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该是美国为整个欧亚大陆制定和实施一项完整、全面和长期的地缘战略的时候了。这一需要产生于两大根本现实之间的相互作用：美国是目前唯一的全球性超级大国，而欧亚大陆是全球的中心舞台。因此，欧亚大陆力量分配的变化，对美国在全球的首要地位和美国的历史遗产，都将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美国在全球的首要地位，就其范围和性质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一种新型的霸权，反映了美国民主制度的众多特点：多元性、渗透性和灵活性。美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获得了这一霸权，其主要的地缘政治表现是美国在欧亚大陆所发挥的前所未有的作用。迄今为止，以往所有的全球性大国地位争夺者都来自这一大陆。美国现在则是欧亚大陆的仲裁者。欧亚所有的重大问题，没有美国的参与或有悖于美国的利益，都无法得到解决。
美国如何巧妙地处理同欧亚棋盘上的重要地缘战略棋手的关系，以及美国如何同欧亚大陆那些关键性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打交道，这对于美国长久和稳固地保持其在全球的首要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在欧洲，最主要的棋手仍将是法国和德国。美国的中心目标应是加强和扩大在欧亚大陆西部现有的民主阵地。在欧亚大陆的远东地区，中国可能将越来越重要。除非美中两国能成功地就地缘战略达成共识，否则美国在亚洲大陆将失去政治立足点。欧亚大陆的中部，即在日益扩大的欧洲和在地区内日益崛起的中国之间，将仍是一个地缘政治的黑洞。至少在俄罗斯内部围绕后帝国时期自我定位的争斗见分晓之前这一状况不会改变。而俄罗斯以南的地区，即欧亚大陆的巴尔于，则有可能成为种族冲突和大国角逐集中的场所。
在这种情况下，今后一段时间内，或者说在一代人以上的时间内，不可能有任何单个国家向美国的世界首要大国地位提出挑战。国家实力有四个主要方面，即军事、经济、技术和文化。它们合在一起造成决定性的全球政治影响力，而在这四个方面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能与美国相比拟。除非是美国故意或者是无意中放弃了它的领导地位，否则在可预见的将来，唯有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可能实际取代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在这方面，断言美国已成为克林顿总统所说的世界上“不可替代的国家”是正确的。
在这里，重要的是既要强调美国不可替代这一事实，也要强调世界陷入无政府状态的现实可能性。一旦现存的那种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地缘政治框架自行崩溃，人口爆炸、贫困导致的移民、急剧的城市化、种族和宗教的敌对以及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就将无法控制。如果没有美国持续和有针对性的介入，不用多久全球动乱的力量就会主宰世界舞台。不论是在当前欧亚大陆还是在整个世界上出现的地缘政治紧张形势中，都包含着现存框架发生这种崩溃的可能性。
人类生存条件更加普遍恶化的前景，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上述给全球稳定带来的风险。特别是在世界上那些比较贫困的国家里，人口爆炸以及同步发生的人口的城市化正在迅速产生的不仅是大量的贫困人口，而且特别是数以亿计的越来越不安分守己的失业的青年人，他们的失落感正相应地急剧上升。现代化的通讯手段强化了他们与传统权威的决裂，同时也使他们越来越意识到和不满于世上的不平等。他们因此也就更加易于受极端思想的鼓动。一方面，日益发展的人数已达数千万的全球移民现象可能成为一个暂时的安全阀。但是另一方面，移民现象又有可能成为种族和社会冲突跨洲传播的工具。
因此，动荡不安、紧张局势以及至少是不时发生的暴力行动，有可能冲击美国所继承的管理全球的作用。美国霸权所造就的一个没有战争威胁的复杂的国际新秩序，可能会局限于世界的一些地区。在这些地区，美国的权力通过民主的社会政治体制，以及也由美国主导的各国间精细的多边框架得到加强。
因此，美国对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将同各种动乱势力进行较量。在欧洲，有迹象表明一体化和扩大化的势头正在减弱，欧洲传统的民族主义不久可能会重新抬头。即使在最成功的欧洲国家中，大规模的失业现象也长期存在，导致人们的排外情绪。这可能会使法国或德国的政治突然转向严重的极端主义和内向的沙文主义，甚至的确可能正在造成一种真正的革命前的形势。只有当欧洲的统一愿望得到美国的鼓励甚至支持的时候，本书第三章中概述的欧洲历史性时间表才能得以实现。
俄罗斯的前途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它发生积极演变的前景更加微弱。因此美国有必要营造一种地缘政治状况，以便把俄罗斯吸收进不断发展的欧洲合作的大环境中，并促进它新近获得主权的各邻国独立自主。然而，像乌克兰或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国家（且不说两大民族并存的哈萨克斯坦）独立生存的能力仍然是不确定的。特别是如果由于欧洲发生新的内部危机、土耳其和欧洲日益拉大距离或者美国与伊朗的敌对日益加剧等因素导致美国的注意力他移的话，它们独立生存的能力就更不确定了。
如果今后台湾问题发生危机，或者中国国内政治的发展促使中国出现一个咄咄逼人的政府，或者仅仅由于美中关系恶化，都有可能使最终同中国达成大和解的存在可能性夭折。那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极不稳定的力量，给美日关系带来极大的制约，或许还将使日本本身在地缘政治上迷失方向而造成破坏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亚的稳定必将受到威胁。同时，人们还可以想象局势中的这一系列事件会对印度这一对南亚稳定起关键作用的国家的态势和内聚力产生何种影响。
这些分析提醒人们，如果无处不在的全球力量的地缘政治结构开始破裂的话，那么，无论是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新型全球问题，还是人们关注的更为传统的地缘政治问题，都不可能解决或受到遏制。在整个欧洲和亚洲大陆出现了种种警告迹象的情况下，美国的政策要获得成功，就必须集中注意整个欧亚大陆，并以地缘战略方针为指导。
一、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
制定所需政策的出发点，必须是对目前规定世界事务的地缘政治状况的三个前所未有的条件的清醒认识：有史以来第一次，1、只有一个国家才是真正的全球性大国；2、一个非欧亚国家是世界上唯一地位突出的国家；3、欧亚大陆这个世界的中心舞台被一个非欧亚大国所主导。
然而，一项全面、完整的欧亚地缘战略的基础又必须是认识到美国有效实力的局限性，以及随着时间推移美国实力不可避免的减弱。如本书在前面已指出的，正是欧亚大陆的辽阔和多样性，以及这一大陆中某些国家的潜在实力，限制了美国影响力的深度及其对形势发展控制的程度。这一条件有助于对地缘战略进行深入的考虑，并有助于有目的地在欧亚这个大棋盘上有选择地部署美国的资源。既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前所未有的实力势必减弱，那么当务之急必须是以不威胁到美国在全球的首要地位的方式处理好其他地区大国的崛起问题。
如同下棋一样，美国的全球策划者必须预先设想下几步棋，并预想到对手可能采取的反攻步骤。因此，一项可持续实施的地缘战略必须区分出短期前景（今后五年左右）、中期前景（二十年左右）和长期前景（超过二十年）。此外，不应把这些阶段看作是相互完全隔离的块块，而应将它们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组成部分。应从第一阶段逐步、始终不渝和目的明确地进入第二阶段，然后，由第二阶段最终导致第三阶段。
短期内，在欧亚大陆的地图上加强和永久保持地缘政治普遍的多元化符合美国的利益。这促使人们重视纵横捭阖，以防止出现一个最终可能向美国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战的敌对联盟，且不说防止任何一个特定国家试图向美国挑战的微弱可能性。
在中期内，上述考虑应逐步让位于更加重视若干地位日益重要、战略上又相互协调的伙伴国家的出现。它们在美国领导作用的带动下，可能会出力帮助构筑一个更为合作的跨欧亚的安全体系。在更长远的时间里，上述状况可能将最终导致产生一个真正分摊政治责任的全球核心。
当务之急是确保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的联合具有把美国赶出欧亚大陆，或大大地削弱美国关键性仲裁作用的能力。然而，不应把跨洲际地缘政治多元化的加强本身视为目的。这只不过是实现在欧亚重要地区建立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中期目标的手段而已。民主的美国不可能愿意以军事资源为后盾纵横捭阖，而永久地卷入管理欧亚事务的艰难、费时和代价高昂的任务，以防止任何一个大国主导欧亚地区。因此，不论从逻辑上还是从意图上说，第一阶段都必须发展到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内，宽容的美国霸权的存在仍会阻止其他国家提出挑战。阻止的方法不仅是使向美国挑战的代价太高，而且是使美国霸权并不威胁到欧亚潜在的雄心勃勃的地区大国的根本利益。
中期目标具体要求的是培育真正的伙伴关系。主要的是与更加团结一致和政治作用业已界定的欧洲与地区强国中国，与（人们希望看到的）后帝国时期更加面向欧洲的俄罗斯，以及与地处欧亚南翼发挥地区稳定作用的民主印度的伙伴关系。然而，同欧洲和中国分别建立更广泛的战略关系这一努力的成败，确实将决定俄罗斯今后作用的环境。俄国的作用也许是积极的，也许是消极的。
顺理成章的是，扩大的欧洲和北约将十分有助于美国实现其政策的短期和长期目标。扩大的欧洲将会扩大美国影响力的范围—通过吸收中欧新成员国，通过在欧洲委员会内增加亲美成员国—而不必同时建立一个政治上过分一体化的欧洲，避免这样一个欧洲不久就可能在其他地方的重大地缘政治问题上，特别是在中东问题上，向美国提出挑战。一个政治上经过界定的欧洲对于逐步将俄罗斯吸收进全球合作体系也是至关重要的。
应该承认，光靠美国自身的力量无法造就一个更为团结的欧洲。那是要靠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和德国人才能做成的事情。但是美国却可以阻挠一个更为团结的欧洲的出现。而那会给欧亚大陆的稳定，以及美国自身的利益带来灾难性后果。的确，欧洲如果不是变得更加团结，就有可能再次变得更加分裂。因此，如同已经指出的那样，美国必须同法、德密切合作，以寻求建立一个充满政治活力的欧洲，一个继续与美国联系在一起的欧洲，一个扩大合作的国际民主体系的范围的欧洲。问题不在于在法、德之间作出抉择。不管是缺了法国还是德国，都不会有欧洲。而没有了欧洲，就不会有跨欧亚体系。
就具体问题而言，要实现上述目标，美国需要逐步照顾到他国关于分享北约领导权的想法，更多地认可法国关于欧洲不仅在非洲还要在中东发挥作用的考虑，并继续支持欧盟的东扩，不论欧盟是否在政治、经济上成为更加自以为是的全球性角色。大西洋两岸国家一些有威望的领导人提出的一项跨大西洋的自由贸易协议，也可缓解更加团结的欧洲和美国之间发生日益加剧的经济竞争的危险。不管怎么说，欧盟果真最终能够成功地把几世纪之久的民族主义敌对情绪，连同其在全球的破坏性后果统统埋葬掉，那么，美国目前作为欧亚大陆仲裁人的决定性作用逐步受到某种成度的削弱也是值得的。
北约和欧盟的扩大将有助于重振欧洲自身日益减退的宏大使命感。与此同时，还可加强因冷战的胜利终结而获取的民主成果。这一点对美国和欧洲都是有利的。受这种努力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美国同欧洲的长期关系。一个新的欧洲仍处于形成过程之中。如果这个新的欧洲在地缘政治上仍然是“欧洲－大西洋”范围的一部分，那么，北约的扩大是十分必要的。同样的，既然人们已作出了承诺，那么北约东扩的失败将会使扩大欧洲的想法夭折，使中欧地区的人们大为灰心，甚至会使俄罗斯对中欧地区目前已暂时收敛或奄奄一息的地缘政治抱负死灰复燃。
的确，由美国领导的扩大北约的努力失败甚至会重新唤起俄罗斯更大的野心。尚无迹象表明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同欧洲人一样，支持美国的强大和持续的政治军事存在，而历史的记载更是与此截然相反。因此，虽然同俄罗斯建立日益密切的合作关系显然是可取的，美国对俄国明确阐明其在全球的优先考虑也十分重要。如果必须在一个更广泛的欧洲－大西洋体系和一个较好的对俄关系之间作出抉择的话，那么前者无疑对美国更为重要。
鉴于这一原因，就北约东扩问题同俄罗斯达成的任何妥协都不应带来使俄罗斯成为北约事实上的决策成员国的后果。那样的话，只会谈化北约具有的欧洲－大西洋特性，同时使新成员降为二等公民。那将给俄罗斯造成机会，使它不仅重新努力获取在中欧的势力范围，还会利用它在北约的存在，利用美欧分歧以削弱美国在欧洲事务中的作用。
同样重要的是，随着中欧国家加入北约，对俄罗斯作出的任何有关该地区新的安全保证都应是真正对等的，因此也是相互确保性的。限制在新成员国的国土上部署北约的部队和核武器，可以是减少俄罗斯合法关注的重要因素，但是与此相对应的是，俄罗斯应就加里宁格勒这一具有潜在战略威胁的突出地区的非军事化作出保证，同时俄国应限制在北约和欧盟新成员园的边界附近部署大量部队。尽管俄罗斯所有新近独立的西部邻国都急于同俄罗斯发展稳定和合作的关系，实际情况是，出于可以理解的历史原因，它们对俄国仍旧怀有恐惧。因此，对北约和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出现的和解，所有欧洲国家都会表示欢迎，并将其视为俄罗斯最终作出了令人欢迎的后帝国的倾向欧洲的抉择。
这种选择有利于为提高俄罗斯的地位和尊严作出更广泛的努力。吸收俄罗斯成为七国集团的正式成员，以及提高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决策机构（在其中可建立一个由美国、俄罗斯和几个重要欧洲国家组成的特别安全委员会）的级别，将为俄罗斯以建设性方式参与欧洲的政治和安全建设提供机会。这种作法，加上西方对俄罗斯的财政援助，以及更加雄心勃勃的、把俄罗斯和欧洲更紧密地联在一起的新高速公路和铁路网方案的制定，将把俄罗斯所作赞同欧洲的选择赋予实质性内容的进程大大向前推进。
俄罗斯在欧亚大陆的长远作用将基本取决于俄罗斯在界定自身地位方面必须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在九十年代，俄国也许仍然处于选择的过程中。即使欧洲和中国都能扩大各自的地区影响辐射范围，俄罗斯仍将是世界上最大一块领土的主人，其领土横跨十个时区：面积比美国或中国都大一倍，即使扩大了的欧洲也不能与之相比。因此，对俄罗斯来说关键的问题并不是领土的丧失。有巨大版图的俄罗斯不得不认真对待并正确理解的现实倒是：欧洲和中国已经在经济上比它更强大，而且中国还可能在实现社会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更快。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应更的明确地认识到：俄罗斯的优先目标是自身的现代化，而不是徒劳地谋求重获它过去的全球性大国地位。鉴于俄罗斯辽阔的面积和多样性，一种在自由市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权力分散的政治制度，可能更有利于发挥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丰富自然资源的潜力。再说，把这样一个权力更为分散的俄罗斯动员起来去实现帝国野心也不那么容易。由一个欧洲的俄罗斯、一个西伯利亚共和国和一个远东共和国组成的松散邦联制的俄罗斯也更容易同欧洲、新的中亚国家和东方建立更密切的经济关系，并加速俄罗斯本身的发展。组成邦联的三个实体将能更好地发掘本地的创造潜力。这种潜力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莫斯科沉重的官僚统治所扼杀。
如果美国能成功地执行其俄罗斯战略的第二个必要环节，俄罗斯就更可能作出赞同欧洲而不谋求成为帝国的明确选择。这第二个环节就是强化在后苏联空间内无处不在的地缘政治多元化趋势。加强这种趋势有助于抑制帝国野心的诱惑力。一个后帝国的、倾向欧洲的俄罗斯应当确认，美国为上述目的作出的努力有助于巩固地区的稳定和减少沿俄国不稳定的南部新边界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但是，加强地缘政治多元化的政策不应以同俄罗斯建立友好关系为先决条件。在不能发展同俄罗斯的友好关系的情况下，这种政策倒是一种重要的保障，因为它可起到阻止任何确实具有威胁性的俄罗斯帝国政策重新出现的作用。
因此，对重要的新独立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支持是更大的欧亚战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项政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是：使乌克兰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得到加强，同时乌克兰将重新把自己确定为一个中欧国家并谋求同中欧更密切地结合在一起。同样重要的是，与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斯坦这种战略地位重要的国家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并且作出更广泛的努力，使中亚国家不顾俄罗斯的阻挠而向全球经济开放。
向日益开放的里海－中亚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国际投资不仅有助于加强这一地区新建立国家的独立性，而且从长远来说对一个后帝国的、民主的俄罗斯也有利。开发该地区的能源和矿产资源能给这一地区带来繁荣并加强其稳定和安全感，同时还有可能减少出现巴尔干式冲突的危险。该地区在外资的资助下加速发展，使经济不发达的相邻的俄罗斯各州也能从中受益。另外，一旦该地区的新领导精英们认识到俄罗斯默许该地区融入全球经济，他们对同俄罗斯发展密切经济关系的政治后果所怀的忧虑就会减少。非帝国的俄罗斯到时候可能作为该地区的主要经济伙伴而被各国所接受，虽然它已不再是地区的帝国统治者。
为了促进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稳定和独立，美国必须谨慎地避免疏远土耳其，并探索改善同伊朗的关系是否可行。如果让一直谋求加入欧洲的土耳其感到自己被排除在欧洲之外，土耳其将更加伊斯兰化，更有可能出于怨恨而对扩大北约投否决票，而且更不可能在使世俗的中亚更加稳定并融入世界大家庭方面同西方合作。
因此，只要土耳其的国内政治不大幅度转向伊斯兰化，美国就应利用自己在欧洲的影响促使土耳其最终加入欧盟，并坚持把土耳其当作一个欧洲国家来对待。为了加强土耳其关于自己是美国战略伙伴的意识，美国应同安卡拉就里海盆地和中亚地区的未来进行定期磋商。此外，美国还应当大力支持土耳其实现其从阿塞拜疆的巴库铺设一条能抵达土耳其的地中海海岸城市杰伊汉的石油管道的愿望，这条管道将为里海盆地的能源提供一个主要出口。
另外，美国同伊朗的敌对关系长期化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任何最终的和解都应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的基础之上：稳定目前伊朗面临的极具爆炸性的地区环境是双方共同的战略利益。当然，任何和解都必须是双方努力的结果，而不是一方给予另一方的恩惠。一个强大的、甚至其行为虽受宗教驱使但不盲目热衷于反西方的伊朗符合美国的利益。最终连伊朗的政治精英们也有可能承认这一现实。与此同时，为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长远利益着想，美国不应继续反对土耳其同伊朗建立更密切的、特别是在铺设石油管道方面的经济合作，也不应反对伊朗、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之间建立其他的联系。美国长期参与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实际上也符合美国的利
益。
尽管印度目前在欧亚舞台上是个相对被动的角色，但印度的潜在作用应当受到重视。印度在地缘政治上受到中国、巴基斯坦联盟的遏制，而软弱的俄罗斯又不能为其提供过去苏联曾提供过的那种政治支持。但是，印度民主制的存在是重要的，因为它比大量的学术争论更有力地驳斥了人权和民主纯粹是西方的地方性现象这样一种观念。因此，印度的失败将是对民主制度发展前景的打击，也意味着将在亚洲舞台上除掉一个能加强力量平衡的大国。特别是在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越来越突出时，这更应该被视为一种损失。因此，使印度逐步深入地参与关于地区稳定，特别是中亚前途问题的磋商是适时的，当然还要促进美印两国军方建立更直接的双边联系。
没有美国和中国之间战略理解的深化，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多元化就既不能实现也不能稳定发展。因此，为了提高中国与美国实现和解的兴趣，必要的第一步是奉行一项使中国参与认真的战略对话的政策，最终也许还要使中国参与到包括日本的三方努力之中。这种和解将反映美国和中国之间确实存在的一些共同地缘政治利益（特别是在东北亚和中亚地区）。美国还应消除关于自己的一个中国政策承诺的任何游移不定，除非台湾问题，特别是在中国收回香港之后，出现恶化。出于同样的道理，中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应当通过收回香港成功地证明这样一个原则：甚至一个大中华也能容忍和保障更为多样性的国内政治安排。
尽管正如在第四章和第六章中已阐述的那样，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想要结成的任何反美联盟都不大可能超出某种临时的、策略性的姿态，但美国仍应重视在处理美中关系时不要把北京往这个方向推。在任何这类“反霸权”的联盟中，中国都将起关键作用。作为最强大的和最有活力的成员，中国将成为这种联盟的领袖。这种联盟只会围绕着一个不满、失望和有敌意的中国出现。俄罗斯和伊朗都没有财力成为这种联盟有吸引力的核心。
因此。美国和中国有必要就某些领域进行战略对话。两国都不愿看到这些领域被其他有霸权野心的大国所主导。但为了取得进展，对话必须是持续和认真的。在这种相互沟通的过程中就有关台湾、甚至人权等更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探讨可能会更具说服力。确实很有可能使人相信，中国国内的自由化不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因为只有一个朝民主化方向前进和繁荣的中国才有可能吸引台湾接受和平统一。任何试图以强制手段实现统一的作法都将不仅使美中关系受到损害，而且必然会削弱中国吸引外资和维持发展的能力。中国寻求区域性首要位置和全球性地位的抱负也将因此不能实现。
尽管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地区性主导大国，但（由于在第六章中已阐述的理由）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可能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外界对中国成为全球大国表现出的多疑的恐惧正在使中国变得妄自尊大，并可能促使有关美中关系更加敌对的预言成为现实。因此，对中国既不应遏制，也不应抚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和至少到目前为止相当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得到尊重。中国不仅可能在远东，而且可能在整个欧亚大陆发挥更大的地缘政治作用。因而明智的做法是吸收中国参加世界主要国家首脑每年举行的七国首脑会议。特别是由于俄罗斯的参加已使这个首脑会议关注的焦点从经济扩大到政治，就更应吸收中国参加了。
由于中国越来越融入世界体系，并因此越来越无法也不愿用政治上不明智的方式谋取其地区的首要地位，但随之而来的是，在历史上与中国一向有利益关系的地区事实上出现了一个中国受敬服的范围，这种情况很可能成为新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平衡结构的一部分。统一后的朝鲜是否会摆向这一范围，主要将取决于日朝和解的程度（美国对此应给予更积极的鼓励）。但不管如何，没有中国的认可，朝鲜的统一是难以实现的。
无论如何，出于历史的和地缘政治的原因，中国都应该把美国视为天然盟友。美国从未像俄罗斯和日本那样企图夺取中国领土，也从未像英国那样羞辱过中国。
另外，如果没有同美国的经得起考验的战略共识，中国就不大可能不断吸引大量外资，以保证其经济增长并取得地区性的举足轻重地位。同样，没有美中战略协调关系作为美国参与欧亚事务的东部支柱，美国就不可能有亚洲大陆的地缘战略。没有亚洲大陆的地缘战略，美国就不可能有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因此，对美国来说，中国这个地区大国在被吸收进更广泛的国际合作框架之后，可以成为一种保障欧亚大陆稳定的、十分重要的地缘战略资产。在这个意义上，其重要性不亚于欧洲，其影响力超过日本。
但同欧洲的情况不同，在东方大陆近期内不可能出现一个民主的桥头堡。这就使美国更有必要把对与中国不断加深的战略关系的培育建立在这样的明确认识的基础上：一个民主的和经济上成功的日本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伙伴和在全球事务中的重要伙伴。鉴于地区其他国家对它有强烈反感，日本不可能成为一个起主导作用的亚洲地区大国，它却可以成为领头的国际性大国之一。但是东京如果能在可称之为全球问题新议事日程方面同美国密切合作，同时又不去为成为地区性大国进行徒劳和可能事与愿违的努力，那么，日本将能扮演一个在全球事务中有影响的角色。因此美国政治才能的任务应是引导日本向这一方向发展。美日达成一项创立共同经济空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将能加强两国关系和促进上述目标。因此两国应共同仔细考虑这样一个协定的效用。
通过同日本建立密切的政治关系，美国将能更有把握地一方面适应中国在本地区的抱负，同时又反对它的更加武断的行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建成一种集美国的全球性力量、中国的地区性举足轻重地位和日本的国际性领头作用为一体的复杂的三方协作关系。但是，不明智地扩大美国同日本的军事合作则可能破坏这种广泛的地缘战略协作。日本的主要作用不应是美国在远东的水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也不应是美国主要的亚洲军事伙伴或潜在的亚洲地区性大国。错误地引导日本谋求发挥这些作用中的任何一种，都将使美国脱离亚洲大陆，损害同中国达成某种战略共识的前景，并因此削弱美国在整个欧亚大陆加强稳定的地缘政治多元化的能力。
二、一个跨欧亚的安全体系
可能在下个世纪初叶的某个时候会最终产生一个跨欧亚安全体系。它将加强欧亚地缘政治多元化的稳定性，而排除单一的占支配地位的大国的出现。这样一个跨洲际的安全协议将包括扩大了的北约，它以一个合作宪章与俄罗斯相连以及中国和日本（日本仍将以双边安全条约与美国相连）。为此，北约首先必须扩大，同时将俄国纳入一个更大的地区安全合作框架。另外，美国人与日本人必须紧密磋商和协作，以在远东地区启动一个包括中国在内的政治与安全三角对话。这一美、日、中三方安全会谈最终可能吸收更多的亚洲国家参加，然后发展到由这些国家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进行对话。这样的对话又可以为所有欧亚国家参加的一系列会议铺平道路，从而开始一个跨洲际安全体系的机制化进程。
到时候，一个更加正式的架构即可开始成型，从而促使一个第一次覆盖了整个欧亚大陆的跨欧亚安全体系的出现。一旦前面提出的政策为此创造了必要的前提，这一体系的形成—通过界定其内容然后使其机制化—可能成为下一个十年中最重要的筑起新架构的创举。为了加强跨欧亚安全体系在事关全球稳定的问题上增进有效合作的能力，这一广泛的跨洲际安全框架还可有一个由欧亚大陆各主要实体组成的常设的安全委员会。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一个结成邦联的俄罗斯以及印度，可能还包括其他一些国家，可以共同成为这样一个更加机制化的跨洲际体系的核心。跨欧亚安全体系的最终出现可逐步使美国摆脱某些负担，虽然美国作为欧亚稳定剂和仲裁者的决定性作用仍会长期保持下去。
三、在最后一个全球性超级大国之后
从长远看，全球政治注定会变得与一国独掌霸权力量的状况越来越不相协调。因此，美国不仅是第一个和唯一的真正的全球性超级大国，而且很可能也是最后一个。
这不仅是因为民族国家正日益相互渗透，而且因为知识作为力量正被越来越广泛地传播和分享，越来越不受国界的限制。经济力量也可能会变得更加分散。在未来的年月里，不大可能再有哪一个大国像美国在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那样达到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大约30%的水平，更不用说像美国在1945年那样占世界总产值的50%。根据有些估计，到本世纪末，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仍将占全球的20%，到2020年可能降至10_15%；同时，欧洲、中国和日本等大国的份额将上升到与美国差不多的水平。全球经济不再可能由某个单一实体所主宰，就像本世纪美国曾做到的那样。这显然将产生深远的军事和政治影响。
另外，正是美国社会多民族的和例外的特性，使美国易于推广其霸权，而又能使这种霸权看起来不像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国家的霸权。比如，如果中国寻求全球性的首要地位，那么，它的这种努力不可避免地会被别国看作是试图强制推行一种一个国家的霸权。简单地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美国人，但只有中国人才可以是中国人,这就给寻求任何基本上是一国的全球霸权设置了额外的和重要的障碍。
相应地，一旦美国的领导作用开始减弱，美国目前的全球性首要地位似乎也不可能被任何一个国家单独重新获得。这样，未来的关键问题是：“美国的全球性首要地位将给世界留下什么样的持久遗产？”
答案部分地取决于这种首要地位会保持多久，以及美国将以多大的力量来塑造一个将来能更正式地固定下来的主要大国的伙伴关系框架。实际上，由于国内国外两方面的原因，美国建设性地利用其全球性力量的历史机遇可能被证明是相对短暂的。真正的平民主义的民主从来还没有在国际上取得过主导地位。对实力的追求，特别是运用这种实力所要求的经济代价和人的牺牲，总的来说与民主的本性是不相符的。民主化有利于防止国家被动员起来追求帝国野心。
的确，有关未来的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很可能在于美国是否会成为第一个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运用其实力的超级大国。它是否有可能变为一个软弱无能的全球性大国？民意调查表明，只有一小部分美国人（13%）赞成“美国作为剩下的唯一超级大国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继续担任一个举足轻重的世界领袖”。压倒多数的美国人（74%）都赞同“美国在与其他国家一道解决国际问题的努力中做自己公平的一份”。
而且，随着美国日益变成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除非面临真正大规模和被广泛认为是直接的外来威胁，在美国国内就对外政策问题达成共识将远为更加困难。这样的共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甚至在冷战期间是普遍存在的。然而，这种共识不仅植根于公众普遍深信并认为正受到威胁的民主价值观中，而且源于同作为敌对性极权主义受害者的绝大多数欧洲人在文化和种族上的亲近感。
由于缺乏一个类似的外来挑战，如果美国的对外政策不直接关系到人们的根本信仰或广泛存在的文化－种族方面的同情心，如果这种政策还需要长期的有时是代价高昂的帝国性介入，那么，美国社会就更难就对外政策达成一致。关于美国在冷战中历史性胜利的影响，也许有两种极端不同的观点在政治上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一种观点认为，由于冷战的结束，美国有理由大幅度减少在全球的介入，而不考虑这对美全球地位造成的影响。另一种观点认为实行真正的国际多边主义的时候已经到来，美国甚至应该为此放弃它的某些主权。这两种极端看法都拥有各自拥护者的忠实支持。
更广泛地讲，美国文化上的变化也可能与其在国外持续行使真正的帝国性力量不相协调。这种力量的运作要求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动因、理念上的承诺和爱一国主义的满足。然而，这个国家的主导文化已经变得日益定位在大众娱乐上，极大地受控于个人享乐和逃避社会责任的主题。日积月累的结果是，美国更难以为长期保持有时代价很高的海外领导地位而激发必要的政治共识。大众信息传播在这个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它使任何有选择地使用武力的行为，哪怕只带来低水平的伤亡，都会引起强烈反感。
另外，美国和西欧都一直感到难以应付社会享乐主义的文化影响，和以宗教为基础的价值观的社会中心地位急剧下降所造成的文化影响。（本书第一章中概述的帝国体系的衰落在这方面与此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由此产生的文化危机又与毒品的蔓延，特别是在美国还与种族问题交织在一起。最后，经济增长已不再能满足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这种欲望又受到一种鼓励消费的文化的刺激。如果说一种历史忧虑感，甚至一种悲观主义在西方社会较有影响的阶层中正变得更加明显的话，这并非言过其实。
大约半个世纪以前，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汉斯.科恩在总结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性经验以及极权主义挑战的破坏性后果之后，担心西方可能已经变得“精疲力竭”了。实际上他的担心是：“二十世纪的人已经变得不如十九世纪的先辈那样自信。他从自身的经验中看到了历史中的黑暗势力。一些似乎属于过去的事情再度出现了：狂热的信仰、一贯正确的领袖、奴役和屠杀、人口的灭绝、残忍和野蛮”。
对冷战结束后果的普遍失望使人们更加缺乏信心。不仅没有出现一个建立在共识与和谐基础上的“世界新秩序”，那些“似乎属于过去的东西”反而突然变成了未来。虽然种族与民族冲突可能不再有导致大战的危险，但确实威胁着全球许多地区的和平。所以战争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还不会成为过去的事情。由于富国因受较高的技术能力和自身利益的约束而会避免自我毁灭，战争可能已成为只有这个世界上的穷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在可预见的未来，占全人类三分之二的穷人，大概还不会按富人对他们的约束来行动。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国际冲突和恐怖主义行动至今还引人注目地没有使用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种自律能维持多久本来就是无法预见的。然而由于不仅各个国家，而且各种有组织的集团越来越容易获得能造成大规模伤亡的手段，包括核武器或细菌武器，它们使用这些手段的可能性也必然增加。
简而言之，美国作为世界上首要的大国确实面对着一个并不很宽的历史性机会之窗。目前相对的全球和平可能是短暂的。这种前景使美国迫切地需要参与世界事务。这种参与必须有意识地把重点放在加强国际地缘政治的稳定上，并足以使西方世界恢复历史的乐观主义情绪。这种乐观主义要求表现出有能力同时对付内部的社会挑战和外部的地缘政治挑战。
然而，西方乐观主义的重新激发和西方价值观的传播，不仅仅有赖于美国和欧洲。日本和印度证明，人权观念和民主化试验的重要性也适用于亚洲的条件，不论是在高度发达的国家还是在尚处于发展中阶段的国家。因此民主在日本和印度的继续成功，在保持人们对未来全球政治面貌更加充满信心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它们的经验以及韩国的经验确实表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上外部世界通过把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体系而施加的变革压力，也许能导致中国体制的逐渐民主化。
对付这些挑战既是美国的负担，也是它独特的责任。考虑到美国民主的现实，一个有效的办法将要求公众理解美国的实力在造就一个不断扩大和稳定的地缘政治合作框架方面具有持久的重要意义。这一框架在避免全球无政府状态的同时将成功地遏阻一个新的大国挑战的出现。这两个目标—避免全球无政府状态和阻止一个大国对手的出现与美国全球参与的更长远目标是不可分的。这个目标就是创造一个持久的全球地缘政治合作的框架。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在为美国确定一个冷战结束以后新的主要全球目标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一直是片面的，没有把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需要与保持美国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重要地位的必要性联系起来。可以举出近期所做的一些尝试为例。克林顿政府上台后的头两年，在倡导“专断的多边主义”的同时，没有充分地考虑到当代力量的基本现实。后来，取而代之的重点是主张美国应该集中注意在全球“扩展民主”。但在这同时又没有充分地认识到，对美国来说仍然重要的是保持全球稳定，甚至是推进某种权宜性大国关系，比如与中国的关系，虽然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大国并非都是民主的。
作为美国最优先考虑的政策，一些焦点更集中的主张就更不能令人满意了，例如强调要消除全球收入分配中普遍存在的不公，要与俄罗斯建立一种特殊的“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或要抑制武器的扩散等主张。其他一些主张—美国应集中重视保护环境，或者更狭窄地把注意力放在制止地区战争方面—也都往往忽视了全球力量的基本现实。结果上述主张都没有充分考虑实现起码的全球地缘政治稳定的需要，而这种稳定正是既延长美国的霸权地位又有效地避免世界无政府状态的不可或缺的基础。
简言之，美国的政策目标无疑必须是双重的。一是把美国自己的主导地位至少保持一代人之久或者更长远一些。二是建立一个地缘政治框架。这一框架既能化解社会政治变革必然带来的冲击和损伤，又能演变成共同承担和平地管理全球的责任的地缘政治核心。在美国的鼓励和仲裁下，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逐渐扩大与欧亚主要伙伴的合作，也能有助于为最终革新现存的越来越过时的联合国体制创造先决条件。这样，责任和权利的重新分配就能充分考虑到全球力量变化的现实。同1945年的情况相比，全球力量已有了巨大的变化。
这些努力还将有另一个历史性优势，那就是得益于在更为传统的民族国家体系之外正飞速发展的全球联系新网络。这个由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许多具有跨国的性质）和科学界组成的网络，由于因特网而如虎添冀，已经建立起一个非正式的全球体系。这一体系天生就是与更机制化和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合作相一致的。
在今后的几十年中，一个基于地缘政治现实并能够发挥作用的全球合作结构可以这样产生，并可以逐步接过目前暂时负责维护世界稳定与和平的“执政者”的衣钵。在这一事业中的地缘战略成功，不啻是作为第一个、唯一的一个和最后的一个真正全球超级大国的美国所发挥作用的恰当遗产。
编后话
【明镜注】作者以下的部分观点可以说相当偏颇，有失历史公正，但还是保留了原文的完整性。请读者阅读时自鉴。
因校对而重读《大棋局》，竟有一年前初读时未曾有过的感想。大约是由于一年来发生的事情多少印证了布热金斯基的论断吧。
纵观人类文明史，平等之呼声不绝于耳，却从未有过部落间、民族间、国家间的真正平等。远的不说，当今世界上小自世界杯决赛圈的名额分配，大到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表决权，无一不体现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是由国家实力决定的。
当犹太民族的苦难终于赢得世人同情，联合国在巴勒斯坦划出很小的一块土地给他们安身时，整个阿拉伯世界却发誓要把犹太人赶下海。平等精神何在？经过四十年战争，当初视犹太人为草菅的阿拉伯人终于明白，经两千年磨砺的犹太民族不但强大得不可战胜，再战下去就连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生存也变得很成问题时，平等之声大振。
就拿平等喊得最多最响的中国政府来说，可以认可两个朝鲜同为联合国成员，并同时与两个朝鲜保持正式的外交关系。然而，为了防止台湾的独立，中国在安理会以否决维和案为手段，威胁让危地马拉内战不止，以示惩戒。
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只不过是一个口号。当一个国家孱弱时，高喊的一定是平等。一旦强大起来，平等就再也听不见了。争取平等其实是在争取超出国家实力基础的国际权利。
布热金斯基坦率地承认这种不平等，却没有给人以霸道的感觉，除非读者本身就很霸道。因为他认识到，美国的根本利益在于建立一个“更机制化和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合作”体系，美国的政策应以这一根本利益为出发点。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的整整一个世纪里，偌大个中国内患外辱从未间断。直到二十年前邓小平执政使中国真正走上了一条富民强国之路为止，历代仁人志士先后提出过无数治国方略，其中只有少数被当政者采纳，更多的则湮没在历史长河里。被采纳的少数中的多数并没有产生好的效果，原因固然有许多，究其要者不外乎：其一，国力衰弱。中国的四大发明深刻影响了人类文明，而对其发明者自身的作用又是什么呢？中国人用指南针确定坟地和宅基之时，昂格鲁萨克逊人、法兰西人、日尔曼人、日本人等蛮夷，在指南针的指引下，万里迢迢飘洋过海来到中国，用中国人炮粉饰太平的火药，轰开了天朝的高墙坚垣。更不可思意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孔孟圣道怎么也抵挡不住由中国人自己发明的造纸术和印刷术载来的爱琴海“文明”。全中国上自圣徒下至小民，惶惶然无所措于手足。其二，统治者总是把家族或集团利益甚至个人利益放在民族或国家利益之上。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宣称天下为公器，但骨子里却以天下为私产。开国者创的是私业，守成者守的是私产，苟延者图的是延缓革命以谋中兴。以抗战为例，半壁江山沦丧，剿共反成了蒋介石的第一要务。显示中国人抗战信心和决心的百团大战，因过早暴露了八路军的“实力”，倒成了彭德怀的罪状。统治者的倒行逆施搞得民心背离。每当国难当头时汉奸蜂拥，就是明证。其三，军事和外交手段落后。两军对垒勇者胜是中国人的信条，然而英勇无比的僧格林沁蒙古骑兵却全军覆没。震惊侵华联军之余，就只有依靠刀枪不入的义和团烧教堂砸使馆的能耐了。而这竟始于禁止一切与“英夷”的通商。清室惹不起拥有坚船利炮的“洋鬼子”，就创造出以夷制夷之法，而制夷的奖赏却是中国的领土和中国百姓的白银。
要中择要是利益冲突。无论是以一人治天下还是以天下奉一人，统治者的利益与民族的利益总会发生冲突。这种冲突越逢国难就越带有根本性。
清皇朝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利益有许多根本性冲突。清室统治者深知，“保中华”要以“不保大清”为代价，于是乎异常理智地选择了割地赔款，以图苟延。朝廷再小也比一无所有强无穷倍。北洋军阀、蒋氏家族甚至国民党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利益也不一致。袁世凯为了当皇帝，置民族利益于不顾，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蒋介石要先安内而后攘外，乃是置党于国之上的典型。五十年代与苏联结盟，六十年代与苏联交恶，七十年代联美反苏，考虑的全都不是民族国家之根本利益。
以国家利益为政策的出发点是现实世界的必然要求，反其道而行之者无不遭到历史的惩罚。对中国的惩罚就是持续的衰败。最近二十年来，邓小平以两个有利为标准制定的国家政策，才使中国走上了复兴之路。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重现中华帝国昔日辉煌的欲望也随之抬头。于是，远比中国强大的美国的海外利益与这种欲望发生严重冲突。
任何一个现代意义的国家，都有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利益在其领土以外。对于一个真正的大国尤其如此。
朝鲜半岛的局势直接关系到中国东部边界的安宁，也关系到东北朝鲜族聚居区的稳定和繁荣。无论谁执掌中国政权都会设法影响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与蒙古的关系历来都是中国统治者的心病。病因是蒙古草原上的民族矛盾和地下的宝藏。
随着中国现代化且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原材料的获取（石油、粮食等）和产品的销售必然使中国更加关心产销地的局势、运输通道的安全。
考虑到钓鱼岛、南沙群岛等领土纠纷以及某些少数民族的分离倾向，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将越来越事关民族的命运。迫切的现实需要和强烈的传统欲望交织在一起，困惑着中国的政策。反对霸权和谋求霸权同样令人费解。二战以后，世界各地都响着反美的声音，或低或高，或强或弱，始终没有间断过。理由是美国拥有而且使用霸权。美国的霸权真的那么可怕吗？美国放弃霸权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
地球上有二百来个大小不等、种族各异、信仰不同、利益冲突的国家，亟需世界警察来维持秩序。不妨试想，萨达姆先吞并科威特，再陆续把沙特、阿曼、阿联酋、也门、叙利亚，甚至土耳其和伊朗置于其章中以后，建立起拥有石油武器的巴比伦帝国，世界会成什么样子。再试想，俄罗斯重新控制中亚，万一影响中国今后的石油供应，挑起中国西部穆斯林的分裂，鼓励了印度在南亚称霸的野心，中国将如何是好？
冷战后的世界霸权似乎更像春秋时代的霸权。在全世界建立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秩序，是美国国家利益的必然夙求。高喊“反霸”不如冷静地分析一下，这样的国际秩序是否符合中国的眼前和长远利益而后决定相应的对策。
鉴于美国对现有版图之外的任何地方都没有有领土要求，美国的历史中也从未有过象在奥斯威辛或南京发生过的大屠杀，让美国出任世界警察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说霸权是一种罪恶，美国的霸权就是现实世界的必要罪恶。
历史上没有一个象样的民族或国家是由于外部力量的打击而灭亡的。强势民族的衰亡都能在其内部找出带有根本性的原因。
世界上一切有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民族都应清醒地认识到，美国的霸权绝不是美国人刻意谋得的，而是欧亚大陆上各个民族把自己的事情办砸了，拱手送给美国的。
由于百年衰落，央央中华本已逐渐淡漠的霸权意识，自1949年中国大部统一后逐渐抬头。拿数十万中国人的生命助金日成、胡志明统一；花数十亿人民币帮霍查独裁；处理与铁托、卡斯特罗、戴高乐、苏加诺等的关系等，无一不用中华民族的利益来谋取霸权，直把中国带到了崩溃边缘。
读书人以书为鉴。我们这些人常对学生讲，学习什么知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习怎样学习。美国高层“知识分子”的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从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利益出发，一切以事实为根据，心平气和地把政治、民族、经济问题当作学术研讨。
中国有中国自己的事情。有的中国人还没有吃饱穿暖，有的中国的孩子没有书读，中国的国土还没有完全统一，同志仍需努力。即使中国真正富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还有待升华。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人的日子刚刚好过一点。中国仍然很穷很落后，正所谓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只有经过我们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方能上不辜负先祖，下不愧对后人。中国人民的福祉不能作为反霸的牺牲，更不允许作为谋取霸权的赌注。
凡是有益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凡是有益于增强综合国力的，各位仁人志士共勉之。
陈维连
一九九九年春节
附：中国的国家利益在哪里---学习陈维连“美国就是救世主”论
作者：老田
拜读陈维连先生的鸿文之后，笔者极为诧异，方知世上真有高人，不是我等所可以望其项背。根据这一位专家的说法：是因为“重现中华帝国昔日辉煌的欲望也随之抬头”才导致与“远比中国强大的美国的海外利益与这种欲望发生严重冲突。”可是笔者和许多网友一样，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远远没有达到足以维护国家利益的程度。看来高人毕竟是高人，就算是朝一块石头看一看，也能够比别人看得深刻些，什么“见微知著”“捕风捉影”都用不着。
这一位专家宣称“如果说霸权是一种罪恶，美国的霸权就是现实世界的必要罪恶。”而且“美国的霸权绝不是美国人刻意谋得的，而是欧亚大陆上各个民族把自己的事情办砸了，拱手送给美国的。”专家还提出两个严肃的问题“美国放弃霸权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中国将如何是好？”所以“即使中国真正富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还有待升华”所以“中国人民的福祉不能作为反霸的牺牲，更不允许作为谋取霸权的赌注。”总而言之，只有美国的霸权才能够救中国。根据专家的独到见解，我国已经在做不自量力的事情了，“就拿平等喊得最多最响的中国政府来说”“争取平等其实是在争取超出国家实力基础的国际权利。”喊一喊平等实际上已经犯了大错误，我等身处危殆尚不自知。
惟其如此，笔者有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觉，所以不敢不懂装懂，所以索性不揣鄙陋，把一孔之见贴出来，以就教于方家，体现追求真理改正谬误的精神。
一、中苏分裂的必然性和中俄关系前瞻
中苏结盟和中苏分裂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不是中国人更不是老毛。韩非有言“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而“财多”和“袖长”不是中国而是苏联。无论是结盟还是分裂，都不是中国或者中国某一个伟人所能够决定的。
中苏结盟是源于苏联的孤立和实力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穷朋友毕竟也是朋友，没有什么好嫌弃的，所以《中苏同盟互助友好条约》能够签署。反过来中国实力弱小，存在极大的安全威胁，那是能靠则靠，这个盟不结白不结。
在苏联实力增强，自认为可以美国一争高低的时候，中国还是没有太大的长进，仍然把“国土防御”作为战略，并对与之因果相关的“全民心防建设”非常重视。如果没有全民心防的建设，国土防御终究是有国无防无法发挥效益，日本入侵中国有3500同胞惨遭不幸，这样的教训难道不够深刻吗？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在危机年代倡导人们的克己精神和为民族奉献和牺牲的精神，还有什么可以依仗的呢？靠装备优势还是靠盟友扶持？反帝反修并不是老毛的私见。
正因为中国的不长进，所以与赫鲁晓夫的雄心和趣味极不协调，所以才发生“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争执。作为赫鲁晓夫信心和决心的体现，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才能够上演。实际上无论是谁主政，除非把中国纳入苏联与美争霸的战略轨道，否则中苏关系的破裂就具有不可避免性质。
对比普京“反击美国航母”的发言，历史真是有惊人的相似，赫鲁晓夫曾经写过一封致艾森豪威尔的信，提醒艾氏“不只是美国有核武器”，不要对中国搞什么核讹诈。可以断言，只要美国不放弃霸权主义，苏联或者是俄罗斯感到需要人来分担所承受的战略压力，与中国的关系就一定会有回升，与中国的战略利益一致性就一定比较高，友好的关系就会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反过来，如果那一天俄罗斯感到力量足以争霸世界，中国与它的战略分歧乃至分裂就不会不重演。不过中国人至少不用太早担心不该担心的事情，我们首要担心的是美国的霸权，而在美国放弃霸权主义之前，俄罗斯确实是我们可以借重的盟友。
笔者相信在资源和环境的制约之下，中国没有现代化或者是全盘西化的可能，中国最终必须在老祖宗道德主义的传统基础之上前进。正如郑和没有变成鸦片贩子和奴隶贩子一样，中国登陆美洲到古巴去保卫中国的国家利益的事情（一位网友曾经写过《中国的东部防线》文中描述过这样的场景），是永远都不可能在这个星球上演的。
二、也说美国霸权的得来和运用
美国的霸权得来确实与英国不同，不是简单的扩张就生效的。实际上在确立美国的霸权和超强地位过程中，是一个典型的“水落石出”过程。这是一个阴谋自私的团伙，终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经典故事，英法的绥靖主义和苏德条约，不过是双方为让对方打前锋的高明谋略，被更高明的人充分利用并各个击破的典型案例。而美国的崛起，不过是中国古人说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悲喜剧，在全球大舞台上演的大戏而已。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希特勒是美国的希特勒，而东条英机也是美国的东条英机，有这样的好帮手，美国人确实可以洗脱亲自动手的嫌疑。曾经有一个美国参议员杜鲁门公开主张：如果俄国人占优，就应该帮助希特勒；反过来如果希特勒占优势，就应该帮助俄国人。由于希特勒最后有控制整个欧洲的危险，所以著名的白人民兵丘吉尔头脑清醒“为了把希特勒送进地狱，就是魔鬼也要与之结成同盟。”这就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全部内涵，只要苏联肯向希特勒军队开火，美国就要支援武器；同理中国士兵向日本鬼子开火，也当然应该得到美国的军火援助；共军向日本人开火比较积极，所以史迪威坚决主张武装共军，不过最后被老蒋顶回老家去了。
实际上在一战时期，向美国之崛起的让步过程已经开始，不过没有最后完成而已。因为英法联手还能够操纵“国联”，所以美国就有相应的“孤立主义”，拒绝加入“国联”。在一战之后，是哪一国的垄断资本为德国德复兴作出重大贡献，相信网友不用查资料也能得出正确答案。毛泽东精辟指出“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列宁在评论一战是也很一针见血：传统上由英国充当的坐山观虎斗的角色，这一次改由美国来担任。德国的重新崛起过程中遭遇到数次重大政治和军事风险，又是英国和谁大力协助克服的？在希特勒政治崛起过程中，偶然性背后有必然性在起作用。成功不是轻易得来的，美国又怎么能够例外，完全可以断言他们并非上帝的选民。第一次坐山观虎斗没有产生理想的结果，那就着手安排第二次。
三、关于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
笔者高度评价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认为这是一场真正让长城退役成为摆设（或者文化古迹）的战争。也许对中华民族而言，只要中国人争气一丁点，大概就不可能再有一场战争的战略价值超过它。在这样的认识之上，笔者不认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流血的勇士是炮灰，他们是真正的了不起的人，他们都是老实人不会丘吉尔式的煽情，但是他们为中华民族奉献的确实是“热血、辛劳、汗水”还有最宝贵的生命。
抗美援朝过去五十年了，考虑中国曾经受到的长达几十年的包围和遏制，但是以苏联之强（西方曾经长期构想一种苏军的坦克横扫欧洲平原的可怕场景），美国之霸，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人敢于设想派军在中国的海岸线登陆，或者进入中国的腹地。那些天底下最勇敢最强大的人为什么会失去勇气呢？
中国志愿军于1950年10月19日进入朝鲜，10月25日进行第一次作战。朝鲜首都于10月19日陷落。这样的安排和部署竟然都是为了帮助金日成实现统一？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一种叫做“事实”的东西？陈先生之高明，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些美国高层“知识分子”，那些白痴虽然“他们从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利益出发，一切以事实为根据，心平气和地把政治、民族、经济问题当作学术研讨。”但是没有用，因为他们当年竟然错误地、近乎一致地认为中国失去了最佳介入时机，完全不知道中国人处心积虑地要帮助金日成实现统一大业。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才知道高人毕竟在中国。
根据美国在二战中的智慧，在中国被美国的条约组织三面包围的时候，无论是谁向美国侵略军开火，都是有助于中国的安全和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防止胡志明被美国侵略军歼灭就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
至于中国历史政治群像的表演，笔者已经写过一篇文章表述浅见（《莫把政治当文化---兼评何清涟女士的吊诡文》），不拟重复。
二○○○年十二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