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落案兮花正谢，冬飞雪兮夏送凉。
煮新茗兮寒衣成，饪佳肴兮小碟香。
五十一
其实美国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已经向日本政府施压，要求日本负责计划中的10万北约大军在阿富汗的费用。现在北约的盟军在阿富汗大约是5万人，计划是美军从伊拉克转一些军队，加上北约各国增兵，到10-11万左右。美国的想法是，如果日本不愿出兵，那么就出钱好了。这笔钱号称是用来发展阿富汗军队，至少是170亿美元。虽然美国名义上是向所有没有出兵的盟国收费，但在这个人人自危的情况下，可以出得起钱的大概只有日本一家了。
日本倒底有没有答应，还不知道，但就由日本媒体对美国不照顾日本人的感受，没有考虑朝鲜在解决日本被绑架的公民一事解决之前，就将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上除名，大吵大闹。当然当时日本还是要等到美国的新总统上任，才可以在很多方面进行讨价还价。
而在接下来的G20峰会上，估计大家碰到一起，除了各自表明立场之外，美国要全世界一起努力解决问题，日本要支持维护当前体系，欧盟要进行大规模改革，中国就会老调重弹，搞好自己就是帮了大家，而其他的小喽罗们，就鼓噪一阵，看看反向，在会议期间，连续见风使舵，看看自己能够捞到几根稻草，同时又不得罪任何一位大佬。其结果就是差不多和上次的G8+5会议一样，还是美国人和欧洲人说话，但媒体就想听听胡老板出声。
奥巴马的新内阁里的财政部长一职，共和党人同时建议留任鲍尔森。而可能替代的人选，除了上次说的联储局老主席之外，克林顿政府的第二任财长，后出任过哈佛大学校长的萨缪尔斯也是一个选择。而和奥巴马同岁，年轻的联储局纽约分局主席盖斯洛也是一个可能的人选。
这里就顺便介绍一下犹太人在美国金融界的影响了，美国过去的三任联储局主席，沃克尔，格林斯潘，和伯南克，都是犹太人。虽然沃克尔是属于犹太人的另类，即不是那么爱钱如命。而在克林顿政府的两位财政部长，鲁宾和萨缪尔斯也是犹太人。虽然盖斯洛本人不是犹太人，但在出道以来，先是在基辛格的公司任职，然后进了主要由犹太人控制的美国思想库外交关系协会，然后在鲁宾和萨缪尔斯手下任亚洲司的副手。这位仁兄在亚洲的大部分地方生活过，据说会一些中文和日文，这次也是美国金融危机领导小组的三人帮成员（和鲍尔森，伯南克）。如果这次是他上台，作为一个中国通，和中国金融接轨派关系融洽，估计继续忽悠中国的政策应该保持不变。
要想明白犹太人在美国的影响力，一个指标就是美国“浮华世界（Vanity Fair）”杂志每年列出来的100位美国社会各界的精英人物。在5年前，犹太人占据了30位，而在2007年，犹太人已经占了51位，即超过了半数。要成为美国社会公认的有影响了的精英，不是那么容易。你必须在资金，组织和同业里得到很多的支持，在加上大众媒体树立你这个“雷锋”榜样，才可以杀出条路来。犹太人在这5年里的影响力大增，自然和其在金融界背后的巨大财力扶持，休戚相关。
看了这次选举，俺的另一个感受就是民主制度的缺陷。谁是美国最优秀的管理者？有个人叫做波提斯塔（John Podista），曾出任过克林顿的幕僚长，后来在2003年建立了一个思想库美国发展中心。这位老兄，用中国人的话说是，具有总理之才，可以举重若轻。当年克林顿老兄的政绩主要归功于他。这样的大才，如果在中国，一定是出任国家主席，或是总理的职位，可是在玩嘴皮子的美国选举政治下，当他回到加州的时候，居然没有人会知道俺们有一位诸葛孔明就在家赋闲。
之所以他不可能在选举政治中锥处囊中，脱颖而出，因为美国的民主政治比的是基督教会的牧师的精彩演讲，法院公堂上律师的机智答辩，和好莱坞娱乐文化的华丽包装。至于是不是真的有治国的大才，倒不是那么紧要了。所以象波老兄这样的经世治国之才，只能做个大内总管（或称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位置。即使是奥巴马再次将他请出来，担任临时过渡政府总理（他现在是奥巴马的政府交接班子主席），真是可惜了一位人才。
五十二
这里俺们再转回去谈论经济问题，从前面讲到日本中央银行零利率时，并没有造成物价的上涨，而带动日本走出通缩，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日本投放出来的多余货币量，被日本人想到了另外一个方法赚钱，没有被用来刺激国内的生产，投资和消费，反而被以著名的日本师奶太太炒汇团为代表的日本各阶层民众，拿着跑到外国做套利交易去了。
这个局面的出现在于对国际间资金流动的开放，和货币的自由兑换。当日本人以零利率的方式，借到日元在手，他们不是将其用来支持日本国内的生产和消费，从而带动经济发展，而是将其换成美元，欧元，英镑，澳洲元和新西兰元，到这些高利率的国家里，去稳稳当当的赚利息。这种赚钱方式就是，向日本银行接钱，然后付一个利息，比如说1%，然后换成澳洲元，去赚6%利率，就净赚5%。当大部分的日本人，不论是私人还是公司，都这么干的话，这些高利率的货币对日元就越涨越高，伴随做大量资金的流入，带来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于是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不得不进行干预，不断的调高利率，来遏制经济过热。可是利率越高，对这些套利交易的利润就是越高，变成了大家借更多的日元投过来，结果就是早期投入的日元，不光每天可以赚利息（比如说2005年时，用1000美元价值的日元做本金，可以借倒价值10万美元的日元资金，换成英镑，一天的利息差不多是30美元左右），还享受着汇率变化带来的好处。
当然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不是没有考虑到币值过高的坏处，曾经想过对市场进行干预。只不过，像澳洲，新西兰和加拿大这样的小国家，中央银行出来和日本太太团对抗，估计不到一个钟头，就会弹尽粮绝，全军覆没。
而这些靠食利的日本国民，当然一方面导致了日本币值的下跌，增加了日本出口工业的竞争力，但是由于日本高端产品现在是靠的品质和名牌的竞争力，而不是价格低廉的竞争力，可同时就带来了日本入口货的价格高企，导致日本国内的消费一直没有起色。虽然各国中央银行开始降息，使这些套利交易利润收缩。更可怕的是，投资风险一增加，这些套利者立即作鸟雀散，导致日元的猛涨，跑得太慢的人，可能会因为利率变动过大，把几年套来的利润通通还回去。
这种利用自由货币汇率和自由资金流动的规则，虽然为日本人民找到了一个发财方法，但就未能发展出自己内部的经济发动机。而这个套利交易能够实现，还在于其他地区的世界经济蓬勃发展，一旦这些地区的经济出现低迷，大家全部撤杆，热钱逃回国内，就导致日元汇率大幅上涨，经济发展却没有起色，日本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实效，大家又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下一步的通俗危机了。
这里就顺便谈一下笔者对外汇市场的理解和看法。虽然俺对很多方面都发表了不少谬论，但从来不敢自称专家，只是在外汇上面，敢自己自夸一句，算是比较懂行。现在的外汇市场大概是所有金融市场中风险最大的市场，俺一位朋友玩了20股票和商品期货，10年指数和期权，但在玩了一个月的外汇以后，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的说法是，外汇市场上一天的变动，把股市里一个月的波动做完了。
在2005年的时候，两位投资界的大佬，一位是巴菲特，一位是索罗斯，大炒美元跌，就在欧盟宪法被法国和荷兰否决之后，被外汇市场里的群狼们一轮轮搏杀，输到连裤子都没有了，并成了市场行家们的笑料。那之后老巴就退出了外汇市场，老老实实回到他的强项，实业投资里。而这一轮的美元大涨，估计炒美元跌的索罗斯和罗杰斯都讨不了多少好。
因此当中信泰富的荣小妹妹想到外汇市场里搏杀一下，这个小雏鸡，被人拔毛剥皮，杀得体无完肤，就毫不令人意外。本来如果中信泰富需要一定量的澳洲币，可以做货币掉期(Currency Swap)，或者做货币远期（Currency Forward），但荣小妹的选择是玩叫做“积累(Accumulator)”的两年合同，以美元兑换利率0.87计（在0.95高位）。合同是每日和每月结算，所以是澳洲元跌多少，中信泰富就赔多少。其实本来这个合同也不可怕，买个澳洲元下跌的期权，就把风险保住了。不过既然这种香港人谐音叫做“I kill you later”（改日斩你）的基金，都会买，中信泰富的投资智商就不值得评论了。
五十三
当然荣毅仁老爷子那可是一代豪杰，第二代的荣智健也算是猛龙过江，到了第三代就让人无语问苍天了。中国古话的“富不过三代”就是对这种家族式企业经营的最佳写照。
不过这次的失手在外汇市场，表明了中国公司在这方面的知识还是比较缺乏，对现代国际金融的了解还是太少，所以这里俺试图以浅薄的一些知识，和大家分享一下。
货币的自由兑换是在1971年布雷顿协定破产之后，在之前因为货币管制，比如说你到另一个国家度假，你只可以按每日规定的金额兑换外汇。那时到外国投资的成本很高，所以很多的投资基金，尤其是西方最大额的退休基金，基本上就是在自己的国内投资。
而一旦货币开始自由兑换，进出口企业，因为其成本和利润通常是两种不同货币，比如中国的出口企业成本是人民币计，但利润是以美元结算，就面临一个要对冲货币兑换率的风险。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人民币对美元上涨的趋势，你如果是以现在的价格和你的对家签订下一年的合同，那么人民币涨上去，你的那些合同可能就全是赔本的了。这大概就是今年中国很多出口企业面临的一个问题。
当然对中国企业还是比较容易做前瞻性规划，因为这几年人民币对美元一直是明显的上升。而对许多其他国家的企业，货币的运作方向是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币值向对你有益的方向变化，你当然什么都不用做。另一种就是币值向对你不利的方向变化，你就需要买一个保险，来保证自己的利益。
举一个例子，你从澳洲出口铁矿石，在澳洲元对美元0.70的价位上出了货。比如说你的总额是70万美元，那么如果按现有的货币兑换率，你的利润是100万澳洲元。如果你的信用是3个月，而在这三个月中，币值变了。如果澳洲元跌到了0.60，你的利润变成了116万了。如果澳洲元涨了，变成0.80，你的利润就变成了87万了，亏了13万。
第一种可能你就不需要做任何事，第二种可能你就需要买一个保险，来保证你可以从保险赔偿上，保证自己的利润。那么怎么做呢？通常就是由专业的外汇投资公司帮你计算，你可以买一个澳洲元兑美元涨的期权，保证你在澳洲元涨到0.80的时候，就可以赚到不见了的13万。
当时就是这个原因，一个叫梅拉迈德（Leo Melamed）的芝加哥律师在芝加哥商品市场上开创了货币期货交易。这是一个在现代国际金融中划时代的事件，本来期货只是在大宗商品中使用，来保证主要是农产品的交易，使农民可以不受到“多收了三五斗”的价格伤害。
但梅老兄看中了这种以金融产品进行期货交易的前景，是后来越来越多，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产品，全部由这里发展而成，可以说是现代金融的起始。当时这件事情在芝加哥发生，并不是偶然，而是因为以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犹太裔的佛里得曼领军的芝加哥学派，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成气候。
佛老爷子当年对美国1970年经济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一直施行的凯恩斯主义过于着重政府干预，而忽视了古典主义的自由市场在资本的配置上，要远远强于政府官员的决定。他并批评了美国联储局在通货膨胀中的无所作为，提议放弃对基本利率的控制，而是限制初生货币的发行总量，比如说以3%的年增加速度，就让市场自己去决定最后的利率应该是多少。他的这个主张，最后终于被美国联储局主席沃克尔接受，成为最终控制住美国恶性长期通货膨胀的法宝。
五十四
佛老爷子的大道理，虽然受到了不少人的反对，但就吸引了两个重要的听众，一个是美国的里根总统，一个是英国的撒切尔首相。在这两位的推动下，经济自由化的步伐在美国和英国就彻底迈开大步，后来并在1985-1990年影响了日本和欧洲，使日本成了头一个倒下的受害者。
其实笔者作为一个毛头小子，曾经当面聆听和向佛大师讨教过。以当时中国深受计划经济之害，听到老爷子的自由市场教诲，自然是如听仙乐。如果不是有点自知之明，几乎就递了投名状，拜进了老爷子的山门。要是当年阴差阳错，以俺的三寸不烂之舌，估计也许扛作佛大师的金字招牌，会成为国际接轨派的一员大将，上面忽悠国家领导人，下面忽悠后辈年轻学子，祸国殃民就大有成绩了。再不济，也可以混个国际金融大鳄的在华买办，大谈特谈中国金融应该如何转型，估计和章台街的当红名妓商量自己的贞洁牌坊上的字体，该用柳公权还是颜真卿，是同样的货色吧。
美国和英国发起的金融自由化，在欧洲就引起了担忧，导致欧洲成立了欧洲货币体系，来应对热钱的大量流动带来的对经济的冲击。在英美的第一步改革中，首先是造成了退休基金和保险公司可以跨境投资，从而带来了对金融体系一个结构性的变革。
本来在金融体系中，帮人投资和买卖股票的证券公司，和帮人做市的公司分得很清楚，这种严格管制的分工造成一方面证券公司的佣金过高，和做市公司的基金太少，无法应付开放后的大基金的要求。这就迫使美国在1975年和英国在1986年，放开管制，允许竞争，导致了这两类公司的合并，既代理买卖，又自己做市。而开放竞争的结果又导致了为了吸引顾客，代理买卖的佣金减低。虽然是暂时通过贸易量的增加来弥补收入的减少，但长期发展的趋势导致了这部分收入不可能维持公司的营运。在高科技发展起来，互联网商业化普及后，网上电子交易兴起，又导致佣金的再一轮削减。那么这些公司怎么应对损失的收入呢？那就是在一开放之后，大家就不得不以自己的资金去股市中搏杀。就像一个赌场，你自己要坐庄，又要帮来玩的顾客下注，还必须自己也亲手玩，其中的乱局就可想而知了。
另一个造成的变化，就是原本靠为顾客提供投资服务的投资行，在激烈竞争下，光靠一张嘴向别人卖咨询也难以生活。他们的应对方式就是要么向市场上发股募集资金，要么加入商业银行获得存储资金。这个变化终于导致在1999年，由大萧条时代开始的严格界定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经营的格拉斯－史提高法案(Glass-Steagall Act)，放开了双方的经营空间给对方。商业银行自然因为企业贷款竞争激烈，零售存储生意利润低，还要运作庞大的分行和营业所，理所当然利用自己资金雄厚的优势，杀进投资银行本来独霸的帮企业上市的包销生意。而投资银行面对这个挑战，只能是兼并和购买，最后就形成了五大巨无霸的投资大行，和商业大行竞争。
当这些金融公司变得很大，经营的范围过于广泛，面对的技术性问题越加复杂，就需要得到学术界的支持，来对各类不同的风险进行贸易。本来银行和金融系统有一个不可逃脱的宿命，就是以储蓄（后来加上资金市场）作为基础，向企业进行贷款的经营模式，其收益是长期的，但债务是短期的。为啥这样说呢？因为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和企业刚刚相反，你在银行的储蓄是算作银行的负债，而银行带出去的贷款，是算作资产。银行贷出去的贷款是按照年期的，但是存款却是随时可以被人提走。为了应付这个问题，各种类型的风险产品就必须被推出来，以方便风险管理。
芝加哥在这方面又做出了另一大贡献（有点为纽约华尔街被人吐口水抱不平了），以芝加哥大学的两位学者布莱克（Fischer Black）和斯高尔斯（Myron Scholes）建立了期权的定价理论，从而导致了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的开张。这个定价理论主要解决了期权定价，所依赖的原始商品（可以是实际商品和金融商品）的波动幅度。而在电脑普及之后，这个计算的速度是可以瞬间实现。
五十五
在发展期权之后，下面兴起的风险管理产品就是对掉合同。这个也是货币自由兑换后的产物。本来一个国家的投资者，只可以在自己的国家投资，那么现在可以到外国投资了。而同样的企业也可以从自己国家融资，变成去外国融资。这就产生了从一种货币发行债券，然后就对掉成另一种货币来减轻利息。在这个基础上，就产生了货币对掉，和利率对掉，然后就是原子弹信用违约对掉。
从资金风险的角度来讲，期货，期权，和对掉都是为了更好的管理风险，试图以一个小的投资，来保证一个较大的风险。但这些方法的大量运用，却将一个个体的减低风险的功能，通过了杠杆效应，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另外由于在沃克尔成功控制住了通胀以后，美国经济经历了一个20来年的温和增长阶段，导致了资产，包括房地产，股票，债券等等的持续增长。其中的简短衰退很快就度过，为这一次的大爆破积累的很大的泡沫。
以美国的金融体系破产来看待中国的未来前景，就要为这之前中国的金融国际接轨派的改革蓝图进行分析，看一看那些是死路一条。
首先是金融行业在整个国民经济里，应该占有的比重是什么。大概读者都知道，笔者仍然主张金融业只是对实体经济的一个服务行业，不应该发展成以侵害实体经济发展，将自身变成一个脱离实体经济的巨大虚拟经济。以美国为例子，在1980年金融业只占美国股票市场总值的5.2%，在2007年变成了23.5%，几近四分之一。在ＧＤＰ的比重也是差不多这个上下。另一个数据就是股票市场总量占ＧＤＰ的比例。在美国股市大跌前的2007年8月，美国股市总额是179230亿美元，按照Wilshire指数两个月前，总额差不多是153900亿美元，到10月底，跌到了115400亿美元，和美国ＧＤＰ的13万亿美元比起来，似乎比重太高了。
相比于德国，在同样高点的情况下，是19760亿美元，相比于其ＧＤＰ的33200亿，只不过是过半。而与德国经济规模差不多的中国（当然以购买力计算可能是德国的两倍），就已经股市总值差不多21万亿（30590亿美元），几近ＧＤＰ水平。如果加上俺们的小香港的21800亿，中国股市的规模是52390亿美元，超过了日本的46150亿美元。虽然没有放美国那么大的超级大卫星，也是当仁不让的浮夸天下第二。
所以说以去年中国股票市场的规模来说，显然不是金融改革的方向。股票总值占ＧＤＰ的比例，以中国现在的发展水平来说，仿佛应该在20-30%这个水平，而金融业则应该在整个股市和国民经济总量的5%之内。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步发展，2020年步入小康社会，股票市场的比重才可以向40-50%靠拢。只有当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以人均计算）达到今天的德国或者日本的程度，也许可以在50-70%之间。而任何超过这个比例放的大卫星，就是找死，今天的美国金融界就是中国的前车之鉴。
第二个考虑的问题，就是需不需要建立一个美国式的资金市场。考虑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中国基础建设突飞猛进的一大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利用的高储蓄率和低利息率，加上农民工的廉价劳力，以较低的资金成本实现了较高的投资收益，任何在资本市场的创新和改革，都不能打乱这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局。
五十六
目前中国的企业还是主要靠银行贷款，而且现有的国有银行，还存在财政操作方式的政策贷款。中小企业有融资困难，导致非法的企业集资盛行。而民间资金无路可去，又不愿意在现有的低利率银行储蓄和高风险股票交易中投资，确实有建立资金市场和企业商业票据市场的必要。
但对这些市场的利率，不应该直接用完全市场化的方式解决，而应该由中央银行给予一个利率指导，建立在央行基本利率之上的一个浮动幅度。如果采取美国式的完全市场化的方法，就会导致央行利用银行准备金来控制货币总量的手法失灵，并迫使央行变成美国联储局的处理方法，以调整基本利率，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国债劵，从而导致在特别情况下，对银行系统的调控失灵。这样的例子发生在今天美国银行体系对联储局的利率运作没有反应，同样发生在1970年代的通货膨胀时期。
大家必须打破的一个错误的观点，就是市场一定会带来资源的最佳配置。如果俺们看一看今年的石油期货市场，和当年的美国加州电力市场的例子，就明白这种观点在现实的市场操作中，站不住脚。一个放开的资金市场不排除，会由于投机基金的操作，而导致利率大幅波动，不一定会总是带来理想的结果。
第三个要考虑的是大宗商品的期货市场和国际期货市场的关系问题。在关系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商品，而中国又不具备国际定价权，和没有大量存货，不掌握货源的情况下，要求单独的企业，甚至一个行业来应付风险，似乎是强人所难。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力量还是起决定性的作用。中国政府可以利用国家存货，隔断国际市场的大幅变动，比如说今年的石油，原材料和米的价格的疯狂涨势，不会导致中国企业的大规模亏损或者倒闭。
而非商品类的期货和期权的推出，必须小心慎重，要有严格的监督和限制，以免导致金融体系风险性过高。
而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一个罪魁祸首，贷款消费的债券化，不论是房屋贷款，还是其他消费贷款，应该要坚决制止。反而造成问题的信用违约对掉，倒是可以开发，但必须建立起一个中央交换和结算中心，而且严格限定，只有拥有信用合同的持有人，才可以从事这种合同买卖，制止将这个风险管理工具变成投机行为。
最后一点就是在资金市场开放上，还是要放慢步伐，不可重蹈世界各国，如日本，俄罗斯等等的覆辙。在人民币汇率政策上，可以仍然以逐步扩大交易的波动幅度为方向，但就逐渐改变规定中间价位，而变成由市场操作的方式，实现中国政府对人民币汇率的目标要求。
中国的中央银行不能走美国的道路，就是由私人银行拥有，挂政府的牌子，但又独立于政府施政之外的独立地位。无论任何形式的金融改革，中国的中央银行，必须实行国有制，并完全接受国务院的领导，作为服务中国经济的一个政府部门，而不是变相的从政府独立出去，在国际标准和全球化的旗帜下，全世界金融资本家团结起来，成立所谓的世界金融俱乐部，然后就由这帮大金融家们，叼着雪茄，绑架各个国家的政府，实行损害国家和民众利益的政策。
现在中国金融改革的基点，不是要达到什么什么国际组织的要求，要和哪个什么先进国家比，而是要做到服务中国在中西部仍然未完成的基本建设，和在国际贸易中支持人民币贸易圈的形成。在目前中国金融状况局面不错，而西方金融体系濒临崩溃的时候，任何改革可以慢就应该慢一点。
五十七
前面俺曾经就中国的外贸困境和内需转型提出了意见，并且对俺们中国政府调侃了几句。结果在俺娓娓道来，还没有登出中国转型的看法之前，中央政府已经出了重拳，推出了2年4万亿人民币（即5860亿美元）的对实体经济刺激方案，不由得不大声叫好，对胡老板掌舵的党中央，和温老爷牵头的国务院，行动果断，判断正确，头脑清晰，发出由衷的赞叹。当然，各级省市政府可不可以行动快捷，就要看接下来的诸侯群英会，可不可以做到号令一下，军马齐出。不过对中国体制做大事情的高效率，俺从来就没有怀疑过。
首先看到的是，外面世界的各大媒体在齐声叫好的同时，不免有又有些嫉妒。毕竟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可以玩得出中国现在这个财政大手笔。今天看到高盛的经济学家哈祖斯（Jan Hatzius）谈到美国的金融危机，说到美国金融系统至少要爆掉1万4千亿美元的资产，而现在才清理掉800亿，还需要清理掉600亿。看来俺笑话那些三菱之类的蠢货在半山腰时，喊抄底，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国务院的土鳖在国际救市一事，要比中国金融界的海龟有眼光多了。
在谈到奥巴马提出的1750亿的救市方案，哈学者说，不够。至少要3000亿到5000亿。看到中国的5860亿，大家只得叹息加上红眼。AIG又快撑不住了，很多其他的保险公司，开始递救济申请表。DHL这个大传递公司一刀子，就砍掉9千个职位，而底特律的美国三大车厂已经在国会山庄，挨门挨户乞讨，如果这三个叫花子拿不到救济，可能会造成6百万人失业。而美国7000亿的救市资金已经花掉了一半在华尔街的银行里面了。
在俺谈到中国这个刺激经济计划之前，先通俗的对出口外需和自销内需的运作给读者一个交代。
话说俺们南国广东省东莞市樟木头镇上，开了一家外向型经济工厂，专门为国际大名牌耐克生产运动鞋。一日，有美国客商订货，购买价值1千万美元的鞋子。这家工厂高兴的交了货，拿到1千万美元，然后到央行去兑换成人民币。于是央行“印”了6825万人民币，给了这家工厂，就把那1千万美元给了中投。而中投一投，就打了水漂了。俺声明与中投没有个人恩怨，只是拿他们开涮而已。在这个例子里，美元投不投资，赚了还是赔了，都没有关系。
那么这个美国客商是谁，把鞋子买了之后，是放到沃尔玛去买，还是用来填海造田，都没有关系。反正最后结果是中国的一个厂家赚了6825万人民币。而央行的账户没有变化。
假设这个美国客人就是世界首富和首席慈善家老盖，他因为看了一集关于广西山区的穷孩子没有鞋子穿，立即慈悲心打发，买了鞋子送给这些孩子。结果就是孩子们穿上鞋子，大声说，感谢盖大爷！感谢盖氏基金会!
那么换一个角色。美国政府援助基金，看到了同样的影片，决定向中国给予无息贷款，来帮助这些穷孩子。结果是厂家赚了6825万人民币，央行多了1千万美元，过了若干个月，还了贷款，所以帐号上，也没有任何变化。唯一变的是孩子们穿上鞋子的口号成了“感谢美国政府！感谢美国人民！”
那么在变化一下。中国政府的扶贫基金，决定帮助这些穷孩子。结果是厂家赚了6825万人民币，央行没有任何变化，因为这是个内贸合同。唯一变得是孩子们穿上鞋子的口号，就要改成“感谢党中央！感谢人民政府！”
这个例子说明的是，其实把外贸转为内需，并不是向大家想象的那么难。如果中国政府，善于运用其积聚几年的强大财政能力，推出中国特色的罗斯福新政，成功导致中国经济转型，那么这以后的十年到二十年时间，就是中国复兴的大好日子。
五十八
当然现在中国政府对出口企业的退税和信贷支持，是希望众多企业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寒冷冬天来临时，可以多一件寒衣，可以顶住，免得带来大面积的企业倒闭，数百万民工失业而引发社会问题。但在促使沿海企业转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搬迁上，现在倒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首先是对中国内部需求的商品缺口，进行一个大致的估计，然后选择合适的行业进行向中西部转移。至于回乡的农民工，要快速追踪他们的返乡地，然后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合作的形式，将破产倒闭的企业的生产设备和原材料，一火车拉到农民工回乡的地方。如果农民工会四川，就拉到四川，会安徽或者河南，就拉倒这些地方。然后以这些农民工的技术训练，成立工人合股的公司。然后从今年毕业的大学生中，招募行政和管理人才，以政府财政采购和扶贫（即上面谈到的感谢政府，感谢党的例子），对这些企业帮一程。俺不止一次提出，希望这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在河南，和湖北，湖南，江西一线进行。
当然要使这个过程成功，建立一个运行顺畅的农村销售网，是一个必须考虑的过程。但是以中国人民的智慧，这样的销售网估计很快就会建立起来。
许多人都可能问这样一个问题，这次中央的经济刺激方案，为啥会得出4万亿人民币（586亿美元）这个数字？笔者其实一早就对这个堤外（外贸）损失堤内（内需）补的政策做过考量。如果按照贸易盈余2600亿美元来算的话，以人民币对美元兑换率6.8的粗率计算，就是1.8万亿人民币。因此以这个数来计算以下两年的情况（今年会用4000亿），是打定了外贸盈余为零的最坏打算。
在内需不可能一下大幅提高的情况下，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效法当年的罗斯福新政，就是一个必要的选择。当然以这样大的财政支出，进行民生和基建，是否一定会保住8-9%，还是个未知之数。但是如果可以在这两年内，在低收入房屋，全民保健，农村基建，高速铁路，绿色能源等等，对十三亿人民的民生大大改进的话，就算明后两年只有6-7%，为今后十年的发展打下一个好的基础，也是大有所值了。
这样的经济刺激，可能有人会担心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问题。其实不必担忧。中国现在的国债大概是5万亿，只占总ＧＤＰ24万亿的21%左右。即使连续两年的刺激方案，也可以将其控制在30%一下，离欧盟列出的警戒线60%还差得远，更不要说美国的接近90%和日本的190%。而中国政府的财政一直有盈余，以安全的3%GDP的财政赤字来计算，中国可以有7千亿的赤字空间可以利用。
另外在通货膨胀考虑下，笔者在前文已经谈到过，主要在于一个国家是否有足够的制造能力来消化，积极财政政策投入的大量货币。只要一个国家可以保证外来资源和能源不成为发展的瓶颈，比如说现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度回落的情况，又具有足够的生产能力，和充足的消费市场，这种积极政策就非常容易成功。而中国今天的环境，和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非常相似。
美国当年的情行就是，美国政府罗斯福新政下的积极财政政策，甚至达到了ＧＤＰ的119%的高度。但美国在二战是形成的强大军工能力，具有巨大的潜力。当参加二战的士兵复员回来，导致了对民生产品的强大需求，只是在1947年，因为军工品生产的军工企业，需要向民用品转变，造成了短暂的供应不能满足需求的供求失衡，而导致通货膨胀飙上14%的情形。而很快的几个月内，制造业转型成功，带来了美国经济的黄金时代。
五十九
那个时代有一点和今天相像，就是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比较合理。在当前西方银行体系货币再生系统暂时失灵的情况下，尽管各国政府在大力注资，由于对经济前景的黯淡，和实体经济的资金缺位，都会是通货紧缩成为这两年的主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由于外汇储备的庞大，在国际市场上一枝独秀，而其他国家又没有资格跟进，就会导致原材料和能源的买方市场。中国如果抓住机会，用长期合同的方法为那些资源国家提供救命稻草，就会为自己的积极财政政策创造条件。
而且中国近年来的通胀压力，和上游产品的大幅涨价很有关系。在这样一个低价的有利环境里，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才可以施行。不然的话，等到西方的银行系统恢复机能，各国央行采取的货币政策如此宽松，下一轮的恶性通货膨胀，会不会爆发，都令人难以预料（因为最终还是在于消费者肯不肯贷款消费）。
以美国历史作为一个借鉴，总共发生过5次高通胀，分别发生在独立战争后，1812战争后，美国内战后，二战后的1947年，和1965年。前几次容易理解，战争支持，除了林肯直接印5亿白条之外，其他都是发国债解决。因为战争大家过得很苦，而且前几次的独立战争，对英国作战，和南北战争，都把美国打得稀巴烂，所以一和平，重建当然不能再加税，自然短期内会有通胀。1947年那次，美国没有受到太大损害，但军工转民用需要一定时间，所以转轨时通胀了一下。
另一个情况就是通胀后基本上会有一个萧条。所以二战后，大家因为1929年的大萧条吓怕了，政府不敢不实行积极政策。加上和苏联军备竞赛，所以是战争准备机器并没有慢下来,大炮黄油一起上。虽然政府每年投入的财政刺激总额在不断增加，但是由于美国生产潜力可以消化的原因，ＧＤＰ的增长很快，从1945年的2万亿美元，涨到1960的5万亿美元。虽然在1945年，国债是119%，但当经济发展比国债发展快了之后，1960年回到了58%，1969年到了40%， 1974年是35%。这之后是里根经济学的国债无所谓论，在1984年，回升到了45%，然后就是今天这个接近100%的局面（没有救市大概是65%左右）。
从这个角度讲，用财政的政策去刺激经济增长，就像你把政府看作是一个大对冲基金，不管你是用国债去支持战争去抢（比如说英国帝国在全球扩张时，和现在小布什在伊拉克动武），刺激经济发展，你最后的结果还是要从你的ＧＤＰ增长里，拿回来。如果你的ＧＤＰ跑得比你的国债发行增长率要快，你的总额在增加，但是占ＧＤＰ的百分比却降低了，说明你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成功的，做到了以小杆大。反之，你的ＧＤＰ百分比越来越高，说明你的国债效应越低，说明你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失败的，是在以大杆小。当然如果用国债去打仗，抢不到更有价值的战争财回来，就像小布什的所为，这个买卖当然是赔钱的。而如果你发了国债，不光是ＧＤＰ增长不够，你平衡帐目都不够，就是通过各种税收吸回来的收入，不够你支付国债的利息，你就是玩负增长了。
很多经济学家对这个关系不是想的很清楚，而是一听到财政赤字和债务，就开始担忧通货膨胀了。尤其是那些彻底崇拜金本位的金龟子们(Goldbugs)，认为只有具有一定的黄金作为后盾，才可以进行相应的财政政策。
这种看法是很荒谬的。比如说，突然俺们在中南海的后花园里找到了一张藏宝图，结果就是到藏有宝藏的鹿鼎山，把大清王朝祖宗留下的几千万两黄金给搬回来了。是不是按照金本位的说法，俺们就可以立马发行和这些黄金市价等值的几万亿货币呢？
六十
这个不是同样会引起通货膨胀吗？就如当年西班牙殖民者在南美洲，抢了大量黄金回来，因为没有制造业可以消化，同样造成通货膨胀。当然如果俺们只是一点一点的发行多些货币，来保证发展的生产能力可以和其匹配，自然就不会造成这样的恶果。那么只要一个政府可以负责任的保证不要破坏这个适可而止的规矩，后面有没有黄金支撑或者限制并不重要。而笔者认为最主要的指标，就是你的国债占ＧＤＰ的比率是不是过高，而且其趋势是不是在降低。只有做到了这两点，积极财政政策就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政策。
当然以这个标准来判别美国和日本的财政政策，都是属于失败的例子。美国是国债占ＧＤＰ比重不断增高，而且绝对比例太高。而日本不光是绝对比例太高，其经济几乎就是零增长，想降低比例，简直就是门都没有。
那么是不是中国也要采取高比例的财政赤字政策呢？不是，笔者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人，相信到了35%的水平，就应该自我收敛了，而到了40%就应该碰到警戒线了。如果中国政府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财政扩张的指南，那么中国政府就可以在经济环境差的时候，靠积极财政政策，在经济条件好的时候，回到收支平衡而且略有盈余，中国就可以做到进可攻，退可守的不败之地了。
而且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阶段中，不光是中部和西部的基础设施差强人意，而且各地农村的民生建设，比如天然气供气，热水，电力，医疗设施，图书馆等等，可以改善人民生活实际水平的设施，都还是比较落后和缺乏。效法美国1950-1960年的政策，开展一个中西部大开发和农村大建设，不光是中国政府摆脱经济困境的手段，还应该成为建立均富社会的施政目标。
中国的13亿人口，可以说是负担，也可以说是财富，更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潜力最大的市场。这13亿的智力，发明创造力，在解决了教育问题之后，都是可以带来巨大经济增长动力的资源。而当中国人如何考虑应付自己的生存挑战时，正是这个资源为世界文明带来了4大发明。
最近俺看到了一则消息，是关于浙江绍兴农民在房顶上种粮食的故事。而笔者曾经在这方面有过探讨，即在如何解决现在的土地和人口的不均衡问题，可以考虑用现代的大型停车场的方式，开展多层种植的专业化农业问题。这些方面的技术革新，正如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一样，是俺们最需要花钱研究的。
如果这次的内需刺激计划，可以带来在新材料应用，循环再生材料利用，可再生能源上，有所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就一帆风顺了。
除了俺一直鼓吹的新能源（再生清洁能源），新交通（高速铁路连接所有中国50万人口以上城市），新土改（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取消城乡二元化），和经济转型外（外贸导向，到内需和外贸平衡），建立一个全民医疗系统（放弃美国式的私人健保系统，吸收学习英国和加拿大式的政府主导系统），发展中国特有的中医药优势，形成一个中西医结合的医疗体系。争取能做到以防治为主的方法，以中医治慢性病，西医治急性病的方法，合理分配资源，以降低医疗保健成本，而导致一个可以负担的全民医保计划。在医疗系统和医院的分布上，以俺倡导的3小时城市中心为主轴，建立起地区性分工的专业医院分布体系，让任何边远乡村的农民，都可以做到1.5小时的问诊距离。而交通更远的地方，则争取做到互联网支持的远距离诊断，是特别边远地区的人民，可以享受一流大城市的医疗服务。当看病难和治病贵的后顾之忧解决了，中国普通人民才可以放心花钱，增加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