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老田
老田简介
1》老田原籍湖北蕲春。高中毕业后当过三年职业农民，后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外资企业打工，后进入一家国有企业担任推销工作，1999年开始大幅减少商业事务，主要时间与精力专注于中国发展战略与宏观管理问题研究。
2》老田研究援引的思想资源主要为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和毛泽东思想，主要关注方向为国家发展的资源问题与基本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由于全球人地关系日趋紧张，最终全人类最终都必须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走适度发展之路，由于中国人均资源不足，而且无法改变在全球资源分配中间的不利地位，因此必须第一个走适度发展之路。
3》适度发展具有三个方面的涵义：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由于人们拥有的技术对自然的开发能力已经远远超过自然能够容许的最大限度，要在自然资源许可的范围内来安排人们的生活水平，需要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与之对应；二是人与人关系方面，需要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作为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前提和保障；三是中国与外国的关系，由于今天的国际贸易规模的深度发展，一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的不是自己国土上的资源，而是决定于在世界资源分配上的地位，因此发展的基础就具有全球性，由于中国的第三世界地位，中国的发展之路必然需要一种经济和军事上的防御态势，国门洞开的开放无法实现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
4》适度发展问题涉及到经济发展战略，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国际政治问题三大层面，在思想资源方面涉及到历史与文化领域，在联系中国现实方面需要总结中国前三十年与后二十年的基本经验与教训，在人地关系上涉及中国的资源与资源配置和利用问题。
5》跟那些精英们显著不同，由于老田在上大学之前曾经做过三年职业农民，后来又长期在企业里面讨生活，因此老田在分析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时，就常常摆不脱这样的“个人特色”。这从坏的方面来说，是有很明显的“狭隘经验论”倾向，对“普世价值”注意得很不够；从好的方面来说，是对中国的经济运行现实有一些切身体会和现场把握，能够多那么一点点“实事求是”的味道。
6》老田在思考问题方面，最大的特点有二：一是比较注重中国的第三世界国家地位，特别是中国经济处于国际分工底层所带来的重大影响；二是在理论界普遍不大关心的资源分配领域，格外看重中国人均资源不足的现实，以及由此必然会引发的社会关系紧张。由于自己的思考，总是要“加上”这两个重大的视野，又有着职业农民和企业职员的经历，因此在一些基本判断上面，就与主流学界有很大的落差。换句话说，老田总是局限于自己的经验判断，不太相信主流学界反复论证的“制度万能”论断，老是喜欢追问“非制度因素”和“制度的前提”。
一、毛泽东为什么要搞文革和群众运动
在1958年乃至后来的三年中，对饿死人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那些当权派，只有在文革期间才真正受到群众组织一定程度的清算，在当权派内部，他们最多是易地为官而已。在文革之后这些人中间，还活着的倒是都上台了，死了的也都作为伟大英明无辜受迫害的好人予以高规格的平反，前者如王任重，后者如河南的吴芝圃和安徽的曾希圣。
文革之所以必要，其起点就是一些当权派为了自己出政绩，把老百姓的死活不放在心上，为了自己的个人升迁利益，已经达到了枉顾民众死活的地步，而在当权派内部和正常的秩序下这些人责任是无法被清算的。河南“信阳事件”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复辟，中央派出强大工作组去河南查处问题，其中的挂帅人物就是有党内两才子之称的陶铸和王任重，根据河南信阳地区前专员张树藩的回忆，河南信阳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吴芝圃，在陶铸和王任重的包庇下，不仅没有受到查处，反而升了官，而一些被抛出来做替死鬼的，反而是曾经跟吴芝圃的浮夸风和反瞒产运动做过斗争的一些县委书记。
这些被今天中国主流知识精英追捧为“一贯正确”的当权派，如果没有文革中的群众组织的冲击，他们永远无法在官僚体制中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裁，按照农民的说法他们永远是处在“官官相护”之中。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主流舆论宣传，把大跃进说成是浮夸风，或者必然要导致浮夸风，这就不知道是哪一门子高妙逻辑了，实际上只不过为那些负有“人命官司”的当权派的自私自利行为，去找一个开脱借口罢了。不过今天的当权派倒是几十年如一日宣传它，假话说久了也有信徒这本不奇怪，有人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只是一个被动的傻子角色，但另外有人却是主动充当骗子角色的。不过事实是浮夸风只与当权派不干活却要出政绩相关，今天已经不是人民公社了，但是“数字出官、官出数字”还是广泛存在。
毛泽东在1957年反右的时候说，你们民主党派的问题是政治立场问题，共产党员的问题是工作方法问题，看到三年困境时期当权派大刮“五风”枉顾民众死活的事实，很显然他再也不能认为这些人的政治立场没有问题，仅仅只是工作经验与方法不足的问题了。
毛泽东从1963年开始，在党内推动了两大运动：在农村和城市基层政权组织内部开始进行四清和五反，在党内高层开展以中苏论战文章写作为中心的思想教育过程。本来在1963年开始的四清运动中，是要解决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问题的，结果根据刘少奇的“四个交叉”理论和后来的桃园经验开展的四清，执行的方针却是“问题在干部，根子在敌人”，一方面演变成在农村抓什么“新富农”，运动的最重要的方面却演变成对全部下级干部搞“上楼洗澡”和“放包袱”的运动。这实际上是把组织路线和干部考核的一整套制度全部推倒，要把干部在运动中对工作队是否采取合作态度，或者能否主动积极地检举别人作为主要标准来选拔干部，本质上就是要把干部对上级的顺服态度是否达到了不讲原则的地步，作为选拔干部的主要标准来执行，在四清这样的一个运动中，完成以上级某些人为核心的帮派体系建设过程。这样的一个运动方向，被毛泽东抨击为“执行了一条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和搞“驯服工具论”不是偶然的，文革期间对刘少奇《黑修养》的严厉批判，也是针对四清运动中当权派所暴露出来的普遍思想倾向这样的现实而言的，政治上进行的思想批判过程是为了解决严重的现实问题，并非是针对其文字本身和在过去时代所起的作用，去做什么学理辩论和质疑。
实际这个四清运动就是要把那些不讲原则的干部，一味地以上级或者以个别领导为中心的现象普遍化，本质就是要结成死党，然后才可以最有效地保障自己在当官做老爷上的低投入和高产出，即使有什么错误都能够这样一个严密的帮派体系中上下其手予以隐瞒和包庇。实际上反右运动和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一样被当权派做了同样方式的运用。河南商丘地区就把合并过来的前淮阳地区干部打成右派，吴芝圃1957年依托刘邓陶等人的支持发动反对“潘杨王”运动，把前平原省合并过来并担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潘复生等人排挤走；而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是解放后入党的投机分子，通过与上级的结合，把解放前入党的共产党员打成右派。这些本质上都是寻求上下级父子关系和猫鼠关系的一个必然路径，消除或者边缘化体制内那些不好驾驭的因素，强化当权派的地位和作用。1959年的反右倾过程，就更加赤裸裸一些，所以纠正得也要快一些。这样的偏差和倾向在党内长期无法得到纠正，在逻辑上是必须把眼光放在党外去，反右之前的整风过程是失败了，可资利用的力量实际是非常有限，除了群众之外已经很难有别的出路。这个运动过程在当权派的主导下，产生了一种明显的“过滤机制”，本来运动的目标是要解决当权派自身的问题，但是运动方向却被刻意转移到对准群众，或者是把运动用于建设“父子关系”和“猫鼠关系”，这些都是服务于当权派自身的需要。在文革初期的五十天里，运动的矛头仍然是被当权派转向社会的下层。
本来四清开始是针对基层干部和工作方法和作风问题，这样的一个运动方向出来之后，很明显要解决的问题就转移到高层干部的思想与立场上来了。在四清运动所暴露出来如此严峻的事实面前，特别是这样一个明显有严重问题的运动方法，却被各地各级的当权派非常积极和主动地加以推行和落实，就更加显得问题之普遍与严重性了，毛泽东再也不能自欺欺人地认为共产党干部在思想倾向和服务目标上没有问题了，所以23条就明确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在后来的文革针对对象问题上，按照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部署把文革当做“反右”来搞，后来他们做检讨的时候，推说是因为自己不了解毛泽东的意图，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事实恰恰相反，他们非常清楚毛泽东所要针对的对象，但是他们选择自己代表当权派的利益和意愿，而不是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去与中国的多数人利益保持一致。这样的差别不能不说是一个根本的路线分歧，一些帮闲文人如何家栋等人，试图通过四清和文革初期的歪曲描述来丑化毛泽东，并去美化毛泽东的对立面，甚至不惜放弃廉耻地去美化桃园经验，殊不知这一时期的运动开展得非常普及，在中国民众心里具有非常深刻与完整的记忆，恰恰是找错了“定盘星”，结果只能是暴露了自己的无耻。
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非常深刻的，然而要真正认识并承认这一点却不那么轻松。毛泽东在1964年指出，党内一些官僚主义者正在成为吃工人血的阶级异己分子；后来在九大上说恐怕相当一个多数单位的领导权不掌握在代表工人农民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更是非常沉痛地提到：共产党不进城这些地方被蒋介石霸着，进城之后这个党变得不那么好了，这已经是把党员变质问题上升到共产党要不要夺取政权的高度来做对比了。1976年，毛泽东继续深刻地指出，搞社会主义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资产阶级就在党内，走资派还在走。在这个意义上去看，非常清楚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群众，为什么要抛开既有的官僚和行政体系，一定要去探索一种“自下而上的方式发动群众来全面揭露我们的阴暗面”。
虽然毛泽东知道当权派自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但是在文革初期和发动的时候，还是希望尽力避免采用他认为“盲目性很大”的群众运动的。在1964年一次内部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刘少奇等人把群众运动吹上了天的言论，针锋相对地提出“你们把群众运动说得那样好，我看不是那样的，群众运动有很大的盲目性。”按照毛泽东在1956年的界定，大民主是对敌斗争的方式，小民主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作为小民主的整风和批评要毛毛雨下过不停，对于文革这样一场暴风骤雨式运动和这样一种大民主运动方式，毛泽东毕生没有后悔，依据就是他对这个当权派的蜕化过程的经验与判断始终没有变。
二、文革走向群众运动的选择与群众运动的升级
毛泽东自己认为文革是从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开始的，结合后来的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甚至是作为官方认定的文革运动开始标志的五一六通知，毛泽东在最开始采取的几个重要步骤，都是把重点落在文艺批判上，实际上是试图通过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去落实和完成这个认识和思想上革命的最后尝试。然而这些尝试都失败了，官僚机构总是把运动方向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转移，“过滤机制”的结果是巍然不动，很显然在这样短时间内连续出现的过滤机制，已经说明官僚精英群体的问题是，无法在他们把持的组织程序内部去寻求解决的。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才不得不开始着手准备进行群众运动，于1966年5月底到8月初，才开始批发北大的大字报，支持学生建立有明确政治意味的非官方控制的组织，在官僚们拒绝与群众见面的情况下，毛泽东说自己要亲自和那些人不愿意见面的人见面，因此发动大串联。在大字报、学生组织和大串联的冲击下，官僚机构开始被触动了，他们的主要方式就是组织保守派组织保自己，发动工农反对学生。
在这样的时候，毛泽东仍然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希望把群众运动控制在一个相对小的范围内，避免造成社会巨大的震荡，在十六条里面，规定是在地县以下不搞文化大革命，工厂和农村配合四清运动以正面教育为主。是因为各地当权派都调动工农反对学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仍然持非常克制态度，没有轻易地号召工农参与运动；而是于1966年10月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希望通过劝说的方式消弭有可能激化的官民冲突。这个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者有各大区的领导人和省委负责人，毛泽东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要在思想上转弯子，不能再继续与一派红卫兵作对，组织另外一派红卫兵保驾。在这个会上，毛泽东还说我不想打倒你们，我看红卫兵也不想打倒你们，但是你们思想上要转弯子，也不能再那样敌视和害怕红卫兵。（附：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个会议之后，各地的群众运动开展起来了，文革初期受当权派和保守派联合压制的少数派，开始在批判资反路线的旗帜下建立自己的造反派组织，才敢于公开亮出造反的旗帜。工人也开始自发地建立全市性的组织，参与文革运动。上海工人因为自己受到政治上的压制，对当权派的工作作风和方法方面有非常大的意见，对四清工作组工作方式的反感和不信任，也起而建立自己的组织。上海工人的全市性组织---工总司是1966年11月9日建立的，武汉的工人总部就是1966年11月10日正式成立的。这个时候最著名的事件就是上海“安亭事件”，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发给上海工人的电报仍然是“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按照十六条的精神实际上是不同意工人建立组织，来参加文革运动。张春桥在处理这个事件的过程中，实际上是越权给予工人组织以合法地位，这不仅受到曹荻秋等人的反对，在文革小组北部也得不到陶铸和陈伯达的支持。最后是毛泽东支持了张春桥，毛泽东还说“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在安亭事件之后，毛泽东实际上是改变了自己当初的看法，一个方面是工人已经起来了不可能再使用政治压力把他们打下去，第二是已经看到西安、长沙和青岛等地的当权派调动工农反对学生的大量事实，还有就是对自上而下的“正面教育方式”和四清工作组那样一种方式产生了根本怀疑，这样才要中央文革小组组织起草了关于工矿企业文革的文件，在11月中旬的时候和群众代表进行了座谈并征求了意见，又拿到当时陶铸正在主持召开的全国工交座谈会上去讨论，最后才于12月9日发布，在12月15日又发布了关于农村文革的文件。从此文革才从学生运动走向全民群众运动的规模。
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认识到当权派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将会激化，但是毛泽东显然还没有形成要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夺权的想法。在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一天，毛泽东请中央文革小组的部分人在家里吃饭，在祝酒时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并阐述了为什么文革一定要扩展到全民的理由，分析了为什么当权派想尽一切办法反对文革的展开和深入，文革双方所争论所坚持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说这具有阶级斗争的实质和内容。（附王力回忆）
三、夺权与对立加深、力量对比起作用和退却选择
文革发展到夺权，也不是毛泽东当初设想的预案。实际上是当权派为了对抗文革运动，蓄意把社会搞乱的背景下，以弃置生产指挥调度权力的方式来作为一种政治竞争手段，这个时候造反派为了争取支持，就一面发起反经济主义妖风，一面不得不承担起自己并不那么得心应手的、由当权派丢掉的生产和运输的指挥调度职责。在上海大量的学生走上码头参与装卸货物，进入工厂与工人一起上下班，极力维持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避免当权派所威胁的“断水断电断粮停产停运”的局面出现。权力最开始并不是从当权派手上夺取的，而是当权派弃置地上逼迫造反派拣起来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与事实指导之下，毛泽东才号召进行大联合夺权的。而且根据王力回忆录，在上海夺权并打倒走资派的过程中，还有另外的背景。本来因为柯庆施的缘故，毛泽东对上海的干部还是很相信的，所以文革初期的重要步骤都是在上海完成的。最后曹荻秋和陈丕显被点名打倒，实际上是因为面临着造反派内部分裂的形势，有人在学生组织中活动要策划“炮打张春桥”，最后毛泽东为了避免群众组织分裂和内战，才痛下决心抛出曹陈二人的。
在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之后，与此同时几乎遍布全国的有一个“二月逆流”和“三月黑风”，这基本上都是各地军队的当权派，根据军委八条对造反派“坚决采取专政措施”，亲自出马宣布造反派组织是反革命组织，抓捕造反派组织的头头，武汉对工人总部头头的大逮捕是1967年3月17日凌晨进行的。而且在这样的过程中，当权派内部的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不仅已经完成了整合过程，还统一了思想与行动方式。全国各地在1-28军委八条出来之后，都迅速出现了一个造反派称之为“二月黑风”或者“三月黑风”现象，就是通过宣布反动组织和抓反革命这样比较“文雅”的方式来对付造反派；在《人民日报》4-2社论和4-6军委十条出来之后，原来八条规定中间可资利用的“漏洞”不再存在，于是全国各地出现了大规模的武斗风潮。此后全国普遍出现了一个新的武斗高峰，这个时候与当权派合作的保守派，不再是从前破四旧时期的“多数派”了，许多组织就是当权派直接组织起来的基干民兵组织，目的是为了维护当权派的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如武汉的百万雄师。这个时候的保守派组织，基本上不搞什么四大，而是一支真正的别动队，特点就是行动、行动再行动，通过直接的武力进攻把造反派的宣传据点摧毁和组织基地打跨，武汉造反派被打得全国到处避难，以到北京和上海的居多。
从1967年二三月份的逆流和黑风，到五六月份的武斗，当权派的目标仍然是要解决造反派对当权派带来的威胁，文的不成就来武的，明的不行就来暗的，手段虽然有变化，目标还是照旧。这个时候社会上的局势实际上已经失控，各地实际上已经演变成真实的力量对比驱使下的街垒战。各地的当权派实际上并不一定是出自上面什么人指使，乃是出于捍卫自身切身利益的本能而自发地行动的。这个时候如果要继续把“文化大革命继续进行到底”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彻底瓦解当权派的反抗能力；二是进行战略退却避免摊牌与决战，因为当权派实际上掌握着国家机器的组织和动员能力，造反派恰恰不掌握党政军人财物，在力量对比上处于绝对弱势地位。
假定毛泽东在文革中具有全部选择权与决定权，实际上否定了当权派利用自身掌握的国家机器进行各种利己安排的事实，也否定了文革运动中造反派与当权派的对立上所具有的阶级斗争性质，也是为当权派所做的坏事进行开脱的最好借口。
1967年7月21日，毛泽东从武汉处理720的现场不是那么从容地坐飞机撤退到上海，在上海毛泽东对杨成武系统地回顾了一些老军头的历史，如说陈毅是个好同志等等。许多造反派认为全国的革命形势在武汉720事件之后一派大好，好得不得了。但是毛泽东是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杀出来的，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个形势背后的危险，看到了造反派与对立面当权派之间力量对比的严重差距，在一月夺权之后，许多地方的造反派分裂了，相反当权派却在真切的威胁面前空前地团结起来了。因为当权派与造反派的对垒已经非常明显与公开，表现在一月夺权之后就有了二月逆流，这个二月逆流并不仅仅是中央怀仁堂里的口舌之争那么简单，而是反映在几乎遍布全国的二月黑风或者三月黑风上。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在一月夺权之后，当权派的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受到全面而真切的威胁，他们因此就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器所具有的动员与组织能力，实现了军队当权派与地方当权派的整合过程，再加上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所积累下来的丰富斗争经验，要凝聚足够的力量，来消解造反派带来的威胁，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
在当权派基于切身利益并已经完成力量整合的情况下，大概只有进行比较彻底的肉体消灭比如大清洗，才足以瓦解造反派所面临的威胁。如果不想进行大清洗，那么就需要进行战略退却和让步。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在上海对着杨成武深情地回忆老军头们的种种好处不是偶然的，实际上就是坚定否决了要清洗他们的理由。这些老军头们在思想上对文革的倾向毛泽东非常清楚，毛泽东对陈再道的评价是“思想反动、头脑简单”，实际情况就是与陈再道思想一致的人很多，但是公然跳得这么高当然就是因为他头脑简单的所决定的，有鉴于此，毛泽东对陈再道都已经打算网开一面了。
毛泽东是指挥战略退却的专家，即使是撤退也决不能是弃甲曳兵而走，而是要有足以鼓舞士气的胜利效果（至少是表面上的，这对人民的士气极为重要），同意也要保留实力并避免最坏的后果和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有资料说周恩来曾经亲自去上海与毛泽东密谈，回来之后就宣布了对王关进行隔离审查的。这个过程非常有可能的是：毛泽东要避免各地当权派再自行其事，组织和动员武力与造反派决战，各地形势不能容许继续失控，由当权派主导的优势武力对造反派进行的街垒战必须停止，这应该是毛泽东进行战略退却所可以指望达到的合理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有人出面来代表中央政府，控制住各地诸侯，同时以舆论高压和组织措施对武汉军区进行“杀鸡吓猴”式的处置，震慑各地前一段基本上是在自行其是的当权派。然而仅仅靠震慑其效果是不能长久的，势必要寻求让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心服”的方式，至少要让他们看到形势不会继续恶化到剥夺他们既得利益让他们有不顾一切铤而走险的必要，这个时候让步姿态是必须的。王关戚被端出来，就是要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对下是打算对当权派既得利益给予必要关照的---在当权派眼里树立周恩来的形象暗示这样一个行动将由周恩来主导完成，同时也要各地诸侯不能再各自为政，要听中央的，这样可以避免各地要把对造反派的武斗围剿进行到底。
王关戚被抛出来是合适的：一来他们是中央文革里面比较活跃的分子，二来也是造反派力量的象征，特别是王力，刚刚从武汉支左回来。这个被抛出来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真实的力量对比不利的情况下，文革运动转入退却阶段，因此前锋变后卫，后卫为掩护大部队撤退而壮烈牺牲的古老故事重演。当然王关戚被打倒必定是有一个具体说法的，但是真实的说法是永远不会公开的，甚至有可能根本就没有被记录在案。反正有奋斗就有牺牲，不管这个奋斗正确与否，不过这一次牺牲的对象是他们三个，也因为他们三个的级别既没有低到让对垒的一方认为无关紧要的程度，也没有高到足以让另一方觉得如丧考妣的高度。在这个意义上，对陈再道的宽大无边也就很好理解了，本来陈再道在多个方面是具有严重罪行的，对1967年5-7月份死在武汉武斗中的无辜者是确实负有责任的，这个处置方式显然对当权派也具有安慰意义，与端出王关戚的作用相同，一正一反。在这个意义上，王关戚并不是毛泽东要把他们整下去，而是在真实力量对比及其不利的情况下，在当权派的巨大力量优势面前，他们具有必须下台的不得已。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反复告诫造反派“现在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在历史上那些大喊大叫的人，往往是昙花一现的人物，真正有希望的是那些深入思考问题的人。”这实际上是文革已经转入退却的情况下，用一种比较隐讳的方式提点这些完全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年轻人。毛泽东还坚决反对“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在逻辑上说不过去，毕竟全国的大武斗主要是军队在背后起作用的结果，不把幕后的负责人揪出来负责任，不符合起码的法制原则，然而力量对比不行，只能是退一步，而尽量保留可能的成果。这等于告诉造反派，文革进行到今天已经远远超出了力量对比限度，继续下去是不行的，目前只能是这样了。以后的历史进步，要慢慢地去争取，当前力量对比不行的情况下，保留实力是最重要的。速决战已经无法解决问题了，需要主动转入持久战。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有一些著名的蠢材继续往前冲，例如湖南的杨曦光和武汉的鲁礼安等人，最后这些人都锒铛入狱，明智不是在理论上明白应该如何，而是如何在事实把握上掌握必要的限度，非常奇特的是，这些人在30多年前摔了跤，但是到今天仍然不明白他们是如何摔跤的，他们站起来之后就是本能地破口大骂，而且是看见谁骂谁，毛泽东最显眼因此首先挨骂，估计杨小凯等人下次遭遇类似的情况，他们还是要犯同样的错误。(附1967年10月初中央通知下发的毛主席讲话)
四、反向平衡与保护动作
1968年3月24日的“杨余傅事件”，可能是另一个方向上的政治平衡措施，抛出王关戚是为了防止右的方面在各地走极端，对左的方面不利。而抛出杨余傅特别是杨成武，非常可能的是防止在中央一级形成右的势力集结，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在杨成武随毛泽东出巡之前，周恩来亲自嘱咐有什么问题和情况要迅速直接向他本人通报，但是杨成武从任职和领导关系上是应该向林彪汇报工作的，而且后来杨成武从上海回北京之后，也确实曾经公然拒绝向林彪汇报工作。这一事实显然可能来源于这样一种信心：即在力量对比面前文革已经转入退却阶段，林彪的副统帅及其立场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在消退中，得罪林彪也许具有负面作用，但是负面作用越大，象征意义就越突出，可以向当权派占据优势的阵营表示一个彻底的态度，而这样一个阵营当时就是周恩来和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以及老帅们。杨成武的判断可能是负面作用带来的风险是有限的，正面效益是可以预期的，所以这个行为模式是可取的。
但是毛泽东的退却并非投降，而且中央一级完成清一色的整合决非好事，因此这样一个事件可能的寓意是文革没有完，不要高兴得太早。防止反文革势力的彻底复辟，是一个对左的方面的平衡措施，这个时候报刊上开始宣传的反右倾、反复辟就是一个比较清晰的解读。实际上反文革势力的集结还是在中央一级完成了，这表现在1968年成立的中央五一六专案组上，陈伯达亲自出任组长。陈伯达由文革小组长，最得力的鼓吹造反的人，演化为一个为整造反派的柱石，成为1000万五一六冤案的直接前台指挥者，这也可以理解为战略退却时期的一个后果，到底是文人跟风紧，两边倒得快。其实整倒全部造反派的行为，虽然是专案组的领导之下，但是到底是因为符合了几乎全部的当权派的愿望，才得以如此迅速地落实的，参与这一冤案制造过程的，除了党政系统的干部之外，还有军队干部，毕竟当时造反派已经成了气候，而且又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军队干部要真正掌握实权，也必须要把造反派打下去。造反派实际上一方面要抵挡前党政系统当权派的秋后算帐，一方面又要在缺乏行政管理经验和政治斗争经验的情况下应付军队干部的权力之争，还要加上保守派组织的明枪暗箭和弱势条件下组织内部必然会出现的严重分化，结果被他们联手整下去了，1000万五一六反革命份子就是他们的政治枷锁，文革期间的新生政治力量就这样被彻底清算下去了。这1000万人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毕生所办的两件大事中，在第二件大事进行过程中的积极分子。
由于这1000万五一六的原因，毛泽东不得不再次出击，以一个人的力量进行反攻，第一次是在庐山把陈伯达拿下，黄吴叶李邱被迫作检讨。设不设国家主席称不上是第十次路线斗争，毛泽东说不设，大家就都同意不设，称不上是多么大的分歧和斗争；而1000万五一六反革命份子把文革中的新生力量全部打下去，这才是真正的路线斗争。毛泽东发起的第二次反击是1973年12月的十大军区对调，同时要求“权归政、兵归营”，军队对地方政治的干预从此停止了。与王关戚下台的内涵完全不同，陈伯达倒是毛泽东主动要他下台的，而康生在镇压造反派制造五一六冤案这个过程中，显然也是不能免责的。
五、林彪的符号意义
所谓的林彪反党集团，如果作为在特定时期中国政治权力主要掌握在军队干部手上这样一个象征意义上的说法的话，应该是可以成立的，毕竟是在文革中林彪在政治权力体系中上升到那样一个最高的位置上，足以具备作为象征的条件。而且当时掌握政策，并完成对造反派的清算过程的，实际上也是以军队干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最高，也明显具有政治权力争夺的主观意愿，因为当时当权派已经是死老虎，只有造反派是活老虎而且具有相当深厚的群众基础。例如曾思玉到武汉军区任司令员并担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的初期，武汉的老百姓仍然保持着陈再道时期遗留下来的对军区的敌视与不信任感。而且由于造反派曾经受到初期压制，并得到广泛的同情，各个基层工厂在文革中间基本上是海选成立革委会，大部分职位是为比较坚定的造反派所占据，结果是他们基本上只听造反派头头的话。曾思玉作为武汉军区司令员和湖北省革委会主任，当时基本上玩不转吃不开。这样一个军队人员介入政治的后果，也是调动完全不懂政治的人去干预政治，与文革初期调动工农反学生的原理相同。让军宣队与工宣队在政治上起决定作用，实际上就是利用他们的不懂政治，利用看不懂两报一刊社论的人去占领毛泽东思想宣传阵地的后果是仪式化、教条化，把造反派手上的毛泽东思想旗帜抢夺过去。天才论与仪式化就是要拒绝分析和掌握。
但是说林彪本人参加过这样一个集团的积极活动并起主导作用，至今是缺乏象样的证据的，至少今天还没有看到。从当时的观点看，林彪本人对文革的开展是有功的，后来因为林彪身体不好，很少出面主持工作，对在清队和一打三反中，把运动的打击方向转向造反派和牛鬼蛇神这一重大问题上也没有什么具体责任，因此在毛泽东那里不存在要处理林彪的理由。倒是周恩来经常率领作为政治局委员的黄吴叶李邱出面，当然还有康生与陈伯达（除周外，这些人就是后来定性的所谓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一起处理各种重大事务，决定各地的运动方向，支持或者谴责各地的造反派或者当权派，主导后来中国各级机关的政治利益与力量格局的实际分配过程。如果依据以上事实，那么应该把林彪与军队干部的作为分割开来看，他在打击文革新生力量这一关键问题上，也没有什么罪责特别需要追究的，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称不上多么严重的问题。后来谋害毛泽东的举动，即使存在的话，有99%以上的可能性是出自他那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儿子与老婆，在政治压力面前的错误应手。当然至今为止，并没有象样的证据表明林彪对谋害毛泽东负有责任，或者他本人对毛泽东有什么大不敬，相反从林彪的许多讲话和思想倾向看，无论是在中国革命时期还是在文革期间，林彪倒真是称得上党内高层毛泽东唯一的知音，甚至在1966年那个著名的“5-18政变经讲话”中，提到毛泽东身后将会如何，站在他自己的立场，对照1976年10月发生的事实，确实也是不幸而言中。
六、当权派与造反派对垒过程中“压迫引致反抗”的连环套（以武汉为例）
1966年文革初期的五十天，是刘邓主持并指派工作组操纵群众运动，目的是要把文革变成第二次反右。根据王任重的笔记，文革按照刘少奇的布置是要打出30－40万右派，王任重据此计算要在武汉高校学生中间抓5％的右派。这个抓右派过程的锋芒所向，造就了文革第一批坚定的造反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发布之后，他们就公开建立自己的组织，以要求平反和交出黑材料为斗争目标和手段，争取政治舆论同情。这是文革对垒双方交手的第一回合。
在当权派调动工农反对学生之后，上海和武汉等地的工人也自发起而造反了，张春桥追认了工人组织的合法性，毛泽东最后支持了他，1966年12月9日发布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规定，修正了十六条的限制，追认工人以组织起来参加造反运动的权力。此后，当权派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消极抵制，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试图“破坏生产压革命”，结果引发了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夺权。这是文革的第二回合。
夺权之后，三元帅大闹京西宾馆，发布“军委八条”，各地依据军委八条宣布反革命组织并进行逮捕，借以压制造反派。二月逆流是军队和地方当权派紧密结合，准备为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来采取必要手段的意志在充分表现。四月二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四月六日“军委十条”明确取消了地方军政当局宣布反革命组织和抓反革命的权力。一些地方开始集训基干民兵，准备武力压制造反派，如武汉“百万雄狮”中的核心组织“红武兵”就是一个基干民兵组织。结果在全国出现一个普遍的武斗时期，到720事件告一段落。这是文革的第三个回合。
1967年大武斗之后文革在毛泽东指挥之下转入退却，中央在短时间内迅速队全国的群众组织性质进行表态，从而在表面上使得造反派有了一个胜利和合法性承认，并在三结合过程中以群众代表的身份参与新生的革委会政权。而从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造反派就又成为打击的对象，文革初期当权派威胁将要进行的“秋后算帐”工作开始了，而且清算造反派的主要凭借力量，仍然是文革初期“调动工农反对学生”的翻版，让那些对政治完全没有概念的群体来搞政治，利用人们心目中“当官还能整吗？”这样的顽固印象，去执行清算造反派的过程。工宣队和军宣队进清华是为了解决清华大学的武斗问题，然而被引用到全国其内涵就完全变了。文革初期挑动工农反对学生造反，实际上是利用那些完全不懂政治的人去干预政治运动，现在的军宣队和工宣队在全国普及，是依据同样的原理去追求同样的目标。这是文革的第四回合。
原来的造反派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起来造反的，依据是毛泽东的讲话和两报一刊的社论，去把握运动方向的，这也是造反派的一个唯一的优势：具有舆论上的支持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代表身份。这个掌握方式必然要为军宣队和工宣队所反对，他们具有事实上的优越政治地位，但是他们多数人的文化水平却并不怎么样，因此对毛泽东思想的分析和把握必然要按照现实的政治地位重新界定，按照他们觉得方便的方式去重新确立标准，结果是仪式化的“三忠于”“四无限”和“忠字舞”代替了原来的分析研究。忠字舞的发明也许具有偶然性，但是推广和普及到那个程度，就不是偶然性能够解释的了，这是因为社会上强势群体在背后推动的结果，工宣队和军宣队是为了获得与自身优越政治地位相称的文化地位，而当权派则乐意看到造反派的文化地位被剥夺。
这对于造反派而言，是一个最严重的被剥夺过程，他们本来就处在受压制的地位上，是因为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分析才使得他们免于当反革命和右派的危险，他们唯一的凭借就是毛泽东思想比较正宗，现在他们一无所有了。在这样一个悠关造反派生死存亡的毛泽东旗帜争夺战中间，他们结果是一败涂地。
造反派没有本来就没有政治、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也不掌握党政军人财物，唯一的凭借是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代表身份，勉强算是有一个文化上的优越地位，这是他们起而造反的全部倚仗，现在这个最后的依托，在忠字舞兴起之后也丧失了，他们就只剩下被“秋后算帐”的份了。1970年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国揪出了1000万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湖北省在1970年召开两次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这个大会的基调仍然是调动工农来反对当初的造反派；1971年专门在武钢这样一个小范围，就通过在造反派中间抓坏人的方式，把那些历史上有些小问题的人例如在三年困难时期做过小生意的人等，一次就枪毙了13人；在1972年的“批极左”运动中，湖北省和武汉军区准备对造反派的头面人物进行“杀关管”，并不仅仅满足于把他们打成反革命而已；1973年开始成立新的工会，这个工会不承认1967年造反派大联合时期的“工代会”的合法性；从1968年末期开始，各级各类的“五不准学习班”大量把造反派作为对象进行专案审查。针对这样的情况，毛泽东在上面非常不满地对周恩来等人说：现在是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这个时期当权派的注意力，主要就是集中在如何联合起来整造反派上，他们自己不拿国事当责任，把国家经济和政治搞得一团糟，还要批什么“极左”，拉那些被他们打成反革命、长期住在“五不准学习班”里的造反派出来垫背。这是文革的第四回合的继续和升级过程。
这样的一些矛盾的积累，在1973年开始爆发了，武汉造反派在运动开始的诉求非常简单和明确：“要四大不要五不准”“还我革命工代会”。接着十大的召开，他们就利用王洪文关于修改党章报告上的反潮流字句做文章，要发扬革命的反潮流精神。这个时候造反派已经相对成熟了，再也没有了什么钢派新派的争执，区别主要在于反抗的激烈程度不同，针对对象不一样。这个时期武汉有三个相互区别的流派在分别活动：一拨人是“街头派”或者称为“社会流派”，他们的活动方式主要是出大字报、在街头机会演讲，诉诸群众和社会同情；第二拨称为“议会派”，他们参与省市委主持的“首义路招待所座谈会”，面对面地向省市委提出要求，要放出以前被关在监狱里的同志，承认大联合组织的合法性，为受冤枉的同志平反昭雪，推倒一切侮蔑和不实之词，落实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等；还有一些就是在三结合中担任省市委常委以上的职务的，被称为“投降派”或者“受招安派”，他们在体制内部有些发言的机会，他们反对在街头活动，主张利用已经取得席位，在体制内部进行合法斗争。这三个派别虽然有区别，彼此也有一些小的摩擦，但是大体上是相互配合的。
在1973年底八大军区对调之后，就实现了“权归政，兵归营”，地方上和军队干部的统一战线解体了，特别是在这样的大幅度变动背后，军队内部和地方政府内部的错杂矛盾都凸现出来，无法一致对外。在批林批孔问题上，许多造反派根据自己的切身感受，不满足于把矛头仅仅对准林彪，要求批周公、批礼治。特别是挟着这样一股庞大的声势，要求批判“走后门”，结果湖北省委许多干部出来贴大字报并签名，说要把自己的儿子姑娘从推荐上大学和军队里退出来。结果这样一个形势，是毛泽东自己终结的，对造反派的“补台”和“平反”工作，也不了了之。毛泽东大概还是基于1967年那种担心，唯恐当权派又联合起来，导致局势失控，更可能的是毛泽东对于那些老部下的乱来已经宽容到放弃原则了。不过这一次的形势确实已经与1967年不同了，当权派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难以凝聚共同的意志了，作为当权派意志难以凝聚的必然表现，湖北省委的主要领导还曾经和造反派合作去搞揭批运动；而且造反派也已经不是1967年的造反派了，内部那么容易被渗透和瓦解，内部的分化和对立情绪已经微不足道了，合作与共同奋斗已经成为主流了。这一次是毛泽东自己出来说：算了，算了。第五回合是接着第四回合的升级而来，但是最后是偃旗息鼓而去。
1975年邓小平以整顿“软懒散的班子”为名，以新干部没有经验为借口要求下放他们去农村积累经验，四人帮在报纸上批判经验主义。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勉强算是第六个回合。
七、接班人选择与转折的出现
后来毛泽东选定华国锋作为接班人，大概没有什么疑问。对于知识精英群体来说，选定王张江姚中的一个，显然符合思想倾向上的一致性。但是政治家与清客和帮闲文人一流人永远有区别，政治永远要尽可能争取多数人的支持，最底限度也要减低对垒一方的反抗激烈程度。从这个意义上去看，华国锋是一个合格的人选，比王张江姚任何一个人都要合适，这从后来所具有的相当规模的凡是派就可以看出，在文革期间曾经作为走资派被一度打倒过的王任重和张平化，都是后来的凡是派。华国锋还很合适的一个原因，据说他在毛泽东跟前非常老实，不讲假话，毛泽东大概认定他不会搞阴谋诡计，这也是新领导人所必须具备的一个品德，从后来的事态演变看，这一品德简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保卫文革的成果，避免在血雨腥风中交班，应该是毛泽东追求的一个目标，毛泽东曾经在1976年6月5日，明显表达过这个意思，具有政治遗嘱的味道。毛泽东临死前，他对身边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因此毛泽东必然要选定一个受当权派反对程度相对小的人，而且这样一个人也不是不能沿袭毛泽东的思想遗产的，因为经过文革这样一个运动，各人在政治上的倾向是相对清晰的，可以依靠的人与不可依靠的人阵线相对明朗，华国锋不需要特别聪明睿智，只要不糊涂就行了。如果华不是试图独揽大权并为此排斥自己感到难以掌握的不安定因素，应该不至于采取一个非常明显不利于自己政治生命的短视行动。有一个故事说，一个齐国人在抢金子的时候，是只见金子不见人，结果被人当众捉住。华国锋这一行为大概也是属于在想着要抢金子的时候，眼睛里完全看不见人的那一类，这样的行为选择恐怕确实是无法提前预计的，只有在他本人真切地面对金子的时候，才真正面临“抢与不抢”的艰难选择，这样的选择恐怕也只有在他本人在金子面前才会清晰起来，也许他自己前一天都不知道自己将会如何选择的，这样的事情恐怕真的只有天知道了。
八、精英阶层的整体化过程
1978年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不是什么代表全国人民的，连全国精英都代表不了。不过这个讨论的目的倒是指向明确，就是要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最高地位的，有了这样一点可怜的舆论准备之后，1980年就堂而皇之地把民众的发言权从宪法中拿掉了。而且根据新刑法，进行与法理完全不相适应的“溯及既往”去追究，那些在监狱里面已经关押数年的、真正受到广大老百姓同情和支持的那些人，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押上审判台。当权派是统一的，文革中间和文革后没有什么思想倾向上的变化，在文革中镇压老百姓的是他们，现在排斥老百姓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仍然是他们。对于造反派而言，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受审判和被判刑的罪名，还是在1967年二月逆流或者三月黑风中的罪名，在清查五一六时期被整的黑材料现在被法庭用作证据，他们不可能不认为当权派在文革期间与文革结束后是同一个当权派群体；对于当权派而言，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法庭审判中，他们对造反派在1967年被抓进监狱和后来清查五一六期间造反派蹲“五不准学习班”的时间，也是认帐的，都统一折算、累加并抵减相应的刑期。双方应该说在文革前后都有共同的感受，对方就是从前的对立面。
因为今天老百姓已经失去了反抗的权利和合法的反抗方式，从建立反抗组织的权利到说话的权利都没有，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精英阶层感到称心如意不是偶然的，当然他们也非常清醒，毕竟他们的巨大优势是建立在老百姓失去表述自己意志的机会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所以一切有利于老百姓组织起来乃至发言的机会，必须毫不留情地予以否决，妖魔化文革当然就是要实现这一目的，明明是当权派镇压造反派引发的武斗，也把责任推到造反派头上，还要把他们捉进监狱去关起来。今天的精英主义者就是沿着当权派镇压群众的思路去寻找最好的理由，说老百姓的要求和行动只会带来混乱和贫困，只有听任精英阶层的“管理”才是唯一出路，任何与此不同的想法都是反党或者是篡党夺权的行为。
本来在文革初期，经过“血统论”的大辩论和“怀疑一切”的大辩论，当权派理应该受到群众监督的舆论基础已经牢固建立起来了，实际上已经做到了把国家机器和掌握国家机器的官僚们分开看待，使得他们丧失了国家利益当然代表的身份。而1980年代中国主流知识精英从“伤痕文学”开始，通过个案描写方式，重新树立了干部就是党和正确政策的化身，是国家人民利益当然代表的形象，把国家机器和掌握国家机器的官僚精英群体一体化，宣传和恢复了一种典型的“朕即国家”“老子就是党”的理念。
二○○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二○○三年九月八日修订
