这种考虑才使油气管道问题成为影响里海盆地和中亚的未来的主要问题。如果连接这一地区的主要的管道继续穿过俄罗斯领土到达俄国的黑海港口新罗
西斯克，即使俄国不公开地炫耀实力，这种情况的政治后果也会自然地显现出来。
这个地区仍将在政治上依附于俄国，而俄国在决定如何分配该地区的新财富问题上
就会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反过来，如果另有一条管道穿过里海通到阿塞拜疆再经土
耳其到达地中海，或者还有一条管道经过阿富汗到达阿拉伯海，那么就不会有任何
一个大国垄断进入该地区的途径了。
麻烦的现实是，俄国政治精英中有些人的行为表明，如果俄罗斯不能完全控制进入该地区的途径的话，他们宁愿让该地区的资源根本得不到开发。如果外国投资可能导致外国经济和政治影响在该地区更直接的存在，俄国宁愿仍然对这里的财富不加开发。这种财富拥有者的心态有历史根源，改变它需要时间和外部的压力。
沙皇在高加索和中亚的扩张持续进行了大约三百年的时间，但俄帝国最近的终结却突然得让人吃惊。随着奥斯曼帝国实力的衰落，俄罗斯帝国向南沿着里海海岸向波斯推进。它在1556年占领了阿斯特拉罕可汗统治的领地，并于1670年到达波斯。它在1774到1784年间征服了克里米亚，然后于1801年占领格鲁吉亚王国，并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席卷了散居在高加索山脉的各个部落（车臣曾进行了殊死抵抗），在1878年完全占领了亚美尼亚。
对中亚的征服主要不是压倒了一个对抗的帝国，而是降伏了一个个基本上相互分离的半部落性质的封建可汗统治地和酋长国。它们只有能力进行零星的、孤立的抵抗。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是在1801年间进行了一系列军事远征后被占领的，而土库曼斯坦是在1873到1886年的长期战争中被打败和兼并的。
而到1850年，对中亚大部分地区的征服已基本结束，尽管零星爆发的地方抵抗运动即使到前苏联时期也仍然时有发生。
苏联的解体导致了戏剧性的历史逆转。1991年12月，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俄罗斯在亚洲的地盘突然缩小了约20%，俄国在亚洲控制的人口从7500万减少到大约3000万。另外，高加索的1800万居民也脱离了俄国。这种逆转使俄国政治精英感到更加痛苦的是，他们知道这些地区的经济潜力正成为外国利益集团的目标，而这些利益集团拥有金融手段在此投资、开发和开采直到不久之前仍然只有俄国才能获得的资源。
然而俄罗斯面对着一个困境：它在政治上过于孱弱，无力完全隔断外部对这地区的影响，在财政上也过于贫困而无力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开发这个地区。更重要的是，俄罗斯敏感的领导人认识到，新独立国家正在发生的人口爆炸意味着如果它们不能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最终俄国整个南部边界地区就会出现一种爆炸性的形势。特别是当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势力在从前被征服的民族中间重新兴起时，俄国在阿富汗和车臣的经历可能再现于从黑海到蒙古的整个边界线上。
所以俄国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适应后帝国时期的新现实。它试图抑制土耳其和伊朗在这一地区的存在，防止新独立的国家向俄国的主要对手靠近，阻挠中亚形成任何真正独立的地区合作，并限制美国在新主权国家的地缘政治影响。所以这已经不再是重建帝国的问题。重建帝国代价太高而且会遭到强烈的抵抗。现在的问题是，要建立一个限制新独立国家的新关系网并保持俄国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的主导地位。
为实现这一任务而选择的工具主要是独联体，不过在有些地方使用俄国的军事力量和娴熟的外交手段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也同样维护了克里姆林宫的利益。莫斯科利用其影响，力图使新国家最大限度地顺从其建立越来越一体化的“共同体”的想法，并大力推动对独联体外部边界实施集中指挥的控制体系；寻求在共同对外政策框架中实现更紧密的军事一体化；以及进一步扩大现有的（原苏联的）油气管道网，并且不让铺设任何能绕开俄国的新管道。俄国的战略分析已公开表示莫斯科把这一地区看作是自己特有的地缘政治空间，虽然它已不再是其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克里姆林宫一直寻求在新独立国家的领土上保持俄国的军事存在，这一事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俄国地缘政治意图的线索。莫斯科利用阿布哈兹的分离运动取得了在格鲁吉亚保留军事基地的权利。它利用亚美尼亚在对阿塞拜疆的战争中需要支持这一机会，使俄国在亚美尼亚领土上的军事存在合法化。俄还在政治上和财政上对哈萨克斯坦施加压力，使其接受俄的军事基地。另外，塔吉克斯坦的内战使前苏联军队得以继续留在那里。
莫斯科在制定其政策的时候是从这样一些明显的预期出发的：它与中亚在后帝国时期的关系网络将逐渐削弱每个势单力薄的新国家的主权实质，并将它们置于一种从属于“一体化”独联体指挥中心的地位。为实现这一目标，俄罗斯不鼓励新国家创建其自己单独的军队和推广使用其各自的语言（他们在逐渐以拉丁字母替代西里尔字母），也不鼓励它们与外界发展更密切的关系，并反对它们铺设直接通向阿拉伯海和地中海港口的新管道。如果这一政策获成功，俄国就能控制它们的对外关系并决定如何分享收入。
在寻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俄罗斯的发言人，如本书第四章所示，经常援引欧洲联盟的例子。然而实际上，俄国对中亚国家和高加索的政策更像是非洲的法语区—由法国军队和财政补贴来决定殖民地时期以后的法语非洲国家的政治和政策。
俄国的总目标是在最大程度上恢复它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而巩固独联体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机制。但看来莫斯科欲在政治上使之处于从属地位的首要地缘政治目标是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为了使其政治反攻获得成功，莫斯科必须不仅控制进入该地区的途径而且要对其地理屏障进行渗透。
对俄国来说，阿塞拜疆必须是首要的目标。它对俄国的屈服会有助于将中亚与西方，特别是与土耳其完全隔离，从而进一步增强俄国对难以驾驭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影响力。为此，俄在类似如何分配里海海床钻探区块等有争议的问题上策略性地与伊朗合作将有利于俄国实现其重要目标—迫使巴库向莫斯科的愿望让步。一个顺从的阿塞拜疆也将有助于俄巩固它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主导地位。
哈萨克斯坦也是一个特别具有诱惑力的首要目标。哈萨克斯坦在种族问题上的脆弱性使哈政府在与莫斯科的公开对抗中不可能占上风。哈的逐渐屈从将产生一个地缘政治效果，那就是几乎自动把将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拉人莫斯科控制的范围，同时将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直接地暴露在俄的压力之下。
然而，俄罗斯的战略与位于欧亚大陆巴尔干的几乎所有国家的抱负都背道而驰。这些国家新的政治精英不会自愿让出他们从独立中获得的权力和好处。随着当地的俄罗斯人逐渐让出他们原有的特权地位，新的精英正很快地扩展他们在主权方面的既得利益。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并且有社会感染力的进程。而且，曾经在政治上很消极的人民也越来越具有民族主义倾向。除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以外，其他各国人民也更加重视他们的伊斯兰特性。
就外交来讲，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虽然亚美尼亚依靠俄国的支持与阿塞拜疆抗衡）都希望自己逐步与欧洲联系在一起。资源富饶的中亚国家以及阿塞拜疆都希望在经济方面最大限度地在本国领土上吸纳美国、欧洲、日本，后来还有韩国的资本，以大大加速它们的经济发展并巩固各自的独立。为此，他们也欢迎土耳其和伊朗发挥更大的作用，并把土伊看作可以抗衡俄罗斯力量的因素以及通向南方广阔的穆斯林世界的桥梁。
所以阿塞拜疆在土耳其和美国的鼓励下不仅拒绝了俄国建立军事基地的要求，而且公然违抗俄国关于在阿塞拜疆只修建一条通往俄国黑海港口的管道的要求。它选择了一个双重解决办法，要再修建一条通过格鲁吉亚到土耳其的管道（由于美国禁止为与伊朗进行商务活动提供资金，由一家美国公司投资修建一条向南通过伊朗的管道的计划已不得不放弃）。1995年，在一片鼓噪声中，一条连接土库曼和伊朗的新铁路开通了。这使欧洲通过铁路运输与中亚进行贸易成为可能，并完全将俄国撇在了一边。这条古丝绸之路的重新开通具有一种强烈的象征意义，俄国再也无法将欧洲与亚洲分开了。
乌兹别克斯坦在反对俄国的“一体化”努力方面也越来越自信。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长在1996年8月明确表示“乌兹别克斯坦反对建立独联体超国家机构，因为这种机构可能被当作实现集中控制的工具。”它强烈的民族主义姿态已经受到俄国报界言辞激烈的谴责：乌兹别克斯坦在经济上强调向西方倾斜，对独联体内一体化条约大肆诽谤，甚至坚决拒绝加入关税联盟，还有计划地实行反俄罗斯的民族政策（甚至正在关闭使用俄语的幼儿园）。……对正在亚洲地区推行弱化俄国政策的美国来说，乌兹别克斯坦的这种立场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即使是哈萨克斯坦也对俄国的压力作出了反应。它也主张应再有一条不通过俄罗斯的辅助性对外通道。正如哈总统顾问尤米尔西里克·卡西诺夫所说：实际上，是俄国自己的行动促使哈萨克斯坦想寻求其他管道，比如俄国限制哈石油运往新罗西斯克，限制秋明的石油运往帕夫洛达尔的炼油厂。土库曼斯坦推动建设一条通往伊朗的天然气管道的部分原因是，独联体国家只为其天然气支付国际价格的60%的钱或根本不付钱。
土库曼斯坦基本上也是出于相同的原因，一直积极研究建造一条通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到阿拉伯海的新管道，同时还在大力修建北连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南接伊朗和阿富汗的新铁路线。哈萨克斯坦人、中国人和日本人雄心勃勃地设想了一个从中亚到中国海的管道工程，并就此举行了非常初步的探讨性会谈。西方已承诺对阿塞拜疆的石油和天然气作长期投资，总数达130亿美元，在哈萨克斯坦则大大超过200亿美元（1996年数字）。由于全球经济的压力而俄国在财力上又办法有限，这一地区经济和政治上的孤立状态显然正在破除之中。
对俄国的恐惧还促使中亚国家加强了地区合作。1993年2月成立的中亚经济联盟起初处于休眠状态，后来逐渐活跃起来。即使是原来明确倡导建立一个新“欧亚联盟”的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也逐步改变想法，转而支持中亚地区紧密合作和加强这一地区各国间军事协调的想法，支持阿塞拜疆将里海和哈萨克石油通过土耳其运出去的努力，并主张共同反对俄国和伊朗企图阻止在里海沿岸国家间分段划分里海大陆架和矿产资源的作法。
鉴于该地区各国政府有高度集权的倾向，主要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和解也许关系更为重大。众所周知，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总统并不十分相互欣赏（这一点他们对外国客人都说得非常坦率）。他们个人之间的敌视起初使克里姆林宫比较容易拉拢一个来反对另外两个。到90年代中叶，这三个领导人都已意识到，他们之间更紧密的合作对于维护他们新赢得的主权是至关重要的，于是他们开始高度注意公开表现他们之间据称是密切的关系，并强调今后要协调他们的对外政策。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在独联体内部出现了一种非正式的联盟，它由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领导，致力于建立一个“合作的”而非“一体化”的联合体。为此，乌克兰分别与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格鲁吉亚签署了军事合作协议。1996年9月，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外长还非常象征性地发表了一个宣言，要求此后独联体首脑会议不再由俄罗斯总统主持而是由各国轮流担任主席。
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树立的榜样，即使是对那些更顺从于莫斯科主要意图的领导人来说也产生了影响。当哈萨克斯坦的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和格鲁吉亚的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1996年9月宣布如果“我们的独立受到威胁”就将脱离独联体时，克里姆林宫听到一定非常恼怒。在更大的范围里，作为独联体的抗衡力量；中亚国家和阿塞拜疆提高了他们在经济合作组织中的活动水平。这个组织是这一地区伊斯兰国家间的一个还相对比较松散的组织。其成员还包括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它致力于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财政、经济和交通运输联系。莫斯科已经在公开批评这些倡议和行动，并且相当正确地认为这正在弱化有关国家的独联体成员国属性。
出于类似的想法，这一地区的国家稳步加强了与土耳其的联系，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加强了与伊朗的联系。土耳其提出为新的民族军官团提供军事培训，并热情欢迎大约1万名学生到土耳其留学。对此，这些突厥语国家都欣然接受。1996年10月在土耳其支持下在塔什干召开第四次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会上着重强调与土耳其加强交通运输联系，增加贸易，并建立共同的教育标准和进行更密切的文化合作。土耳其和伊朗两国一直在电视节目的制作方面非常积极地帮助新独立的国家，从而直接影响广大的观众。
1996年12月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举行的一次仪式特别有象征意义地表明，土耳其完全认同这一地区的新国家所取得的独立。在哈独立五周年的庆典上，土耳其总统苏莱伊曼.德米雷尔站在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旁边，为一座28米高的金色纪念碑揭幕，碑顶上是一位骑在类似狮身鹰首的野兽身上的传说中哈萨克一突贩勇士的塑像。当时，哈萨克斯坦赞扬土耳其“在哈萨克斯坦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发展的每一阶段，都站在哈萨克斯坦的一边”。而作为回报，土耳其在大约12亿美元的私人投资之外又给了哈萨克斯坦一笔3亿美元的贷款。
虽然土耳其和伊朗都无法排除俄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土耳其和伊朗（在比较小的程度上）却一直在加强新国家的意志和能力，抵制与北方邻国和旧主人的重新一体化。而这样做必然有助于使这一地区地缘政治的前景更加开放。
既不统治也不排他这个地区在地缘战略上对美国的含义十分清楚：美国相距太远而无法在欧亚大陆的这一部分成为主导力量，但美国又太强大而不能不参与这一地区的事务。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都认为，美国的参与对它们的生存是必要的。俄罗斯过于虚弱，既不能恢复对这一地区的帝国统治，也无法将其他国家排挤出去；但因为离得太近又十分强大，俄国也不能被排除在外。土耳其和伊朗的力量足以发挥影响，但它们自身的脆弱性可能使这一地区无力应付来自北方的挑战和地区内部的冲突。中国太强太大，不能不令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担心，但正是中国的存在及其经济活力有助于中亚寻求与世界更广泛的联系。
所以，美国的首要利益是帮助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单独控制这一地缘政治空间，保证全世界都能不受阻拦地在财政上和经济上进入该地区。只有在一个油气管道和交通运输网络通过地中海和阿拉伯海以及陆地把这个地区直接与世界经济活动的主要中心连接起来的时候，地缘政治的多元化才能变成一个持久的现实。因此，必须反对俄国为垄断进入该地区的途径而作的努力，因为这不利于这一地区的稳定。
然而，把俄国排除在该地区之外或者煽动该地区新国家敌视俄国，既不可取也不可行。实际上，俄国在该地区发展中积极的经济参与对这一地区的稳定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让俄国成为一个伙伴，而不是唯一的主宰，结果还可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一地区稳定性的加强和财富的增加还直接有助于俄国的经济发展并会给独联体所标榜的“联合体”增添一些实际的意义。存在着某些野心更大、历史上过时、令人痛苦地联想起原先的巴尔干的想法。只有有效地排除这些想法，合作性选择才会成为俄罗斯的政策。
美国应给予最有力的地缘政治支持的国家是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和（在该地区之外的）乌克兰。这三个国家都是地缘政治的支轴。基辅的作用确实使人们更加坚信乌克兰对于俄罗斯未来的演变是一个关键性国家。同时，鉴于其面积、经济潜力和重要的地理位置，哈萨克斯坦也应该得到审慎的国际支持，特别是持续的经济援助。到时候，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也许会有助于弥合其民族分裂，而正是这种分裂使这个中亚地区的“屏障”在俄罗斯的压力面前变得十分脆弱。
在这个地区，美国不仅与稳定的、亲西方的土耳其，而且与伊朗和中国有着共同的利益。美伊关系的逐步改善将极大地增加全世界进入该地区的机会，更具体的是，会减小对阿塞拜疆生存所造成的更直接的威胁。中国在这个地区不断增加的经济活动和这一地区的独立给它带来的政治利益也是与美国的利益相一致的。中国支持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的努力也是一个积极因素，因为更为密切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关系使国际社会更容易进入土库曼斯坦，从而有助于加强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如果哈萨克斯坦万一变得不稳定的话）。
土耳其的发展和取向对高加索国家的未来尤其具有决定性。如果土耳其保持通往欧洲的通道，如果欧洲也不对土耳其关上大门，那么高加索国家很可能也被吸纳入欧洲的范围，而这种前景正是它们梦寐以求的。但是如果土耳其欧洲化的步伐不管是因为内部的或外部的原因停顿下来，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就只能选择去适应俄国的意图这条路了。那时，它们的未来将随着俄国与不断扩大的欧洲关系的演变而变化，也可能好也可能坏。
伊朗的作用可能更成问题。它重新回到亲西方的立场自然会有利于这一地区的稳定和巩固，所以美国鼓励伊朗的行为发生这种转变在战略上是可取的。但是在这样的转变之前，伊朗可能发挥消极的作用，对阿塞拜疆的前景产生负面的影响。
是伊朗采取诸如使土库曼斯坦对世界开放等积极步骤，以及目前它虽有自己的原教旨主义却助长着中亚人本身的传统宗教意识，情况也会这样。
最后，中亚的未来可能受到更为复杂的情况的综合影响。中亚国家的命运将取决于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和中国利益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也取决于美国在多大程度上使美俄关系以俄国对新国家独立地位的尊重为转移。这种相互影响的现实使任何一个有关地缘战略棋手都不能把帝国统治或一国垄断地区事务作为追求目标。
所以，只能在保持一种微妙的地区平衡与出现种族冲突、政治分裂、在俄国南部边境甚至可能发生的公开敌对行为之间做出基本选择。这种微妙的平衡会使该地区逐步进入正在兴起的全球经济中去，并使地区各国得到巩固，还可能获得较为明显的伊斯兰特性。建立和加强这样一种地区平衡，必须成为美国对欧亚大陆的任何综合性地缘战略的一个主要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